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都缺少反省精神│张石│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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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两国都缺少反省精神
张石 (发表日期:2006-04-05 17:28:15 阅读人次:1220 回复数:0)
——访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　　2006年1月24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青年报》附属周刊《冰点》因刊登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所写《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及上海交通大学副教授徐临江有关“平型关大捷”的论文，质疑代表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历史教科书而遭中宣部停刊整顿。《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随即提出反论，并向中纪委提交申诉信。2月2日，包括前中宣部部长朱厚泽、老干部李锐在内的13名社会和知识界著名人士发表联合声明，批判中宣部的做法，并要求尽快出台《新闻保护法》，废除一切恶性管制新闻的办法，保障新闻媒体的职业权利，掀起了震动国内外舆论的“《冰点》风波”。　　袁伟时教授在他的论文中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但其背景是清朝政府反覆违反条约的愚蠢行为，而中国的教科书没有涉及这一点。对于发生在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教科书也是一味赞扬其“爱国”，而没有批判其乱杀无辜、摧毁现代文明和抢劫等极其野蛮、残忍的行为，而且教科书中有些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袁伟时还在文章中指出：中国虽然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但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有问题，两国都缺少对于历史的深刻反剩　　2月22日，本报记者就“《冰点》风波”和中日历史问题等采访了袁伟时教授，以下是采访纪录。　　记者：《冰点》因为刊登您和徐临江副教授的文章而遭停刊整顿，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袁：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处理方法。我的文章讨论的是19世纪的事，是对还是不对都不要紧，任何一个读者，如果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他不同意，那他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邀请学者发表意见，我也可以再发表我的意见，从而互相沟通，这样的自由讨论可以澄清是非，最少能加深对问题的理解。这才是正确的处理方法。而现在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一个很著名的报刊停刊，引起了国内外很大反应，对中国的形象也造成了很大的损害，这是我不愿意看到的。　　记者：您在文章中指出：中国虽然抗议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但是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也有同样的问题，都缺少对于历史的深刻反省，您能不能更加详细地说明一下您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袁：中日间有一个基本情况是不一样的，那就是日本是侵略者，中国是被侵略者。日本没有好好地反省自己，一直认为自己是原子弹的受害者，以此为藉口掩盖了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的反剩当然，我很同情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日本人民，但是这里重要的是为什么美国人要使用原子弹？日本为什么不反省这个原因呢？100多年来，日本给东亚和太平洋地区带来了很大的灾难，它成为侵略者的根本原因是制度上的问题。日本不少政治家对此并没有进行深刻的反省，有些政客到现在仍然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不承认侵略。　　另一方面，中国也应该反省自己为什么老是挨打。中国遭遇这么多挫折和灾难，原因是什么？19世纪，中国的首都两次被占领；对外战争，几乎每战必败；每一个10年都有战乱。鸦片战争开始后的60年间，约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乱中度过的。整个19世纪，中国人非正常死亡达1亿多人。一个是死于战争，死于刀下，其中洋人杀死的只是极少数，大多是中国人自相残杀而死；另一个则是活活饿死。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日本打开国门比中国还迟一些，但却实现了明治维新，而中国的制度没有什么改变，虽然也有过自强运动，就是洋务运动，但是一打起来，还是一败涂地。这个问题不冷静地反省是不行的。　　我的文章的意思就是希望中国人有一个理性的反省精神，并不是将两个国家不加区别，他们有他们的问题，我们有我们的问题，但是两个国家都缺少反省精神。　　记者：您在文章中批判了义和团的一些排外行为，那么您对发生在2004年反日游行时的打砸等行为和“抵制日货”的口号怎么看？　　袁：我认为中日两国应该和解，无论是历史遗留下的问题，还是现在发生的问题，都应该通过谈判来解决。两国的史学家应该通过认真研究历史，吸取经验教训，化解矛盾。世界正在走向一体化，东亚走向一体化也是不可避免的。怎样才能实现东亚间的和平与合作？关键在于中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能不能互相理解。应该冷静地相互理解并化解矛盾，而不应该情绪化。2004年游行和亚洲杯足球赛时发生的打砸行为都是很野蛮的行为；砸日本人的商店和抵制日货是错误的。再一个就是日本人到珠海集体买春事件，中国人到海外去嫖娼的事情也经常发生，不能把这类事情提到两国关系来认识，这是小题大做。对这些现象我早就写了文章批评。　　记者：您认为这些中国公民的行为是否与现在的教科书有关？　　袁：一个国家的人民，没有经过系统的反省，包括教育上的反省，就很容易受到盲目狭隘的民族情绪支配，这里当然也包括教科书的影响。现在中国有许多年轻人，离开学校以后，就不再好好读历史书了。　　记者：您作为一位历史学家，能不能概略地谈一下您对日本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　　袁：日本在19、20世纪对中国所起的作用是相当复杂和多方面的。1945年投降以前主要是侵略者，日本从1874年开始就派兵侵入台湾。　　日本的启蒙思想家鼓吹日本要“脱亚入欧”，实现现代化，同时也宣扬侵略，侵略朝鲜和中国，这些思想家是支持侵略的。从“9.18”一直到1945年，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现象之一。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日本又是中国的一个老师。甲午战争以后，中国知识阶层中有许多人认识到了日本学习西方，取得了卓越的成就，纷纷鼓吹学习日本，认为以日本为榜样是学习西方的一条捷径。那时中国的新的东西，几乎都是从日本学来的。义和团事件以后，日本在帮助中国现代化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最多时中国有1万多留学生在日本。日本的民间人士对中国的改革给予了很大的支持，比如他们派出法律专家，帮助中国修改法律，中国的新民律、新刑律都是在日本学者的帮助下草拟出来的。1901年起，特别是1905年中国废除科举后，他们派出许多教师在中国新建的学堂中教书。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人人皆知的事实，但是也对中国有过帮助。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其社会制度得到了改造，实现了民主化，那以后的中日关系，基本上是互利的。特别是经济上，日本一方面通过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中国，另一方面通过贸易实现了互利。现在两国贸易额很大，经济上难解难分了。有人说中日会打起仗来，其实那是很难的，可能性很校日本社会制度变了，军国主义者不能像以前那样操纵内阁了，可以避免由军部操纵政治造成的悲剧了。中国也不再是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中日在历史上虽然有矛盾，但是政府、有识之士及民间都应该努力化解矛盾。中日两国世世代代合作下去是不可抗拒的潮流，因为上帝让我们成为邻国，加上全球化已经成了不可抗拒的发展趋势，决定了两国必须友好合作。中日之间近年波澜不断，那主要是政客们缺少远见造成的。　　记者：您对中国实现民主化和言论自由的前景是怎么看的？　　袁：国内外，大家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中国的政治改革滞后了。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来，中国人的自由度当然有很大提高，但是，还没有达到现代文明应有的高度。自由、民主、法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也是中国宪法明文规定的制度。怎样走向这个制度呢？我觉得应该像邓小平搞经济改革那样当机立断，从保障言论自由和健全法治开始，逐步实现宪政。这是一个现代文明的潮流，但是什么时候实现，很难预测。(转自《中文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