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个人集合 >> 老唤 >> 
字体∶
求助

老唤 (发表日期:2014-01-25 12:24:04 阅读人次:1510 回复数:7)

  他们用的这种型号的相机在哪儿可以买到?谢谢!

  
http://youtu.be/6yptdPjQ0YE

  


  


  
http://youtu.be/DEeJQksdPuQ

  




 回复[1]:  夏雨 (2014-01-26 21:08:42)  
 
  仔细看了,照相机的事不懂。

  
呵呵,权威只有东博旅人还有游人了。

 回复[2]:  东京博士 (2014-01-27 09:01:28)  
 
  其实我早就看到了,老唤,知道为何没有人回答你的问题吗?

  
我没全部看你的视频,也许没弄清楚你在问什么,是问这些HD的视频拍摄的器材哪里卖的?现在家用小型摄像机,甚至数码小卡片机都能拍摄这样的高清动画,索尼更有销售4K超高清摄像机(25万日元左右),所以我不明白你问的是哪个型号,如果型号藏在视频里面,你直接告知型号别人才能回答,起码我是不可能有耐心看完这么长的视频的。

 回复[3]: 一个权威倒下了 自带板凳 (2014-01-27 09:37:19)  
 
  

 回复[4]: 你们根本没有领会老唤的意思 科长 (2014-01-27 10:32:36)  
 
  

  


  
老唤看看这个吧,昨天的上海早报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盛韵 发表于2014-01-26

  
新生进复旦中文系,去资料室就会看到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等老先生的照片。他们都在复旦中文系任教达几十年之久,是中文系发展历史和学术传统的象征。但学生尽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陈允吉教授跟我们谈了他记忆中的前辈学人,中文系诸老的形象跃然纸上。

  


  
您是1957年进复旦大学的,那个时候中文系好像只有一位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

  
陈允吉: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管语言研究室。

  
我们57级一进校拿到新生手册,其中就有一篇郭先生谈治学方法的文章。新学年开全系大会,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给大家介绍老师,第一位就请郭先生站起来和大家打了个照面。郭先生有些胖,在教授里年纪最长,德高望重。不过他那个时候在市里工作很多,在系里不担任课程,学生不太碰得到他。我跟郭先生认识要到“文革”,他要到学生班里参加学习,有段时间每天上午都来。“文革”时候老师学生都要写要抄大字报,我抄了很多大字报,我的字本来不好,抄抄大字报就有了进步。有位64级的同学跟我说,郭先生看到你抄的大字报,说你字写得很好!我得到郭先生的鼓励,感到很温暖。后来有一次在向阳饭店(以前叫来喜饭店,“文革”时改名)吃饭时碰到,他又当面夸我的字。郭先生“文革”前就是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系里就数他和朱东润先生字写得最好。当时我还没有系统接触佛教典籍,就向他请教《五灯会元》是本什么样的书,他告诉我说:“《五灯会元》是部灯录,主要是记载禅僧的言论的。”

  
后来点校二十四史,我跟郭先生就更加熟悉了。1973年后我们被安排在四川中路的新华书店总店工作,中午胡裕树、顾易生、徐鹏等几位先生要睡午觉,我就去城隍庙逛一逛,有次正好碰见郭先生和一位同行者因不知往何处搭乘回家的车辆,在丽水路上徘徊良久,我帮他们找到了那个公交车站。郭先生晚年的科研助手蒋凡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一开始在外地,郭先生觉得他蛮好,就给市里写信请求帮助,就把蒋凡调到上海来了。郭先生写完文章有时会让我先睹为快,譬如他的《声律说考辨》等文章,虽然并未涉及外国的资料,但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往往是竭泽而渔的,他在学术上辩证的力度令我感到非常震撼。

  
郭先生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一说。我共住一个寝室的同仁施昌东,搞美学的,先是胡风案受到一些牵连,后来鸣放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打成右派,女朋友没有了,婚姻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四川的对象,人家不介意他是右派。但是结婚后一直分居两地,后来施昌东得了胃癌,就写信恳求郭先生把他的困难向上面反映一下,期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郭先生很认真地去帮忙了,还让郭师母带了鸡蛋去看望他。那个时候“文革”还没结束,能把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从金沙江边调来上海,郭先生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朱东润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但他不是一级教授,听说他在评教授的时候跟郭先生有些不愉快?还听说朱先生和郭先生在中文系龙虎斗几十年……

  
陈允吉:朱先生和郭先生的不愉快主要还是在评职称那段时间,后来也就释然了。据朱先生讲,评职称之前郭先生找他谈话,对他说:我们两人不要都评一级教授了,还是都报二级吧。朱先生当然觉得也很好。但是结果公布出来,郭先生是一级,刘大杰、吴文祺和陈子展是二级,朱先生只是三级。我觉得这个里面恐怕不会是郭先生故意为之,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组织上。1961年朱东润先生改定为二级教授,其时复旦教师获得升迁机会的,在文科只有朱先生一人,可算对此前缺憾的一种补偿。郭、朱两位前辈都是著名学者,为人处世均坚持很高的标准,况且又各自忙于手头的工作,哪里有时间来进行什么“斗争”。有意见归有意见,但不能说他们龙虎斗几十年啊,郭先生的追悼会,朱先生也去参加了,没有像传闻所说的那样。

  
您跟朱先生交往大概最多了。

  
陈允吉:读书的时候朱先生就给我们上过文学批评史和传记文学的课程,耳濡目染蛮多的。我工作以后和朱先生在同一个教研室,他平时看上去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们接触较多还是在点校二十四史的时候,一起工作了五年。一开始参加的人比较多,中文系、历史系都有,中文系的老先生有朱东润、张世禄、吴文祺、刘季高等先生,当时算中年一代的有胡裕树、王运熙、顾易生、徐鹏、周斌武等先生,年轻人里有周维德、张万起、丁锡根、叶盼云和我。后来点《旧唐书》只剩四个人,朱先生、徐鹏、王运熙和我,再后来王先生也回系里去教课了。当时上海主持其事的名义上还是朱永嘉,他说让谭其骧先生最后审稿,但谭先生审读了部分稿件后,因其他事情缠身无法再读下去了。我们三个搬去史地所办公室,通读过程中有问题就跟谭先生商量。朱东润先生很健谈,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年轻人听了很受益。

  
朱先生做事一丝不苟,上班比别人都早,他对史料非常熟,看问题蛮深刻的。他认为安史之乱后讲女子是祸水的观点不可取,杨贵妃对安史之乱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过是玩偶而已。所以他对杜甫的《哀江头》评价要比白居易的《长恨歌》高。他对杨家将里十二寡妇征西的内容也很不满,男人不担负起责任,打仗也要女人出来,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跟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的问题上必然会起分歧。他写的是陈子龙,是觉得男人要有担当,所以他不赞成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推在女性身上。

  
刘大杰先生当时很红吧?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朱先生说他“八面玲珑”。传说他“跳黄浦”,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允吉: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很钦佩刘大杰先生的,因为他才华横溢,学识兼茂。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先生以前经常跟学生讲他的丰富经历,比如到过巴黎啦,巴黎怎么漂亮啦,说得很像回事。思想改造的时候要填履历表,结果履历表里没有这些内容,别人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所隐瞒。而他自己觉得面子上也有点放不下,就去跳黄浦了,不过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跳的。随后他觉悟提高了,挖掘思想很深刻,他说解放前自己有段时间嗜赌,在家里苦练掷骰子,家里练得不错了,但一去赌场还是输,输了又想翻本,结果输得更惨,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坏毛病戒掉了。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就被当成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的典型,让他现身说法到上海各个高校去宣讲。朱先生在沪江大学听过他宣讲,后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刘先生真能说话,他讲到赌场里的情况,诸如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的女人,显得五光十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开始陆续出来,中文系多数学生不管经济怎么困难,总是出一本买一本。该书梳理的线索很清楚,文字又漂亮,大家对刘先生非常崇拜。可是书出不久,又要批判了,中文系《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会开了多次,时间延续好几个月。有些人上去批判他也不是很在理,刘先生头脑很清楚,应答得都在点子上,所以总是刘先生道理比较充分,批判他的人反而下不了台。

  
刘先生没有给我上过课,我听说他上课非常精彩,但不着边际的时候也挺多的,凭着兴趣讲。刘先生有几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刻。1968年落实“一批二用”政策时,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和刘先生四个人要互相批判,刘先生脑子真清楚。批判周谷城的时候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领导先问: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周谷城想了半天讲不出来,苏步青、谈家桢也讲不出来。刘先生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的精神。讲完大家都点头嗯嗯,就过关了。

  
刘先生平时很平易近人的,喜欢说学界和文坛的往事,包括很多上海文人的掌故。不过刘先生处在兴奋状态时,说话脱略不羁,说的很多掌故靠不大住,传播中变形的东西很多。七十年代毛主席指示要他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个问题刘先生没办法处理好。当时毛主席曾叫李讷去范文澜家里探望,询问范老能否用新观点把以前的书改一改,范老说目前修改尚有困难,就算了。刘先生一听说毛主席叫他改,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马上就动工了。刘先生在老一辈学人里,文献功底稍差,材料出处、原文核对都比较疏忽,弄不好要闹笑话的,六十年代出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金性尧先生帮他仔细校过。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是章培恒先生帮他校的,中卷出来章没时间校了,刘先生来找我,我同意帮他校对一遍。他当时家住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8号,我去过那里多次,每次都带一部分样稿回学校,断断续续校了好几个月。这个时候政治风云变幻,也是刘先生受到毛主席礼遇最高的时候。刘先生经常讲毛主席接见的故事,每次讲都会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很难确定其中哪些是毛主席的原话。《文学史》改完以后刘先生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向主席请教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批儒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他对韩愈有所肯定,问主席是否合适;第二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究竟讲什么,希望主席指点。毛主席去世前给刘大杰回信了,后来刘师母给我看过原信的复印件,墨迹很淡,已经抖得不成形了,我记得写的大意是: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来信已收到。同意你对韩愈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关于李商隐无题诗,存疑可也。

  
刘先生在当时比较高调。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刘先生的追悼会去请周谷城先生,周谷老说评价不能太高,高了就不参加。相比之下,刘先生狼狈的时候,倒是朱先生一直为他讲话。当时上海流行一种说法,复旦的朱东润是块石头,意思他是坚持原则;刘大杰是泥土,一捏就散的。朱先生听到这一说法,当即表示:刘先生也是一块石头,只是因为掉在油缸里沾了些油污,拿起来放到清水中去洗一洗,还是一块石头。隔了一两年,北京《文献》杂志的主编陈翔华来找我,说书目文献出版社要编一套《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我就想给刘大杰先生写个传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先生,他说“你应该帮他写”,说明朱先生很赞成的。刘先生得意的时候朱先生经常开销他,刘先生落魄的时候朱先生却丝毫没有落井下石。朱先生的态度对我们后辈是十分有教育意义的。

  
我给刘先生写传略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跟刘师母接触比较多。刘先生小时候非常苦,周岁不到父亲去世,童年时母亲去世,他寄养在舅父家,舅母不喜欢他,把他当长工,让他去放牛,后来他逃出来,到岳阳县城里做童工,织毛巾做阳伞。上中学没有钱交学费,就给学校里养猪、打扫抵学费。刘先生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您前不久在复旦做了一次讲演,讲陈寅恪先生和复旦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忠实弟子蒋天枢先生在中文系吧?

  
陈允吉:蒋天枢先生给我们讲过中国文学史第一段先秦部分。那时候正好1958年,运动热火朝天,蒋先生第一次上课就讲了整整一节课的红专关系。他倒未必有意配合当时的宣传口径,讲的都是真心话,归结起来就是学生学习了知识以后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我觉得最能够唤起记忆的,就是他讲《诗经》的那个部分,有关背景介绍比较简要,大部分时间在讲作品本身。他平时很严肃,但讲诗歌一类作品时也会情感流露。他读《诗经》都要吟诵的,据说用的是唐文治先生的“唐调”,有时候还会插上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云云,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蒋先生讲课条理特别清晰,这对初学文学史的学生来说很重要。

  
蒋先生那个时候大约五十几岁,非常认真,每个星期都要抽一个晚上去同学的宿舍,解答大家的问题。没人问的时候,他也坐到快熄灯时才离开。他开“楚辞研究”课的时候,我是课代表。后来,系里要落实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就安排我去跟陈子展先生学习《诗经》《楚辞》。蒋先生和陈先生都是老复旦,关系不是很融洽。但我去跟陈子展先生学习后,蒋先生对我也没有见外,凡是我去向他求教,他总会给我热情的指导。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多次嘱咐我,要认真阅读一下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寅恪先生是蒋先生终身服膺的导师。蒋先生当时考清华国学研究所,是奔着王国维去的,到清华时王国维已经去世了。研究生班由梁启超、陈寅恪二位先生主持,梁启超管写作,陈寅恪管上课,梁启超当时住在天津,要上课还要专门到北京来,临时住古月堂,陈先生就住在工字厅。授课期间蒋先生对陈先生就非常佩服,毕业以后他先去了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北京,立刻就去拜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陈先生漂泊西南各地,眼疾日益严重,蒋先生一直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到陈先生住地去请益问安。后来陈先生在广州定居下来,他们的友谊就更进了一步。解放后,陈先生和蒋先生填履历表,在社会关系一栏都将对方填入。陈先生同事学生有很多,社会关系填蒋先生说明对他是极其信任的。陈先生研究《再生缘》,蒋先生做了大量搜罗材料的工作,他把家藏本《再生缘》和申报馆排印的《再生缘》都给陈先生寄去。后来蒋先生受陈先生托付,要替他编一套文集,为此陈先生写了好几首诗。蒋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全部精力,把其他的科研工作都放下了。书出了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给蒋先生寄了一千块编辑费,蒋先生退回去,说帮老师做事不能收报酬。结果钱退回去了,五角场的税务局还把税单寄来。蒋先生在师生之道几近沦亡的时候,能够为老师这样尽心尽力,特别受人尊敬。

  
还有件小事情,我买陈寅恪文集是分册买的,当时正在读《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到《书魏书萧衍传后》一篇,文中引《颜氏家训》的一条材料有处标点错了,就想什么时候告诉蒋先生一下。某日在学校里碰到章培恒先生,他说:“蒋先生不会弄错的,要错肯定是陈先生弄错了。”过了一个多礼拜,蒋先生登上八舍二号楼的四楼来敲我的门,问我标点的事情。我告诉他,他看了看说的确是错了,然后做了记号。他说这本书里还有几处标点问题,他也校出来的,还让我把他改动的地方过录在自己的书上,大概有四五个地方。蒋先生真是认真。他在我宿舍里小坐片刻,感慨地说,像这样的书啊,能看的人已经很少了。临走的时候,还送我一本陈先生《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的英文抽印本,大概是奖励我的罢。

  
蒋先生和朱先生有过一次当面的争论吧?

  
陈允吉:他跟朱先生的那次争论,实际上是有个过程的。我跟朱先生在点校二十四史的时候,他休息时要讲些清代宫廷的趣闻,经常讲到太监很坏,殿上的方砖有讲究的,有的空有的实,空的砖磕头咚咚咚响,皇帝一下就听到了,实的砖磕下去没声音。太监要收钱,收了钱引你去空的砖磕头,不给钱带你去磕实砖,就连曾国藩也不敢得罪他们。刚好左宗棠从西北大胜归来,根本不把太监放在眼里,太监就捉弄他,把他引到一块最结实的砖头面前,磕来磕去都不响,结果用力过度把红顶子也磕掉下来,在地上转了半圈。朱先生说这些段子,都是从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那里听来的。在武汉大学的时候,他和陈登恪是同事。有时吃过晚饭要开始写讲稿,登恪来了就讲段子,讲到十二点熄灯还不尽兴,就点蜡烛继续讲,一根换一根,一直讲到天蒙蒙亮鸡叫了,登恪回去睡觉了,朱先生讲稿还没写,只能不睡觉赶出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朱先生的妇女观,肯定跟陈寅恪先生不相合。这两件事情积在一起,终于在“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生的欢送会上爆发了。当时蒋先生有个研究生要到苏州大学去,蒋先生勉励他要坚持用功,朱先生接着话头说:“人嘛是要用功的。”然后就说到陈登恪,别人在工作他跑来聊天,因为不用功终究没有成就。继而又把话头转到陈寅恪身上:“如果写一个妓女要用八十万字,那么写一个正正经经的人要用多少万字呢?”这样一来,蒋先生就坐不住了,他说不同意朱先生的看法,“考虑到今天要欢送同学,不与你争论,但我保留反驳的权利,登恪也不是你说的那样”,说完就离席了,大家都很尴尬。

  
再说说赵景深先生,他是不是挺滑稽的,上课会唱歌,还拿块手绢出来甩啊甩的?

  
陈允吉:赵先生其实学问蛮好的。大学里工作的文史学者大多主张以经史为纲,在牛棚里处境不好还经常要比学问。很多老先生咸以通读二十四史为荣,朱东润、蒋天枢、刘季高等先生都说自己全部读过,陈子展先生则称曾精读和翻阅十七史数遍,由此可见大家对史籍的重视。赵景深先生倒是很坦然,说我只读过王伯祥的《史记选》。一般人会因此而觉得他旧学修养不够,其实赵先生搞的是俗文学,有着另外一整套知识结构的要求,史学方面略有了解就可以了。

  
赵先生一生受郑振铎影响很大,他总觉得自己早年所从事的那些研究工作,都是尊奉郑振铎的将令后才付诸践行的。我们老先生里有两位跟郑振铎的关系很深,另一位就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列举他的好友,总是无例外地把郑振铎放在首位的。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主要组织者是郑振铎,他比郭先生小,为筹备研究会的事情,常到沙滩春台公寓找郭先生商量,两人深宵戴月,沿着附近街道经常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郑是通过郭先生的介绍才跟南方的沈雁冰和叶圣陶接上了头。赵先生是郑振铎介绍入会的,很快成为骨干。三十年代赵先生的主要研究重心放在戏曲上,也是受郑的影响。研究戏曲要是对唱不感兴趣,很难研究好的。解放初复旦中文系和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每年要聚会一次,有一次会上华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说,我们华师大力量不很强,但是有个把人是古、今、中、外都通的,此指施蛰存。刘大杰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代理主任,他致辞,也先谦虚了一通,然后说我们也有个把人是编、导、演、唱都行的,就是赵景深。我们初入学时,和数学系的新生开了个联欢会,赵先生在会上演唱《西厢记·酬简》中的一支曲子,“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居禅室,鸦噪庭槐”,当时我们听来真是很新鲜。

  
后来我听说,五十年代中期他在登辉堂(后来的相辉堂)演过《长生殿》里的“小宴”,他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女儿赵超林演宫女,一家三口都上台。他还把俞振飞请到复旦来,介绍俞振飞的演艺特点。当晚,俞出场两次,一次演《惊鸿记》里的“醉写”,一次与言慧珠合演《南柯记》里的“瑶台”。赵先生则参演《邯郸记》里的“扫花”,可谓名家荟集,美不胜收。

  
赵先生和李希同结婚的时候,戴望舒是男傧相,鲁迅、许广平、郁达夫、王映霞都来预宴祝贺。那次他还表演节目,演关公,结果周仓上场的时候胡子没装,赵先生就对他说:“你乃周仓之子周×,快叫你父亲来!”“周仓”赶紧再下去戴胡子。

  
因为酷好说唱表演,赵先生有时也会遭到一些非议。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在系里演唱过《杜鲁门叹五更》的小曲,学杜鲁门的口吻,哀叹他侵朝战争的失败,唱着唱着最后竟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人说他“自轻自贱”,还有人说“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这些挖苦他的说法,其实都是带有偏见的。我觉得搞戏曲和俗文学的学者会演会唱是需要的,一边讲一边唱对同学了解戏曲和俗文学很有帮助,是研究者进入境界的表现。赵先生性格平易近人,他的藏书谁去借都可以的。

  
陈子展先生是湖南人,听说他脾气很坏,划成大右派,改正的时候让他检讨,承认错误,他就是不肯?

  
陈允吉:我跟陈子展先生学《诗经》《楚辞》,始于1962年冬天,第一次上门是王运熙先生带我去的。陈先生当时住长乐路946弄2号,王运熙先生跟我说陈先生爱骂人,叫我注意一点。陈先生反右过后心情不是太好,胡子都不剃了,留得很长。因为好长时间没上课了,只能拿病假工资,二级教授降到四级教授,收入益发减少。不过他的右派帽子戴得快,摘得也快。主要原因是陈先生早年在湖南有很光荣的革命经历,与毛泽东、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等人均有密切交往,“马日事变”后即被反动当局作为“共党首要”悬赏通缉。解放以后陈先生填履历表,这些事情都没有填上,故组织上也不了解。经由李维汉同志的过问,他的右派帽子很快就被摘掉。摘帽以后他就把胡子剃掉,我去见他时他早已摘帽剃胡子了,不过书房里还挂着一张留大胡子的照片。

  
老有人说陈先生不工作,事实是什么呢?在思想改造的时候,他说备课很忙,当时有个联络员盛气凌人,说:“陈子展啊,你教了这么多年书,还要备课啊!”陈先生一怒之下,回家把所有备课笔记都烧光了,从此就不上课了。我跟他学习以后才知道,他是从来不骂年轻人的,只骂同辈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陆续出版了,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虽然没有引过马克思一句话,但贯穿着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很敬重李达。大革命时期他寄宿在船山学社,隔壁住的是夏明翰,是李达真正的学生。

  
他在“文革”时吃过苦吗?

  
陈允吉:也吃苦的,红卫兵叫他们去劳动。他用报纸擦擦汗,当时报纸上都有毛泽东像的,被学生看到就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陈先生感到很受侮辱,回家就跟相依为命的儿子说,我们一起走吧。两人吃了一瓶安眠药。红卫兵听说他自杀了,第二天在老教授劳动的时候宣布:“陈子展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还哇哇乱骂了一通。大概安眠药药效不大好,陈先生父子又醒过来了,过了几天张世禄先生在校园里看到他:怎么花岗岩脑袋又回来了?这是“文革”十年中文系唯一的一桩自杀个案。

  
陈先生很喜欢沈钦韩、毛奇龄这样的学者,说骂人离不开学问,要用学问来骂人,性格上也有好奇的一面。他三十年代那些杂文很有影响,现在海豚出版社刊印了他的《蘧庐絮语》,就很好,这些文章收集起来是要花些工夫的。

  
中文系还有一位赵宋庆先生您见过吗?听说是个大怪人,以邋遢出名,一年不理发不洗澡。

  
陈允吉:1957年在第一教学楼前见过一回。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仿佛从来没有梳理过,胸前的长衫上满是油垢。他和鲍正鹄先生最要好。在鲍先生眼里,赵宋庆是中文系学问最好的。张世禄先生有首诗里有“莲花落里探真情”一句,大家都觉得好,鲍先生说这句诗不算特别好,最好的是宋庆的。鲍先生去埃及开罗大学任教,赵宋庆写了首长诗送行,开头两句“此去八万里,论交二十年”,鲍先生说,这开头多气派!

  
赵宋庆在《复旦学报》理科版上发表过很多物理学和数学的文章,有次华中一校长在锦江饭店招待美国华人学者杜国清,我也作陪,就顺便问华先生,我们系赵宋庆先生写的理科论文怎么样。他说:绝对有水平!

  
那怎么会在中文系呢?

  
陈允吉:他是陈望道先生的学生。据陈子展先生说,陈望道先生本来要把他留在学校里,后来又不想留了,赵宋庆大为恼火。陈子展先生劝望老把他留下,又设席请他们师生二人小酌,喝了点酒又生气恼,赵宋庆把桌子也掀翻了。

  
后来叫他上写作课,他对学生说写作没什么讲头,你们自己看看吧。课上不下去,改由刘季高先生任课。

  
刘季高先生很能作诗吧?还曾与钱锺书先生唱和过。

  
陈允吉:其实作诗不能算复旦的强项,跟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一些老先生相比,复旦旧体诗词创作的成就并不突出。刘先生人很好,学问跟前面几位先生比要弱一些,他又自称是“教授里的贫下中农”。我和刘先生下乡劳动、干校锻炼常在一起。77级进来后他上《左传研究》,教学效果很好。刘先生在史地学方面饶有积累,尤其精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参预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有两件事情足能说明,他读过的书还是很多的。其一,《旧唐书》某个列传里曾提到“近臣尽规”一语,正在大家弄不清它的出处时,刘先生当即指出这是《国语》里面的话,一查果然如此。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有读者打电话到点校组来,问《红楼梦》里面“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出典在哪里,组里其他同志都不知道,刘先生说这句诗是出自罗隐的《牡丹诗》:“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

  
1968年“四人帮”爪牙搞九五、九六运动,在复旦全校范围内大搜查,学生和教师无一能免。在刘季高先生家里搜出一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那个时候观念跟现在不同,大学教授还看武侠小说,不干正经事情,工宣队就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有好事之徒还找他谈话,问:“刘季高啊,你到底有没有学问啊?”他说:“我还是有点的。”“那你怎么证明呢?”“去支援安徽大学的时候,我就带了十箱书。”“噢,你只有十箱书啊?”“不!我家里还有十箱。”这类事情在工宣队员和学生圈子里,是经常拿来开玩笑的。

  
后来吴文祺和蒋天枢两先生受此影响,也在小组学习时讲刘季高先生卖狗皮膏药,刘先生听后觉得很不是滋味。回家路上跟陈子展先生说起,很愤愤然。陈子展先生说:“卖狗皮膏药很好啊!一般人还没资格呢。卖狗皮膏药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祖传秘方,二是要得异人传授。他吴文祺承传朱起凤的家学,称得上有祖传秘方;蒋天枢是陈寅恪的学生,可谓得异人传授,他们才是卖狗皮膏药的。”

  
您跟语言学的吴文祺先生和张世禄先生交往多吗?

  
陈允吉:吴先生学养、识见俱高,解放后出的东西不多,但在上世纪末仍主持完成了《续辞通》的编撰工作。二十四史标点初期,吴先生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他对古代典籍与古代典章制度把握得很准,帮助点校组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1971年“九一三”以后提倡学哲学,点校组请吴先生给大家作一次哲学辅导报告,他讲得极好,不但阐述透彻,条理也非常清楚。吴先生晚年生病,经济情况不太好,系里给他补助,他坚决不要。

  
张世禄先生以课堂教学效果绝佳著称,我当学生时,前前后后听了他三门课程,至今印象深刻。说到科研方面,先生亦很勤奋,埋头苦干,著作很多。“文革”中间他生肺病,还踏实地干了很多工作。后来我也查出肺结核,他跟我分享抗病经验,建议我要多吃油渣。

  
中文系还有个懂中医的吴剑岚先生?

  
陈允吉:吴先生也是老复旦,能诗善画,自号“老沤”。他的中医是拜梁厚甫为师的,据说医术很高明。他还会武功,在重庆有一帮人欺负他,他一个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胡文淑先生说他功夫十分了得,七八个人是近不了他身的。他家里有一套同文本的二十四史,“文革”期间我曾向他借阅过《明史》。 ■

  

 回复[5]: 要是问相机的事 金枪鱼 (2014-01-27 11:24:02)  
 
  只需列举一个相同的地址就可以了,但我看到的两地址均指向的是“血色海豚湾”,只是上、下集的不同而已。是我这网络引导错了吗?

 回复[6]:  与禅寺 (2014-01-27 11:36:53)  
 
   还是科长说穿了

  
哪里是想知道用什么拍的哪里能买到

  
最近美国驻日大使(缺乏外交经验的却充满傲慢偏见的草包)公开表示反对猎海豚 理由是杀法残忍

  
美国人有些地方真不讲理。哪种杀法不残忍?是为了人食用,又不是为了取乐(像英国的猎狐)

  
自己不吃的,就反对人家吃?

  
只要是不威胁到物种存续,爱吃啥,怎么吃,都是人家的自由

  
你不喜欢的,自己不要吃就行了

  
就像在美国可以持枪 日本人在美国也有直接受害者

  
日本该不该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允许持枪?

  
猎海豚害死美国人了吗?损害了美国人的情感?你吃牛肉还损害某些国家人的情感呢,怎么办?大家不许吃,都吃草?来一个植物爱护协会反对吃草怎么办

  
以前几乎没见过日本公开书面反驳

  
现在日本堂堂正正地书面公开反驳了

  
安倍好样的

  

 回复[7]:  东京博士 (2014-01-27 12:13:44)  
 
  日本销售的,居然是进口的,白人不仅杀了自己果腹,还出口赚钱,这倒是没见谁批判。

  


  

 敬请留言(尚未注册的用户请先回首页注册)
用户名(必须)
密 码(必须)
标 题(任意)
内 容(1000字以内,图片引用格式:[img]图片连接地址[/img])
    添加图片
    

       
    我老婆和我的最爱 
    纪念刘晓波 
    悼五道 
     文贵的智商 
    中韩比较 
    【谁不说俺家乡好】 
    【我终于死了】 
    《雷雨》与“俄狄浦斯情结”  
    【信、达、雅】是个假命题! 
    中国还有学问吗? 
    2015年老唤美术金奖 
    智商 续 
    求助 
    我是汉奸我怕谁 
     战争万岁! 
    忍无可忍! 
    中國人為甚麼老被別人肏? 
    也聊韩寒和李承鹏 
    [哭]的机制 
    孙中山和毛泽东 
    韩寒的孤独和老唤的孤独 
    一份来自非洲的报告 
    [善]与[忍]的最简史 
 
Copyright ◎ 2006-2010 东洋镜工作室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