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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利益至上的日本文化

傅峥 (发表日期:2006-05-01 13:08:20 阅读人次:1077 回复数:0)

  
——读《菊与刀》的思考


  
《菊与刀》并不是一本专门论述日本宗教、经济生活、政治或家庭的书,而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的著作。在《菊与刀》中,本尼迪克特将在研究部族社会过程中形成的文化模式和文化与人格理论,扩大应用到分析近代日本这一大型文明社会,把找出隐藏在日本人行为背后的原则作为自己的研究任务,通过对等级制度、“恩”与“报恩”、义理与人情、耻感文化、修养和育儿方式等的考察,从结构上深入探讨了日本人的价值体系,分析了日本人的外部行为及深藏于其行为之中的思考方法,即日本文化的各种模式,得出了日本的社会组织原理是不同于欧美“个人主义”的“集团主义”,日本文化是不同于欧美“罪感文化”的“耻感文化”的结论。

  
一,难以理解的日本文化

  
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中,把日本文化归类为“羞耻文化”,把西方文化归类为“原罪文化”。所谓羞耻文化,是指羞耻意识始终自觉不自觉地制约着日本人的行为,或者说羞耻意识是日本人行动的原理和动机。而所谓原罪文化,是指原罪意识始终制约着西方人的行为,是西方人行动的原理和动机。羞耻文化并不是通常所说的容易害羞,而是说干什么事情都顾忌到他人,总要想“我这样做,别人会怎么想?怎么评价我?”他的价值标准来自外部的他人。日本的一个广告可以证明:口臭等于犯罪……

  
对许多人而言,日本文化很难理解。只有把握东西方文化分野的根,区分清楚西方的个人价值中心主义,日本的种族价值中心主义和中国的家族价值中心主义,才可能理解日本文化。

  
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行为绝不会感到心理苦痛。在日本人的生活里,矛盾已深深扎根在他们的人生观之中。对西方人来讲,特别应该重视的是,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的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恶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

  
日本人完全不认为自己需要那种包罗一切的道德伦理戒律。他们“不愿意抓住恶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不从宇宙的高度,也能恰当地说明坏行为。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打磨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跟刀锈一样,所以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悄悄发光,只需加以研磨,就能使之重新生辉。

  
日本人这种奇特的人生观,令西方人很难看懂日本的民间神话、小说和戏剧。日本人的小说评论也总是围绕主人公陷入“情义与人情”、“忠与孝”、“情义与义务”的矛盾来论述:主人公的失败是因为溺于人情而忽视了“情义”的义务,或者是因为难以忠孝两全;他迫于“情义”而不能遵行正义或牺牲家庭……这些矛盾是具有约束力的几种义务之间的矛盾,都是“善”的。对它们的选择就像面对多如牛毛的债务,必须选择先偿还一部分。同时,还清一笔债务,并不意味着可以免除其他债务。

  
日本发动战争的原因,失败的原因,和战后经济起飞的原因都源于不变的日本文化的根。在日本的文化心理中,历史所回顾的过去和所展示的未来,似乎并无何真实意义。真实的意义在于把握住现在,把握住当下的瞬刻。从而,生命应该像樱花那样纵情而充分地美丽开放,然后迅速地凋谢和死亡:"如果问什么是宝岛的大和魂?那就是旭日中飘香的山樱花。"(本居宣长)在这里,"生"的意义不在久远持续,而即在这光荣美丽的瞬间。

  
日本人常常想出一些巧妙办法来避免直接竞争。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之少是美国人想像不到的。日本的教师们奉命必须让每一个儿童提高成绩,不能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互相比较。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一年的制度,同时入学的儿童,一起学习全部课程,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记载的是操行品质,而不是学业成绩。一旦竞争无法避免,比如中学入学考试,其紧张程度是空前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一些孩子们因没考上而企图自杀的故事。

  
这种尽量减少直接竞争的作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而且以“恩”(指对以天皇为代表的、个体赖以生存于其中的种族——大和民族和环境)为基础的伦理,本身为竞争这种东西没留下多少空间。他们的等级体系有繁琐的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限制了竞争,他们可能互相排斥,但没有进行竞争。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比赛开车技术,是以惊诧的语气进行评论的。

  
从其他文化的角度无法理解的一切奇特的日本文化现象,几乎都可以从日本文化的核心——种族至上的社会价值观得出合乎逻辑的解释。大家普遍难以接受和理解的日本精神或者日本文化的矛盾现象有许多:一方面是坚持传统,固执保守,相信命运;另方面又讲求功利,适应现实,好奇进取。一方面是彬彬有礼,循规蹈矩,顺从胆小,随波逐流,文雅爱美,极端的自我克制和压抑,这是他律强制,即外在的理性约束;另方面又是野蛮无礼,凶残冷酷,好斗嗜杀,极端的自我放纵和发泄,这是情欲冲动和内在非理性的展露。这种突出的双重性格,在今天的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仍可看到。为什么会这样?我以为,这正是由于日本文化所造成的内心情理结构的表现。研究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与相关著作之后,我发现这一切都可以统一于日本千年不变的种族至上的社会价值观。今天,基于这种种族至上的道德体系,日本的传统文化与引进的新文化发生冲突,并影响到日本社会的方方面面。但总的说,前者是本,后者是表;前者是历史,后者是未来;前者管稳定,后者管发展;前者是自发,后者是外加。

  
二,日本古老的种族至上主义文化的产生根源

  
现在的日本文化主要是以下四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日本列岛古代土生文化的进化与继承;二,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的引入;三,日本民族自古以来形成的生理、心理特点;四,日本列岛的自然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对文化的共同作用的结果。

  
国家与民族生存需要是日本统摄一切价值观(和平时期的与战时的)与荣辱观(社会次序与民族繁衍)的最高准则

  


  
(一)自然对种族的影响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将生存和发展的自然法则溶入了自己的遗传本能。自利本能和利他本能各自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类的行为,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对各民族而言各不相同。我们都知道蚂蚁过河和羚羊献身的故事:蚂蚁社会在遇到火灾等情况需要迁徙,途中遇到河流时,会自动结成一个大蚁球,滚过河去。过河过程中,许多外层的蚂蚁会被水淹死,而蚂蚁族群得以保存和延续。非洲的羚羊在遇到狮子等猛兽攻击时,往往会有几头老的公羚羊自动留下来,成为猛兽口中之食,母羚羊和小羚羊则得以逃命,羚羊的族群也得以延续。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人类身上,当泰坦尼克沉没时,大多数妇女儿童都上了救生艇,许多青壮年男性将生的希望让给了妇女儿童,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族群延续的希望。当然,这一方面是人的种族延续的生物遗传本能在起作用,另一方面是人类道德在起作用。那么,人类道德的原始出发点是什么呢?仍然是种族延续的需要!这样的故事发生在小到细菌,大到大象、鲸鱼等各类生物的身上。这是千万年来,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些没有强烈族群延续本能的生物在各种灾害的挑战下,灭绝了。人类是自然界的产物,自然界的许多规则也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社会。种族的延续是人类个体和群体从自然界继承而来的最大本能,无论是在强调个体价值的西方还是在强调群体价值的东方我们身上都继承着和蚂蚁过河与公羚羊献身那样的为种族而牺牲自己个体的本能(如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神风突击队,泰坦尼克号上将生的希望留给妇女儿童的绅士们)。

  
人类的进化和其他生物的延续一样,是一部漫长的个体的强烈生存愿望与为族群又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痛苦的历史。其中,应该有个科学的均衡率:对个体而言,贪生怕死的本能与勇于牺牲的本能应该维持在一个合理的程度。个体太看重自己的价值,不愿在必要时为族群牺牲,或者个体太看轻自己的价值,随时轻易地放弃自己的生命,都可能带来同样的结果:族群的变小,直至消亡。那么,这个科学比率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各民族的情况是否都一样呢?我想,这应该是由各民族的长期生存环境下,自然选择带来的种族生理心理特点决定的。比如,欧洲的自然环境比亚洲的自然环境好一点(比如温度、湿度等因素),哺乳动物得瘟疫的机会少,所以养奶牛成为了欧洲民族的习惯。同样的道理,由于欧洲自然环境下,人类遇到的自然挑战少些,人的存活率高,导致了其人种的延续不需要大多数亚洲民族那么高的繁殖率,人均生存空间更大,基于个体独立与自由的秩序得以确立,公民社会也因此先发端于西方。

  
自然的无形之手随时在发生作用,无论是在人类挑战环境的时候,还是在环境压迫人类的时候。由于种族和气候等原因,日本民族像其他东方民族一样人口繁殖力是很强的。近代以来,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亚洲等人口自然繁殖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出现了人口爆炸。这是自然无形之手作用被现代科技暂时弱化的结果。

  
在几个岛屿上滋养的人口达一亿三千万人口,密度居世界前列。有限的资源被几乎无限的人口增长趋势所需求,只有控制个体消耗的欲望,才能维持社会的和谐。但这种控制走向极端以后,违背了个体的人性,会导致心灵的扭曲,从而在矛盾中产生普遍厌世的情绪,导致群体性的拘谨和心理不健康。

  
(二)自然对文化的影响

  
对待人类与自然的两种平衡哲学造成了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东方的集体主义文化的分野,也形成了东西方不同民族的社会人格和人种特征:比如西方人对疾病等自然灾害的自然承受力和种族自然延续力不如东方民族,而东方民族的基于逻辑和科学理性的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力不如西方民族。这也是为什么东方打不过西方,因为他们擅长物质生产;而西方活不赢东方,因为我们擅长人口生产的原因。在我们人口越来越多时,欧美的人口却越来越少。由于日本单一民族、岛国环境和西方文化的引进等其他因素的影响,又使其形成了今天这种源于古成于今,基于东融于西的特殊文化形态。

  
危机道德体系。正如打预防针的原理,过多的危机挑战,会留下巨大的社会心理惯性,在无挑战和平时期也会有过敏反应。如冷战思维,花粉过敏,危机意识等。由于日本特有的自然地理因素,使大和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面临了火山、地震、台风、海难、饥饿、资源贫乏等灾害。这样,基于战争、灾难、饥饿等危机状态的特殊道德形态发育形成,并巩固下来,最终成为日本文化的常态。处于军事和紧急状态时,西方也同样用非理性的手段去实现理性的目的。比如,泰坦尼克的船长开枪杀人、美国在处理灾害地区的抢劫强奸事件时可以未经审判就地枪决等等。这时,只需维护族群总体的生存道德,不需过多顾虑个体的公平,也不需经过法定程序,体现了生存至上、效率优先的原则。西方,基于不同利益个体和群体的游牧和贸易社会的道德,是崇尚独立、自由、平等、探险的道德,这种主要特征成了西方文化的常态文化。日本具有居安思危意识,从而能够奋斗上进,这无疑对日本崛起是有利的。但有的时候,岛国文化也可能使日本对安全问题过于敏感,对周边国家任何事关安全的活动都风声鹤唳,从而滞阻日本与他国关系的发展。

  
日本文化的特色更多地体现为一种“岛国文化”,这种文化由于多山岛国艰苦的稻作、渔猎均有赖于由历史形成的特定集团成员之间的协同合作,"忠"于该集团、行业、地域及其首领就比家庭的"孝"更为生存、生活的必要条件。由于岛国空间的特殊性,不可能形成亚文化和多种族,文化的单一性在振荡式传播中得到反复加强,利益调整靠的是礼义化的规则。既不同于中国,又不同于西方的皇统和神道成为日本民族文化的象征,也成为不可挑战和怀疑的价值观。实质上,就是日本大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价值观在精神文化方面的体制化。天皇种族生存文化的象征,当日本人提到“皇恩”时,它的意思就是无限忠诚。这是天皇的恩情,每个人都应该无限感激。他们认为,自己有幸生活在这个国家,安居乐业,万事顺心,整个状态都与天皇的恩情有关。日本人认为一个人一生的最大恩主就是他那个生活圈内的最高上级,而这一观念是自古就有、牢不可破的。这个人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曾经是各地的地主、封建领主或将军,现在则变成了天皇。最重要的,还不在于谁成了最高上级,而是几百年来“不忘恩情”的这种习性在日本人习性中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近代日本用尽一切手段让这种感情集于天皇一身。日本人对生活的热爱每增加一分,就会同时增加对天皇的感恩。战争时期,发给前线士兵的每一支烟,每一口酒都在强调那是在领受皇恩。他们说,神风飞机的自杀攻击就是报答皇恩。为守卫某些太平洋岛屿而全部“玉碎”也是如此。对这些根源于日本传统的精神,福泽认同并赞赏:"我国的皇统是和国体相依为命绵延至今的。……如果运用得宜、在某种情况下都可以收到很大的成效。" "(在日本)人与人之间……抱着'食其禄者死其事'的态度,甚至把自己的生命也献给了主家,不能自主。……以'恩义'二字圆满而牢固地把上下之间结合起来……这种风气不仅存在于士族与国君之间,而且普遍浸透到日本全国人民中间。商人、农民以至于'秽多'和贱民之间……没有什么比用言辞侮辱天皇更会刺痛日本人并激起他们的士气了,他们绝不相信日本人会把攻击天皇看作是攻击军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们亲眼看到,“要民主”的口号非常响亮,军国主义名声很臭,以至军人外出到东京市区时都要换上便装。但就是在那些年代,对天皇的崇敬照样很狂热。这些曾居住在日本的人说,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与“希特勒万岁”大不一样。

  
(三)文化对文化的影响

  
面对中国文化和欧美文化的输入,日本神道和皇统的根并没有变。而是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改造和消化,最终都成为维护大和民族总体利益的、文化上的固本培源的力量。

  
中国文化在日本岛国文化的反复振荡和加强中,日本人的种族至上的人生观逐步形成和体现在他们的忠、孝、情义、仁、人情等道德规范之中。他们认为,“人的义务”可以像在地图上切分势力范围一样分成若干领域。用他们的话来说,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情义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特殊详细的准则。一个人评价同伴不会评价其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情义”等等。他们不会像美国人那样用“不正派”来批评某人,不会使用“自私”、“冷漠”之类的评语,而是明确指出他在哪个领域中行为不当,在哪个特定领域里违反准则。他们不诉诸于绝对命令。一个得到赞许的行为总是跟该行为所表现的“世界”相联系的。一个人“为了孝”而行动时是一种方式,而只是“为了情义”或者在“仁的世界”行动时就完全会用另一种方式。甚至各个“世界”的准则也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要求采取不同的行动。例如对主君的“情义”,在主君没有侮辱家臣以前,要求尽最大的忠诚;受到主君侮辱之后,就可以背叛主君。又如在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国民对敌人作战直至最后一兵一卒;天皇广播宣布投降之后,“忠”所要求的行为就发生了变化,日本人马上对外来者表现出合作态度。这一切的根都是为了日本种族的生存和延续。

  
世界上只有日本这个国家有两个文化源头,一是古代中国文化,二是近现代西方文化,故此我将其称为“双头文化”。日本地处地球的东方,却被归为西方国家,这当然这主要是从文化和经济上进行划分的。日本的自然地理和种族风土对其文化也有深刻的影响,这些因素共同决定了日本文化的特质,使其形成了既不同于东方文明又不同于西方文明的东西方亚文明。被誉为"日本伏尔泰"的福泽谕吉是引领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思想主将,是积极接受和大力宣传西方理性主义的启蒙者。他论证"智"(智慧)与"德"(道德)的区别时强调前者才能实现现代文明,反对各种陈旧传统,特别是反对儒家学说,要求"脱亚入欧"。福泽谕吉在论述日本文明的来源时表示:如果没有儒学,也不可能有(日本的)今天,“把日本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而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学。”福泽谕吉的文明论是非常动态的,他认为(人类)文明并不是死的东西,而是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从野蛮进入半开化,从半开化进入文明。他看到当时的中国与西方各国相比,已经相对落后了,因此断定当时中国的文明尚处于半开化阶段,而认为欧洲文明是“以现在人类的智慧所能达到的最高程度”,因而他力主日本学习西方文明。福泽谕吉强调说,如果想使本国文明进步,就必须以欧洲文明为目标,确定它为一切议论的标准,而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否则的话,日本就只能“不是安于半开化,就是倒回野蛮状态”。他的目的也很明确,就是要把日本的独立作为终极目标。福泽谕吉是日本“脱亚入欧”思想的始作俑者,“脱亚入欧”一词似乎成为了福泽思想的关键语而广泛流传。其树立的“独立自尊”旗帜对后人思想的影响。即使是在今天,福泽谕吉在一百多年前所写就的《文明论概略》中,提出的关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方向和标准,以及人类文明中精神和物质的高度统一等观点,对于中国发展方向的探讨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日本对历史的认识中确实有文化的因素,但任何文化可能都有这样的问题,比如基督教文化,对异教徒就有着内外区别的意识;同样的情况在中国文化中也存在,主要是对家族内外的这种区别意识;日本文化的不同在于,除了家庭外,其内外有别的概念还外延到公司,乃至社会与国家,而且内外有别的意识特别强烈,在行动与意识上都带着明显的这种文化特征。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个人主义文化的输入,物质文明高度发展,人们的个性和沉睡的人性本能被唤醒了。在两种文化的冲突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自己人性的需要在强大的文化约束下找不到出口,从而产生严重的厌己情绪,直至选择自杀。这既是无形之手在另一种情形下的作用,也是为什么自杀在日本那么普遍的原因。可以预见并部分已成为现实的情况是,随着西方文化的引入和传统文化的淡去,日本的个人主义正在上升,人口出生率也像西方一样正在下降。总体来说,欧洲文明发展的轨迹是一条通过科学发展,不断改造外部世界,拓宽个体的生存发展空间,来满足人类需要的路子。而东方文明基本上是走的通过文化和伦理的发展,完成人的自我改造和自然进化,控制个体的欲望、减少对外界的索取,来适应外部世界的路子。根据统计可知,一个欧美人人均消耗的生活物资材料远远高于一个东方人。

  
西方文化强调个性,虽然文化的总体上,性质明显;但微观上,个体与组织之间各自独立。如合纵国、独联体、联邦等形式,都是合中有分,分中有合的结构。在日本历史的漫长的岁月里,则主要是一统天下垂直式的国家结构。至今西方的个人主义传统在日本仍然没有改变其团队精神为代表的企业文化,团队精神实质上是种族利益至上价值观在企业的表现形式。

  
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团队文化与个人的天然利己本性的冲突是日本社会的独特现象。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的反应很敏感,因而极易恼恨自己。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一再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如何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之间辗转不安。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一切,厌烦日常生活,厌烦家庭,厌烦城市,厌烦乡村。日本和俄国都是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的民族,这和美国形成鲜明的对照。美国小说不大写这种题材,常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咎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而很少描写单纯的厌烦。描写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总有一个原因,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责备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会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无产者小说,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或者渔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说的,日本的人物小说所暴露的是这样一种社会,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漂荡。不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认为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以弄清阴云来自何处。它说来就来,说去就去,人人都容易伤感。古代英雄惯于向敌人进行攻击,他们则把这种攻击转而向内。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忧郁似乎没有明确的原因,实质上就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团队文化与个人的天然利己本性的冲突所付出的社会心理代价。

  
现代日本人对自己最极端的攻击就是自杀。按照他们的信条,用适当的方法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赢得身后好评。美国人谴责自杀,认为它是屈服于绝望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则尊重自杀,认为它可以是一种光荣的、有意义的行为。在一定场合,从“份内的情义”来说,自杀是最体面的办法。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自杀的官员,结合无望而双双情死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进行战争的爱国志士等等,都像上不了高中的少年及不愿意当俘虏的士兵一样,把最后的暴力对准自身。

  
三,日本文化对社会基模及未来的影响

  
种族而非家族的生存第一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对日本社会和全体日本人的思维及行为模式都有着深刻的影响。日本和中国一样,也是从原始氏族部落进入文明社会。但在中国,由于文明成熟在新石器时期,而且这时期延续极久,原始氏族的血缘纽带形成了极为强大的构造传统,它支配着、影响着整个社会。另外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幅员辽阔,许多地方天高皇帝远,对任何灾害老百姓逃避的空间余地大,事实上现在还有一批中国人几百年前避难到国外,其后裔至今仍讲中国话。二是,以皇帝为代表的精神贵族和世俗贵族将统治国家的精神权和世俗行政权合而为一,对人民进行掠夺压榨,导致朝代更迭频繁。皇帝主要依靠的是刀把子行政,在全民心目中的地位不如天皇在日本的地位那么高。百姓有灾有难时更多地是靠血亲和家族。而在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没有改变,是种族的和日本文化的象征,代表的仅仅是精神权,拥有不可挑战的地位。血缘关系作为社会构造的纽带,似乎没有这么强大。例如,在日本,从古至今,经常可以看到由无血缘关系的养子来继承家业,保持门户。日本主要并不以血缘而是以行业、集团、地缘"村组"来维系和延续名义上的家族和社会关系。在日本,"忠"比"孝"更关键,更为根本。古代日本武士们拼性命,舍头颅,效忠于主人,"把生命看作臣事主君的手段", "忠"本身就是生活目标和道德职责,具有最根本的价值和意义,被认作是人生归宿之所在,而与孝亲可以无关。甚至今天还可以看到一个普通职员为公司或企业的利益献身自杀,而不顾及自己的父母妻儿的现象。

  
文化转型中,礼义等传统价值观得到保留,王权成为文化与传统道德的不变的不可挑战的象征,世俗权利被分离,形成文化象征权对世俗权利的抗衡,如终战诏书。文化在某种意义上,具有高于世俗权利的地位。如:对内阁和将军大名的批判和挑战,而无对天皇文化的挑战,内心也无。中国政治集权利益至上主义传统,西方宗教与世俗政治与个人权利对抗调和的传统,日本种族利益至上的传统。强权集权下的振荡调和(中国的改朝换代,东方人治,行政权力介入家庭和社会方方面面,官员包揽一切,找市长不找市场,县官常断家务事,单位中的家长制等),分权下的利益妥协(西方法治),种族至上伦理下的内部调节调和(万世一系的天皇体制与行政权力分离的种族至上的文化伦理象征,渗透式的对各阶层行为的伦理调节,在漫长的古代没有家谱姓氏,只有天皇为象征的大和民族,非强权下的强势伦理约束,文治)中国帝王对大众的单向索取?刺刀下的文化,直接王权世俗权利文化,单向极端的单极王权中心主义。极端的愚民政策,社会文化的全面御用化,对独立知识分子的生命剥夺到宫刑凌辱,吃人的礼义,反人民性,客观上导致皇帝更迭和失去压力和刺刀后,主流价值观的溃散。再加之中国的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实际上天高皇帝远的地方就形成了许多亚文化区。转型中遇到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及文化大革命,个体生存权利受到历史上最残酷的压迫,同时主流文化受到同样是刺刀保护下的西方文明输入的冲击,导致了思想多元化,也可以说是转型中的混乱。自给自足的封闭小环境,破与立,形成信仰空档,实利主义盛行,个体价值压抑过度后的反弹,对精神价值的置疑和反动 结婚还礼与敛财,礼义廉耻,信仰和权威的崩溃,乱与活力的并存,个体生理和心理的需要打破了传统,推动了社会,同时,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失序。长期以来作为文明输出国的中国对西方的学习是半心半意的,合作也是貌合神离的,与长期作为文明输入国的日本大不一样。

  
在未来中国国际战略格局的五大关系(中美、中俄、中欧、中日、中国和东南亚)中,中日关系处在最具争议、摩擦最多,前景不明朗的位置上,中日两国始终处于恩怨相缠、遗恨难消的关系和心态中。如果无法找到一种有效的方式处理战争留下的创伤,中日在各自崛起与重新崛起的过程中,可能要付出高昂的成本。中国和日本在经济方面互利互补是很明显的,中国与日本方面对此都是认同的,但在文化、社会的价值认同方面,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为什么会出现利益和价值认同不一致呢?我们今后应该怎样应对呢?

  
古老文明发展走向极端后的可能结局:全社会活力与创造不足,传统文化是封建中世纪及以前社会的有效模式,但已经不再适应当代高速发展的社会。如果不改良文化,结果将不得不依靠跟踪战略追踪发达国家,最终仍免不了因发明创造不足,沦为二流国家。

  
对策主要有:1,改良自身文化;2,结盟发达国家;3,技术跟踪改良;4,改革开放,激发自身创造力;5,顺应因特网带来的全球化效应,跟上世界进步的步伐。

  
亨廷顿认为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上将不会出现一个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将有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那些最大的文明也拥有世界上的主要权力。它们的领导国家或者说核心国家—美国、欧盟、中国、俄罗斯、日本和印度,将来可能还有巴西和南非,或许再加上某个伊斯兰国家,将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要活动者。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首次成了多极的和多文化的。据英国外交部2003年12月初公布的战略文件说,在21世纪初最有可能影响英国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可能的思想冲突将来自宗教和文化。宗教信仰正在重新成为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推动力。提出“历史终结论”的前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处副主任、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弗朗西斯·福山也认为,因在西方的技术和价值面前的双重失败而复活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东亚经济增长奇迹带来的东亚文化和价值观的自我伸长可能会对西方文明构成最大的挑战。

  
在当代国际关系之中,中日关系堪称一对既十分密切又异常复杂的双边关系。一方面,两国在地理上一衣带水,隔海相望,其相互交往关系可以上溯至2000多年以前;两国同属儒家传统和汉字文化圈,当今又互为最重要的经济伙伴之一,相互间文化与民间交流不断扩大,两国的相互依赖正日趋加深。

  
但另一方面,近代以来两国经历了截然不同的命运,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给两国关系刻下了至今仍难抚平的历史伤痕,当今彼此间又潜在的利益冲突和安全疑虑,以致使中日关系呈现出了一种“近而远”的矛盾特征。

  
回首中日复交以来30年岁月,特别是最近10年间,中日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均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日两国间政治关系的动向以及双方的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的反应均显示,两国间的互信程度和民众感情一再滑坡,历史问题上的感情恶化和安全关系上的相互戒备呈现不断加重之势。

  
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从文化的角度来讲,这个民族其实丝毫未变。中国应对日本文化应该强化文明共识。“中国需要有大国的心态。”著名学者李培林认为,中国要把一个13亿人的国家带入到一个生活无虑,繁荣安定的社会,必须放下拥有几千年灿烂文化的架子,从文化、制度、技术等各个层面,学习世界文明中一切优秀和先进的东西。中国在这方面尤其要向日本学习,日本非常善于向历史上比他们强大的对手学习,仅看看二战后有多少日本人跑到美国去,发现和寻找那个战胜自己的国家凭借的是什么法宝,就能体会日本人这种善于取长补短的精神。

  
文明社会是个体得到尊重并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社会,与为团队利益而无视个体人权的社会、与为家族利益而无视个体与环境利益的社会、与为一家之利而无视一切团队与个体利益的社会是不一样的。

  
中国与日本处于同一个地缘政治经济圈子里,对中国来说,日本的重新崛起将产生重大的影响。既是最大的机遇,也是最大的挑战。日本的崛起是靠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确保对话绝对优势的前提下实现的,这对中国形成了很大的战略压力。现实中,中国目前能够得到民间投资力最强、经济合作技术最高的仍是日本。目前,美国、日本和欧洲支撑着中国绝大部分的对外贸易,2004年中国与日本的贸易已达1500亿美元,如果中国失去了日本这个合作伙伴,就等于失去了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由此,中国要抓住这个最大的机遇。

  
要建设文明国家,但不是全盘西化。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文明是实践的事情,是一种社会品格,物质文化是其果实,精神文化包括科学技术、文学艺术和哲学等是文明发展的杠杆、精致品和活的灵魂,是建立于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而又会能动地反作用于(促进或阻挡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阻挡)经济发展的因素。文化具有对经济进行反馈和反思的功能。经济历史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就解释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而言,关键的独立变项是文化,亦即流行于社会上居支配地位的一些集团的主观态度、信仰和价值观。有用的发展模式似乎并不来自知识分子规范性的理论阐述,而是来自各社会的历史经验。从东亚经济发展和创造奇迹的历史经验来看,深层次的精神因素(价值观、宗教伦理、社会心理、习俗等)和文化变量,会对经济发展发生作用。要加强对人文经济学和文化经济学,以及发展经济学和发展哲学的研究,做到文化与经济协调发展。要考虑文化因素对于经济发展以及相连带的社会稳定和人的生存价值的不可小视的力量,要考虑可持续发展的人文含义,不仅是人与自然要协调发展,而且人与社会、人与自身都要得到协调发展,即要考虑经济发展的人文代价,而不是不顾一切地追求经济增长。

  
众多学者一致认为:企业中的文化因素,如企业全体员工共同具有的价值观念、员工对企业的向心力、企业中的人际关系等等,并统称之为企业文化。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和企业经营的成功无不与他们建设了强有力的企业文化息息相关,它推动日本企业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经营,使企业具有巨大的凝聚力、旺盛的技术消化能力、局部的改善和调整生产关系的能力以及适应市场的能力,激励着企业全体成员同心协力的地为实现企业目标而努力奋斗。正如世界著名企业家、美国IBM公司董事长小托马斯·沃森所说:“一个企业的基本哲学对成就所起的作用,远远超过其技术或经济资源、组织机构、发明创新和时机选择等因素。”

  
(傅峥 《年轻人》杂志社社长 社会学系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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