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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哲学吗?

老唤 (发表日期:2019-06-21 20:56:37 阅读人次:1378 回复数:9)

  中国有哲学吗?(上)

  
——吾尝终日而学矣,不如须臾之所思也。

  
您眼前的这篇文章或许只能算是一幅“素描”,因为不单很多引文尚且没有注明出处、一些观点还缺乏详尽的展示,而且语言风格也欠统一:除了炭笔,还有油彩,就是说:除了学术语言,还有日常语言……这是因为其目的是暂且为一个构想,或说一个视角,勾勒出简明的轮廓。当然,有些素描本身也是一件作品。

  
目次

  
前言
什么是哲学?
诸子百家:先说“易经”——再说老子——接下来说庄子——公孙龙子——关于商鞅——
最后说说孔子
儒家:汉—清——近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儒法道
结语

  
前言

  
作为一门科学,哲学之“难”在于它是用哲学概念,简单说:专门术语,来探讨问题的。这些概念有它们自身的逻辑和体系,即使出现在日常语言之中,也会多少失去它们抽象的内涵,就像肉体失去了血液。这是因为“部分”和“全体”,处于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不了解部分就不可能了解全体,而不了解全体也不可能对部分作出综合的判断。打个比方:这就像芯片和手机的关系。你甚至可以说作为“部分”的芯片就是作为“全体”的手机,因为手机的蓝图已经存在于芯片的设计之中。对于不了解这些哲学概念的人来说,入门之前就仿佛吃了闭门羹。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给我们提供这么些经过了界定的清晰的哲学概念,当然也包括这些概念所需的逻辑思维方法,我们现在所使用的“哲学概念”大多是随着近代的到来而逐渐仿造或说生造出来的,就像我们仿造名牌表和名牌包儿一样。其中大都没有经过,或说有待,严谨而细致的界定,有些甚至不伦不类,令人无所适从。这就是哲学的真髓离我们尚且遥远的原因。
无需赘言,在讨论所谓“中国哲学”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哲学。而我国近现代的很多“专家、学者”大多把次序搞颠倒了,甚至在不了解“什么是哲学”的情况下就开始了“中国哲学”、“中国哲学史”的研讨,因此制造出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他们把大量的时间都花费在无止无休的版本考证和解开古汉语之谜——注疏上,而对于那些“中国思想家”是否有什么可以称作哲学的概念或思想却语焉不详、一笔带过,甚至毫不涉及。(事实表明,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为了追求真理,不如说是为了以此谋求一个职业。)而当他们之中的某些人终于感到了彷徨、无助,为了寻找出路,才想到借助西方哲学的某些概念、某种方法。谈何容易!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追求,因而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体系和思维方式!他们没有意识到:那些优秀的方法都是建立在哲学家的批判精神之上,而这种精神正巧与这些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中国思想研究者的初衷相悖!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制作出一些不土不洋的半成品,简言之:文化垃圾!
根据他们的理论,从中国古代开始,不单孔子,数不清的形形色色的人物,甚至他们自己,都被扣上了哲学家的帽子,这种操作手法颇似声称:我们虽然没有自主研发的芯片,却有自主研发的手机,甚至宇宙飞船……随之,是哲学的庸俗化:任何分野或领域,甚至行业,都有了它们自己的“哲学”。确切地说,这些做法从根本上就违背了“哲学精神”。

  
“哲学”这一概念的原文出自古希腊,经日本哲学家西周(1829-1897)译作“哲學”,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即我们不能因为中国古来没有“哲学”一词,或者单单因为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而否认中国从来就没有什么哲学思想;当然,也不能把什么想法都扣上哲学的帽子、把什么人都称作哲学家。我们需要讨论的是:哲学的构成要件是什么,什么思想能够满足这些条件。
不用说,在讨论问题的时候,作为中国人,笔者最要避免的就是鲁迅嘲讽的那种“阿Q精神”,因为这种精神,或说“国民性”在学术界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比如,动不动先给别人扣上一顶所谓“西方中心论”的帽子,并因此逃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这就好像看到别人不戴中国手表、甚至认为中国手表不是手表而是“玩具”,因而责怪他们“瑞士中心论”一样。领域不同,“精神”一样。再比如,强调某某观点的提起先于西方某某哲学家若干年,而无视这个观点是否建立在一个相对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就好像说“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实际证明:这种预设立场不单是自悲且缺乏学术涵养的表现,更悲惨的是阻碍了反思,即反思所谓“中国哲学”是不是经得住批判。

  
什么是哲学?

  
“中国有哲学吗?”这个题目由来已久,没有答案是因为中国人基本上搞不清何谓哲学,还因为中国人的一般性格,这个性格的养成与惧怕有一个明确的答案相关,因此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必须有一个“起点”,否则一切将无从开始。当然,这个起点也不能逃脱被怀疑的命运。
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用他们的著述为哲学准备了一个他们认为恰当的定义,谁说了算呢?
可以肯定,这种状况今后也不会改变。因为哲学是一个“生命体”,随着人类精神的成长而成长。但是,尽管哲学家们的出发点、视角和手段各不相同,我们还是可以从五花八门的定义中找到他们的理论在哲学中所处的位置。如果“瞎子摸象”这个成语不仅有贬义,同时也包含褒义的话,我们不妨用它来比喻哲学家们关于哲学的定义。这并不是说因此我们就失去了定义哲学的坐标,我们可以暂且选择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被后来的哲学家们公认为哲学做出巨大贡献的、影响深远并且风格截然不同的哲学家作为参考。例如考察认识能力的康德,还有找寻失去了的哲学精神的尼采:“尼采用解释价值判断代替认识的理想、真实的发现。”(参见笔者所译【解读尼采】都鲁兹,百花文艺出版社)
如果说康德用他的三个批判来界定哲学,与此对照的是尼采,他不但不会给哲学下一个永恒的定义,甚至会反对这样做,他对“体系”毫无兴趣。因为根据“重估一切价值”,在尼采看来,哲学是一个推倒、重建、推倒、重建……的过程,这或许更接近尼采“永远回归”的本意。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哲学精神”是永存的。在尼采看来,哲学是精神的表现,精神随时随地都处在浴火重生的可能之中,就像“永远回归”这一灵感会突然降临一样。在这个推倒重建的过程之中——我甚至怀疑加缪的“西西佛斯的神话”是否受到了尼采的启发?尽管两者的视角不尽相同——只有哲学精神是永存的“本体”,是“权力意志”,它体现为不断的反思和批判之中。
康德和尼采的这种表面的对立,或说差异,当然不能否定康德哲学本身体现了哲学精神,也不否定尼采作为哲学家正是因为他所讨论的问题都处于康德为哲学界定的框架之中。
广义地说,哲学以“真、善、美”为其领地;狭义地说,哲学以“真”为其目的,并且探索通向“真”的道路。
这样的说法是根据一个前提:因为人有理性、感性,和与他人交往并共存的需求(这里暂且搁置精神分析学对精神的界定)。
可以这样说:哲学是探讨理性的科学,美学是探讨感性的科学,而伦理学则是探讨人类共存的手段的学问。当然这三者并不孤立存在。
说康德是划时代的哲学家,正是因为他为哲学做出了清晰的界定,并写下了三大批判,试图解读哲学的这三个课题:真、善、美,或者说为真、善、美的判断寻找可靠的根据。如果可以使用诗的语言来描述,我们可以把康德哲学看做粗壮的树干,在他之前的哲学是盘根错节的树根,在他之后则是枝叶繁茂的树冠。那么尼采呢?尼采更关注的是这棵大树的生命。比喻或许简陋,为了容易把握。
归根结底,哲学是人的哲学,离开人一切都无从谈起。对真、善、美的向往出自人的生存本能:求知、行动、感知和情感(生存和繁衍的需求),也即所谓“知、情、意”(尽管顺序不同)。在三者之中,真之所以排在首位,是因为真甚至为善与美提供了可靠的依据。或者这么说:没有真的支撑,善与美都是虚妄的。有人喜欢把伦理学称作“道德哲学”、把美学称作“艺术哲学”,也是源于这个原因。美学和伦理学独立于哲学是由于“细分化”的需要。实际上,也就是说从“人”的角度出发,三位是一体的。最好的例子是尼采,他的哲学也是行动的哲学、审美的哲学。
从哲学角度看,哲学也可以称为“知识的知识”。现代把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这是一种把知识“平面化”的做法。实际上,自然科学也源自对真理的追求,是哲学精神在某一领域的体现。
从科学角度看,科学诉诸理性,其内容虽包罗万象,因而手段各不相同,但却专注于事物的性质、法则或说规律。这就是广义的科学。在此意义上,哲学属于科学。后来又有了狭义的科学,专指自然科学。
也是根据如上界说,哲学起源于古希腊的说法至今无人能够否定,甚至有哲学家认为古希腊哲学是其后来的哲学的胚胎,或者这样说,其后的哲学所讨论的所有根本问题都已经在古希腊哲学中显露过。好像过誉,但却有一定的根据。
哲学令人眼花缭乱是因为哲学的命题繁多,流派纷呈,即因为哲学家关注的领域(认识、本体……),以及为达到目标所采用的手段(语言学、逻辑学……)各不相同。正所谓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还是可以将它们分门别类。顺便说一句:把哲学家分为“唯心”与“唯物”是一种简单粗暴的做法,这种贴标签的做法不但妨碍认识哲学思想的价值,也违背了哲学的基本精神。哲学也经过了漫长的去伪存真、从摒弃神话语言、宗教语言向科学语言进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概念和命题像生命一样经历着生死存亡,有些概念和命题逐渐隐退、消失,而有些却迎来了新生或获得了新鲜的血液。这也可以帮助我们识别什么是“伪哲学”。
正如我们可以把宗教、政治、伦理、法律……归在“善”的名下,我们也可以把形而上学、认识论、语言哲学、逻辑学、科学哲学……归在“真”的名下。有了这个大致的“坐标”,或说有了如上的界说,我们再来讨论中国是否有哲学这一问题。
几点说明:
1 这里不可能、也没必要面面俱到,因为本文的目的不是记述思想史(实际上思想史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而是说明一个问题。如果在“中国思想史”的代表人物的中心思想中找不到满足哲学所必备条件的论述,再多的讨论也无济于事。
2 不同于中国传统的考据、训诂,这里省却对著作权及其年代的讨论,也就是说只关注著作的内容,不管它出于何人之手、何种年代,只希望能找到中国的“哲学”。
3 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方法是:如果把哲学作为一门科学,那么它必须满足作为科学的最基本条件:概念的界定和逻辑的合理,因为试图用概念和逻辑来解读真理是哲学的初衷。这也是哲学和中国传统的“忽悠”的本质区别。打个也许过于简单的比方:如果说哲学是一座大厦,那么砖瓦便是概念,而组建就是逻辑。砖瓦和组建是实现设计思想的最基本的条件。如果在砖瓦的质量或是尺寸、组建的严谨合规方面出现了问题,这座“大厦”是否雄伟、美观,是否可以使用,甚至是否可以称作大厦就都因此而无需置疑了。进一步:砖瓦材质的改变会导致组建程序的改变,进而导致大厦这一观念或说概念的不同。试图用土坯即使建造二层小楼,在防震方面必然存在着隐患。
最后,关于“原创性”。翻译、介绍、注释、编纂、借鉴乃至模仿和改造都不能说是原创,毋庸置疑。说德国有哲学是因为德国有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并且他们有着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哲学思想,也正是这些不同于前人和他人的地方构成了他们独特的哲学思想。这是原创的本意。

  
诸子百家

  
先说“易经”。
似乎应该根据先后次序把“易”、“周易”、“易传”和“易经”分开来说。
只能是据说。据说文字出现之前,“易”首先是一幅标着符号的“图”,后来演变成八卦、六十四卦,又配以卦辞,是谓“周易”……进而,据说孔子为之做注,成为“易传”。又经后人奉为经典,便是“易经”(“易经”是否包括“易传”好像因人而异)。
有些尚古的“学者”把“周易”看做中国最古老的哲学著述,因为它试图通过一套独特的语言或说符号体系来解读自然的运行规律,属于“本体论”。然而事实上它只是出于对自然的无知和恐惧而希望预知未来的一本臆造的卦书。即使不否认它试图理解宇宙真理的善意,其迷信成分也远远大于科学,毫无实践意义和指导价值。因为它的“概念”属于“神话语言”,按照中国现代对西洋概念的误解,可以说它貌似“唯物”,实际上最为“唯心”。其“八卦”发展为道教的经典,正是神话语言演变为宗教语言的一个范例,更遑论日常用语中“八卦”的含义。如果说“周易”中有一些合理的因素,那也没有超出“常识”的范畴。当然,这并不妨碍一些缺乏哲学素养的“学者”照样把它奉为“经典”。如果说它是中国最早的哲学,那么它的非科学的神秘主义只是开启了所谓“中国哲学”多舛的命运。在这里讨论八卦,对笔者和读者都不啻浪费时间!……顺便说一句:我绝没有妨碍算卦先生靠八卦赚钱的意思……
从思维方法的角度,无论“周易”还是后来的“易经”都具有现代汉语所说的“忽悠”的典型特征。这里说的“易经”是指“易传”,即经过孔子(或他人)之手的“易经”。
在“系辞传”,作者毫不含糊,开篇就是一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我孤陋寡闻,居然没发现从古至今有一个中国人对这种说法感到不可思议!这可真是不可思议!根据前面砖瓦和大厦,或芯片和手机的道理,我们先来看看作者的概念和逻辑。众所周知:“天”和“地”属于自然科学的概念,而“尊”与“卑”属于伦理学,至少是人文科学的概念。只有在日常语言中,我们对两者才不加区别,但是日常语言不是科学语言。如果我说“狗尊猫卑”,养猫的同志一定会大駡:“你他妈的这是根据什么逻辑?!”但是却没有一个人质问“易经”的作者!——顺便提一句,日本也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天上的飞禽,不论“善恶”都得到保护,但是海里的动物却生来不幸,都难免被捞上来吃掉。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百思不得其解,难道作者是根据天和地的位置才这样考虑的么?那他为什么不说“天上地下”呢?根据“忽悠术”的基本手法:混淆不同的语言形式(认真琢磨商业广告和政治宣传也能提高我们区别神话语言和科学语言的能力),我猜想:作者是不是在忽悠谁?……不过据此,我倒倾向于起码这句话是出自孔子之口,因为与孔子的思维方式和语言风格十分接近。我还猜测:中国传统的忽悠是否源于“易经”?
我挺奇怪,“乾坤”的另一个象征不是男女么?如果根据作者的“纲领”、这个宇宙之“理”得出“男尊女卑”的结论,中国历代的女同志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呕吐的感觉。有的同志说:天和地也是一种象征的说法,比如象征君子、小人,或者君王、臣民……我无可厚非,但是他起码承认了一点:这不是用哲学语言在说话。
“易经”的作者确是有点石成金的本领,经他这么一“点化”,神话语言一下子上升为(世俗)宗教语言,开启了大中华思想的康庄大道。
根据这样的概念和逻辑,“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读者举一反三,大概能够展望作者的思想体系了,尽管也许还不够清晰、全面。笔者虽不欣赏黑格尔的理论,但是对他存有尊敬之念。不欣赏是因为喜欢“终极真理”的他把历史削足适履地塞进按照他的辩证法而演进的“绝对精神”之中,被他这么一忽悠,马克思甚至发明了人类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一个像天堂一样千人一面、极其无聊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忽悠术”的另一手法:给你一个类似于“未来”、“明天”、“梦”……一样的东西。幸而德国,不像中国,允许不同思想的存在。当尼采、弗洛伊德的思想被逐渐理解,黑格尔在哲学界的统治地位才开始动摇。
尊敬是因为他学问渊博,这渊博不单表现为“知”,更为可贵的是“识”,这也是他之所以还被称作哲学家的根本。就是说他不但知道“何为哲学”,而且以此区别真假哲学。以中国为例,他一反西方不加批判地忽略亦或赞赏中国思想的常态而进入了中国文化的多个领域,尽管不及详述,但却切中要害。在谈及“易经”时,他说:“我们必须注意——他们也达到了对于纯粹思想的意识,但并不深入,只停留在最浅薄的思想里面。这些规定诚然也是具体的,但是这种具体没有概念化,没有被思辩地思考,而只是从通常的观念中取来,按照直观的形式和通常感觉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因此在这一套具体原则中,找不到对于自然力量或精神力量有意义的认识。”黑格尔把“概念化”和“思辨地思考”作为判断的基本原则,应该无可置疑。但是有些中国人却绕开这个关键的地方质问黑格尔:“你了解中国么?你去过中国么?……”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方式!

  
再说老子。
前面说到“真”是哲学的生命,或曰本质,追求“真”是哲学的精神,那么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的诸子百家。“百家”说得有点儿过,值得一提的撑死了也就十来家。看来阿Q的“精神胜利法”古来有之。顺便说一句,就连“百家”的标准都含糊不清,是根据学说的价值呢,还是流派?亦或职业?或者干脆按人头儿算……
被最为看好的是老子,其原因是【道经】的开篇颇有点儿哲学味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顺便说几句:随着不断的私人盗墓和公家挖坟(前者常常是后者的起因),我们发现:存在着多种【老子】的版本。不但文字不同,而且编排也不尽相同。这让研究家们大为头疼,他们不但要不停地修改之前自己认为正确的主张,而且提心吊胆:下一次盗墓或挖坟的结果会不会又令他们蒙受耻辱。研究竟该如何开始?……就连【老子】究竟是应该称为【道德经】还是【德道经】都无法定论。当然这并不影响笔者的行文,因为笔者想要知道的是:是否存在着一种可谓哲学的思想,不管什么版本。
回到主题:说“中国没有哲学”,最典型的根据即在于此!哲学的大厦建立在概念的砖石之上,就像每一块砖石都必须能够承载大厦交给它的重荷,每一个概念都需经过精确的界定,具有统一而普遍的意义。然而老子的所谓“概念”却省掉了这个界定的工序,恐怕除了他自己,没人知道他说的是什么(甚至有理由认为他也没搞清楚)!我甚至怀疑他继承“周易”的优良传统也在忽悠。叔本华说:“没有什么事情比写作但却无人理解更容易了;相反,没有什么事情比表达深奥的内容而又使每个人必然能够理解更为困难。”(参见笔者所译【论风格】文学研究第一期)在这里,叔本华用来比较的一方是古希腊的文风;另一方是德国,比如黑格尔的文风。
问题好像不单是古汉语在表达上的缺陷,更重要的是治学的方法。这种“猜谜”的游戏贯穿了中国的所谓“哲学史”,让人误以为猜谜(考据、训诂)也是在搞哲学。
甚至在古代就有了至少三种解释:
1, 道(如果)可以言说,(那就)不是永恒的道(了)。
2, 道可以言说,(但是)不是平常所说的道。
3, 道可以言说,(但是)不是永恒不变的道。
据说汉文帝刘恒因为忌讳,改原文“恒道”为后来的“常道”,但是这也不能为第3种(据说唐玄宗就持这种论调)说法辩护,因为“道”如果是所谓的“客观真理”,就必须具备相对稳定这一条件。万物可以变化无常,主张变化的“道”却不可以,否则何以称“道”?当然,这样说是假设老子具有基本的哲学素养。
第2种说法不管把“常道”看做什么(儒家理论或是常识……),都是一句废话。因为“道”本身并不支持什么,也不反对什么;更不应该分你的道、我的道。这样说也是假设老子具有基本的哲学素养的话。
随时光流逝,五花八门的解读更是层出不穷,而且每个解读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和理由……互不相容。笔者并非反对有的人愿意穷毕生精力搞懂“道可道”到底是什么意思,而是着眼这个类似猜谜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责任者是谁?是老子?还是古代汉语的简陋、不适合作为科学语言?亦或是中国的古代思想家普遍缺乏基本的哲学思维的素质?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参照物,那就是古希腊。
中国人也真有意思,为了解决这一现象,应运而生的不是改造语言的文学家、语言学家,而是训诂学家:给每个瘸子配上一条拐杖!以至于发展到清代,喧宾夺主,训诂几乎代替了所有的学问!而这正中统治者的奸计:走自己的老路,让傻屄们去研究吧!
如果觉得说“语言就是思想”有点儿“武断”,不妨说“语言是表达思想的工具”。随着思维的进化,世界上所有堪称“伟大”的哲学家或文学家都为改善这个“工具”,也即为改良和丰富语言贡献了一份财富,无论康德还是普希金……但是在中国,这一过程如果不是退步,就是止步不前。到了朱熹,“天理”这个宗教概念竟然大放异彩!
上述这种猜谜现象并非只限于老子,在中国所有“思想家”的著述中,我们都可以找到这种范例。老子应该是传承了“周易”的衣钵,也试图来解读宇宙的所谓客观真理“道”,不同的只是公然玩儿起了神秘主义。不错,康德也为知识划定了国界,把国界之外的领域归为了信仰。但是老子几乎开宗明义就否定了试图用概念和逻辑来解读真理的哲学的初衷,或说良好的意愿!后人最圆滑的辩解也许是:老子的说法充满了“辩证法”和“东方色彩”……云云。老子的“辩证法”纯属忽悠。据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就源于老子。看来“阿Q精神”、“心灵鸡汤”……古来有之。“福”与“祸”本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刚丢了100万就捡了1000万的事情并非没有,但是概率极低,而且两者之间发生关系纯属偶然,除非你信神。
估计是因为难以为继,接下来老子话锋一转,也进入了“伦理学”、甚至“处世哲学”等等的领域。不同于古希腊哲学以至康德的是比例问题:相对真正意义上的哲学,老子为教条和信仰留下了无比广阔的领地,据说他的神秘主义把庄子和孔子都忽悠了。
如果说语言(广义的)就是思想,或说,语言是思想表达的工具(在此可以暂且无视两种说法的区别),那么我们也可以从语言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思想的发展。“仓颉造字”的故事有多种版本,大都是后人造神的成果,无法作为论述的依据。根据考古,汉字起源于象形文字,后经形声、会意等造字手法进行繁衍。如果为了准确地规定“词”与“意”之间一一对应的关系,必须创造大量的单音词,这显然是不实际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汉字据说一度高达数万,但实际能被掌握的一般最多不到五千。)众所周知,古代汉语以单音词为主(逐渐过渡到以双音词为主的现代汉语),这种现象,必然造成单音词的多意性:一个汉字不但指代大量的个别现象,还需负责复数的词性(例如“道”);进而在思维方式上造成一种结果,那就是单音词的表达必须借助于想象。这也是导致后来诗词歌赋出类拔萃的原因:它们的美感主要的是想象带来的快感。与此同时,诗词歌赋也使语言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非用这种绝句的格式来表达,才能以少胜多、给想象以空间:只用28个配以韵律的汉字就使你感到有远有近、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秀美而又辽阔的景色。如果翻译成白话文,不管翻译得多么准确,想象的快感几乎荡然无存:失去了少中见多,小中见大的效果。这美景又是情感的表露,这情感又关联着时运的变迁……而这一切都借助于你的想象,是一种想象的“游戏”,颇似水墨画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文人情怀”……
根据广义的“游戏”的定义,诗词也属于“游戏”,在不违反游戏规则的情况下达到最大限度的自由。古代汉语所激发的想象力在唐诗宋词中发挥到了极致,才创造出令今天的读者都惊叹的美妙,但是如果翻译成外文,即使再精准,也像跑了气儿的啤酒。这是因为,用黑格尔的话说:只是“形式”上的游戏。当然,也是在这种游戏之中,双音词不断增加,使汉语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黑格尔把这种游戏称作“形式”上的游戏,未免苛刻,却不无道理。像水墨画一样,诗词更适合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某种情怀,与现实确实比较疏离。但是不能否认也偶有“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的关注现实的佳句,尽管只停留在现象层面。
古代的文学家为文字的改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们把单音词组合起来创造出更为具体和精准的词汇;遗憾的是在抽象思维的领域,几乎无人做出如此伟大的贡献。我们的所谓“古典哲学”依然必须依赖想象,甚至信仰!
与此相对,欧洲的文字大都依赖二十几个字母。这些字母相互拼凑就可以繁衍出大量的词汇。把这些词汇作为词根,加上前缀、后缀,进而丰富为多层的含义和词性。在词尾稍作改变就规定了时态或数量。把词汇互相连接又可以创造出大量的新词,就像“词组”。这种造字能力真是别开生面:由此,“能指”与“所指”之间自然而然地建立了一套紧密、必然、精确的逻辑关系。我们从德语中可以找到“造词”的典型的范例:有的德语单词十分冗长,几十个字母,甚至创造了吉尼斯纪录。这是德语“自由的”的造词机能所决定的:把几个单词组合起来达到更为具体和精准的效果,这大概也是当初德国哲学十分发达的原因吧!
中国也有不少的语言学家,但是几乎没有从哲学的角度,或说从语言形式与思维形式、以及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角度来考察古代汉语的。甚至这种说法对于对哲学缺乏了解的他们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神话语言、宗教语言、艺术语言、哲学语言、科学语言……的区别究竟在哪里?

  
接下来说庄子。
不单在道家之中,即使在诸子之中,最为璀璨的明星也应数庄子!不过他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因为他所倡导的是从审美的角度看待一切,包括人生(参见笔者的[论「庄子-内篇」中的概念“游”]文学研究第6期)。从对后来社会进程所起到的相对积极的作用的角度看,这也是庄子胜于儒家和法家的所以。庄子绝顶聪明,他大概也遇到了语言表达上的障碍,因此不像玄乎其玄的老子,而是干脆寄希望于想象。庄子的文风主要是用寓言来阐述他的观点,而不是用一套自成系统的概念,在这个意义上,称庄子为美学家甚至不如文学家更为贴切,只是他的寓言中充满了哲理。
这样说并不是想否认诸子著述中含有朴素、原始的哲学思想的要素的萌芽,而是希望强调作为哲学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概念和逻辑。正如化学有化学严密的符号系统、数学有数学严密的符号系统……一样,哲学也是如此。德国哲学家卡西尔在他的【象征形式的哲学】一书中讨论了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阐述了神话语言、宗教语言、艺术语言、科学语言……的特征以及其所关联的思维方式(参见笔者的[卡西尔哲学的出发点——“概念说”]东京大学【美学艺术学研究】第14期)。借此,我们很容易鉴定中国的所谓“哲学家”们的著述属于什么性质。
科学的娘胎叫做怀疑,与此相反的是宗教,它的母体是信仰,虽然我们很难在信仰和迷信之间画出界限,但是无可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古代汉语和所谓古典“哲学概念”的不确定性,或说非科学性,为信仰和迷信留下了充分的空间,贻害无穷!
但是……如何区别语言的形式呢?举个最简单、大家都知道的例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泛滥。”
从概念的角度看,什么是“毒草”呢,如果它是一个哲学概念,一定有一个相对清晰、稳固的定义。“牛鬼蛇神”也是如此,根据什么标准?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词汇或说比喻就属于神话语言,至少艺术语言。
再说逻辑。“凡是”常常意味着100%、绝对、“绝对真理”,但是以“凡是”开头的这个句子里却有很多意思模糊不清的词汇,这难免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给人忽悠的感觉,起码不严谨,或说,不科学。主席很喜欢“凡是”这个词儿:“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个以“凡是”开头的名句也存在着概念和逻辑上的问题:“反对”怎么定义?给我们提建议的人算不算敌人?如果敌人反对吃屎,那么我们怎么办?……如果你说我矫情,那是因为句子本身逻辑上的疏松: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如果有谁具有基础的哲学素养,又真的肯于认真阅读主席的文章,他一定会发现,这样的表述在主席那里数不胜数,这是主席“潇洒”的文风所决定的。这样的文章甚至满足不了政论文的条件。与其说主席是个思想家,不如说是个“艺术家”更为恰当。主席与一般艺术家的区别只在于他是用神话语言或艺术语言来表述政治问题。相同的是:他们都诉诸读者的感性。
这也说明主席没有经过最基本的哲学思维的训练。当然,这不是主席的错儿,并且他也知道:只有这种语言形式才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这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我的分析也许会被奥迪不屑一顾。1995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本【剑桥哲学词典】,总编就是奥迪。其新意便是一反惯例、大量地收录了关于东方、特别是中国的词条。我查了一下,其中就有毛泽东,甚至刘少奇……然而却没有斯大林!按说后者应该是前者的老师呀?幸好还没有收录“希特勒”。同时我也感到不解或者说不平:比较毛泽东和希特勒,两者的“主义”、手段乃至语言形式有很多类似之处,并且理论水平也不相上下,为什么希特勒就没有被收录呢?就因为他们的路线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对内?希特勒的集中营、斯大林的古拉格和毛泽东的劳改农场难道不是异曲同工?只是中国不可能有,或说不允许有索尔仁尼琴那样的作家罢了……亦或是奥迪更多地考虑到中国经济在发展,这样做词典会有更多的销路?
……到了林副主席,他的“四个伟大”已经进入了宗教语言的领域。
如果一种理论认为:皇帝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因此正确无比,这就属于神话领域的问题。如果一种理论认为:皇帝是“天之骄子”,即天子,皇权神授,见面得喊“万岁,万岁,万万岁!”那么这种现象就属于宗教或宗教语言的领域。我们比较一下歌曲【东方红】的“他是人民大救星”和【国际歌】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就会发现其中在语言形式上的本质区别,尽管同为歌曲。
很多人认为:一般说来,中国没有什么宗教、信仰,其实不然。中国人的宗教体现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之中。这种(世俗)宗教虽不大拘泥于形式,却深入人心。它经过数千年的洗礼,以“集体无意识”的方式潜藏在中国人的心底,表现在风俗、习惯、主流思想、社会制度……之中。就像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又令人难以察觉。它越来越强大是因为权力使它能够吸收一切理论、宗教、社会体制……甚至与它敌对的力量(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可以利用的要素来丰满和强壮自己,并以改朝换代的方式来美化自己。这也是中国人的“智慧”的体现。如果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可以说中国人的“超我”中充斥着儒家(包括其变种)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律令(参见笔者所译【自我与本我】上海译文出版社)。我们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能发现宗教的图腾带来的恐惧,超越世界上一切恐惧的恐惧。这个恐惧迫使中国人走在同一条老路上,任何出轨的言行都首先将被同类唾弃!如果我们把这个宗教叫做广义的儒教(融汇佛、法、道),那么这个图腾的灵魂就是不倒翁孔子!
至于大多数中国人并不这么认为,那是因为中国人没有反思的习惯,或说能力。这里说的“反思”是一个哲学概念,尽管哲学家们给它的定义不尽相同,但绝不同于“反省”或“吾日三省吾身”,那撑死了属于伦理学范畴,而恰恰正是孔子的教条扼杀了中国人学会“反思”的可能。
“反思”是哲学精神的表现,是对既成的经验、思想的怀疑和思考。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尼采!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既成价值批判者!他的“善”和“美”体现在他对真的不懈不息的追求之中。众所周知,他的【扎拉图士特拉如是说】是以一个寓言开始的:“精神如何变成骆驼,骆驼如何变成狮子,最后,狮子如何变成孩子。骆驼是驮东西的动物:它驮着既成价值的重荷。它在沙漠中驮着这些重荷,并且在沙漠中变成狮子;狮子打碎雕像,践踏重荷,对所有的既成价值进行批判。于是狮子的使命就是变成孩子、即变成‘游戏’和新的开端,变成新的价值和新的价值判断原理的创造者。”(参见笔者所译【解读尼采】都鲁兹,百花文艺出版社)你可以说尼采有点儿庄子的味道,但不同的是:尼采专注于哲学最根本的问题,这也是尼采盼望哲学回归本源的道理所在。
这个寓言描绘了(包括他的)精神的历程和应有的姿态。在尼采那里,哲学不是“学问”(叔本华也表示了类似的观点),尼采希望读者通过阅读他的著作培养一种批判的精神,超越自己也超越一切(“超人”,与此相对的是“奴隶”),成为有独立思考能力的自由人格。只有如此,“新的开端”才可能开始。
在尼采那里,哲学是用来“反思”或说批判的武器,为了摧毁陈旧的价值体系,挣脱枷锁获得解放。出身于宗教家庭并且以神学作为学术开端的他居然喊出了“上帝死了!”的口号,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是因为他多么希望人们扔掉宗教这一拐杖学会用自己的双腿走路,建立独立思考的精神和人格!把无法说明的东西奉为教条就是迷信,就是非哲学。我们把各种宗教的诵经和全国人民学毛选或者“政府工作报告”进行比较,也能发现它们的类似之处。与尼采几乎同时,德国还出了一个马克思。马克思的“批判的武器代替不了武器的批判”则导向了无产阶级专政。相比之下,谁更靠谱呢?历史正在证明……
尼采的伟大在于他预言了德国意识形态的堕落,一语成谶。而一些惧怕尼采精神的人却故意歪曲尼采的理论,甚至为他画了一幅面目全非的肖像。当然,这与尼采十分不喜欢的他的妹妹甘愿配合希特勒不无关系。
饶了一大圈儿,还是想说明语言和思想处于互相制约又相辅相成的关系之中。再举个简单的、关于“意识”的例子:乐观一点儿说,中国生产的“名表”的价格是瑞士生产的名表的价格的大约千分之一,这是为什么?除了工匠意识、材料的质量,就是工具:需要不断改良的工具!或者这样说:工具意识是工匠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改良的工具可以制作出更为精密的零件,而设计师的想法要求工匠创造更为新颖的工具以适应更为精巧的零件。在这里,需要的首先是彻底“反思”的精神,留恋和固守毫无意义,因为中国不可能用当前的工具和材料制造出与瑞士名表匹敌的作品来。你说中国有手表么?……道理很简单,但是换一个领域,中国人就搞不清楚了。

  
公孙龙子。
如果根据尼采对哲学的理解,公孙龙大概是诸子中最配得上“哲学家”称号的人选,因为他迈出了企图颠覆常识的一步,尽管这一步通向何处,因为没有下文,我们无从了解,但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也是难得的一步。还有,他似乎也是唯一一个启发思考——尽管不那么彻底——而不是单纯向他人灌输自己思想的颇具哲学味道的人。
我们无法知道公孙龙还有什么著述,就像我们无法知道诸子百家中,以及中国历史上是否有过我们尚且不知的什么伟大的哲学著作。说来很值得玩味:中国人喜欢死后把能带走的都带到坟墓里去,而不是成立什么“基金会”、“图书馆”、“博物馆”之类的,尽管他们知道十墓九空的道理,甚至看到了盗墓贼的眼睛在盯着……有人说这是自私和仇恨的恶性循环,但是中国人大都认为这是“伟大而优良的文化传统”!
与此类似的是在改朝换代、推翻腐朽政权之际,同时销毁一切腐朽的文化遗产,不光建筑,还有图书。这种循环往复也是五千年中华文明的一部分。大概是因此,可能很多“好东西”没能流传于世。如果说“中华文明光辉灿烂”,或者说“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很有可能是事实,只是无法考证,只能有待进一步盗墓或发掘古墓……
说“白马”不是(属于、等于)“马”,这显然是“胡搅”。问题是公孙龙胡搅的目的是什么?
“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形与色固然不同,但都是事物的特征或说属性,属于“特殊”,或说“种概念”,而马是物体、事物,属于“一般”,或说“属概念”。把事物与其性质、种概念与属概念混为一谈,再严密的逻辑也无济于事!何况,白马并非不同时具有“形”这一马的特征。照公孙龙的“瞎子摸象”,即把部分作为全体的逻辑,徐悲鸿画的马甚至都可以拉车!墨子就曾指出了公孙龙谬误的根源所在……
说公孙龙的“白马论”具有初级的哲学意识是因为存在着后人另一层次的、怀着“善意”的解读:公孙龙强调了个别与一般、种概念与属概念的区别。问题就在这里:说明问题是用形象的语言,还是用抽象的语言,这关系到是否有资格进入哲学的殿堂,因为形象语言仍属于“个别”,而抽象语言才能表述“一般”,真理正是靠着一般性,或说普遍性才得以成立的。笔者甚至可以进行目前尚无人涉及的、更哲学的借题发挥,说:公孙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意识到了现象与本体的区别的“哲学家”,其“理论”比康德还要早若干年。但这只是我的观点,无法证明它是否属于公孙龙。无论后人如何拔苗助长,公孙龙的文本本身对他们的“拔高”并没有提供强有力的支持。是古汉语的局限,还是公孙龙的局限?亦或两者互相局限?退一步讲,就说公孙龙涉及了一个关于概念的问题,它也是一个属于“哲学入门”的问题,并且用的还是“反证法”。
说公孙龙诡辩的证据也来自“坚白论”。在那里他同样割裂“分析判断”与“综合判断”,无视精神的“悟性”功能,充分暴露了自己的主张毫无认识论的支撑。所谓悟性,简单说就是“一斑见豹”,即从个别领悟一般的能力。这种能力当然与智商有关。如果公孙龙不是另有目的,我甚至怀疑,公孙龙如此坚信自己的结论,不是故弄玄虚,就是智商问题,否则他怎么从来不怀疑自己概念和逻辑是否存在着缺陷?
当然,作为辩论,一问一答是【公孙龙子】的格式。就提出的问题来看,公孙龙并非不了解一般的常识,但是由于提问同样没有提高到“理论的高度”,而是几乎重复同样的问题,因而被公孙龙当成了靶子。但如果把这种“辩论”看做哲学思辨,哪怕是辩论的典范,那可真是灾难!和孔子的“诲人不倦”能有一拼!
对照古希腊的哲学对谈,我们发现,在那里,位置是相反的,提问者总是让解答者漏洞百出、下不来台,因而不得不不断地改进以接近真理。到底“学问“的精神不一样啊!
关于【指物论】。应该说“指物”是“白马”和“坚白”的归纳和抽象,或者这么说,后两者是前者的实例演习。
如果想在诸子百家中找出一篇最像哲学语言的“哲学论文”,大概应该首推公孙龙的“指物论”。之所以被誉为所有文章中最难理解的“论文”,正是由于古汉语的局限性:没有经过界定的哲学概念,或说术语。公孙龙的“概念”使用的就是日常语言词汇,而且拿来就用!这不但是语言本身造成误解的原因——当然,说的不仅是在今天,而是从当时开始——而且也是中国人自古就远离哲学的原因之一。
开篇:“物莫非指,而指非指。”比老子的“道可道”还要玄虚,当然,其解释也更为千奇百怪。只能假设,尽可能根据公孙龙的逻辑:“物”是事物,应该没有问题。“指”应该是一个命名、或曰指称的行为的结果。那么前半句就是:事物都是(因为)命名(而被把握的)。接着“指非指”,可以肯定的是这两个“指”不一样。前者承接上文的“指”,而后者则应该与上文的“物”有关,就是说:指称与被指称的不是一回事儿。道理虽并不深奥,但是他的表述把后来者都搞蒙了!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深奥”之处!
是古汉语就这个样儿呢,还是龙子的表达问题呢?同一个“指”却含义不同(这个“指非指”还真有点儿“道可道”的风格)!而且不经过定义拿来就用!在今人看来,这不单违背哲学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甚至不是好的文风!龙子是在玩儿文字游戏?应该不会……当然,这里并非责怪古人工具的简陋,而是想要指出这种开端会指向一条多么艰难而无望的道路。没有一套哲学概念就不可能有一个系统的哲学思想和哲学理论。这是一个最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就像没有好的工具,做不出精美的家具,或者,没有坚实的砖瓦建不成雄伟的大厦一样,但是在中国,几千年来都不被理解,总是把土坯房子注疏成为大厦。
接着说“指非指”。对“指”的解读因人而异,这毫不夸张:有多少解读者就有多少解读。这就是中国“古典哲学”的伟大之处:为了了解他是否有什么思想,你必须先听懂他的“方言”。但是不管你把作为指称的“指”看做名称还是特征、或者拔高,借助西方哲学的观念,看做认识内容或是象征符号……其实都是一回事儿!这些区别只是认识手段、或说语言形式的不同,都是人类把握世界的方法。根据龙子的本文,看不出他有这层意识。我们期待的是他起码能透露一点儿有关知识与客观世界,即“指1”与“指2”之间的秘密,但是没有下文,只能失望。
主客体的关系问题也始终贯穿西方哲学,这是我们应该为龙子感到骄傲的。其次,龙子明显的因果逻辑的推论,也是他区别于孔子等的思考方式的特征。不过也应该指出:“物莫非指”似乎走上了一条通往认识论的道路,但是“而指非指”立即又把他拖回了讨论的起点。
换个层面,如果根据“物莫非指”,我们是否可以解读说:语言就是思想?难说,龙子已经把当时的语言功能发挥到极致,但是这种语言仍然限制了思想向体系化、向更深刻、严密、精细的方向发展。这是局限性的根源,也是龙子哲学才能的悲哀!
在诸子之中,【公孙龙子】的地位逊于儒法道各家是因为他的领域与哲学接壤,从古代就被视为毫无实用价值的“异类”,甚至是对维护统治的威胁,我们在甚至诸子百家中都难以找到提倡“思维训练”的说法,这是“中国哲学”的悲哀!
顺便说一句,在讨论哲学问题的时候,把古汉语的词汇置换成西方某一哲学家的概念是一种缺乏哲学素养和基本分析、表达能力的表现,因为中国的餐具和法国的餐具毕竟不一样。当然写小说不必计较,因为小说需要读者的想象,尽管“想当然”的结果并不一样。遗憾的是从近代开始,这种“削足适履”、“崇洋媚外”的行为似乎成了主流。
当然,了解西方哲学对于了解中国的思想非但有益,而且必须。因为不了解全体,也就不可能了解部分的意义。歌德说不了解外语也就不可能了解母语。同样,不了解外国哲学,也就不可能说了解了“中国哲学”。

  
关于商鞅。
如果说儒家企图用“道德”来维持“天子”的地位,那么法家用的则是“法律”,这个法律的特点集中表现在“刑法”上。其实,道德和法律是一对儿相辅相成的概念,各有各的位置和用处,就像苹果和梨都是水果。但是在诸子百家那里,它们常常处于对立的状态,就如儒家与法家。中国古人的思维是否都是“单弦儿”呢?是不是像中国的乐器,比如二胡,你只能拉一根弦,而不能像提琴那样同时拉两根弦,即和弦呢?说来真是个有趣的现象:二胡与提琴的创造者的“发想”,或说构思为什么如此不同呢?当然,二胡确实有二胡的味道……
如同儒家的“非哲学”是用“礼教”泯灭中国人的思维和判断能力,法家用的是“法制”。儒法是统治者的两把刀,不同的是:一把是软刀子,一把是硬刀子。是儒是法,基本上根据统治者的喜好。一般认为中国以儒家思想为其特征,这是因为大多数统治者认为用软刀子扼杀人的精神更有效、更“文明”,就像狼应该披上一张羊皮。说来有趣:从“精神”角度,道德精神和法律精神本来是一体的,只是法律出现在道德的“底线”上,或说一旦僭越道德,便由法律来裁判。但是在中国,儒法是统治术里互相制约的两级,为了避免“跑偏”。
在法家之中,韩非子最受后人推崇,被称为“集大成者”。究其原因,大概是因为他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合理”的统治术,或称“御人之术”,因而很合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胃口。……但是谈到哲学,只能说声抱歉,总不能把哲学降低到“常识”的地步吧?把韩非称作“哲学家”不是外行就是忽悠。
还是说说商鞅吧,他是法家中的法家。
据说有两个商鞅:变法的“好”商鞅和【商君书】里的“坏”商君。但是从商鞅登台后秦国一以贯之的历史看,似乎只有一个商鞅。两个商鞅的说法是恐怕是中国人嫁祸于人的惯用伎俩。搞不清楚的还有:如同中国几乎所有古典,【商君书】也存在整体或部分的“著作权”的问题,在笔者看来,这并不重要,因为笔者对商鞅本人并无什么兴趣。重要的是【商君书】的“理论”,不管它是谁的。
谈商君不是因为他那里有什么哲学的要素,而是想举例说明缺乏哲学会有多么可怕!还有一个间接原因:“法”也在广义的哲学范围之内。
辛亏好像还没有“学者”给商鞅戴上“哲学家”的帽子,这大概是因为在商鞅看来,““知识越多越反动”,就连探讨知识问题都是违法的吧。……难道古来真的也存在着这么一层顾虑:过度宣传商鞅反而会适得其反?根据统治术,这个担心的存在很有可能。
如果说秦始皇统一的中国对中国未来意义深远,那么商鞅功不可没,因为秦国之所以强大与商鞅变法有着必然的关系。据司马迁说,商鞅有好几套治国方案,只是为了配合秦孝公想当霸主的愿望才最终选择了急速“富国强兵”的路线。这种说法很令人怀疑:难道商鞅真的可能在登门拜访之前竟然对“面试”毫无准备、对秦孝公一无所知?难道商鞅真的愚钝到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婉拒才领悟到孝公的意思吗?……幸亏孝公闲暇,如果孝公拒绝第四次接见商鞅,商鞅真可能怀才不遇了!从商鞅的所作所为来看,他的“彻底”的精神似乎只适用一套方案,即使真有几套方案,也一定大同小异。这是他的人品所决定的。
笔者不是搞历史的,也许难免有错误的判断。不得不提一笔的是:在发现中国没有哲学精神的同时,又开始怀疑中国是否也缺乏“历史精神”。纵观史书,随意编造的“历史”随处可见,这大概也是中华优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吧。好像历史就是用来被随意消灭、篡改、伪造、美化……的,为了达到“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的效果。由于没有批判和反思的精神,于是乎一传十十传百、人云亦云、三人成虎。还是举个例子吧:据说商鞅变法始于前356年,为了立竿见影还搞了“徙木立信”,并在“朞年”(司马迁如是说)因公子驷犯法,为杀鸡驯猴惩处了他的两位老师。我算了一下,公子驷据说生于前356年,那么犯法的时候才一岁,连站都站不稳……假设司马迁笔误,那么换一个通融的算法:据说公子驷继位于前338年,接着商鞅被车裂。鉴于公子虔检举商鞅谋反之前因为又犯了法而被剜去了鼻子因而8年大门不出,那么最迟第二次犯法也在前346年之前,即使省略与两次(一说就是一次)被处罚之间的空档,公子驷犯法的时候也不到10岁!到底犯了什么罪(一说杀人,还因此被流放,查无实据)?难道商君还制定了“儿童犯法与成人同罪”的“儿童法”?是否这个“儿童法”因为年久失传而不为我们所知?哎……没准儿搞历史的比搞哲学的还要不幸!
事情还没搞清,一些缺乏法律概念的人就开始讴歌商鞅“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竟然理解不了这正是不平等的典型范例,不但立法,而且执法!……我们最终无法知道历史真相,这正是统治者们的愿望,也是现今的写照!
商君的“理论”基础在于:“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在这里,“国”与“民”是一对儿对立的概念。不知商君人品的人对这一“奇妙而深奥”的道理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整体由部分组成,部分大整体才能大,怎么可能相反呢?这是根据什么逻辑?在这里商君玩儿的是文字游戏:偷换概念。这种游戏很有效,不管对上还是对下,皆大欢喜,我国到今天不是还在玩儿吗?根据中国的传统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国”就是“君”,“君”就是“国”,就像党就是国,国就是党。只有这样,商君的理论才合乎逻辑。或者说:这就是有商君特色的逻辑!如果直说“民弱君强”不是太露骨了么?只有让老百姓像崔健唱的那样“一无所有”,统治才能固若金汤。
商君这种“消灭私有财产”的观点要比马克思早多了!这可不是阿Q精神。我们中国虽然没有什么像样儿的哲学,但是世界上所有的歪理邪说,我们早就有了!这绝不是瞎吹!众所周知:一个谎言需要N个圆谎的谎言;同样要想让人民相信独裁的好处,也需要N个歪理邪说。这是必然的。独裁越是长久,歪理邪说就越是丰富、完美!作为经济学家的马克思,其理论的致命缺点在于没有详细论述“按劳分配”如何“过度”到“按需分配”、共产以后的财产如何管理、如何保证不被个人或者党派窃取、无产阶级专政的头目如何不会变成皇帝……等等,这点不如商君:中央集权,其余一律论功行赏。简明扼要,多么实在!
难怪毛主席这么喜欢商鞅和马克思,把两个人的精神揉和起来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党比商鞅更加合理、周密、彻底!在某种意义上,你是否有权出生、是否有权“报户口”、是否有权选择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接受教育,是否有权选择居住地、是否有权选择某种工作、是否有权和某人结婚、是否有权生育或生病、是否有权拥有私有土地和财产、是否有权发表个人意见……生老病死一切都由党决定。这就使你不由不随时随地消灭个性,养成 “本能地” 服从党的毛病,不管你是不是党的一员。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制……
说来耐人寻味:“法制”与“法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是否以“平等”的观念为其前提条件。中国从古至今有的只是“法制”,而西洋的伦理精神孜孜以求的却是“法治”!好像在说绕口令:在这一点上,你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法治”与“法制”发音一样,你搞不清楚他在说什么,忽悠起来得心应手!
这里并非以今人的观点要求古人。几乎与商鞅同时的亚里士多德就认为“法治比任何个人的统治更好。”并且古希腊还有用生命捍卫“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范例。被视为“异端”(尽管关于“异端”的说法各异)的苏格拉底欣然接受了陪审团的死刑判决,而拒绝了逃生的手段。插一句,我不知道苏格拉底是有意还是无意,总之,他用死给后世留下了一道难题:一个“天才”(这个概念原本只限于艺术领域,这里取其“广义”)如何可能被“群众”认知?当然不是指事后。(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有类似的体验:曾担任“智商鉴定所”所长,几乎得罪了所有的客户,实在是个费力不讨好儿的买卖!)这也是民主所要面对的最大难题。因为历史上很多骗子都是借着“天才”的光环登场的,进而把民主搞成独裁。
有人把【商君书】的理论归结为“驭民五术”,不无道理。这里省却对“壹民(或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的细节讨论,只要是中国人都明白,或有所体验,除了装傻或者真傻。做一个中西比较:作为一种现象,希特勒的“理论”出现于上世纪,但是本质上类似的理论在中国古代就已经存在,并且有过之而无不及。我这样说颇有点儿阿Q的“老子先前比你阔多了”、希特勒“算什么东西”的味道,不过话说回来,两者也确是“人性”具有普遍性的一个证明。如果说希特勒有什么胜于商鞅之处,那就是希特勒把“儒家”和“法家”结合得更加完美。
目前,纪念希特勒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但是在中国,历代纪念商鞅、包括秦始皇的人却大有人在,好像“国家统一”了人民就幸福了,一切问题都解决了……本末倒置!几乎历代的中国人都把商鞅看做是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词典、教科书、学者如




 回复[1]: 续一 老唤 (2019-06-21 21:08:41)  
 
  是说,纪念商鞅的形式也不少见。确实也不无道理:商鞅的思想在今天仍然在中国的体制、法律、道德观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同时也仿佛在证明中国人缺乏哲学素养到何种程度;还证明着一个有中国特色的逻辑:你越把他们不当人看,他们就越是把你当伟人!中国有个日常用语“贱骨头”,说的是……你懂的。
顺便提一句。新一轮的商鞅热起源于伟大领袖毛主席。据说目前有据可查的毛子最早的文字是他18岁作为湖南省全省高等中学校的高材生时的作文,得了老师的满分,并眉批“传观”,因而得以保存。题目是“商鞅徒木立信论”。可以看出泽东毫不怀疑地站在商鞅的立场上:“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而把国民置于对立面:“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真可谓商鞅附体!故而国文教师柳潜批语加以激励:“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果如所料,毛泽东用马克思主义法家又一次统一了中国!
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是:把“别人”打了就兴高采烈,被“别人”打了就哭天喊地,却从来不对“打人”——不管是打人还是被打——这一行为本身进行反思。同样的思维方式,当“商鞅变法”,搞极权,搞军事化……秦国最终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中华大地,史书则大书特书其伟大功绩。当“百家争鸣”彻底消失,民不聊生,又称其为“暴秦”。殊不知前者是后者的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就像你无法证明魏蜀吴三国谁统一中国,人民更安居乐业;或者共产党、国民党谁统一中国,人民更平等、自由,你很难证明春秋战国和秦朝究竟孰优孰劣。当然,我这样提出问题有点儿滑稽,因为中国人历来认为“老百姓”不是炮灰就是垃圾,他们幸不幸福是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的。
冈仓天心曾不无讽刺地写道:“当日本沉迷于温文尔雅的和平的艺术中时,西方人惯常把日本看做野蛮的民族;相反,当日本在满洲战场开始进行大屠杀时,他们却称日本为文明的国度。”(参见笔者所译【说茶】百花文艺出版社)【说茶】初版于1906年,正值日本沉浸在战胜俄国的喜庆之中,这可真是冒天下之大不违!也足见他对日本的“文明化”抱着多么激烈的态度。因此,就是在日本,对天心的评价也是不一而足……讨论明治维新与侵略扩张的关系不是本文的课题,但是必须指出的是:天心的理想与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理想”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儿。遗憾的是:就像当初德国无视尼采的思想一样,日本也没有采纳天心的“意见”(两者的共同点还在于都被歪曲、利用),最终走上了自取其辱的道路。
话说回来,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太自私、太虚伪,致使“合纵连横”根本没有可能。由于哲学和契约精神的不在场,只好兵戎相见。假设,我是说假设:古人不那么自私,也不那么虚伪,并且当时有“平等”的观念和逻辑思维的能力,七国成立联合国,有了矛盾大家就能坐下来商量解决。即使秦国退出联合国,其余六国联合起来,就是打消耗战,地广人稀的秦国也未必是对手。弄不好秦始皇没准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开枪自尽。这样的话,中国历史肯定就改写了,现在没准儿是一个无比文明、发达的联邦共和国。不过人口儿恐怕得有三十亿不止!
据说商鞅时代和文革时代的国民都道德高尚,“路不拾遗”。究其原因,不是出于道德,而是出于恐惧。还有,盗贼心知肚明:反正大家都一样,没什么值钱的东西;就是有,偷了也没处卖去……有了钱反而麻烦。就伦理学而言,商君是“恶”的化身,因而也是“恶”的发明家。不单中国历史,世界历史上所有“恶”的典型表现都可以在商君的思想中找到痕迹。不论法西斯主义、马克思主义、军国主义……的理论,还是以弱去强、以奸驭良、全民皆兵……的说法,其目的就是泯灭人性中善的成分、消灭良知。商君的思想被社会体制固定和传承下来,直到今天。它和儒家一起不断创造着自私、虚伪、没有思考和判断能力、道德沦丧、感情用事的国民。笔者不了解目前的官场,据说十官九贪;对比官场,具有独立思考和判断真伪善恶美丑能力的知识分子则更为稀有。不如这样说:正是所谓的教授、学者在不断地制造着假恶丑。笔者可以断言:世界上如果还剩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个国家一定是中国,这也正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共同愿望。信不信由你,反正我信……

  
最后说说孔子。
与几乎所有的“学者”不同,本文把孔子排在了诸子的最后。其理由:除了他是阻碍中国人养成独立思考能力的罪魁,还有就是他的那些教条引起的笔者的生理反应。
想要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寻找哲学,那可真是鸡蛋里挑骨头!因为在他的儒家思想里想要找到合乎逻辑的概念就像大海捞针,自然,想要找到由这样的概念构成的逻辑更是痴心妄想。广义地说,儒家的所谓概念几乎无不属于伦理学范畴,即使有一些对“认识”或“本体”的讨论,所使用的概念也都属于神话语言或宗教语言。狭义地说,儒家的所谓“伦理学”一方面缺乏哲学的支撑,甚至泯灭哲学的精神,另一方面彻底无视伦理学的最基本原则。
中国人却不这么认为——这里的所谓“中国人”是指历代作为“主流”或“正能量”的中国人。仅从这一现象就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概念与逻辑、对哲学、对科学的认识缺乏到何种程度!
在这一问题上,想要说服中国人,几乎是没有希望的。这就像你对不懂外文的人说外语。说“几乎是没有希望的”是因为中国——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那片辽阔的土地,不管使其辽阔的是蒙元还是满清——自始至终就没有为学习这门“外语”留下空间,其结果:对于完全没有概念的东西自然没有获取的愿望。这是相辅相成的。
我这样说,或许还是有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举个例子吧:围棋(假设中国人对自己的老祖宗发明的东西都有一个概念)。当然,对于不了解“精神”为何物的人,这个例子或许又是不伦不类。
围棋与哲学一样,与智商的分布无关,但却与智商的开发有关,当代中国的优秀棋手便是证明。围棋是中国人发明的世界上最伟大的游戏,不是之一。“四大发明”里如果有围棋则会更有说服力。在围棋界没有常胜将军,这是脑力的寿命所致。但问题不在这里。最优秀的棋手一般都没有一定的“方针政策”,都是根据对手的每一着法、根据对手的风格,即时做出判断和最佳选择,即所谓随机应变(参见笔者所译【超越实地与模样】赵治勋,百花文艺出版社)。因此,赵治勋对武宫正树的“宇宙流”很不以为然,也因此,前者成了后者的克星。大概在赵志勋看来,“宇宙流”就是个大定式,让对手有的放矢。同样,藤泽秀行嘲笑那些只会背定式的学生(参见笔者所译【胜负与艺术】藤泽秀行,百花文艺出版社)。当然,更应该遭到谴责的是那些只会教学生背定式的围棋先生。因为他们错误地理解了围棋的目的和精神,扼杀了学生的思维能力。在秀行先生看来,胜负虽然与“名誉”有关,而且直接关系到棋手的生活质量,但是胜负不是围棋这种游戏的目的,充其量是一种刺激的手段。围棋的目的是追求“最善”的一着,并且在不断的追求,即批判、改良的创新中提高棋手的思维能力,同时也提高作为“艺术(芸)”的围棋的水平。这才是围棋的“精神”!这恰巧与西方哲学(当然不包括中世纪的主流)的精神相一致。
然而孔子正是那类“教定式的先生”!我们在儒家的“经典”里找得到那种通过反思批判不断提炼思维的哲学精神吗?儒家所能提供的都是一些定式一样的教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管你如何解释)”就是这类定式的典型,并且是建立在违背伦理道德的基础之上!独立思考和照本宣科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前者可以培养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判断力,而后者则是前者的死敌。道理很简单:不单所有的人不可能处于同样的境况之中,同一个人也不可能总是处于同一个场景之中。古希腊的哲人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这句话用在这里应该没错儿。从思想的源头,儒家和古希腊哲学就已经分道扬镳了。
说围棋是一项伟大的游戏还因为它能够促使棋手彻底贯彻“认识”的反思和批判精神,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挣脱旧有理论的束缚、不断创新。软件的设计者们证明了战胜围棋选手要比战胜(国际)象棋选手困难得多。围棋是一个相互消灭对手可能性的游戏。一开始,双方都有“无限”的可能性,但随棋局推移,可能性越来越少,走到最后,你就只剩下了一个可能性:胜或负(当然也有和棋,只是可能性极低)。生理原因决定人脑不可能像电脑那样“穷尽”这些“无限”的可能性,两者相比,大概像用肉眼和天文望远镜观望星空一样。在挑战人类思维的极限的时候,寄希望于某种“套路”的想法已经失去了生存的土壤,这不但因为新的套路一旦产生,解套的手法便随之而来;更因为你在选择某个可能性的同时却丧失了更多的可能性。尽管你必须选择,但不能像赌博,孤注一掷。在这里没有所谓“信仰”的空间,因为信仰出现在理性思维的极限,就是说,在理性思维消失的地方,信仰就会出现。我们在哲学和宗教的此消彼长中也能看到这一现象。这也是AlphaGo能够战胜人的原因之一,这是你弱它就强的关系。因为作为人类,你的最后的选择很可能是相信“运气”,但你的战绩和头衔只能威慑活人,AlphaGo可不吃这一套。同样的思维方法,但是换一个领域:道德。以道德的教条作为行为的准则与培养判断善恶的能力是两回事,甚至是相互矛盾的两回事,因为前者抑制了后者,而后者为了尽善尽美的目标必须践踏前者。
据说是孔子首创了“办学”的教育形式,与此同时,孔子也开创了影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腐败的学风!孔子的教学关系是填鸭式的,这从【论语】中就可以看出:一方“诲人不倦”,全知全能;一方“学而不厌”,从不怀疑。尚古者美化孔子,认为孔子所言是双向的:对己对人,那么是否可以提供一个范例?在孔子那里,我们看不到古希腊的学风,比如辩论,以及为了证伪而提问。固然,孔子也有“教学相长”的说法,但是其关系与“君臣父子”相类,还得有一个先天的“弗学不知其善”的“至道”。
上述学风之所以存在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原因:“平等”是否在场。前面也提到:“平等”并不是一个新词儿,早在公元前的古希腊就已存在。与其孪生的观念还有“民主”。并且这些观念还体现在一些国家的政治体制之中,虽经漫长的中世纪的打压,但终于非但没有消亡,反而生命力日趋旺盛。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和“法律”就是建立在“平等”的观念之上。或者这样说:不以“平等”为前提的“道德”和“法律”都是“伪道德”和“不公平的法律”。顺便插一句:黑格尔似乎认为在中国,除了皇帝高高在上以外,其他人都是平等的。实际上,在中国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存在着不平等,只是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罢了。……难道真的存在着另一种可能:中国人揣着明白装糊涂?
“大浪淘沙”,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那些被淘汰的往往含金量比较高,而留下来的大抵是糟粕!这真是个有趣的现象。据说杨朱就有“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的说法。如果说中国古代真有什么“民主”思想的萌芽,那么杨朱的说法可谓首屈一指。不过他的理念,或说理想在战国时代毫不现实,简直就是“乌托邦”:如果人人一毛不拔,统治者吃什么?这显然行不通。大概这就是杨朱的著作没有流传下来的原因吧。非但如此,杨朱还被世人冠以“一毛不拔”这个成语的版权持有者,可谓黑色幽默,跟“人血馒头”能有一比。
与杨朱相对的是墨翟。据说墨子主张“兼爱”。但是“爱”的理念同样应该是建立在平等的前提之上,就连夫妻之爱也是如此。而墨子的“爱”却是以利害为前提,如果没有作为条件(地位、财富……)的平等,“兼相爱、交相利”只能是““乌托邦”,最好的例子恐怕也只是“大款儿”和“小三儿”之间的爱情:互相占有或者“等价交换”。日本甚至有更“完美”的例子“援助交际”,但还是被认为是不道德的行为。
中国古代确实有一些貌似相当不错的理论,只是深度不够,杨朱和墨翟就是例子。两者貌似对立,实质是一体。作为哲学命题缺乏能够满足这一命题的前提条件,作为行动纲领又没有得以推行的现实基础。它们就像中国美丽的诗词和绘画,只能欣赏。我们只能猜想:如果他们的理论能够再深一步,并且通过教育深入人心,进而在制度上得到保障,中国的历史肯定会被改写。
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便是建立在不平等这个“先天的”观念之上,而“礼”则是固化这个不平等观念的工具。像所有中国“思想家”的纲领一样,孔子的这个纲领,或说治国之道也可做多种解释。这是古汉语作为日常语言的“优点”,也是中国思想家的狡猾之处:可以给发挥留

 回复[2]: 续二 老唤 (2019-06-21 21:15:10)  
 
  有余地。但是不管你把这个说法按动宾结构还是主谓结构来解释,都是在“手段”上兜圈子。如果我们承认部分能够构成整体,那么同时也应该承认全体赋予部分以意义或说价值:没有大象,大象的鼻子毫无意义(当然,在中国,象牙只有离开大象才有意义或说价值)!在孔子的观念之中,社会是一个由阶级构成的“金字塔”,与此相应的是:他的理论也是一个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为总纲的金字塔形状的网。在这里,忽视整体而讨论局部毫无意义,只能是有意无意的误导,而这正是统治者的希望所在。说孔子是个“哲学家”就是一个别有用心的误导。与其说他是“哲学家”,不如说他是个“非哲学家”或者“反哲学家”。
笔者并非要求中国古人也具有“平等”的观念(中国古人缺乏平等观念属天经地义),而是指出“道德”必须以平等为前提,否则就是伪道德。当然,“法律”也是如此。以孔子的理想,即所谓“君子”为例:君子和老百姓是无关的,正所谓“礼不下庶人”。不管如何美化孔子的“理论”,这个对百姓以刑,对官僚以礼的双重标准是无法无视的。这里有真理吗?这里有哲学吗?如果说孔子的理论属于伦理学范畴,那么可以说,他连最起码的公平、正义的精神都没有,遑论“平等”!孔子的这种观点到了朱熹那里得到了进一步发挥,简直就成了“缺德”!……孔子就是孔子,给孔子扣上哲学家的帽子实际上害了他,让他连“和事老儿”都做不成了!
这里也并非试图用今人的眼光看待古人,而是有一个参照物,还是古希腊哲学。 前面提到:“民主”一词也源于古希腊,并且当时确实存在着各种实践这一理念的民主体制,其中以雅典最为著名。尽管它有着各种缺陷,但仍然不愧为后世的楷模,其精神贯穿了许多国家的历史。这就是笔者为什么主张: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祸首是儒家,首推孔子!和法家一样,他们一切所谓理论的前提都是维护既成的皇权统治的正当性,怀疑这个正当性是超越他们的想象力或说智商的。儒法不同的仅仅只是手段:是依仗道德还是法律。你在他们的著述里找不到哲学的影子,说是伦理学吧,不如说是一些没有哲学支撑的道德说教,或曰“伪道德”。荀子甚至创造了一通奴才“哲学”,与其比美的就是【商君书】,在那里,法网之下,百姓的待遇甚至不如牲口。
更为灾难的是:这种虚伪的道德,即伪道德似乎是要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实际上却掩盖了不平等而造成的矛盾。它不但使中国人变得更为虚伪、自私及由此带来的必然结果:道德败坏;更可怕的是阻塞了“改良”的道路。一旦矛盾激化,随之而来的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正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永远的换汤不换药。这就是中国人摆脱不了的宿命,或者叫做“怪圈”。究其原因,孔子的伪道德首当其冲!当然,其次是伪法律。相对于平等观念,孔子的“学说”就是忽悠;从对待这个忽悠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出某某“学者”是否具有平等观念。
来一段插话:很多人,包括孔子,以为道德是教育的结果,其实不尽然。举个简单的例子:笔者长期生活在日本,最先发现的是日本的饭馆、车站、公园、街道、海滩……都比较干净,几乎没有随地吐痰或乱扔垃圾……的现象。一旦发生这种现象,肯定会引来旁人的侧目。开始我也以为这是教育的结果,但是时间长了才发现,他们在这方面的教育上,并没有下什么功夫,和中国简直无法相比。事实是:促使他们形成共识的是一种“主人翁”的态度,就像这街道、公园……是他们家的一样!再看中国,即使是那些爱国愤青们聚集之后,“杯盘狼藉”都是必然结果,就好像这个饭馆儿、街道……国家不是他们家的一样……不过这一事实好像就是在证明:这个国家就不是他们的!
这仅是一个例子。一个国家的整体道德状况,或说水准也是如此。
前面说过,本文不可能,也不必要面面俱到,因为这里只关注原则问题,希望达到一斑见豹的效果。这里所说原则问题就是:哲学是一种思维方式,不同于神话、宗教、艺术……的是,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它有其独自的手段:经过界定的清晰的概念、经过严密的逻辑的推理、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合理的命题……还有,自始至终的怀疑一切的精神。如果原则出现了问题,细节的讨论也就失去了价值。借用孔子的话说:“易曰:君子慎始。差若毫厘,谬以千里。此之谓也。”说得多好,但这属于常识,并非哲学。
后人对孔子的评价,颇似瞎子摸象,不得要领。这是因为缺乏哲学素养的原因。简明扼要地说:孔子一生只有一个工作,即是(为了混得好一点儿)不但自己要做君子,而且教导他的弟子们也要做君子。所谓 “君子” 顾名思义就是“国君之子”,或曰“贵族”。由于孔子认为人心不古、周礼崩坏,于是寄希望于新兴的贵族,也即他定义的“君子”。君子承上启下,外以礼、内以仁。这个“礼”不但是个人行为,也能成为社会秩序的约束力;“仁”呢,“克己复礼为仁”,孔子如是说。也就是说,“礼”和“仁”表里一体。这些说法似乎并不陌生,陌生的是如何把它们放在一个更大的框架,即人类文明的框架之中来进行审视!或许属于老调重弹,并且在中国人看来还属于“非主流”,可见中国人对“平等”多么陌生,也足见中国人缺乏追求“理念”的精神到何种地步!至今,“君子”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

  
总而言之,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显得光彩夺目?道理很简单:因为自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再也没有了独立思考的空间。在精神上,中国人成为了“阉人”,不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不管你承认与否,中国人的DNA里的自由精神已经被阉割了。至今我们还在怀恋未被阉割的少年时代,还在为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商鞅而感动不已,这就是明证!因此,在只有窑洞的黄土高原上,土坯房子也令人惊叹。如此而已。

  


  
1

  

 回复[3]:  二进宫 (2019-06-22 02:26:46)  
 
  哲学是啥我也不知道。

  
我知道这么作文你也没时间消费了

  
2000万保证够

 回复[4]: 缺点? 老唤 (2019-07-15 15:34:53)  
 
  这篇永垂不朽的文章是否超出了读者的理解力?

 回复[5]: 理解不了是作者没说明白 二进宫 (2019-07-17 12:38:35)  
 
  让读者理解是作者的目的.也是文章的意义

 回复[6]: 关于“读者”的注释 老唤 (2019-07-17 13:36:24)  
 
  此文的读者仅限于智商在中等以上者。

 回复[7]:  二进宫 (2019-07-17 19:55:31)  
 
  噢

  
那你这属于成人文章啊

 回复[8]: 千锤百炼让它永垂不朽! weilin (2019-11-22 19:54:32)  
 
  “此文的读者仅限于智商在中等以上者。”————?

  
粪坑里的蛆蛆,智商再高最后也只能变成苍蝇围着大粪转。

  
普世价值观决定的人格境界让独立之人站在丛林之上消除了“丛林利益的智障”,

  
这样的智商,丛林生物永远无法企及。只可惜,中文世界奇缺!

  
所以人间至少有两种性质不同的智商无法放在同一层面用同样的方式去测试。

  
思维深刻的作品,作者的寂寞程度与作品含金量的纯度成正比。因为,深入思考永远是极少数人的专利。

  


  

 回复[9]: 也许这是“原罪”的无限价值 weilin (2019-11-23 05:47:39)  
 
  从善起步,人类只能走到恶;

  
从假起步,人类才能走到真,看见善和感受美。实现真善美之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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