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的中国，也是“诸子百家”大鸣大放的“战国时代”。自由主义、新左、民族主义、新保守……哪一方不是满脸的征尘和疲惫，在随时提防拍将过来的板砖的同时，还得腾出工夫来朝对方脸上啐口水。因此，在这样的时候，谈论思想的蜕变有相当的风险：每一种“主义”都在急剧地变身，你本以为是在同魔鬼作战，可转眼间，魔鬼就变成了风车；你像蛇一样瞄准猎物，兜着圈子紧追不舍，直到咬了尾巴，才知道原来伤了自个。然而，问题本身却是如此的重要，重要得无法容忍须臾的放置。因为，从所有意义上说，我们已没有时间，这无疑是最后的机会，甚至连最后的机会都已经沦丧了大半。
1998年岁暮，江泽民访日。中日两国，特别是两国民间社会，对战后中国国家元首对日本的首次出访，冀望甚殷，期待特大。仅仅在一个月之前，被认为“亲日”的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签署了旨在清算过去、面向未来的《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日韩伙伴关系》的共同宣言，以日本的书面“谢罪”为条件，韩国实行了包括影视、音乐在内的文化市场对日全面解禁、开放。其后，韩日两国关系的发展，为国际社会有目共睹：两国不仅成功举办了“世界杯”足球赛（2002年），作为“东亚一体化”重要一环的FTA（自由贸易协议），韩日谈判也取得了远大于中日的决定性进展，有望在近期达成谅解。
连区区韩国都获得了（书面）道歉，遑论我们？江泽民成行前，自信满满，成竹在胸。日本政府官僚们事先放出了什么颜色的探测气球不得而知，反正连当时负责首脑会谈前的实务谈判的中方外交口高官似乎也在释放某种乐观空气。
后来的“演出”表明，无论江，还是向江拍胸脯的外事口高官们都被涮了：表面憨厚木讷、内心隐忍坚定的小渊惠三拒绝了中方“书面谢罪”的要求，只答应口头道歉。老江的搓火可想而知。出于对被日方“欺骗”的愤懑和反动，他老人家几乎把在日逗留期间所有的外交场合统统变成了爱国主义教育的讲坛，大谈特谈中日“历史问题”：在早稻田大学“大隈堂”演讲的时候，面对台下右翼学生的叫嚣和（与中国留学生的）殴斗，谢绝了校方授予的“荣誉博士”称号；无论去哪个国家都喜欢随口说上几句那个国家的语言，以拉近彼此的距离，但面对日本政治家的奉承，他并不买账，“我的日语是在殖民主义时代被迫学习的。如果让我自主修习的话，以我的才华，应当会更好一些。”
最是那一幕，让中国人血脉贲张：出席日本天皇的招待宴，身穿中山装的老江几乎没有笑容，黑着脸自始至终在谈论历史问题。翌日，日本的各家大报纷纷发表社论、社评，称江接受天皇夫妇的宴请，居然“不穿礼服”，还“大弹历史问题、爱国主义”，“有失礼仪”云云。这里，日本记者多少有点装胡涂。因为，日本人不是不知道，当代中国人穿西装并没有多长时间的历史，而中山装（洋人管它叫“毛制服”）是当然的正装、“礼服”。
此时，笔者正值“人在东京”。不巧的是，一年前来日时新买的电视机居然坏掉了，要拿出去修（以品质卓越傲然于世的东洋电器，居然让我赶上了万分之几的等外残次品？）。无奈，关心国是的笔者只能每天狂读三大日报（《读卖新闻》、《朝日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和各种周刊，从当时还不甚发达的因特网上搜集信息，跟踪中日两国的舆论、反应，与日本记者朋友喝酒、交流，目的只有一个，思考江访日的意义，找出中日关系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发展的线索。但我的努力基本上成了枉然。
我注意到，中国国内对江访日的报道，基本上是一种声音，众口铄金，充满了“划时代”、“理性”、“外交智能”、“成功”等肉麻、廉价的吹捧，对于其背后的外交博弈、政治交易及日本主流社会的反应，则鲜有披露。譬如，有多少中国人知道，被定位为中日关系三个“基本文件”之一、对面向21世纪的两国关系具有战略指导性作用的“联合宣言”（即《中日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与两国政府签署的另外两份文件（即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和1978年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同，它居然是一份没人签字的文本。而没有签字原因，恐怕只有去问老江和随同其出访的外交高官才能得到答案。姑且不论这份旨在“指导”两国关系在21世纪发展走向的“联合宣言”在多大程度上契合、规范了中日关系的实态，一份从来没被正式签署的外交文书在国际法上究竟具有何种效力，构成多大的约束，不能不说是一个问题。历史上，中日间曾有过多宗悬案（诸如“田中奏折”的存在与否，孙文曾否承诺日本对满蒙的特殊权益等）。百年之后，“联合宣言”签字之谜，会不会成为新的历史悬案？
中国历来有种说法：从美国回来的海归多是亲美派，而日本回来的则都成了反日派。这种对海归分子的“离间”性说法正确与否另当别论，但却在某种意义上言中了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当今世界上最亲密的一对联盟国家各自的要害。对美国来说，基本是好话，山姆大叔虽然听了受用，但却早已是老生常谈，听听而已，并不做什么反应。而日本则不一样，囿于文化历史的缘故，日本远没有美国那么“坦”，虽然也尽量做出不在乎的姿态，但内心里多少还是有种放不下的紧张感。所以，日本如果对他国，对国际社会做了什么善行、义举的话，基本上是要期待回报的。从ODA（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到接纳他国派遣的官费留学生，日本政府都要在实施之后，派员跟踪调查，以观其效。我的朋友、北京学者王小东先生曾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二批享受文部省全额奖学金的公费留学生在日本留学。学成回国13年后，重新被日本外务省请回日本，乘新干线、泡温泉、发零花钱，好吃好喝好招待，美其名曰“考察”，实际上是一种旨在精英层中培养“亲日派”的“亲善”行动。据我所知，这种带有明显功利性的拉拢精英的做法，“古已有之”，至少在“满洲国”时代就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人相当古板，对于被认为是“有用”的东西，他们绝不会轻易丢弃。
话扯远了，赶紧拉回。总之，笔者不是“精英”，更不曾受到日本的拉拢，所以，回国后就自然而然成了“反日派”。说是“反日派”，其实从未参与过任何针对日本的抗议、请愿活动，更不会在BBS上朝日本人或“亲日派”扔板砖，吐唾沫。但我却从内心抵触日本，与日本人刻意保持着距离。虽然我通晓日语，有很好的日本朋友，但很长一段时间，我基本不看日本的东西，很少与日本人沟通。现在想来，那其实是相当自闭的状态。但我却似乎自满、自足于此，在一种自我营造的对于历史、现实的虚幻理解中，消费着对日本的想象，更小心翼翼地维护着想象中的“中国”的形象。至今难忘数九寒夜，在位于北三环安贞桥的火锅店里，一面竭力对日本朋友解释为什么要相信中国，只要保持耐心，假以时间，经济的发展一定会给世界带来一个面孔清新、有亲和力的中国，一面苦口婆心地劝那些思想激进，认为西方的体制是中国无法绕过的必修课的北京朋友，“其实日本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的情景。
回过头来看，开始的时候，我更多是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来思考日本和中日关系。这既是大环境使然，坦率地说，也与我个人的经历、遭际有关。事实上，学会用一种平和、理性、尽可能公正的视角来看待日本和中国的问题仅仅是近一两年来的事情。与其说是日本，不如说是中国给了我更多的刺激。
当我们终于能这样思考问题的时候，答案确实很茫然。我们不久就发现，中国的问题，还是出在内部，出在我们的体制上。如果“敲打日本”能加速中国自身的民主化，能换来民族的繁荣和富强，纵然对日本有失公平，那么我们也不妨从策略层面上加以考量，然后再以其它形式来平衡、补偿对日本的不公（毕竟历史上日本也做了太多对中国有失公平的事）。但是，当我们发现，这种机会主义策略只能把内部的责任转嫁给外人，使本来已经被扭曲的历史变得更加扭曲，使本来已经被遮蔽的矛盾更加深埋。其结果，日本还是日本，是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公认的西方民主国家，而我们则仍旧是那个抱着含混不清的所谓“中国特色”、被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遗弃的古老东方的发展中国家。
笔者并非日本问题专家，但作为曾在日本修学、工作有年，从心底里感念日本，深爱日本的文化艺术，对中日关系抱有超乎寻常之关怀的独立撰稿人，不揣冒昧，力求把一个我所理解的日本原生态地呈献给读者诸君。在就教于各界方家和前辈学人的同时，如能多少唤起中国社会了解日本的些许冲动，及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关注，便是笔者无上的欣慰和荣光了。
《摒弃中日友好的乡愁》刘柠着 香港泰德时代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05年7月10日草于北京，望京
2005年7月17日改于四川，德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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