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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正確答案是C)

旅人 (发表日期:2009-10-02 12:47:06 阅读人次:1593 回复数:5)

  正確答案是C

  
長達五十年沒見過中國軍隊的台灣人,擠在基隆碼頭上和台北的街頭。知道國軍會搭火車從基隆開往台北,很多人守在鐵路的兩旁。還有很多人,從南部很遠的地方跋涉而來,等待這歷史的一刻。

  
疲累不堪而且被台灣亞熱帶的濕熱烘得汗流浹背的七十軍,暈頭轉向地走下了小鮑布的坦克登陸艦,投降的日軍代表也被安排在碼頭上向勝利者的軍隊敬禮。勝利者卻氣急敗壞、自顧不暇。在貨物和輜重的磕磕絆絆、擠來撞去下,一團混亂上了火車,駛往台北。

  
台北比基隆還熱,街頭人山人海,人體的汗氣和體溫交揉,人堆擠成背貼著背的肉牆,在肉牆中,人們仍舊踮起腳尖、伸長了脖子張望;父母們讓孩童跨腿騎在自己肩上,熱切而緊張。

  
作家吳濁流的小說讓台灣少女「玉蘭」的眼睛,就這樣第一眼看見了「祖國」:

  
滿街滿巷都是擁擠的男女老幼,真個是萬眾歡騰,熱鬧異常。長官公署前面馬路兩邊,日人中學生、女學生及高等學校的學生們長長地排在那邊肅靜地站著。玉蘭看見這種情形心裡受了很大的感動,以前瞧不起人,口口聲聲譏笑著「支那兵,支那兵」神氣活現的這些人,現在竟變成這個樣子……

  
祖國的軍隊終於來了……隊伍連續的走了很久,每一位兵士都背上一把傘,玉蘭有點兒覺得詫異,但馬上抹去了這種感覺,她認為這是沒有看慣的緣故。有的挑著鐵鍋、食器或鋪蓋等。玉蘭在幼年時看見過台灣戲班換場所時的行列,剛好有那樣的感覺。她內心非常難受……(吳濁流,《波茨坦科長》)

  
大概在同樣一個時候,二十二歲的彭明敏也正從日本的海軍基地佐世保駛往基隆港,很可能搭的就是小鮑布那艘登陸艦。

  
戰前彭明敏在東京帝國大學讀政治學,不願意被日軍徵召上戰場,所以離開東京想到長崎去投靠兄長,卻在半途遭遇美軍轟炸,一顆炸彈在身邊炸開,他從此失去了一條手臂。日後成為台灣獨立運動領袖之一的彭明敏在基隆港上岸,第一次接觸祖國,覺得不可思議:

  
一路上我們看到一群穿著襤褸制服的骯髒人們,可以看出他們並不是台灣人。我們的人力車伕以鄙視和厭惡的口吻說,那些就是中國兵,最近才用美軍船隻從大陸港口運送到基隆來……

  
中國人接收以後,一切都癱瘓了。公共設施逐漸停頓,新近由中國來的行政人員,既無能,又無比的腐敗,而以抓丁拉來的「國軍」,卻無異於竊賊,他們一下了船便立即成為一群流氓。這真是一幅黯淡的景象……

  
基隆火車站非常髒亂,擠滿了骯髒的中國兵,他們因為沒有較好的棲身處,便整夜都閒待在火車站。當火車開進來時,人們爭先恐後,擠上車廂。當人群向前瘋狂推擠的時候,有人將行李和小孩從窗戶丟進車裡,隨後大人也跟著兇猛地擠上去占位子。我們總算勉強找到座位,開始漫長而緩慢的行程。從破了的窗口吹入正月冷冽的寒風,座椅的絨布已被割破,而且明顯地可以看出,車廂已有好幾星期沒有清掃過了。這就是「中國的台灣」,不是我們所熟悉的「日本的台灣」。我們一生沒有看過這樣骯髒混亂的火車……(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如果彭明敏看見的七十軍可厭可惡,那麼楊逸舟眼中的七十軍,就是可笑可鄙的了:

  
有的用扁擔挑著兩個籠子,一個裝木炭、爐灶,一個裝米和枯萎的蔬菜。士兵們有的是十幾歲的少年兵,有的是步履老邁的老兵。大家都穿草鞋,有的只穿一只而一隻赤腳。跛腳的也有,瞎一眼的也有,皮膚病的也有,因為都穿著裝棉的綠色軍服,看起來像包著棉被走路似的,所以台灣人都叫他們為「棉被軍團」。背後插著雨傘,下雨時撐著雨傘行軍,隊伍東倒西歪,可謂天下奇景。(楊逸舟著,張良澤譯:《二‧二八民變》)

  
從寧波來到基隆的七十軍,就以這樣一個幾近卡通化、臉譜化的「經典」定型圖像,堂堂走進了台灣的當代史。六十多年之後,台灣一所私立高中的歷史考卷出現這樣一個考題:

  
台灣有一段時局的形勢描寫如下:……「第七十軍抵台上岸,竟是衣衫襤褸,軍紀渙散,草鞋、布鞋亂七八糟,且有手拿雨傘,背著鍋子,趕著豬子的,無奇不有。」

  
這是台灣歷史上哪個時期?

  
(A)日本治台時期

  
(B)國民政府時期

  
(C)行政長官公署時期

  
(D)省政府時期(海星中學考卷)

  
正確答案,當然是C。

  




 回复[1]: 转贴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海葬) 旅人 (2009-10-02 12:48:58)  
 
  1945年10月17日在基隆港上岸負責接收台灣的七十軍,在台灣的主流論述裡,已經被定型,它就是一個「流氓軍」、「叫化子軍」。

  
任何一個定了型、簡單化了的臉譜後面,都藏著拒絕被簡單化的東西。

  
我在想:當初來接收的七十軍,一定還有人活著,他們怎不說話呢?流氓軍、叫化子軍的後面,藏著的歷史脈絡究竟是什麼?他們從寧波突然被通知,跨江跨海三天內來到一個陌生的海島,踏上碼頭的那一刻,想的是什麼?

  
七十軍那樣襤褸不堪,後面難道竟沒有一個解釋?

  
我一定要找到一個七十軍的老兵。

  
這樣想的時候,國軍將領劉玉章的回憶錄,射進來一道光。

  
日本投降後,劉玉章代表中華民國政府率領五十二軍參與越北的接收。按照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命令,「在中國(滿州除外)、台灣及北緯16°以北的法屬印度支那境內之日本將領及所有陸、海、空及附屬部隊應向蔣介石元帥投降」,因此去接收越南北部的是中國國軍。

  
時間,幾乎與七十軍跨海接收台灣是同步的,五十二軍在接收越南之後,接到的命令是,立即搭艦艇從越南海防港出發,穿過台灣海峽,趕往秦皇島去接收東北。

  
和七十軍肩負同樣的任務,走過同樣的八年血戰、南奔北走,穿著同樣的國軍棉衣和磨得破底的鞋,同樣在橫空巨浪裡翻越險惡的台灣海峽,五十二軍的士兵,卻是以這樣的面貌出現在劉玉章的回憶錄裡:

  
船過台灣海峽時,風急浪大,官兵多數暈船,甚至有暈船致死者,乃由船上牧師祈禱,舉行海葬禮……

  
憶前在越南接收時,因戰爭影響,工廠關閉,無數工人失業,無以維生,曾有數百人投效本師。是以越南終年炎熱,人民從未受過嚴寒之苦。本師開往東北,時已入冬,禦寒服裝未備,又在日益寒冷之前進途中,致越籍兵士,凍死者竟達十數人之多,心中雖感不忍,亦只徒喚奈何。(劉玉章〈東北戡亂戰爭親歷記〉《傳記文學》第33卷第6期至第34卷第5期)

  
劉玉章充滿不忍的文字告訴我的是,啊,原來習慣在陸地上作戰的士兵,上了船大多數會暈船,而且暈船嚴重時,也許併發原有的疾病,是可以致死的;原來一個一個的士兵,各自來自東西南北,水土不服,嚴寒酷暑,都可能將他們折磨到死。

  
那些因橫跨台灣海峽而暈船致死而被「海葬」的士兵,不知家中親人如何得知他們最後的消息?在那樣的亂世裡,屍體丟到海裡去以後,會通知家人嗎?

  

 回复[2]: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草鞋) 旅人 (2009-10-02 12:50:38)  
 
  我終於找到了一個七十軍的老兵,在台北溫州街的巷子裡,就是林精武。所謂「老兵」,才剛滿十八歲,1945年一月才入伍,十月就已經飄洋過海成為接收台灣的七十軍的一員。

  
「在登陸艦上,你也暈船嗎?」我問。

  
他說,豈止暈船。

  
他們的七十軍107師從寧波上了美國登陸艦,他注意到,美國人的軍艦,連甲板都乾乾淨淨。甲板上有大桶大桶的咖啡,熱情的美國大兵請中國士兵免費用、儘量喝。

  
我瞪大眼睛看著林精武,心想,太神奇了,十八歲的林精武分明和十八歲來自密西根的小鮑布,在甲板上碰了面,一起喝了咖啡,在駛向福爾摩沙基隆港的一艘船上。

  
林精武看那「黑烏烏的怪物」,淺嘗了幾口,美兵大聲叫好。

  
兵艦在海上沉浮,七十軍的士兵開始翻天覆地嘔吐:

  
頭上腳下,足起頭落,鐵鏽的臭味自外而入,咖啡的苦甜由內而外,天翻地覆,船動神搖……吐到肝膽瀝盡猶不能止,吐得死去活來,滿臉金星,汙物吐落滿艙,還把人家潔淨的甲板弄得骯髒,惡臭,真是慘不忍睹。(林精武《烽火碎片》,林精武自印。頁9)

  
這個福建來的青年人,一面吐得肝腸寸斷,一面還恨自己吐,把美國人乾淨的甲板吐成滿地汙穢,他覺得「有辱軍人的榮譽,敗壞中華民國的國格」。

  
打了八年抗日戰爭的七十軍士兵,在軍艦上整個東歪西倒,暈成一團。林精武兩天兩夜一粒米沒吃,一滴水沒喝,肚子嘔空,頭眼暈眩,「我在想,這樣的部隊,還有能力打仗嗎?然後有人大叫:『前面有山』,快到了。」(林精武口述,龍應台專訪,2009年6月26日。台北師大路林精武家。)

  
擴音器大聲傳來命令:「基隆已經到了,準備登陸,為了防備日軍的反抗,各單位隨時準備作戰。」

  
全船的士兵動起來,暈船的人全身虛脫,背起背包和裝備,勉強行走,陸續下船,美軍在甲板上列隊送別。林精武邊走下碼頭,邊覺得慚愧:留給人家這麼髒的船艙,怎對得起人家!

  
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一堆小山一樣的雪白結晶鹽。福建海邊,白鹽也是這樣堆成山的。有人好奇地用手指一沾,湊到嘴裡嘗了一下,失聲大叫:「是白糖!」大陸見到的都是黑糖,這些士兵第一次見到白糖,驚奇萬分。一個班長拿了個臉盆,挖了一盆白糖過來,給每個暈頭轉向的士兵嘗嘗「台灣的味道」。

  
在基隆碼頭上,七十軍的士兵看見的,很意外,是成群成群的日本人,露宿在車站附近;日本僑民,在苦等遣返的船隻送他們回家鄉。 

  
七十軍的老兵──大多是湖南子弟,八年抗戰中自己出生入死,故鄉則家破人亡,一下船看見日本人,有些人一下子激動起來,在碼頭上就無法遏止心中的痛,大罵出聲:奸淫擄掠我們的婦女,刀槍刺殺我們的同胞,現在就這樣讓他們平平安安回家去,這算什麼!

  
「我還聽說,」林精武說,「有兩個兵,氣不過,晚上就去強暴了一個日本女人。」

  
「就在那碼頭上?」我問。

  
「是的。」林精武說,「但我只是聽說,沒看見。」

  
林精武離開故鄉時,腳上穿著一雙回力鞋,讓很多人羨慕。穿著那雙父母買的鞋,此後千里行軍靠它、跑步出操靠它,到達基隆港時,鞋子已經破底,腳,被路面磨得發燒、起泡、腫痛。

  
軍隊,窮到沒法給軍人買鞋。有名的七十軍腳上的草鞋,還是士兵自己編的。

  
打草鞋,在那個時代,是軍人的基本技藝,好像你必須會拿筷子吃飯一樣。

  
麻絲搓成繩,稻草和破布揉在一起,五條繩子要拉得緊。下雨不能出操的時候,多出來的時間就是打草鞋。七十軍的士兵坐在一起,五條麻繩,一條綁在柱子上,一條繫在自己腰間,一邊談天,一邊搓破布和稻草,手快速地穿來穿去,一會兒就打好一隻鞋。

  
只懂福建話的新兵林精武,不會打草鞋。湖南湘鄉的班長,從怎麼拿繩子開始教他,但是班長的湖南話他又聽不懂,於是一個來自湘潭的老兵,自告奮勇,站在一旁,把湘鄉的湖南話認認真真地翻譯成湘潭的湖南話,林精武聽得滿頭大汗。

  
林精武還是打不好,他編的草鞋,因為鬆,走不到十里路,他的腳就皮破血流,腳趾頭之間,長出一粒粒水泡,椎心的疼痛。最後只好交換:十八歲讀過書的福建新兵為那些不識字的湖南老兵讀報紙、寫家書,湖南的老兵,為他打草鞋。

  
「林先生,」我問,「台灣現在一提到七十軍,就說他們穿草鞋、背雨傘、破爛不堪,是乞丐軍──您怎麼說?」

  
「我完全同意,」林精武抬頭挺胸,眼睛坦蕩蕩地看著我,「我們看起來就是叫化子。到基隆港的時候,我們的棉衣裡還滿滿是蝨子,頭髮裡也是。」

  
我也看著他,這個十八歲的福建青年,今年已經八十三歲,他的聲音裡,有一種特別直率的「力氣」。

  
「我們是叫化子軍,」他說,「但是,你有沒有想過,七十軍,在到達基隆港之前的八年,是從血河裡爬出來的?你知不知道,我們從寧波出發前,才在戰火中急行軍了好幾百公里,穿著磨破了的草鞋?」

  
我是沒想過,但是,我知道,確實有一個人想過。

  
1946年春天,二十三歲的台灣青年岩里政男因為日本戰敗,恢復學生身分,決定從東京回台北進入台灣大學繼續讀書。

  
他搭上了一艘又老又舊的美軍貨輪「自由輪」,大船抵達基隆港,卻不能馬上登岸,因為船上所有的人,必須隔離檢疫。在等候上岸時,大批從日本回來的台灣人,很多是跟他一樣的大學生,從甲板上就可以清楚看見,成批成批的中國軍人,在碼頭的地上吃飯,蹲著、坐著。在這些看慣了日軍的台灣人眼中,這些國軍看起來裝備破舊,疲累不堪,儀態和體格看起來都特別差。甲板上的台灣人你一句我一句地開始批評,露出大失所望、瞧不起的神色。

  
這個時候,老是單獨在一旁,話很少、自己看書的岩里政男,突然插進來說話了,而且是對大家說。

  
「為了我們的國家,」這年輕人說,「國軍在這樣差的裝備條件下能打贏日本人,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們要用敬佩的眼光來看他們才是啊。」(梵竹〈一張高爾夫球場會員證的故事──訪何既明先生〉,引自藍博洲《共產青年李登輝──二進二出共產黨第一手證言》)

  
岩里政男,後來恢復他的漢名,李登輝。

  
在那樣的情境裡,會說出這話的二十三歲的人,我想,同情的能力和胸懷的丘壑,應該不同尋常才是?

  

 回复[3]: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一支香) 旅人 (2009-10-02 12:51:59)  
 
  1945年9月12日,國軍並沒有進駐台南;小鮑布那艘坦克登陸艦把七十軍送到基隆港之後,先得開往越南海防港;和五十二軍一樣,國軍的六十二軍在海防港等船。在各個碼頭等候遣返的人有好幾百萬,船,是不夠用的。

  
航海日誌透露的是,LST 847登陸艦在11月19日,從海防港接了六十二軍的55位軍官和499位士兵,駛往「福爾摩沙」,六天以後才抵達那時還稱為「打狗」的高雄港。負責接收台灣南部的六十二軍,在11月25日才在高雄上岸。

  
吳新榮為了見到祖國的軍隊而「齋戒沐浴」,卻白等了一場。沒等到國軍,倒是10月10日國慶日先來臨了。

  
五十年來第一個國慶紀念,吳新榮興沖沖地騎著腳踏車趕過去。他看見台南「滿街都是青天白日旗」,仕紳們站在郡役所露台上,對著滿街聚集的民眾用肺腑的聲音熱烈地呼喊「大中華民國萬歲」。三十八歲的醫生吳新榮,百感交集,潸潸流下了眼淚。(吳新榮《吳新榮日記全集》卷七)

  
彭明敏的父親,卻感覺不對了。彭清靠,是個享有社會清望的醫生,1945年10月,在舉國歡騰中他被推舉為地區「歡迎委員會」的主任,負責籌備歡迎國軍的慶典和隊伍。籌備了很多天,買好足夠的鞭炮、製作歡迎旗幟、在碼頭搭好漂亮的亭子、購置大批滷肉、汽水、點心,一切都備齊了之後,通知又來了:國軍延後抵達。大家對著滿街的食物,傻了。

  
同樣的錯愕,又重複了好幾次。

  
最後,11月25日,六十二軍真的到了。日軍奉令在碼頭上整齊列隊歡迎。即使戰敗,日軍的制服還是筆挺的,士兵的儀態,還是肅穆的。

  
軍艦進港,放下旋梯,勝利的中國軍隊,走下船來。

  
彭清靠、吳新榮,和所有高雄、台南的鄉親,看見勝利的祖國的軍隊了:

  
第一個出現的,是個邋遢的傢伙,相貌舉止不像軍人,較像苦力,一根扁擔跨著肩頭,兩頭吊掛著的是雨傘、棉被、鍋子和杯子,搖擺走下來。其他相繼出現的,也是一樣,有的穿鞋子,有的沒有。大都連槍都沒有。他們似乎一點都不想維持秩序和紀律,推擠著下船,對於終能踏上穩固的地面,很感欣慰似的,但卻遲疑不敢面對整齊排列在兩邊、帥氣地向他們敬禮的日本軍隊。

  
彭清靠回家後對家人,用日語說,「如果旁邊有個地穴,我早已鑽入了。」

  
彭明敏其實洞穿歷史,他知道,這些走下旋梯的勝利國軍,其中有很多人是在種田的時候被抓來當兵的,他們怎麼會理解,碼頭上的歡迎儀式是當地人花了多大的心思所籌備,這盛大的籌備中,又藏了多麼深的委屈和期待?

  
彭明敏說,這些兵,「大概一生從未受人『歡迎』過。帶頭的軍官,連致詞都沒有……對他們來說,台灣人是被征服的人民。」(彭明敏《自由的滋味》)

  
彭清靠「不對」的第一感覺,其實就是兩個文化的對撞。接收的國軍和期待「王師」的台灣群眾,「痛」在完全不一樣的點,歷史進程讓他們突然面對面,彷彿外星人的首度對撞。這種不理解,像瘀傷,很快就惡化為膿。短短十四個月以後,1947年2月28日,台灣全島動亂,爆發劇烈的流血衝突。彭清靠是高雄參議會的議長,自覺有義務去和負責「秩序」的國軍溝通,兩個文化的劇烈衝突──你要說兩個現代化進程的劇烈衝突,我想也可以,終於以悲劇上演。

  
彭清靠和其他仕紳代表一踏進司令部,就被五花大綁。其中一個叫涂光明的代表,脾氣耿直,立即破口大罵蔣介石和陳儀。他馬上被帶走隔離,一夜苦刑之後,涂光明被槍殺。

  
彭明敏記得自己的父親,回到家裡,筋疲力盡,兩天吃不下飯。整個世界,都粉碎了,父親從此不參與政治,也不再理會任何公共事務:

  
……他所嘗到的是一個被出賣的理想主義者的悲痛。到了這個地步,他甚至揚言為身上的華人血統感到可恥,希望子孫與外國人通婚,直到後代再也不能宣稱自己是華人。(彭明敏)

  
我坐在蕭萬長的對面。當過行政院長,現在是副總統了,他仍舊有一種鄉下人的樸素氣質。1949年,這鄉下的孩子十歲,家中無米下鍋的極度貧困,使他深深以平民為念。但是,要談1949,他無法忘懷的,反而是1947。八歲的孩子,能記得什麼呢?

  
他記得潘木枝醫師。

  
貧窮的孩子,生病是請不起醫生的。但是東京醫專畢業以後在嘉義開「向生醫院」的潘醫師,很樂於為窮人免費治病。蕭萬長的媽媽常跟幼小的萬長說,「潘醫師是你的救命恩人喔,永遠不能忘記。 」

  
彭清靠和涂光明到高雄要塞去協調的時候,潘木枝,以嘉義參議員的身分,總共十二個當地鄉紳,到水上機場去與國軍溝通。

  
這十二個代表,在1947年3月25日,全數被綑綁,送到嘉義火車站前面,當眾槍決。

  
八歲的蕭萬長,也在人群裡,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但是他眼睜睜看著全家人最熟悉、最感恩、最敬愛的醫生,雙手被縛在身後,背上插著死刑犯的長標,在槍口瞄準時強推跪下,然後一陣槍響,潘醫師倒在血泊中,血,汨汨地流。

  
「八歲,」我說,「你全看見了?你就在火車站現場?」

  
「我在。」

  
在那個小小的、幾乎沒有裝潢的總統府接待室裡,我們突然安靜了片刻。

  
火車站前圍觀的群眾,鴉雀無聲。沒有人敢動。

  
這時,萬長那不識字的媽媽,不知什麼時候,手裡已經有一支香,低聲跟孩子說,「去,去給你的救命恩人上香拜一拜。你是小孩,沒關係。去吧。」

  
小小的鄉下孩子蕭萬長,拿著一支香,怯怯地往前,走到血泊中的屍體前,垂眉跪了下來。

 回复[4]: 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节选(十万大山 ) 旅人 (2009-10-02 13:08:41)  
 
  

  
长沙的国军将领程潜和陈明仁决定不再和解放军继续战斗的时候,黄杰接下第一兵团的指挥权。那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初,林彪所辖的两个军,已经打到衡阳附近,到八月下旬,整个华中战场,解放军集结了十九个军,五十五万人,分三路向西南进攻。

  
西南,就是永州所在。在那里,风檐下读书的孩子们也愈来愈不安。

  
黄杰一路溃败后撤,十月十一日,得到白崇禧的电令,多个据点被解放军占领,兵力需重新部署,同一天,豫衡中学则接到教育部的急电,立即迁校。

  
永州滂沱大雨,满地泥泞,又是寒冬,孩子们拎起了背包,和去年离开南阳城的情景一样,只是这回,既没有哽咽不舍的父母,也不再有远足的天真。

  
学生分两批,冒着风雨步行到湖南和广西的交界,第一批通过了黄沙河,第二批要通过时,黄沙河已经被解放军占领。

  
五千多个孩子,到达广西的,剩下一半。这一半,坐火车、爬车顶、过山洞,又失去一些人;惊恐不已到达一个叫金城江的小车站,五千多人的联中已经像一串摔断在地上的珠链,珠子滚落不见。枪声中还手牵手在一起的孩子与老师,夹杂在逃难的人潮、无人照顾的伤兵群、抛锚的卡车战车、沿路丢弃的军用物资行列中,不知道何去何从。

  
九十七军二四六团刚好路过,愿意护着学生往前走。

  
士兵和学生,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到了迁江,后面追兵炮声隆隆,前面急湍江水滚滚。工兵抢建浮桥──用空的汽油桶绑在一起,上面放木板。先让军队的骡马辎重过河,再让军队和学生过桥。桥的两端,满坑满谷的人。

  
等候过江的军用汽车,排起来十公里长,分批渡河,一小时只能通过四辆,而追兵已至。于是黄杰下令,除了器械及医疗药品的车过江,所有军用物资一律放火烧毁。

  
豫衡中学的孩子们在迁江岸上看见的,是烈火灼日、恶烟滚滚,爆炸声惊天动地。这种镜头,在逃难中,不断发生。在溃退中,学生跟着黄杰的部队退入了中越边境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有数十万大大小小的山,如雄狮当关,一字排开,形成难以跨越的天然国界。原始丛林,瘴疠蔓延,浓密处,阳光射不进来。混乱中大家开始攀爬主峰姑姆山,翻过山岭,就是越南。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三日,黄杰带领着三万多残军,从丛林中走到了中越边境的隘店关卡,跟越南的法国将领取得“假道入越,转回台湾”的协议:

  
同意分为五百人一组,在指定地点将武器交付封存,由法方护送至码头。关于所经路线,由法军负责一切安全,我方保证军纪严明,并由我方军官带队。

  
出了关卡,部队五百人一组,进入越南国境。三万个部队后头,还有很长一列断了手、截了腿、削了脸、满头包着白纱布的伤兵、抱着婴儿无奶可喂的年轻眷属、步履不稳的难民。当然,还有惊吓不已的中学孩子们。

  
从南阳出发的五千个孩子,一年后抵达越南边境的,剩下不到三百人。

  
没有想到的是,交出武器之后,这三万多人被法国人直接送进了铁丝网围着的集中营,一关,就是三年半。

  
集中营在越北蒙阳一个大煤矿区的空地上,没有一个遮雨的草棚。三四万人,包括老人和小孩,被丢弃在那里,从盘古开天开始,上山砍柴、钻木取火。蒙阳对面的山坡,不到半年时间,已经出现大片乱葬岗,营养不良、疾病流传,一病就死,每天抬出去十几个尸体,天气很快就开始热起来,尸体的臭味一阵一阵传来,令人晕眩。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有时候,在最悲壮的事情发生时,你六十年后最记得的,反而是──听起来如芝麻蒜皮的小事。

  
退休以前在“荣民工程处”负责数据的陈麾东,跟着部队进入越南时,才十一岁。这十一岁的小男孩,注意到,法国人沿着中越边境满插法国国旗来标示国界。三万残军过关卡时,法国军官指挥着,身上的武器全部卸下,步枪一堆,轻机关枪一堆,手榴弹另外一堆。

  
在这个时候,突然轮到一整个军乐队要过卡了;他们身上背的、抱的、拿的,是大鼓小鼓、大小喇叭、大号小号……这军乐队也在战场上跑了一千公里,翻过“十万大山”。

  
一个乐手正要卸下他巨大的法国号,只是不知他的法国号应该属于步枪、机关枪,还是手榴弹的那一堆,正在犹豫,那个一直在旁监督缴械的法国军官一步踏上前来,指着乐器,说,“这不是武器,可以带走。”

  
一个完整的军乐队,带着他们所有的鼓、号、喇叭,就穿过了关卡,进了越南。此后的三年半里,这个军乐队在乱世中维持礼乐。

  
以后在铁丝网圈里生活的三年半,集中营里的人们胼手胝足建起了房舍,技术一成熟,就用木头和茅草在金兰湾营区建筑了一个“宏伟”的“中山堂”,各种戏曲的表演,在里头“盛大公演”。

  
你绝对不会想到,在每天靠配粮、四面站卫兵的收容营里,还有人会认认真真地成立剧团。河南出来的豫剧演员跟着部队流离到越南,在富国岛暂时安顿下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创设“中洲豫剧团”。一九五三年三万残军被送回台湾,中洲豫剧团继续发展,培养了王海玲这样一代又一代的艺人,就是今天台湾豫剧团的薪火传递者。

  
还记得那本《古文观止》吗?十七岁的马淑玲在湖南津市留给赵连发同学的书,被赵连发一路带到永州柳子庙,一路带进 “十万大山”,一路带进越南集中营。三百个师生和从前五千个师生一样,坐下来就读书。在没水没电的越南煤矿区空地上开学,这本从河南南阳带出来的《古文观止》,成为唯一的教材。校长张子静要全校学生分页相互抄写,人手一份,然后严格要求:每个人背下三十篇。

  
有一次,夜里营房失火,一团惊慌中,学生们看见校长从草屋里急急奔出来,怀里只抱着一个东西,就是那个海外孤本《古文观止》──他还穿着睡衣,赤着脚。这些河南的孩子们,在永州柳子庙时,读的是书里柳宗元文章,现在在异国异乡的寂寞蛮荒里,虽然晚上睡觉的稻草垫一翻开就有潮湿的蛆在蠕动,白天,他们却坐在地上跟着老师朗诵: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

  
从乌穈采访 “反共救国军”飞回台北的航程上,和“陆军司令”杨天啸比邻而坐。我已经习惯要问人祖宗三代的出处了,于是探询他的出生地,他谦抑微笑答道:“越南,富国岛。”

  
我吃了一惊:他是富国岛铁丝网里头出生的小孩?

  
我很快找到杨的父亲,追问细节。

  
杨景龙,是当年九十七军的一位营长;九十七军的二四六团,就是在金城江车站慨然允诺带着豫衡联中的孩子们继续南逃的部队。从长沙出发时,九十七军有完整的六万人,边战边走到了中越边境时,杨营长身边只剩下一百多人。妻子怀着身孕,还带着两个孩子,已经失散。一家人的偶然团聚,是在越南的集中营里。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日,国际交涉终于有了结果,因内战而孤悬海外三年半的军队、难民、学生,在海防港搭上了军舰,八天以后,在高雄港上了岸。两百零八个豫衡联中的学生,其中还包括后来写了 《野鸽子的黄昏》的王尚义,在高雄港落地,然后被送到员林实验中学入学。

  
在台湾员林,河南南阳的孩子们,和山东各地的孩子们,跨过大江大海惊涛骇浪,终于走到一起来了。陆陆续续地,更多的少年们来到这里:香港的、澳门的、缅甸的、舟山群岛的、大陈岛的……内战中被机器“绞”出来的多股残军、孤军和整批撤出或零散逃出的难民,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如涓涓细流,慢慢都汇入了员林实验中学。

  
我偶然看见新闻,“国防部长”陈肇敏去了豫衡中学六十周年的同学会,心想,慢点,陈肇敏不是个地道的南台湾孩子吗?怎么会是那个学校的学生?从香港打电话问他,他笑说,是的,因为家住得近,他就去上了那个学校,所以是在那样一个带点“孤臣孽子”的浓厚历史情感中长大的没错。“否则,”他说,“我一个草地小孩怎会去投考空军官校呢?”

  
有些轨迹,不知怎么最后会自己“圆”起来。三十年后,从火灾中抱着《古文观止》赤脚往外跑的张子静校长,在台湾将书亲手奉还当年的少年学生赵连发,说,“将来两岸开放后,你回老家时,把书带回去给马淑玲,告诉她,校长代表全校师生向她表示谢意。”校长流下了眼泪。

  
六十年后,赵连发真的回到了河南,找到了马淑玲,一本《古文观止》,双手奉还。

  
完整的一本书,没少一页,只是那书纸,都黄了。

  

 回复[5]: 这是谁的悲剧?中华民族?? love1975 (2009-10-04 20:47:08)  
 
  只能为生在那个时代而悲哀.中华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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