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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哲学吗?(下)近现代 その二

老唤 (发表日期:2019-11-20 22:26:51 阅读人次:398 回复数:6)

    新儒家

  
在这儿提到“新儒学”,是想告诫年轻人,尽量远离它。它在你还没有哲学概念的时候,趁机把你引入歧途。等到你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着它绕来绕去——如果你具有中等以上的智商——终于弄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儿,一定会猛抽自己两个嘴巴,或者为自己的青春时光而悲叹!马克思同志教导我们说:“在科学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路可走的……”如果你有志于哲学,一定先要掌握至少英法德日(日本的翻译基本上是可以信赖的)之中的一门外语。最好是用原文阅读原著,这是从事哲学的最起码条件。你只要真的理解了哪怕一部哲学经典,能够设身处地地用它的“大脑”来思考,就能很快发现:哲学并非新儒家们说的那样……新儒学和哲学之间隔着多么遥远的距离……

  
众所周知,一般没有“中国数学”或“中国化学”……这样的称呼,也没有“法国经济学”或“德国心理学”……这样的学科,这是因为科学或说真理具有普遍性,因而不受国界的限制,否则就不配被称作科学或真理。哲学虽然起源于古希腊,但是它这样那样的概念、方法、命题却在各国哲学家那里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并且变得更加充实和丰富,获得了更加旺盛的生命力。这就是“古希腊哲学”、“英国哲学”、“德国哲学”、“法国哲学”……等“中式”称呼的来源。其表示的与其说是各自不同的侧重、角度、方法,更是一种互补、承继的关系,就像接力赛,仿佛异军突起(诉诸感性的文学艺术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但是却有“中国医学”简称“中医”这么个学科,以区别鸦片战争之后随外国人、基督教一起涌入中国的“西医”。外国并没有“西方医学”这样的称呼,因为医学作为一门科学也没有国界,它为人类所共创共享。西医也经历了漫长的从迷信到科学的发展过程,但今天终于在理论、方法以及设备方面初具规模。与此相对,中医的处境越来越尴尬:要想成为科学必须脱胎换骨,固守似乎不是办法。更何谈把这种“中国模式”向西方推广,中医好像只适用于中国人。不过在日本的小街至今确实还能看到为顾客解除筋骨劳损的针灸按摩……如果不忽悠、或说不借助爱国教育,中医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做。实际上,这一脱胎的演变也正在悄悄进行,你在中医院里会看到西医越来越大行其道。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获得了诺贝尔奖的屠呦呦。她是一个幸运儿,因为战争的需要、根据顶头儿上司的批准而进入了国家研究项目,因而躲避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她的青蒿素真可以说是归功于党,正如更多的科学家的夭折也归功于党一样。重要的是她给了我们一个启示:某种“中药”的知识如果能够经受临床的考验并上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而不仅仅停留在经验的水准,那么它必定为医学所接纳,因为它经受了科学原理的检验,符合了医学的基本要求。并且,当这种“中药”进入医学而变身为科学的成分,它的“中药”这个身份也将随之成为历史。

  
不妨提一笔,鲁迅对中医的看法饶有兴味。他在【呐喊-自序】中写道:“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年纪可是忘却了,总之是药店的柜台正和我一样高,质铺的是比我高一倍,我从一倍高的柜台外送上衣服或首饰去,在侮蔑里接了钱,再到一样高的柜台上给我久病的父亲去买药。回家之后,又须忙别的事了,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不知鲁迅“蟋蟀要原对的”的叙述是否有些夸张,但他对中医的态度却一目了然。因为一场病便“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看来也不是今天才有。

  
最令人厌恶的是这样一类中医大夫,尽管他们在确诊自己是不是患有癌症时也是寄希望于CT、B超、验血……这些西医手段而不再依靠望、闻、问、切……但是他们或许是怕丢了饭碗,或是出于爱国情结,更可能是两者兼备(两者常常是一回事儿),决不怀疑中医的“科学性”!在这一点上,他们跟那些据说具有“超能力”的气功大师、还有武术大师一模一样。把这些人称作骗子或许有人不满,但是他们的行为怎么解释呢?

  
如果细细追究起来,可以说所有关于中国“神功”的记载都毫无科学根据,只属于“神吹”。就像“自相矛盾”这个成语所言,一方面“刀枪不入”,另一方面又“削铁如泥”,好事儿都占全了,就是智商还没跟上。但是这样的“神吹”不但古来有之,而且至今几乎占领了中国所有的电视频道,颇受老百姓特别是民工的欢迎。要说古代还有点儿靠谱儿。据说神行太保戴宗日行800里,尽管“里”的长度有所变化,但自秦汉以来逐渐接近500米,也就是半公里。那么800里就是400公里前后。一天24小时,戴宗就是不吃不睡,跑完这400公里也得用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的速度!这可能吗?马拉松只有42公里多点儿,最少两个小时多点儿,已经是体力的极限,当然还得是经过科学训练的世界上最顶尖的神行太保!24小时保持这样的速度?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不信,但是不管怎么说,还有点儿靠谱,加上小说的艺术加工。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武侠片、功夫片里的武功,比如“飞檐走壁”,就更不靠谱儿了,五六米、甚至十几米的高墙一跃而上,比当今世界上最优秀的撑杆跳高运动员还麻利。这与其说是艺术,不如说是神话;与其说是神话,不如说是忽悠。幸亏中国人喜欢忽悠,不管是忽悠者还是被忽悠者(金庸很聪明或说狡猾,他正是利用这一点而畅销)。如果非说这些也有什么历史依据,那么中国人的身体素质退化得也太快了点儿吧?

  
这样一出戏以不同的场景也在“新儒家”那里上演:这些隔离于西方哲学之外的“学者”(有些还留过学、甚至生活在国外、有的还翻译过西方哲学著作……)不但不是以哲学精神对过往的中国思想进行整体的反思,反而企图把与哲学精神迥异、与外国哲学无法“接轨”的儒家思想塞进哲学、科学的行列。他们毫无哲学素养,因而不断地回归中国古代思想的驱壳之中,仿佛那里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所谓“新儒家”由来已久,应该说肇始于清末民初中西接触之时,作为抵触西方思想的一种势力。并且是一个普遍现象,就是说,你在很多当时的“学者”那里都可以找到他们的踪影。可以肯定的是:即使统治者有一天在中国消失,作为哭丧的人种,新儒家人物也会不断涌现。虽然名目纷呈,但基本上换汤不换药。刚发现有一个叫杜维明的“新儒家学者”,(据说是艾蓓,就是那个写作【叫父亲太沉重】、冒充周恩来女儿的女人的二婚夫。从人品上论,二人可说是绝配)拼命想要说明:儒家传统是好的,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但是一旦被政治化、被当权者利用成为儒教,就变成了中国传统的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多么“出色的”辩解!但是只能忽悠那些缺乏判断能力的傻屄,如果没有孔子纲举目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没有那些扼杀独立思考的教条,统治者怎么会看上儒家?我甚为怀疑这位杜维明先生的初衷:是不是也想学习大儒,趁机分点儿统治者的残羹剩饭?

  
如果说王阳明的思想是守旧和革新的矛盾体,那么新儒家便是继续守旧的一支。从性质上讲,新儒家新一轮的“崛起”不过是统治者用来转移视线、混淆视听的老把戏:忽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比“老儒家”更加可恶。前面说过,哲学不单是学问,它关注的是现实,而且是最本质的现实问题。新儒家它敢吗?

  
如果真的“懂哲学”,就会知道一个很简单的逻辑: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必须使用一切手段在消灭哲学精神的同时窒息国民的思考、创造能力,就因为前后两者处于你死我活的关系之中。古今中外无不如此,就像欧洲有上千年“经院哲学”占统治地位的黑暗历史一样,中国也有着加倍漫长的“经学”代表学术的历史。根据同样的逻辑:在这样的国家,身居高位还能颐养天年的“政客”和“学者”只有两种可能:不是没有道德观念,就是智商欠缺。有人认为还存在第三种可能:两者兼备。不过,这种观点只是指出了两者相辅相成的关系。

  
在中国,为了弥补哲学的欠缺,不如说说为了彻底消灭哲学精神,政客和学者合力创造出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叫做“国学”的东西。这个“国学”以全民皆有的阿Q精神为灵魂,以儒家的伦理道德为指南,辅之以佛、法、道,以“爱国”为幌子,以公认和非公认的“国学大师”为榜样,以忽悠为手段,重塑“五千年中华文明”!他们的幸运在于中国人从来不可能搞懂“天尊地卑”、“道可道非常道”、“天理”……到底意味着什么!与此相呼应的是:一时间古装连续剧、各种“鉴宝”节目充斥电视。这些所谓的“文艺工作者”、“古董收藏家”……以金钱为目的,以“击鼓传花”为手段,终于再次树立了以乾隆和慈禧的审美趣味为理想的中国男女的审美标准!

  
说到底,儒家的成立必须以统治者为前提,没有了统治者,儒家的理论自然土崩瓦解。同样,统治者也需要儒家这张羊皮或者这个羊头,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唇亡齿寒或者唇齿相依。在某种程度上保障了“平等”的国家,儒家的理论自然就成为了“历史”,或说文化垃圾。比如在日本。那里有一套在根基上就已然完全不同的道德观念。当然,儒家这种歪理在欧洲本来就没有市场。一个现象是“孔子学院”想通过廉价教汉语的手段向各国推广“中华思想”,顺便搞些其他活动,其结果可想而知:就像往非洲出口狗皮帽子,异想天开!

  
“平等”是一个理念,或说观念、理想,在现实中没有绝对的平等。但是是否追求和保障平等这一理念却是现实问题。如果如柏拉图所说,世上真有所谓完美的理念,那么当你意识到这一理念,就应该为实现这一理念而不懈努力,而不是为现实辩解甚至美化现实。这就是作为人追求真善美的“精神”。当然以钱为判断标准的中国人不以为然:理念多少钱一斤?……和我没有一毛钱关系……在缺乏理念、信仰唯物主义的国度,钱与权便上升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当然,更多的人连衡量的可能都没有,他们为了生存而疲于奔命。正如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的扉页题词:“活得匆忙,来不及思索”(固然普希金说的不是“劳动人民”)。中国的情况是:几乎99%以上的人连独立思考的能力都没有!中国人更相信:“民以食为天”,翻译成白话文:“就知道吃” !也只有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能创造出这样的成语,并且毫不隐晦。

  
把原则问题和枝节问题混为一谈,这是“忽悠”的另一特征,也是新儒家的立身之本。然而在道德问题上,舍本求末是无济于事的。这样做除了证明这些这些所谓的“道德家”们的自私,即为了混口饭吃不惜出卖灵魂(原本就没有灵魂也未可知),还有就是智商的问题了。除此之外没有第三种可能!

  




 回复[1]: 续 老唤 (2019-11-20 22:28:39)  
 
   翻译家贺麟也属于“新儒家”。这又是一个黑色幽默。据说贺麟曾留美五年研习西方哲学,对不大瞧得上孔夫子的黑格尔颇有研究(不知他对黑格尔的这个观点是否有过深入的探讨),尽管如此,他仍试图找到西方哲学和儒家思想的共通之处……最终的结果是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信奉了辩证唯物主义。从“思想”历程来看,与冯友兰类似,当然,这也是中国“学者”的普遍命运,或说唯一出路。除了不得不教书挣钱之外,这与他们对附庸统治阶层的儒家文化的认同应该有关。

  
当然,比起“中国著名哲学家”友兰的“新理学”,同为“中国著名哲学家”贺麟的“新心学”在哲学意义上要成熟得多。友兰最想当然的是认为“中国古典哲学”与西方哲学谈的基本上是一回事儿,只是说法不一样。因此他的任务是为古汉语中颇具神话色彩的“概念”进行改装并使其形成系统。最终给出了一个非驴非马的四不像。无论从“新理学”这个词儿,还是从其内容都可以看到朱熹的影子。从内容上:朱熹先天的“天理”被友兰改造成了“无字天书”,或曰“真际”,与“实际”对立,并用“气”来使两者发生关系;从手法上:和朱熹类同,也是毫无逻辑的八卦,更无暇顾及四处走气漏风的二元论。这说明友兰不但没看懂古书,也没看懂外国书,这两者在根源上倒是一回事儿。然而友兰却说自己的“理论”是“最哲学的哲学”……智商确是待查……一说起友兰就头痛!

  
如果说“新儒学”与哲学毫不沾边儿,贺麟应该是个例外。首先,立脚点就高出一截。他看中了中国思想中最具哲学色彩的阳明“心学”中积极的一面,并赋之与德国哲学中与之相近的新黑格尔学派、乃至康德的理论支撑。其次,贺麟首次将“心”具体为对真(理性思维)、善(道德判断)、美(直觉感悟)的认知,强调三者的统一。只不过后两者也是西方的传统,并不是东方的特产。他也认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这是笔者决不能苟同的,因为两者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甚至相悖。因此两者的“精神”也有着性质上的差异。不过,贺麟对这一差异的抹杀是“新儒学”的共同特征。

  
借用西方理论把儒家“哲学化”的结果是把儒家的“仁”与上帝的“爱”混为一谈,反而使“儒学”变成了“儒教”(宗教化),违背了哲学精神。为了光大这个儒教,还要用艺术对其教条进行美化(艺术化)。像其他的“新儒家”一样,贺麟从事的也是中西“杂交”,试图试验出一个新品种。无奈儒家过于贫弱,已没什么利用价值。他不像其他新儒家那样急于构建体系,这是他的自知之明。在他的没有体系的体系里,属于他自己的创见并不多,这也像其他的新儒家一样。如果他能站在更高的角度更深刻地理解“中西哲学”,他一定会放弃“杂交”两种性质不同“精神”。他的价值在于:比起其他的新儒家,他更接近西方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朱光潜最为出色,他虽然声称自己也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所翻译介绍的著作都是“唯心论者”的经典;他虽然是个美学家,但是最能体谅西方哲学真善美的格局,因而也最能贯彻西方哲学的精神。他才是为“中国心”开辟了美的领域的功臣!

  
为了接着聊,先说一个简单的例子吧。“时间”!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时间”或说“时间观念”。有过爱情的人在等待恋人的时候会觉得时间走得很慢,在与恋人相聚的时候又会觉得时间走得很快。孩子们常觉得时间走得很慢,因而生命十分漫长,而老人们却觉得时间走得很快,“人生倏忽兮如白驹之过隙”。我们有“没有时间”的时间观念:“长生不老”或曰“永生”;我们还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自然时间”。最后,我们有日晷、滴漏、傅科摆,还有劳力士和电子表……我们有日历,包括阴历、阳历……进一步,我们发现,不但有感性的时间,还有理性的时间,有想象的时间,还有科学的时间,就如有神话宗教、自然日常……以及作为度量仪器的科学的时间。

  
亚里士多德说“‘现在’是时间的一个环节,连接着过去的时间和将来的时间;它又是时间的一个限:将来时间的开始,过去时间的终结。”他把时间、空间看作存在的形式,强调时间的客观性。而康德认为时间是“先验的”范畴。a priori的本意是“先在的”或“在先的”。这个概念在中世纪演变为“先天的”或“天赋的”等具有“超验的”宗教色彩的意思,是康德又恢复了它的哲学面目。“先验的”,即先于经验、作为统一经验的范畴。问题是这个“先验的”东西从何而来?这就像我们想要追问:如果说世界是上帝创造的,那么上帝又是谁创造的呢?新康德派的卡西尔则更加强调时间的主观性,他对时间的看法令人过目不忘,他认为没有过去,过去只是我们的回忆;也没有未开,未来只是我们的幻想。喜欢历史的人对此应该深有体会。即便如永恒不变的“科学的时间”也因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动摇,因为他认为时间的流速也是相对的,随条件变化而变化。这个观点无疑支持了卡西尔时间的主观性和多样性的观点。

  
以时间为例是想指出:哲学研究宗教(例如宗教的时间观念),然而宗教却远离哲学。这也是宗教与哲学的区别之一。“新儒学”中主张“新唯识论”的熊十力就是后者的典型。本文“前言”中曾提到“无需赘言,在讨论所谓中国哲学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哲学。”而熊十力正是反其道而用之的典范。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仍把他视为“哲学家”!

  
在哲学看来,宗教中“真”的成分主要体现在它的“认识论”,即对超验的神灵的“感悟”,这个“感悟”或“悟”属于“直觉”范畴。固然,神灵无法证明,“悟”也只能依赖个人的“灵性”。但是其“认识论”所强调的“心”却对中国的儒教有着至深的影响。不过,其善恶观念属于伦理学范畴,其宗教情感或曰“敬畏感”属于“崇高”这一美学范畴。这些“条条框框”在熊十力那里是绝无的。熊十力是闭门造车的典范,不过幸亏如此,如果他了解了西方哲学,估计就没有“新唯识论”了。熊先生潜心发明了一种“哲学理论”,其实主要观点在外国哲学著作中早有先例,尽管概念和逻辑不大相同。这就像你写了一篇小说,除了时间地点、人物姓名,其他都和已有的外国小说几乎一样,还不如人家精彩,只好拿给不看外国小说的中国读者。

  
熊十力的“融贯中西”与他的“会通儒佛”是一个意思,“西”就是“佛”,和西方哲学没什么关系。由儒而佛,由佛返儒,或说从崇佛贬儒到贬佛崇儒(“佛玄而诞,儒大而正” )是他的思想历程:“《新论》文言文体犹融《易》以入佛,至语体文本则宗主在 《易》。”儒佛互补:“会通儒佛,归宗于《易》。”

  
“新唯识论”的“识”即“心”:“识者,心之异名。”“唯识”即“唯心”,佛教与哲学只是说法不一样。好像强调了“心”,一切就都可以随心所欲了。“新”在于强调“体用不二”,殊不知这并非他的创见,且不论唯物唯心,无论在西方哲学,还是程朱理学(“体用一源”)、特别是阳明心学,甚至更早都可以找到先例,并且就源自易学、佛学的影响。幸亏他不了解西方哲学,否则或许会有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顾虑。他用大海与众沤来说明本体与现象、心与万象、“体”与“用”的“体用不二”的关系,把【周易】的“翕辟”之说改装成自己的“辩证法”和“宇宙论”:“翕辟成变”;把“识”分为“性智”(对本体的认知)、“量智”(对现象的认知)……就概念的科学性而言离哲学越来越远……当你教钢琴的时候并不需要孩子把所学过的曲子都弹一遍,只要弹一曲,甚至几小节,就应该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了。

  
本文开篇曾篡改荀子【劝学】名句“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为“吾尝终日而学矣,不如须臾之所思也”,好像是强调事情的另一方面,有点儿孔子所云:“学而不思则罔”的意思。而实际上“学”和“思”是一件事儿,古人喜欢分开说。“怀疑”是“思”的重要内容之一,当然,是否具有“怀疑”的能力更是个问题。万事开头难,首先学什么?……荀子继续说“南方有鸟焉,名曰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把哲学系在儒家学说上,就是这个结果!不过这里,荀子似乎也搞错了:蒙鸠应该是指斑鸠,斑鸠是不会把巢系在芦苇上的。即使是体轻如燕的鹪鹩也不会。倒是芦苇莺(也叫剖苇)把巢筑在芦苇上,因杜鹃(布谷鸟)借此托卵(孵卵)而闻名。【诗经】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的说法,估计源于此种现象。

  
书籍就像食物:有的食物会增加你的食欲,而有的却令人作呕,常吃就没了胃口。在某种意义上说,哲学是思辨的游戏,我喜欢哲学正像喜欢围棋,源于思考带来的游戏般的快感。读西方哲学著作你会感到思辨带来的愉悦,但是读儒家,比如朱熹,特别是新儒家的东西,你只能感到教条的枯燥,就像学“马列”、“党史”什么的,除非你有什么别的目的,比如考大学。这些教条净是些作者为了某个私人目的的臆造,既没有认识论上的根据,也经不住逻辑的推敲,更谈不上“新鲜感”。只能算作“忽悠”。所谓“新儒家”也正是这样。谈论他们,只能败坏你的胃口,使你对人,甚至对世界感到绝望!新儒家在松软的地基上妄想盖一座大厦,其结果可想而知,就像我国生产的劳力士和LV……垃圾越堆越多,即使有清洁工也只能望洋兴叹。而这正中统治者的下怀,他们指着这座雄伟的垃圾堆教导下一代:好好学习,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总之,“新儒学”只是“儒学”的回光返照,为了避免再次坠入大字报的水平,也为了读者的心情,新儒家的讨论就此为止吧……

  

 回复[2]:  二进宫 (2019-11-22 02:18:03)  
 
  正在学习研究您老的文章

 回复[3]: 验证谎言 weilin (2019-11-22 10:42:05)  
 
  “贺麟首次将“心”具体为对真(理性思维)、善(道德判断)、美(直觉感悟)的认知,强调三者的统一。只不过后两者也是西方的传统,并不是东方的特产。他也认为“东圣西圣,心同理同”,这是笔者决不能苟同的,因为两者追求的目标并不相同,甚至相悖。因此两者的“精神”也有着性质上的差异。不过,贺麟对这一差异的抹杀是“新儒学”的共同特征。”

  
——————— 我以为,关于对“新儒学”的批判,如果将这段文字展开或许能击中要害。

  
要害一,“将“心”具体为对真(理性思维)的认知。”

  
中华民族的坟墓里永远也挖不出“理性思维”,那么,中国芯也就永远也没有机会被“具体为对真的认知”。

  
真,对于接触西方文明之前的中国芯,是一个永远的梦。那么,中国心只能装满谎言。

  
要害二,“东聖西聖,心同理同” 。戳穿这句谎言对于老唤应该轻而易举。于是,“中国嘴”只能说出谎言。

  
将上面的两个要害,与新儒的老祖老儒,汇聚成一个基因要害:

  
谎言,是新老儒家一切立论的基础。产生的也是继续忽悠人的谎言。

  
或者说,任何人都可以非常容易的证明:儒学,三代儒学还是千代儒学,除了最基本的常识,其中没有一句不是立足于谎言。这是可以用儒家古今的一切文献来验证的。

  

 回复[4]: 揭穿儒家谎言 weilin (2019-11-22 10:56:25)  
 
  儒家谎言,最根本的有两类,

  
一类是,上尊下卑,被忽悠成天理,它构成金字塔丛林人伦的基础。儒家的等级秩序建立其上。

  
另一类,三纲五常,它用“美好的五常”掩盖“邪恶的三纲”结果收获虚伪扭曲的人性,

  
它与“通过无产阶级专政来实现共产主义”,完全符合 “心同理同”。我称为,目的与路径的自相矛盾。

  
谎言是一切形式的儒家的根本。

 回复[5]: 战争真能万岁吗?严重质疑! weilin (2019-12-05 19:01:28)  
 
  战争真能万岁吗?严重质疑!

  
“戰爭,在人类社会,与政治紧密关联,是多個組織和組織之間的有組織性的武裝突。克劳塞维茨认为“战争是政治的延续”。以武力为手段,目的是迫使一方服从另一方的意志(通常是政治意图),通过多次大规模对决使敌人失去抵抗的力量,这样的行为就是战争[1]。” —— 维基百科

  
如果认同上述观点,那么,战争的最关键前提是,

  
对恃的双方都具备,“抵抗的力量”。

  
否则,便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屠杀(表明胜者在负者愿意投降后的继续杀戮)

  
或者,被屠杀(表明负者为私利或误判无视生命一意孤行让自己的人送死的行为)。

  
双方相当的“抵抗的力量”,在冷兵器时代人的智慧在战争中占主导作用的环境里,比较难以评判。而就“战争万岁”与否而言,则属于将来时,此种环境在此无需考虑。

  
而在现代科技水平可能使得双方的武力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人与钢铁肉搏、地面武装与高科技立体打击对恃的情况下,则比较容易判断,例如,朝鲜战争,一边倒超过十多倍的死伤比例已经不能再称为对抗性战争而是“被屠杀”。是送死!林彪正是不愿意看着自己的战士“被屠杀”而拒不受命,算是还有一钉点人性。因为,他也有“屠杀”的历史。

  
同样,所谓的“海湾战争”也只能称为“被屠杀”,萨达姆自己也被宣判执行了绞刑。

  
被屠杀,是指负方没有资格参与战争性对抗,而罔顾生命、负隅顽抗。

  
二战最后阶段的日本,在美国人的原子弹面前就是完全失去了“抵抗能力”却仍然要毫无人性的让国民送死,日本军阀因此也承担了战犯的刑罚。

  
于是,决定战争能不能“万岁”的关键因素,至少目前来看,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

  
人类社会难道永远会存在,即生死对立、又“武力相当”的对抗性的政治力量吗?

 回复[6]: 抱歉 weilin (2019-12-05 19: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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