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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哥代贴《一位革命前辈的遗言》

九哥 (发表日期:2009-04-20 22:22:26 阅读人次:7104 回复数:132)

   九哥注:我收到一位革命前辈的遗书,贴出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前面和后面一些私人的话语都被删除。

  
……

  
1946年,我在武汉大学读英国文学。当时,我是个20出头的青年,正处在思想体系形成的时期。受共产党地下组织的影响,我开始大量阅读马克思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使我对私有制社会产生了疑问。让我们简单回忆一下中国的近代史∶在满清时期,中国许多社会精英和知识分子大骂政府,说中国的贫穷落后是满清政府的腐败造成的,只有推翻满清中国才能富国强兵。结果大家起来闹革命,把满清政府推翻了。可是后继的北洋政府,仍然没有让中国富强起来,于是大家又组织起来,推翻了北洋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可是国民党政府搞了几十年仍没让中国富强起来。这些残酷的事实使我得出一个答案∶不是哪个政府不好,而是社会制度不好。只有彻底打破落后的私有制,建立先进的公有制,才能国富强民。

  
当时的三民主义,提出的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而中国是个农业国家,资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

  
是毛泽东把马列主义与中国的现实条件相结合,创立了一整套如何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建立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理论。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毛泽东思想”,也就是毛主席对中国革命和中国人民所作的最伟大的贡献。

  
和广大穷苦大众参加革命不同,我和中国的许多知识分子社会精英一样,并不是单纯为了打土豪分田地翻身过好日子这个朴素的目的,而是从理论上相信了社会主义公有制是科学的进步的,是人类发展的必然方向,相信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正确,才参加共产党,衷心投入到革命队伍里去的。二战后中国共产党的走强以及国民党的衰落,让我更坚信了这一点。

  
有人说我党是个流氓坯子政党,这一点我不能同意。虽然我党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曾吸收过一些流氓坯子入党,但我党的基本成分仍是工农群众中的优秀分子。1949年我党能最终领导人民取得政权建立新中国,就说明我党是得人心的。

  
那么,社会主义究竟好不好,我们是要靠事实来说话的。我试着列举一些不争的事实,来说明我党是如何带领全国人民从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

  
解放前,中国的现代工业几乎等于零。我们连一根火柴都不能生产。以前不叫“火柴”,而叫“洋火”。还有“洋油”“洋钉”“洋桶”“洋瓷缸子”,几乎什么都要带“洋”字。

  
解放后,我们首先在东北地区建成了制造飞机、汽车、重型机器、精密仪器等近六百个重要项目;新建武汉长江大桥;修建三十多条铁路,使南北贯通;还有康藏、青藏、新藏公路建成,沟通了西藏和各地的联系。

  
解放后十年内,建成武汉、包头两大钢铁基地;还有大庆油田、胜利油田、大港油田。到1965年,石油已经全部自给。电力工业的增长也很快,十年中,农村用电量增长了近70倍。另外新建铁路八千多公里,建成兰新、包兰等铁路。尖端科技方面,成功试验了第一个原子弹,研制成功了结晶牛胰岛素。

  
“十年中动乱”中,虽国民经济损失惨重,发展减慢,但仍取得了一些成绩,如湖北第二汽车制造厂,南京长江大桥,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等。在国防科技方面,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氢弹、人造地球卫星。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把农业放在首位,农村经济得到全面振兴,粮棉产量稳步增加,跃居世界首位。工业方面,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革取得重大进展,建成一批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技术水平的工程项目,如宝山钢铁公司,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大亚湾核电站和京九铁路,近年的三峡工程,青藏铁路等。对外经济贸易和技术交流也打开了新局面,还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也都蓬勃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中国航天事业不断创新,从1979年远程火箭发射试验成功,到“神五”“神六”的载人航天飞行成功。

  
翻翻我们的近代史吧。中国人,一直就是一个挨打的民族。但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开始,我们的国家彻底告别了被压迫被欺负的历史。我们强大的军队和国防,在抗美援朝战争以及其他一些边界冲突中,没有丢过一寸土地,保证了祖国的统一,50年保持领土完整。解放初期,当时还不太强大的我们,没有屈服于苏联的压力,没有把自己绑在苏联的战车上。我们战胜了外国反华势力先后对我国进行的孤立、封锁、干涉和挑衅,巩固了国家的独立,政治的独立,敢对世界列强说No。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严峻情况下,我们经受住了考验。我们的祖国昂首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在教育方面,解放前,我国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而现在,我国已经基本消灭文盲。1983年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对世界,面对未来!高考制度恢复后,高校生从每年几十万发展到几百万。

  
在外交方面,我国政府和人民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制定的外交路线和方针政策,开辟了我国外交史的新纪元。作为联合国成员,全世界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已有一百二十个,我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贸易关系、文化联系和友好往来正在不断发展。

  
在医疗方面,解放后,实行了公费医疗和合作医疗制度,消灭了或者基本上消灭了烈性传染病,人口死亡率大大下降,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虽然目前的医疗改革还有些欠缺的地方,但进步与提高是过去无法想象的。

  
在体育方面,我们成功地举办了北京奥运。我们的运动员们为国争光,从1984年中国获得奥运首枚金牌,到2008年北京奥运获得金牌总数51枚,位列世界金牌榜第1位!在铁的事实面前,谁还敢说我们是东亚病夫?!

  
有人指控我党折腾了几十年,害了所有的人。我不否定,在过去的几十年内,我党在带领全国人民奋斗的过程中的确犯过一些错误走过一些弯路,有些错误和弯路甚至是很严重的,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极大伤害。

  
但是,任何一个人,一个党,都有他成熟的过程。在我国社会的每个阶段,主要矛盾是不断变化的。我党正是根据这种变化,不断调整完善自己。中国共产党理论成熟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马列主义中国化,即将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便是我前面讲过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理论。它解决的:在解放前是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在解放后是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

  
第二阶段,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理论。用大家熟悉的说法,就是“白猫黑猫;发展是硬道理”的理论。这一时期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邓小平理论重点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第三阶段,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 (1,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解决了在当前历史时期“共产党的性质”问题。他同时正式提出“不把实现共产主义当成奋斗目标,而只当成远大理想。”完善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把“建设社会主义”提高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我党一套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凝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以及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

  
人类历史经历了“三次科技革命”:蒸汽机的发明推动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开展;电力技术的发明促进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迅速发展,使人类社会进入信息时代。与欧洲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我们起步晚、基础差、底子薄。但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的今天,我们并没有甘于落后。我国人民在我党的带领下,以我们的勤学苦干和聪明才智,正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大量外国企业到我国来寻求廉价劳动力。我们有“世界工厂”之称。但是,给人家作嫁衣裳绝不是我们的国策。我们只能暂时把那当成是交学费,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我们终究要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因为,只有通过自主创新,制造我们自己的产品和品牌,才能真正实现自身价值和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在世界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举了这么多的例,大家应该看到,我党并不是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实际上我党无论从政治政策上还组织成员上,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一直都在发生着变化。我们的党,过去、现在、将来都会不断改正自己的错误,调整自己的路线,最终带领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全世界,也只要在共产党当政的时代,才能看到真正崛起和强大的中国。

  
然而,无论如何变化,都不会改变“我党是由中华民族的精英分子所组成”这一事实。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跟中国共产党抗衡。所以说,无论我党将来发生怎样的变化,只要它不自己改变“中国共产党”这个称谓,中国共产党就不可能被推翻也无法被替换。也就是说,党是可能被改变的,但不可能被打倒的。所以,还是那句老话:“只有入党,才能救中国。”,

  
有人对我党解放后所遭困难的种种牢骚,我要说:有些灾害是自然条件和历史的局限性造成的,还有许多实际问题和困难是任何政党任何政府任何社会制度都会碰到的,与我党的政策没有直接关系,所以,不能不加分析地把什么都赖在我党的身上。

  
尽管我党今后还将不断摸索和调整,但我已经可以预见,那就是在将来的一、二十年内,中国将发现巨大的变化,中国将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国家,全世界人民对“东亚病夫”的中国人将另眼相看,全世界的国境都将对中国人开放……只可惜我身患重病,医生说没有几天活,所以看不到那一天了,尽管我感觉离那一天是多么的近。

  
罗罗嗦嗦讲了一大通,算是我给整个后代的一封信。也借此对我衷心信仰和为之工作了几十年的中国共产党,以及我自己的人生作个反思和总结。

  
最后,你不要问我是谁,只要记住我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员。

  
……

  


  
PS:九哥注:大家读到这篇遗言时,这位革命前辈已经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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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121]: 不要再和老王过不去了 四海为家 (2009-04-23 12:29:02)  
 
  建议送给老王一面锦旗,上书四个大字:“中流砥柱”。

  


  
小木樨花,深层次,你们都说的不错,但是从你们的话里得益的不是老王,而是我们这些旁观者。

 回复[122]:  小木樨花 (2009-04-23 12:48:47)  
 
  〉〉小木樨花,我还是要建议你少说几句。你懂历史吗?那时工农红军有那么多枪吗?

  
王者非王,参军了就有枪可不是我说的,我不是说可能只是给老兵抗竹桥么。

  
你自己说的,别贡献到我头上哟:

  
〉〉把别人拴上就走,连跟家里人打招呼的机会都没有,人家能不恨你吗?对这么恨你的人,你还往他的手上塞一杆枪,那不是烧火棍啊,是可以杀人的武器啊。你就这么放心把杀人的武器放到恨你的人的手里吗?

  

 回复[123]:  东京博士 (2009-04-23 12:53:46)  
 
  [94]: 小木樨花 (2009-04-23 10:15:06)

  
可惜国内的同学们不能上东方哦,不然看到这样的讨论,看到无知无识被西方假信息蛊惑的小木樨花被王者非王网友渐渐说服,应该大受教育,大有拨乱反正的效果啊。

  
————————————

  
“镜子”里回帖提到了“东方”,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估计把老王看得云里雾里。。。。

 回复[124]:  吴卫建 (2009-04-23 12:56:26)  
 
  抓壮丁还没完呀。

  
稍思索了一下,俺的推测是,红军征兵来源大致为,1)如老王说的,人穷,当兵有饭吃,跟红军队伍走了。2)由于红军擅长宣传,说穷人要闹革命分土地才有好日子过等,为此,村里小伙子也参加红军了。3)也可能有一些是被动的,如红军兵源不足时,村里的农会干部和红军会三番五次来你家动员你参军,还做政治思想工作什么的,那位”那位黄姓老人(坐板凳的那位)”可能会是这样参加红军的。这是我推测的。

  

 回复[125]: 深层次说这话有依据吗 科长 (2009-04-23 13:01:53)  
 
  >>后来在在日华人论坛混,结果一帮五毛就买通了坛主,毁掉了论坛。

  


  
我倒是觉得主要原因是那里的坛主疏于管理。至于有没有什么深层次的原因不清楚。

 回复[126]: 谈谈共军是怎样抓壮丁的 资料 (2009-04-23 13:13:57)  
 
  http://www.zker.cn/Group/Article/7281

  
谈谈共军是怎样抓壮丁的

  
有些革命同志口口声声控诉万恶的蒋匪军以多么多么不人道的方法抓壮丁,好像共军抓壮丁就是文明的人道的,其实不然,蒋匪军抓壮丁总还算是照章办事,大批壮丁死亡,考虑到当时恶劣的条件,多少还情由可愿,而共军抓壮丁就不然了,坑蒙拐骗,花样百出,无所不用其极。在共军建立初期,共军除了从国军拉来的人以外,主要就是吸收各地地痞流氓兵痞,黑社会分子,直到上了井岗山,共军的成分主要还是农民加流氓,老毛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就说:“红军的成分,一部是工人、农民,一部是游民无产者。游民成分太多,当然不好。但因天天在战斗,伤亡又大,游民分子却有战斗力,能找到游民补充已属不易”。当时的共军和黑社会组织哥老会走的很近,有段时间还喊出了那里有红军那里就有哥老会的口号,基本上就是同气连枝了(见周恩来《关于哥老会问题》)。

  
后来共军有了地盘,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原来的地痞流氓的军纪太坏,以至于“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见《井冈山的斗争》),二方面,共军需要扩编,所以就大搞扩红,那么怎么扩红呢?

  
一是鼓动。毛泽东在《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一文中指出:“在每次分配东西群众斗争热忱最高涨时,要适时地提出扩大红军”。就是在这样的场合兴国县大地乡曾一次动员了十三个人当红军。对于经过屡次动员而无动于衷的农民则组织“儿童团,耻笑队,宣传三四次不去便耻笑他”(《长冈乡调查》)。

  
二是利诱。一九二八年湘赣边区《土地法》中规定:“红军及赤卫队的官兵,在政府及其他一切公共机关服务的人,均得分配土地,如农民所得之数,由苏维埃政府雇人代替耕种”。雇人代种的标准是:农忙时每家帮二十五个工,平时平均每家帮十个工。红属帮助红属,每天需付一毛半,红属帮助群众,每天能得两毛,群众帮助红属则不付钱。而遍布苏区各乡的油盐肉合作社、布匹合作社,只有红属才给赊帐。货缺时,红属先卖,减价百分之五,社员后卖,不减价,非社员再后卖。其粮食调济局,卖出时先卖红属,再卖给困难群众。卖给群众要扣除损耗。红属无钱可以借粮,秋后归还,不取利息。无疑,这样的优惠条件在极端贫穷落后的农村地区对广大农民有著极大的诱惑力。

  


  
三是征兵。苏维埃《宪法大纲》就规定了“实行征兵制度”,苏区的征兵就是通过强行摊派兵额,指定各村限期完成。毛泽东《长冈乡调查》关于扩大红军一节中就有生动记载:在“扩红”会议上,“长冈村代表答应扩大五人,塘背村代表答应四人,新溪村代表答应三人,泗网村代表答应三人,共十五人,限十一月三十日做到”,这至少说明有一部份农民参加红军并非是出于自愿。

  
四是收编俘虏。通过宣传鼓动、利诱和胁迫,一些农村甚至出现了男子都当兵吃粮的局面,如兴国县长冈乡十六至四十五岁壮年七百三十三人,当红军做工作三百二十人。才溪乡上才溪村十六至五十五岁男人五百五十五人,当红军四百一十九人。下才溪十六至五十五岁七百六十五人,当红军四百四十二人。未参加红军的在乡男子也编入赤卫队、儿童团,如长冈乡在家二十四至四十五岁男子编赤卫军一排,全乡六十六人,除重病残废二十人外,全部编入。同龄女子编赤卫军一连,全乡二百四十六人,除病残二十六人外,一律编入。十六至二十三岁青年编少队一大队,男女合编,全乡一百零一人,除病残十五人外,一律编入。所以就必须再收编俘虏了。

  
那么这些淳朴的农民在加入了共军以后,是否能够享受到革命同志宣称的同志般的关爱呢?不然!当时的共军,军官对士兵动不动就打骂体罚,甚至于上私刑,士兵生活极其悲惨,不断有士兵因为无法忍受而逃跑。

  
老毛在《废止肉刑问题》一文中披露:“各部队中凡打人最厉害的,士兵怨恨和逃跑的就越多。最显著的例子,如三纵队第八支队部某官长爱打人,结果不仅传令兵、伙夫差不多跑完子,军需、上士及副官都跑了。九支队第二十五大队曾经有一时期来了一个最喜打人的大队长,群众送给他的名字叫做铁匠,结果士兵感觉没有出路,充满了怨恨空气。特务支队第三大队打人的结果,跑了四个伙夫,一个特务长,两个斗争好久的班长,其中一个名萧文成,临走留下一封信,申明他不是反革命,因受不起压迫才逃跑。四纵队初成立时,一、二、三纵队调去的官长,一味地蛮打士兵,结果士兵纷纷逃跑。二纵队逃兵比任何纵队多,原因虽不止一个,然二纵队下级官长的大多数打人的习惯最厉害,乃是最重要原因之一。二纵队曾发现过三次自杀事件(排长一士兵二)。体罚虐待,使下级兵士不无法忍受,纷纷出逃。如长冈乡一次逃兵七人,下才溪一次逃兵就有二十五人。迫使各乡苏维埃政府不得不成立以苏维埃干部、红属妇女和儿童团组成为宣传队、突击队,在各乡开展逃兵归队活动。”

  
共军抓壮丁,有一个秘诀,后来成了共军得天下的法宝之一,那就是土改,不过土改的目的并不是分地,而是斗地主斗富农,反正就是要人斗人,斗得鸡飞狗跳,鲜血横流。实际上就是用各种方法制造矛盾,让一部分农民和另外一部分农民结下血仇,然后这部分农民为了活命,就只好死心塌地跟共军跑了,替共军打天下卖命,这其实就是逼上梁山的现代版。但是这种手法的残忍性和反动性也是举世罕见,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说是反人类,反社会的暴行,毫不为过。

  
关于土改,这里就谈谈内战时期,共军是如何利用血腥土改达到逼人上梁山的目的。以及土改中的种种暴行。

  
实际上在华北的很多地方,因为经过共军的长期管制,所以这里的土地矛盾和两极分化已经很小了,很多地方的地主几乎都没有了,连富农也没几个,就只有些中农,这些中农的生存状态不过就是有几亩地,不雇工,有吃有穿,日子过得去,生活水平和现在下岗工人差不多。结果呢,在胶东等很多地方,这些人就要全家被杀,还要斩草除根,不但家中子女全部杀光,孕妇肚子里婴儿也要切开肚子摔死。烟台的共军老兵孙佑杰写了一本书,详细的描写了胶东土改,包括种种血腥内幕,可惜没有一个出版社敢于出版,不过有兴趣的人可以和他联系,先睹为快。

  
之所以要采用这种残暴的手法,而不是像日后陈诚在台湾的那种和平土改(事实上台湾的和平土改代价低的多,效果也更好),那完全是因为土改是为抓壮丁服务的,如果抓不到壮丁,共军的土改就毫无意义,而只有暴力土改才能起到拖人下水的作用,这招只能用“阴毒”二字来形容。

  
1946年,内战爆发之时,共军的抓壮丁并不顺利,大家都渴望和平,不希望内战,所以在共产区,并没有多少人甘心加入共军,替共军打天下,很多地方要靠抽签强行摊派抓壮丁(见《任河正×支部工作中的思想领导和群众路线》),在这种情形下,不扭转人们的情绪,激起根据地老百姓对蒋匪军的敌忾心,仗就难以打赢。按一般军事学的常识,战争动员是需要仇恨的,国内战争不同于民族战争,为了能与国民党一决雄雌,原有的组织动员体制显然不能适应现实战争的需要,如果不形成两大极端阶层的对立和敌视,是不足以使处于明显弱势的己方取得胜利,这两极,一极是底层劳苦大众,一极是地主阶级,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则是地主阶级的总代表,这样,离农民相当远的蒋介石就通过地主阶级这个中介,成了农民近在咫尺的敌人。“使农民认识到老蒋小蒋的联系,自觉地参军参战,打垮大老蒋的进攻。”(见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史料丛书之五《土地问题》第309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但是并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很多地主给你斗的,甚至有些地方,别说地主,富农都没两个,那也没关系,没有富农有中农,不行的话什么小商小贩也可以抓来斗,反正对象总是有的。渤海区惠民市,在渤海土地会议期间,会内会外结合。王力的土改工作团在惠民城里搞了一个斗争会,把李震等受批判的干部弄到现场去受教育,眼看着一个靠炸鱼炸虾挣钱的小商贩在现场给活活打死了。这就是康生、王力在土改中树的样板。据档案馆所存《关于惠民市土改复查中乱打乱杀典型事例调查》报告称,惠民市共打死150余人,其中有一般的农民,甚至还有中共的干部。沾化县8个区4739个被斗户中,有1648户是中农,占三分之一还多。在这种恐怖气氛下,据当时不完全统计,全区逃往敌占区者达万余人,在这种红色恐怖下,人人自危,百姓争相逃命,逃离共产区,其中不少是纯粹的劳动人民。

  
通过这种手法,原本是和睦相处的乡亲邻里,转眼间就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俗话说 “杀人尝命,血债血尝”,那些因为红色恐怖而家破人亡,被迫被井离乡的人,当然对斗他们的人充满了仇恨,这时候,党妈的干部就不失时机的告诉那些糊里糊涂结了仇家的农民,他们只有跟着党妈干革命才有出路,陈伯达,曾经将土地改革运动所有的过程,总结为11个步骤:第一步,调查研究,确定斗争纲领。第二步,派工作团(队)下农村。第三步,下乡的工作团要将已定之斗争口号公开宣传(演讲、打铜锣、写标语)。第四步,分头串联,找“真正”的贫雇农谈话做工作。第五步,纠合积极分子组织核心小组(贫雇农小组),让小组成员再分头串联。第六步,将串联来的人们组织起来开会,讨论如何开展斗争分配土地以及浮财的问题,成立事实上的贫农团。第七步,以贫农团或者小组为领导核心,召开大会成立农会,建立新的、或者说运动时的基层权力架构。第八步,正式开展土改斗争。第九步,在斗争中考察积极分子,将最有斗争性和有办法的吸收入党,为进入巩固阶段(即后运动时期)恢复基层政权做准备。第十步,将有工作队的村庄土改运动,推行扩展到周围村庄去,形成联庄斗争。第十一步,开庆祝会和总结会,同时,土改的积极分子变成了“干部”。(见陈伯达:《群众运动与群众组织的一般过程与步骤》)

  
这十一步最关键的就是工作队发动边缘群体,建立运动核心组织,成立或者改组农会,开斗争大会。其中“诉苦”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往往土改工作队一下去,就找那些衣衫最褴褛的人和钻最破烂的房子(后来“四清”和“社教”运动中,工作队依然沿袭这种运动模式,结果找到最褴褛的人往往是当年的地主),千方百计想办法激起他们对自身苦情的感觉,对新老精英的愤恨。然后就是一连串的诉苦:个别诉,小会诉,大会诉,小会诉苦往往是大会的预演,演习得熟练了,就到大会面对地主当面诉,这时往往免不了要伴随一点暴力。诉苦是为了控诉,是制造“空气”(当时的用语,即我们今天所谓的氛围),形成运动剧场的必要的手段和构件。用土改高潮时冀中区的土改总结报告的话来说,就是 “诉苦过程由小而大,小组诉、大会诉、到处串通,反复的诉,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大家宣誓结成巩固的阵营,浩浩荡荡游行示威,燃烧着遏止不住的斗争怒火,理直气壮的去找地主斗争,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见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真正把地主“打得伏伏在地”,还要靠斗争大会的最后一击,凡是开得成功的大会无一例外地要经过精心的准备和布置,工作队(团)和骨干成员分布于群众中间,什么人先发言什么人跟上(见冀中区党委宣传部编:《群众路线研究》)“谁打头炮谁打二炮”),什么人负责喊口号,在什么时候喊都要预先布置好。如果有人开斗争会时不来,就可能被指为地主的“狗腿子”,因而遭到斗争。(在斗争中被斗对象被戴高帽、挂牌子甚至像开明绅士牛友兰一样被穿上鼻子拉着游街,遭受种种人格侮辱都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运动的组织者而言,必须尽可能多地打掉这些旧精英的 “威风”(像牛这样在根据地有身份地位的乡绅,就更是要采取非常手段),不让这些人颜面扫地,群众就难以发动起来,不敢面对面地开展斗争。在斗争过程中普遍存在的肉刑和乱杀现象实际上也是群众运动的必然产物,在“越诉越痛,越痛越伤,越伤越气,越气越起火,越起火劲头越大,”的当口,动手开打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事情,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也运动的组织者所希望的事情,有的时候不仅鼓励人们开打,而且当场杀人,甚至开膛破肚也不罕见。(见《中国共产党党史资料》(46),第80—81页)在竞相诉苦,哭声一片,怒吼连连,群情激愤的时候,人们情绪相互感染,不断升温,再有一些“勇敢分子”大胆出手,还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这时的人们实际上是进入了一种特定的剧场,主演们的表演感染着所有的人,人人(除了被斗者)都投入到剧情中,互相感染着,激励着,仇恨开始叠加,愤怒自然升级,群体一致的行动,高昂的情绪赋予了人们表演的“正当性”,驱使着人们做出平时根本无法想象的恐怖之举,剧场效应使得参与者不知不觉中步入了带有血型味的狂欢。更可怕的场景往往发生在联村斗争的时候,实际的操作中,联村斗争往往变成了村与村之间互相斗,最后发展为以区和县为单位相互“扫堂子”,甚至用上了当年日本人对付根据地的用语,搞上万、数万人的“联合扫荡”。由于没了地缘和血缘的顾忌,往往火药味和血腥味更足,群众运动这时就已经变成了“运动群众”,往往经过联村斗争,群众就真的被运动起来了(晋察冀阜平县,搞联村斗争,仅1947年5月的半个月,就杀掉130多人。见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第115页),但是后果是造成村际的矛盾,经年难以消除,不过为了造成合适的“空气”,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当然,光诉苦情开大会而不给物质上的实惠依然不足以动员起人们参加斗争,所以,必须满足边缘群体的需求,成为土改运动的一条基本原则,比起这条原则来,其他的政策(包括不能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原则)要显得苍白得多。晋冀鲁豫的武安九区的土改经验总结倒是说了句实话:“中农平均产量超过贫雇农平均产量的一倍以上,不动中农就很难填补起来,如果没有坚强的领导,很难不再犯侵犯中农利益的错误。”(见《土改与整党文献》,第二集)事实上,太多的过火行为的发生,与尽量满足边缘群体(贫雇农)需求的运动原则有直接的关系。在实际的运动中,那些被发动起来的积极分子,特别是其中有过劣迹的“勇敢分子”(不是运动组织者对流氓和二流子情有独钟,而是那些真正的贫雇农往往很懦弱,甚至是一些老弱呆痴,根本满足不了运动的需要),往往对浮财比对土地更感兴趣,在河北饶阳的五公村,工作队要求“穷人中最穷的人”在斗争对象(包括可能的对象)家门口布上警戒线,规定凡肯前往监视的人有权拥有这些人家的浮财。(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中译本,第139—140页)事实上,土改中更多的肉刑都发生在逼索“藏匿的”浮财上,如果在一个斗争对象身上起出了一副银镯子,那么大家就幻想着在其他的斗争对象身上都能起副银镯子。到了旧精英已经被斗倒,没有油水可榨的时候,对中农的侵犯也就不可避免了,“斗了地主斗富农,斗了富农斗中农”,“割韭菜,割了一茬又一茬”,这样当时流行的谣谚,其实并不只是谣谚。后来的中共党史的研究者们认为,土改运动最大的过火和偏向就是触犯了中农的利益(普遍的乱打乱杀似乎倒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大多一笔带过)。事实上,对中农(即自耕农)的侵犯,往往是由于成分的错划。划成分的来源显然是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理论,但是马克思主义阶级理论放在中国农村这样的环境里,阶级概念原来的社会和经济内涵已然走了味,即使按运动稳定期的阶级划分,所谓地主与富农,富农与富裕中农,富裕中农与一般中农之间的区分也是不甚清晰的(实际上,土改后期的成分的确定(纠错以后),主要还是凭借农民的感官认识——对穷与富的基本判别),更何况在“群众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运动高潮,为了满足“群众”(实际上贫雇农积极分子)的要求,划成分就无一例外地成为催化运动的一剂良方(实际上,从运动一开始,根据地的阶级划分就是脱离实际的,在1946年居然会以1936年的土地财富状况来划,所定的地主其实只是十年前的地主,与强调贫雇农路线一样,根据地的地主阶级也有了建构的因素)。

  
阶级成分划分尺度的混乱,某种意义上是主导者有意为之,在实际的操作中,人的财富、土地、祖先、历史,以及态度、行为等等都成了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晋绥兴县后木栏杆村是土改的典型,该村划分成分的标准就有“三代历史”、“生活状况”、“有无剥削”、“政治态度”等多种(直到1948年2月,战争动员的压力减小之后,中共中央才出台了早在苏维埃时期就定好的阶级划分标准)。划谁不划谁,怎么划,完全由贫农团一手包办,上级的工作队不仅听之任之,甚至加以鼓励。成分的划分,既成了制造恐慌,驱使人们投身运动的大棒和胡罗卜,又是满足积极分子主要杠杆。在运动高潮中,普遍存在着多划“封建”(地主富农)的偏向,光一个地主成分就有恶霸地主、特务地主、不法地主、逃亡地主、下坡地主、化形地主等等各种名目,有的地方,划出的斗争对象全叫地主(虽然政策上地主富农对待有区别,但在实际运动中,都是挨斗被剥夺)。晋绥解放区兴县后木栏杆村是晋绥土改复查运动的典型,全村53户人家,划出了21户地主富农,占总户数的38.84%。(《关于兴县后木栏杆自然村成分的研究》,中共晋绥分局编:《土改通讯》第2期)在这种“典型经验”的带动下,晋绥区定成分普遍偏高,有的地方像左权狮岩村全村180多户,只有8户不是“封建”。有很多村子地富比例达到60%以上,其他地方也基本达到20—30%以上,大批的中农甚至贫雇农被错划。(见董志凯书)其他的老区像晋察冀,山东情况也差不多,地富占到40—50%的也不在少数,而且原因就出在指导土改的纲领性文件《土地法大纲》上。在运动高潮的1947年底,在我们前面提到的五公村,连一直被中共肯定和提倡的,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耿长锁的合作社,也被定为“富农组织”,社产以及成员的财产遭到没收。(弗里曼等:《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第141—142页)多划地富,实际上只是为了少数人多分浮财,(见董志凯《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但在满足贫雇农需求的背后,有着制造“空气”,运动群众的动机在,即使真正的贫雇农,如果对运动态度消极,同样可能被划成“下坡地主”,划成分,实际上起到了驱动运动的杠杆的作用。

  
因此,所谓运动过火的偏向,其实正是运动的主导者们有意导向的结果。署着贺龙、李井泉、张稼夫等党政军要人大名,作为土改运动指导性文件的《晋绥边区农会临时委员会告农民书》(这个文件与土地法大纲都是土改高潮中首先要对农民宣讲的),上面竟然写着这样的字句:地主、富农和农民当中敌伪和地主的狗腿子,“大家要怎样惩办,就可以怎样惩办。”“雇农、贫农当中,有些人虽然有些小毛病,不能给他们戴上二流子、傻瓜、懒汉的帽子。”(西北局宣传部编:《土地问题指南》,第54—55页)给“勇敢分子”摘了二流子的帽子,再放开他们的手脚,那么普遍的恐怖和混乱恐怕是无法避免的了。事实上,不仅是晋绥一地如此,从五四指示发布到《土地法大纲》公布的一段时间里,负责指导土改工作的中共负责人们,所有言论的倾向都是鼓励和依靠“群众的自发运动”(刘少奇语),并得到了毛泽东充分的肯定。(见《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文件选编(1945—1949)》,第61—70页)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工作队干部在斗争大会上直接跳到台上大叫:“给我打”的现象俯拾即是。(《群众路线研究》,第16页)在这里,并非运动的主导者对赤贫者有所偏爱,对其他人特别厌恶,也不是他们对暴力有特别爱好,主要是建构社会两极结构需要优待和看重赤贫者,不尽量满足他们的需求,运动就缺乏基本的动力,没有暴力的场景,就形成不了动员必须的“空气”。划成分划得如此荒唐离谱,不是说运动的主导者失去了理智,没有了基本常识(按道理,像后木栏杆这样的穷困山村,很可能连一个够格的地主富农都没有),为了制造“空气”,形成运动态势的需要,冤枉一些人,在他们看来是必要的代价,划成分的标准越是多元而荒唐,就越能刺激人们为了规避风险而更加疯狂地投身运动,只要社会上两极对立,你死我活的 “阶级对抗”局面在农村中形成(运动中农会打杀被斗者,而逃亡的地主组成还乡团则以更凶残的手段报复),战争动员的目标就实现了大半。到这个时候,再纠偏也不晚。事实上,即使不纠偏,总来说,被斗的和斗人的相比,还是参与斗别人的人多,即使平时胆小怕事,在运动剧场的情景中也难免从众(即使不被气氛感染,也会因自我保护而参与斗争),在一定范围内,划出的斗争对象越多,剩下的人参与运动的态度就越是积极,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只要被卷进了运动斗争旋涡里,即使不是积极分子,也就有了“政治立场”,关键是在国共角逐中选择了一方,而只能选择一方。国共战争和土改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的农村的政治态势就是,只要国民党一来,多数人不仅失去了“胜利果实”,而且很可能成为报复的牺牲品。如此一来,为了保护自己的家庭,参与和支持人民解放战争(参军、支前),才成为人们的一种合理选择,或者说剩下的唯一选择,这样,动员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彭真当时有段话明白的坦白了这一切:“农民一翻身,就会要求武装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我们应动员大批党员和翻身农民参加解放军,依靠他们提高我们军队的质量,使之成为更能打胜仗更能坚决支持土改的人民武装。”(见彭真:《平分土地与整顿队伍》)通过这一系列精心策划,那些农民就一步一步的走入了中共预埋好的陷阱里,想下贼船都没有可能了,所以就只好死心踏地的为共军卖命,至于那些冤死的鬼魂,那就不在党妈的考虑范围之内了。这种靠制造矛盾,然后从中获利的手法以后也成为了中共统治术的绝招之一,后来的反右,文革其实无一不是如此,这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严重的灾难。

  

 回复[127]: 流沙河认为《抓壮丁》是 资料 (2009-04-23 13:18:36)  
 
  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4

  


  
百分之九十九的壮丁是自愿去的

  
——此文为流沙河先生在成都草堂读书会“纪念抗战胜利一甲子”讨论会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

  
流沙河

  
各位朋友(热烈的掌声),我比在座各位朋友蠢长得多,我今年已经74岁了。我这个人谈不上什么"思想";但是由于我的年龄比你们大,我曾经亲身经历的事比如抗日战争你们没有经历过,这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地方。今天来,我只跟大家讲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大家不是都看过有一个戏叫《抓壮丁》吗?这是40年代编的。后来政权改变以后也还演过。但最近这十多年这个戏突然一下就红起来,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还衍生出来很多作品,比如《王保长》等。对这一批以《抓壮丁》为首、根据《抓壮丁》这个戏衍生出来的一系列作品,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意见。当时他们那些人在《华西都市报》楼上开一个会,商议他们的版面怎样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当时我就说本人坚决要求,无论你们说《抓壮丁》这个戏、《王保长》这个戏如何了不起,要求你们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期间屏幕上我看不到。为什么呢,本人认为这个戏绝对不真实。我发表了一个说法:这个戏叫"诽谤旧社会"!当时大家听了就笑咯(笑声)。为什么这么说呢?旧社会自然不好,不好是因为它的社会结构不合理,而不是说当时的人都像《抓壮丁》及其系列作品里边塑造的那个形象。那个时候的社会制度不好,但人不是那个样子的,不是那么丑陋、不是那么猥琐。因为这一切我都曾经亲身见到过。

  
我的家乡在今天的青白江区城乡镇,在那时金堂县的县城里边,一条好深的巷子叫槐树街,出去有一个庙子叫"川祖庙"(音)。从我当小学生起,这个川祖庙就有一拨一拨的壮丁进来集训,两三个月后就开赴前线去了。这都是我这个小学生亲眼见到的。这些壮丁苦得很,他们穿得稀烂,我没有看见任何强迫,全部是招派,而且都是自愿的。这些壮丁是怎样来的呢?当时的征兵政策,叫"三丁抽一,五丁抽二",你有三弟兄必须要出一个去打仗,有五个要出两个。出了以后由国民政府(县政府)给"安家费"(用"黄谷"就是没有碾出来的米发放),所有壮丁的家属都领了的。这里面我所见到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是自己去的,"拉壮丁"的事有没有?有,我亲自看见过一次,而且这一次的情况是:有个保长,他完成了任务又乱打主意,想再拉一个木匠。那天木匠收了工从房子上下来,保长就把他拉了。但是拉了以后第二天就放了,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不合法。由于当时负担壮丁的人除了保长以外还有很多乡长,别人都是按照规定而他完成后又胡乱来,怎么行呢?所以后来就放了。这是我见到的唯一一次。我见过川祖庙里一批批来一批批走不下数千人,这些壮丁怎么可能都是强迫拉来的呢?拉来他不跑吗?很容易他就跑了,那个庙子几面都是空的。这些壮丁非常苦、非常惨,我们四川的三百万壮丁几乎都是农民。全部是这些最穷苦的老百姓。而且这中间我没有看见过逃兵。逃兵有没有?有。连正规的兵营都有逃兵,但怎么能拿这跟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来比呢?

  
但是我要承认,40年代共产党编的《抓壮丁》那个戏绝对符合"革命现实主义",符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因为"革命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个定义叫"典型",那时我们的"苏联老大哥"马林科夫就说过:"典型不是平均数,典型是最充分反映事物本质的东西"。由于我们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先就认定了"旧社会是反动的",这是"本质"。哪怕只有一个"抓壮丁"的例子,但由于它"最充分""最鲜明"地有了"典型性",它就是真实的;反之如果你不写这个,写了其他的壮丁自愿去的就不真实。何况我们本身从"革命意识"出发,是"本质先于存在"的,一个东西是什么都还没有研究清楚,先就定性了。因此这些"革命文艺工作者"按照这种思想指导写出《抓壮丁》这样的戏来,确实是"革命文学"的样品,而且符合他们的纲领。但是本质上这是极不真实的,这是把万分之一拿来丑化人家那个九百九十九。这是荒谬的。你怎么能想象这些壮丁上了前线会那样的英勇战斗?

  
而且还跟你们不同,本人有幸接触过一大批这样的人。那是文革中我这个"右派" 属"五类分子"被弄回家乡集中改造,"五类分子"中还有一种叫"历史反革命"的,百分之九十是老的军人。这些老军人有的在前线跟日本鬼子打,炮把耳朵都震聋了??其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人,当时还要叫他拉架子车。所有这些老兵,包括到过滇缅战场的,不管有文化还是没有文化的,我要告诉你们:他们都是君子,没有一个当贼的??即便在做体力劳动、那么艰难那么苦的日子里,没有听说有一个人犯了法的,他们是典型的"良民"。倒是毛泽东死了他们还都帮到哭(笑声),全是善良之辈。比较起来我是头号"坏蛋"(大笑声),因为我心头还隐藏有东西,他们没有。他们都那么老实,居然把他们搞成"反革命",一个一个的累死。直到80年代这些人日子才有些松活,但已经快要死完了。

  
这些就是我亲自看见过的抗日战争到前线打过仗的人。无论你们从"理论"出发、还是从你们的"主义"出发你们要采取什么做法,都难以抹杀四川三百万"壮丁"的善良勇敢,和他们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中作出的贡献和牺牲,四川的壮丁牺牲在战场上有几十万。他们用的武器根本没法跟人比,但是他们去赴死了。这是我终身难以改变的印象。这就是我要讲给大家听的第一个故事。 

  


  
本篇文章来源于 中国艺术批评 转载请以链接形式注明出处 网址:http://www.zgyspp.com/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74

 回复[128]: 关于在日华人论坛 深层次 (2009-04-23 13:51:21)  
 
  坛主被收买只是一种感觉,而且在日坛也说过这个感觉,他们也没有否认。

  
那边的坛主基本上在大连倒人为生,个人信息许多人都清楚,或许是被收买,或许是有顾忌,或者是图一个安心。结果就是放任许多愤青五毛们肆意妄为。好好地坛子现在是彻底荒掉了。

  
老王的效果就象许多日坛五毛一样,越想给党增光就越引的别人抹黑,想个说相声的捧哏的,话不多但是没他不行。几个回合配合下来就是一个完整的攻击党国的段子。所以当年日坛的五毛们玩到后来就只剩掀桌子一招了。

  

 回复[129]: 呵呵,看来深层次肯定是五毛以上党了? 小五子 (2009-04-23 14:07:17)  
 
  辩论时就不用骂人,有话好好说。

 回复[130]:  小木樨花 (2009-04-23 16:54:30)  
 
  >>“镜子”里回帖提到了“东方”,自己在哪里都不知道了

  


  
赫赫,多谢东京博士提醒,我这不成了身在曹营心在汉么,很不好,下次一定注意。

 回复[131]:  小木樨花 (2009-04-23 17:03:37)  
 
  〉〉俺的推测是,红军征兵来源大致为,1)如老王说的,人穷,当兵有饭吃,跟红军队伍走了。2)由于红军擅长宣传,说穷人要闹革命分土地才有好日子过等,为此,村里小伙子也参加红军了。3)也可能有一些是被动的,如红军兵源不足时,村里的农会干部和红军会三番五次来你家动员你参军,还做政治思想工作什么的,那位”那位黄姓老人(坐板凳的那位)”可能会是这样参加红军的。这是我推测的。

  


  
吴先生的推测我很有同感。

  
有人是自愿跟党走的,有人是被“动员、做思想工作”的吧。那个纪录片中的几个证人各自的证词也说明了这一点。

  


  
我还知道,党做起“动员、做思想工作”,是能做到让人“主动自愿”地把所有财产都“主动捐献给国家”的。当然,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有错必纠,对有些财产,隔若干年能“落实政策”还给本人。其实也太不尊重本人的爱党爱国之心了,主动捐出来了,还要退回去,真不领情。

 回复[132]:  东京博士 (2009-04-23 18:01:49)  
 
  党做起“动员、做思想工作”,是能做到让人“主动自愿”地把所有财产都“主动捐献给国家”的。

  
——————————————————————————————

  
老王看过大陆著名的人气电视剧《大宅门》吗?最后解放了,连日本人都没有能夺走的白家传家宝都能被“自觉地献给国家”就是最好地证明了你的“民心所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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