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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唤 (发表日期:2008-03-07 23:30:44 阅读人次:8180 回复数:65)

  朱东润

  


  
我听过不少教授的课,但是能给我美感享受的只有朱东润。

  
他上课什么都不带,每一句话都从他心里流出来,带着他对那些历史人物的爱。他就像讲述他的朋友,让你超越时间和空间。同时他又沉浸在自己表达的喜怒哀乐之中,情不自禁地大笑,,或是悲叹。有时候他会突然停下来,带着愉悦的表情陶醉于自己的表达或发现之中,像一个沾沾自喜的孩子。

  
他给我的不是僵死的知识,而是有血有肉的爱和恨。

  
因为政治,也因为年纪,他已经多年不上讲台了。那一年,在他漫长的教授生涯中,他最后一次登上了讲台。

  
听朱老讲课,在我,在我们,就像过年。

  
可惜的是,那时太穷,没有录音机和录像机来留下朱老的音容笑貌。

  
我还知道有一位最杰出、或者说是最不杰出的教师,叫做维特根斯坦。他上课也什么都不带,课堂是他思考的场所,或者说是他继续思考的地方。他沉默,之后说话,之后又沉默,有时候这沉默会长达十几分钟。于是学生也跟着思考、沉默……然而学生记录下来的导师的话语就是世界上最新颖、最深刻的哲学著作。

  
就我所知,复旦有两个最为宝贵的校风。一个是学生好学、刻苦、惜时如金。作为一种普遍现象,这是连北大也无法比拟的。当然,笔者是另类。

  
还有一个就是师生关系。

  
不知道改革开放以后的现在是什么样子了,以前,师生之间有着爱。老师以门庭若市为荣,以门前车马稀为耻。我就是利用这种校风和我的智慧常常逃避大食堂的粗茶淡饭,在开饭的时候溜到教授家去请教问题的。

  
说「粗茶淡饭」有点儿内疚,如果说复旦还有第三个良好的传统,那应该说是学生的伙食不错。我就是因为实际考察了北大和复旦的食堂,第一志愿才报了复旦。我在北大净吃「熬白菜」了,四年吃下来还不吃傻喽?可是复旦有「东坡肉」。说「粗茶淡饭」是和教授家的精心调理相比。

  
我最常去请教的有贾植芳教授。那时他刚刚解放,还在中文系图书馆,没有开课。即便如此,我还是找到了理由。我发现他不会用礼节拒人于千里之外,还听说他喜欢喝白酒。并且我有一个优势,他是山西人,我是中文系从山西考来的唯一学生。因此我们是老乡。

  
师母的手艺令我眷恋,是那种广义的山西风味儿。离开复旦二十多年了,我再也没吃到像师母那样喷香的「炒土豆丝」了。师母的菜有一种母亲的味道。

  
贾先生大概早就理解了我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我一去,他就在四方餐桌上码上筷子和酒杯,幸而我脸皮比较厚,否则真是不好意思。

  


  
我没敢报考北大,还有一个附加原因,那就是我父母都出自北大。然而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他们在北大都学了点儿什么。因此我很耽心我会像他们一样。

  
小时候,母亲是我的「家庭教师」。她的教学方法简单粗暴:算术就是解题,解错了,就让我把问题抄100遍,从来不告诉我错在哪里。我很怕抄100遍这种活儿,只好在解题的时候格外小心。

  
语文呢,就是背书。背不上来,就到门后边儿去「跪搓板儿」。先是唐诗宋词,背得差不多了,就改成楚辞汉赋。她从来不给我讲解。她相信「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她理解的「百回读」就是「先得装在肚子里」。那时记住的东西,有的现在还留在我的肚子里,但是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那个年代,比我还能「背书」的年轻人还真不多,在我的记忆里,我只败在了一个人的脚下。他叫杨济东。后来我去了南方,他考取了北师大启功先生的研究生,现在据说是北岳出版社的社长。

  
我们来往的那个时期,主要任务是革命,因此物质生活相当贫乏,也没有什么娱乐活动,更何况是在山西。我们的娱乐活动有下围棋,赌注是一盘一包烟。还有就是背诗。买来几瓶「薯干儿酒」,讲好一个范围,比如:唐代的七律,然后你一首我一首地背,不能重样儿。超过三十秒还想不起下一首,那么就喝一杯酒。如果不想喝,还有一个办法:自己打自己一个嘴巴,同时大喊:「我是傻逼!」

  
我们宁愿喝酒。每次我都被他灌得酩酊大醉。我很奇怪,他是什么时候往肚子里装了那么多货?

  
有一次,早上四点来钟,我因为睡不着,就出去散步。路过他的窗口,发现他的灯亮着,就上了二楼。那时还没有进门儿先敲门的习惯。推开门,我见他在书桌前看书,就招呼道:「嚯!闻鸡起舞!」其实,鸡还没叫呢。

  
「还没睡呢。」

  
「我操!」我心里想。那时候大学也不招生,他哪儿来这么大劲头儿?我现在手头还有一本他当年读过「李白与杜甫」,每一页都有他的批注,比如:「老郭胡说!」什么的。我发现他不单比我能背,估计理解得也比我深刻,否则怎么敢跟郭老叫板呢?

  
虽然我背书却不求甚解,但是听众却以为我知道我说的是什么。一般认为不理解怎么能记得住呢?大概就是因为存在着这种误解吧,我得以接近了两位老人:一位是文怀沙文伯伯,一位是朱东润朱老先生。

  


  
我和文伯伯的儿子文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了朋友。我是因为对革命失去了兴趣,整天无所事事。他呢,他倒是想革命,但是没有革命的权利,因为他爸爸还关在监狱里。来文斯家的基本都属于被剥夺了革命权利的主儿。每天必到的有彭真的儿子傅洋、乌兰夫的儿子尼特、林枫的女儿京京什么的。有时候玩儿晚了,婆婆(文伯伯的妈妈)会在他的床边儿支一个行军床,我就睡行军床。

  
婆婆那时好像80多岁,我再没有见过那么精明强干的老太太,目光犀利,思路敏捷,长得又那么精神,没有一点儿衰老的迹像。这一点儿,文伯伯也像婆婆,90岁了还骑自行车上街。上次我回去,就近下榻文伯伯常驻的宾馆,见面一聊三个多钟头,声音洪亮,手舞足蹈,算下来都快100了!他还告诉我:「明天去深圳讲学。」我真耽心他有个三长两短的。

  
那时,婆婆不几天就找出一些外国餐具或者古老书籍去典当,每天为我们几个熬一锅白菜、蒸一屉馒头或者窝头。因为婆婆的手艺好,我们都觉得比山珍海味还香。

  
我们每天从上午开会,一直聊到晚上,并且不停地抽烟,因为没有过滤嘴儿,抽得食指和中指焦黄。但是今天,我却一点儿也记不得当时聊了一些什么,只记得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情绪。

  
后来我选择了山西,文斯还扒车来村儿里体验了一段儿生活,但他还是和傅洋、京京去了嫩江。

  
再和文斯密切往来是在十年以后的东京。我们都在大学院,他正在积累资本开办自己的公司,并且开导我:「我们都是被耽误的一代,做学问已经没有了可能。识时务者为俊杰,要想做一番事业,就得从商。并且我们是在日本,寄人篱下,但是做生意,比国内有条件……」

  
我没有事业心,如果有什么欲望,只不过是好奇心。我想知道:真理到底是什么东西。这,大概是我和文斯在40多年的交往中最大的分歧吧。现在,他在日本和国内都有自己的公司,偷偷儿地赚钱,也被他的钱拽得疲于奔命;我呢,我虽然没什么钱,但是优哉游哉。我的哲理是:寿命等于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文伯伯有几个学生是日本名牌儿大学的教授,受到邀请,文伯伯来到了东京。我也知道,文伯伯就是为了看看儿子,教授哪儿有功夫天天陪着文伯伯。文伯伯没有想到的是,这个有事业心的儿子也已经不是他的儿子了,每天早出晚归,只留下了一张银行卡。文伯伯跟我说:「蹲秦城监狱也没有来日本孤独。」大概是看到文伯伯寂寞的样子,良心发现,文斯想到了我这个闲人,于是我就充当了文伯伯的总理大臣。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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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1]:  欲说还休 (2008-02-26 10:15:29)  
 
  这篇也蛮好。

  
就是不要忘了爷爷内孙子那一篇还没写完呢

  

 回复[2]: 上课也什么都不带大概是复旦的一个传统特色 陈某 (2008-02-26 10:16:23)  
 
  我们计算机系那时是新成立的杂牌军,水平有高低。有几门基础课是数学系跑来的老教师。数学系来的个个“上课也什么都不带”,往往两节课一气呵成,不多不少写满4块黑板。令人叫绝。最后,老师会从口袋里摸出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今天的回家作业是第几页第几题。

 回复[3]: 复旦的学生还有一大特色 我是局长 (2008-02-26 10:26:49)  
 
  就是散漫。谁也管不了。谁也不听谁的。爱谁谁。呵呵呵。

  


  
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看教学片(一套二战的录像片)的时候,世界史的于老师跟我们坐在一起,他不看屏幕,只顾吸烟,我就看着他。他深深地吸一口,烟头一片红彤彤,看样子吸足了分量,一大口烟,全吞进去了。然后他再慢慢地一口口地往外倒,一点一点地青烟从他鼻子里喷出来……就这样,吸一大口,喷很多小口,循环往复。他沉醉其中浑然忘我。我没见过吸烟吸到如此陶醉的人。简直是享受!

  


  

 回复[4]: 数学系可以什么都不带。 我是局长 (2008-02-26 10:31:49)  
 
  没听说过吗,数学家的设备最简单:一段铅笔,加上一些纸就足够了。

  
什么都不用。

  


  
我们系就不行,资料太多,老师要捧着很多资料来。

  
我佩服的是我们的老师一边看着外文原版资料,一边给我们上课。

  
复旦的外语水平,曾经让北大连项背都望不到。这是有道理的。

  

 回复[5]: 老唤再也不能尝到师母那样喷香的「炒土豆丝」了。 吴卫建 (2008-02-26 18:39:48)  
 
  转贴:

  
贾植芳: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

  
贾植芳1916年生,山西襄汾人。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的“七月”派作家,中国现代文学、比较文学专家和翻译家。贾植芳创建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室,是中国最早研究中外文学关系领域的博士生导师。

  
所谓大学者,乃有大师之谓也。

  
走近复旦大师贾植芳,如同走近百年学府的师道光芒。

  
因为,师者风骨,文化风华,正是“旦复旦兮,日月光华”之精粹。

  
师道的光芒,那是在长久的点滴的寻常中,而无声地流露和浸润。著书立说、传道授业,更是自己人生一世的传奇与琐碎。正如有的学生所说:“我特别喜欢植芳先生在一杯茶、一支烟中,侃侃而谈,风骨毕现,从中不仅传授了读书的心得,更是传染了一种难得的为人风格。”

  
师者脱俗,于是教育脱俗。

  
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贾)教授”吗?不,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采访贾植芳教授,是在他安于复旦教师公寓的家中。窗外绿意葱茏,屋内书香萦绕,小恙后的他端坐于书房,体格清癯,风骨清峻。

  
因为身体的关系,医生不许他抽烟,只有一杯清茶仍在手,侃侃而谈的他神采也依旧:“解放前我是个以写作译书卖文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解放后,实行每人分配一个岗位。我是左翼作家,把我安排到了复旦大学。”

  
那时三十多岁的进步作家贾植芳,人生转折成为高等学府的教授,开始漫长的执教生涯。“我成了一名身为教授的职业者,但我不是科班出身的书斋学者,我是在时代风浪中奔波的知识分子。教书育人,这是我一辈子颇感欣慰的大事!”

  
努力经营“教书育人”大事的贾植芳教授的家,吸引着学子们络绎地前来。你一声“贾教授”,他一句“贾教授”,常常惹出他意味深长的 幽默。“我这个教授是假的,不是人人都叫我‘假教授’(贾)吗?不过,我教书却是真的,从来不卖假货。”

  
“不卖假货”的他,严谨治学,认真对待每一次的传道授业。文革结束后他重返教席的一堂课,是去上海海关专科学校作“关于狄更斯和《大卫·科波菲尔》”的报告。学校学生百余人,围着他提问种种,他一一作答。为了这一课,他“找了几本有关英国文学方面的书参阅备课,在前两天还开了一个夜车到凌晨三点,才写好了讲演的提纲”。

  
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芬“芳”

  
贾植芳教授让家人拿来点心,招待我们。“澳门朋友寄来的,多吃点。”老人一再地要我们品尝,自己捧着茶杯,笑微微的。仿佛,一次次学生登门时的慈祥与热忱。

  
出生于山西的贾植芳,有着北方人的豪放与质朴,有着五四青年的热情与执著,更有为人师者的慷慨无私。他相信传统的师承关系,先教学生做人,再教学生学问。他教书不拘一格,家门为学生大大敞开着,于潜移默化中“植”种桃李。学生都爱找他求学问学,到他家里聊天、喝茶、吃饭、喝酒,乃至借钱。更慨然奉献着的,是学问之渊博和传道之虔诚。

  
一口浓浓的山西乡音。第一次听贾教授讲话,学生李辉说:你的话真难懂。毕业二十年后,李辉回忆道:“他关于现代文学的广博见识和真知灼见,贯穿于这样一些闲谈中。与课堂教学相比,我更喜欢这种聊天式的熏陶。在我看来,甚至这是大学教育真正的魅力所在。”

  
有时连续下雨,使得大家不便串门。贾植芳耐不住这样的清静。于是,端着茶杯在客厅里来回走,还不时到门前听听有没有敲门声……

  
他用精神感染学生,桃李果然芬“芳”。在他的第一批学生中,出了美学家施昌东、文学史家章培恒、现代文学专家范伯群、曾华鹏等。

  
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导陈思和,想起曾“坐在贾植芳先生那时所住的朝北小屋里,灯火幽暗,充满煤气味,我们聆听着他老人家侃侃而谈。我们正是从他那高亢急促的声调里,渐渐地步入现代文学的堂奥,开始了研究道路。复旦就是有这么一个好传统。”已身为人师的他,如今传承的就是曾经从师辈那里所获得的东西———不仅是专业知识,更是做人为文的品格,是诲人不倦的红烛精神。

  
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他努力“把人字写端正”

  
师者风骨,是由传奇人生铺垫的。

  
贾植芳曾这样总结自己: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历经战火、牢狱和各种精神磨难,却不改其刚强乐观,一生坚持知识良知和社会批判精神,努力“把人字写端正”。是为贾氏“风骨”。

  
1936年,“一二·九”运动爆发,贾植芳积极投身于学生运动,游行、散发传单、高呼口号。当时的他正在北京美国教会崇实中学念书,经常在《京报》、《大公报》、《申报》上发表文章。一天凌晨,数名军警突然来到他的住所,将他带进了监狱。首度进班房,罪名是“危害民国”。在监狱里,贾植芳一直是个“刺头”,狱监给政治犯吃跟刑事犯一样的伙食,他怒摔饭碗,“我没犯罪,不吃这个,我要吃好饭!”硬是让看守所所长给他换了伙食。

  
在山东济南经商的伯父赶到北京,花钱将他保释出来。因为在牢里的“出格”举动,他被要求“随传随到”。为了避免再被抓进牢里,伯父让他到日本留学。在东京读书的时候,贾植芳结识了郁达夫、郭沫若、李春潮、覃子豪等人。

  
1937年,贾植芳回国,那时他的最大信念就是抗日救国。

  
1945年,贾植芳想通过西安投奔革命根据地,路经徐州的时候,被日本宪兵队的特务抓走了。这一次,他在宪兵队的监狱里呆了3个月,直到日本投降。

  
离开徐州后,贾植芳只身来到上海,《大公报》发表消息,题目是《青年作家贾植芳到上海》。那一年,他30岁,正是而立之年,但他的身上只有8块钱。

  
在上海,贾植芳办过报纸、杂志,以文谋生,但他始终积极投身当时的进步运动。1947年,为纪念五四运动30周年,上海的地下学联办的《学生新报》请贾植芳写文章,他写了《给战斗者》,热情讴歌战斗的勇士。

  
频频发表的文章引起了当局的注意,贾植芳又一次进了监狱,以“煽动学潮”的罪名被关了一年半。最后,是和贾先生相熟的一家书店的老板,以留日同学会的名义把贾植芳保了出来。

  
当贾植芳第三次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外面已经换了天空。他拒绝了仕途,选择了到复旦大学教书,担任中文系主任、专职教授,被誉为革命作家。

  
1955年5月15日,就在报纸公布“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一批材料的第三天,上海高教局领导以开会为名把贾植芳叫到了办公室,直截了当地问:“你对胡风的思想作何表态?”

  
贾植芳说:“胡风是我的朋友。”

  
“他写了30万字向党进攻,你知道吗?”

  
“他只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向党提意见。”贾植芳这样表态。

  
一直持续到晚上,贾植芳始终坚持,胡风是他的朋友。后被带进了看守所,他依然咬定“胡风是我的朋友”,坚不改口。为此,他遭受了整整11年的牢狱之灾,被批斗了近13年。

  
在苦难面前,贾植芳始终心怀坦荡,不忧不惧。刚毅的精神,支撑他的艰苦岁月。“平时我舍不得吃肉,都是买青菜,但是一批斗我,回家我就买排骨,自己安慰自己。一个人不要自我侮辱,是很重要的。”

  
在历经坎坷的他看来,各种经历都是人生的财富。而自己此生最大的财富,就是“没有做对不起国家、民族、朋友的事,做人还像个人,书没有白念。”

  
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如今年已九旬的贾植芳老人,安静地在家里,读书看报,和学生交流。

  
坎坎坷坷的过去,享誉学界的声名,在他看来都是“云淡风轻”。他所求着,就是最质朴、最本真的道理:“毕生的责任和追求,就是努力把‘人’这个字写得端正些。尤其是到了离火葬场日近之年,更应该用尽吃奶的最后一点力气,把‘人’的最后一捺,画到应该画的地方去。”

  
平反后的贾植芳回到了复旦大学。跟着他颠沛流离了大半生的妻子任敏也回到了他的身边。嫁给贾植芳,任敏是嫁给了自己所倾慕的才华和人品,也是嫁给了婚姻中的“5年独自流放青海、11年音讯隔绝、12年南北分居,和大大小小的牢狱之灾”。

  
晚年时,这对半世飘零的老两口,总算过上了安稳的生活。贾植芳治学育人,任敏操持家务,帮助整理资料,抄录手稿。

  
1997年,任敏突然患病,医院诊断为脑中风。病情反反复复,医院甚至发出了病危通知。

  
贾植芳在学生的搀扶下来到病房,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紧握老伴的手,大声叫着:“任敏啊,你要好起来!”

  
入院以后从来没有反应的任敏,这时突然涌出了眼泪……

  
2002年11月,任敏离开了人世。贾植芳至今保留着她的房间,老伴活的时候是什么样,便永远是什么样。“我的所有的人生活动和成就,都凝结着妻子的欢欣和眼泪。我们在到处是坎坷的人生旅途中,彼此搀扶着,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了过来;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冲天风暴,坚强地活了下来。”

  
坎坷中彼此搀扶的坚强人生,他们活出的是一番气象,活出的是一种风骨。

  
采访结束时,贾植芳老人一笔一画地签上名字,赠送我们的,就是任敏女士纪念集《做知识分子的老婆》。

  

 回复[6]: 老唤是77级的? 陈某 (2008-02-26 19:00:25)  
 
  77级中文系还出了不少名人呢

  
一个卢新华,李辉也算一个

  
老唤也算

 回复[7]: 网上找来的,好像没有提到老唤 陈某 (2008-02-26 19:08:45)  
 
  

  
虽在江湖难相忘

  
1998年5月,复旦大学7711班的同学们会集母校,庆祝入校二十周年。

  
两三年前就有人筹划大家聚会的事,一直没有得到合适的机会。前不久,由上海文汇报的汪澜牵头,聚会的事才运作起来,而且效率很高。到四月底,大家就得到通知,一齐到了上海。看来,做事还得老窝里的人。

  
在两天的活动中,同学们交流了离校十六年来的工作和生活概况,再次聆听了当年课任老师们的教导,当然也听到了先知者的期望。大家参观了复旦校园,畅谈了各自的心路历程,既满怀兴奋,又感慨良多。

  
7711是1977年进校的中文系文学专业班的代号,是复旦大学恢复高考后招收的第一系第一专业的班级,共有学生七十二,与孔子手下的“贤人”数目相等。这次聚会,除三位同学因公事繁忙外,其它全部到齐,上海同学一个不落。出国的同学水远山长,不能全部回来,但也派了代表参加聚会。人到中年,事务繁冗,且分散于五湖四海,又是自掏腰包,重新会聚不是件容易事。到底是什么力量让大家还能集中到一起的呢? 二十年前的样子我们这批学生,是77级考的,实际入学却是78年初。从78到98,二十年过去了。时间的长河水面辽阔,二十年跨度的桥梁下是我们人生的帆影。第一次,也就是入学时,我们身上代表了如下三方面的含义:文革后积累了十一年的高中毕业生;依赖高考制度的恢复进入大学;这些人面临的是一个刚刚露出改革曙光的新时期。

  
二十年过去,大家对久远的背景依然记忆犹新。不论是老师还是同学,在聚会中首先都提到的名字,就是邓小平。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邓小平为中国开创了崭新的局面,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七七级大学生是改革开放时期第一批受益者。这一点,众口一词,即使是对某些社会弊端持批评态度的人,对这个名字所代表的社会内涵也怀有难以掩饰的尊敬之情。

  
7711班的学生来自全国各地,都是品学兼优的青年。按考生和录取比例计算,当年是65比1,即六十五个考生取一个大学生,远不是现在几个取一个的情况。对于北大、清华、复旦这样的名牌大学,竞争就更为激烈。可以说,77级大学生是从多年积累的青年学生中挑选出的精华部分。

  
这个精华部分,当年又是什么样子呢?二十年前,77级学生和全国各阶层的人一样,刚从万马齐喑的冰河时期走过来。他们的心中虽然充满着改革的感性兴奋,但在理性上并不怎么成熟。当时,以“四人帮”为标志,以无产阶级全面专政为内容的专制集权刚刚解冻,77级大学生感受到新时期暖风吹拂,但对即将到来的春天并没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对文化多元化和个人出路之间的关系,更缺乏预见力。绝大多数人还是依靠社会赋予的逻辑和祖辈传留的期望小心地探索着个人生存的目标。这个目标包括:遵循体制的结构寻求地位的改变,在既往和现存的工资体系里得到稳定的而且渐渐提高的收入,在确实得到以上两方面利益的同时期盼获得一点名声、名望和成就。这一切,基本上还局限于外部承认,即外在社会价值的客观体现。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我们还是旧土地上生长的树苗,而不是天空中自由飞翔的小鸟。特别是老三届大年龄同学,他们已在历史的风雨中折磨得歪三扭四,大都有树林尚在但木已成舟的心理暗示。他们在文化上表现出来的是传统多于现代,激动多于勇敢,谨慎多于理性。

  
记得有这么个故事:大概我们是入校后的第二年,李志勇(现任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带回一件红蓝相间的方格衬衣,可能是他哥哥从国外带回来给他穿的。他自己不敢穿,希望哪个勇敢的同学能发挥那件衣服的作用。几个宿舍的同学都看了,谁都说不出不好来,可就是没人敢穿。李志勇当时打赌说,谁敢穿这件衬衣在校园内走一圈,我愿输二十块钱给他。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从59年出生的到46年出生的,居然没有一个人敢于走出那一步。当时的二十块钱相当于一个月的生活费啊!如此丰厚的赌注尚且不能让人们动心,为什么?因为怕别人笑话,因为怕领导批评,因为不敢为校园先。由此可见,77级学生的双脚上拖累着多么沉重的历史泥巴!

  
公认的成就

  
7711是个了不起的班级,在校期间,该班的就已形成全国性的影响。

  
1979年,卢新华发表了著名的短篇小说《伤痕》,一时人人争说,洛阳纸贵。对于社会来说,《伤痕》切开了中国人在多年积压的冤苦,引出了他们一发而不可止的眼泪和控诉。对文学来说,《伤痕》是对旧的官方传声筒“文学”的扬弃和背叛,并因其忠实表达了人的情感而获得社会的肯定。《伤痕》之后形成的一种文学类型和文学现象最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不能忽略的一章。对于7711来说,《伤痕》不仅造就了卢新华个人及其所在班级的影响,注解了新时期文学的走向,而且刺激了7711很多同学对文学创作的热情以及追求社会效应的写作倾向。一种包括直面社会、倾诉人情的文学三角旗,从7711的屋脊上升了起来。

  
此后不久,以卢新华和张胜友为首,我们组织了当时第一个大学生文学团体,春笋社。这个年轻而短命的文学社团在文学上成就很小,但它的出现和存在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当代大学生的勇敢。长期以来,人们害怕谈论除党团以外的任何组织行为,组织似乎总是和阴谋相联系总是和当局作对的。春笋社的出现打破了很多人的恐惧和担忧。它象布谷鸟的歌唱正式宣告春天的来临。春笋社的破土而出不仅带出了复旦大学的许多社团,全国各地的大学也纷纷出现类似的组织。从历史的角度看,这些社团当时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这些社团的活动在内容上具有自我选择而非官方指派的性质,二是其组织形式的存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自由和民主的复归。后者说明,7711的同学们从入校开始就注意到用文学的形式追求社会健康与心灵自由。

  
新的追求带来新的成就。在大学期间就已崭露头角的学生,带着充沛的热情走向社会后,很多人成为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诗人、教授和评论家。稍微提及他们的名字就可以勾起人们的注意:著名现当代文学评论家陈思和,合作过《世界大串联》的胡平和张胜友,为胡风、萧乾等著名文学家作传的李辉,电视连续剧《宰相刘罗锅》的编剧之一张锐,等等,都是出于7711。我在1984年同时获得全国第三届优秀中篇小说奖和第三届报告文学奖,也常常被人作为7711毕业生成就的例子。俗话说,自己夸自己,到来没出息,真不好意思。

  
这是一个不甘寂寞的班级,一个需要成绩和成就的集体。个人的成就不仅表现了他们各自的才华,同时也注解了这个充满兴奋并给人越来越多自由的时代,美化着日益走向民主追求健全文化的民族风貌。自由的时代具有特别的美感,它虽然不能保证短期内的高效率但能造就一种长期的创造效应,正如民主不能保证最好的效果但能防治最坏的事情发生一样。7711顺应了这一潮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价值观念指导下努力奋斗,直到今天。

  
今天的7711,大约一半在上海,四分之一散布在北京、南京及其他省市,还有四分之一在外国。老同窗聚集一堂,每人有三分钟介绍经历和现状。三分钟过于短暂,即使充分发挥文学的想象力也不能尽兴畅叙,于是大会后的晚间小会就成为最好的交流。同学之间那种兄弟般的情谊感染着彼此的心。每个人身心经历的侧面都观照着、描绘着、解释着复旦精神和7711风格。

  
毕业后出国的7711同学,大部分在美国,其次是日本、加拿大、欧洲和澳洲。专程从美国赶回参加聚会的卢新华代表留美的十几位海外同学介绍了他们那里的情况。卢新华本人去美国读了两年硕士,后来在某地赌城里发牌。他不仅坦率地承认,而且在晚间小会上向同学们介绍了一些赌法。他发牌的指法果然高妙非凡,一副扑克经他的手轻轻一抹五十四张便均匀散成一个扇面。然后,他用中指和食指夹住左边最底下的一张,轻轻一弹,一溜牌立即如多米诺骨牌似地翻了个个儿。再从右边一拨,全部扑克牌马上恢复原状。在这一反一正的几秒钟里,他就能记住每张牌的位置。现在卢新华安家洛杉矶,有两个孩子,在中国有投资的企业。从卢新华对个人生活的介绍中,同学们充分理解他,也理解所有人在谋生手段和精神追求间的联系和距离。放在二十年前,中国作家在赌城发牌是不可想象的事;即使放在十年前,也会有人带着惋惜的口气说或带着感伤的情绪听。现在的7711不同了,他们不再对人做刻薄的道德判断,而是用“尊重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这一信条来理解周围发生的一切。大家相信卢新华将来一定能写出比当年《伤痕》更加脍炙人口的作品,如果他还愿意写作的话。即使他写不出或不愿写,又有什么呢!现在的卢新华,事情做得好,日子过得充实,人也很快乐,这是一种活法,而且是最基本的活法。

  
张胜友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出身于福建西部山区,在上学期间就出版过散文集《闽西石榴红》的张胜友,在任光明日报记者的十多年内一直是那种忧国忧民的、社会责任感很强的人。这种献身社会的意识曾经扶持他写过多篇影响很大的报告文学。后来他担任了作家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这是他人生道路上又一次施展本领的机会。由于他的锐意改革,该社现已成为全国文艺出版社系统的改革样板。在1998年春天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该社的订货数额超过了五千万元,在全国同类出版社中的位居第一。为了使出版社尽早走上新轨道,张胜友可谓呕心沥血。当人们问他是否为耽误了写作而惋惜时,他说没有什么可惋惜的。他既是个优秀的作家,也是个优秀的出版家,应当说是鱼与熊掌兼得,又何憾焉。

  
在7711同学中,既不经商也不从政的也大有人在。

  
陈思和大学毕业后即留校任教。通常,本校毕业生留校工作,因为是“抱娘槐”,职称和学位的提升往往很慢,因为自己的老师们都在跟前,容易被人想到“孩童时代”。但陈思和硬是改变了这种过往的经验。他以其扎实的学识和辛勤的努力赢得了教授们众口一词的承认。陈思和毕业不到十年就成为博士生导师。他出版了十几本颇有分量的文学专著,并积极参与了重写文学史和人文精神的讨论,成为当代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领域的一颗引人注目的新星。曾经与陈思和一起合写过《巴金论稿》的李辉一直从事报纸编辑工作。他在工作之余,做了大量有关现代文学史的资料汇集工作,采访了很多作家、学者和知情人,写出了影响甚大的《胡风传》和《萧乾传》等著作。他的有些作品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这个入校时才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十年后成为著名作家,既和他的才智有关,也和他用心专一较少东张西望有关。

  
自由不仅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归宿,如老僧的云游和入定,受戒和圆寂。既然选择就要牺牲,而牺牲的远比选择的更多。知识分子在确立个人位置时不可避免地面临着舍弃。陈思和与李辉都遇到过这种关口,不能不面对也不能不通过的关口。他们抵抗了地位和利益的诱惑,恪守着知识分子的方寸之地,在个人兴趣中坚持着独立的志向。北京人说爱谁是谁;上海人说勿要倒江湖,山东人说拿钱你收,都是一样的道理。这不仅是他们学术事业上成功的原因,也是他们人格发展上的一种动力,一种取向。

  
人生需要感悟

  
越来越多的人具有独立的意志和风格,每个人都独特的,所以要描述7711这个集体已经相当困难。上述几个人的成就远远不能说明7711的全部成就,尤其是各个个体的独立的精神成就。再说,文字所能叙述出来的东西往往都是外在的和表层的,发生在每个人心灵深层的那些变化,很难得到准确的描述。但整体和内心又是不能忽略的,所以我们还是得涉及到这个难题。

  
由于近二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多元化进程加快,复旦大学7711毕业生在过去的十六年中,职业和兴趣大都发生过变化。除了出国的,7711毕业生中从事新闻出版和大专院校教育工作的各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在行政机关工作的占百分之三十,至今依然从事文学创作与评论,即与大学所学专业一致的已占不到十分之一。单就工作单位来说,大约百分之六十的人变换过服务单位,变动最多的,竟达七八次之多。

  
温子建,7711中年龄较小的同学,毕业后先是在南京一家学校当教师,后来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新闻学硕士,毕业后当了记者。由于环境的原因以及个人价值追求理念与个人性格的原因,后来他离开北京到健力宝公司做事。从新闻到经商,从文学到经济学,从庙堂到江湖,对一个人的内心不可能没有冲击。正是因了工作的变动,使他增加了阅历,锻炼了能力,某些外在的不幸和不顺促成了他人生更多采更丰富的机会。说塞翁失马也行,说正打歪着也好,只要是秉承了自己的内心指使,便没有懊悔和惋惜。

  
陈晓东,当年7711臂力最大体格最壮的同学,如今以一副清瘦的面孔出现在同学们面前。在晚间的座谈会上,他坦率地叙述了十几年来的经历。因为一次偶然的不慎,他的生活出现了连续不断的挫折。在炎凉得失的颠簸中,他渐渐感悟到一种境界,终于从政治的舞台走到宗教天地中。同学们特别注意他的情绪是否颓唐消沉,希望知道他是否为经济拮据而感伤,可是谁也没有发现。他将往事娓娓道来,口气舒缓,心情平静,有时甚至不失幽默,好象是在叙述别人的年代久远的故事。在生活的关口上,他因不能接受庸俗与屈辱而选择了今天的道路。他为境界而平静,我们为他的平静而祝福,谁都无法替代对方的角色。

  
二十年过去了,要说“混得怎么样”,谁都难以回答。好还是不好,各人有自己的标准,不仅不能划一,也没有必要划一。这种我行我素的精神,这种小大由之的潇洒,就是7711的班风,一个班级的风格。有人当了大校,有人连最基本的职称都没有拿到;有人当了县长局长,也有人连科长都没当上;有人是腰缠万贯的老总,也有人是寅吃卯粮的穷人;有人能在全世界飞来飞去,有人十几年来没离开过自己的小城市。能说谁失败谁成功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只要是秉承了自己的心愿,便是成功了自己。

  
聚会的第一天下午,全体同学一起参观了复旦校园。这是一次叫人动情的活动。当年的校外大操场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文科大楼。尽管系领导希望同学们能去看一看新楼上的中文系办公室,但大多数同学还是固执地跑到原中文系办公楼前,流连徘徊在楼前的草坪上神游于往日的记忆,依稀听到当年的欢声笑语。人去楼空,物是人非,不管怎样,总叫人有一份莫名其妙的怅惘。

  
母校的变化一如上海的变化,因新建筑的出现,有些地方已难以与当年的印象联接。7711曾经住过的四号楼虽然还在,但周围的新建筑已改变了原先的景观。校内的操场变成了花园,原来供留学生使用的大楼现已改作他用,另在校外建立了留学生院。一些老教授去世了,当年毕业合影上坐在最前排的那些人几乎都不在了。前辈的去世给7711同学带来浓重的伤感。大家最惦念的还是那些出国的同学。这些同学离开熟悉的祖国,无论是本着自我放逐的心情还是本着追求未来的目标,总归是海外游子的身份。他们不得不面对严峻的生活,因此需要付出特别的辛苦特别的努力。从他们的片羽飞鸿中,大家看到他们读书的身影,看到他们打工的汗水。复旦人一旦站到复旦校园,便同时获得两种身份,一是母亲的身份,一是孩子的身份。今日聚会的7711同学,怀着母亲的、兄弟的、姐妹的情怀,祝愿海外的同学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因为他们遇到的文化冲突远比留在国内的人要大,要尖锐。

  
无法躲避的文化冲突

  
7711虽然是一个班,但这个集体符号下的成分却比较复杂,或者说相当丰富。就文化北京来说,有乡村的,有都市的;就年龄说,有几个孩子的父亲母亲,有未经世事的刚从中学毕业的小青年;有受过牢狱之苦的经磨历劫者,有皮毛整齐的初生牛犊;有已经读过几百部欧美作品的上海同学,也有第一次听说《人间喜剧》的山村学生。这些因素,在读书时候虽然就能看见不同文化的端倪,但没有冲突,没有倾斜,彼此相安无事。大学像一个四年的旅馆,忙于求知,充满友谊和温情,更没有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人。

  
等到走向社会,而且是二十年之久,情况就不同了。利益、观念、文化传统的依赖与背弃,都开始泛滥。深入骨髓的过去,和没有消化好的现在,斗争着,轻则翻肠倒胃,重的甚至达到撕肝裂肺的程度。新的潮流和旧的认知,相互碰撞,潮流的饿狗追咬着许多人的脚后跟。世俗的强大和审美的文弱,都在召唤着我们,很难找到哪个被窝最舒服。这不是小老鼠钻到风箱里的两头受气,而是许多十字路口的幸福选择,是到处都有方向的迷惘,是各种来自内心的冲撞。

  
那些出国的同学,也许被很多不明就里的人视为最幸运的人,实际上他们经受的冲击也最厉害。我经历过这样的阶段,有些体会是真切的。当时我是作为访问学者到加拿大去的,我事先认为自己是相当西方化的了,至少是酷爱自由民主的人吧。可是到了那里,我才知道什么叫自由,什么叫文化冲突。国外生活虽然安逸,但我(以及像我这样的人)无法忍受离开母语环境的那种文化寂寞。尽管后来我在一家大学教书,收入也还可以,但那远远不是幸福。别人关心的事,我不关心;我关心的事,人家觉得遥远而且陌生;我擅长的本领在那里用处不大;我要学的东西是人家那边连小孩子都会的。本应对社会对别人有所帮助的,却要接受别人的帮助。上不能跟人家讨论欧洲文化,下不能跟人家讨论明星不能跟人家开玩笑。那是一种何等的孤独!我经常用探春的话自问:何事苦淹留?

  
乡村与都市,东方与西方,下层与上层,古典与现代,传统与新潮,良心与饭碗,多种相对应的因素二十年来不断袭击着我们7711的兄弟姐妹。虽然有人的反映轻一些,有人反应重一些,但都有不同程度的冲击。看看那些“枝如铜干如铁”的老树,你有何感想?说一句大家辛苦了,然后用笑声消解历史的紧张,交流领悟和反省的心得,面对过去吧。冲突不仅增长了我们心灵和皮肤的皱折,也增加了我们精神的财富。没有问题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这样想,一切都解决了。

  
经历过并继续经历着文化冲突,同时不断地找到缓解之法和消化之路,从而发现人生的新境界,在7711是普遍现象。社会的多元化,民间自由度的扩大,经济生活的改善和价值观的分流,使现代人在文化冲突中有条件也有理由找到新出路。毕业后分配到外文出版社的赵福年,由于个人志趣和身体条件的限制,不愿继续留在体制内,毅然离开出版社,为自己所欲为,生活得颇为滋润。原《新民晚报》副主编徐克仁在经过许多探索之后又回到他喜欢的漫画世界,像陶渊明的归去来。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农大教书的田迎春离开大学讲台后先到出版社当编辑,业务上做得很成功。后来他厌倦了,便去人民日报去办杂志,后来经营实业,包括饲养从南非引进的玻尔山羊,修建从黄山到杭州的高速公路。其间还主持过《上海证券报》发行部。在每个岗位都干得相当成功却又经常变换服务单位的,在心理上感受到的冲突一般都相当丰富。他们不仅对价值的看法有独到的标准,同时还拥有高超的生存技能和变通精神。这里既需要超脱,也需要执着,既得忠于自由,也得约束情绪。没有什么东西能永远束缚住人的心灵,人生代价只能支付给自己要做的事。他们为此心安理得,无愧无悔。

  
7711与新时期同步而行,他们既感受着时代的速度,也感受着时代的震荡。经济生活的巨大变化,科技和信息的飞速发达,使每个人都无法逃避文化更新的冲突。过去上百年才发生微小变化的东西,现在几年就是一变。7711十六年来遇到的文化冲突,7711的同学经历了这些曲折,而且战胜了生活的各种挑战。应当说,7711个个都是人中之龙鸟中之凤。令人高兴的是,不论是职务的升降还是财富的增减,7711同学大都能坦然处之。7711具有一种自由超脱的风气,当年别的班级常为推选三好学生之类的事闹得不可开交,7711从来没有。有人说这是7711至今没有一人死亡的原因,这话虽不严密,但并非全无道理。7711年龄最小的一位同学,几年前曾因没能在世事人情的矛盾中及时平衡自己的心态,一度曾跳楼自杀(但愿是传说)。当陈允吉老师向大家介绍这一情况时,全体到会同学都感到震惊。有几个同学商定,散会后尽快找到这位没有参加聚会的小同学,帮他早日摆脱困扰,尽快调整好情绪。

  
毕业后,7711大约有四分之一的同学遇到过家庭重组问题,有的因感情发生变迁,也有的是因生活环境的变化或共同语言的缺失。从各地的情况看,在工作和家庭两方面变动较少的当数上海同学。这一现象说明,当代中国的变化对于上海这个早就具有商业精神的都市来说,其冲击力要比原先处于农业文化的其他地方要小。也就是说,外地同学在现代中国所感受的冲击要比上海同学更严重。

  
分别与约定

  
短暂的两天,很快就结束了。全体到会同学怀着尊敬的心情,向教导过我们的老师深深鞠躬,衷心感谢他们的培养和教导,也感谢复旦传递给我们的精神。很多老师以自己的切身感受谆谆嘱咐同学们务必注意保持身体和精神的健康,语重心长,情意绵绵,直如父母一般。

  
最后,大家探讨了复旦精神和7711风格。吴中杰教授开宗明义地说:复旦精神就是追求自由追求知识的精神,复旦的师生大都和政治保持一个距离,而于学术方面下的工夫比较大。希望同学们永远保持这种追求自由追求知识的精神,献身于自己热爱的事业。不少同学认为,二十年相聚一次,间隔时间太长,下次聚会最多不能超过十年。正好,复旦大学将在2005年庆祝建校一百周年,大家商定2005年校庆之日就是大家再次相会之时。七年之后,7711全体同学将用更多的时间自由讨论更多的问题。那时,年龄最大的同学将近六十岁,最小的同学也已四十六岁,大家对人生将会有更多的体验,在精神上将会有更高的境界,各种各样的故事也会更有意思。

  
跟最后一批离沪的同学告别时,汪澜哭了,许多同学热泪盈眶。二十年前,同学们在一起读书,彼此充满着情谊。分别这么多年,好不容易聚在一起,只有两天便要分散开去,各自回到很远的地方,下次相见还要许多的年月。而且下次见面时是否还能保持这个人数,都是难说的事。仔细品味人生的匆忙与短促,真叫人难以抵抗那一份沉重的无奈!

  
《庄子。大宗师》中有一句话:相濡以沫,未若相忘于江湖也。意思是,困难中相互救助的情谊,还不如彼此在江湖中自由行动的淡漠。这是老庄的语言,我们7711赞赏他的超脱潇洒物我两忘的境界,却更多了一份相互依恋的同窗情怀。我们比庄子更强,他应当赞赏我们的7711,因为7711的同学不仅能够自由地生活在江湖之间,而且彼此并没相忘。愿自由与友爱永存!

  


  
以上是1998年夏天写的文字,发表在人民日报华东版上。

  
三年来,我没有再看,也没有需要改动的地方,大家都还在。

  
如今,憾事出现了。正如当时分别时担忧的,有些同学不在了。第一个离开我们而且永远不能再见面的,是陈静英。小巧的身躯,脚步敏捷,秀丽的字,还有《杜鹃啼归》那样精致的小说,都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没想到,出国几年后,她却将身体留在美国的土地上,还有她的刚刚几岁的孩子。

  
接着是邹毅,7711的生活委员。他提着那个用毛巾做成的饭袋子匆匆走向食堂的身影,他那和蔼可亲的笑容,还有从不出错的发放助学金的工作,都是这个好党员做的。我一入复旦就跟他一个组,他的淳朴厚道甚至改变了我对上海人“精明乖巧”的看法。几个月前,我还为注册上海新华闻公司找他帮过忙。他一如既往地热心,而且办事有效率。他亲自找了工商局局长和专门管理企业登记的处长,让我们顺利解决了注册难题。现在,他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上海,离开了这个世界。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在大连,在几分钟的痛苦之后,他就走了。

  
然后呢,希望没有然后。他们走得太早了,我们这个活力充沛的7711从此不再完整。我希望这种趋势停滞下来,让大家继续享受复旦同学的情谊。要享受,得趁早啊。谁都明白,这种消息今后还会有,而且是不可阻挡的。谁都会离开我们,谁都将离开大家。在即将发生的悲伤面前,我们应当透支快乐。我们得抓紧生活,抓紧享受,同时注意照料自己的健康。上帝觉得这个世界太拥挤了,经常动员人们回到空间去,当它的一粒尘埃。我们不能拒绝它的邀请,但我们留恋人间的友情,所以应当尽量拖延那个宴会的邀请。

  
让我们每天都聚在一起,让我们充分体会同学的友情吧。

 回复[8]: 请唤爷也写一点 老地主 (2008-02-26 19:23:19)  
 
  翘首以盼!!!!!

  
沉默不是金,给老地主一个回复。

 回复[9]:  吴卫建 (2008-02-26 20:39:02)  
 
  卢新华长期在美赌场发牌一事,常人一般较难理解。

 回复[10]: 生存第一 陈某 (2008-02-26 20:43:40)  
 
   江铸久在美国的时候,差一点也沦落为赌手。网上能找到有关信息。不过,真的下海的话,也许现在已经成了赌王了。

 回复[11]:  蛇 (2008-02-26 21:14:32)  
 
  继续喷毒∶

  
> 2004年,卢新华在国内推出小说新作《紫禁女》,尽管他坦言到美国后,办公司、做金融、踏三轮车、当赌场发牌员、后来又做了回自由职业者……

  
但是,《紫禁女》在各种宣传语上,都这样写着:“《紫禁女》表面上讲述了一个石女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经历,在深层却以各个人物为象征,表达了个人和民族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痛苦历程,展现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悖论。”

  
很难想象读者在读这部技术僵硬语言幼稚粗俗的小说时会思接千里,居然联想到中华民族百年历史境遇之类。作者出国多年远离文坛,已经与祖国当下的文化氛围完全脱离,书中经常会冒出诸如“他的意气是多么的风发啊”这样的抒情段落,让人惊愕得仿佛回到二十年前。而小说的故事情节,可以用做作、拙劣来形容。我只想问一句:写出《伤痕》的卢新华,现在沦落到用充满男性色欲心态的离奇情爱故事来达到一鸣惊人的效果,真是悲哀。

  
↑转某人的评论

  
+++++

  
不如不写!当年忽悠他重出江湖的同学等于害了他!!!

 回复[12]: >>「我们比庄子更强」 老唤 (2008-02-26 22:02:08)  
 
  这是胡说八道!

  

 回复[13]: 蛇的感觉是正确的 老唤 (2008-02-27 07:25:54)  
 
  我离开复旦,就再没有回去过,尽管我又回过上海。复旦有养育我的恩人,但是不要忘记「四人帮」时代,复旦的中文系有多么红!这些人还都活得冠冕堂皇!那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世界!

  
我离开我们班,再没参加过大型聚会。只是每到北京,北京的同学聚会请我。这是我们班的规矩。当然,我们班没有彻底的混蛋,但是当初有。

  
登在「人民日报海外版」的上文的作者王兆军就是一个。他几次获得全国中篇小说大奖,有着莫言一样的文笔上的才能。但是缺乏灵魂,投机革命,先是共产党,后是截然相反的民主运动,之后逃到加拿大,再回到中国,作品就不那么容易发表了。

  
但是这两次回国,我们又坐在一起了。

  
还有李辉,当初全然一个进步青年。大概因为我党最终没有向他敞开大门,或是贾先生的教导(他是贾先生的得意门生),还有他写作「胡风传」的经历改变了他。当初我们是对头,但是这次我回北京,我们也坐在一起了,并且谈得很投机,他说他是「无党派人士」了。

  
让我们坐在一起干杯的,就是上文提到的海军大校尹学龙(网上可以查到他的近况)。他和我有着非同一般的感情。

  
还有一个是张锐(刘罗锅),他是我们班长,是班里最有可能当大官儿的,但是他选择了自由。我喜欢他,酒量也差不多。他因为拍「大敦煌」在戈壁滩摔断了三根肋骨,还陪我喝了半瓶二锅头。他和我老婆说:「没关系,难得一见,明天死了也毫无遗憾。」

  
最令我伤心的是芦新华。一直到我离开上海,我俩是班里最要好的朋友。我离开上海前还在他家,他说咱俩合作一首诗吧。我说「一叶随风去」,他说「天地两茫茫」。看见他的毛笔字就可以知道他有多么聪明。他是我见过的最有才华的。感情细腻,想像丰富。他每次回上海都绕道东京来我这儿。但是最后一次他来我这儿,我们大吵了一场。

  
我责怪他浪费才能。

  
他说他得养活三个孩子。

  
···

  
我说你这次写得不怎么样。

  
他说他有过一次煤气中毒,脑子不好使。

  
我火了,说你活得不怎么样。

  
(那年他知道我到了上海,非让我把宾馆的房退了去他家住。我一看,倒是买了房,但是连一个像样的牙刷都没有。当时我就说「你硬件儿不错啊!」不知他听懂了没有。)

  
他说他总有一天回到文坛。

  
他的天真给我火上浇油。我说:

  
「全中国都知道你是大老板,你去住五星宾馆吧!」

  
结果他真的拿起行李就走。当时已经夜里三点。我的一个情人赶紧追出去,他说什么也不回来,结果就近找了个胶囊旅馆。

  
后来他看了「日本人的背影」,知道我对赌博行业的看法了。

  
他大概知道我是爱他的,就像当初他爱我。但是双方再没主动联系。

  
确实,我有点儿过分。我想,大卫也许会像我一样?

  
···

  
简单向老地主汇报一下。也许有一天会仔细写。

  
看看上文的作者:先左后右,现在又折衷,连赌博嫖妓都成了正当行业。没救!我不反对所有的嫖睹,但是我不赞成某些人专业嫖睹。

  

 回复[14]: 谢唤爷,打印出来仔细玩味 老地主 (2008-02-26 23:55:52)  
 
  

 回复[15]: zt 闲话在复旦的日子 我 (2008-02-27 00:10:37)  
 
  闲话在复旦的日子

  
祥子

  
我不写复旦是有道理的。一者,现放着这多学文的高材生,怎么就轮到我来调嘴了?再说,当事朋友都还活蹦活跳,我又不记日记的,说错个日期或事情,脸红一下倒惯了,“忘本”的嫌疑不能不避。所以,为友破个规矩,下不为例。

  
自然要说母校的好话。依祖宗的老法子,是要先从校园的风光“旦复旦兮”地赞叹起来。可恨祖籍南京师范对门,不便评议。伙食!哪,说这个我等就气粗了。

  
外面来人观访,固然是第一要看景的。但对活在里面的人,“吃”可比“看”重要多了--对行为有直接影响。不是有种理论:人吃好了,就要淫乱?据此推论,复旦的伙食还是大有发展余地的。但,这个理论呢,还有个不大为人所知的下半句:人吃不好呢,就要……的。复旦没有什么……的,食堂有大功。

  
比方,“橡皮鱼”,外头没人要、不会做的东西,倒到复旦的厨房里,一烧,喝!还就是一道。当家的“大扒”就更比隔壁当家的“四喜肉”高明出不知多少倍!不用形容,光听听名字就比过去了,是不是?“大扒”就是红白两烧大排骨!想吃不?!“四喜肉”:“呀--我们不直说的呀,我们是要有诗意的啊--啊。天又明了--小麻雀……”得!我告您吧:“四喜肉”就是一大块猪膘肉但又有--四种不同。您问:这能吃吗?这个问题嘛,据苦难同胞说,就要看四种成份的比例了。对了,好象烧的时间也是有关的(有种成份不大容易烧熟)。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当然,顿顿吃荤是吃不起的。“大扒”一毛六一块,“橡皮鱼”也要一毛一一份,哪能人人都这有钱!但我们天天吃鱼(或者)吃肉还真不诳言。后来有年全国高校伙食评比,复旦得个第二,算是正了名。人真是怪事,在母校那么些年,复旦不知得了多少名头,哪里还记得一个?食堂得个亚军:嗨!记住了。

  
有父母送了工钱来吃,伙食又不错,虽不到万元一桌的“思淫”水平,也是要寻思消食的。有上图书馆飞媚眼的,有在周末摆棋摊的,如果,有人的隐形眼镜掉到厕所的洗脸池子下面去了呢?那就是好几个人的重点工程了。隐形眼镜?这个是不是?一看,嘿!还真捞回来了。接着,便又等别的事发可以援手。比如,复旦南京路上每学期一回的黑板报评比,就是“宣传委员”吊文的机会。一篇讲晚上想女人睡不着觉的小小说《今夜难睡》,在七十年代末开春的校园里还是蛮叫座的。或者,一篇鼓吹新人要有《新道德》的杂文,也有做笔记的。是何人有何用意?就毋知了,我又没见过我的档案。

  
当然,不是有事就好。怎么?您老看着我们象是好事之徒吗?有些事,今天想起来还怕。最可恨的,是一帮办舞会的朋友,不知怎么一弄就让他们在校里掌了权,一声令下,是人都要跳。我估计,跳舞的乐趣大概是和舞场的人口密度有直线关系的。偏偏命苦,又转行“文艺委员”,不但不能“抗命”还要去做“帮凶”。“集训”两个半天,就回来“快四步”、“慢三步”地做起舞师来,这不存心耍人吗?!还是同室的上海大哥有福,到校学生会里面去做个“卫生委员”,好象全校的女生宿舍都巡视过呢。我这个在系里的却三天两头地被人支来使去,跳舞会、歌咏会、赛诗会……。唯一的美差,每周发售电影票,遇上紧俏的,又不能私留一张!命,这玩艺儿啊--啊(我,托朋友的福,也吃过两块“四喜肉”,不会作诗也会吟的),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

  
说到写诗,又是件可怕的事。创复旦诗社,咱们社长催功课的那个本领,您一比可显嫩了。一本《诗垦地》,号称文革后大学校园第一份学生自主的诗刊,一首《自由》(“一百万人欢呼自由/一万人热爱自由/一百人争取自由/一个人/为自由而牺牲”),不过读了张志新的悲剧后的一个观感,也不让发。不久,整个刊物都给封了。那时候的人啊(--啊),简单。不懂“非政治化”的妙处。只以为,一个诗人,如果对自己的时代都麻木了,怎么还称得上是诗人呢?哈哈!让各位笑话了。

  
最大最要紧的事自然是读书。十年没有正经读过书了,每个人都很饥饿。我说过,那时的人都很简单的不是?每天下午下课后的第一要务,便是寻觅自修的教室和桌子。动作快的,自然是抢占下又有灯又靠窗口的“风光”宝座。五点钟开晚饭,书包留在课桌上,三下五除二地吃过,又回来读书了,直到寝室熄灯。所以,推迟宿舍熄灯时间,是全校同学齐心合力的重大斗争。

  
晚饭前没占据到有利地形的人,可去图书馆楼上等阅览室开门。那是个最后的机会,平日的短跑训练在这种时候就很重要。不过,在图书馆自修有个好处:中间想起来走走的时候,可以在走廊上看张贴在橱窗里的报纸。我喜欢这点优势,所以常准时进食堂,十五分钟之内,吃好晚饭,洗好饭盆,冲好开水,就去图书馆等起跑。到今天,我吃饭的速度还是让人心惊,谁知我这也是适者生存,没办法的事呢?

  
如果,一个教室临时晚上有课,那就苦了在里面占山为王的人了。到晚上六七点钟,走遍校园,从图书馆到文科楼到新教学楼,恐怕也找不到一张桌子(如果有人临时拉肚子,主动退出阵地,当然是意外的斩获),只能灰溜溜地溜回宿舍去,知道今晚的书是读不好了。很少人自愿留在寝室里。据“现在医学和化学测试表明”,读书的效率和同室读书的人口密度也有关系。

  
这是周日的情景。到周末假日,上海同学回家去了,自然又另当别论。周末假日就是我们外地人--洗头洗澡洗衣服洗床单洗被套在窗口晒衣裳晒袜子在窗口晒床单晒被子在窗口拍枕头!写家信写情书作文作诗作曲唱歌听歌听香港人唱歌进城去买东西在床上包东西上邮局寄东西逛大街穿小巷走亲访友找女朋友找男朋友寻小孩!喝茶抽烟谈天说地讲故事讲时事讲笑话豪言壮语地吹牛皮!下棋打牌看报纸看小说看长篇小说看外国人的长篇小说最好是傅雷翻译的想家想人想心事想为什么一块“大扒”竟然会卖到两毛四分钱?!到菜场去观察行情到自由市场去观察行情到系里去问免子肉到系里去要老鼠肉!找刀子找酱油找炉子找锅子找酒精灯!请隔壁的来喝酒到隔壁去喝酒拉隔壁的人到隔壁去喝酒!在操场上散步跑步打球踢球伸手伸脚伸腿伸腰练推手在校门口照相寄给父母在校门口和父母照相寄给父母的父母在校门口替别人照相寄给别人的父母在校门口和别人一起照相在校门口和别人的父母一起照相!过些日子有了校徽又一个一个到校门口重新照相!到照相馆去冲胶卷请上海同学带回家去冲胶卷不付钱但必要保证质量算题算账算日子算从系里换来的全国粮票油票免费为人算命!到小卖部去望草纸到小卖部去买草纸到书店去望书到书店去买书一样也不能退换到四川北路去买火车票到四川北路去买汽车票到四川北路去买火车和汽车的联票到火车站去买当天的火车票到火车站去卖当天的火车票!到火车站去接人到火车站去送人到火车站去看人到医院去看人要带蛋糕到同济去看老同学到同济去看演出请同济的人到复旦来看电影看完后再拉人一起去五角场看电影--的时候。那时候的生活和人一样,也很简单的不是?

  
离开母校很多年了,我还是会忽然想起在那里会过的一些人物,在那里做过的一些事情,在那里住过的一些房间。我不愿去多想,我怀疑“怀旧”是老暮的症状之一。但有时,我并不能自主。比如,看见陈冲在这里的电影广告就想起《小花》,想起五角场的电影院,那座我离开复旦时已搬入新居的电影院,想起那个夏雨过后的傍晚,想起和我一起从复旦的后门走出去,淌着路上的积雨,去五角场看电影的许多人,许多的人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个美丽的女孩现在想必已为人母,想起,我在那天晚上回校的路上写下的一首诗,那首讲我走在积雨的街上,穿过人家里泄出来的灯光,在黑夜里赤着脚卷着裤管淌着水,走进耀眼通明的五角场广场的诗。我现在知道,那是我今生唯一的一首好诗,但我已不再能记起一句,我已不再能写出来。就象,我已不再能--简单,不管,我是多么地希望。

  
我想,我就在这里停笔吧。

  
(3/95)

 回复[16]: 祥子充分证明了 老唤 (2008-02-27 06:35:23)  
 
  复旦和北大一样,也出傻子。

  
就像穷人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穷一样,傻子也不知道自己傻在什么地方。

  
傻子多么幸福啊!他看到的世界如下:

  
>>看见陈冲在这里的电影广告就想起《小花》,想起五角场的电影院,那座我离开复旦时已搬入新居的电影院,想起那个夏雨过后的傍晚,想起和我一起从复旦的后门走出去,淌着路上的积雨,去五角场看电影的许多人,许多的人我并不认识包括那个美丽的女孩现在想必已为人母,想起,我在那天晚上回校的路上写下的一首诗,那首讲我走在积雨的街上,穿过人家里泄出来的灯光,在黑夜里赤着脚卷着裤管淌着水,走进耀眼通明的五角场广场的诗。我现在知道,那是我今生唯一的一首好诗,但我已不再能记起一句,我已不再能写出来。

  
「我」能否告知此文的出处?

 回复[17]: 蛇的感觉是正确的之二 老唤 (2008-02-27 07:23:28)  
 
  >>:“《紫禁女》表面上讲述了一个石女和三个男人的情感经历,在深层却以各个人物为象征,表达了个人和民族打破先天封闭限制、走向自由开放的痛苦历程,展现了百年中国的历史境遇和悖论。”

  
1,如果蛇再进一步,找到这种评论的始作俑者……(蛇也许早就知道)

  
2,如果蛇再进两步,发现炒作者和被炒作者之间的关系……

  
3,如果蛇再进三步,根据炒作者的道德水平和学术水平推论出目前名牌儿大学中文系的水平……

  
4,如果蛇再进四步,发现我党领导的名牌儿为什么任用了这么多这样的文科「博导」……

  
5,如果蛇再进五步,算出这样的「博导」带出多少学生……(我又得罪了在日的某人)

  
6,如果蛇再进六步,……

  
这里的逻辑是严密的。不过我是不是说多了?

  
我是个不协和音程,是个多余的人,这也是我尽可能不用真名出现的原因。如果我现在还有苦恼,最大的苦恼就是:说不说实话呢?我会「伤害」许多也希望生活得更加美好的人,他们也许是我的亲人,也许是我的朋友。他们身负重任,有着光明的前途。

  
并且,他们可能认为那是一种潇洒。

  
我只好心里对他们说:「受你们的罪去吧!」就像我对民工说:「挖你们的沟去吧!」一样。他只会挖沟,并且认为他自己只能挖沟!

  

 回复[18]: 老唤不负众望 陈某 (2008-02-27 08:20:34)  
 
   好样的,到底是兰大出来的

 回复[19]: 这应该是关于孵蛋的最早的网文  我 (2008-02-27 08:34:31)  
 
  当时码字、阅读都需要专用的软件,象南极星之类。

  
> 「我」能否告知此文的出处?

  
请看下面的链接:

  
http://www.xys.org/xys/magazine/GB/1995/xys9505.txt

 回复[20]: 俺那里贴过一段旧文 陈某 (2008-02-27 08:50:32)  
 
  http://www.dongyangjing.com/disp1.cgi?zno=10001&&kno=007&&no=0005

 回复[21]: 那里还有一短文 陈某 (2008-02-27 08:52:39)  
 
  

  
说到的周惟波也是77级中文系的

  
http://www.dongyangjing.com/disp1.cgi?zno=10001&&kno=007&&no=0002

 回复[22]: 王兆军也是你们班的? 我是局长 (2008-02-27 08:58:55)  
 
  那本《谁杀了林彪》是他写的吧。

  
算起来应该是在加拿大写的。

 回复[23]: 那本书我买过 陈某 (2008-02-27 09:40:11)  
 
  写的不错

 回复[24]:  吴卫建 (2008-02-27 11:48:07)  
 
  卢新华的字确实也很好啊,兰大77级第一系第一专业的72弟子厉害。

  
至于文革期间复旦的御用文人,北大也一样,如梁效,甚至连周一良也卷入了。

  

 回复[25]: 看图识字 老唤 (2008-02-27 14:33:24)  
 
  新华在东京

  


  
新华和演员

  


  
周惟波(已故)在老唤上海宅蹭大闸蟹

  


  
新民晚报徐克仁,巴金的儿子作家李晓堂,和尚陈晓东,周惟波在毕业20年

  


  
大师李慕良的公子祖铭和老唤在四那哭

  


  
北京聚会:老唤右边人民日报温子建,左边作家出版社杨德华,对面作协张胜友,北京文明办尹学龙,赵福年,人民日报李辉,北京晚报李光。

  


  
李辉,李光,文汇报陈可雄,小温。

  


  
20年后的复旦:尹,张锐,指导员,上海市委干部,芦,陈。

  


  
张锐,尹夫妇在京郊张锐别墅前

  


  
在张锐家砍大山

  


  
胜友,学龙,兆军

  


  
胜友,张锐夫妇

  

 回复[26]: 珍贵的图片 陈某 (2008-02-27 14:15:38)  
 
  

 回复[27]: 老板 老唤 (2008-02-27 14:36:56)  
 
  看得出「演员」是谁码?

 回复[28]: 一个是孙道临,还有一个沈什么萍 陈某 (2008-02-27 14:39:30)  
 
   我真的很喜欢周惟波那些杂文

 回复[29]:  雪非雪 (2008-02-27 14:42:52)  
 
  沈丹萍

  

 回复[30]: 当中那个是 陈某 (2008-02-27 14:46:46)  
 
  黄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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