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匡先生也是我們湖北老鄉,黃陂縣人。匡先生是我做珠寶生意時結識的朋友,因爲是老鄉,所以彼此之間也就不存在什麽信任不信任的問題。他沒有我成功的原因就是他這個人太實在,後來他就不做珠寶生意,改行打高爾夫了。他不是那種靠打高爾夫營生的專業運動員,而是和有錢的人玩高爾夫的陪打員。實際上他的高爾夫水平是蠻高的,不論對方水平有多高多低,他總是能讓客人滿意。比如每次陪打,他會根據對手的性格,要麽只輸一桿給對方,讓對方有驚無險感覺很過癮;要麽就是只贏對方一洞,讓對手深感遺憾還要再戰。他總是能吊足客人的胃口讓他們不斷的來約自己陪打,並且他還能使對方感覺不到他的刻意,所以請他陪打的人很多。在香港的同行里他的陪打費是最高的,比做珠寶生意時的收入要多而且還輕鬆。香港的三教九流沒有他不認識的,只要提到麥克匡,有頭有臉的人都喜歡他。
匡先生比我小不到十歲,偷渡來香港可能是70年代吧。
匡先生叫匡建新,他的父親匡鼎鑫是教歷史的,母親彭秀嵐是教中文的,他的父母都是50年代武漢大學的教授。在50年代的時候毛澤東曾經號召歡迎民主人士給共產黨提意見。那個時候誰敢不聽老毛的話呢,在“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下不提意見就有可能被扣上不聽毛主席話的罪名。他父親是由知識界精英組成的“九三學會”湖北分會的委員,是以黨外民主人士的身份,響應黨的號召給學院歷史係的黨支部提了幾條教學和學術上的意見,沒有想到57年“反右”時,係黨支部硬說匡教授不是提意見而是攻擊黨,給划為“右派分子”。那個年代“右派”就是“黑五類”。什麽是黑五類？就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五類的意思。匡教授自從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後就成了“運動員”。58年的“大躍進”、62年的“社會主義教育”,都少不了匡教授,尤其是66年的“文化大革命”,挨鬥陪鬥就成了家常便飯。那是個“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年代,匡建新是“右派”的兒子,上學讀書、當兵或進國營工廠都是沒有份的,只有“上山下鄉”一條路。匡建新感到自己這輩子沒有前途了,所以他打算周遊完中國後就找個沒人知道的地方結束自己的生命。他偷拿了父親幾件值錢的古董悄悄地上了路。臨走前他對父母說自己要出遠門,至於何時回家不知道,請父母大人不要牽挂也不要尋找。那時候“紅衛兵”正在搞“革命大串聯”,所以火車是不花錢的。他先上北京,後去上海,然後周遊的南方,打算在廣州自殺。一天在旅館里,他無意之中聽到有人在議論偷渡香港的事情,他靈機一動就去找那些人。
聽他後來跟我說他是按照那些人教的方法用了一件佷值錢的古董買通了當地的漁民,是他們用漁船把他偷渡來香港的。
至於匡建新是如何成功偷渡香港的經過,他從來沒有講給我聽。但是你想,在那個年代偷渡國外,如果要是被共產黨抓住的話,不僅要被判“投敵叛國”罪甚至可能要掉腦袋的,而且還要連累父母兄弟姐妹等所有的親戚和周圍所有相關人,其結果是不堪設想的。可想匡先生是冒著多大的危險和要有多大的勇氣啊,也可以想象他一路上吃了多少終生難忘而又無法向人敍述的苦啊。
匡建新來香港的時間大概是1974年,剛到香港的時候先是在一家珠寶行里學徒打工,幾年後在他的香港和美國幾位叔叔姑姑的支助下,自己開了一間珠寶舖,賺了一點錢。1976年毛澤東去世以後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父母才從海外的弟妹那裏知道了兒子早在幾年前就去了香港。
80年代後期,香港的珠寶生意開始走下坡路,匡建新只好改行幹別的。他這個人非常厚道實在,對許多事情看得很穿很淡,也很講義氣很願意幫別人的忙,所以凡是與他打過交道的人,沒有一個人是不誇他的。這次我爲了處理外匯的事情來香港,事先沒有告訴他,當我突然出現在他家時他感到有點意外。當他知道了我這趟來香港的目的之後,他問我打算如何處理,我說在香港其他人都是生意場上認識的用不上,只有你這位老鄉可以商量,怎麽辦?我也不知道。
他說:“這樣吧,我問問黑道的朋友,聽聽他們的意見怎麽樣”。
我想了一下後說:“就這樣吧”。
他就打了幾個電話後告訴我說:“已經講好了明天下午2點在九龍一個叫月寶的茶館,要見面的是香港最有實力的黑幫組織的老大汪祖榮,那個地方我知道,是汪老大的地盤”。
我問:“你是怎麽認識汪祖榮的”？
匡說:“是打高爾夫認識的,以前汪常點名要我陪打”。
這是幾年來匡建新第一次打電話找汪祖榮。
第二天我和匡先生提前十分鍾到月寶茶館的,那是個門面不大二層樓的茶館,稀稀拉拉地也差不多將整個二樓快坐滿了。進去後我們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坐下來專等汪老大。2點鍾汪祖榮帶著兩位保鏢準時到達。看到汪老大我和匡立刻站了起來。說實話,汪與我想象的相差太遠,我想象中的黑老大一定是滿臉橫肉五大三粗的,可是汪老大白白淨淨的瘦高個兒,穿的普普通通説話是慢條斯禮,眉目清秀的臉上還架著一副眼鏡,如是在大街上的話,還真不敢相信他就是香港最大的黑老大,後來聽匡告訴我說別看他表面像一介書生,其實是心很手辣的。
汪一入座就直奔主題問匡建新有何事,匡先將我介紹給汪祖榮後講了我在輝煌外匯交易的事情,並且還說從買賣報告單和交易的水單來看,有改過的痕跡,所以説明我可能是被輝煌給騙了。
汪問:“輝煌的老闆是誰”？
我說:“是張首盛”。
汪說:“不就是幾年前操縱賽馬又打記者出了事後蹲了幾年牢的那主兒嗎？知道。你擔當是誰”？
我說:“是一個叫吳承耿的,在輝煌坐第二把交椅,我輸錢主要是他搞的”。
汪又問:“有多少”？
我回答:“有200多萬吧”。
汪說:“還不少呢。你打算怎麽辦”?
我說:“交易從頭到尾都是吳承耿做的,如果是真的交易輸了我也就認了,可是根本就沒有交易等於是在欺詐,所以希望能幫我把錢要回來,我沒有時間和精力搞外匯”。
聽了我的話後汪說:“看在匡建新的面子我才過問此事的。説實在的,在我不了解外匯交易規矩之前我還不能給你打什麽保票,但是行有行規,如果這件事情辦成了的話,是要抽頭的,天一半地一半。雖然我和匡建新的關係不錯,但生意是生意”。
匡看著我,意思是我要想好啦。我想已經到這種地步了只能答應了,於是我就點頭同意了。
最後汪說:“這樣吧,三天後給你們一個回話”。
關於汪祖榮的發跡史,據匡建新介紹,好像在道上有好幾種傳説。一種說法是汪在香港的大陸人集中的居住地方有講義氣和好替朋友打抱不平的名聲,所以從溫州福建等地方來的中國人自然的聚集在他的身邊並願意服從他的指揮。這幫大陸來的人一直是香港社會最底層的,他們爲了生存和自尊都有抵觸社會的情緒,汪就利用這點統領他們在紅綠燈區強行收管理費,從而與當地的黑社會發生過許多次火拼,他們靠的是不怕死的拼殺終于打出了一片天地。另一種說法是汪把一個不大並松散的黑社會的老大給廢掉以後自己坐上了第一把交椅,靠智慧和勇氣逐步樹立了威信,並一步步的把該組織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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