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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傻×朋友張适之,在东京开了一家出版社
张小蛇 (发表日期:2024-10-28 19:25:00 阅读人次:1260 回复数:5)
我的傻×朋友張适之,在东京开了一家出版社
岁末年杪,特别想写一写“我的朋友張适之”。
时代洪流滚滚,世界时局动荡,媒体用词动不动就是“XX年未有之变局”。这个时代,非史家如椽巨笔不能描述。普通人,如果能对身边具体的“人和事”做一个相对清晰的记录,就不容易了。
当年“我的朋友胡适之”,曾是很多民国人的口头禅,流布天下。很显然,張适之同学有“东施效颦”之嫌。我常以“我的傻×朋友張适之”称呼他,就像前几年流行的“狗日的中年”一样,“傻×”和“狗日的”都是北方的粗俗用语,很多时候,不粗俗,难以表达我对他的复杂观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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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他,大概可以追溯到两年前。
北漂二十年后,我想换个环境生活,便到东京闲居,到处逛荡。在一次朋友组织的聚会上见到他,那一天,他话特别多,自我介绍说在国内曾是一名从业多年的出版人。因为是同行的缘故,我们自然有好多话题可聊,甚至还共同认识不少人。
那一次,他在聚会上“雄心万丈”:我们这一代出版人,跟之前的“书商”不太一样,多多少少是在一定的市场竞争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而且全世界出版市场迅速“扁平化”,大家多少也具备了一些国际化眼光。我们曾经操刀过几十万册、上百万册的书,至少证明我们还不太笨,到日本来,只要不太懒,进入这个出版市场里混一口饭吃是不成问题的!
他的这种“高论”,不无几分道理。也夹杂着他刚到一个新环境里头的兴奋和憧憬。我不忍“打击”他的积极性,大家聚会喝酒,何必扫兴?第一次见面,他“彪呼呼”的样子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之后,我们偶有联系,但是见面不多。大家初到异国他乡,对陌生的环境和人事充满了好奇,忙着到处打卡、看展,安顿和享受生活。所谓的“事业心”和“上进心”,似乎也就是酒后的一个谈资而已。
再次见到他,已经是一年以后了。这一次,他“务实、低调”多了。几杯酒下肚,他有些自嘲地说,当时的那些设想真的太傻×了!通过一年多的观察、调查和摸索,他发现要“进入”日本图书出版市场,没那么容易。这是一个已经高度成熟、充分竞争的市场,而且经历过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大型的出版项目、分类很细的研究和出版物其实都已经出版过,各个领域、各个学科的选题及角度,从大正年间、昭和年代开始,以日本人做事的那种精细程度,先行者们早已在各个细分领域实现了“全覆盖”,很少有空白之处。所以,别说作为一个外国人,就是作为本国出版人,也是“余生也晚”,更何况作为一个语言不通的“聋子”、“哑巴”,要想在市场上分一杯羹,谈何容易!?
这次见面,我对他所说深有同感。心沉下来了,才会看到这些东西。而不是像很多国人刚来,觉得腰包里那点钱用汇率一算就翻了20倍,一副牛哄哄财大气粗的样子,认为遍地都是机会。他自嘲傻×,算是不乏真诚,这让我对他增添了一份好感。
这之后,我们经常约着一起看展,一起去神保町逛旧书店,也经常一起参加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但是,他绝口不再提出版的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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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这两三年来东京生活的华人真是越来越多了。
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和改革开放刚刚兴起时的出国潮以留学生和打工者群体为主不一样,“疫情后”这一波移居的华人做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让这个群体呈现出非常多元化的趋势。特别是其中一些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到来,更让这个人群的思想慢慢活跃起来,人群聚集,自然就会产生了一些“化学反应”。
我也曾写过,一定数量的人群聚集以后,自然就需要精神文化生活,而这些文化生活和活动陆续展开,公共的文化空间、甚至新的文化生态就形成了。这也是再次验证新来的华人群体跟以往的华人群体有所不同,他们从事的行业、做事的方式、发出声音,都是“新”的。
先是东京大学组织了一系列的人文讲座。秦晖老师的系列讲座,每次教室里都能来两三百人,秦老师是用中文讲座,底下的人自然是以华人居多。有时候你都会奇怪和惊叹:东京怎么会“藏着”这么多华人?!有留学生,有年纪大的人,也有带着小孩来的,这么旺的人气经常让主持讲座的日本教授感到惊讶。
由此开始,一些独立学者、媒体人、社会活动者,都陆续开办了讲座,刘军宁、傅国涌、李一诺、长平、张洁平……有媒体报道,“离散的人在东京相认,知识分子在东京找到言说空间”。
然后是华人书店相继开张:单向街开始了自己的国际化步伐,许知远携新书为单向街书店东京银座店开业,而且每周书店都有活动举行;接着是媒体人张洁平在台湾的飞地书店,实施“东渡计划”,在东京新宿区落地;学者赵国君更是把自己的三千册藏书海运过来,选择在胡适的生日当天12月17日在神保町揭幕了“局外人书店”……
许知远说,“语言激发语言,行动引发行动”;张洁平说,飞地(nowhere),空格移动一下,就变成了now here(当下,此地);赵国君说,在加缪和胡适之间,在反抗与容忍之间,以“局外人”的身份“入局”……这些东京在地的精彩纷呈活动,我常和張适之结伴参加。
我也写下了一些文章,记录我的所思所想。但我不知道他作何感想,我不追问,他不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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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前,他告诉我,他准备“重启出版计划”。
我就知道,这小子“贼心不死”,傻×乎乎的劲儿犹在。他越是憋着不说,我就越知道,他是在玩真的。
我们约在神保町书店街的岩波书店咖啡馆,整整一个下午,都是他在急于表达:
简体中文圈“语言腐败盛行、语言暴力遍地”,简直没法看了!据说在人工智能时代,简体中文信息已经沦为一个垃圾场,已经完全提供不了什么有价值的信息……这种现状,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繁体中文,已经有众多的前辈在港、澳、台、新加坡、北美等地用多年的努力,做出了很多令人钦佩的优质好书,但是,流传到简体中文阅读圈的数量仍然有限。而且,读惯了简体中文,繁体中文的竖排书读起来总是有那么一点点不习惯。作为在“简中文化”里成长、生存的一代出版人,我们读过的书、接受的信息,都躲不过“简中文本”;即便身处异乡、处在“文化飞地”,努力学习其他的语言,但阅读的快乐依旧更多仰仗于“简中文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到中年,母语已经刻入骨髓,融入血液,怎么可能“连根拔起”?
既然如此,何不做一个出版人应该做的事情?在出版自由的国度,深耕细作,为简体中文留存一些有价值的文本?一方土壤,我们受它滋养,对它的现状痛心疾首,却不能做一点“建设性”的事情,空留一些愤怒有什么用?所以,如果能为它提供一些养分作为“反哺”,让更多的人知道,“简中世界”其实还是有一些优质的、有价值的阅读文本,做这样的事情,不正符合一个出版人的“自我确认”吗?
“是谁传下这行业,黄昏里挂起一盏灯。”这傻×乎乎的小子,讲起这些来,两眼放光。
我清醒地知道,这是一个典型的“理想病患者”。我多想抽他两耳光,大声痛斥一声“傻×”,当头棒喝,把他惊醒。
可是,我下不去手。
他所说的,又何尝不是我残存在心底的那一点点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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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前,他兴奋地打电话给我,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我说:12月27日,不许睡懒觉!一大早起来帮我干体力活去!电话挂断后,我一头雾水。这小子又发哪门子神经?!我已经习惯他这种“傻×思维和行事风格”了,且看他玩什么花样吧。
27日一大早,他开着一辆七座车来接我。我满脸疑惑地问他,你改行干导游啦?他诡秘一笑,只对我说,上车。
在车上,我终于搞明白了他这两三个月做的一切事情:上次见面聊完,其实他就已经在“行动”了。
一个人一旦找到一个人急切地表达,说明他其实早已打定主意,所谓的征求意见,也就是走个形式而已。否则,他就不是“我的傻×朋友張适之”了。
出版社(公司),是早就注册好了的。我们这种因为“经营管理签证”而移居的人,身上都“背负”着这样一个“外壳”,都曾经有过商业计划书。出版的资质和书号,早在他“雄心万丈”的两年前,就已经申请好了。
我还记得他当时说“手里握着100个书号,不够随时可以申请”的神气的样子,那是一种典型的小人得志、“一夜暴富”的神情。和作者沟通、约稿;确定各种出版细节:开本、字号、行间距、颜色、文案、内文和封面设计、往复修改……一直到最后完全定稿,这一套繁琐的细节,我们都太熟悉了。
他如果不是跟我这个同行说,估计别人都会烦死他。所有的事情做完,印刷是个大问题。他不懂日语,本想通过前辈介绍印刷厂、通过朋友寻找,历经波折,发现这些路径都必须得经过“代理环节”,不是最佳路线。他在家里翻了几本新买的书,找了几家日本印刷厂,得益于ChatGPT的翻译,直接写邮件预约,开视频会议,直接约业务员到办公室,请朋友翻译面谈……终于,一个大印刷厂的“部长”被他“搞定”。
纸张选择、报价、如何付款、如何运输、交货工期……这一整套流程下来,他两个月内几乎靠一个人完成整个“出版流程”。这在国内,是需要一个出版社配置的……因为没有标准的库房,印刷厂是不能用大货车送货的。送到民宅,印刷厂必须加装纸箱和送货费,这个可恶的资本主义社会,为每个人设置了最低时薪,人工费实在太贵了!为了节省成本,只能把我拉来“当苦力”、做搬运工。
他喋喋不休、不断絮叨着,我在副驾上静静地看着他的侧脸,早晨的阳光从车窗洒进来,柔柔地照在他身上。那一天,他对书堆的大小估计严重失误。他说用ChatGPT算出来不到1.5个立方米,但是他对这个数据缺乏真切实感,以为一个七座车放倒座位可以全部拉走,后来发现完全不可能装得下,只好跑两次。
于是,这一天从早晨7点到晚上5点,我们不停奔波在路上,在印刷厂和放书的地方折返跑,两个人乐呵呵,居然感觉不到累。我也被他的精气神所感染,在某一段路上,看着窗外的蓝天白云,忍不住拍了一段视频。在我脑海里,一直单曲循环的是朴树的《平凡之路》。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拥有着的一切转眼都飘散如烟
我曾经失落失望失掉所有方向
直到看见平凡才是唯一的答案……
我曾经跨过山和大海
也穿过人山人海
我曾经问遍整个世界
从来没得到答案
我不过像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
冥冥中这是我
唯一要走的路啊
时间无言
如此这般明天已在
Hia Hia
风吹过的路 依然远
你的故事讲到了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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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搬完书,天色已经完全黑了。他送了我两本新出的书,我们在灯火辉煌的国分寺车站道别,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轨道。
我知道,从这一天开始,“我的朋友張适之”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挑战会更大。我们在出版行业多年,经常开玩笑说,把钱变成纸很容易(印书),但是要把纸变成钱,就难喽!(卖书)他何尝不知道这个浅显的道理?他说,不止一个出版前辈对他说,海外华人不看书,你100本都卖不掉!我劝你别印那么多,找个按需印刷印个百八十本就行了。
他说,当时发现这边的印刷成本高昂、网店开店门槛高不可攀、邮寄物流费用也摊不下来时,他也认为这个“小商业模式”都走不通。但是,这边的书不许打折销售,却和国内的销售渠道价格战、自媒体“一元卖书”形成鲜明对比。
他还说,要完全抛弃掉国内那种“惯性思维”,动不动都是上万册、几万册的首印,最后只会在“内卷”路上把自己逼死。在这里做书,回到“有尊严”的正常业态,就把图书生产当做在自家地里种土豆,一个一个精心爱护,洗干净,包装好,哪怕就背着包作为流动小摊小贩售卖,也是一种模式。
他还说,傅老师鼓励他,我们只要“寻找到千人中之一人”,不,“万人中之一人”,这事就值得做、可以做……
---- 6 ----
这两天,我一直在翻看他新出的“两个产品”。
这是傅国涌先生的两本新书,一本叫《去留之间: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选择》。
傅先生说:1949年是一个划分时代的关键年份,不是一个平平常常的时间标记,在这一年做出的选择要决定一个人将来的命运。这个版本的离初稿完成的2004年已近二十年矣,我也从三十六岁步入了五十六岁。世变沧桑,尤其最近这三四年,变化之剧,超过了以往的几十年。中国知识分子又一次面临去留的抉择。这本书迄今仍未过时,这是最可悲哀的。我也一直希望我的文字速朽。呜呼!
存001·《去留之间》
另一本是《一报一馆一大学:中国转型的是非成败1897-1949》。这本厚达650页的书,据说是傅先生“构思十六年、煌煌五十万言、三条线索、贯通半世纪,重述二十世纪前五十年文明史”的一本书。
存002·《一报一馆一大学》
他说:在中国近代史上,一报 ( 大公报 )、一馆 ( 商务印书馆 )、一大学 ( 北京大学 ) 值得重视,它们具有象征意义,以它们为代表的近代大学、出版业和民间报纸为中国引入了新的文明,培育了几代新型知识分子,是中国思想自由、学术自由、言论自由的风向标。创办这些事业的知识分子,站在权力以外,与当权者保持距离,独立开创了历史新局面。其精神价值和实践意义都是永不磨灭的。……这是一个真正的大转型时代,我写的并不只是三个机构的故事,而是这次转型的是非成败,仅仅选择了三个机构的视角而已。然而,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我们已无比痛苦地看到此番文明转型之事业未竟,这个古老民族还在歧路彷徨,仍处于晦暗不明的历史时刻。此书的意义也正在这里。
在冬日的暖阳里,读到这些文字,手里拿着厚厚的两本书,眼前浮现“我的朋友張适之”那张脸,从神采飞扬到无奈自嘲,从逐渐平和到带点坚毅,仿佛电影画面一样,一帧帧闪过。
这两年,我冷眼旁观,见过太多高谈阔论和吹牛×的话语,大多随风而散。而“我的朋友張适之”,终于把他吹过的牛×实现了一点点,单凭这一点,我就已经有点喜欢上他这个傻×朋友了。虽然未来的路,依旧困难重重。但他终究迈出了第一步,这是值得为之高兴、为之祝贺的事情。
2023年只剩下最后几个小时,各种总结文字从前几天开始就纷纷出炉,我写下这些,也算是为他做一个“第三人称”角度的总结。
他和他的内心撕扯,他与自己的自我缠斗,他自己未必能说得清楚,而我,作为一个“清醒第三人”,且做一些我所知的记录吧。
2024年即将来临,我的朋友張适之,且让我为你送上祝福,愿你在异乡的出版事业一路顺利!
愿你继续用那股傻×劲儿,保持耐力,持久地走下去。
(老张在东京,写于2024年1月1日)
回复[1]:
新登场
科长 (2024-10-28 20:31:08)
欢迎常来坐坐
回复[2]:
夏雨
(2024-10-28 22:27:58)
不知張适之2024年的事业状况如何,无论是成,是败,是亏,是赢,都值得人敬重
回复[3]:
谢谢科长!
张小蛇
(2024-10-29 00:05:46)
我争取把在东京做的“出版实验”,都记录下来。借科长的地盘,让更多人看到。
我发现这里都是些前辈,有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海涵。
我还不知道怎么回复每一条留言。
夏雨老师问的2024年事业状况如何,我可以高兴地说,还不错!要赚钱很难,但是可以做到不赔钱啦
回复[4]:
科长 (2024-10-29 08:51:48)
加了两张照片
回复[5]:
龍昇
(2024-10-29 18:03:18)
高兴您的出镜,祝您朋友的出版社成功
敬请留言(尚未注册的用户请先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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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旁观一个小书商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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