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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爷爷那孙子 8,9,

老唤 (发表日期:2008-02-15 17:12:53 阅读人次:6825 回复数:79)

   我爷爷那孙子

  


  
我们家败就败在我爷爷身上!

  
据我的调查,我爷爷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是河北省B县最大的大地主。到了我爷爷的爸爸那一代,土地都扩张到邻县去了。多厚的家底!

  
估计是我爷爷不爱干农活儿,年轻的时候非要读书,据说还打着「救国」的幌子。我爷爷的爸爸没什么文化,很快就被我爷爷唬住了,似乎觉得有了文化也不错,可以把土地做得更大。于是就把爷爷送到了HP军校去学法律。从此,我爷爷结交了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开始走上了败家的道路。

  
到现在我都不能理解我爷爷的所作所为,甚至可以说不了解他。我第一次知道他没准儿是个「人物」还是在他死后开追悼会的时候。那时我在上海一所号称「名牌儿」的大学混日子,混到二年级突然接到一封电报,记得是妹妹打来的:「爷爷昨天去世,尽快赶回!爷爷最喜欢你!」

  
我是学语言文学的,马上就给了电文一个「不及格」!后面一句多余,白花钱!电报么,应该尽可能精简。前面一句也太罗嗦,应该是「爷死,速归!」这样又省不少钱。

  
我是我们系的大门儿,明天还有一场比赛!我捏着电报,心里琢磨着:净添乱……也不挑个时候……

  
不过说起来,爷爷确实对我不错。他那么多孙子里,只有我的名字是他起的。「唤民」,「唤起民众」!他是想让我实现他那个哥们儿的理想么?或是想表明他的嫡系关系?没准儿是后者,因为我爸爸叫「启超」。如果是前者,那麻烦可就大了。孙文折腾了半天,连我们家的家底儿都赔进去了,民众也没什么反应,我算老几?更何况毛主席说了:「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如果唱反调儿、非要「唤起民众」,这不是找抽吗?

  
他给我起这么个尴尬的名字,真是让我里外不好做人,到那儿都得装孙子……

  
这次比赛又没戏了。我先找了个替死鬼明天帮我把门儿,然后到指导员那儿请了假。我说:「我就这么一个爷爷,机会确实难得……」

  
下了火车,我还没走近家门儿,就看见街边儿立着的那一大溜儿花圈。谁们家这么排场?我顺着花圈往前走,突然发现了爷爷的名字,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我一边儿加快脚步一边儿想:是不是应该进门儿就扑上去放声大哭呢?未免又有点儿过分了吧……

  
门口儿的第一个花圈最大,有我俩高。谁这么阔,送这么大的?我近前一看:「我操!国务院!」我不禁念出声来。这个号称「国务院」的花圈令我踌躇,我实在不知道我这个在孙子辈儿里爷爷最爱的孙子、「最有文化」的孙子应该以何种姿态出现在人们的面前。

  


  
离家多年,除了一些个等着分那一点儿遗产的亲戚,我谁也不认识。就是亲戚也有不少面生的。「七大姑八大姨」,我发现我家的亲戚还真不少!

  
在我的记忆里,我好像没这么多亲戚啊!爷爷当初变卖了土地、家产,捐给了他那哥们儿,之后像过大年听鞭炮一样满怀希望听了一阵儿枪响,剩下的钱在天津买了两幢小楼。后来一解放,大概是觉得树大招风,卖了一幢,换回两根金条。文化革命开始,第一次抄完家,人家刚走,我爷爷突然追了出去,跟人家说:「还有两根金条忘了拿出来了!」……

  
这个傻逼!

  
之后,我爷爷找到街道,建议在他楼下办一所食堂,方便革命群众。食堂倒是开张了,没俩月又黄了。搬进来三家儿,一家儿是食堂的总管兼大师傅。一直住到文革结束「落实政策」。

  
就在我爷爷奶奶退居二楼的时候,我为了逃避革命陪他们住了一段时间。那几个月我没见来过一个亲戚。不过这也好,给我作案提供了有利条件。

  
二楼有一间,门儿被革委会贴了十字封条,一溜儿玻璃窗被一大张雪涛的「牡丹」糊得严严实实。我估摸着那里集中了爷爷的大部分家当。一天我找到一个和得来的堂弟,俩人在起士林合计了一个下午,喝了几杯带汽油味儿的威示忌。我知道我爷爷对革命趋之若骛,第二天就买了两张离家挺远的电影院的电影票,说是革命电影,政府号召人人必看,早早打发爷爷奶奶上了路。

  
我俩精心地启开封条,溜进去,打开了第一个樟木箱。全是轴和扇子,每件东西上都贴了小条儿编了号儿。我俩有些失望。一是因为编了号儿,容易露出马脚。一是那时我还是土鳖,不大清楚艺术的价值,并且那个年头儿艺术一钱不值,委托行一架德国钢琴才卖五块钱,还卖不掉。

  
我打开一幅,看见有溥仪的提头儿,突然记起有一次听妈妈吹,说:「解放前南北有两大律师,北方就是你爷爷。溥仪和婉容离婚的官司就是请你爷爷作的律师。别看你爷爷这么大名气,打官司收费特低,结果没办法儿,溥仪送了你爷爷不少字画儿……咱家那几幅齐白石的画也是齐白石亲自送来的,因为爷爷喜欢齐白石,说什么也不收费……」

  
现在想来,爷爷没准儿不是傻逼,没准儿比我看得更远。

  
我和堂弟嘀咕了一会儿,决定「按既定方针办」!

  
当时是盛夏,我俩各拿了一把扇子,盖上箱子,搬开之后打开了第二个箱子……我操!撞在我枪口上了!国民党将校服!简直是大喜过望!那时最兴的就是将校服!我立马套上一身儿,我操!正好儿!爷爷也就比我高几公分。再一看,我堂弟有点儿惨,上身儿跟马褂儿一样。我安慰他:「没辙,你就凑合着点儿吧!」

  
我俩又在其它箱子里找到一件狐皮大氅和一件鼠皮大氅,之后把一切复原,溜了出来。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慢慢儿来!我们照原样儿贴好封条,来到堂弟家,藏好赃物,只等到了秋天,穿上军服到王府井给他们丫的开开眼,万一能拍到个漂亮的婆子也未可知!

  


  
没想到我这把扇子可给我惹了麻烦。

  
我回到我爸爸家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正赖在楼下我的床上扇着扇子看「安娜·卡列尼娜」看得入神,一抬头,发现爸爸站在旁边儿弯着腰盯着我手里的折扇。

  
「这扇子是从哪儿来的?」他问。

  
妈妈定过一个规矩:不许说谎,至少在家里。

  
「爷爷给的。」我折衷了一下说,心想不就是一把扇子么!

  
爸爸从我手里拿过扇子看了一会儿。

  
「你起来!」

  
我遵旨坐了起来。

  
「这扇子是从哪儿来的?」他又问了一遍。

  
从他第二次问话的口气里,我基本猜出来:他知道扇子的由来了。

  
我只好如实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反映了一遍。后来我才知道,这把竹柄雕花的扇子出自任伯年之手,任伯年是大画家。爸爸固执地认为:爷爷不会把这么珍贵的东西给我这样的土鳖!

  
爸爸拿着扇子带着我立刻坐上火车去了天津,到堂弟家取回赃物,来到爷爷面前。我把来龙去脉又对爷爷反映了一遍。

  
爷爷坐在书桌前,面对着窗户,一动不动。半晌,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一辈子就想作一个好人,你不让我作好人啊!」

  
他虽然说话的时候面对着窗户一动不动,但是我还是猜出了这个「你」指的可能是我。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于是就保持沉默。好像过了很久,爷爷起身,拿着赃物,把我带到了革委会。

  
革委会的同志对爷爷很客气,但是我被留下来做检查。后来我知道,爷爷还属于受中央保护的那类人物,何况他已经八十多了。

  
爷爷走后,我又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又反映了一遍。

  
革委会的同志用男低音一字一顿地对我说:

  
「谈谈你的认识吧!」

  
当时我确实没什么认识,我只觉得这是我们家的事儿,关你屁事!但是话当然不能这么说,于是我保持沉默,以免说漏了嘴惹出麻烦。

  
大概过了三十多分钟,革委会的同志不耐烦了,他撕下几张印有革委会红字的信纸递给我:

  
「明天下午三点把检查交上来!」

  
我正要出门儿,听见他补充道:

  
「要深刻!」

  
「深刻你妈了逼!」我出了门儿心里说。但是心里说归心里说,我不敢出声儿,真的有点儿发毛,不知自己捅了多大的娄子。路上,我买了一包烟,跑到起士林冷饮店,琢磨着如何写。那是我第一次抽烟,一根接一根,抽了一包,抽得天旋地转。我深刻地认识到:烟不是什么好东西!

  


  
我站在爸爸旁边儿向陆续前来吊唁的同志们表示感谢。觉得鞠躬鞠累了,就借口上厕所,溜到爷爷的客厅里,想先下手为强、趁火打劫,顺点儿文具之类的小东西。

  
书桌上有一张报纸,上面登了一篇讣告,给我爷爷定性是「爱国人士」、「民革老人」。我心想:除了我以外,谁他妈的不爱国?这不是废话吗!「民革老人」又算什么东西?我家祖祖辈辈的那一大片土地就换这么俩词儿?真够亏的!

  
我接着往下看。说我爷爷是早期同盟会会员,曾无私资助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解放后历任中华法律协会什么、天津人大什么、民革什么、政协什么……总之,没一个实惠的头衔儿。

  
桌边儿的「人民日报」码得整整齐齐,像他生前一样。我一直琢磨不透:那玩艺儿有什么看头儿?而他每天起床以后,洗漱完毕,一定先从头儿看到尾之后才出去散步。我一直以为他是在装样子。可又不像,他好像看得津津有味,还时不时在某些地方画上红线,大概是以示重要吧?

  
他常常在散步回来吃过早饭又拿起看过的报纸在上面画线。我曾抽查过他读过的报纸,满面通红,连计划生育的下面也画了线。我怀疑爷爷是否患了老年痴呆症!

  
书桌上的用具摆得很整齐,甚至有一种肃穆的气氛,好像在阻碍我的行动。客厅里迷漫着一种独特的味道,我说不上是什么味道,但那是爷爷独有的味道。这味道从我小时候就扎根在我的记忆里。这个小楼楼上楼下十几间,只有客厅是孩子们的禁地,但是只除了我。非但如此,我小时候还享受和爷爷同床的殊荣。客厅的一角有一张床,我来了就睡这张床,和爷爷一被窝,每次一睁眼就是爷爷的那双大脚!

  
大点儿以后,爷爷还是让我陪睡,只不过睡在旁边儿的大沙发上。至今我也搞不明白,为什么爷爷对我情有独衷?

  
隔壁是奶奶的房间,奶奶的房间里有一张大双人床,但是在我的记忆里,爷爷没有过去过。这次我没有见到奶奶。妹妹说奶奶不知道爷爷已经去世了,怕奶奶受刺激,姑姑安排奶奶住院了,等丧事办完再把奶奶接回来。

  
我是在放暑假的时候来看望奶奶的,妹妹陪我来,叮嘱我:千万别提爷爷的事儿,奶奶还不知道。

  
这次我看到的奶奶变得又矮又小。爷爷是九十六岁去世的,奶奶好像比爷爷岁数还大。

  
见到了奶奶,我说:「奶奶,我来看您啦!」

  
奶奶没有反应。妹妹说:「你大声点儿,奶奶耳朵背!」

  
我就大声喊: 「奶奶,我来看您啦!」

  
奶奶睁大有些浑浊的眼睛望着我,半天才说:「你是谁呀?」

  
我喊:「我是唤民!」

  
奶奶好像想了想,说:「唤民是谁呀?」

  
……

  
我猜想奶奶肯定知道爷爷已经不在了。

  


  
我这辈子就沾了爷爷一次光。如果严格地说,是两次。

  
一次是落实政策之后分遗产。先是不动产。在天津市委人事处工作的姑姑要尽孝心,来照顾年迈的奶奶,于是带领两个已经成家的儿子进驻了楼上楼下的大部分房间。我弟弟因为蒙上了天津的一所大学,被安排在二楼拐角厕所旁边儿的一间小屋里苦读。由于我闯荡天下、属于有事业心的那种,所以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这也正合我意,离你们丫这帮土鳖越远越好。

  
接下来是动产。这回不能不人人平等。但是钱好分,东西不好分。于是群策群力,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卖!把东西变成钱!

  
那年头儿是乾龙的官窑花瓶换不了几瓶二锅头的继续革命的年代!我操,一鼓作气全卖了!……「分田分地真忙」!

  
不值钱的只有爷爷穿旧了的衣物和「卷宗」。「卷宗」是爷爷几十年所有的案例记录,用工工整整的小楷抄写在宣纸上,分成一袋一袋,装成一箱一箱。为了避免后患、斩草除根,被我姑姑要求进步的儿子付之一炬,一页也没有留下!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这样领导着革命土鳖改变了我国的历史。以至今天看到的溥仪离婚案情都是道听途说。加之天下文章一大抄,三人成虎,事实于是再也没有真象了!

  
我是孙子,又在上海!等我放假回到家,妈妈打开一个箱子,说:「这都是爷爷身边儿的东西,没舍得卖。」

  
我翻了一通,心说:「别操了,能卖的早卖了!」我挑了一件中山装,那是爷爷出席政协会议才穿的,只好算作爷爷的遗产了。

  
第二次沾光是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指导员庄严宣布了我们班同学的命运。在笑声与哭声之中,我被分配到了市委统战部。

  
第二天我就拎着铺盖卷儿到统战部去报到了。统战部人事处的同志看了我递上去的一张证明之后,递给我一封信、不由分说、立马就把我发配到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我拎着铺盖又赶到位于陕西路的民革,民革人事处的同志验明正身之后,把我下放到了宣传处。

  
宣传处的同志们好像早就在等待我的到来,我一推门儿,门对面儿的一位老同志就几乎同时站了起来,绕过办公桌、伸出双手、面带微笑、快步向我走来。周围的几个同志也从办公桌后面站了起来。

  
我赶紧把铺盖撂在地板上,紧紧握住了他的双手。他比我矮一头,因此仰望着我,弄得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是统战部派来的……」我自我介绍。

  
「你的情况我们都清楚!来来来……」他拉着我的手,把我领到了对面的会客室。我俩并排坐在沙发上,看上去就像久别重逢的朋友。一个中年妇女给我们端来两杯热茶。

  
「来,喝茶!」

  
我因为赶路正觉得口渴,就端起杯子啜了一口,那么醇香的龙井茶,它向我揭开了新生的帷幕!

  
「你是粉碎四人帮以后到我们民革来的第一个大学生,你的家庭又有着民革的光荣传统,我们几年前就打报告希望上面为我们物色一个够条件的接班人啦。」

  
看来我党什么都了如指掌。我来民革,看似偶然,实是必然:「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在似懂非懂之间,我看到了自己面前的曙光,也看到了日趋衰弱的国民党复苏的希望。

  


  
我终于弄清楚接待我的这位同志是宣传处的处长。他最后明确地告诉我,我的任务就是办好「民革报」,「报纸是我们的喉舌。」他说。为此,我的首要任务是:1,尽快和国民党在上海的遗老遗少搞好关系,因为他们是我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稿源。2,尽快领会「民革报」的精神和熟悉编辑发行的过程。

  
民革所在地是典型的法式花园洋房,花园还挺大,有假山、有亭子,很合我的心意:早上可以继续练练声、念念外语什么的。楼下有一间小食堂,供应简单的午餐和晚餐,并且十分便宜。

  
我被安排在三楼的一个房间。到了晚上我才发现,整座小楼除了院门门房的老头儿,就我一个人。我开始怀疑民革雇我来是不是为了帮他们看房子?

  
第二天,我就开始了上午家访,下午看报的生活。上午,一个将要交班儿的老民革带我到遗老遗少的家里去喝茶吃水果,下午就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看报。

  
「民革报」是月刊,只有「人民日报」的一半儿大,而且比「人民日报」还他妈没劲,虚头八脑的,没一点儿实在的。我不到一小时就熟悉了它的精神,因此接下来就闲得无聊。我从楼上把我的书籍、字典搬到楼下码在宽大的办公桌上,开始继续翻译弗洛伊德。

  
我办公的房间在处长的隔壁,比处长的房间还要宽敞、排场。除了另一张办公桌,还有茶几、一个三人皮沙发和一对儿单人皮沙发。我觉得民革给我的待遇还是不错的。

  
一天下午,处长过来视察工作。我赶紧放下翻译工作、先下手为强,指着另一张办公桌说:「这家伙怎么这两天没来上班儿?」

  
「不能乱说!」处长马上制止了我:「这是赵副市长的位子,他最近在北京开会,明天会带回来新的精神,下一期的「民革报」就按新精神办。」

  
「赵副市长……?」我因为刚开始工作,还不太了解上海的情况。

  
「赵祖康赵副市长,民革的老前辈。」大概是看到了我疑惑的目光,处长告诉我。

  
原来如此,我等于白高兴了一场。这样说来,我有可能就是一个听差的,或者是组织上派赵副市长来监视我?……我在这两者之间琢磨不定。

  
第二天,赵副市长终于见到了我,我见他人很精神,就迎上去亲切地握着他的手。他说:

  
「是小张吧,欢迎你!」

  
他看了一眼我办公桌上的东西,接着说:「不愧是个大学生!」

  
我受到了表扬之后,憨厚地朝他笑。他又说:「好好干,像你爷爷一样!这里大有前途!」

  
听了他的话,我心里一咯噔,他好像也知道我爷爷……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我爷爷扫大街的事儿?……像我爷爷一样?……这事儿有点儿麻烦。

  


  
赵副市长的出现给我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他就坐在我的对面儿,我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下。当然,他的一举一动也在我的监视之下,我想:他肯定也有点儿心虚。但是我的翻译已经接近尾声,上海译文出版社正等着用稿儿。我这么忙,哪儿有时间监视他。

  
我清醒地意识到:必须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打一场持久战。我把字典和书籍在办公桌上垒成一面高墙,虽因此看不见他,不过他也看不见我!在他视力所及的左右两边摆好报纸和稿纸,做出要为「民革报」大干一场的架式,心里琢磨着如何像杨子荣那样「战~斗~在敌人心脏~」,好继续我的翻译。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里,我的工作进行的还算顺利,赵副市长似乎也无暇顾及到我。只有那么两天,民革要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中央精神,我的工作才被打断。我得搀扶一些业已行动不便的老人进入会场。赵副市长做报告的时候,我还得留在会场里一边儿听报告,一边儿听招呼。有的老人儿精神不济,一会儿就打起磕睡。我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过去给打呼噜的换茶杯让他睡不塌实。我得维护赵副市长的面子,特别是举手表决的时候,得让他们都醒着。

  
我做得天衣无缝,会后,赵副市长拍了拍我的肩膀。

  
一天下午我正在翻字典,赵副市长突然走到我的办公桌旁。我故作镇静,继续我的工作。他看了一会儿,问:「忙什么呢?」

  
我说:「赶稿儿。」

  
「什么稿?」

  
「弗洛伊德的译文。」我这个人有什么说什么。我抬头儿看见他好奇的目光,于是干脆停下手里的活儿,给他讲解起来。我说,党号召我们要解放思想,现在看来,光有毛泽东思想恐怕是不够用了。要介绍一点儿国外的新思想,是不是?

  
他点头儿同意。我接着说,对我国人民来说,弗洛伊德的思想就是新思想……说是新思想,其实也不新了,三十年代有个高觉敷的就翻译过一本「精神分析学引论」,不过没什么影响,那时我们在集中精力打仗……

  
我不知道赵副市长是否知道弗洛伊德是个挺伟大的人物,他好像对我的介绍不置可否,一声不吭就回到了他的办公桌。接下来的几天,我们相安无事。一天,处长找我谈话,问了我的生活和工作。我说一切都好。他说:「要做好本职工作。我们知道你是有这个能力的,要好上加好!」

  
凭我这么聪明,我马上就猜出来处长在警告我。同时他也在利诱我,他主动提到了房子的问题。我理解房子对我来说的重要性:在上海,没有房子就找不到对象,而没有对象就领不到房子。但是为了我国人民,我必须抛弃个人的得失!

  
我必须做一根「鸡肋」,让他们觉得食之无味,这样我才能调走。晚上,我隔三差五召集上海的文学、哲学、艺术爱好者到民革来开座谈会,又是烟又是酒,搞得乌烟瘴气。终于有一天,赵副市长跟我说:「我们谈谈。」

  
我知道时机成熟了,便说:「好吧!」

  
他开门见山:「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组织上帮你解决!」

  
我也开诚布公:「我想调走。」

  
他一愣:「去哪儿?」

  
「社科院文学所。」

  
「你有把握吗?」

  
「他们同意接收我,不信您可以去问。」

  
我趁机拿出三封信,那是蒋孔阳、伍蠡甫、贾植芳三位教授给我写的「护驾信」,他们和民主党派有关系,赵副市长肯定认识他们。

  
赵副市长看了信,叹了一口气,他什么也没说。

  
用了半年时间,我终于获得了自由!……不过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直觉得对不住赵副市长,我只见他叹过一回气,因此每想起当时的情景就有点儿心酸。

  


  
我终于逃出了国民党的虎口,真有点儿刑满释放了的感觉。我决心从此不再占爷爷的光,和国民党一刀两断。

  
事后琢磨起来,赵副市长恐怕不是一个好党员,他居然没有教育好我。他一直在监视我,而且生杀大权掌握在他的手里,他居然把我放生了!当时我认为,如果弗洛伊德的著作是黄金,那么「民革报」就是土坷垃。他恐怕看出了我的观点,也许他也这么认为。据说他留过洋。不管怎么说,我得感谢他,如果说我爷爷一直在有意无意地陷害我,那么赵副市长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在我的眼里和在爷爷的眼里,国民党恐怕不是一回事。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客厅里一直挂着国民党的党旗和孙中山的头像,一直到文革前夕。他所以为的国民党恐怕是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而现在,不管是国民党还是什么党,都归毛主席领导。我跟着国民党混,还不如直接跟着共产党混呢。

  
总之,我对国民党没有什么亲近感,只有一次例外。那是一天上午,我去爷爷家,一进走廊,看见走廊的椅子上坐着一排土头土脑的老头儿,穿着灰色或蓝色的中山装,腰杆儿挺得笔直,帽子都放在大腿上。这阵势我还是头一次见,感到很稀奇,就三步并作两步跑上楼梯去找奶奶。奶奶告诉我黄维来看爷爷了。我问奶奶黄维是谁。奶奶说黄维是国民党旧军官,刚刚放出来。还说:他们在说事儿,不要打搅。

  
「那楼下那帮子呢?」

  
「那是他的部下。」

  
我操!我心里想,放出来还这么威风?

  
我装做什么也不知道,悄悄地溜到楼下,拧开客厅的侧门就走了进去。旧军官有什么了不起!我想。

  
爷爷和黄维坐在沙发上,大概是因为我进来了,就停止了交谈、转过头来。

  
多年以后,我从报刊杂志上逐渐知道了黄维是一个什么人物。不管历史如何定论,当时我觉得他比我爷爷还像我爷爷。我本来打算进去猫一眼就溜出来的。有的人,你看上一眼就足够了,不用说话。但是黄维的目光有一种吸引力。他的目光敏锐却没有一丝狡黠,他直视你却使你感到亲切。

  
爷爷对黄维说我是他的孙子,对我说他们正在谈事儿,但是黄维招手让我坐在他的边儿上,问我叫什么,说我的名字好。还问我有什么爱好。

  
我说:「京戏。」

  
他问我:「什么角儿?」

  
「黑头。」

  
「什么派啊?」

  
「裘派。」

  
「嚯!」他说。

  
大概是看我回答得挺干脆,他说:「来一段儿吧。」

  
我也正想露一手,当时我们那一带没有比我嗓门儿大的。

  
「老的?」我说。

  
「好,老的就老的!」

  
当时我最拿手的是「探皇陵」,正好儿我爷爷也没见识过,我就站起来吼了起来。没想到的是,黄维居然楞个愣地给我有板有眼地哼哼过门儿。唱到「见皇陵不由臣之泪交流」,外边还响起了掌声。

  
这老家伙还有两下子!我一边儿吼一边儿想。在我幼稚的感觉里,一入了党,人就变得抽象了、概念了、麻木了。但这老家伙好像生命力挺强。一当兵呢,人就变得冷漠了、没人性了,就像日本鬼子。不过日本鬼子还情有可原,他们杀的是外国人,我们的党,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杀的是老乡。我估计黄维可能和我一样,不适合参军、入党,怪不得关了那么多年。

  
我起完哄,他们又谈了两个小时,外边儿的就那么坐着。奶奶叫我上茶……后来我再去爷爷家,我问爷爷:「黄爷爷又来了没有?」

  
爷爷说,他忙起来了,又要搞科学实验,又要搞文学创作,还有政协的一摊儿……

  
我和我爷爷没有过推心置腹的交流,估计他瞧不起我,嫌我不懂事。我也不大瞧得起他,他不像黄爷爷。不过不管怎么说,按照逻辑推理的话,我还是应该感谢我爷爷。他要是不把家败光,土改的时候肯定被就地正法了。他要是被正法了,爸爸肯定就上不了燕京了,也就勾搭不上我妈妈了,因此可以肯定,也就没有我了。

  


  
还别说,我虽然看不上我爷爷,但有一点,我不得不佩服他。那就是扫大街。他从大概八十六开始扫,一扫就扫了两年,风霜雨雪,一天没断!

  
那时候清洁工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忙着革命去了。街道的清扫工作由牛鬼蛇神负责。我爷爷还够不上牛鬼蛇神的条件,大概因此他觉得很不公平。他主动找到革委会,要求负责一段街道的清扫工作。革委会说他年纪大了,他说闲着也是闲着,正好儿锻炼锻炼身体。

  
人家扫街都穿工作服,我爷爷扫街穿笔挺的中山装,拿着扫帚和畚箕,趾高气昂的,就像去参加政协会议。因为他负责的那段儿明显地比其他地段干净,还受到了革委会的表扬,勒令牛鬼蛇神向我爷爷学习。

  
有一次我去爷爷那儿,因为好奇,决定视察一下他的工作。那天上午他刚把街道清扫了一遍,我悄悄跟在他的后边儿。跟踪我爷爷很简单,因为他目不斜视。我发现他也在跟踪着一个人。跟了一段儿,当那个人把手里的烟头扔在地上,他才放弃了跟踪。他走过去踩灭烟头,之后用扫帚扫进畚箕……

  
原来如此!这他妈了逼的得扫到什么时候?……我赶紧拐进一条胡同,免得他转身的时候看见我,怪尴尬的。我实在不明白,这老丫挺的是闲疯了呢?还是想当劳动模范?也许是想感动谁?都这年头儿了,能感动谁呢?

  
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儿感动,我可真没他那个耐心法儿……多年以后,我翻译东西和写论文感到不耐烦的时候,倒常常会回想起爷爷扫街时拣烟头的那个镜头。

  
爷爷扫街扫了两年多,一天革委会的同志来了,让我爷爷停止扫街,我爷爷觉得挺委屈,说他身体没问题。革委会的同志急了,说:「您身体倒是没问题,可我们受得了吗?我们已经挨批评了,说我们落实政策不彻底……您就别跟着添乱啦……」

  
我爷爷茫然若有所失,他大概知道他又错了。那天就成了我爷爷下岗的日子。下岗以后的那几天,他好像挺不适应,整天失魂落魄的。我看见他坐在办公桌前,手里拿着打开的报纸,眼睛却望着窗外的蓝天。如果说我对他的不幸遭遇有过同情,那次就是我记忆最深的一次:我真怕他憋出什么病来。

  


  


  


  
注:

  
「那孙子」:「那」音「nei,四声」。「那孙子」,北京话,特别流行于文革后期,意指「那个人」。

  
例句:部长那孙子不像话,想来就来,想走就走。

  
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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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31]: 为什么呢? 老唤 (2008-02-20 12:14:19)  
 
  

 回复[32]:  欲说还休 (2008-02-20 12:33:44)  
 
  还是标上数字好,更新的时候一目了然呢。

  
那孙子——〉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儿贬义呢?

  
尊老爱幼可是俺们党一贯倡导滴呀

 回复[33]: 傻子数数儿。 我是局长 (2008-02-20 12:35:24)  
 
  

 回复[34]:  欲说还休 (2008-02-20 12:40:25)  
 
  

  
看懂了内容之后,才可以骂人。

  
不是用来数数的,

  
是作为文章更新的时候的一个提醒的标志。

  

 回复[35]: 再续就该脱袜子了吧。 我是局长 (2008-02-20 12:47:35)  
 
  

 回复[36]: 为什么呢? 欲说还休 (2008-02-20 12:50:27)  
 
  

 回复[37]: 算了,我跑。 我是局长 (2008-02-20 12:57:58)  
 
  

 回复[38]:  黑白子 (2008-02-20 12:58:34)  
 
  唤唤常穿连裤袜……

 回复[39]: 没裆那种? 我是局长 (2008-02-20 13:00:49)  
 
  

 回复[40]:  吴卫建 (2008-02-20 13:33:58)  
 
  记得赵国屏当年在淮北插队时表现就很出色。

  
前国民党数任上海市长中,吴国桢不错,有民主市长之称。

 回复[41]: 吴卫建怎么什么都知道 陈某 (2008-02-20 13:42:22)  
 
  是啊,他当上了大队支部书记,他太座好像当上了县委书记。

 回复[42]: 他们那辈人经历真是丰富 陈某 (2008-02-20 13:45:26)  
 
  网上找来的

  
http://shzq.net/mczl/hwmc.html

  
(三)

  
细说起来,赵国屏当属名门之后。其父赵祖康是国民党溃退时的上海代理市长,五十年代就任上海市副市长,德高望重。

  
赵国屏当年插队所在的蒙城县楚村公社朱集大队上海知青集体户,是当时全国的一面红旗。

  
他和他的“战友们”曾经无比虔诚地要在淮北农村创建“乌托邦”。指点江山,挥斥方遒。70年代中期,上海知青走上蒙城县的政坛,朱集大队集体户户长出任蒙城县委副书记,赵国屏当上朱集大队党支部书记。他们大兴水利筑渠开河,他们拜师取经引进良种,他们日夜苦熬研制化肥,也是他们勒紧裤腰带,集资2700元,从上海购进了安徽省第一台手扶拖拉机……赵国屏在大队划出100来亩地,办起了青年队,特请——农大毕业生挂帅,“抓革命促生产”,誓将淮北变江南。那年,为了把电从公社拉进村里,知青们累得天昏地暗。电线杆须从阜阳市购买,为节约每根70元钱的运费,知青和社员们硬是用人力将100多根电线杆从300多里外徒步拉进村庄。有了电就寻思办厂,通过上海知青慰问团干部们的牵线搭桥,没花1分钱搞来几台淘汰机床。有人着实替赵国屏捏了一把汗。踌躇满志的赵国屏那一口“语录”功夫好生了得:“列宁教导我们,年轻的苏维埃,宁愿与国际大资本携起手来,战胜千百万小农!” ’

  
是耶非耶。剪不断,理还乱,是“知青”。这一番拼命折腾,朱集大队社员的工分值还是在几毛钱一天上下徘徊。

  
“乌托邦”灰飞烟灭。1978年,赵国屏打发了所有的知青,自己最后一个离开朱集大队。是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生物系,4年后赴美深造,获得博士学位。他在淮北泥坯房里插队9年,又在大洋彼岸经历了9年洋插队。90年代初赵义无反顾回国工作,他的根在中国,那一份情牵连着蒙城乡亲,牵连着淮北平原,牵连着中国的农业。赵国屏现任中科院上海生物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日理万机的忙,记者约他采访前后一个多月,最终经过精确计算,总算安排出星期天午饭间一小时。

  
他的确太忙,几乎惜时如命。那一回,赵国屏下了狠劲,自费赴蒙城一个星期,随身携带着幻灯机、资料片,到乡里到村里,一场接一场地义务为村民和干部解说美国现代化农业状况,深入浅出、图文并茂,乡亲们大开眼界。

  


  

 回复[43]: 哈哈! 小林 (2008-02-20 13:49:24)  
 
  原来吴员外和我有一样的病啊!

 回复[44]: 从赵国屏那里想到的 欲说还休 (2008-02-20 13:56:47)  
 
  虽然时代不一样,爷爷那孙子那里也可以看到赵国屏那种为理想努力的影子呢

 回复[45]:  吴卫建 (2008-02-20 15:12:07)  
 
  可惜当年赵国屏的理想在那个时代确属“乌托邦”,那是体制的罪过,当然,这是用现在的“觉悟”来审视。

  
老唤当年滋润呀,“上午,一个将要交班儿的老民革带我到遗老遗少的家里去喝茶吃水果,下午就坐在我的办公桌前看报”。 “民革所在地是典型的法式花园洋房”在南京西路陕西路吧。

  
什么党外副市长,政协,民革,民盟......都是GCD的花瓶。

  

 回复[46]: 每个时代有代表那个时代的理想 欲说还休 (2008-02-20 15:21:47)  
 
  历史是一种存在。谁也不可能先知先觉。

  

 回复[47]: 有先知先觉的 陈某 (2008-02-20 15:45:21)  
 
  譬如孙中山

  
譬如老唤他爷爷

  

 回复[48]:  欲说还休 (2008-02-20 15:51:56)  
 
  如果老焕的爷爷先知先觉

  
那包重要的档案就不会被烧掉了啦

  
傅义跟文秀离婚的事件也可以真相大白

  
而不会被杜撰过来杜撰过去了

  

 回复[49]: 老焕的爷爷给许多人提供了饭碗 陈某 (2008-02-20 15:54:18)  
 
   什么都真相大白了

  
那么论文博士,考古专家,小报记者不都要失业了?

 回复[50]:  欲说还休 (2008-02-20 15:57:20)  
 
  

  
なるほど

 回复[51]:  吴卫建 (2008-02-20 18:30:35)  
 
  >别看你爷爷这么大名气,打官司收费特低,结果没办法儿,溥仪送了你爷爷不少字画儿……咱家那几幅齐白石的画也是齐白石亲自送来的,因为爷爷喜欢齐白石,说什么也不收费……」

  
现在想来,爷爷没准儿不是傻逼,没准儿比我看得更远。

  
瞧,老唤的爷爷多先知先觉啊,

 回复[52]: 有人这么说: 老唤 (2008-02-20 19:05:19)  
 
  >>「他和北洋政府退居天津的东野寓公们过从至密。他担任了这些人的常年法律顾问,定期收费,进项不少。此外,他和天津金融和工商界的巨头也是朋友,他们有事,自然找他来办。除了这些固定的主顾,他也不排斥小业务,他常说“当律师如唱戏,不能总作大戏的主角,唱小戏同样能使人叫好”。他还标榜“三不”:不先拿钱;不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尽量作调解,争取不起诉。所以他当律师钱未少赚,人缘也不坏。」

  
说得有那麽点儿像,好像知道一点儿。特别是:「争取不起诉」。

 回复[53]: 你爷爷到底是哪个朝代的 陈某 (2008-02-20 19:09:47)  
 
  张绍曾为溥仪办离婚案

  
--------------------------------------------------------------------------------

  


  
40年代中期,日寇投降之后,天津的律师行业一度生意兴隆。报纸的广告栏中,除了“大减价”“大甩卖”字体大,其次就是律师的广告字体大了。律师名字的用字超出铅字的型号,多是用木刻的大字,什么“丁作韵大律师”,“李景光大律师”……一翻报纸,触目皆是。当时,天津律师公会会长张绍曾的名字,也是经常在报纸广告中出现的。

  
张绍曾字省三,河北省蠡县人,同盟会员,见过孙中山先生。直隶法政专门学校毕业。从1920年起,一直在天津当律师,前后达30年,未中断过律师职业。即使1946年张廷谔作天津市长时,因盟兄弟关系,被邀请作了市政府的观察处副处长,他也未曾放弃律师业务。

  
律师业务,在律师同行之中向来有习惯上的分工,各吃各行,总的是分民事、刑事,有的专办财务债务案件,有的主要办凶杀斗殴,有的专办奸情“花案”。张绍曾经办的多是财务债务纠纷,不过也有一次例外,即经办“末代皇帝”溥仪和文妃的离婚案。

  
溥仪于1924年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后,从北京移居天津日租界“张园”。虽然暗中仍在搞企图复辟的政治活动,但毕竟已降格为平民了,所以,他原来的妃子文绣,敢于向他提出离婚,时在1931年。文妃请冯国璋的儿子冯曙山替她找律师。冯曙山当过清朝王公小姐的“郡马”,与清宗室来往密切。冯曙山为文妃请张绍曾作律师。浦仪的旧臣郑孝胥也替溥仪请来两个福建籍的律师。后来,经过双方律师调解,由傅仪出了五万银元给文妃,宣告离婚。双方均未出庭即了结此案。离婚后,文妃办了一所小学,当了小学教师。自然,张绍曾为经办此案而得了一笔很丰厚的报酬。这件离婚案,当时曾是京津两地报纸的头条社会新闻,引起各方面的兴趣。

  
张绍曾的律师业务有他特别的门路。他和北洋政府退居天津的东野寓公们过从至密。他担任了这些人的常年法律顾问,定期收费,进项不少。此外,他和天津金融和工商界的巨头也是朋友,他们有事,自然找他来办。除了这些固定的主顾,他也不排斥小业务,他常说“当律师如唱戏,不能总作大戏的主角,唱小戏同样能使人叫好”。他还标榜“三不”:不先拿钱;不乘人之危,敲诈勒索;尽量作调解,争取不起诉。所以他当律师钱未少赚,人缘也不坏。据悉,张绍曾前年已在天津病逝,享年96岁,可谓高寿!

  

 回复[54]: 足球粉丝们 老唤 (2008-02-20 19:12:44)  
 
  爱国的时刻到啦!

 回复[55]: 张绍曾来过我家。 老唤 (2008-02-20 19:19:42)  
 
  但此文还是不准确!

 回复[56]: 斑竹,按排除法。。。 欲说还休 (2008-02-20 23:48:17)  
 
  文绣离婚时请了三个律师,其中有两个张姓:张士骏、张绍曾、一个李姓:李洪岳。

  
爷爷内孙子应该是那个叫张士骏的内孙子才对。

  

 回复[57]: 老焕同学 欲说还休 (2008-02-24 15:16:05)  
 
  建议你从新开一个续编二,接着8,9,10。。。。。。

  
旧的都沉底了,很难知道你更新的状态。

 回复[58]: 老焕更新了 陈某 (2008-02-24 17:08:56)  
 
   我把他提上来了

 回复[59]: 老唤7里面写错一个名字 陈某 (2008-02-24 17:15:16)  
 
  贾植芳

  


  
老唤的启蒙老师都是兰大很厉害的名师啊

  


  
蒋孔阳(1923-1999)

  
重庆万县人。农工党成员。1946年毕业于中央政治大学经济系。1951年后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校艺术教研室主任、《复旦学报》编委会主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议组成员,全国文艺学博士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社科联副主席,中华美学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美学学会会长,上海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著有专著《文学的基本知识》、《论文学艺术的特征》、《形象与典型》、《美学和文艺评论集》、《先秦音乐美学思想论稿》、《蒋孔阳美学艺术论集》、《文艺与人生》、《美在创造中》、《美的规律》、《蒋孔阳文集》(4卷),译著《近代美学史述评》、《从文艺看苏联》,主编《二十世纪西方美学名著选》、《哲学大辞典·美学卷》、《辞海·美学分册》、《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艺术卷》等。专著《德国古典美学》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一等奖,《美和美的创造》获上海社联特等奖、1991年上海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美学新论》获上海市社科一等奖、全国教委社科优秀著作一等奖。

  
伍蠡甫(1900-1992) 广东新会人。192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文科获文学士学位。曾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顾问、中国画院专职画师、西方文论博士生导师。学术研究侧重艺术理论,特别是中国画论研究,兼事国画山水创作。著有《中国画论研究》、《伍蠡甫艺术美学文集》、《中国历代名画欣赏大辞典》、《西方文论简史》等。

  
贾植芳

  
贾植芳(1915- ),教授。山西襄汾人。曾赴日本东京大学学习,早年主要从事文艺创作和翻译。曾任《时事新报》、文艺周刊《青光》主编。建国后,历任震旦大学、中文系主任,复旦大学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一届副会长,上海比较文学研究会第一届会长。专于中国现代文学和比较文学。著有《近采中国经济社会》、《贾植芳小说选》、《外来思潮和理论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译有《俄国文研究》等。

  


  

 回复[60]: 老唤,真不知道该怎样说你才好! 老地主 (2008-02-24 17:52:28)  
 
  赵副市长为什么叹气?叹竖子不可教也!看看他老人家,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孩子,碰到你这种人,没辙!人家是心痛,对不住你爷爷啊!

  
你根正苗红,本来现在应该是在主席台上坐坐的,现在怪你也晚了,要怪只能怪老弗,你以为你翻译的这些东西能够救国民阿,看看现在的黄流涌动,这里面就有你的一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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