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弧笑弦 (发表日期:2010-12-06 16:33:56 阅读人次:1194 回复数:0)
如果我们把法律婚姻和家庭视为主流文明，那么游离于二者之外的“亚文明”生态系统，即可被视为非主流的野生系统。这一章，将主要围绕非主流的两性关系问题，继续延伸我的“谤婚”旅程。　　　　非主流性的东西往往会犯忌，轻则挨骂，重则（比如在言论受禁的时期）还容易坐牢杀头，所以接近这片地带要冒很大风险。比如许多人认为，一夫一妻制早已过时，有悖于自然人性，充其量仅是两性关系中较为合理可行的一种模式而已——可是人们都不愿意公开发言，宁肯暗地里实施对抗（婚外恋、一夜情或嫖妓）。为什么？因为一夫一妻是法律维护的体制，是不容干犯的主流文明。许多事情可以说，但不能做；许多事情可以做，但不能说。逆向行事就会犯忌，犯忌就难免会触霉头。　　　　不过常识告诉我们，主流文明的前身，往往是非主流；非主流发展到一定阶段，也会厕身到主流文明之列。比如一夫一妻制就发源于原始的杂交婚姻体制，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还属于非主流，直至私有制将男权推向政治舞台，一夫一妻的婚姻体制才告胜利，确立了不由分说的主流地位。　　　　此后，一夫一妻的婚姻体制在中国大致经历了三个时期：纯洁的童年、正名时期，和今天的怀疑期。　　　　回溯一夫一妻制的童年时期，我认为它是个好东西。它首先终止了人类先祖的滥交风俗，迅速而有效地划清了人与禽兽之间最后的界线；其次，它为人类社会的原始积累提供了竞争动力：一个男人确定他妻子所生的孩子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以后，劳动生产积极性就会成倍高涨，不会再像从前无法确定时那样消极怠工；再次，一夫一妻制形成初期，法律方面没有后来那么多的繁文缛节，世俗的惯性力量也还未产生强大制约，单偶之间的关系较为纯粹，功利色彩相对淡薄。　　　　嗣后的情况发生了改变，一夫一妻制与生俱来的弊端逐步露馅，呈现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可笑本质。最为后世所诟病的是：政府（比如说杨坚的隋政府）一方面力主一夫一妻制，同时又默许官员按官阶大小填房蓄妾；一方面限制寡妻寡妾再嫁，同时又默许国家公务员们狂嫖滥淫。“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钱的富农工商阶层出入妓馆勾栏，遇上合适的“二奶”也可以包一包；再下一等的阶层，没有余钱，包不起也嫖不起，只好寻找机会跟邻家二嫂搞搞破鞋，换换口味。　　　　至此，一夫一妻制实际成了专为女性设立的婚姻体制，男性实际奉行的是“一夫多妻”制。　　　　建国以后，颁布实施了新婚姻法，倡行以男女平等、自由恋爱为先决条件的一夫一妻制，为封建社会实际施行的“一夫多妻”彻底纠偏，还“一夫一妻”以本来面目，因而我称之为“正名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夫一妻的婚姻体制确实被毫不含糊地施行着，不过，它与童年时期的一夫一妻制已经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当时的整个中国社会，普遍实行“配给制”：吃粮要配给，买肉要配给，想裁一条裤衩穿，布料也要配给。至于搞对象结婚，还是要“配给”——组织介绍、领导安排、乡亲保媒、工友牵线，搞得非常热闹。　　　　在这个正名时期，一夫一妻制得到了巩固和加强，使之成为纯而又纯的法定婚姻体制。如果一个男人或者女人过了25岁还没结婚成家，组织上会感到有责任，领导上会内疚，乡亲们要着急，工友都可能睡不好觉。那个时期，许多工会组织年终上报的最大政绩之一，就是举办了若干场“大龄青年”联谊会、集体舞会、鹊桥会和集体婚礼。强大的党政军民齐参与、作后盾，是那个为“一夫一妻”婚姻体制正名时期的显著特征。　　　　此后，从改革开放至今，一夫一妻的婚姻体制又逐步滑向了一个灰色地带。最先打破一夫一妻沉闷局面的是舶来品《廊桥遗梦》，此后国产的婚外情从偷偷摸摸转向光明正大，一发不可收。中国人的性格是喜欢被号召和被发动，“干部带好头，群众有劲头”，婚外情方面也不例外，当民间对“第三者”这个土头土脑的名词尚且讳莫如深的时候，“小蜜”、“傍款”、“二奶”等等名词已经在新贵阶层新鲜出炉，让群众大开眼界，随即追风跟进。四川省前些年颁布实行了男性领导干部不配女秘书的地方法规，类似的禁令不一而足，不过近些年有如枯枝败叶般纷然落马的领导干部，鲜有不与女人发生关联的例外，可见这些禁令治标不治本，反而催生了大片大片对一夫一妻制有害的毒罂粟。　　　　尽管有很多科学家拒绝将人类的行为和动物进行对比，但最近的调查也表明，人类似乎也对“一夫一妻”的意志产生了动摇。　　　　在美国，约有40％的男性和30％的女性承认有过婚外性行为；《一夫一妻的神话》一书的作者大卫·巴拉什和朱迪思·伊夫·利普顿更是直接指出，在全球范围内，80％的人类社会存在着实际意义上的“一夫多妻”行为。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巴拉什也说：“人类骨子里就流着温和派一夫多妻制的血。” 　　　　科学家们最近还发现，即便是鸟类，这个此前被人们认为是最纯粹的单配偶物种，“红杏出墙”者的数量也颇为可观。　　　　“我们用生化技术对鸟类进行了抽样的‘亲子鉴定’，结果令人大吃一惊。”乔治梅森大学的生物学教授大卫维斯尼特说。“在这种单配偶的物种中，竟然有10％至55％的小鸟不是它们的父亲所生的。” 　　　　单配偶取向在动物们走向不归路上究竟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呢？专家们莫衷一是。　　　　布拉舍尔认为，一般情况下猎人捕杀到的雄性动物要比雌性动物多，这可能导致了单配偶物种中雄性动物的短缺，从而直接影响了后代的数量。　　　　此外，“一夫多妻”的动物往往有着比较大的家族，所以猎人们没有多少机会对它们下手。而“一夫一妻”的动物恰恰相反，它们经常居住比较分散，行动也要独立些，因此更容易成为狩猎者的目标。　　　　正如布拉舍尔所说，人们没有那么多精力去观测到底是哪种动物濒临灭绝，因此现在可以将工作重点转移到保护那些单配偶的动物了。　　　　这篇文章以物种参照比较的方式质疑人类现行的一夫一妻婚姻体制，显示出了和我的《谤婚》一样居心叵测的意味。不过，这篇文章提出的 “温和派一夫多妻” 的观点，与我的《谤婚》观点并不是一回事，也远不如我的观点干脆。这个意思怎样来理解呢？　　　　虽然“温和派一夫多妻”指出了一夫一妻体制的致命弱点，也从理论上支持了变相施行“一夫多妻”制的当下事实，但这种观点充其量是对婚姻体制的一种改良，本质上则是一种新复古主义：大家认为一夫一妻制不够合理，不够爽，那么好，改良一下，恢复“一夫多妻”（当然也涵盖“一妻多夫”）试试。这样一“改”，似乎就万事大吉了，当下婚姻、家庭中所有的问题就都解决了。是这样吗？显然没这么简单。　　　　历史固然具有从终点回到起点的轮回性，但是人类回到古代的条件已经丧失，所有尝试过的婚姻模式（包括“一夫多妻”），也已被证实不比一夫一妻制更先进，那么现在提出“一夫多妻” 的新复古主义，显然不合时宜，缺乏创造性。同时，它还与现行法律相抗衡，有拿鸡蛋碰石头的嫌疑。　　　　因此，我的观点不是要反对一夫一妻制或“一夫多妻制”，也不会吁请从婚姻法中废黜它们。我的观点是：反对一切模式的婚姻体制，干脆把婚姻法连根废黜，让婚姻彻彻底底地消失。这才是我最为“反动”的原因所在。　　　　为什么要连根废黜婚姻法？因为对于人类而言，被确认为最先进、最合理、并作为婚姻法基础的一夫一妻制，也已经显示出了致命的弱点，甚或在合理性上都不如已遭废黜的旧制，足见一夫一妻制已经日薄西山，以此作为基础的家庭也走到了穷途末路。那么，在人类还没有发现更好的婚姻、家庭体制之前，就没有必要再让落后的、不合理的婚姻体制以法律名义存在下去的必要。　　　　这当然有点疯狂，有点冒险。可是除此而外，我看不出婚姻体制可以得救的其他途径。在现行婚姻体制仍然占据主流文明地位的当下时期，持有怀疑和反思意识的人们所采取的对策，多是逃避，以“不介入”的姿态游离于主流之外。法律未加规范即意味着自由，法律规定结婚必须遵从“一夫一妻”，那么我不结婚，“不介入”，法律对我就失去了约束力。这样，越来越多“不介入”的人，便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圈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野生系统”。需要指明的是，这种“不介入”，实际上也是一种“介入”，一种以“曲线救国”的方式敦促婚姻体制、家庭体制改革的实践。因此，研究这些“野生谱系”便具有了充分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婚姻千年毒》上部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