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老唤│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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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唤 (发表日期:2014-01-25 12:24:04 阅读人次:1983 回复数:7)
他们用的这种型号的相机在哪儿可以买到？谢谢！　　http://youtu.be/6yptdPjQ0YE 　　　　　　http://youtu.be/DEeJQksdPuQ

回复[1]: 夏雨 (2014-01-26 21:08:42)

　　仔细看了，照相机的事不懂。

　　呵呵，权威只有东博旅人还有游人了。

回复[2]: 东京博士 (2014-01-27 09:01:28)

　　其实我早就看到了，老唤，知道为何没有人回答你的问题吗？

　　我没全部看你的视频，也许没弄清楚你在问什么，是问这些HD的视频拍摄的器材哪里卖的？现在家用小型摄像机，甚至数码小卡片机都能拍摄这样的高清动画，索尼更有销售4K超高清摄像机（25万日元左右），所以我不明白你问的是哪个型号，如果型号藏在视频里面，你直接告知型号别人才能回答，起码我是不可能有耐心看完这么长的视频的。

回复[3]: 一个权威倒下了 自带板凳 (2014-01-27 09:37:19)

回复[4]: 你们根本没有领会老唤的意思 科长 (2014-01-27 10:32:36)

　　老唤看看这个吧，昨天的上海早报

　　

　　陈允吉谈复旦中文系名师

　　盛韵发表于2014-01-26

　　新生进复旦中文系，去资料室就会看到陈望道、郭绍虞、朱东润等老先生的照片。他们都在复旦中文系任教达几十年之久，是中文系发展历史和学术传统的象征。但学生尽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陈允吉教授跟我们谈了他记忆中的前辈学人，中文系诸老的形象跃然纸上。

　　

　　您是1957年进复旦大学的，那个时候中文系好像只有一位一级教授——郭绍虞先生。

　　陈允吉：陈望道先生也是一级教授，管语言研究室。

　　我们57级一进校拿到新生手册，其中就有一篇郭先生谈治学方法的文章。新学年开全系大会，系主任朱东润先生给大家介绍老师，第一位就请郭先生站起来和大家打了个照面。郭先生有些胖，在教授里年纪最长，德高望重。不过他那个时候在市里工作很多，在系里不担任课程，学生不太碰得到他。我跟郭先生认识要到“文革”，他要到学生班里参加学习，有段时间每天上午都来。“文革”时候老师学生都要写要抄大字报，我抄了很多大字报，我的字本来不好，抄抄大字报就有了进步。有位64级的同学跟我说，郭先生看到你抄的大字报，说你字写得很好！我得到郭先生的鼓励，感到很温暖。后来有一次在向阳饭店（以前叫来喜饭店，“文革”时改名）吃饭时碰到，他又当面夸我的字。郭先生“文革”前就是上海书法家协会副会长，系里就数他和朱东润先生字写得最好。当时我还没有系统接触佛教典籍，就向他请教《五灯会元》是本什么样的书，他告诉我说：“《五灯会元》是部灯录，主要是记载禅僧的言论的。”

　　后来点校二十四史，我跟郭先生就更加熟悉了。1973年后我们被安排在四川中路的新华书店总店工作，中午胡裕树、顾易生、徐鹏等几位先生要睡午觉，我就去城隍庙逛一逛，有次正好碰见郭先生和一位同行者因不知往何处搭乘回家的车辆，在丽水路上徘徊良久，我帮他们找到了那个公交车站。郭先生晚年的科研助手蒋凡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一开始在外地，郭先生觉得他蛮好，就给市里写信请求帮助，就把蒋凡调到上海来了。郭先生写完文章有时会让我先睹为快，譬如他的《声律说考辨》等文章，虽然并未涉及外国的资料，但对中文资料的使用往往是竭泽而渔的，他在学术上辩证的力度令我感到非常震撼。

　　郭先生还有一件事情可以说一说。我共住一个寝室的同仁施昌东，搞美学的，先是胡风案受到一些牵连，后来鸣放的时候说了几句话，被打成右派，女朋友没有了，婚姻问题一直没解决。后来好不容易找了一个四川的对象，人家不介意他是右派。但是结婚后一直分居两地，后来施昌东得了胃癌，就写信恳求郭先生把他的困难向上面反映一下，期以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郭先生很认真地去帮忙了，还让郭师母带了鸡蛋去看望他。那个时候“文革”还没结束，能把一个摘帽右派的妻子从金沙江边调来上海，郭先生真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

　　朱东润先生当时是系主任，但他不是一级教授，听说他在评教授的时候跟郭先生有些不愉快？还听说朱先生和郭先生在中文系龙虎斗几十年……

　　陈允吉：朱先生和郭先生的不愉快主要还是在评职称那段时间，后来也就释然了。据朱先生讲，评职称之前郭先生找他谈话，对他说：我们两人不要都评一级教授了，还是都报二级吧。朱先生当然觉得也很好。但是结果公布出来，郭先生是一级，刘大杰、吴文祺和陈子展是二级，朱先生只是三级。我觉得这个里面恐怕不会是郭先生故意为之，最后的决定权还是在组织上。1961年朱东润先生改定为二级教授，其时复旦教师获得升迁机会的，在文科只有朱先生一人，可算对此前缺憾的一种补偿。郭、朱两位前辈都是著名学者，为人处世均坚持很高的标准，况且又各自忙于手头的工作，哪里有时间来进行什么“斗争”。有意见归有意见，但不能说他们龙虎斗几十年啊，郭先生的追悼会，朱先生也去参加了，没有像传闻所说的那样。

　　您跟朱先生交往大概最多了。

　　陈允吉：读书的时候朱先生就给我们上过文学批评史和传记文学的课程，耳濡目染蛮多的。我工作以后和朱先生在同一个教研室，他平时看上去比较严肃，不苟言笑。我们接触较多还是在点校二十四史的时候，一起工作了五年。一开始参加的人比较多，中文系、历史系都有，中文系的老先生有朱东润、张世禄、吴文祺、刘季高等先生，当时算中年一代的有胡裕树、王运熙、顾易生、徐鹏、周斌武等先生，年轻人里有周维德、张万起、丁锡根、叶盼云和我。后来点《旧唐书》只剩四个人，朱先生、徐鹏、王运熙和我，再后来王先生也回系里去教课了。当时上海主持其事的名义上还是朱永嘉，他说让谭其骧先生最后审稿，但谭先生审读了部分稿件后，因其他事情缠身无法再读下去了。我们三个搬去史地所办公室，通读过程中有问题就跟谭先生商量。朱东润先生很健谈，喜欢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年轻人听了很受益。

　　朱先生做事一丝不苟，上班比别人都早，他对史料非常熟，看问题蛮深刻的。他认为安史之乱后讲女子是祸水的观点不可取，杨贵妃对安史之乱没有什么责任的，不过是玩偶而已。所以他对杜甫的《哀江头》评价要比白居易的《长恨歌》高。他对杨家将里十二寡妇征西的内容也很不满，男人不担负起责任，打仗也要女人出来，太说不过去了。所以他跟陈寅恪先生在柳如是的问题上必然会起分歧。他写的是陈子龙，是觉得男人要有担当，所以他不赞成把国家兴亡的责任推在女性身上。

　　刘大杰先生当时很红吧？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朱先生说他“八面玲珑”。传说他“跳黄浦”，究竟是怎么回事？

　　陈允吉：我们进校的时候都很钦佩刘大杰先生的，因为他才华横溢，学识兼茂。据一些老学长说，刘先生以前经常跟学生讲他的丰富经历，比如到过巴黎啦，巴黎怎么漂亮啦，说得很像回事。思想改造的时候要填履历表，结果履历表里没有这些内容，别人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所隐瞒。而他自己觉得面子上也有点放不下，就去跳黄浦了，不过是到人很多的地方去跳的。随后他觉悟提高了，挖掘思想很深刻，他说解放前自己有段时间嗜赌，在家里苦练掷骰子，家里练得不错了，但一去赌场还是输，输了又想翻本，结果输得更惨，后来生了一场大病，就把坏毛病戒掉了。因为他讲得很生动，就被当成思想改造运动中进步的典型，让他现身说法到上海各个高校去宣讲。朱先生在沪江大学听过他宣讲，后来给我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说刘先生真能说话，他讲到赌场里的情况，诸如有好吃的东西，有漂亮的女人，显得五光十色。

　　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中国文学发展史》三卷本开始陆续出来，中文系多数学生不管经济怎么困难，总是出一本买一本。该书梳理的线索很清楚，文字又漂亮，大家对刘先生非常崇拜。可是书出不久，又要批判了，中文系《中国文学发展史》批判会开了多次，时间延续好几个月。有些人上去批判他也不是很在理，刘先生头脑很清楚，应答得都在点子上，所以总是刘先生道理比较充分，批判他的人反而下不了台。

　　刘先生没有给我上过课，我听说他上课非常精彩，但不着边际的时候也挺多的，凭着兴趣讲。刘先生有几件事我印象比较深刻。1968年落实“一批二用”政策时，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和刘先生四个人要互相批判，刘先生脑子真清楚。批判周谷城的时候主持会议的工宣队领导先问：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什么？周谷城想了半天讲不出来，苏步青、谈家桢也讲不出来。刘先生说：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革命人民的精神。讲完大家都点头嗯嗯，就过关了。

　　刘先生平时很平易近人的，喜欢说学界和文坛的往事，包括很多上海文人的掌故。不过刘先生处在兴奋状态时，说话脱略不羁，说的很多掌故靠不大住，传播中变形的东西很多。七十年代毛主席指示要他改《中国文学发展史》，这个问题刘先生没办法处理好。当时毛主席曾叫李讷去范文澜家里探望，询问范老能否用新观点把以前的书改一改，范老说目前修改尚有困难，就算了。刘先生一听说毛主席叫他改，有一种巨大的幸福感，马上就动工了。刘先生在老一辈学人里，文献功底稍差，材料出处、原文核对都比较疏忽，弄不好要闹笑话的，六十年代出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发展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的金性尧先生帮他仔细校过。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卷是章培恒先生帮他校的，中卷出来章没时间校了，刘先生来找我，我同意帮他校对一遍。他当时家住静安区乌鲁木齐北路8号，我去过那里多次，每次都带一部分样稿回学校，断断续续校了好几个月。这个时候政治风云变幻，也是刘先生受到毛主席礼遇最高的时候。刘先生经常讲毛主席接见的故事，每次讲都会增加一些新的东西，很难确定其中哪些是毛主席的原话。《文学史》改完以后刘先生给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向主席请教两个问题，一是当时批儒把韩愈说得一无是处，他对韩愈有所肯定，问主席是否合适；第二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诗究竟讲什么，希望主席指点。毛主席去世前给刘大杰回信了，后来刘师母给我看过原信的复印件，墨迹很淡，已经抖得不成形了，我记得写的大意是：上海复旦大学刘大杰教授先生，来信已收到。同意你对韩愈的评价，要一分为二；关于李商隐无题诗，存疑可也。

　　刘先生在当时比较高调。粉碎“四人帮”之后，很多人对他有意见。刘先生的追悼会去请周谷城先生，周谷老说评价不能太高，高了就不参加。相比之下，刘先生狼狈的时候，倒是朱先生一直为他讲话。当时上海流行一种说法，复旦的朱东润是块石头，意思他是坚持原则；刘大杰是泥土，一捏就散的。朱先生听到这一说法，当即表示：刘先生也是一块石头，只是因为掉在油缸里沾了些油污，拿起来放到清水中去洗一洗，还是一块石头。隔了一两年，北京《文献》杂志的主编陈翔华来找我，说书目文献出版社要编一套《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我就想给刘大杰先生写个传略。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朱先生，他说“你应该帮他写”，说明朱先生很赞成的。刘先生得意的时候朱先生经常开销他，刘先生落魄的时候朱先生却丝毫没有落井下石。朱先生的态度对我们后辈是十分有教育意义的。

　　我给刘先生写传略的时候他已经去世了，跟刘师母接触比较多。刘先生小时候非常苦，周岁不到父亲去世，童年时母亲去世，他寄养在舅父家，舅母不喜欢他，把他当长工，让他去放牛，后来他逃出来，到岳阳县城里做童工，织毛巾做阳伞。上中学没有钱交学费，就给学校里养猪、打扫抵学费。刘先生一路走来真不容易。

　　您前不久在复旦做了一次讲演，讲陈寅恪先生和复旦的关系，主要还是因为他的忠实弟子蒋天枢先生在中文系吧？

　　陈允吉：蒋天枢先生给我们讲过中国文学史第一段先秦部分。那时候正好1958年，运动热火朝天，蒋先生第一次上课就讲了整整一节课的红专关系。他倒未必有意配合当时的宣传口径，讲的都是真心话，归结起来就是学生学习了知识以后要报效国家、报效社会。我觉得最能够唤起记忆的，就是他讲《诗经》的那个部分，有关背景介绍比较简要，大部分时间在讲作品本身。他平时很严肃，但讲诗歌一类作品时也会情感流露。他读《诗经》都要吟诵的，据说用的是唐文治先生的“唐调”，有时候还会插上一句“教我如何不想她”云云，引得学生哄堂大笑。蒋先生讲课条理特别清晰，这对初学文学史的学生来说很重要。

　　蒋先生那个时候大约五十几岁，非常认真，每个星期都要抽一个晚上去同学的宿舍，解答大家的问题。没人问的时候，他也坐到快熄灯时才离开。他开“楚辞研究”课的时候，我是课代表。后来，系里要落实周扬抢救遗产的指示，就安排我去跟陈子展先生学习《诗经》《楚辞》。蒋先生和陈先生都是老复旦，关系不是很融洽。但我去跟陈子展先生学习后，蒋先生对我也没有见外，凡是我去向他求教，他总会给我热情的指导。一直到八十年代，还多次嘱咐我，要认真阅读一下陈垣先生的《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寅恪先生是蒋先生终身服膺的导师。蒋先生当时考清华国学研究所，是奔着王国维去的，到清华时王国维已经去世了。研究生班由梁启超、陈寅恪二位先生主持，梁启超管写作，陈寅恪管上课，梁启超当时住在天津，要上课还要专门到北京来，临时住古月堂，陈先生就住在工字厅。授课期间蒋先生对陈先生就非常佩服，毕业以后他先去了东北工作，“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到北京，立刻就去拜陈寅恪先生。抗战时期陈先生漂泊西南各地，眼疾日益严重，蒋先生一直记在心里，有机会就到陈先生住地去请益问安。后来陈先生在广州定居下来，他们的友谊就更进了一步。解放后，陈先生和蒋先生填履历表，在社会关系一栏都将对方填入。陈先生同事学生有很多，社会关系填蒋先生说明对他是极其信任的。陈先生研究《再生缘》，蒋先生做了大量搜罗材料的工作，他把家藏本《再生缘》和申报馆排印的《再生缘》都给陈先生寄去。后来蒋先生受陈先生托付，要替他编一套文集，为此陈先生写了好几首诗。蒋先生在这件事情上投入了全部精力，把其他的科研工作都放下了。书出了以后，上海古籍出版社给蒋先生寄了一千块编辑费，蒋先生退回去，说帮老师做事不能收报酬。结果钱退回去了，五角场的税务局还把税单寄来。蒋先生在师生之道几近沦亡的时候，能够为老师这样尽心尽力，特别受人尊敬。

　　还有件小事情，我买陈寅恪文集是分册买的，当时正在读《金明馆丛稿初编》。读到《书魏书萧衍传后》一篇，文中引《颜氏家训》的一条材料有处标点错了，就想什么时候告诉蒋先生一下。某日在学校里碰到章培恒先生，他说：“蒋先生不会弄错的，要错肯定是陈先生弄错了。”过了一个多礼拜，蒋先生登上八舍二号楼的四楼来敲我的门，问我标点的事情。我告诉他，他看了看说的确是错了，然后做了记号。他说这本书里还有几处标点问题，他也校出来的，还让我把他改动的地方过录在自己的书上，大概有四五个地方。蒋先生真是认真。他在我宿舍里小坐片刻，感慨地说，像这样的书啊，能看的人已经很少了。临走的时候，还送我一本陈先生《韩愈与唐代小说》一文的英文抽印本，大概是奖励我的罢。

　　蒋先生和朱先生有过一次当面的争论吧？

　　陈允吉：他跟朱先生的那次争论，实际上是有个过程的。我跟朱先生在点校二十四史的时候，他休息时要讲些清代宫廷的趣闻，经常讲到太监很坏，殿上的方砖有讲究的，有的空有的实，空的砖磕头咚咚咚响，皇帝一下就听到了，实的砖磕下去没声音。太监要收钱，收了钱引你去空的砖磕头，不给钱带你去磕实砖，就连曾国藩也不敢得罪他们。刚好左宗棠从西北大胜归来，根本不把太监放在眼里，太监就捉弄他，把他引到一块最结实的砖头面前，磕来磕去都不响，结果用力过度把红顶子也磕掉下来，在地上转了半圈。朱先生说这些段子，都是从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那里听来的。在武汉大学的时候，他和陈登恪是同事。有时吃过晚饭要开始写讲稿，登恪来了就讲段子，讲到十二点熄灯还不尽兴，就点蜡烛继续讲，一根换一根，一直讲到天蒙蒙亮鸡叫了，登恪回去睡觉了，朱先生讲稿还没写，只能不睡觉赶出来。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前面讲到的朱先生的妇女观，肯定跟陈寅恪先生不相合。这两件事情积在一起，终于在“文革”后第一届硕士生的欢送会上爆发了。当时蒋先生有个研究生要到苏州大学去，蒋先生勉励他要坚持用功，朱先生接着话头说：“人嘛是要用功的。”然后就说到陈登恪，别人在工作他跑来聊天，因为不用功终究没有成就。继而又把话头转到陈寅恪身上：“如果写一个妓女要用八十万字，那么写一个正正经经的人要用多少万字呢？”这样一来，蒋先生就坐不住了，他说不同意朱先生的看法，“考虑到今天要欢送同学，不与你争论，但我保留反驳的权利，登恪也不是你说的那样”，说完就离席了，大家都很尴尬。

　　再说说赵景深先生，他是不是挺滑稽的，上课会唱歌，还拿块手绢出来甩啊甩的？

　　陈允吉：赵先生其实学问蛮好的。大学里工作的文史学者大多主张以经史为纲，在牛棚里处境不好还经常要比学问。很多老先生咸以通读二十四史为荣，朱东润、蒋天枢、刘季高等先生都说自己全部读过，陈子展先生则称曾精读和翻阅十七史数遍，由此可见大家对史籍的重视。赵景深先生倒是很坦然，说我只读过王伯祥的《史记选》。一般人会因此而觉得他旧学修养不够，其实赵先生搞的是俗文学，有着另外一整套知识结构的要求，史学方面略有了解就可以了。

　　赵先生一生受郑振铎影响很大，他总觉得自己早年所从事的那些研究工作，都是尊奉郑振铎的将令后才付诸践行的。我们老先生里有两位跟郑振铎的关系很深，另一位就是郭绍虞先生。郭先生列举他的好友，总是无例外地把郑振铎放在首位的。文学研究会成立时的主要组织者是郑振铎，他比郭先生小，为筹备研究会的事情，常到沙滩春台公寓找郭先生商量，两人深宵戴月，沿着附近街道经常一边散步一边交谈。郑是通过郭先生的介绍才跟南方的沈雁冰和叶圣陶接上了头。赵先生是郑振铎介绍入会的，很快成为骨干。三十年代赵先生的主要研究重心放在戏曲上，也是受郑的影响。研究戏曲要是对唱不感兴趣，很难研究好的。解放初复旦中文系和华师大中文系的老师每年要聚会一次，有一次会上华师大中文系主任许杰说，我们华师大力量不很强，但是有个把人是古、今、中、外都通的，此指施蛰存。刘大杰先生是复旦中文系的代理主任，他致辞，也先谦虚了一通，然后说我们也有个把人是编、导、演、唱都行的，就是赵景深。我们初入学时，和数学系的新生开了个联欢会，赵先生在会上演唱《西厢记·酬简》中的一支曲子，“彩云何在，月明如水浸楼台”，“僧居禅室，鸦噪庭槐”，当时我们听来真是很新鲜。

　　后来我听说，五十年代中期他在登辉堂（后来的相辉堂）演过《长生殿》里的“小宴”，他演唐明皇，夫人李希同演杨贵妃，女儿赵超林演宫女，一家三口都上台。他还把俞振飞请到复旦来，介绍俞振飞的演艺特点。当晚，俞出场两次，一次演《惊鸿记》里的“醉写”，一次与言慧珠合演《南柯记》里的“瑶台”。赵先生则参演《邯郸记》里的“扫花”，可谓名家荟集，美不胜收。

　　赵先生和李希同结婚的时候，戴望舒是男傧相，鲁迅、许广平、郁达夫、王映霞都来预宴祝贺。那次他还表演节目，演关公，结果周仓上场的时候胡子没装，赵先生就对他说：“你乃周仓之子周×，快叫你父亲来！”“周仓”赶紧再下去戴胡子。

　　因为酷好说唱表演，赵先生有时也会遭到一些非议。如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他在系里演唱过《杜鲁门叹五更》的小曲，学杜鲁门的口吻，哀叹他侵朝战争的失败，唱着唱着最后竟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有人说他“自轻自贱”，还有人说“何必这样糟蹋自己呢”！这些挖苦他的说法，其实都是带有偏见的。我觉得搞戏曲和俗文学的学者会演会唱是需要的，一边讲一边唱对同学了解戏曲和俗文学很有帮助，是研究者进入境界的表现。赵先生性格平易近人，他的藏书谁去借都可以的。

　　陈子展先生是湖南人，听说他脾气很坏，划成大右派，改正的时候让他检讨，承认错误，他就是不肯？

　　陈允吉：我跟陈子展先生学《诗经》《楚辞》，始于1962年冬天，第一次上门是王运熙先生带我去的。陈先生当时住长乐路946弄2号，王运熙先生跟我说陈先生爱骂人，叫我注意一点。陈先生反右过后心情不是太好，胡子都不剃了，留得很长。因为好长时间没上课了，只能拿病假工资，二级教授降到四级教授，收入益发减少。不过他的右派帽子戴得快，摘得也快。主要原因是陈先生早年在湖南有很光荣的革命经历，与毛泽东、李维汉、徐特立、谢觉哉等人均有密切交往，“马日事变”后即被反动当局作为“共党首要”悬赏通缉。解放以后陈先生填履历表，这些事情都没有填上，故组织上也不了解。经由李维汉同志的过问，他的右派帽子很快就被摘掉。摘帽以后他就把胡子剃掉，我去见他时他早已摘帽剃胡子了，不过书房里还挂着一张留大胡子的照片。

　　老有人说陈先生不工作，事实是什么呢？在思想改造的时候，他说备课很忙，当时有个联络员盛气凌人，说：“陈子展啊，你教了这么多年书，还要备课啊！”陈先生一怒之下，回家把所有备课笔记都烧光了，从此就不上课了。我跟他学习以后才知道，他是从来不骂年轻人的，只骂同辈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他的《诗经直解》和《楚辞直解》陆续出版了，都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的，虽然没有引过马克思一句话，但贯穿着鲜明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他是中国最早接触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很敬重李达。大革命时期他寄宿在船山学社，隔壁住的是夏明翰，是李达真正的学生。

　　他在“文革”时吃过苦吗？

　　陈允吉：也吃苦的，红卫兵叫他们去劳动。他用报纸擦擦汗，当时报纸上都有毛泽东像的，被学生看到就狠狠地打了他一记耳光。陈先生感到很受侮辱，回家就跟相依为命的儿子说，我们一起走吧。两人吃了一瓶安眠药。红卫兵听说他自杀了，第二天在老教授劳动的时候宣布：“陈子展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了！”还哇哇乱骂了一通。大概安眠药药效不大好，陈先生父子又醒过来了，过了几天张世禄先生在校园里看到他：怎么花岗岩脑袋又回来了？这是“文革”十年中文系唯一的一桩自杀个案。

　　陈先生很喜欢沈钦韩、毛奇龄这样的学者，说骂人离不开学问，要用学问来骂人，性格上也有好奇的一面。他三十年代那些杂文很有影响，现在海豚出版社刊印了他的《蘧庐絮语》，就很好，这些文章收集起来是要花些工夫的。

　　中文系还有一位赵宋庆先生您见过吗？听说是个大怪人，以邋遢出名，一年不理发不洗澡。

　　陈允吉：1957年在第一教学楼前见过一回。他一头乱蓬蓬的头发，仿佛从来没有梳理过，胸前的长衫上满是油垢。他和鲍正鹄先生最要好。在鲍先生眼里，赵宋庆是中文系学问最好的。张世禄先生有首诗里有“莲花落里探真情”一句，大家都觉得好，鲍先生说这句诗不算特别好，最好的是宋庆的。鲍先生去埃及开罗大学任教，赵宋庆写了首长诗送行，开头两句“此去八万里，论交二十年”，鲍先生说，这开头多气派！

　　赵宋庆在《复旦学报》理科版上发表过很多物理学和数学的文章，有次华中一校长在锦江饭店招待美国华人学者杜国清，我也作陪，就顺便问华先生，我们系赵宋庆先生写的理科论文怎么样。他说：绝对有水平！

　　那怎么会在中文系呢？

　　陈允吉：他是陈望道先生的学生。据陈子展先生说，陈望道先生本来要把他留在学校里，后来又不想留了，赵宋庆大为恼火。陈子展先生劝望老把他留下，又设席请他们师生二人小酌，喝了点酒又生气恼，赵宋庆把桌子也掀翻了。

　　后来叫他上写作课，他对学生说写作没什么讲头，你们自己看看吧。课上不下去，改由刘季高先生任课。

　　刘季高先生很能作诗吧？还曾与钱锺书先生唱和过。

　　陈允吉：其实作诗不能算复旦的强项，跟中央大学、东南大学一些老先生相比，复旦旧体诗词创作的成就并不突出。刘先生人很好，学问跟前面几位先生比要弱一些，他又自称是“教授里的贫下中农”。我和刘先生下乡劳动、干校锻炼常在一起。77级进来后他上《左传研究》，教学效果很好。刘先生在史地学方面饶有积累，尤其精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他参预点校二十四史期间，有两件事情足能说明，他读过的书还是很多的。其一，《旧唐书》某个列传里曾提到“近臣尽规”一语，正在大家弄不清它的出处时，刘先生当即指出这是《国语》里面的话，一查果然如此。还有一件事更有意思，有读者打电话到点校组来，问《红楼梦》里面“任是无情也动人”一句出典在哪里，组里其他同志都不知道，刘先生说这句诗是出自罗隐的《牡丹诗》：“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

　　1968年“四人帮”爪牙搞九五、九六运动，在复旦全校范围内大搜查，学生和教师无一能免。在刘季高先生家里搜出一部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那个时候观念跟现在不同，大学教授还看武侠小说，不干正经事情，工宣队就说他是卖狗皮膏药的。有好事之徒还找他谈话，问：“刘季高啊，你到底有没有学问啊？”他说：“我还是有点的。”“那你怎么证明呢？”“去支援安徽大学的时候，我就带了十箱书。”“噢，你只有十箱书啊？”“不！我家里还有十箱。”这类事情在工宣队员和学生圈子里，是经常拿来开玩笑的。

　　后来吴文祺和蒋天枢两先生受此影响，也在小组学习时讲刘季高先生卖狗皮膏药，刘先生听后觉得很不是滋味。回家路上跟陈子展先生说起，很愤愤然。陈子展先生说：“卖狗皮膏药很好啊！一般人还没资格呢。卖狗皮膏药至少要符合两个条件：一是要祖传秘方，二是要得异人传授。他吴文祺承传朱起凤的家学，称得上有祖传秘方；蒋天枢是陈寅恪的学生，可谓得异人传授，他们才是卖狗皮膏药的。”

　　您跟语言学的吴文祺先生和张世禄先生交往多吗？

　　陈允吉：吴先生学养、识见俱高，解放后出的东西不多，但在上世纪末仍主持完成了《续辞通》的编撰工作。二十四史标点初期，吴先生所起的作用尤其显著，他对古代典籍与古代典章制度把握得很准，帮助点校组解决了许多疑难问题。1971年“九一三”以后提倡学哲学，点校组请吴先生给大家作一次哲学辅导报告，他讲得极好，不但阐述透彻，条理也非常清楚。吴先生晚年生病，经济情况不太好，系里给他补助，他坚决不要。

　　张世禄先生以课堂教学效果绝佳著称，我当学生时，前前后后听了他三门课程，至今印象深刻。说到科研方面，先生亦很勤奋，埋头苦干，著作很多。“文革”中间他生肺病，还踏实地干了很多工作。后来我也查出肺结核，他跟我分享抗病经验，建议我要多吃油渣。

　　中文系还有个懂中医的吴剑岚先生？

　　陈允吉：吴先生也是老复旦，能诗善画，自号“老沤”。他的中医是拜梁厚甫为师的，据说医术很高明。他还会武功，在重庆有一帮人欺负他，他一个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胡文淑先生说他功夫十分了得，七八个人是近不了他身的。他家里有一套同文本的二十四史，“文革”期间我曾向他借阅过《明史》。 ■

　　

回复[5]: 要是问相机的事 金枪鱼 (2014-01-27 11:24:02)

　　只需列举一个相同的地址就可以了，但我看到的两地址均指向的是“血色海豚湾”，只是上、下集的不同而已。是我这网络引导错了吗？

回复[6]: 与禅寺 (2014-01-27 11:36:53)

还是科长说穿了

　　哪里是想知道用什么拍的哪里能买到

　　最近美国驻日大使（缺乏外交经验的却充满傲慢偏见的草包）公开表示反对猎海豚理由是杀法残忍

　　美国人有些地方真不讲理。哪种杀法不残忍？是为了人食用，又不是为了取乐（像英国的猎狐）

　　自己不吃的，就反对人家吃？

　　只要是不威胁到物种存续，爱吃啥，怎么吃，都是人家的自由

　　你不喜欢的，自己不要吃就行了

　　就像在美国可以持枪日本人在美国也有直接受害者

　　日本该不该公开表示反对美国允许持枪？

　　猎海豚害死美国人了吗？损害了美国人的情感？你吃牛肉还损害某些国家人的情感呢，怎么办？大家不许吃，都吃草？来一个植物爱护协会反对吃草怎么办

　　以前几乎没见过日本公开书面反驳

　　现在日本堂堂正正地书面公开反驳了

　　安倍好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