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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文 梅屋两夫妇及周边

马挺 (发表日期:2011-10-10 11:55:59 阅读人次:1991 回复数:0)

  
——辛亥前后中日之事事情情


  
两对新人 

  
“一切都乱起来了”——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十日一早,日本东京大久保百人町(现新宿区百人町二丁目,富豪梅屋庄吉邸。德夫人一边指挥着佣人们,又亲自下到厨房,站在灶前……女儿千世子(千势子)兴奋地跑来跑去,却被母亲呵斥道:“千势,上那边玩去,不许到这儿来!”可是,千世子却在几十年后把这一切追记了下来。

  
近中午,轿车、人力车,一辆接一辆,载来了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等日本要人名流六五十人。庄吉自用的两辆车也到了。

  
孙文从第一辆车上下来,随即转身伸手接下了宋庆龄。她腕中抱着一束鲜花。两位是来举行婚礼的。梅屋夫妇为他们举行的婚宴,在占地五千平米的梅屋宅邸二楼。两间和室,撤去隔门,共五十张榻榻米大(约合七八十平米)。

  
孙宋两人虽都是洋装,但按照日本习惯,在八折金屏风前,孙文和宋庆龄居中席地而坐。交杯九度,结为夫妇。梅屋夫妇穿和服,作为媒人坐两旁。但是据千世子回忆,坐在宋庆龄旁边的应该是个子矮小的犬养毅。他还即席唱了祝福的歌谣。

  
婚宴结束后,孙宋两人回到了庄吉为他们准备的在原宿的“孙文寓”,开始了新婚生活。

  
女儿“私奔”,父亲宋嘉树就孙文是“强迫未成年的庆龄与他结婚”,要求日本政府宣告孙宋的婚姻无效,日本政府没有理会。于是又宋“打到”梅屋府上:“我要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当时孙文是同盟会的总理)”。孙文不慌不忙地出来:您找我有什么事?而宋嘉树却一下子趴在地上:“小女不才,还请多重关照!”

  
另一对新人就是梅屋夫妇。从小放浪不羁的梅屋庄吉,一天突然回到家里,却有一个不认识的女孩子挡在门口,问他:你是谁?到这里来干什么?庄吉反问:“你进来干什么?你是谁?”“我是这家女儿啊!”“这家哪会有什么女儿?!”“那你是哪儿的?”“我就是我,这家的儿子……”两人吵了起来。

  
原来是吉五郎看看这个养子是只能败家,不能继业了,只好从没落士族香椎家,又找来一个十七岁叫作“德”的女孩子作养女。上过高小,头脑很灵。当时的长崎,是日本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在长崎做生意,不能不会外语。德一开始还只能跟外国人手指脚画,但不久,就可以说基本的英语、法语甚至马来语了。

  
病中的吉五郎,趁着庄吉这次回来,把两个人叫到病榻边:你们俩来继承这个家。我要看你们成了亲再走。庄吉虽有难言之隐,但又只好同意。吉五郎把众亲戚叫来,唱了祝词,庄吉和德就算成亲了。一个二十七,一个二十岁。吉五郎也就闭眼了。

  
结了婚,庄吉又到香港去了,把自家梅屋商店的生意都交给了德。直到九年后,一九〇三年,庄吉的母亲过世,德夫人才到香港和庄吉一起过日子。

  
“才子佳人”

  
参加孙宋婚宴的中国人只有陈其美。当时在孙文周围的中国追随者很多,但都以不出席两人的婚礼表示抵制孙宋的婚姻。

  
孙文在老家香山县(现中山市)有发妻卢慕贞,并有孙科、孙娫、孙婉一男二女(亦有孙科、孙安两男另一女之说。未详)。

  
而孙文在几次亡命日本期间,又留下不少“佳话”。

  
寄居在梅屋家里的孙文,曾向梅屋夫妇表示,要娶他们的长女(养女)梅子为妻。庄吉觉得这一姻缘很不错,但夫人德却坚决反对。表面上的理由是,两人年龄相差太大,但实际上是因为孙文当时是与作为英文秘书的宋霭龄住在一起的。一九一三年孙文以铁路总办身份访问日本时,就带着宋霭龄。而这次是宋霭龄却是暗中来的。德夫人觉得宋霭龄稳当、从顺,很有好感。不管庄吉怎么说,就是不同意把梅子给孙。但是,宋霭龄后来却在横滨与日本亡命的孔祥熙结婚了。

  
宋庆龄是一九一四年到日本来找姐姐的。也常跟着父亲、姐姐到梅屋府做客,据说十天里去了七次。大家吃完饭到客厅,梅子弹钢琴,德夫人拉小提琴。这时宋庆龄也弹钢琴,并独唱很美的女高音。当时还是孩子的千世子,在客厅里转来转去,孙文就把她抱过去,暗示她不要出声,又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正在唱歌的宋庆龄。据说,她还弹过贝多芬的《英雄》。她弹过的那架钢琴,是“雅马哈”的前身“日本乐器”的产品。当时还是稀罕物。现在陈列在梅屋家后代经营的松本楼餐厅,是日本现存仅有两台之一。

  
可能就是这时(一九一四年),庆龄接替姐姐继续当孙文的秘书。十一月,因父母身体不好,就带着宋庆龄回上海去了。孙文却寝食不定、坐立不安了。

  
孙文一八九六年“伦敦蒙难”。次年夏天,经加拿大到日本,结识了犬养毅、宫崎滔天、头山满等,在东京、横滨一带活动。一八九八(或一八九九)年秋,在横滨山下町住所的一场火灾,让他结识了一起借住他人家中另一家的女孩子,当时十一岁。三年后,他通过翻译温炳臣向女孩子父母提出要和女孩子结婚,但以“还是孩子呢”被拒绝。第二年,他直接向已经十五岁的女孩子求婚,父母也就同意了,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婚后,孙文一直在夏威夷、美国、香港、越南、英、法、德、比等国忙于组织革命团体,募捐经费。只是时而回到作为根据地的日本。一九〇六年回来过一次,次年,年轻的日本妻子生了一个女儿。这些事情,当时报纸上只有零星刊登。据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调查,和孙文结婚的日本女性是大月薰。与孙文失去联络后,只好将女儿给人后改嫁,改姓实方了。女儿叫宫川富美子。调查结果一九八四年登在报纸上。据富美子的母亲生前告诉女儿,之所以给她起名“富美子”,是因为孙文的“文”。日语“文”与“富美”同音。富美子有两个儿子,如果调查结果属实,那就是孙文的孙子了。据说也在参与日中交流活动。

  
但孙文其实在此之前还与另一个日本女性——浅田春——交往。也是温炳臣从中介绍。一九〇〇年从日本渡台湾时,孙还与浅田春在神户同行同宿。浅田春可能死于一九一二年之前。因为是年宫崎滔天曾与孙文同往冈山后乐园旅行,据说目的就是为了安慰“因爱妾之死而悲叹不已的孙文”。日本还有人讲,孙文此外至少还有一个和中国女性生的孩子。另外,在香港,从一八九二年开始,还有过陈粹芬。

  
与孙文交情很深的犬养毅,当时(一八九九年?)就问过孙文的“最爱”。答曰:一是革命;而是woman……。犬养:“那第三呢?”“书。”犬养说:“你真是老实人。因为你是孙文,我原以为革命之后应该是读书。没想到女人跑到前面来了,真有意思。不过,喜欢女孩子的不只是你一个……”

  
犬养毅这句话如果另有所指,那他的朋友庄吉很可能就是其中之一。

  
一猫九命

  
猫有九条命,不能打,打了就会九死一生——从小大人就告诉我。无独有偶,在长崎,也有类似的说法——猫魂附体。意思是意识不清、昏迷不醒,但却能起死回生。

  
梅屋庄吉一八六八年生于长崎,就被说成是猫魂附体。他本是本田松五郎的孩子。但小时被送给也在长崎的远亲,经营梅屋商店的富商梅屋吉五郎作养子。梅屋据说是长崎、上海之间贸易的开创者,生意做得很大,威望也很高。后来成为三井财阀创业人的岩崎弥太郎,当时就借住在梅屋家,还时常背着小庄吉玩呢。

  
小庄吉从五岁开始上私塾,学读写、珠算。但是一天却掉在河里,救起来已经没气了。等葬礼结束,就要钉棺时,他却苏醒过来,家人受得惊吓不比一般。他十岁小学毕业,在当时是跳了三级的。毕业后,他私自从家里拿走了三百日圆,相当于现在的两百万,就上了京都的“游廓(红灯区)”。却不想让人掐住脖子哄了出来:这不是你小孩子来的地方!背后还被撒了一把盐驱邪。

  
回来后,庄吉每天还是从店里的钱箱里“借钱”,倒不是再去逛窑子,也不是零花,而是到穷人居住区去“散钱”。就连快死了的人也求他给造个石碑。“有钱大家用”——据说是庄吉从小的“金钱哲学”。

  
作为长崎人,想到海外看看不奇怪,但庄吉十四五岁就想去上海。家里当然不会同意。他就偷偷藏在自家的“鹤江丸(一五〇〇吨)”里,到了海上才出来。船上只好以月工资三日圆“雇”了小东家当临时水夫。到了“东方的纽约”——上海,所见所闻,使他下决心要“海外雄飞”,就离开船员们,开始独自闯荡上海滩。在上海,他第一次吃到美味的甲鱼。实在馋了,就又到餐馆的厨房偷吃,被厨子一把抓住。当他带来的钱被小偷窃去后,就只好开始打苦工。在他生长的长崎,对中国人都很尊重、亲切。但这里的外国人却视中国人为猪狗,刺激了他对列强的憎恶和对中国的侠义之心。

  
十九岁,他想要到美国去留学——对抗列强先要熟知列强。但他赴美乘坐的美国船却在菲律宾海上起火,乘客纷纷跳海。长崎得此消息,大家觉得这次庄吉是完了。不想,这条船上生还的只有两个人:船长和庄吉——被西班牙军舰救起——不愧是“猫魂附体”。

  
断了赴美的念头,庄吉回到长崎。做生意大赚大赔。最后做大米交易,又大失败。只好逃到厦门。但是债主状告官家,父母只好倾财为他赔帐。

  
别看这“恶少”不才,却是一表人才。他的照片还得过一九〇七年的肖像“第一美男子”奖。那时他已经四十岁了。但在他以厦门为出发点,在中国和南洋放浪之时,就已经是让女性一见倾心了。有关这一阶段他的艳史,从存在家里的资料里找不出来。后代分析,可能是都让德夫人烧掉了。经过学者钩沉,至少发现一个倩影——庄吉曾结识了熊本的日本女性中村富。

  
中村富在开罗给一家英国人当佣人。因为那英国人喜爱照相,中村富也就慢慢学会了摄影直至显像冲洗的流程。出了英国人家,中村富一直在各处的照相馆打工,直到流转到广州遇到庄吉。中村教会了庄吉照相,两人在香港热闹地段开了“梅屋照相馆”。因为服务周到殷勤,大概赚了不少钱。就在这段时间,庄吉回了一趟长崎,见到了德,无可奈何地结了婚。但却马上回到了香港。

  
庄吉虽是男中豪杰,但又是“妻管严”。等九年后,德夫人来到香港时,中村富应该已经不在了。她的结局没有人知道。但德夫人管庄吉也很得体。就是在她治下,庄吉还有四个“公认(应该是‘婆’认)”的“爱人”。“爱人”在日语里是“外遇”的意思。德夫人还按月还让仆人给这些“爱人”们送去津贴。

  
四个对庄吉是不够的,当然还有暗的。但不一定瞒得住德夫人。柳桥一家艺妓屋出了一个名妓。庄吉也是粉丝之一。但两个月后,庄吉突然发现这家艺妓屋不见了。后来才知道,是德夫人闯进来,给了“妈妈桑”一笔钱,要她们走人。庄吉惊叹:老婆对女人直觉可是不得了。

  
正因这种直觉,德夫人一下子就明白了,孙文为什么在宋庆龄回上海后,茶饭不思,咳声叹气。她悄悄问孙文:你和宋小姐“年龄相隔如父女,如果结婚,你是要损寿的……”答曰:“如果我今天能和她结婚,明天就死也在所不辞!”“好,那你就放心吧,这件事交给我了。”

  
德夫人叫来了陈其美,让他带一个人马上悄悄去上海。把孙先生的意思转达给宋小姐,把她带回日本来。等到陈其美启程后,德夫人才把这事告诉了庄吉。庄吉仰天长叹:这事我又输给你了……这才有了本文开头孙宋婚宴那一幕。

  
另一个说法是:一九一五年十月初,孙文的左近朱卓文,受孙文之托,带着自己的女儿(宋庆龄幼时的朋友)到上海,想方设法与宋联系上。宋给父母留了一封信,一个人出了家,于十月二十四日到达日本。

  
初会香港

  
庄吉当时在香港的“梅屋照相馆”,据从NHK节目映像辨认,很可能在现在云咸街一带。那时,孙文正好也在香港活动。

  
孙文与香港源渊。在港上过两个学校:中央书院和西医书院。那时他经常与杨鹤龄、陈少白、尤列畅谈革命,被称为反清“四大寇”。当时他们还刻了一枚印章:“中华民国万岁”。尤列的后代似乎至今仍在香港。NHK拍摄有关孙文和庄吉交往的节目时,他们还帮助指点梅屋照相馆当年的位置。

  
一八九五年一月的一天,孙文出现在梅屋照相馆。庄吉招呼他照完了照片,又看出他似不急于离去,就请到书斋。这其实不是两人初次见面。前日已经在一个聚会上见过了。而这次,孙文是由恩师,英国人詹姆斯·康德黎介绍而来。庄吉当时已是在港日本人中的头面人物。出于自己的经历,庄吉时常抨击欧美列强侵犯中国国权,批评满清政府一味躲避退让,任列强宰割。

  
在书斋中,庄吉一边喝着红茶,一边对孙文畅谈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在中国,治外法权被西洋人滥用了。对于如此横暴的西洋人,中国人为什么不反抗呢?我们东洋人为什么一定要卑躬屈膝呢?为什么东洋人要忍受这样的屈辱呢?作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我们为什么要忍气吞声呢?这是不能容许的……

  
面对着滔滔不绝的庄吉,一直沉默不语的孙文,终于打开了话匣子:康德黎博士说您是位热爱中国,忧虑东洋人前途的志士。果然不假,幸会幸会。孙文接着说——

  
“您不感到中国人中“熟睡的人”太多了些吗?欧美人称中国为“睡狮”,我看熟睡的是中国的国民!至今没有感到在眼睛上盖着一块厚厚鳞片的中国人还少吗?这鳞片就是清国政府。不打开这鳞片,就算中国人有“清国”这样一个国家的形式,也形同没有自己的国家。

  
“中国被西欧列强分割,即将成为奴隶。中国和日本之间虽然有过不幸的战争,但现在不是到了两国团结起来,拯救中国于陷入殖民地化之危的时候了吗?

  
“要救助四亿中国人,洗却亚洲人的耻辱,恢复世界的人道,就必须先要打倒清朝,使中国革命成功。我们需要支援,这也是保卫东洋的第一步……”孙文语言激烈而口气冷静,但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庄吉明白了:为了能使孙文的革命成功,自己能做的是提供资金。他对孙文说:

  
“君兴兵(灭清),我举财支援。”

  
兴兵举财

  
这君子一言,就成了孙文和梅屋庄吉一生的盟约。

  
在庄吉的日记上留下的记载:“明治二十九(一八九六)年二月十八日 交孙千三百弗 其后出金甚多 记忆不详”。 “千三百弗”为一千三百美元,据说是用二千六百日圆兑换,汇给在从日本赴夏威夷的孙文的。约合现在八百到一千万日元。

  
当然不止给孙文一个人,比如还有明治四十五(一九一二)年十月,给周志建一万六,十一月给“武昌同志”七万日元。

  
“三次革命”时,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当时的革命军东北军总司令居正还给庄吉送来了“东北军武器输入委员”的委任状,同时附了需要武器的清单:手枪七千把(每把子弹五百)、机关枪七挺(附子弹)、山炮五门(附炮弹)。陈其美委托庄吉在日本印刷过“中华革命军军票”。印制费用当时是二百五十万日元。

  
庄吉的朋友井上秀次郎是在兵库县开旅馆的。听到庄吉要支援孙文革命,就把店卖了,去中国大陆开照相馆、电影院,把资金直接提供给中国的革命志士。有一次,他托妹妹伊都和须惠把装满了胶片和照相干板的大箱子从神户送到上海,一共送了三次。后来两人才知道,箱子里装的不是照相器材,而是庄吉提供给孙文的钱。

  
从一八九五年广州起义开始,庄吉援助中国革命的资金,包括孙文、其他革命志士,以及中国革命提供的武器弹药、人员的费用、《民报》等刊物发行、旅费、派遣医疗队和飞行员,以及铸造孙文铜像等等花费,已经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统计数字。据2002年的《读卖新闻》推算,拾现存庄吉自己的记载和有关资料,合计应该达现在日元两万亿的高额。。

  
庄吉能够如此慷慨举财相助,主要的资金来源之一是他的电影事业。在日本、中国以及东南亚的电影草创期,他取得了巨大成功。日本著名电影公司“日活”的创始人中就有庄吉。他先是设立了“M霸亭”公司,开始上演当时还很稀罕的“活动写真”。接着又自己拍摄电影,内容涉及娱乐、记实等等方面。偷拍了伊藤博文的国葬,以及浅间山喷火等等,都是当年的话题片。他还出巨资,请人拍摄了日本探险队的南极探险经过,制成了长达两千英尺胶片的记录影片。

  
武昌起义时孙文在美国。一直关注中国动向的庄吉,听到消息马上派人前往中国大陆,“拍摄历史性的革命现场”。

  
一九一三年,孙文作为中国全国铁路总办访问日本,受到国宾级的接待。而至友庄吉却为他准备了一份特别的礼物:在浅草的电影院“大胜館”为孙文一个人上演由他派人拍摄的辛亥革命纪录片:燃烧着的街道、逃窜的士兵、行进中的革命军、黄兴的起义军队司令部,汉口汉阳攻防战……一直到孙文自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的南京入城典礼。

  
孙文激动得要庄吉一次次为他重放。庄吉把放映的胶片送给了孙文。据说这些胶片最后到了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资料库中。庄吉的摄影师回到日本后,在把拍摄的胶片交给庄吉的同时,还附了一本题为《辛亥革命摄影记录写真》的照相簿。这本照相簿现在还存放在庄吉的后世手里。

  
中国空军

  
民国成立后,日本并没有承认。为此,庄吉就出资发起成立了“支那共和国公认期成同盟会”(有人说,称中国是“支那”是侮辱。当然,不能否认现在有这样的日本人。但至少在当时,“支那”并不是贬义词。向梅屋庄吉这样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也在使用。就连当时在日本的很多中国人也是用“支那”的。如鲁迅,在日本住店登记时,国籍就是写的“支那”。如果写“中国”,在当时,就会被误认为是日本的一个地域——中国地方)。但是辛亥革命后,中国的革命形势大起大落,孙文又多次为了亡命或筹集资金,来到日本。

  
一九一三年八月八日,五个月前还受到国宾级接待的孙文,二次革命失败后,这次却是从台湾悄悄来到日本亡命。日本政府因当时持支持袁世凯的立场,企图阻止孙文上岸。但是日本的孙文支持者们明白,这时,孙文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后来成为首相的犬养毅马上与当时的首相、外相联系,要求许可孙文上岸。很多仁人志士守在孙文躲藏的地方,保护他不受刺客的伤害。但是日本政府最终要求孙文尽快离开。孙文只好前往横滨上了船。等船到了外海,孙文却又上了一条海上警察的小艇,再换船……趁着黑夜,又回到了横滨附近。

  
庄吉的两辆西洋车在等着他。几经辗转,孙文出现在庄吉的府邸。当时知道这事的只有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宫崎滔天几个人。此后,孙文就在日本警察和刺客的眼皮下,几乎一直在梅屋家里躲了了的两年八个月。

  
但有意思的是,其实孙文、黄兴等其实是一直在日本政府的监视下的。在日本外务省的资料馆里,保存着当时对孙文每日动向的详细记录。就连孙文为了准备和宋庆龄结婚,和梅屋夫妇一起去买家具、被褥,几点几分,进了哪个店,买了什么,花了多少钱,都记得清清楚楚。

  
黄兴等很多中国志士仁人,也先后逃到日本,一度躲在梅屋宅中。现在还有一块屏风,上面写满了中日“同志”的题词——陈其美:明;何海鸣:诚;宫崎滔天:真理,当时在日本留学的蒋中正也在角上写了“亲”和“爱”两个字。黄兴是不满孙文开始要求革命同志对他绝对服从,而与他吵翻,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而一个人去了美国。

  
二次革命后,孙文想到以飞机对付袁世凯。他提出:“从飞机上撒安眠药,就可以趁着敌人睡着了进攻”。庄吉就给他介绍了坂本寿一。坂本在美国留过学。有飞行经验。但据说在他约八十次的飞行中,坠落过十八次,但也像庄吉一样,“猫魂附体”,一次也没有负伤。后来人家问起他怎么命那么大。他说:“当时飞机本来就飞不了多高嘛。”

  
从庄吉那里接受了创办飞行队的资金,坂本就募集了四十七名学员,一九一六年四月在滋贺县设立了革命军飞行队养成学校,开始训练飞行员。坂本被任命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航空总司令”,军阶是少将。当时飞机的螺旋桨还是木制的,学员则要先学会骑自行车以练就平衡感。

  
后来,接到东北军的命令,养成学校的两架飞机和学员、机械师等一百多人,乘船前往到中国青岛。下了船马上就接到为被袁军包围的滁县解围的命令。两架飞机中一架是坂本自己造的,另一架是花了大价钱租来的。在滁县郊区建立了简易机场后,坂本就开始对袁军发起威吓低空飞行。但是向袁军投撒的不是安眠药而是传单。没有见过飞机的袁军士兵,大呼“天神来了”,四散而逃。后来坂本又发明了用香烟罐头塞上火药的炸弹,点着导火索从飞机上往下扔。可是学员里没有人敢上飞机给他当投弹手,他只好一个人又开飞机又投弹。所以,那时航空队的每次出击都是“光杆司令”一个人。虽然这种“炸弹”没有杀伤力,但几次“空袭”后,袁军士气大挫,派人来央求:请再也不要用飞机扔炸弹了……

  
袁世凯死后,“北京军(袁军)”和东北军在滁县签署和平协定时,坂本还进行了飞行表演。被称为“中国的第一支空军”的航空队也就解散了。坂本自制的飞机,以五千日元卖给了当时的北京政府。

  
革命未成

  
一九二四年,冯玉祥推翻曹锟,邀孙文北上。孙文乘船从上海绕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这次是他时隔六年再到日本。在长崎有五千人欢迎他。但是其中没有他的多年密友庄吉和滔天。宫崎滔天两年前故去,而庄吉则因病无法前来。十一月二十八日,孙文在神户女高发布了著名的《大亚细亚主义》的讲演。在离开日本之际,致电庄吉,表示谢意和祈望他健康。这是孙文给庄吉的最后一封电报。

  
孙文在北京重病,是宋庆龄通知庄吉的。但不知为什么庄吉弄错了,在日记记着“亲友孙文死”。孙文真正的死讯是儿子孙科三月十四日用英文电告庄吉的。庄吉向宋庆龄和孙科分别发了唁电。庄吉觉得他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似乎也是对他说的。

  
当孙文的遗体移葬南京中山陵时,日本派犬养毅为特使出席,中国方面还邀请了头山满、萱野长知和梅屋夫妇等等八十多位日本人士。而其中和宋庆龄、孙科一起扶棺的只有梅屋夫妇。现在留下的影片中,还有庄吉在孙文灵柩旁大哭的镜头。

  
蒋中正于一九二七年十月访日,宴请了庄吉。后来又到梅屋邸访问。庄吉夫妇又受到作为国宾访问中国的邀请。据说是孙文曾留下话:革命成功之晓,一定要将梅屋和他的家属作为国宾招待。

  
有一天,他把女儿千世子叫到身边,要瞒着德夫人向她借钱。原来,德夫人看到庄吉花钱如水,早早就开始以女儿的名义存钱。当时已经有三百万了。庄吉是想要铸七座孙文铜像,作为应邀访问中国的礼物。但当时他已经拿不出那么多钱来了。后来让德夫人知道,说“跟我说一声不就可以了嘛!”

  
铜像高3.6米,重七吨。左手伸出,右手叉腰的姿势是庄吉自己决定的。费用合现在的价格约一亿五千万日元。第一座铸好后,一九二九年三月,梅屋夫妇带着千世子,作为国宾,载着孙文铜像,从横滨到了上海。当时,日本报纸都奇怪,为什么日本“无名一老翁”,却成了中国的国宾?

  
十月十四日,第一座铜像在南京中央军官学校校园揭幕。蒋中正等要人出席。第二座安放在广州黄埔军校。同样的铜像,最后因为资金不够,只铸了四座。现分别在南京、广州、中山市和澳门。

  
这次庄吉一家在中国住了两年。最初住在南京,一个月后搬到上海。国民政府为梅屋一家在上海提供的公馆,曾是蒋中正和宋美龄住过的大宅邸。据说就是现在的“瑞金宾馆一号楼”。但是住了不到一年,庄吉就在鲁迅公园附近买了房子,而把公馆退了。他说,为了日中真正的友好,这样才能敢于对中国说出逆耳之言。

  
但实际上,当时中日关系每况愈下,一触即发。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一九三二年伪满洲国……而时任首相的犬养毅派萱野长知为密使,与南京政府商议。就在萱野回日本向犬养毅汇报后两个半小时,一群年轻将校冲进首相官邸,打死了犬养毅。是为著名的“五一五兵变”。从此,日本的军国主义扩张,就一发不可收拾。庄吉不但只能把他所策划的电影《大孙文》停留在剧本和旨趣书的阶段,甚至自己也被蒙上了“卖国贼”的嫌疑。

  
就在这种境遇中,庄吉还是在报社堂堂正正第发表自己的“中国观”:“……有一部分人想要用武力征服支那,那是不行的。因为使用强力,一定会在某个时候被强力反弹回来的。我对支那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一样的心情。而知道我的支那人,也把我视为同胞而毫无隔阂……”

  
他对女儿千世子也谈到:日本如果不与中国携手合作,被美国打败的时候一定会到来的。把自己的国家称为“大日本帝国”,只能是一种的自我得意而已。不了解外国,再加上岛国本性的心胸狭隘,是不能面对世界的……

  
身体已经相当虚弱的庄吉,却敏感地看出日本正在向着危险的方向推进。他面见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陆海军高层,向他们说明自己和孙文以及蒋中正等的交往,表示自己可以作为与中方交涉的通道。但东条却对他伸出拳头冷笑着说:“满洲,就要用这个拿过来。我才不会去听清国奴(chheng-kok-lo)说些什么呢!”

  
庄吉还向被称为中国通的外相广田弘毅表示,他与蒋中正等中国要人有很深的关系,可以在日中之间斡旋。就在要与广田进一步商谈前,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清晨,梅屋庄吉倒在了从千叶别墅前往东京的车站前。晚期胃癌,八天后辞世。六十五岁。他没有给德夫人留下多少钱,而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没有人能向你那样对我尽心尽力……”

  
报载:“支那革命的恩人 梅屋庄吉翁逝世”。

  
始为人知

  
在庄吉留下的笔记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有关中国革命所做一切,都是根据与孙文的盟约而行。与此相关的日记、信件,一律不准外漏。”

  
所以,梅屋与孙文两对夫妇的关系,以及与中国革命的关联,在之后的很长时间几乎没有人提起。但是知道的人还是知道的。

  
梅屋夫妇的女儿千世子与当时三井洋行上海支店职员国方氏结婚,与德夫人一起移住上海。当时的“沪警备总司令部”还根据中央的电报,专门发出保护“国父生前至友,对党国和本总司令部有功的”梅屋庄吉夫人的命令。不经允许,谁也不准进入梅屋家,违者要受罚。

  
日本投降后,德夫人一家在上海日本人收容所中。但周边军队也接到保护她们一家的训令。德夫人是于在沪日本人几乎都回国后,才返回日本的。据说,蒋中正曾热情劝说德夫人留下,而为了回国给庄吉守灵,德夫人婉拒了蒋的好意。蒋就安排她乘坐美军运输舰返日,仓位是仅次于船长的。德夫人回国后于一九四七年因脑溢血逝世。

  
一九七五年,新闻记者出身的车田谦治所著《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一书面世后,梅屋、孙文两夫妇的交往,才开始被广为人知。车田通过长期对有关人的采访,调查了大量资料,特别是得到了千世子同意,公开了她们所保存的大量史料,以及对她的采访记录。千世子认为,父亲梅屋庄吉不准公开有关资料,是因为恐怕给有关人带来麻烦。时过境迁,也到了应该让世人知道这段历史的时候了。

  
宋庆龄一九七五年通过廖承志邀请千世子(就是宋庆龄到日本,在梅屋家弹钢琴时,被孙文抱住,不让她出声音的梅屋夫妇的女儿)访华,一九七八年成行。后来宋庆龄在致国方(千世子)夫妇的信中写到:“时间形势永不能抹掉这宝贵的友谊,什么也不能抹掉它的。”在第一个“不能”下面,宋庆龄划了一道波浪线。

  
千世子的母亲,也就是梅屋夫妇的孙女主和子嫁给了孙文在日本时,与庄吉时常利用的餐厅“松本楼”的主人小坂哲瑯。两人后来参加了宋庆龄基金会支援中国教育等活动,提供资金,为宁夏贫困地区修建中小学。在十年前,他们被邀请参加中国辛亥革命九十周年纪念活动。

  
二〇〇八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日,当时的福田首相在松本楼设私宴招待。在观览了松本楼有关孙文、梅屋两夫妇的史料后,胡锦涛题词:“中日友好 世世代代”。福田则是“温故创新”。最初劝说小坂夫妇的女儿文乃,也就是梅屋夫妇的曾孙女,把有关史料整理成书的也是福田前首相。

  
坂本文乃的《(中国)革命的日本“制片人”》于二〇〇九年由讲谈社出版。其实,讲谈社的创始人野间清治,当年也是庄吉的好友。这本书中很多叙述来自千世子日后追记的“回想文”和庄吉的私家版回忆录《我之影》。这两份资料以及其他大量留存在小坂家的文献、史料,目前还在整理中。

  
参考资料

  
① 盟約ニテ成セル――梅屋庄吉と孫文 読売新聞新聞本社 2002-10-10

  
② 小坂文乃 革命をプロデュースした日本人 講談社 2009-11-23

  
③ 孫文を支えた日本人――辛亥革命と梅屋庄吉 NHK 2010-05-22

  
④ 田所竹彦 孫文――百人先を見た男 築地書館 2000-03-01

  
⑤ 車田譲治 国父孫文と梅屋庄吉 六興出版 1975-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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