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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哲学吗?(中)

老唤 (发表日期:2019-09-14 07:34:06 阅读人次:1271 回复数:19)

   中国有哲学吗?(中)

  
儒家

  
指源自孔子的思想传统及其代表人物。

  
之所以主要谈儒家是因为已经没什么其他值得一谈的“家”了。

  
如果按照“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追究儒家的出身,那麻烦可就大了。据有人说【说文解字】不但是中国最早的字典,也是世界最早的字典。究其原因,估计是因为汉语以字为最小单位,而外国一般以词。如果以词为单位,早在古希腊就有了“词典”的雏形。据说【说文】出自东汉许慎(公元30?-124年?待考)之手,但与他的其他著述一样下落不明了。今天能看到的【说文】经过历代“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的校正、增改已经与时俱进、几乎面目全非了。我们很难断定其注解是否还是东汉时代许慎的原意,只能“猜”。根据所谓“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儒:“柔也,术士之称。”根据职业的起源,“术士”在远古的原型应该是从事丧葬仪式的专职人员,之后衍生出算命先生或说占卜师之类。我们至今还能找到这种保留完好的“活化石”。由此再演变成具有现代意义的“读书人”,应该又经历了文字诞生和形成的漫长历史,以及“四书五经”成为“书”的主流的过程。这一过程也表明了儒道本是一家,或说儒生于道。不过这倒符合世界文明起源于神话的通说。“柔”应该是职业特征,或从事该职业的人员的必备素质。根据【说文】,“柔:木曲直也”,给想象留下了广阔的天地:可曲可直,左右逢源,但不能“宁折不弯”,又演变为“好死不如赖活着”、“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等传统观念。用作动词:使其柔软,调和、中庸、和稀泥……等等。两千多年来,所有的“儒生”都在著书立说试图抹杀或美化那个不怎么光彩的出身,使其尽可能冠冕堂皇一些……顺便提一句:好的词典可以用词典里的词汇解释任何一个词典里的词汇,它像一个循环着血液的生命体;但是【说文】不具备这种特征,你想追究下去,必将走进死胡同。不信你就试试……

  
庞大的“中国学问”是一个圈套,正如“第二十二条军规”。在你了解它之前,你当然无法对它进行判断;但是当你终于全“搞懂”了,很有可能已经垂垂老矣、麻痹得失去了判断能力,就像吸了海洛因,特别是对还没搞懂何谓哲学的人而言。顺便说一句,如果作品真是生命、也有智商的话,【第二十二条军规】堪称高智商的杰作,但是却没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笔者并非以诺贝尔文学奖作为判断文学价值的标准,而是惋惜文学评奖委员会又错失了一次证明自己眼力的良机!那些“正统”的老学究们不是用眼睛,而是用耳朵来判断,说他们不懂文学也许有些过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实在理解不了什么是“文学精神”!

  
什么是“中国学问”?

  
举个例子。前面已经提到古代汉语的缺陷,即其文字无法作为“科学语言”,因为只可意会(想象),不可言传(定义)。更糟糕的是:无法断句!而断句是理解的条件。你可以说古人愚蠢,在创造了文字的同时却没有想到创造标点符号;你也可以说古人聪明,让后人随便断句,以便总能找到一种冠冕堂皇的说法。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的典范。短短十个字,至少有五种读法,像是玩儿游戏: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如何断句?立场决定观点,观点决定解释,即屁股决定脑袋;而不是反之。这与科学的解读方法相反,却很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所谓“唯我独尊”。不过,智商居于中等以上的人都能看到:断句不同,但本质一样。不管“民”与“之”被如何定义,孔子所言无非是一种驭民之术。如果承认整体赋予部分以意义,你根据孔子的“社会结构图”大致可以推查他的句号逗号,尽管这推查毕竟是推查,是否孔子的本意还是有待商榷。因为孔子没有给概念以定义的习惯,所以其所谓的“理论”只能停留在“忽悠”的水平。

  
日本(当然不单日本)有个现象,对应的词汇是“ゴミ屋敷”,翻译成中文:“垃圾住宅”。一条洁净的小街或是什么地方,有一轩住宅,房主完全是出于“天生的兴趣”——一种病态心理——专门保留一切毫无价值、也就是说纯粹意义上的垃圾,数十年如一日,以致于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只好睡在垃圾堆上。臭气四处飘散,周围苦不堪言。据说这也是在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范围之内。幸好具有这种病态性格的人并不多见。你想干涉他么?他受法律保护,并且运走如此大量的垃圾需要一笔昂贵的费用。这一现象颇似“中国学问”,统治者当然不但不会出面,反而乐此不疲,不添乱就已经很不错了;而“财大气粗”如胡适那样想到“整理国故”的中国人又实在绝无仅有。形象地说,“中国学问”就像一块粘鼠板,你一旦粘上,越是想要逃离,就被粘得越牢。所有的歪理邪说都不经反思和整理,反而冠以“思想”、甚至“哲学”的头衔保存下来,以备不时之需。五千年的文化垃圾堆放在那儿,占据着中国人思想和生存的空间……它不但不能使你聪明,反而只能使你愚蠢或者狡诈。

  
汉—清。

  
董仲舒(前179-104年,西汉)的“学说”就是这样的文化垃圾,他甚至给孔子的学说披上了宗教的外衣,或说为孔子的学说找来了“神学(源自“易”的阴阳五行说)”的根据,这是一步灾难性的倒退,从此率领中国人走上了迷信的歧路。他的“罢黜百家”、“大一统”、“天人感应”、“前德而后刑”……无不是为了彻底消灭哲学精神,居然有中国人称之为“哲学家”!以此类推,连算命先生也应该排在哲学家之列……

  
据说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力仅次于孔子的是朱熹(1130-1200年,南宋)。先抄录一段文字:“凡有狱讼,必先论其尊卑、上下、长幼、亲疏之分,而后听其曲直之辞。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其不直者,罪加凡人之坐。”您猜猜,这是谁说的?如果您尚且不知,那么一定会说:“这他妈的是哪个混账说的!满嘴喷粪!”还别生气,这就是朱熹说的!还不是随便儿说说,而是给皇上的奏折!明码儿地暗示皇上:我就是您的一条狗!短短的一段文字正是朱熹的精准素描,也是孔子代表的儒家的精髓!就是这么一个人,你还指望他能追求真理?如果他有“理”,也是歪理,他的理越是完善,社会就越是黑暗!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左右了元、明、清的科举和政治!就是这么一个人还被后人尊称为“朱子”!可想而知,中国人有多么愚昧,或者说,统治者多么能忽悠!

  
反复强调并不为过:在讨论与善相关的伦理、道德、法律的时候,前提是理解“平等”这一概念,因为平等是伦理、道德、法律的基础。这样说是根据真理必须具备普遍性这一哲学命题。可以说:平等是最高的道德;而不以平等为前提的道德和法律都是违背道德和法律精神的,或说不道德的、违法的、虚伪的,用汉语中的日常用语说:“忽悠”、“唬傻屄”或“傻屄唬傻屄”(因为实在找不到更恰当的词汇……请勿对号入座)。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缺少哲学教养,所以“忽悠”成了中华文明的优秀传统之一。有些人还把朱熹捧成“哲学家”,你们懂哲学么?朱熹连最起码的哲学素养都没有!先不说朱熹根据儒家的习惯或说成见,把社会和人分成三六九等,这大概便是他的“天理(宗教语言)”使然;就说他的“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 没有概念的界说,没有逻辑的推理,就这么武断!据说他的“性善说”源自孟子,不久还被某人(待考)编成教科书【三字经】,开篇“人之初,性本善。”……首先,“善”是一个判断,或说一个后天的价值判断,这是朱熹们做梦都想不到的。要弄懂这个简单的道理,中国人需要几千年,甚至也许会更久!

  
然而“欲”却是先天的。朱熹颠倒次序,就是要为国民彻底实施阉割手术。“存天理,灭人欲”就是他的理论纲领。朱熹的理论如果可以叫做“哲学”,那么他的“哲学”从第一步就走上了反哲学的歧路。“天理”这个词儿如果可以叫做“概念”,那么与其说它是哲学概念,不如说是神学概念、宗教概念。人是欲望的集合体,欲望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就如求知欲所掌握的知既可以是真理,也可以是谬论。朱熹的知识因为从第一步就走上了歧途,不管他如何求证,他的知识只能是伪知识,其结果是:他的做人也只能做到伪君子的程度。不过他为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升官发财的光辉榜样。

  
顺便插几句。“理学”的先行者据说是周敦颐(1017-1073年,北宋),他把儒法道融为一体:用道家的思维方式为儒家寻求支撑,并辅之以法家的观念。没什么新花样儿,当然,更没什么正经的哲学语言。不过,必须提到:如果没有他,也许“哲学”这个中国词汇就会以另一种面貌出现了。因为“哲学”一词来自日本幕府末年启蒙思想家西周,据说他在翻译希腊文的“爱智”时,参考了周敦颐【通书】中的“士希贤”一句,因而创造了“希贤学”,进而“希哲学”,最后定着为“哲学”。也正是这个周敦颐,授业二程,弟弟程颐又启蒙了朱熹,成就了“新儒学”的理学学派;哥哥程颢与心学学派的创始者陆九渊又有着几分类似,乃至引起200多年后明代王阳明的关注。陆九渊确是个神童,据说十三岁便对心学的精神有了“顿悟”,因而朝着哲学迈出了果敢的一步。个性如此鲜明,即使受到了谁的影响,这影响也不可能左右他固有的信念。之所以不能成为正统,这当然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上述日本那种不土不洋,或说“东西结合”的现象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西周正是处于日本新旧交替时期的关键人物之一。西周出身于儒学,而后留学欧洲却成为儒学的批判者。明治维新以前,儒学、理学在日本有很大的影响,具有“汉学”修养就像姑娘挎着LV的皮包一样荣耀。那时的日本有点儿中国的粉丝的味道,中国什么都好。日本的突然改变与列强施压和幕末的这批留学生有很大关系,他们大开眼界,就像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他们发现不但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治学,而且还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治国,以代替被中国人吹得天花乱坠却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宋明理学乃至儒家思想。“新国语”的出现也正是抵御汉字的结果。我甚至怀疑:这种“受了骗”的感觉,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看,是否也是日本进行报复、发动甲午海战的心理要素之一呢?可惜,似乎没有关于这方面的分析文章可供参考。

  
前面提到汉字的各种缺陷,这里再涉及一点,比方英语,你只要会读二十几个字母,因为读写相关,即使你是个英国“文盲”,只要会说话,也会八九不离十地看懂报纸。但是汉语却不行,汉字的读音和字形毫无关联,你必须经过一个较为漫长的学习过程,一个一个地把汉字和它的读音联系起来,才能由浅入深地看懂文章。这是一个门槛儿,专为底层劳动人民设置,为了统治阶层更便于忽悠。当然,这也是中国人普遍文化程度不高,甚至文盲过多的原因之一。说来惭愧,我这个所谓世界名牌儿的课程博士还时不时遇到读错了,甚至读不出来的汉字!

  
日本也经历了这样的困惑。明治时代,随着西洋文化的发现,“国语”改良登上了议事日程。一种观点认为应该用外语代替日语;另一种主张从日语中取缔汉字,因为假名本就是表音符号。其中,西周的文章题目就是【论用洋字代替国语】。在他之前,较为著名的说法属于文部大臣森有礼:不用欧洲的某种语言代替日语就不可能跟上先进国的步伐。日本最后似乎是采用了福泽谕吉较为折中的“汉字节减论”:去掉复杂的汉字,两三千汉字足够……这本书就只用了约两千汉字,不觉得有什么不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似乎可以说,日本虽然在创造才能上难比欧美,但是在知错就改上却值得尊敬。这也是中日之间的一大差别,我国一般是将错就错、一错到底……

  
插话有点儿长了,话说回来。据说诸子之中有一个叫“告子”的(查无实据),认为人性无善恶,就像水,可以向东,也可以向西。这还有点儿靠谱,有点儿像“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说法。但所有这些都是用比喻或象征的手法来表达的,没有概念的界定和逻辑的推理留存下来让我们借鉴。根据朱熹的理论,我们是否可以说:猫之初,性本恶;狗之初,性本善;狼之初……牛……呢?你也许会说:猫不是人!但是“天理”为什么不降临在猫的身上呢?说到底,这个“天理”也是他朱熹的臆造。这可不是矫情,而是做学问的基本态度。

  
孔融让梨的故事之所以家喻户晓是因为像孔融这样“天生”就“善”的孩子就像“董存瑞黄继光”一样十分稀少。朱熹既然“格物致知”,那么他应该能从这个简单的故事中领悟点儿什么。但是很遗憾!西方的很多心理学家都是借助对儿童的观察而发现了心理学的一些原理,或试图从“个体发生”中寻求“种系发生”的一些规律,但是这些最基本的科学观念在朱熹那里却无迹可求。

  
据说与“性善论”相对抗的“性恶论”的代表人物是荀子,并且人性善还是恶居然在中国争论了上千年,不是有人在忽悠,就是智商实在有待开发!如果换一种说法,说“自私是动物的生存本能,因而也是人的生存本能”,或许还有些靠谱。但是自私却可以导向不同的结果,既可以导向独裁,也可以导向民主,即保障所有人“自私”的平等权利。说到这儿,忍不住插两句。目前有个“法轮功”,和“新儒家”一样,也是张口中华文明五千年,闭口“三字经”。我真是搞不明白,如果他们受迫害属实,那么他们怎么还能相信上千年来维护统治的理论支柱呢?还有那个“真善忍”,不伦不类,说是对真理的歪曲,他们又会跳脚!无论哲学还是宗教,“忍”都是“善”的从属概念,是“善”的手段之一。作为纲领,这是难以饶恕的概念和逻辑上的混乱!“忽悠”有诸多技巧,前面提到的混淆种概念和属概念就是其中之一。这和如今从者众多的“爆料大王”郭文贵的“郭七条”一样,自相矛盾!一个没有哲学的民族不可能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没有抽象思维凭借的工具!这就是中国的悲哀!这不是打倒了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如何使哪怕1%、甚至万分之一的中国人具有理性思维能力的问题……

  




 回复[2]: 续二 老唤 (2019-09-14 07:38:39)  
 
   值得骄傲的是王阳明比柏克莱早生200年!这也就是我说中国如果还有一位哲学家,那应该就是王阳明的原因!遗憾的是,比起柏克莱的哲学语言,王阳明的更为稀缺。通过柏克莱的著作,我们至少可以定义他的“感知”,但是王阳明的“心”却更类似于日常用语中的一个泛泛的概念。不过即便如此,他还是明示了一个重要的哲学课题:“心”“物”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强调“心”还是“物”决定了哲学的生与死。当然,这里的比较是用广角镜,即把我们要追查的对象放在世界(空间)的哲学史(时间)中来观察,这种观察方法在有着“国家哲学”的中国是不可能存在的。假设,我是说假设:换一个历史环境,王阳明很可能是开始中国哲学旅程的领路人,但是遗憾的是他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我们发现“心外无物”与“存在即是被感知”仿佛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当你聚焦概念就会发现其中的差异。首先,我们来看王阳明的“心”。插一句:仿佛是个幽默,眼下就有一个证明“存在即是被感知”的例子:中国所谓哲学家的“心”和外国哲学家的“心”是不一样的!横向看,例如在康德看来,“心”,他更习惯用“认识”、“精神”、“思维”这样的概念,应该分为“真”“善”“美”三个组成部分或说认识形式,而“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甚至认为美、善的“本质”就是真。而中国儒家的“心”似乎只有一个部分,就是“善”。就连阳明也未能幸免,他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又曰:“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 而且,儒家的这个所谓的“善”又缺乏“真”的根据,自始至终由缺乏平等、公义的伪道德所构成。

  
就说“美”吧,我们的古人似乎一直就没有搞懂“美”是什么?根据【说文】:“羊大则美”。因为“美,甘也。【说文】”如果你想从【说文】中找出“甘”的解释,那么“甘,美也。”说好听点儿,这是“循环论证”,说难听点儿,就是跟你玩儿兜圈子。“甘”属于味觉、生理感官、生理欲望的对象,正如“食不甘味”所云,它和听觉、视觉等心理感官、心理欲求的对象有着性质上的区别。如果你说“中国人一般认为美就是好吃”,中国人或许会不同意,但是文字的起源、字典都证明你说的是“真”的。【说文】补充道:“羊在六畜,主給膳也。”与牛马不同,羊不会劳动,只能是食物的来源。大概是因此,【说文】认为“美与善同意。”大概也是因此,才有“民以食为天”的观念,“吃饱了不饿”就是“善”。因为“善”字也由“羊”字组成:“譱”,“與義美同意【说文】”,与“膳”同源。“就知道吃”是一句骂人的话,但是在中国文字乃至文化中,它却道出了事实:美是伪“善”的外包装!顺便提一句:【说文】中“善”与“譱”同在,什么关系?不得而知。

  
观念或说概念“真”的经历更惨,甚至至今都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认识。根据【说文】: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属道家系统,类似“真人”。而儒家干脆以“诚”取代“真”的讨论。但无论“诚实”、“诚信”、“忠诚”、“真诚”都属于道德领域,更何谈自然科学。现在的“真理”一词本是佛家用语,“出口(日本)转内销”之后才有了近代哲学上的意味……

  
从纵向看,“善”的根据是什么?在朱熹那里是“天理”,前面已经提到:“性即理也,当然之理,无有不善。”“理”本应是“真”,或说认识论、知识论的课题,但是在中国古代“思想家”那里,却成了无源之水,即使在自然科学领域,和“八卦”也没什么区别。因此,朱子曰:“物物有则”,“盖君有君之则,臣有臣之则。”可谓孔子真传。和朱熹一样,王阳明也有“性本善”这样的儒家观念,由于“动于欲,蔽于私”,于是“一体之仁亡矣”。这也是本末倒置的说法。王阳明的伟大在于心内求理,这是中国认识论历史上的质变;然而他的天分也没有使他更进一步地超越时代的局限:他的“理”仍然是“天理”,不但是先天的,而且局限于“仁”:如果他真的认为“心”是世界万物的主宰、造物主,那么“仁”无非也是人的造物。王阳明的思想也有两个针锋相对的导向:一个是回归儒家,一个是彻底否定儒家。如果我心是一切的主宰,那么等级社会也只是人的观念所致,而不是“皇权神授”。这将是一次思想上的大解放。

  
讨论王阳明最核心的问题是关注他理论体系中的矛盾,据说晚年的王阳明立下“四字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提出“心”本无善恶,而“良知”是后天的价值判断,这个价值判断才是“行”的原因,才使“格物”得以实现,因而才有“知行合一”。

  
一方面,他提出“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这应该导向“我的灵明”才是价值判断的主体,因而“仁”也应该是后天价值判断的结果。按照这样的逻辑推演下去,王阳明很可能成为世界级的哲学家。但是另一方面,他就此而止,却把“仁”归为先天的“理”。这大概是因为他不得不遵守儒家的基本原则之故吧。一方面,他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另一方面,他又声言“至善是心之本体”。这或许是王阳明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听众所言,但是在他的著述中,我们很难找到他对这两种表述之间的逻辑关系有过系统的讨论。

  
与朱熹同时的陆九渊(1139-1193)的“理”虽然和朱熹的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虽然也没有超脱儒家先天的“天理”(“四端万善,皆天之所予,不劳人妆点。”)、没有意识到“理”也是人的造物;但是“心即理”已经有了强调“心”的主体性、能动性一面。“明心見性”本是佛教用语,其“心”却被陆九渊点化为包罗万象的主宰。在朱熹那里,“理”是外在于“心”的,用现代说法:类似老子的“道”,或所谓的“客观真理”;但是在陆九渊这里,“心即理”,“理”是内在于“心”的,类似所谓的“主观真理”。都是先天之理,但是他把外在的“性即理”转化为内在的“心即理”,这是陆九渊的最大功绩。就此意义似乎可以说,陆九渊与柏克莱在思想脉络上有着“血缘”的关系,根本区别在于:极具个性的“吾心”与普遍的“感知”、儒家之理和上帝之理。他在《杂说》中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就是说为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世界万物就是“宇宙”。“吾心”合成“悟”字,颇具佛教色彩。根据【说文】:“悟”:觉也;“觉”:窹也;“窹”:寐觉而有信(一说:觉而有言)……总之,有点儿一觉醒来大彻大悟的味道,可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问题是“吾心”如何具有普遍意义?即作为个体的“吾”如何被证明是普遍的人性,因为真理应该具有普遍性,这也是哲学所要求的“辩”,属于“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尽管没有像柏克莱那样对自己的理论根据展开论证,但却明确了:“心”是宇宙的主体,开启了一条指向精神世界、理在心中,求理于心的道路。

  
在这条道路上,王阳明比陆九渊走得更远。一方面 ,前者的“心”比后者的更为具体:

  
先生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曰:“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先生曰:“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王阳明的“心”更接近哲学用语“意识”,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伯格森的意识流(“意识的绵延”)和有“明暗”(开启和遮蔽)观念的海德格以及他的名句:“存在并不存在(Das Sein ist nicht)。”

  
在西方哲学里,“在”和“有”有着严格的区别,这关系到是否与主体有关及其理论的性质,因此还诞生了不少哲学家和流派。但是在古汉语里,你很难发现古人有区分两者的意识。王阳明的“心”与贝克莱的“感知”十分类似:“天上的星辰,地上的山川,宇宙中所含的一切物体,在人心灵以外都无独立的存在,它们的存在就在于其为人心灵所感知。”两者都强调主体,区别在于“意识”的主体是个人意义上的“我”,而“感知”的主体是普遍意义上的人。这也就是为什么说前者的认识有着浓厚的佛教色彩,而后者却被归为纯粹的哲学。与佛教侧重个人修炼的“悟”相比,哲学更追求普遍的“真”。指出区别并没有厚此薄彼的意思,两者都有积极意义。

  
经过“致良知”的“心”变成了“灵明”:“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天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仰地高?地没有我的灵明,谁去俯他深?鬼、神没有我的灵明,谁去辩他吉、凶、灾、祥?天、地、鬼、神、万物,离却我的灵明,便没有天、地、鬼、神、万物了;我的灵明,离却天、地、鬼、神、万物,亦没有我的灵明。如此,便是一气流通的,如何与他间隔得?” 这是中国文字中最伟大的一段,为中国人行将泯灭的精神能动性注入了一丝生命力。有意思的是:比较阳明的“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和费尔巴哈的上帝不过是内在的理念向外在的投射,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就会发现它们的异曲同工之妙。然而后者被定性为唯物主义,而前者却被戴上了唯心主义的高帽儿,足见这种“马克思主义”的区分多么武断、不科学!

  
王阳明应该能够更进一步:“我的灵明便是皇权的主宰!”估计他也许认识到了,只是不能说,或不敢说,因为他毕竟隶属儒家。他转弯抹角说:“‘惟天下之圣,为能聪明睿知’”,旧看何等玄妙!今看来,原是人人自有的。耳原是聪、目原是明、心思原是睿知,圣人只是一能之尔,能处正是良知。众人不能,只是个不致知,何等明白简易。”只要“致良知”,人人可以为“圣人”。

  
王阳明的“心学”是一个矛盾的体系:一方面是传统的儒家思想,而另一方面是能动的创造精神。按照逻辑,后者应该能够颠覆前者,但是好像阳明没有这个意思。遗憾的是,后者的影响力还十分微弱。我们在泰州学派颇有“平等”观念的“圣人不曾高,众人不曾低”,“庶人非下,侯王非高”,“满街都是圣人”,“人人君子”,“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等言论中还可以找到后者的延续。当然,这在中国思想史也属于“异端”。

  
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必然结果就是“知行合一”。因为”外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行合一之教……”这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贡献。脉络清晰,切中要害!就是说,中国人之所以言行不一是由于没有一个科学的哲学观念,或因为“国家哲学”与“善”互相矛盾。在王阳明那里,“知”就是“行”,反之,“行”就是“知”。就是说:只有在行为中表现出来的认知才是真正的“知”,同样,只有自觉的认知(不是教条)的意志才能体现为“行”。比如:我党的官员不接受贿赂是出于自觉,还是由于“党纪”,这是两码事儿。当然,阳明是否用一套科学的哲学概念来证明他的论点,这是另一个问题。阳明没有认识到:“知行合一”之所以是“心外无物”的必然结果是因为他的“理”纯属“善”的领域,“知行合一”与其说是认识问题,不如说属于道德领域,即“实践理性”的问题,是“行”的问题,因为“知”如果最终不表现、或说、落实在“行”,那么这个“知”便不是“真知”、“良知”。正所谓“满嘴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或孔子所言:“巧言令色,鲜矣仁。”这是“知、情、意”中“知、情”和“意”的关系问题,前者属于哲学、美学;后者属于伦理学或说道德哲学。这也是人格统一的问题。就是说:好像知道什么是真理却反其道而行之,知道什么是美却以丑为美,这样的人就是“伪君子”或“人格分裂”,后者在精神分析学中属于一种精神疾病:精神分裂,轻者的表现为“忧郁症”或称“抑郁症”。其病因是由于受到外界或“超我”的强大压力而使精神和意志受到压抑,甚至逐渐减弱、最终丧失了思考和行为的能力,而患者时时处于矛盾的心理以至痛苦之中。下面提到的王国维与他的投湖自尽就是一例,可作参考。为了逃避精神分裂,中国人自古就自行阉割了思考和行为的能力,如果有“知”,他们的“知”也像图书馆里书架上的图书,只用来观览。更不用说在中国的图书馆,统治者自古以来就有意无意地用歪理代替了知识。

  

 回复[3]: 续三 老唤 (2019-09-14 07:40:04)  
 
   在目前的西方,由社会制度导致压抑、精神病变并非一个普遍问题,因为一般情况下不需要撒谎和伪装,来自现实或超我的压抑不会难以胜任地强大,除非某人处于某种特定的环境之中,例如家庭、爱情、工作……而此人又生性懦弱。在西方“知行合一”属于常识范畴,因为诚实是做人的基本条件。但是在中国这却是一个普遍而又严重、甚至无解的问题。在中国,从古至今、从上到下,你很难找出几个真正能够“知行合一”的人,王阳明或许算作一个,尽管他的“知”也不那么彻底。还有下面谈及的李贽……鲁迅对造成这种“中国现象”的因果早有描述,尽管是通过小说。他说中国的史书里写的尽是仁义道德,但是仔细看,字里行间却掩藏着“吃人”(【狂人日记】)。这仁义道德本是无本之木,建立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之上,无法作为行动的准则,只能作为信仰的教条。这是“伪君子”如朱熹之流得以生存和繁衍的原因之一。我们甚至无法得知朱熹是否真的相信他所说的那些“天理”,还是迫于社会的制约。这就像我们无法分辨主席,不管是毛主席还是习主席,是否相信他们所说的那一套一样。据说习主席对西方名著如数家珍,但是他所主张的路线方针却与之背道而驰。中国的所谓知识分子也大都属于此类。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嘴上口口声声追求真理,行动却显示他们在强奸真理。当然更多的是连真理是怎么一回事儿都搞不清楚。这种习惯性动作甚至表现在国际事务当中,例如好不容易加入了WTO,却机灵地逃避几乎一切应尽的责任,殊不知这责任或说契约也是真理的一种表现,尽管有着强制的的一面。

  
我要是习主席的朋友一定会告诉他不要宣传王阳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就像“照妖镜”:看你的行为就知道你在想什么。我也会叮嘱习主席不要在很多外国人面前背书单儿。那些书无不是主张平等、博爱、自由、民主、法治……的外国经典,如果你想证明你知道这些道理,但是又看不出你领导的中国有走这条路的迹象,这不是在表明你并没有看懂么?如果是这样,那不成了单纯的好虚荣么?这比没什么文化还要糟糕。难道还有这种可能:当着外国人的面儿羞辱他们,告诉他们这些书都是垃圾?似乎不像……并且王阳明的“我的灵明,便是天地鬼神的主宰”很容易导向对统治合法性的怀疑。他的嫡传泰州学派就是例子。如果大家都认为“庶人非下,侯王非高”,你还怎么领导?按照最简单的逻辑,要想巩固政权,要想党天下、家天下,最好不要吹捧王阳明,因为他的思想里有颠覆政权的要素。

  
“维基百科”的“日本阳明学”词条说“阳明学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自朱子学之后唯一一次能全面影响日本,是日本明治维新的主要精神来源。”这里无暇讨论维基的投稿人和编辑缺乏汉语语法基础知识到何种程度,引文就是一例,这也是“中国式教育”的必然结果。而是想说这种毫无根据的误导也是产生文化垃圾的根源。当然,维基还算是瑕不掩瑜,不像没有底线的“百度百科”……王阳明在幕府时代,特别是对武士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无可置疑。但是如果认为他的思想促成了明治维新,那可就是张冠李戴了。日本正是因为大胆引进西方文明而驱逐儒家影响才走上了维新的道路。这正巧与戊戌变法形成鲜明对照。而残存的王阳明思想中的儒家成分与西方文明中的殖民主义思潮相结合,正是把日本带入战争泥潭的军国主义“武士道”的精神来源。在这里详述又会跑题儿,有兴趣的同志可以自己去查阅资料,问题并不复杂。

  
上面提到的李贽(1527-1602)是深得阳明真髓的一个,并且还进一步,对阳明的“理”展开了批判:“及乎开口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实际上都是“读书而求高第,居官而求尊显”,“无一厘为人谋者。如此口是心非,言行不一的伪君子,反倒不如“市井小夫”与“力田作者”实实在在,干啥说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以欺世获利”,“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有人歌颂科举为平民提供了晋升的机会,殊不知这正是为了便于统治。于是便有了一对儿矛盾组合:求取功名要通过科举考试,而考试内容却是儒家的道德文章!古往今来竟很少有人觉得奇怪。功名和道德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从制度上,统治者就为知行分离设定了模式。怪不得十官九贪!

  
如果让笔者从中国古代挑出一位颇具尼采“重估一切价值”精神的思想家,那么我当然选择明末的李贽。可以把他的“童心”看做“新的开端”。他所要做的正是“推倒——重建”的工作,虽然不是在哲学意义上,而是在批判传统的儒家思想的意义上。他应该说是继承王阳明迈出了勇敢的一步,只是因为势单力孤而不得不在狱中以自杀了却残生,因此,他也成了“知行合一”的典范。

  
中国从古至今就是一个神话语言和宗教语言横行的国家,科学语言从来被视作“异端”、遭到铲除。李贽的命运就是一例。如果把在精神上铲除科学语言比喻为在肉体上的阉割,那么中国人的创造能力也就随着最具创造力,或说生殖能力的科学语言的被阉割而消失了。当然,中国人并不这么想,因为大家都是阉人,无法比较,相互没什么区别。科学语言对于中国人,就像性生活对于宦官。

  
其后似乎就连思想家也十分罕见了……对了,陈献章(1428-1500)的“学贵知疑”颇有西方的哲学精神,这也归于他“天地我立,万化我出,宇宙在我”的“我”为主体的思想。

  
除了极个别的知识分子,中国人是不会“为真理而斗争”的,尽管有些人似乎了解真理。这是因为从古代开始,“知”与“行”就被割裂开来,更何况中国的“知”仅限于为了权力、地位和名利,特别是在社会科学方面。除非极个别具有叛逆性格的人,就连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都不会、也想不到彻底贯彻他的理论。“真知”的理念,或说“知行合一”的观念被从中国人的DNA中阉割了,“求知”被理解为“学而优则仕(不管是根据孔子的意思还是后人的点化)”、“书中自有黄金屋(皇帝劝学似乎值得称赞,不过这里的书是指五经,换言之:读书不过是洗脑的一个手段。)”……只有中国才有海瑞、包公这样的传说,因为十分罕见,得歌颂一下装装门面。而在欧美诸国,我们很难找到这样的传说,因为制度规定了行为守则,一旦逾越,即刻走人。当然,中国历史上也不乏叛变、造反和起义,但那不是为了真理,而是为了利益。为利益而斗争才符合中国的传统观念。这也就是中国可以改朝换代,但总是换汤不换药的原因。

  
到了清代,似乎找不到什么正经的哲学了……不过清代也不是什么都没有,皇帝喜欢的瓷器书画、皇后喜欢的玉器翡翠……为后人树立了审美的标准:乾隆的爱好是男人的榜样、慈禧的爱好是女人的理想……

  

 回复[5]: 欢迎批评 老唤 (2019-09-14 07:45:28)  
 
  有理有据者,老唤请客!

 回复[7]: 续一 老唤 (2019-09-14 15:20:22)  
 
   如果把中国思想比作起伏的山丘,进而把春秋战国时期比作一个显著的突起,那么明代便是另一个。这个突起的顶端站着王阳明。虽说他整体上也是个儒家人物,但是他提出的两个命题却是纯粹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和“知行合一”!而这两个命题又有着所谓“一元论”的坚实基础。

  
但是,这里仍然有概念的科学性问题。王阳明的“心”应该也是上承孟子的“心”。根据孟子的文脉,他的“心之官”应该是指现代汉语的“心脏”。古代西方固然也有以“心”为精神的容器的提法,但其“精神”还是偏于感性。提起这一点不是想谴责孟子的迷信流传久远,而是因为我们马上就会看到概念的精确程度及系统性与哲思的深度、广度有着直接的关系。

  
“心外无物”!中国如果有哲学,那么“心外无物”就是其中最为哲学的命题!其要旨在于“心”即是“物”,“物”即是“心”,心物一体。也因此,王阳明还被冠之以“主观唯心主义”的高帽儿。本文无意逐一深入哲学的所有基本观念,但是这里似乎应该指出:所谓“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还有“一元论”、“二元论”等等都是出于某种目的、或由于无知而“创造”或说“捏造”出来的“伪概念”,就像“地富反坏右”那样的“高帽”。这样说是因为这些词儿都是出于同一种简单化、格式化的思维方式。

  
进入二十世纪,哲学家们才清醒地认识到了一个其实十分简单的问题,或者这么说:才改变了看待问题的视角:没有人,世界无法想象;不被人认识的世界更是无从谈起。要想解答“人是什么?”、“世界是什么?”等问题,需要一个“第三者”。只有这个“第三者”才能使对立的两级“统一”起来。把人与世界联系起来的纽带是“认识”。认识的结果是“知识”,正是这个知识才构成了人类的“文化”!因而“文化哲学”应运而生。因为“世界是什么?”是人的提问,因此更合理的说法应该是“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世界是什么?”说的好像有点儿简单,而实际上就这么简单。哲学还相当年轻!

  
又忍不住插几句:记不得在哪儿看到一篇国人的文章,说正如尼采所说“上帝已死”一样,哲学也死了!身为智商鉴定所所长,我的职业道德是绝不歧视智商欠缺的同志,有可能的话只是建议他们从事一些能够对智商开发有益的事情。但是这并不是说我应该对他们的愚蠢想法视而不见。说“哲学已死”与说“数学已死”或者“医学已死”一样荒谬(且不去追究其动机)。哲学也会彷徨,甚至止步不前,但是决不会消亡。欧洲哲学经历了漫长的中世纪不但没有消亡,反而焕发了青春;在中国,哲学更像是一个柔弱的胎儿遇上了难产。但是只要精神还存在,或说人类还在思考,哲学就必然存在,哪怕生存条件再恶劣。

  
当然,“文化哲学”的诞生必须以文化的历史发展到一定程度为前提;还有就是,引导哲学进入“文化哲学”的先驱,例如康德。是他,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什么是“认识”。文化哲学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一元论”、“二元论”这些概念像破鞋一样扔进了垃圾箱。当然这并不妨碍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依然穿着破鞋在那里炫耀……

  
在先驱者里最可爱的应该是贝克莱,他提出“存在即是被感知(to be is to be perceived)”的时候康德好像还没降生。多么简约、美丽的表述!他首次以谦虚、近乎谦卑的态度指出了人类认识的可能性及其有限性……然而那些头脑简单的唯物主义者却严厉地指责他:“你死了,地球难道就不存在了吗?就像我们质问外国人:“你去过中国吗?你了解……”

  
不可否认,“存在即是被感知”这句名言在给柏克莱带来了荣誉的同时也带来了“恶名”,有点儿“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味道。在“唯物主义者”面前有一道坎儿,他们永远也迈不过这道坎儿。我甚至觉得这是智商所致。连狗都“知道”吃饱了不饿,柏克莱当然不会认为他吃的面包只是一个“观念”。用他的话来说,“我并不否认我们凭感官或思考所能了解的任何事物的存在……这一点,我丝毫也不怀疑。我所不承认为存在的唯一东西,只是哲学家所说的物质或有形的实体。”(【人类知识原理】)就是说,他反对的是被唯物论者从现象世界割裂开来的、或说支撑着现象世界的所谓“实体”或“本体”(用康德的概念“物自体”)。

  
对柏克莱的指责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唯物论者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世界是因为被人类感知而存在。其实道理很简单,但是被那些“假内行”弄复杂了……可以把问题简化到不能再简化的地步,为了便于同学们理解。养过狗的同学大概知道狗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不是相同的世界,尽管星星还是那个星星,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你根据什么来肯定你的世界就比狗的世界更接近那个所谓客观存在的世界呢?感觉有限的人不是常常要依靠狗的感觉吗?据说蜉蝣朝生暮死,你怎么让它理解春夏秋冬呢?人的状况类似蜉蝣,当然比蜉蝣强点儿:一是活的长点儿,一是借助文字及文化的传承不断接近“世界”,不必从头儿再来一遍。对于蜉蝣,春夏秋冬是个神话,对于人来说,“世界”也是个神话。这就是康德把“物自体”归于信仰的原因。所谓“宇宙”也是如此,充其量是人类想象的结果,就像神话,比如【西游记】。人们相信科学能逐渐接近世界的真相,但是科学的根据在哪里?有的同学相信“唯物主义”,说自然规律就存在于自然之中,这是唯物主义者最根本的信条!实际上这是一句废话,就像说黄金就存在于大自然之中一样。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前文说到“儒家”、“法家”都是一种“单弦儿”思维,“唯物”、“唯心”也是如此。这就是为什么“唯物者最唯心,唯心者最唯物”的道理。当然这里的“概念”已经是被曲解之后的概念。问题是如何发现金矿。在这个问题上,“唯物主义者”毫无建树!是康德首先全面地解析了寻找金矿的方法:认识是否有可能接近真理,如何接近真理!大谈未经科学认识处理过的、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谓“客观世界”就像大谈“上帝”,那是一种宗教!

  
被称作“新康德派”、也是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对认识的“材料”——世界的解释也饶有兴味:“我们叫做知觉的’材料’的东西不是一定的‘印象的总计’,不是处于艺术、神话、理论的直观底部的一个具体的基体。毋宁说它仿佛只是一根线,各种各样的形成方式交错于其中的一根线。”(参见笔者的[概念说:卡西尔哲学的出发点]【文史哲】1997/6 P77-78)一根线!有的同志一定会好奇地问:“世界怎么会变成一根线了呢?”……如果我们想到“现象”和“本体”、“现世”和“天堂”……的区别,我们或许能够有所领悟:这根线可以是咒符、可以是神谕、可以是艺术作品、可以是文字、可以是几何图形、可以是路线……这根线是一个“希望”,是启发人类创造精神的前提。

  
另一种指责针对“感知”的定义。文化哲学的诞生有助于我们更便捷地理解这一指责的含义。柏克莱反对“抽象”,因而对“语言”、“科学”的作用也抱着怀疑的态度。这是时代和宗教信仰造成的局限。贝克莱是位“圣职者”,为了反对唯物论导致的无神论,不但需要否定认识(作为唯物论基石的)物质的可能性,甚至需要否认物质的实在性。因而他认为:事物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它是作为观念而被知觉的,这就是他的名言:esse est percipi的由来。进一步,否定了物质的实在性的同时也就否定了物质的因果等关系,但是认识所依靠的因果关系由何而来?结论是:只能是来源于造物主神。贝克莱的理论可以导向两个针锋相对的结果:宗教和科学。如果否定了神的存在,那么因果关系的发明者只能是人!

  
我们已知道,人类认识世界有多种形式:神话,宗教、语言、艺术、科学……(感性的和理性的、信仰的和想象的……)这也是精神发展的历史进程所造成的。但是,柏克莱的“感知”却局限于感性世界,而理性世界,也即他所谓的“精神和灵魂”的世界却被划归于宗教信仰的世界。在他看来,精神之所以能够把世界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上帝的造化或安排。换言之,感官之所以能够产出观念是由于精神的作用,如果说感官有实体支撑,那么这个实体就是精神,而精神正是上帝的造物。如果说“上帝造人”,那么需要感谢上帝的唯一一个理由就是上帝赋予了人类以“意志”,这个意志体现为“创造”。这其实是一个悖论,因为人类的历史正表现为一个进化的过程。从肉体上看,人跑得越来越快、跳得越来越高……;从精神层面,上帝并没有赋予人类共同的现成语言。是人类创造了语言,这个语言随着精神的提高而进化:概念和逻辑正是语言进化的结果。数学、化学、物理学、医学、哲学、美学、伦理学……的概念和逻辑在不断地被丰富和尽可能地完善以造福人类。人们祈求上帝宽恕自己的罪行,我却不能宽恕上帝的玩忽职守:上帝造人之初为什么不把人类设计得更为完善?语言是思想的工具,正如我们只能用脚走路、用手吃饭一样。你可以说这是一种局限,即使持这种认识的贝克莱、伯格森也只能用语言来表述自己的思想。人类能够从事的唯有使语言更加完善。这大概就是所谓“宿命”吧。

  
随着精神的发展,或说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抽象思维的能力也在发展。反过来说也可以,两者是相辅相成、或说一体的。这也是柏克莱所万万没有想到的。了解了柏克莱(1685-1753)“感知”再来认识王阳明(1472-1529)的“心外无物”就容易多了。俗话说“请佛容易送佛难”,当人类创造了“一分为二”这个词汇和观念,再想“合二而一”就麻烦了。在为“合二而一”而奋斗的勇士之中,王阳明和柏克莱从事着同样的工作,虽然表述各异:一个是:存在即是被感知;一个是“心外无物”。他们都在大胆宣称:没有二,只有一!

  

 回复[8]: 不知怎么搞的, 老唤 (2019-09-14 07:59:56)  
 
  次序颠倒了。请按数字顺次欣赏……

 回复[9]: 牛学问!鲁迅先生9泉之下可以安眠了 采夫 (2019-09-14 11:47:56)  
 
  

 回复[10]:  科长 (2019-09-14 19:24:24)  
 
  老唤节日加班

  
阿拉放假回来再仔细拜读

 回复[11]: 我没节日, 老唤 (2019-09-14 19:54:51)  
 
  或曰:每天过节!

 回复[12]: 我和迅哥 老唤 (2019-09-14 19:56:39)  
 
  各有千秋!

 回复[13]: 续一少了一段儿 老唤 (2019-09-15 17:58:46)  
 
  关于“哲学已死”:

  
据说霍金也持有上述这种观点。在【大设计】开篇就提出了“哲学已死”。这说明霍金确实没认真读过什么正经的哲学著作。因为他毕生的追求证明他和柏克莱同属一类,不同的只是“存在即是被感知”与“存在即是被推理”之间的不同,一个强调感性,一个侧重理性。因此,他才会说:“因为没有一个理论,宇宙就会消失。”不过,霍金却像其他一些科学家一样用自己的理论证明了尼采的“上帝已死”。

 回复[14]:  二进宫 (2019-09-18 20:42:22)  
 
  霍金经常被家政妇虐待

  
自己还说没有

 回复[15]:  二进宫  (2019-09-18 20:54:47)  
 
  霍金写的书看完我都懵了

  
这么写

  
我们团地旁边的残疾人会社个个都是霍金

  

 回复[16]: 说到霍金, 老唤 (2019-09-19 16:17:49)  
 
  不妨多说两句。霍金之所以没有得到诺贝尔奖,原因似乎是他的理论目前尚且无法证实,毕竟属于一个“猜想”。根据目前科学的进展速度,证实霍金理论的正确与否,乐观地说至少50年,甚至200年,也许永远也无法得到证实,因为,例如根据康德的观点,它进入了“不可知”,或说“信仰”的领域,可以说是对“物自体”发起了挑战。这或许正是霍金的伟大之处,他沿着科学发展的方向,由“惯性”的推动,企图超越“科学”。不过他对哲学的认识却是极端片面的。在同一本【大设计】中他认为:“从柏拉图以来的哲学家长期以来争议实在的性质。经典科学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存在一个真实的外部世界,其性质是确定的,并与感知它们的观察者无关。根据经典科学,某些物体存在并拥有诸如速率和质量等物理性质,它们具有明确定义的值。在这种观点里,我们理论是试图去描述那些物体及其性质,并且将我们的测量和感觉与之对应。无论是观察者还是观察对象都是具有客观存在的世界的部分,它们之间任何区别都是无意义的。……在哲学中,这一信仰称为现实主义。”首先,科学观并不等同于哲学观,而后者却涵盖前者。其次,因而科学的“现实主义”在哲学领域只能换算为哲学的一个观点,即所谓的“唯物主义”(“现实主义”用在文学艺术领域更为恰当)。如果霍金了解柏克莱、叔本华……特别是作为科学家的哲学家马赫的话,他一定会修改自己的看法,特别是马赫,他被认为是爱因斯坦的先驱。这些人都早于他对“物自体”发起了攻击。

 回复[17]: 最近的调查表明: 老唤 (2019-09-24 22:11:42)  
 
  “狼之初,性本善。”:“家畜を襲うこともあるため、古来より人間から徹底的に敵対視されてきたオオカミ。しかし、彼らは、農作物を荒らす野ウサギやシカを捕食し、自然界のバランスを保ってくれる重要な役目を果たす「益獣」である。”

 回复[18]: 天理化的“仁”,今天还是人间大祸! weilin (2019-11-23 05:35:30)  
 
  “ 他就此而止,却把“仁”归为先天的“理”。这大概是因为他不得不遵守儒家的基本原则之故吧。一方面,他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另一方面,他又声言“至善是心之本体”。这或许是王阳明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听众所言,但是在他的著述中,我们很难找到他对这两种表述之间的逻辑关系有过系统的讨论。” —— ?

  
未必是“他不得不遵守儒家的基本原则” 而是他的智商,低了一个思维境界,抵挡不住“仁”的诱惑,

  
就像今天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一说到“土产的仁”,就会情不自禁地与西方的“博爱”缠绵缱绻,

  
“仁”也错了吗?“求仁”也有错吗?这是动物界的人永远也不会改变的将“仁”视为“天理”,将“至善”视为终极的信念。

  
中华知识阶层到了今天还不能理解:从道德,从善,从仁起步,永远也到不了道德和仁善。

  
西方的博爱是个结果,耶稣才是他们的路。

  
儒家的“仁”是个“天理”是条路,在等差丛林中只能通向矇昧、自相矛盾、虚伪、变态、邪恶。——目的与路径的自相矛盾。

  
儒家的“仁”即使是在文明世界,因为自然等差、社会力量和个体能力的强弱的存在,也会因其非真的预设,而将人和社会诱入歧途,就像西方世界的政治正确导致的灾难一样。

 回复[19]: “原罪”的无限价值? weilin (2019-11-23 05:50:14)  
 
  从善起步,人类只能走到恶;

  
从假起步,人类才能走到真,看见善和感受美。实现真善美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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