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好就是不封锁对话的管道│刘柠│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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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就是不封锁对话的管道
刘柠 (发表日期:2006-05-11 16:05:54 阅读人次:1213 回复数:0)
一个日本新闻工作者的“对中新思维” 　　被访者：内藤康（日本，媒体工作者，作家）　　采访者：刘柠（北京，独立撰稿人）　　刘柠（以下简称“ 刘”）：请你从日本人，特别是一名日本传媒工作者的视角，谈一谈“对日新思维”出台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　　首先，要从马立诚先生的文章──《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6期）谈起。马文提出的一些观点，诸如对“狭隘民族主义”的批判，主张在历史问题上网开一面，“宽恕日本”等等，其实并不是新问题。有些主张是“旧话重提”，有些则是对既有的对日政策重新诠释。那么，对日本而言，究竟从“对日新思维”中看到了哪些“意味深长”的东西？　　内藤康（以下简称“ 内”）：“ 对日新思维”有若干值得注意的地方，尤其重要的是对过激民族主义的批判和接受日本道歉的姿态，使我们知道了此前在中国政府的诱导下，一向视为铁板一块的“对日舆论”之外还存在另外一种意见。马氏在“ 超越道歉”中说，（由于新思维的出现）中国的执政者在制定对日政策时的选择余地增大了（大意）。我以为所言极是。　　什么是“ 爱国”？我本人对生我养我的祖国和故土，也怀有深深的眷恋。但是，爱国，不可混同于独善、排他的民粹主义。日本问题学者冯昭奎先生在去年于无锡召开的“ 日中传媒交流论坛”上说，“在抗日战争年代，反日就是爱国。现在则不同，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才是爱国。”正如在德国人的心中植入对犹太人敌意的纳粹一样，一些煽动人与人之间无谓的敌意，对其结果则根本不加考虑的、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者，不是真正的爱国者。无论日、中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赞赏这种势力，并放任其“自由”发展。两国富于理性、良知的冷静的人们，应该坚持并实行一种态度，那就是：相互协作和发展才称得上是真正的爱国。　　关于“ 谢罪”问题，正如马氏所指出的那样，对于以7名甲级战犯被处刑的“ 东京审判”为代表的、战后不久即开设的战犯法庭，尽管人们对其审判程序和内容尚存疑义，但必须看到，对于日本亚洲侵略的基本责任追究已经完成。而且，有必要认识到，日中间的“不正常状态”，已经于1972年恢复邦交之时被终结，国际法意义上的所谓“过去的问题”，在日中之间已不复存在。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道义”的问题还未得到“解决”。从根本意义上说，这是包括国家领导者在内的、每一个个体内心的问题，换句话说，对过去如何反省，是我们自身的问题。如果是被他人勉强要求的“谢罪”，即使能够接受，也无异于形式上的自我批判，很难说是发自内心的道歉。　　重要的不是几度道歉、如何道歉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日本人都要在心中铭记并发誓，“决不再重复过去的错误”。以昭和史研究而知名的日本历史学家保阪正康，在其名为《没有战争观的和平论》的著作中说：“ 看20世纪前半叶的年谱，会为日本为什么要持续那场愚蠢至极的战争而搓火，会想到，难道就没有其它的政治选择么？”战争不仅给亚洲人民带来了痛苦，也不仅让日本顶着西洋列强的打压，通过“明治维新”在亚洲率先实现近代化以来，构筑的各种资产都化为乌有，更在广岛、长崎的“原爆”和东京大空袭等灾难中，被夺去了近400万国民的宝贵生命。　　保阪氏在著作中，将在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氛围下，日本向战争道路暴走的历史时代（从1930年代到战败）的历史特征，归纳为“ 主体性的缺失”、“ 知性．理性的放弃”和“ 自我绝对化的谬误”。“在战争已经过去50余年的现在??为什么会发生那场战争？至少，对于其起因和结果，如果不能从自己出发加以理解的话，战争体验的继承就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奢谈。必须认识到，‘讨厌战争’，仅仅是说战争的行为讨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对下一代的说服力将不复存在。” 　　就是说，剖析20世纪前半日本挑起战争的原因，把它作为历史教训为国民所共有，并发誓不再让过去愚蠢的错误重演──日本一些有良知的人士，就是以这种形式致力于对那场战争的深刻反省，这也是我们“以史为鉴，面向未来”的姿态。应该看到，一部分断言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正在“重温亚洲侵略的迷梦”的中方舆论，与日本战后所走过的道路，以及祈望和平与发展的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想法，相距何其遥远！希望中方能够理解，“直到我们宽恕为止让日本谢罪”的固执姿态，使那些对中国抱有理性、冷静态度的日本人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迄今为止，顽强地要求日本谢罪的是只有中国和韩国。美国作为当时的对日交战国，虽然由于日军的珍珠港袭击等付出了巨大牺牲，但却未像中、韩那样，执拗地要求过日本的道歉；被日军侵占过的东南亚，对日感情也一向比较缓和。为什么会这样呢？恐怕是因为，在中、韩看来，自古以来在“ 华夷秩序”中位于“下位”的日本，既然犯了侵略自己的弥天大罪，那么成为战后经济大国的事实本身似乎就是难以容忍的。　　刘：最近，应法国邀请，德国总理施罗德与前同盟国领导人一起，出席了诺曼底登陆60周年的纪念活动，再次向世界诠释了欧洲的全面和解。与之相比，亚洲的和解似乎还很遥远。在中国，人们普遍认为，由于战后德国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真诚地向受害国道歉，庣篕琣瘗妦M算了过去的历史，才获得了后者的宽恕，取得了今天的和解。而日本，在面对历史的态度上，与德国存在相当的落差，这也是亚洲迟迟无法取得和解的主要原因。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内：“战后德国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真诚地向受害国道歉”，在中国，似乎被认为是一个确定无疑的事实。德国确实承认了对犹太人的种族屠杀，但那是在纳粹和希特勒的支配下做下的，西德前总统魏兹泽克在其1985年的著名演说中曾谈及这一点。他还说，德国国民沦为希特勒仇视犹太人的工具，“ 1945年5月8日的德国战败，把我们所有（德国）人从受纳粹主义暴力支配的灭绝人性的体制下，解放了出来。”应该注意的是，他把希特勒和德国的每一个个体的责任加以区分，德国人，只因生为德国人而不得不承担历史责任的问题被巧妙地回避了。　　在对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上，不乏同样的论述，比如周恩来。他强调：“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牺牲，但战争的责任不应该由日本人民来承担，日本人民也遭受了战争带来的灾难，要把日本人民与日本军国主义区别对待??”周总理创造的智慧，构成了日中和解与友好的基础。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承认过去的问题。说得通俗些，如果要让对方道歉的话，有必要使他保持某种程度的自尊，并留一定的退路。　　为接受过去的历史事实，对德国人来说希特勒和纳粹，对日本人来说，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军国主义者（日本国内还有昭和天皇应承担责任的议论）成为问题的“必要”条件，这与如果让中国人接受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就会成为“必要”条件是一样的。尽管这是人类的软弱，但只有相互宽容，才能走向真正的和解，构筑面向未来的关系的基础。　　刘：在中国，有一种意见认为，日方对于“对日新思维”只是一味炒作，而缺乏政府、政策层面的应对，没有打出“对中新思维”来响应。“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状况导致“新思维”论者们陷入茫然、失语乃至愤怒，“对日新思维”本身也备受挫折，大幅后退，面临重新“洗牌”的命运。　　内：要知道，在民主国家，言论自由、多种言论的共生共存本来就是允许的，与“对日新思维”相对应的思考，在日本原本就已经存在。人们之所以怀着巨大的惊喜，欢迎“对日新思维”的出现，就好比菜已上桌，酒杯斟满，飨宴已然就绪，只待客人光临的时候，客人突然出现在客厅一样。　　至于小泉首相靖国神社参拜，就笔者个人而言，无论是从宪法层面，还是从对亚洲外交的角度来看，都存在问题。但是，虽说是首相，一个政治家的言论毕竟不能代表日本社会舆论的全部，对其行陉ㄔH为然者，在日本并不在少数，而希望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 右翼”势力，则是少数派。　　进而言之，惟其中方想要批评小泉的参拜行为，就更不应采取拒不认可其访华的强硬态度，反而应积极促成其访华，面对面地传达中方的担忧，以说服其改变立场和想法。　　日中之间需维持的最低限度的共识是：双方是邻国，无论对人家有多么不满意，也无法选择远离。相反，日中对话的道路越广，两国就越会在意识上自觉成为对等、重要的邻人，我们在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便不会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