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前八年（4）│春夏│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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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前八年（4）
春夏 (发表日期:2007-09-09 16:01:43 阅读人次:1828 回复数:4)
然後當著我的面用内部電話叫來了組織部刘部長，並指示:“你派個人專門負責此事，需要什麽材料全部提供，也不要請示誰就說是我同意要辦的，另外再配備一輛車，這樣效率更快些，暫時不要對外講，事辦成後直接彙報給我，我會在局黨委會上向其他的黨委委員通氣的”。　　從當天開始我就和組織部的張幹事一起，用市局的小轿車跑手續，用了二天時間就湊齊了所有的材料，然後將這些材料交市公安局外事科辦理出國的護照。外事科的科長是我母親的學生，也曾經辦過我姐姐去德國和我弟弟去美國的護照，所以一看到我要辦理去日本的護照，二話不說立刻受理，並告訴我說，可以提前幾天出護照，再過3天來拿吧。　　從春節前後與分局局長吵架決定出國開始到護照到手，總共用了將近半年的時間，這半年使我成熟了不少，也體會到中國是個人治國家的好與坏，雖然有許多規章制度、法律，但具體到某事時，往往始終伴隨著人為的因素。這種現象有權者希望人治，常言道“有權的幸福，無權的痛苦”就是這個道理，老百姓希望當官的能秉公辦事。現在腐敗成風、風氣日下，與體制有關，體制不改，腐敗不絕。這就是我由不想出國到決定出國的原因，所以我常對人說:“一步三回頭也要往外走”。這就是当时要出国的中國人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一代人的不滿和無奈。　　去北京日本駐中國大使館辦理簽證時，我父親決定與我同行去想看看闊別52年的北京城。我父親是1938年考入清華大學經濟哲學係的，書還沒有讀幾天，日本鬼子就進了北京城。當年北京城里到處在傳説日本宪兵只要見到剃板寸頭的就要抓，説凡是剃板寸頭的都是共產黨的探子，並且听说已經殺了幾個人。當時我父親也不知何原因正好剃了一個板寸頭，可是要等到頭髮長起來的話，起碼也要好幾個月的時間，萬一這期間被抓了就沒命了，於是1939年冬天的一個夜晚，我父親和幾個同學一起，用了半年多時間從北京繞道香港再走越南，再從越南進雲南在西南聯大繼續讀完書的。西南聯大是在昆明抗日的大後方由敵佔區的清華、北大、南開三所大學的學生繼續完成學業而創建的。聞一多就是任職西南聯大教授時在一次演講會上被國民黨特務殺害的。　　在北京我陪父親拜會了他的同班同學鄒XX副總理的弟弟全国政协委员鄒XX和中央民簇學院馬學良院長等社会名流。记得当时鄒XX这样对我父亲說:“要不是我哥今晚在大会堂要接見非洲来的外檳的話，也會來和你见一面的，我哥要我帶問你好”。他們都是在小伙子的時候分手的，可是時隔50多年再見面已是白髮蒼蒼的老人了。他们有机会再见面得益于《清华校友通讯录》这本小册子。　　他們在一起回憶半個多世紀以来许许多多的往事。我父亲问鄒，柴成文现在在哪里？因为柴成文当年听共产党的号召弃学投戎投奔延安的路费是我父亲提供的，当年柴成文曾劝过我父亲一起去的。1950年有个驻北朝鲜的武官叫柴军武，由于当时驻北朝鲜的大使身体不好正在国内养病期间，朝鲜战争爆发了，周恩来总理为了了解朝鲜战争的状况以便提供给毛泽东决策是否出兵朝鲜，于是就叫柴军武回国汇报工作和后来往返中朝之间传递两国政府之间的决策，所以当年柴军武经常回国述职和经常上报，我父亲是通过《人民日报》上的照片觉得柴军武有点像当年的同学柴成文，后来他向别的同学打听，证实了我父亲的揣测，原来他是去延安后改了名字。可是“文革”后就再也没有了他的任何消息，我父亲一直都很关心他下落。　　我后来听他們聊天，其中提到了一些當年清华及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同學的名字，有的是我熟悉的常能在報紙电视上看到听到的如某副总理、某卫生部副部长、某大学校长、某大哲学家、驻某国的某大使、某武官等等。还有是我不熟悉，他们大多是解放前就去了國外或者是去了台湾的，也有的是“文革”中被整死或自殺了或者病死了，还有许多是了无音訊的，所剩下的就屈指可數了。他们的谈话的内容是以回忆往事为主，所以他们都是在感慨萬千中度过了几个小时的。　　在等簽證那幾天，我帶著父親坐馬觀花似的看了看北京城，除了天安門城樓等幾個主要的建築物外，他完全認不出北京城的風貌了。是啊，50多年的變遷，北京城的變化有多大啊! 　　从北京拿到签证之後我馬不停蹄，又是下戶口辦停職，又是別親友備行裝，最后與1990年8月5日離開故鄉，登上 “東方紅”11號江輪，經3天2夜到達上海，在上海買了去日本的船票。　　我是坐“鑑真號”船離開上海的，經過3天2夜的航行，於1990年8月13日在大阪上岸的。離開中國的時候，小孩才一歲半，剛會叫“爸爸”，在碼頭分手時，看到嗷嗷待哺的兒子，我是含著眼淚登上甲板的。僅有的1800元人民幣积蓄，辦理出國手續花費了大約1000元人民幣，剩下的800多元全部留給了妻子。　　在上海等船時我買了許多方便麵，3天的海上航行基本上是吃方便麵過來的。從大阪上岸後我直接去了静冈县的檳松市，一是為了見那位朋友，有些东西要带给他；二是為了見日本的保證人。剛到日本，身上僅有600美元（相當於當時9萬日元），除帶了衣服外，什麽也沒帶，日語不會，舉目無親，一切得從零開始的。　　從大阪坐夜间巴士，第二天在檳松市的某咖啡店里見到了朋友和那位日本保證人。日本保證人是個女的，沒有工作，婚姻失敗受刺激住過精神病院。學中國語時認識了我的朋友。实际上她無力擔保我，是瞞著當小學老師的姐姐偷偷用她姐姐的名義為我擔保的。　　90年代來日本留學的外國人，必須要有一個日本人作擔保人，這個擔保人分二種:一種是經濟擔保，就是說外國人的學費、生活費由這個日本人承擔，並且是擔保的日本人年收入不能少於500萬日元;另一種是不承擔外國人的學費、生活費，但要對外國人在生活上指導，品行上監督，叫名义擔保人。不論是那種形式的擔保人，對外國人都要在道德法律上擔保，如果外國人在日本違法、欠債等等，都由擔保人負責，所以當時能找到一個日本人做外國人的保證人是非常難的一件事情，所以90年代能來日本的中國人，都是有一定背景的，這些都是我來日本之後才知道的。我是屬於第二種情況的人。　　來日本後才清楚，找日本人做擔保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找日本人擔保不認識的人更是難上加難，可想而知朋友爲了辦我來日本一定是費了不少的精力。當晚我們在咖啡店見的面。她大約有40歲左右，不怎麽説話，也很少笑。朋友叫我給她200美元以表示感謝，她收到美金時說這是有生以來第一次看到美元。第二天我離開檳松市之前又將另外200美元給了朋友，因爲他為我辦手續一定花了一些錢。也是後來我才知道，辦一個人來日本按當年的行情是要給办理人30-50萬日元的，後來行情漲了就有各式各樣地價格了。可是當時我實在是沒有錢報答朋友，直到現在我覺得還欠朋友這個債，我想今後能有機會再見到他時，一定要將這筆錢補上。　　當朋友知道我沒帶什麽生活用品時，就送了一雙筷子、一只平底带盖儿的鋁鍋和一個盤子，在我去學校的車站等巴士的時候，他說了一句至今我都還記得的話:“從現在開始要靠自己，努力、運氣都是成敗的原因，祝你成功”。　　告別了朋友，蹬上夜行去学校的巴士，天明時目的地就會到的。我想，明天，就是我的留學生活的開始。　　明天，我的人生會是怎樣的呢？　　到离学校走路有20分钟的巴士車站來接我的是一位比我早先來日本1年的上海人孫某，行李暫放他的住處後就由他帶我去見我的導師阪X教授。導師40多歲，瘦瘦高高的戴一副眼鏡，腿有點殘疾，是本校博士生畢業後留校的，帶幾名碩士生主攻“人工口喉模仿學”課題。教授原來是我朋友的導師，半年前得了一場大病差點丟命，朋友曾經從很遠的檳松市專程來看望過他，所以師生的關係看來不錯，這也是收我為徒的原因。我不會日語，就請孫臨時做了我和導師之間会话的翻譯。導師說:“現在學校還在放假，到9月10日研究室的學生才會陸續返校，這段時間就抓緊時間學日語。開學後，上午來學校，下午可以不來研究室。一邊學日語一邊復習準備參加明年4月的大學院考試，如沒有考上，後年4月還可以再考一次。平時參加研究室的討論會和活動”。最後告訴我最好有一台電視機看，這樣對日語的學習很有幫助。導師給我的印象是一位即嚴格又親切的人。　　見完導師後，我就和孫一起回他的住所取我的行李。他住二樓，正好一樓有套空房，他就幫我和房東老太太交涉讓我住進去。其實當時孫的日語我想也不會很好的，因爲畢竟他來日本才1年多。在日本租房子是要預付禮金押金的，可我只有200美金，根本無法先交15萬日元的禮金押金的，最後經孫交涉成立，好心的老太太同意我先住進去，一個月後再補交15萬日元禮金押金，這樣總算解決了住的問題。　　上海來的留學生孫要參加9月份的大學院士考試，所以暫時請假在家復習功課沒有去打工。他打的是明治乳業做冰淇淋的工廠工，一家離學校騎自行車至少也需要40多分鐘的地方，從下午5點開始到晚上12點，每小時1000日元，還管一餐晚飯，因夏天冰淇淋工廠活忙，在加上留學生回國的多，所以缺人手，正在招臨時工，孫告訴我，等過幾天他去打工時，跟工場長先說說看是否能要我，並要我在這段時間最好能準備一輛自行車。　　安頓下來我就將身上的200美金全部兌換成日元後，就去超市買了5公斤米和鹽以及25日元一包的黃豆芽，用超市提供給家庭做火鍋用的免費白豬油開始準備來日本自己做的第一餐晚飯。由於只有一個平底鍋、一只盤子和一雙筷子，所以晚飯是這樣做出來的：先用平底鍋放豬油、鹽炒豆芽，將炒熟的豆芽放到盤子里後，再用這口平底鍋煮飯，在中國都是用電飯煲做飯，用鍋煮飯還是小的時候看外婆做過，自己不會，只能靠回憶憑印象做，結果飯是做出來了，可飯是三層樓：底層是胡的，中層是熟的，上層是夹生的。沒有辦法，就乾脆一攪和，也不管是胡的還是夹生的，就著豆芽一起往肚子里放，就這樣我吃了來日本自己做的第一餐晚飯。到現在我都記得三合一晚飯的味道——那味道是我一輩子也忘不掉的。　　90年代來日本的留學生，基本上家庭沒有支助，大多數人來日本時身上都不會有很多錢，不像現在來日本的留學生，一來日本就買攜帶電話，有的還不打工，靠父母養。記得我當年來日本後半年里沒有喝過一罐飲料（當時一廰飲料是100日元），一年里沒有打過一次國際電話（寫了100封家信）。我們那個年代的留學生平均年齡比現在的留學生大，也能吃苦，各方面的綜合素質也比現在高，所以留學生的犯罪率也比現在低。　　我所在的大學是海拔200米的日本東部，雖是夏天，但晚上還是很涼，因我沒帶被子，就和衣睡在榻榻米上，因腰部受涼，結果第二天痛得直不起來。孫知道後借給我墊的蓋的，解決了我睡覺的問題。現在回憶起來還是很感激的。當初我什麽都不懂，要是沒有他提供一些幫助，我是很難渡過剛到日本所遇到的許多困難的，他給了我幫助，給了我溫暖，給了我戰勝困難的勇氣。所以現在我只要踫到有困難剛到日本來的留學生，都盡力想幫他們，因爲剛到日本的艱辛我是深有體會的。　　我每天上午去學校研究室從日語的“阿依乌艾窝”開始自學，下午在房間里看自帶的高等數學、普通物理等準備考試的專業書籍。一個星期後的一天，孫告訴我第二天下午和他一起去冰淇淋工場見場長面試，他說已經約好了，如運氣好的話説不一定當天晚上就有可能留下來打工的，要我準備好一輛自行車。我立即按他教我的，到車站找了一輛被人遺棄的破自行車推回家，又花200日元買了修理自行車輪胎的膠水。車很小，身高有一米九一的我騎上它就像雜技團雜耍的小丑，反正比走路快也顧不了這麽多了。　　運氣還不錯，當天面試當天就留了下來。並且從當天開始，每週一到週六從下午5點—直干到晚上12點，每小時1000日元，幹的活是從流水綫上將冰淇淋裝到紙箱子里，二個人一分鐘必須裝10箱，每箱20支，如動作稍微有點緩慢，馬上就會堆積一大堆，就會遭到一起幹活的叫小林的日本人的訓斥，每天晚上11點開始打掃場地機器、處理垃圾或者換模型。我不懂日語，只能幹最簡單最髒的活，不但有時要受日本人的氣，而且有時还要受先我進工場的中國人的欺负。　　在同一冰淇淋工場打工的有來自北京、廣東和上海的，還有的是白天打工，有的是殘留孤兒，由於打工時間段不一樣，所以也就不認識，反正在這家工場打工的中國人不少。我和在同一冰淇淋工場打工的上海來的小楊很快的湊在了一起，他比我早來日本一个星期，情況也相似，所以不打工時，我們兩總是一起買東西一起玩，一起撿生活用品，一直保持到我離開學校，那段時間我们可以用相互關心幫助相依爲命來形容。　　每天我騎撿來的自行車去學校去工場，按部就班過著留學生的生活，後來經上海來的小楊介紹，也認識了另外幾位先到日本來的前輩。那時在日本留學的，有的是國家委派來的，有的是自費生。我就認識了從北京和山西來的國費生。他們每個月拿18.5萬日元的獎學金，出國前都是經過挑選的，所以大多會日語，來日本後找自己導師擔保把老婆小孩接來一起生活。按规定，國費生及家属是不能打工的，可是他们还是偷偷的在星期六、日節假日打工赚钱，不僅这些，他们的老婆也偷偷的打一份臨時工。这样他们幾年下來不僅有好幾十萬人民幣的存款，還有免關稅的八大件指标，所以他们回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大包小包的，所以他們是自費留學生最羡慕的一群人。不过他們也有羡慕我們的地方，就是學完後必須要回國，而我們自費生如果有機會是可以進日本公司就職的。

回复[1]: 小林 (2007-09-10 12:51:15)

　　水流花谢两无情，送尽东风过楚城。蝴蝶梦中家万里，子规枝上月三更。

　　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也！

　　

回复[2]: 人人都有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陈某 (2007-09-10 16:39:28)

回复[3]: “東方紅”11號江輪 龍昇 (2007-09-10 17:17:52)

　　看了：登上 “東方紅”11號江輪，經3天2夜到達上海，在上海買了去日本的船票。

　　

　　想起一段经历:

　　7、20事件（想起百万雄师、陈再道、谢富治、王力等）后，在武汉乘“東方紅”11號江輪，在九江、安庆、芜湖、马鞍山下过，看刀枪剑戟战的天花乱坠，又在上海買了去青岛的船票……

　　到处流浪，到处流窜……阿巴拉古，啊——（带颤音带拐弯儿的啊）

　　四十年啦！

　　

回复[4]: 好像龙爷那时正好在武汉 春夏 (2007-09-12 02:17:09)

　　的哥哥的家里躲避吧。好像您也是“到处流浪，到处流窜……阿巴拉古，啊——（带颤音带拐弯儿的啊）四十年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