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论》(1)│戴季陶│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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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论》(1)
戴季陶 (发表日期:2006-05-24 14:11:36 阅读人次:2002 回复数:1)
第一部分　　第1节中国人研究日本问题的必要　　中国到日本去留学的人，也就不少了。的确的数目，虽然不晓得，大概至少总应该有十万人。这十万留学生，他们对于“日本”这个题目，有什么样的研究？除了三十年前黄公度先生著了一部《日本国志》而外，我没有看见有什么专论日本的书籍。我自己对于日本，也没有作过什么系统的研究，没有较为成器的著作。民国六年，在《民国日报》上面，登过一篇连载四十天的文章，也不过是批评当时的政局，和十年来日本所倡的“亲善政策”。离“日本”这个题目还是很远。但是我十几年来，总抱着一个希望，想要把“日本”这一个题目，从历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学、文学、宗教、政治、风俗以及构成这种种东西的动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评判的能力，在中国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开来，再一丝不乱的装置起来。但是我心有余而力不足，讲古代的研究呢？读过日本书，既然不多，对于东方民族语言学，毫无所知，中国的历史，尚且一些没有用过工夫，研究日本古籍的力量，自然是不够。讲近代的研究呢？我也不曾切切实实的，钻到他社会里面去，用过体察的工夫。所以要作一部有价值批评日本的书，决不是现在的我所做得到的。不过十多年来，在直觉上，也多多少少有一点支离破碎的观察。在目前大家注意日本问题的时候，姑且略略的讲一讲，或者是大家所愿意听的。　　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店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住调查或是旅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近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的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了。　　　　我记得从前在日本读书的时候，有好些个同学的人，大家都不愿意研究日本文、日本话。问他们为什么？他们答我的，大约有两种话：一种说日本文日本话没有用处，不比得英国话回了国还是有用的。一种是说日本的本身，没有什么研究价值，他除了由中国、印度、欧洲输入的文明而外，一点什么都没有，所以不值得研究。这两种意思，我以为前者是受了“实利主义”的害，后者是受了“自大思想”的害。最近十年来，日本留学生比以前少了些，速成学生没有了，在大学文科的人，有几个稍为欢喜和日本书籍亲近些。所以偶尔还看见有介绍日本文学思想的文字。但只是限于近代的著述，而且很简单。整个批评日本的历史，足以供觇国者参考的，依然不多见。　　我劝中国人，从今以后，要切切实实的下一个研究日本的工夫。他们的性格怎么样？他们的思想怎么样？他们风俗习惯怎么样？他们国家和社会的基础在哪里？他们生活根据在哪里？都要切实做过研究的工夫。要晓得他的过去如何，方才晓得他的现在是从哪里来的。晓得他现在的真相，方才能够推测他将来的趋向是怎样的。拿句旧话来说，“知彼知己，百战百胜”，无论是怎样反对他攻击他，总而言之，非晓得他不可。何况在学术上、思想上、种族上，日本这一个民族，在远东地方，除了中国而外，要算是一个顶大的民族。他的历史，关系着中国、印度、波斯、马来，以及朝鲜、满州、蒙古。近代三百多年来，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更是重要。我们单就学问本身上说，也有从各种方面作专门研究的价值和必要，决不可淡然置之的。　　我观察日本错不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很希望多数人批评我的错。倘若因为批评我的错而引出有价值的著作来，那么，我这一篇小著，也就不为无益了。　　第2节神权的迷信与日本国体　　各个民族，都有许多特殊的神话，在历史上是很有价值的。日本人向来也有一个迷信，以为他们的国体，他们的民族，是世界上哪里都找不出来的，是神造的。皇帝就是神的直系子孙，所以能够“万世一系天壤无穷”。自从欧洲的科学思想，输进了日本以后，那些科学家，应该渐渐和迷信离开，把这种神话，用科学的研究法来重新整理了。却是学者里面，现在还有几个靠迷信过日子的人，把这些神话照样认为一点不错的事实。从前我有一个先生，是国法学专家，名叫做笕克彦。论他的学问呢？的确是渊博精深。而且从前他和我们讲宪法学的时候，他的思想，确是很进步。我个人的思想上，受他的启发不少。那时他的法理学，在重法文而轻理论的当时日本法律学界，有很彰著的革命色彩。后来一点一点的向迷信一边走，近年来的著作，差不多完全是神话。而他对于这些神话，绝对不用实证的考古学上的研究，只一味用自己的思索，在上古传来的神话上，加些自己的哲学理论，使那些神话，更加神秘些。听说在法科大学上讲堂时候，开讲要闭着眼合着手，对他幻想中的“祖神”表一番敬意。讲完了的时候，亦复如此。细细考察起来，原来他的祖父，是神社里的神官。他这迷信系统，就是从那里来的。还有一个专门主张侵略满蒙并吞中国的内田良平，他的父亲，也是神官。此外陆海军军人里面，迷信“神权”和“神造国家”这些自尊自大自囿的传说的，不晓得有多少。　　就表面上看来，日本最盛的宗教是佛教，其实日本治者阶级的宗教，却是神教。神教的信徒，很多极力排斥佛教，不遗余力的人，他们的理论，大概和韩退之一类，以排斥外来思想为主要目的。然而佛教的僧侣，绝没有敢否认神教的。有些附会穿凿的调和者，不是说某神即是某佛，便说某佛即是某神，这也是表现宗教之政治的地位和关系，各国都常有相类似的事实的。日本人迷信他们的国家，是世界无比的国家，他们的皇室，是世界无比的统治者，他们的民族，是世界最优秀的“神选民族”，这种思想，都从神教的信仰产生出来的，其实也不过是宗法社会里面崇敬祖宗的道理。笕克彦博士说：“日本的国体，是万邦无比的模范国体，无论到什么时候，决不会有人来破坏国体的。日本国体的精华，就是古来的神道。日本国家的权力，就是神道惟一信仰的表现。天皇就是最高的神的表现。爱神、敬神、皈依于神，以神表现的力量，就是天皇的大权。”这些思想本来也不是笕博士自己所发明，不过新式的法学家里面，要算他是一个专讲国粹的人罢了。　　上面所讲的那些传说，不用说是发生在日本有文字以前的。自从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输入日本以后，外来的制度文物，成了日本文化的基础。日本的国民，不是皈依释迦，便是尊崇孔子。后来渐渐文明发达，组织进步，国家的力量，也就强大起来。丰臣秀吉【丰臣秀吉（1536～1598）日本战国末期武将。初为今川氏家臣的侍从，后为织田信长的家臣。1573年成为近江滨的领主。1585年任关白，后晋升为太政大臣，赐姓丰臣。1590年平定关东和奥羽地方，完成统一日本大业。1592年入侵朝鲜，被李舜臣的龟船舰队打败。1597年第二次侵朝，又败，死于伏见城（桃山）。】打平了国内群雄，战败朝鲜，日本的武功，已经到了极盛时代。德川氏【德川家康（1542～1616）江户幕府的首任将军。1598年丰臣秀吉死后成为政治势力独一无二的大名。1600年，在关之原大败丰臣阵营的石田三成等西周大名，奠定了德川政权的基础。1603年出任征夷大将军，开创了江户幕府。家康死后，江户幕府由其子孙巩固发展起来。】承续丰臣氏的霸权以后，政治文物，灿然大备。传入日本千余年的印度、中国的思想，已经和日本人的生活，融成一片。于是日本民族自尊的思想，遂勃然发生。有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山鹿素行，在这民族自尊心的鼓荡里面，创起一个日本古学派。这一个日本古学派之学术的内容，完全是中国的学问，并且标榜他的学问，是直承孔子，他对于中国儒家的学说，连曾子以下，都不认为满意。对于汉唐宋诸家，尤其对于宋儒，更抨击无遗，以为宋儒的思想，是破坏孔子之道的异端。但是他却借了中国的学问来造成日本民族的中心思想。我们看他的著作，就晓得在方法上、理论上，都没有一点不是从中国学问得来，没有一处不推崇孔子之道，而精神却绝对两样。他是鼓吹“神造国家”“君主神权”。山鹿氏所著《中朝事实》一本书里面，把他的思想根据，也就发挥尽致了。再从另一方面，日本民间的信神思想，一方面受着中国思想的影响，一方面受着佛教思想的感化，随日本统一的国力发展，渐渐脱却了地方色彩生出国家的色彩。而这一种新国家色彩，又由宗教的信仰，和文学美术的陶融，赋与以较为优美高尚而有力的世界性和社会性。后来日本种种进步，都要算是这一个时代的产儿。那些传说，是什么东西呢？不用说，就是中国子不语的“盘古王开天地”“女娲氏炼石补天”。我且把日本《古事记》里面开天辟地的一段，译了出来，别种传说的内容，也就可以即此类推了。　　“天神下了一个诏书给依邪那岐命、伊邪那美命两位尊神，要他把那个漂荡的国土，修理坚固，又赐他一根‘天沼矛’。这两个尊神，领了诏书，站在天浮桥的上面，把‘天沼矛’往下面海水里一搅，抽起来的时候，矛尖上的海水，滴了下去，积了起来使成了一个岛，这就叫做淤能碁吕岛。” 　　这一种传说，我们从他的象征研究起来，很容易明白是由男女生殖观念发生出来的，天沼矛就是男子生殖器的象征，而这一篇故事，无非是表现“男女构精，万物化生”。在古代思想里面，几乎没有一个民族没有这一类的信仰，而在男系家族制度扩大起来的日本统治组织上面，更是很自然的事实，绝不足奇的。　　第3节皇权神授思想及其时代化　　中国在孔子的时代，封建制度渐渐破裂，交通的发达，工商业的进步，一方面打破了旧国家观念，一方面产生出人类同胞的世界思想。这时已经打破了许多传说的迷信，抛弃了君主神权，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从此刻兴盛起来。日本到了现代，还没有完全脱离君主神权的迷信。就近代科学文明看来，日本的学问，固然较中国进步了许多，这不过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实，除却了欧洲传来科学文明和中国印度所输进的哲学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说是幼稚。然而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耻辱。并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进取精神发展余地的地方，绝没有一些衰老颓唐的气象。他是一个岛国，而且在文化历史上，年代比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现，才渐渐打破，直到德川时代，造成了统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现代统一的民族国家基础。如果从社会的发展历史上看来，日本的维新，则和秦汉的统一足以相比。　　这一个神权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阶级，以为皇帝的大权宝位，是天神传授下来的。和德国凯撒说他自己是天使，德国民族是天的选民，一样荒唐。那些军人和贵族，他们的地位既由传统而来，当然也一样迷信部落时代的传说，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识上，已经打破了这种观念的人，为维持阶级特权，也决不敢便说这些神话是假的。今天还活着的封建时代遗留下来七八十岁的老人们，本来脑根里面所装的，只有一些封建时代的故事，不用说除了这种迷信之外，再也没有他自己的个性精神，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过当此刻这样一个时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权，还脱不了这一种人的手，不能不说是危险万状了。　　神秘思想，成为日本人上古时代国家观念的根源，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时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占了势力，那一种狭隘的宗族国家观念，已经渐渐消沉下去。后来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国文明的力量增加起来，把中国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种日本自己的文明，这时日本自己统一的民族文化，已经具备了一个规模，当然要求独立的思想，于是神权说又重新勃兴起来。我们看山鹿素行讲到中国的学说，只推尊孔子，把汉以后的学说，看作异端邪说，我可以晓得他们复古情绪中所含的创造精神了。此时他的范围已扩大了许多，从前只是在日本岛国里面，主张神的权力，到得山鹿素行时代，更进一步，居然对于世界，主张起日本的神权来了。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神权思想的时代化，所以他们自称是王政复古。那些倡王政复古的学者，虽然是各方面都有，汉学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动的主力，还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学家。且把素行学派中后起的吉田松阴的著作，详详细细的看起来，就晓得日本维新史的“心理的意义”在哪里了。《坐狱日录》里面有一节说：　　“皇统绵绵，传之千万世而不能易，此决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当初天照皇大神，传授三种神器，给琼琼杵尊之时，曾发过一个誓，说是‘皇统的兴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样长的寿’。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国家，他们的皇统怎么样，我是不晓得，却是日本皇统的运命，就是和天地一样长寿的。” 　　和吉田松阴同时的一个有名的学者，叫做藤田东湖，他也是以神权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说“天地的发源，人类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历史家汉文学家，叫赖山阳，著《日本政记》《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统学问系统，是比较纯正的儒家，所以纪史断自神武。但是到底还要列一个什么神什么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这些荒远无稽的事实抹杀，也没有对于这些记载，下过一点批评。日本维新，得力于山阳的文字甚多，而藤田东湖，又是维新前期从思想学术上鼓舞群伦的大学者，而他们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讲的，是关于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种观察，日本人的国体观念，大都由这一种神权的民族思想而来。日本自从鸟羽帝的时代（宋徽宗时候），全国兵权归了平源二氏以来，逐渐把部落纷然并存，组织散漫，文化落后武功不立的日本诸岛，造成了一个雄藩并列的封建世界。又经过三数百年，到了丰臣削平国内争乱，德川继之，造成以武力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渐渐规模完备了。“国”的这一个字，在此时只是作藩国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谓之国家迥殊。社会的阶级，也就随着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种很清楚的横的分段。用这横的分段，来支配纵的分工。这个制度，一直继续到西历1869年的明治时代方才废了。在这一个封建时代，讲文明呢，的确是日本一个很进步的时期。在维新以后一切学术思想、政治能力、经济能力，种种基础，都在此时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为那些藩国，不但是在武功上竞争，并且努力在文治上竞争，有文学武艺的学者，各藩主争先恐后，或是招来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请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里呢，务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够造成文武两套全才，给他藩里做永久的护卫。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权力膨胀，土地拓张，他们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为藩主是极大的地主，农夫是大地主的农奴，武士是给大地主个人管理家务防御外侮的仆人。“萨木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个“侍者”的意思。俗语叫做“家来”，也是如此。就这些事实看来，“武士道”这一种主义，要是用今天我们的思想来批评，他的最初的事实，不用说只是一种“奴道”。武士道的观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禄报恩主义。至于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讲“士道”“武道”内容的书籍，乃是在武士的关系加重、地位增高，已经形成了统治阶级的时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实“武士道”的最初本质，并不是出于怎样精微高远的理想，当然更不是一种特殊进步的制度。不过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发生的当然习性罢了。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论的武士道，一进而为道德论的武士道，再进而为信仰论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时代，更由旧道德论旧信仰论的武士道，加上一种维新革命的精神，把欧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种维新时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础，这当中种种内容扩大和变迁，是很值得我们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阶级，是社会组织的中坚。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个的社会体系当中，武士负维持全体社会之适宜的存在发展的职责。一个方面，包含着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单是名教宗法，决不能保持社会生活的安定，和发扬社会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个方面，更不能不具备一种人情世态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泪生活”，血是对家主的牺牲，泪是对百姓的怜爱。我们见到德川时代的武士道之富于生活的情趣时，才可以了解武士阶级，所以能成为维新主要动力的缘故，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　　第4节封建制度与佛教思想　　日本六十年前封建时代的社会阶级制度，差不多是现代的中国人所梦想不到的。古代中国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宣传了许久，但是极平和的佛教，到了日本以后，顺应着封建时代的人心，也变成了一个“强性的宗教”。或者是为宗派打仗，或者是为拥护一派的护法大名打仗。僧侣的本身，都带着“萨木来”的臭味。佛教爱人爱物无抵抗的精神，在日本封建时代，一变而为牺牲的争斗精神。把“罗汉道”杀内贼的工夫，用在杀外敌的上面，也就和武士道没有冲突。把天龙八部人非人的观念，应用在阶级的制度上面，也就觉得阶级的存在，没有什么不应该。所以我们可以晓得，一个宗教的制度思想的变迁，完全适应社会生活的要求，同是一个宗教，他所行的地方不同，所支配的阶级不同，他那一个宗教的思想和制度，也就完全跟着变易的。在日本语言里面，有很多话是从前佛经的用语来的，然而和佛语的本义，完全两样，譬如两人相打的时候，常用的“畜牲!觉悟罢!”就是一个很明显的证据。　　我们要在日本的纯文学里面，去看佛教的感化，材料是多得极了。本来日本吸收中国文化，一大部分是由佛教来的。最初的留学生，十个九个都是僧侣。他们借用中国文字记述日本语言，造出一种所谓“假名”来。“假名”这两字的意义，已经是很深长的了。而最初所制的“伊吕波歌”就是很纯正的佛教诸行无常的思想。文字排列之巧妙，实在是很值得称赞的。我们再看日本人的饮食，他们能吸收去的中国食品制法，实在都是僧侣的常食品。如像豆腐、豆腐皮、豆腐衣、豆豉、咸菜、麦麸种种。现在的日本人忘记了，以为是日本的特产。中国人到日本的，也不觉得这些东西有什么来历，然而我们可以确实晓得，这是完全由僧侣吸收去的文化。　　在民间的文学里面，在贵族的文学里面，我们都看得出很多的佛教关系来。就是日本最古的一种“能乐”，这是和“神教”有密切关系的，而他们后起的谣曲，有许多题材，是采诸佛教里面的故事传说。可是我们在任何方面，都看得出日本人的佛教思想，绝对和中国的两样。他们的佛教，在贵族里面，确是含着不少积极的牺牲的精神。而在民间方面，又含得有不少的人情世态的趣味。比起中国艰苦而枯寂的佛教来，的确是大不相同。　　印度的佛教，经过中国，传入日本以后，我们看得出，明明白白，分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神佛对立的时期。本来日本人是崇拜神教的，神教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宗法社会里面必然应有之义的祖先崇拜。这一种拜神思想，本来是很幼稚的。然而部落的权力，渐渐扩大，到得诸部落统一于一族的时候，当然要生出一种调和的理论，组织的体制来。日本的文化是在中国文化传入之后，才有统一和组织的工具。于是中国敬天敬神敬鬼的思想，给他们的神教，充实了不少的内容。然而这个时代，中国的佛教文化与中国的道德文化，同时输入进去了。并且佛教的输入，更占了很重要的地位。这两种不同的思想，在政治上，在社会上，当然不是容易调和的。一个是世界无差别，一个是九族分亲疏；一个是冤亲平等，一个是正名定分严体重刑。此时神佛两教，在输出国的中国，已经是最大的冲突期，在输入国的日本，更不是容易调和的了。　　然而久而久之，应于他那社会的必要，不能不想出种种的调和方法来。“历史上的后进文化上的先进的佛教”便运用着很微妙的经义，造出一种“本地垂迹说”来。在实际的势力上，要把幼稚的拜神信徒，拉到佛寺里来，便先在理论上，把佛教的信仰投降到“神”的威力下去。某神就是某菩萨的体现，这一种的混合信仰，便由此而生了。这是第二个时期。　　日本人如果是弱者，如果四围有了强固的信佛威力，这神教的信仰，或者就会绝灭了。然而四围的情况不是如此，日本国内的情况也不是如此。所以随着汉学的进步，封建制度的完成，与武家势力的膨胀，日本古学派哲学突然创兴起来。直到日本维新的时代，日本民族一方面抛弃了“日本三岛的封建制”而加入“地球的民族封建制”下去活动，一面就很严密地定出神佛的区分，这是第三个时期。由对立而混合，再由混合而对立，这是两个很大的变动，他们应该从里面学得许多的教训罢! 　　第5节封建制度与社会阶级　　农民没有土地所有权，一切土地，都是藩主的。不能有“姓”，不能带刀。这种现象，还是中国三千年前的制度，除了皇帝公卿藩主武士治者阶级而外，其余的人，都不承认有完全的人格。此外还有一种第四五层阶级的最苦人民，叫“秽多”“非人”，是完全驱逐到人类生活以外的。那些武士，往往制了一把新刀，要试验刀的利钝，可以随便去找了一个“非人”杀。而最奇妙的，就是连这特殊的阶级制，也借用着佛经中的用语。此种残酷的社会组织，和治者阶级的残酷习惯，可以证明日本的文化年代之浅与程度之低了。秽多非人这一个阶级，至今还是存在，近年来日本社会运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运动，叫做“水平运动”，就是这一种特殊部落的民众争自由的运动。将来日本革命的烽火，恐怕是这一种民众做最先头的部队了。　　有一个贵族院议员叫杉田定一，他是从前自由党的名士，民国五六年时，有一天我去访他，看见他的书房里供着一个孔子像。他对我说：“这个孔子像，是很有来历的。我家里本来是农民，我的父亲是很慈善的。想到智识这样东西，人人都应该要有，就请了一个有学问的汉学先生，在我家里教村中那些农民念书。被藩里的武士们晓得了，说我们读书是僭越，就把我家抄了，教书先生也赶走了，种田的权利也没收了。这孔子像还是在那时候拼命夺出来的。那个时代欧美的民权思想，已经渐渐输入了进来，汉学思想和欧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许多的人，觉得这一种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这实在是由种种环境发生出来的自觉运动。”他这个议论，我以为很的确。明治维新，一面是反对幕府政治的王政统一运动，一面是民间要求人权平等自由的运动。倡尊王讨幕的人，和倡民权自由的人，虽说两种都出自“公卿”和“武士”两阶级，但是这民权运动，纯是一个思想上的革命，是人类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发展，而欧洲自由思想做了他们的模范。和萨长两藩专靠强力来占据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权运动最有力的领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国卢骚《民约论》的感化。近来日本的文化制度，虽然大半由德国学来，却是唤起日本人“同胞观念”，使日本人能够从封建时代的阶级统治观念里觉醒起来，打破阶级专横的宗法制度，法国民权思想的功绩真是不少。而我们更可以得到一个重要的材料，来证明唯物主义者的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不合革命史上的全部事实。譬如日本维新的结果，解放了农民阶级，使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这个运动并不是起自农民自动，而仍旧是武士阶级当中许多仁人志士鼓吹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