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庙”里还要放倒多少中国人│刘柠│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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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庙”里还要放倒多少中国人
刘柠 (发表日期:2006-05-11 15:46:26 阅读人次:1290 回复数:0)
今年1月，以描写党对民族资本家“成功”改造的多卷本长篇小说《上海的早晨》而名世的、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书法家周而复，以90岁高龄在北京逝世。不久前，张向东先生在大陆媒体《南风窗》撰文，把周因1985年访日时的一些言行，而招致当局物议，受到中共纪律处分（开除党籍）的故事旧话重提，唤起了笔者对此沉睡已久的记忆。　　周而复，早年参加革命，在中共体制内颇有些名士派头，官至副部级（中国人民对外友协副会长）。作为延安时代的党内知识分子，周显然不是胡乔木、陈伯达、邓力群那种类型的“秀才”，然而又毕竟不同于李锐、胡绩伟、李慎之等党内自由派文人。所以，从一般意义上说，周的“落马”，本来是难以想象的。　　在周官场失意的背后，无疑有80年代中期国内政治环境的因素（吴祖光等4人也于同一时期在“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鹤唳风声之中被清除出党），而周本人一副不拘小节、适性而为的“名作家”派头，自然也难见容于当时党内一些扛枪出身的死硬派，从表面上看，“翻车”倒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虽说如此，1985年10月的扶桑之旅，毕竟成了受人以柄、祸起萧墙的导火索。据悉，对周的指控主要有3条：1、身为代表团领队、高级干部和入党多年的老党员，无视中国政府的严正立场，不听劝阻，擅自参观靖国神社，“丧失民族气节，损害了中国的尊严”；2、对待日友好团体傲慢无礼，损害友好关系；3、观看淫秽录像，购买春药，“在生活作风上严重败坏了共产党员的道德，影响恶劣”。三宗“ 罪”之中，尤以参观靖国神社为大。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多年后，《山西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谁是最贪婪的人》的文章，在把周与刘青山、张子善、孟庆平、王新民、褚时健、陈希同、禹作敏、王宝森等人一起列入所谓“世纪中国巨贪‘梦幻组合’”的同时，补充说，“严格说来，周而复并不是一个‘贪官’，至少不是一个经济意义上的贪官，他的贪欲表现在满足个人的生理和心理意义的角度上”，以示对这位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官员网开一面的“温存”。　　这两件事，不但使周从“著名作家”、“学者型官员”等名利双收的崇高声誉中一下子跌进一个不尴不尬、恶心之极的污水坑里，而且，彻底打破了文人墨客晚年生活的闲适，徒添一种本来全无必要的“ 忙碌”节奏：为保所谓的“晚节”，不断地向党申诉，打“名誉权”官司。老先生虽以耄耋高龄辞世，但很难说这两样“ 堵”没让老人家折寿。　　事实上，导致周而复个人悲剧的，是源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并绵延至今的中日间对以靖国神社为代表的历史问题的争论。1985年，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公职身份，参拜了供奉着“ 甲级战犯”灵位的靖国神社，引发了两国自恢复邦交、进入“友好”蜜月以来的第一次龃龉。加上从那之后，日本一些政治家不断地在历史问题上挑战两国之间已然达成的约束和战后形成的既成认识框架，“靖国神社”问题日益成了一道血肉暴露在外的、触目的伤口，在中国人的心中，更成了一块坚硬的“塔布”（Taboo），凡与其沾边的人和事，不问就里，一律被打上特殊颜色的标签（“汉奸”、“卖国贼”等），令人噤若寒蝉。　　如果说，在日本颇有市场、大有演变成主流意识形态之势的所谓“自由史观”，在本质上，无非是一种不知反省自己的战争罪恶，一味逃避“加害者”历史责任的“施虐”型历史观的话，那么，作为受害者的中国，则在不知不觉中走上了另一个极端──一种为过度的受害意识和情结折磨不已的“自虐”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说，作为因在“受害”的苦难记忆中浸泡太久，偏离了正常的心理轨道，从而找不到情感宣泄的出口而自伤、自残的倾向，后者往往更加危险：在鲁迅的小说《祝福》中，失魂落魄的祥林嫂，精神彻底崩溃，逢人便絮絮叨叨地说，“真的，我真傻，我家阿毛……” 　　作为历史底蕴深厚，善于对“大历史”进行全景观式、史诗性扫描的作家，周而复创作了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长城万里图》。为了更好地塑造东条英机的形象，以达到细节的真实，作家藉赴日访问之机，参观作为军国主义“招魂”设施的靖国神社本无可厚非，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员”、“政府”的“立场”问题，与所谓“民族气节”、国家“尊严”更是完全不搭界的事。相反，对历史题材的创作而言，惟其不凭空生造，而是在充分实地调查和生活体验的基础上进行严肃的文学加工，力求写出活生生的“ 信史”，以资教化的做法，在文学创作过分追求“个人化”、日趋游戏化，艺术与教育功能逐渐剥离的今天，恰恰是我们应大力倡导的学风，何罪之有？　　无独有偶。前一段时间，媒体又传出了姜文“参拜”靖国神社的话题，并在网上再次刮起一股“爱国”与“卖国”，“卖国贼”与“爱国贼”的旋风。与周而复一样，作为艺术家的姜文也是为了其自导、自演的电影《鬼子来了》而参观了一下靖国神社而已。又不是笃信日本神道教的信徒，“参拜”之说从何谈起？　　两件事情，相隔近20年，发生在两代艺术家身上，说明我们的社会文化并没有因物质的富裕而变得从容、大度起来，换句话说，尚未从源自“受害者”意识的紧张和受迫害感中走出来。这种心态，小而言之，会成为国人的历史包袱，让“苦大仇深”的我们在与外部世界接触时，过分地敏感和警惕，动辄受伤或伤人；大而言之，会成为整个民族在实现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集体心理障碍，难以坦然地面对“全球化”的潮流。　　难以想象，某位来自欧洲被纳粹德国蹂躏过的国家的艺术家或者普通国民，因参观了奥斯威辛、达豪集中营等前纳粹主义的设施会受到本国舆论的指责，甚至因之获罪，遭到整肃。相反，凭吊历史遗迹，缅怀战争受难者，祈祷人类和平的善举反而会受到尊敬。这原本不是什么深刻的道理，而是人尽皆知的常识范畴的事情。但不知什么缘故，在中国，尤其当某种行为的对象是日本的时候，事情总是会莫名其妙地变得复杂化，复杂得无论怎么拎都拎不清。　　对此，张向东先生在文章中写道，“由于中日关系在历史上特殊的复杂性，使得人们在审视许多夹杂其间的事情和人物时，都无法完全做到理性和公正。周而复晚年的悲剧性命运，有其自身过失的一面，也有时代的因由……”笔者不认为周的行为有何“ 过失”，其晚年悲剧也不仅是“时代的因由”。否则，过了整整一代人之后，重新发生在姜文身上的事情便无法解释。　　爱惜羽毛如周而复者，多年如一日，不断地向组织申冤、陈情的结果，虽然在临死前不久，被恢复了党籍，但作家期盼不已的名誉平反终于没能等来。相比之下，新生代艺术家到底“潇洒”得多：面对铺天盖地的舆论，姜文基本上报以沉默。也许他明白，只有沉默，刻意不去解释自己的行为，才是“以不变应万变”，才能让自己不至于在“民族感情”的舆论海洋里淹死。　　日本的“庙”里还要放倒多少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