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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1 从放养到饲养

弧笑弦 (发表日期:2010-11-24 09:46:05 阅读人次:1125 回复数:0)

  

  
我姥姥是位朴实乐观的东北农村老太太,不算中途夭折的孩子,她一生共计养育了八个儿女。她老人家虽然去世近20年了,但我至今还能背诵她那些用生活打磨得熠熠生辉的至理格言。其中有一条是这样说的:“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你们现在养一个孩子咋比我养八个孩子还难呢?”我姥姥这句格言的背景约当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后的第十个年头。她老人家如果能够活到现在,大约就会明白一个道理:野生放养同家居饲养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据我母亲回忆,在她小时候,获取口粮是十口之家最重要的奋斗目标。那个年代,每年春夏之交,庄稼地里刚好青黄不接的时候,几个哥哥姐姐就会挎着柳条筐,向河对岸的山上进军。在我们那里的山坡上,生长着数十种可以食用的草本植物(俗称“山菜”)。山菜采回家以后,要进行细致的挑选工作(家家户户在这一时期都去采山菜,劳动效率低了采不到,效率过高过快容易误操作),避免把类似山菜的有毒植物吃进肚子。筛出毒草后,我姥姥会用磨盘大的一口黑铁锅烧水,将山菜掺上少量的玉米面(玉米磨成的粉状物)加以搅拌;当时买不起酱油,锅里只是撒上一把盐,之后把搅拌均匀的山菜团放在水里煮熟。

  


  
这样的食品是当时的家常饭。到了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山菜几乎绝迹,吃不到了,大家转而另觅食物。其中有一种食物生长在橡树上,橡树的果实(一种坚果,当地称为“橡子”)成熟后被磨成粉,掺入少量的菜叶,仍以上述方法料理后吃下去。不过橡子这种东西很糟糕,连续吃过两顿以上,就会拉不出屎来。尽管如此,橡子毕竟帮助过无数家庭,抵挡住了当年那场大面积的饥饿。

  


  
除了齐心协力解决口粮问题,其余时间,八个孩子基本上是不被约束的。这个意思就是,除非有必要进行集中,尽可以民主,想干啥就干啥,家长不会管你,也没工夫去管。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放一群羊”的意思,基本上属于野生放养状态。

  


  
同今天比较,我认为那个年代的孩子尽管吃不饱、吃不好,却享有相对宽松的行动自由,这一点远非今天的独生子女所能比拟。不用刻意搜寻,我们身边到处都是例证: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除了正常的课业之外,还要参加各种课外辅导、特长培训。家长在付出金钱的同时,也收购了孩子的自由。此外,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现在的孩子真正进入了“精心饲养”的时代了吗?

  


  
2005年初,上海一位家庭问题学者发表了一份报告。根据其对上海某个区的调查,得出这样一个平均数值:“养一个孩子,需要49万元人民币。”这个数值,据说是基于2003年的物价水平得出的,学者本人申明:在中国的欠发达地区(比如一些偏远农村)和家庭,远远达不到这个平均值;但在另一些相对发达的地区和家庭,又远远超出了这个平均值。我提醒读者注意:在目前的中国,“相对发达”地区所对应的,至少是占中国人口总数80%的农村;此外还不包括东南沿海以外的欠发达地区。让这些家庭用49万元人民币养一个孩子,等于让一只蚂蚁吃掉一头大象。不过我要特别感谢这位学者,他得出的这个数值,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地看清中国家庭的真实处境。

  


  
我们已知,家庭是先于婚姻存在的一种体制;婚姻被发明出来以后,进一步完善了家庭体制的构建。两者逐渐融为一体,集合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如前所述,婚姻的演变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脉络较为清晰,直至目前普遍倡行“一夫一妻”制为止,始终处于渐变当中。而家庭体制,基本上却是一成不变的,构架也呈现着一劳永逸的通用模式。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

  


  
汉语中的会意字“家”,在世界所有语系当中最富于想象力:宝盖头意为房舍,房舍下面一个“豕”字,是猪的意思。连起来解释,就是“一个屋顶下,养着一头猪”。我们应该发现,“家”这个汉字虽然重要到了惊人的程度,却并存着一个惊人的疏漏,那就是人;反过来理解,有没有人似乎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框架之下要有猪,或者说人就是该框架之下的那种动物。

  


  
仓颉据称是发明汉字的始祖,他在“家”字的发明过程当中,可能主要考虑到了畜牧业生产的因素。我们知道,猪是一种繁殖力旺盛的动物,居“六畜”之首,多多益善。仓颉的用意大概是说:有房住,有肉吃,这样才算是一个丰饶和美的家呀!不过,他要对付的工作太多了,结果忘了把人的因素考虑到家,这样就留下了一个十分可怕的后患:身为万物灵长的人,在中国历史上往往不及一头猪来得实惠、看得重要。

  


  
经过原始社会自由放养的家庭模式之后,私有制逐渐形成并开始说了算。一个屋顶下是否养着猪,以及养着几口猪,从此不再是家庭主人的私事,而成为权力干预的对象。权力意志感到兴趣的,当然不只是猪,更主要的是人。为了便于管理和集约经营,权力集团不断调整婚姻家庭的形式,使之发挥更大效能。历史走到孔子生活的年代时,家庭文化已经构建到了一个相当完备的程度。他的“齐家、治国”观念,也很快顺应了时势,成为官方语调,被积极推广。“齐家”与“治国”,历史性地被扯到了一起。

  


  
无论“齐家”还是“治国”,都有一个总的前提,就是加快人口生产。即以家庭为基地,以“无后为大不孝”为统一宣传口径,实施分片包干制,规模化批量生产国家所急需的“豕”。在孔子生活的时期,诸候国之间正在没完没了地开仗,每个国君从势力扩张角度考虑,都将“备战备荒”置于首位。没有人丁,谁去打仗?没有人丁,谁来解决后方供应?基于这种共识,人口的大量繁殖便同国家利益勾连起来,呈现几何级数式飞涨,其态势远远超过“豕”的繁殖力,其效能一般而言也超过了“豕”。

  


  
读者一定注意到,我在本书当中频繁使用“哪里有反抗,哪里就有压迫”的反逻辑,此逻辑同样适用于人口的粗放型繁殖过程。即:尽管权力干预人口繁殖具有很大的强制色彩,但对最小经济单元的家庭而言,逐渐发觉并未从中获益,反而无限加大了抚养子女的成本,因此不愿再响应政府号召。这样,权力集团就必须采取相对怀柔的新政策,来实现新的强制。正如同权力集团用“爱情”的名义对婚姻实施干预一样,对付人口生产,权力集团也须抛给家庭一个美好的肉包子。这个肉包子,就是“养儿防老”。

  


  
此项宣传非常具有感召力,因为据说在生活资料十分匮乏的远古时代,有限的食物同无限增长的年龄之间,一度发生过较大抵触。在许多国家和民族当中都流行过类似“六十岁活埋”的风俗,就是把活到一定年纪而仍然不死的老者背上悬崖,或是扔到荒郊,任其自行了断。谁距离这种“待遇”更近,谁对死亡和遭遗弃的恐惧就会更深重一些,他们当然是在家庭当中暂时还说了算的长辈。于是,“养儿防老”的政治宣教首先受到家长的热烈拥护;一旦他们被搞定,以家庭为单元的人口生产基地,自然重新发动马达,恢复了批量生产。

  


  
前文当中,我曾经着重指出家庭对于权力集团的首要任务,那就是和平时期纳税,战争时期纳命。应对高频的古代战争,家庭平素最重要的使命是生产粮食,扩充军备。一个多子女家庭,劳作一年打出的粮食,除充公以外,余下部分就可以作为自己的口粮;在农业生产技术单一的古代社会,人力资源越丰厚,剩余口粮的绝对值就越大。这也是家庭加快人口生产的重要因素。同样的道理,家庭在战争时期另一最为重要的使命是提供壮丁,换言之,即完成死亡指标的分派任务。一个多子女家庭,繁殖一生所生的男丁,除充军以外,余下部分就可以作为“防老”的储备了。

  


  
人口的粗放型生产,沿续了几千年。由于历朝历代的统治集团都从这种貌似合理性中不断获利,对家庭的这一使命始终给予积极鼓励,同时极力保护这种已由世俗力量担当维护的传统。如此一来,家庭体制相对于婚姻体制,便鲜有变化发生。

  


  
截至1950年,全球总人口数为17亿,达到这个数字,人类共计花费了数千年的繁育时间;而到2000年,全球人口总数已经越过60亿大关,飞速增长的43亿人口,仅花费了短短半个世纪的时间。在这个挤爆地球的数值当中,中国所做的贡献为世界所瞩目。尽管国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及时颁布实施的人口抑制政策,但是第13亿人口大关,还是被一个北京时间出生的北京男婴突破了。

  


  
在我离开自己的城市漂泊到北京之前,本市市长频频更换,最后一位市长年届退休,他在人代会换届改选后发表的就职演讲中称,自己可能是近年来惟一会干满一届回家养老的市长。此后几年,这位市长果然坚守岗位,但以外界的评价,政绩远远不及前几任那么轰轰烈烈。据说他把精力的主要部分就放在清理前任遗留下的烂摊子上面,为一大堆政治呆死账还债。我提到这件事是想指出,今天的人口挤压,同样由历史造成;今天所进行的努力,同样是为历史还债。比如中国用了几千年的时间,坚持不懈、广泛深入地宣传“养儿防老”,早就使这个当初的肉包子融入传统的基因当中,成为今天每个家庭奉为圭臬的自然法则。这股强大的混沌力量,很难受制于一般性的新式宣传。

  


  
同时我也在认真反思我姥姥说过的那句格言:是否放一群羊,真的如同放一只羊那样简单?反思相当长一段时间后,我放弃了这种比较。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的要害,并不在于人口数量本身(全球已经创建了一个足够60亿人口享用的超级粮仓,不出战争和超强自然灾害的话,养活地球上的人暂时没有问题),而在于养活的方式,即:放养与饲养的差别。

  


  
回到本章的开头部分,近在几十年前,中国的孩子还处在野生放养的时期。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依据“49万元养一个孩子”的成本推算,中国社会已经局部地进入了集约化生产人口、局部实现精心饲养的时期。但是饲养费用如此之高,大部分中国人如何承受?难堪的根源在哪里?

  


  
在北京生活期间,我曾与一对“丁克”夫妇交谈,探讨不生孩子的问题。以我的粗浅之见,他们两人都毕业于名牌院校,读到了硕士,碰巧都在外企担当实力中层,合并月收入至少在两万元人民币以上,养一个孩子应该不成问题。可是他们对我的计算方式很不理解,反过来问我:“你能保证这个孩子从小有保姆、长大有家庭教师和家庭医生吗?国内的素质教育等于瞎胡闹,挣分数、考大学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然是一个孩子的惟一出路,那么你赚够了这个孩子初中起就到加州留学的储备金了吗?中国的孩子18岁根本长不大,要到30岁才成人——也就是在他们娶妻生子之后——这笔储备金还得父母来出,付账以后你就得破产。这样一算,谁还敢生孩子?”

  


  
经过这对“丁克”夫妇点拨之后,我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孩子生不起,中国的孩子太遭罪。

  


  
我所指出的“精心饲养”时代,仅仅局限于目前中国社会的先富阶层、城市阶层和高知阶层。在与之相对应的弱势社会阶层当中,“野生放养”的特征仍很明显,“养儿防老”的传统预算仍然流行。

  


  
在对这两个阵营的心态比较之后,我认为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先说相同之处,就是都把“防老”视为年轻时代的第一要务。比如一个不知道“三险”、“五金”为何物的农民,到他种不了地也牵不动牛的晚年,养老资金只能向儿女提取。这样他就必须在青年时代加快生育步伐,刨除各种农业税和生产生活消耗,最终尚有生命利息可以提取。“防老”储备,在相对强势的阵营当中同样流行,除了积极参加各种保险之外,还必须尽可能地减少非生产性成本支出和消耗,首当其冲是把孩子“计划掉”。毕竟,“49万生一个孩子”不是个儿戏。

  


  
再说不同之处,就是对个人幸福资源的分配各不相同。假如现在有一对年轻夫妇计划生三个孩子,以获取三份晚年的防老资金,那么他们就将从现在起付出三倍于别人的辛苦,把有效的生命期作为投资,奉献出去,在晚年可望获得幸福;相反,一对“丁克”夫妇则不必如此,他们宁肯养三只猫,也不愿意从年轻时起就因为抚育孩子而成为“负人”。由于提前支取到了有效生命期的幸福,大体上更不吃亏。

  


  
从比较的结果来看,作为目前阶段的中国家庭,每一个看上去都比较“幸福”。惟一不够幸福的是国家。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优生学的角度看,多生子女家庭往往达不到优生水平;而具备优生水平的家庭,则不愿多生或者根本不生。许多人类学家对此非常担忧,认为如此下去,多年以后会严重地降低中国人的人种质量。我个人的看法是,农民工也可以生出爱因斯坦,但以粗放型的人口生产方式,对于促进人种质量肯定力不从心。

  


  
从人种质量角度追溯上去,两千年前“养儿防老”的鼓吹者真是罪孽深重。但是,不能因此就把儒家学者全部从坟墓里拉出来枪毙一遍,因为相对于权力意志,他们每个人都无足轻重,只是他们的主张恰巧搔到了权力集团的痒处而已。事实上,就算没有“养儿防老”理论的发明,当时的权力集团也会另想办法,实现对家庭人口生产的责任摊派。

  


  
现实总是要负责为历史还债;历史也总是要由今天的现实来预约。只要家庭的第一责任(人口生产)不予卸除,多年以后,还会有人为我们今天的作为抱怨不已,像西西弗斯一样,没完没了地为野生放养的历史还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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