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日本人”：文化与方法 │转贴│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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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日本人”：文化与方法
转贴 (发表日期:2006-05-14 05:19:52 阅读人次:1325 回复数:0)
何谓“日本人”：文化与方法　　刘克申(上海中医药大学) 　　20世纪80年代，日本曾出现过“日本人”论与“日本文化”论的热潮，书肆店头，有关日本人论与日本文化论的书籍触目可见。媒体和知识界人士也热衷于谈论这一话题。到90年代初，伴随着后来被称为“泡沫经济时期”的终结，日本人论与日本文化论的热潮开始消退。当人们已经把这一曾经红火的社会文化现象渐渐淡忘之际，社会学家吉野耕作却对其表示强烈的学术关注并把其纳入自己的研究。　　所谓日本人论是一种把日本人的文化、社会、行为、思维方式的独特性体系化并加以强调的言论学说，日本文化论在相当程度上与日本人论同义。对于日本人论，日本国内以及海外知识界也出现过批评或批判，但由于视角的不同，这些批评或批判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理论局限。其实，对本民族的独特性的文化关注并非日本民族所特有，也并非始于当今。这是一种历史上可以广泛观察到的现象。但当吉野耕作把日本人论纳入文化民族主义研究的框架进行考察时，就使其研究带有了新意。众所周知，民族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语汇被广泛使用，其本身带有强烈的政治学色彩。当从社会学研究的角度，把日本人论作为研究对象，并以其为线索考察民族主义现象的产生，尤其是以围绕文化性自我认同意识的创造、重构而展开的文化民族主义为焦点，对现有的诸如创造型文化民族主义、重构型文化民族主义的各种理论进行理论探讨，这一过程本身就成了对社会学研究领域的新的拓展，这也是本书最可称道之处。　　在考察日本社会中日本人论的接受、传播以及文化民族主义展开中日本人论的作用时，吉野耕作选择了人口、社会、经济性指标均接近于日本全国平均水平的地方城市，使用通常的近似于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式的调查方式，其调查对象集中于教育工作者与企业界人士。威廉姆·柯恩豪泽曾经论述过，作为分析其他阶层是否由精英所控制的方法，关注中间集团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所谓中间集团是处于第一集团(家庭)与国家之间的集团。学校与公司正是日本社会的两大中间集团，这就保证了吉野耕作这一研究的客观正确度。　　日本家族：横向式　　王仲涛(编辑) 　　日本中年社会学家藤井胜的历史社会学力作《家和同族的历史社会学》，曾荣膺日本乡土研究会的大奖，清楚地显示了作者的学术理论功力和田野工作的方法论。　　该书首先厘清日本近代以来对家和同族的研究脉络，详尽地介绍社会学大家有贺喜左卫门和喜多野清一的理论，以社会学的结构和功能理论为指南，解析他们之间的异同，特别是在结构方面后者更重视血缘，即本源的家及家在同族形成中的作用，而前者却认为非血缘的存在是不可辩驳的事实。作者推崇的却是第二代(和有贺等相比)社会学家长谷川善计，认为长谷川侧重于研究家在权利、义务的公共功能方面的地位，及在此之上发展出来的同族功能，为家和同族的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作者就是在这种理论指导(当然也有他本人的理论)下，开展对日本两个村落的田野工作，阐明家和同族的结构和功能，指出日本的家和同族的特点，即在整体上家是权利和义务的单位。　　在做微观调查的同时，作者介绍马克斯·韦伯的父系家长制理论在日本的接受和发展。当韦伯的理论进入日本时，全盘接受者很多，以韦伯的类型论为日本的家长制定调子，而忽略日本父系家长制的独特之处。藤井胜认为，韦伯的理论自然有合理之处，而且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日本的家长制，但由于历史的演变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同，日本的父系家长制更多地呈现出横向关系，即纵向的，自上而下的命令体系的家族制度在日本的表现是比较微弱的，毋宁说“我们的家”这样的横向观念是支配日本家族动向的主流意识形态，因此，日本的家长如果违背家庭成员中的横向结合而独断专行，结果是被驱逐下台。　　在对家深入研究探讨后，藤井胜转入对同族的解析。他指出同族是在家庭的基础上形成的，即同族是家庭的扩大形式，但其中拟制血缘制也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中国是宗族社会，以血缘为基础形成社会连结的纽带，而日本则更多的是靠拟制血缘来维系同族的生存。同时，同族中的本家和分家关系也不只是上下级的纵向形式，而更多的是伙伴关系，这和日本的继承制特色有关。　　越境移民族群与现代都市　　马铭(中国外交学院) 　　1990年，一向以移民政策严格而著称的日本修改移民法“出入境管理法及难民资格认定法”。此前就有日裔巴西人、秘鲁人以及来自亚洲各国的越境移民流入日本社会，该法的修订使这些越境移民族群的人数开始急剧攀升。《移民与城市》一书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日本横滨市鹤见区为中心、由那些来到日本打工的日裔巴西人、秘鲁人等南美国家的日裔形成的日裔南美人社会，而他们在位于其周边的川崎市、东京都和群马县等地的各种“场所”中结成的人际关系则构成作者进行考察的背景。作者通过聚焦这些越境移民族群，厘清他们在适应各自移民目的地社会时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实践方式、他们与移居国居民之间共存（多元族群共存）的过程，并探讨该过程给现有制度世界所带来的各种问题。该书在1999年获得“日本城市社会学会”的第一届城市社会学会奖。　　作者认为，现有的“外籍劳工”、“移民”以及“少数民族”这些概念，未必能够完全概括“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所包含的，所有意义。“越境移民族群”及其“互动者”首先是现代社会中“日常实践”的主体。他们所形成的“社会性空间”是以所形成的越境网络和作为其据点的地区为磁场，在各种具体实践中逐渐建立起来的。作者将此处的网络称为“移民网络”或“移民族群网络”，认为它是由援助移民进行流动的设施、组织和跨国创业实践等要素来支撑的；正是作为这种网络“节点”的各种设施、人员、组织以及制度的存在，才使另一个被称为“跨国社会领域”的“公共领域”得以形成，而该公共领域则产生于那些异质性接受者之间的共存过程及其认同的形成过程之中。　　该书从以上视点出发，逐次在日裔南美移民族群和当地日本居民的适应过程、二者各自的异质性认识及网络形成以及二者共存过程的涵化之中，分析了他们追求自我可能性的方式和方法。这样，作者也就完成了对最终会在其中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性世界这个问题的考察。诚如作者本人所言，该书既不是一本“日裔移民论著”，也不是一本“外籍劳工专著”，而是一个以越境流动者及与其“互动者”为对象所做的调查研究和分析的总汇。作者考察的重点是日裔南美人作为“新移民”所特有的“生活方式”、其移民社会的形成以及研究他们及作为其“互动者”的当地日本居民之间所形成的社会——“移民族群网络”——在城市社会学上的意义，而不是日裔南美人社会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