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出真我1~5】1,见过老毛的母亲│愚公│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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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出真我1~5】1,见过老毛的母亲
愚公 (发表日期:2022-10-13 11:06:17 阅读人次:128693 回复数:1)
【活出真我】人生片段忆　　本人平凡无奇，只是老之临至，想记下一些人生中自己觉得有点意思的真实片段，虽无文学价值，也许可以折射一些时代的痕迹。由于东洋镜可以反复修改，比较适合现在集中精力时间短促的窘境，想到哪里写哪里，没有时间先后，编号只是发表顺序。　　【活出真我1】与毛泽东等合影过的母亲，　　我的母亲沈学娥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但和毛泽东等中共高级官员有过合影使她有了些特别的色彩。在“被解放”的五十年代，母亲着迷般相信共产党的宣传，以维护共产党统治的姿态参加了各种里弄街道的基层活动，积极到了有点小名气的程度。当时，上海也模仿了农村的人民公社，街道居民也采取聚集在大食堂里“大家一起吃大锅饭”的形式，各个家庭分别制作和提供饭菜。由于母亲的积极推动，使本弄堂的大锅饭获得了上级的表扬，加上其他积极活动成绩，被选为当地的“活动模范”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等。　　1957年6月，她被选拔去了北京，参加了北京高层举办的全国职工家属模范大会，并与毛泽东和其他一众高级官员合影留念。不巧的是，当摄影员按下快门时，母亲边上一人低声冒出一句“你手中的衣服掉了”，结果拍出的照片，母亲的脸面略有斜侧，我们觉得也许隐含了某种不吉的预兆。果然第二年，我父亲在“反右”中受到劳教迫害，母亲的「红色荣誉」对父亲毫无用处，紧迫而来的只是被要求与父亲在政治上“划清界线”（禁止同情的意思），政治歧视如影随形，甚至有人提出要把我们一家赶出上海发配新疆，由于母亲坚决抵制而未逞。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一片乱象，学校“停课闹革命”，红卫兵们“破四旧”任性胡来，邻居摩登帅哥被剪乱发型和剪破裤管皮鞋的狼狈相记忆犹新；马路对面的“青云鞋店”被红卫兵涂改成了“破旧鞋店”，他们是“破四旧”的意思，但我看成了只能卖“破鞋”与“旧鞋”，却只敢偷笑不敢说，更多的是担心红卫兵那天会不会直奔自己家中。为了紧跟形势也会不由自主地参加一些“革命活动”，比如当时所在学校建设中学（原名叫孝和中学）附近一户人家，不知什么原因被红卫兵围住批斗，一家几口人被迫站在凳子上低头认罪，这其中有个与我们差不多大的女孩也被逼站在凳子上低头，当时没有胸罩又是宽领，乳房隐隐可见，跟着喊什么口号都记不得了，只有这个镜头没有忘记。　　那个时段我也被同班的“红五类”同学围着小小地批判过，不过我们班长徐世萍很看重我，还希望邀请我母亲去班里讲讲见到毛主席的光荣经历。真是冷暖具在荣辱相随，这种自尊和自卑交织在一起的感觉伴随了自己前半生。　　为了自保我们将母亲和毛泽东等人的合影放在房间的进门显眼位置，指望成为我们的“护身符”，后果然未有遇到红卫兵抄家。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每当刘少奇、邓小平等高官相继被打倒时，我们总是惊慌紧张地用笔墨涂抹这些人的脸部，以示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态度。最后，文化大革命结束了，那些被打倒的高官个个都恢复了名誉，但是这张经过涂抹的大合影照却难以恢复原貌了。　　虽然父亲出事，但直到文革前，母亲还保留了几年杨浦区政协委员的身份，但是文革开始一切终结。文革的混乱多变使得母亲对政治心灰意冷，文革后除了家务也只能靠打牌消遣度日，直至1994年81岁离世。　　【活出真我2】被毛害死的父亲　　父亲于子建生于1910年亡于1959年11月、年49岁。1999年我也49岁，又值父亲亡故40周年，11月左右我在当时陈梅林任主编的【东方时报】上刊登了一篇悼念父亲的文章，深感当年的华文报纸还有一点自由度。　　父亲曾是上海第十纺织厂的工程技术员，1954年，当局动员上海技术人员支持内地建设，父亲响应号召独自前往河南省郑州市的第三纺织厂“单身赴任”。以后每年回上海一两次探亲或出差，因而我对父亲记忆很少，只记得有年夏天他半夜回到家带来了一个特大的河南开封西瓜，让我们肚子吃成了西瓜但总也吃不完的感觉。后来隐隐听说父亲“出事了”，再后来就从抹着眼泪的老外婆那里得知了父亲亡故的消息。当年我十岁未满。　　后来得知的情况是，在1957年“反右”开始时，致力于技术工作的父亲未有划为右派，然而第二年1958年，河南省的共党头子以当地右派人数不足为由，无理追加父亲成为「增补的右派」并送他到更为贫困的焦作地区接受“强劳改造”，居然撑不了一年多便去世了，还说是死在医院里的。当地单位还寄回父亲的遗物到上海家中：一只箱子和日记几本等。当时母亲有六个孩子要照顾压力山大，没有能力去遥远的郑州，也没有胆量追问更多，连父亲葬身之地也是迷雾一团。　　1968年我下乡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30团，务农刚半年便被调到团部宣传股当宣传报道员，让很多知青羡慕不已。似乎很受信用但总也又不得入党和提拔，估计是母亲的“正作用”和父亲的“反作用”相互作用的结果吧。　　由于工作本身政治性强，我在“要求进步”的同时多次要求单位加以调查，了解父亲到底有什么“反党言论”，否则如何“划清界限”？后来组织上真的调查去了，但也没有调查出什么“反党言论”，迷雾一团依然一团迷雾。　　直至文革结束后，政治风向开始转变，我才在1978年和79年从黑龙江往返上海的途中，两次去郑州当事单位，试图了解父亲的真相。并且把父亲日记中有关拥护共产党（其实哪是什么右派！）的言论以及单纯关于技术问题的言论抄成大字报贴满了一面墙（当时允许大字报），也算替父亲替自己出了一口冤气。　　后来一窝蜂地平反和改正右派，单位方面派人到上海家中送来了“改正通知书”和2000元补发工资，至于死后葬身何处居然完全没有线索。这对我这个儿子来说是耿耿在心不能释怀之事。来到日本以后还多次梦见模糊不清的父亲，想问个究竟却相对无言。不知道父亲临终前究竟怎样的状况。　　1994年母亲去世后，母亲的遗体和父亲的遗物合葬在上海西郊回民公墓里，似乎告了一个段落。但是我不死心，以后搞日中交流有机会两次（大概是2014年和2016年前后）造访郑州，在当地朋友协助下再次直接找到了当地工厂寻访，找到了一位当年父亲工作部门的老领导，已经卧床不起口齿不清，吐不出什么信息了；后又找到了当地公安局查询，依然毫无线索。最后，只能在据说是父亲病亡的焦作第一人民医院门前做了一下祭奠祷告，心中默默对父亲说：儿子对不起您，儿子已经尽力了，请您原谅、、、　　这不是战争年代，一个为国家效力的知识分子居然被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是不能原谅的！中共独裁政权的残酷和不可信任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并对那些被中共独裁统治迫害的人，同情从心底喷出，汹涌奔流。　　在郑州时，朋友找到一位当年与父亲一同劳改的难友的儿子，据介绍他的父亲在劳改中忍饥挨饿地背一块大铁板，被大铁板直接压死。这位儿子本来答应与我见面，但是临时又变卦了，因为他已经当上了商业局长，与他人回顾痛苦的往事（也即共产党的罪恶）没有任何现实好处，或许还有不利。是啊，共产党用现实利益网将人人捆在其中，有几人能够追究真相寻找正义呢？他的父亲死得那么惨，联想到自己的父亲，一定也是惨到难以想象。　　还有一位郑州当地的老知青告诉我，当年他们下乡时，亲眼看到从郑州到信阳一路公路两旁密密麻麻的小坟包绵延百公里，都是毛贼胡搞大跃进造成的饿殍遍野好不凄惨，他忍不住骂“毛真是空前大恶魔！”他还说到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在河南当官时，私下喝醉酒提到父亲惨死泪不自禁痛哭失声痛骂老毛，但是刘少奇害死过其他许多无辜的人，他想过吗？他自己恢复了共产党的高官厚禄，便基本失去了追究真相和人权法治的动因，维护共产党的特权统治才是他们的底线思维,他们要的“人道”只是共产党的“人上人之道”，与我要的“普遍平等的人道”完全不同。　　几年前有一位老知青也是老同学找到我，交谈中他劝我“原谅共产党”，我不知道这个“原谅”有什么意思，在我看来，共产党如果变好了，我自然“既往不咎”，翻过这页历史。但是共产党一直高举屠刀，每每换一批对象加以屠杀，你“原谅”它，不等于认同它对别人的屠杀吗？原天安门学生领袖柴玲也是这个“原谅共产党”的论调，其实就是自己没有斗志没有承担了，找一个貌似大度的“理由”罢了，满身血债高举屠刀的共产党会在乎你的“原谅”？笑话！　　【活出真我3】尊卑交织的青春　　由母亲见过老毛带来的“自尊”和父亲右派带来的“自卑”，伴随了我整个青春岁月，既有哪个时代的普遍印记，也有自己性格比较内向和爱独思独想的特征。　　文革动乱初始，我以母亲的“自尊”抵挡了红五类同学的短暂围攻毫不低头。但是大串联开始因没有勇敢的同学和我结绊同行，使我孤独地留在家中的时候，居然大胆地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母亲见过毛主席，自己也希望去北京见毛主席。虽然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但也没有遇到任何麻烦，而这件事我从没有对别人说过，在这里公开提及还真是第一次。　　当时，但凡“出身不好”又极具“上进心”的青年人，往往会在某些方面特别表现“革命”，以期弥补“出身不好”的欠缺。不少出身于“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不但积极投身文化革命，还“主动要求听毛主席的话”上山下乡，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改造世界观，做革命接班人。当时我就是咬破手指用血写下了“不到黑龙江非好汉”的决心书，于1968年8月30日踏上了去黑龙江的火车。直至1979年返沪，连头带尾度过了11年的“知青岁月”。　　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11年间，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团部宣传股当宣传员写写画画，比起大多数在第一线务农的知青，算是幸运地得到了“重用”，收获了不少羡慕和好评。但是对我来说，当时最大的愿望是要“入党”，这不但是当时人生的“最大光荣”，也是摆脱父亲负影响的阴影的最具体指标：“不入党前不谈恋爱”成了暗中下定的决心，几乎全身心用在了学习和工作上。　　三五年一晃而过，同在宣传股工作的其他知青，纷纷提干、入党、上大学，以及公然恋爱的，而我仅仅是入了团，除了年龄在增长，政治地位如同一直是32元的月工资一样没有变化。　　心中的长期郁闷不解终于在现实中发生了“硬刺激”，当我终于觉得恋爱不必再等遥遥无期的入党的时候，遇上了一个心仪的女生，然而双方刚有进展的感觉便戛然而止，原来她了解到了我父亲的问题而后退了。巧不巧她不但是“红五类”出身，还有个阿姨是个军人，工作单位就在离开团部一个小时车程的佳木斯。为此我大但径直拜访了她的阿姨，以后又拜访了她在上海的大姐。但是她们当面对我说的都是“出身不能选择，但个人前途靠自己努力”云云，实际上没有任何推动我的恋爱向成功方向发展的感觉。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思考以后分别给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和上海的一份杂志社寄出了一封信，表示对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政策执行的不满看法。后来上海的杂志社认真给我回了信，说的大道理都是对现实不太管用的老一套。而寄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依然如泥牛入海无消息，直到近年才有老熟人告诉我，当年这封信根本未有寄到北京，在团部邮局便给拦下了交给了团部领导。还好这样的信中谈的只是个人的恋爱问题的延伸思考，没有象写了【出身论】的遇罗克那样，作过广泛的政治探索或批判，所以一直平安无事。　　当年我们宣传股长、一位复员军人对我说过，你写文章讲话千万要小心，不要出现重大失误，因为别人可能只是一个失误，对你来说可能就会上纲到立场问题，其实我也是明白此理的，小心翼翼没有遇到过什么大问题，也许母亲的“正作用”也在保佑着我吧。　　又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不久前算了一下，当年我们宣传股的七八位上海知青，居然已经有一半以上不在人世了，那位让我首尝失恋体会的女生也未活过六十岁，还有那位带头围攻过我的红五类同学（后来友好地见过面），也在盛年亡于车祸、、、感叹人生苦短转眼百年，自由自在的我，也没有什么必须带进棺材的秘密了。　　【活出真我4】见过三代共党魁　　天安门事件以后，中国加速以经济为重心的“改革开放”，国内外民主运动也急速降温，许多“民主人士”华丽转身，投入了发展经济赚钱的道路，我也在这个阶段也淡出了政治活动，转而从事文化交流活动。这以后多年，也是日中两国关系的“蜜月期”，首脑互访频频，我作为日中交流活动有成者，多次应邀参加过欢迎中共要人来访日本的欢迎会，虽然会场宽宏相距较远，也算是“肉眼亲见”了邓小平以后的几代中共党魁：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还有次一级党魁李鹏，李瑞环等等，那个时期我基本上与政治保持若即若离的状态，有所思考，也有所期待，当然更迷茫于个人还能做什么。　　江泽民来日本的欢迎会上，发生了与会的二，三位民主人士大声抗议的骚动，当时对他们的义举感到意外也有几分钦佩，但是没有打听到或者没有记住他们的名字，不知道他们今日何在，还有没有坚持民主活动。后来也一直想寻找，当年比我激昂高调的民主人士，他们在哪里，现状又如何。　　胡锦涛来日本的欢迎会上，发生了意外和意料中的状况。那时法轮动受镇压的消息震撼了我的心，在此之前我在【大纪元】上发表了给胡锦涛的公开信，要求胡锦涛不要忘记自己受到文革冲击的苦痛往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于法轮功人士应当给予法制和人道的对待，对于施暴和活摘器官犯罪予以查处。这当然被大使馆特工部门及时掌握，因而力图阻止我参加胡锦涛的欢迎会，会场外一阵紧张后我依然进入了会场，只见大使馆政治参赞吕某某高度紧张站在我前面，也有几位日本警察站在我身后，我在回望时看到中文导报等媒体都架着照相机准备拍摄，不知道有没有把我的周围状况收入镜头。　　台上说的客套话没有记住，但介绍令计划，王沪宁等的名字还是记得很牢。没有想到几年后令计划成了阶下囚，王沪宁虽然“桃花依旧笑春风”，但终局就很难说了。那位党魁胡锦涛不是出状况了吗？想来想去，共产党高官虽然风光无限，但是成天勾心斗角争权夺利，他们失去的自由太多了。我绝不羡慕这种共产党高官。听说有位画家出了200万日元得到胡锦涛的接见，我觉得可笑与不屑。　　后来习近平访问日本，当时他还是副主席。在同样的欢迎会上，习近平说了什么没有记住，只有最后说道：欢迎在日本的华人时常回国走走看看，这句话有印象，似乎还有点人情味。但看看现在的中国，高度管控监视日益严厉，以及随时可能降临的防疫清零核算隔离，再回国等同探雷冒险了。　　李鹏、李瑞环的欢迎会上波澜不惊没有留下什么记忆，但是在李瑞环欢迎会上遇见了日本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并有了后来20年的亲密交往，以后再细说了。　　那些共党要人的访日都有据可查，日期就不加上了。　　【活出真我5】设计过中华国旗　　愚公 (发表日期:2022-10-28 18:12:07 阅读人次:602 回复数:1) 你自己的文章是可以编辑修改的　　89六四天安门镇压以后，海外民运凭着惯性还坚持了一，二年的较强气势。在这个期间我参加了日本【民主中国】（主编：杨中美）月刊的部分工作（笔名：沈建），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我还设计并发表了一幅对于未来民主中国的国旗的设计，一同发表的也有其他民主人士设计的几种国旗图案，真可谓叱咤风云自由放飞指点江山豪情万丈。当时出于对中共镇压人民而完全丧失了统治合法性的思考，同有人士（吉启鸣等）参与对国家大法刚领的重新设计，是互为表里的探索，都是对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完全否定和重新思考。虽然有人几次当面嘲笑这种“疯狂的设计”，但是我觉得只是对中国大事的一种自主探索和表达，是一种大胆的推论，与对失败的八九民运投来嘲笑讥讽一样，只能是嘲笑讥讽者本身的势利和投机。而我依然自以为其中的理念并非毫无价值及至今尚未过时。　　我设计的民主中国国旗图案是，以上黄下蓝两条并行的波形线宽带横贯左右，象征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与长江之奔腾不息源远流长。颜色很接近如今人人皆知的乌克兰国旗的蓝色和黄色，但为上黄下蓝。波形线以外的部分为葱绿色，象征中华大地生机盎然郁郁葱葱繁荣茂盛的愿景。用绿色取代国共两党都喜爱的红色，是祈望中华大地能够回避革命和流血的暴力循环，走上和平和谐的发展道路。　　实话说，在当时我对国民党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并无好印象，也许共产党长期抹黑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宣传尚存脑海，看到12支尖角锐伸的“青天白日”，还有一点条件反射般的恐惧和厌恶。也难怪当年共产党攻击国民党“一党独裁”，看那国旗和党旗几乎就是一回事。共产党篡政大陆，没有象早期苏维埃政权时。学苏联爸爸将镰刀锤子直接当成“国旗”（当时是国中之国）的图腾。当然“五星红旗”中最大的星明白无误就是共产党，中共国里党在国之上也是明白无误的，中共喉舌报道盗国大贼时，总是说成“党和国家领导人”，党在国前，这是一贯的实质性的表达。　　对于中华民国和国民党的了解还是以后的事，特别在看了辛灏年教授的著作【谁是新中国】以后，才对此有了新的和比较完整的看法，国民党在完成北伐，领导抗日和抵制共匪方面的功绩无可否认，国民党的"军政、训政、宪政"的三段式建国方略，以及后来在台湾实现和平转型，都是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下面完成的。虽说孙中山，青天白日是国民党的祖传和表征，但是国民党要想执政掌权，只有通过台湾人民的选票，才能实现。这面青天白日旗已经无力替国民党拉票了。　　如今在青天白日旗下面，人们可以自由评论青天白日和孙中山、蒋介石等等历史和现实，而不用害怕被监禁被消失，这就是民主的宽容和成功。不象大陆中共在鱼肉人民镇压人民中倒行逆施，用直接暴力以及恶法包装下权力暴力，强行把非法政权合法化乃至神圣化，这种靠暴力和洗脑来维护的所谓“神圣”，终将在历史的长河中化为乌有。习近平一定加速了这个进程！　　回到我设计的民主中华的国旗案，虽然在操作层面简直就是可笑，但是在理念方面，谁能否定的了呢？谁不希望中华大地摆脱暴力循环，走向正真的和平发展康庄大道呢？越是黑云压城，越不能放弃对于光明的期盼。　　我设计的黄河长江图案，是中华民族自然特征和文化传统的强调，在中共外来邪教反复强调崇拜马克思践踏中华传统的当下，不突显本国旗设计案的内涵之重要吗？！习共党国虽然强暴，但它是马列子孙中华叛逆，迟早要被黄河长江的滚滚波涛冲刷淘汰滚出中华大地！　　现在如去【国会图书馆】，搜寻当年的日本【民主中国】杂志，可以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