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百年风云钓鱼岛》作者 │王锦思│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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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百年风云钓鱼岛》作者
王锦思 (发表日期:2007-06-03 02:38:29 阅读人次:1558 回复数:0)
采访人：《中国钓鱼岛》杂志记者兼副主编王锦思　　采访人：李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的新作《百年风云钓鱼岛》问世，您是从什么时间关注钓鱼岛问题的？　　答：谢谢！2003年我开始着手《恩怨百年》的创作，这部书是写百年中日关系的，想献给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中日关系当中一个绕不过去的礁石就是钓鱼岛问题，所以我一直在搜集关于钓鱼岛问题的资料。　　2004年3月24日中国大陆保钓志愿者登上了钓鱼岛，这样，两岸三地，再加上美国华人华侨的保钓运动，真是全球开花，大长中国人的志气，很令人鼓舞。　　采访人：《百年风云钓鱼岛》创作了多长时间？其中有许多辛苦和困难吗？　　答：《百年风云钓鱼岛》一书的写作用了6个月左右的时间。原来并没有计划单独成册，因为电脑病毒使我丢失了20多万字的文稿，《恩怨百年》一书的架构重新组合，变成了三卷本，这样钓鱼岛问题就单立为一册了。采访费用全部是自费，写作肯定要耗费心血，但我觉得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值得去做。　　采访人：《百年风云钓鱼岛》有遗憾的地方吗？　　答：作品一定要经历时间的考验。现在书刚出版，还需要思考的沉淀及读者意见的反馈，遗憾之处肯定会有，只是目前还说不出具体的东西。　　采访人：您如何评价保钓人士？　　答：保钓运动是一种民族责任感的体现。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保钓运动的形式转向为出海、登岛宣示主权，虽然登上了钓鱼岛并不意味着解决了主权问题，但这个活动的意义在于把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这一事实公开化、国际化了，有利于将来在国际法庭上解决问题。而且，我觉得在保钓人士身上体现出来的民族责任感，对国家来讲，是最可贵的东西。　　采访人：你怎样看待我国搁置钓鱼岛主权的争议？　　答：这是历史条件决定的策略。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为了冷战的需要，把钓鱼列岛的行政管辖权与琉球列岛一并交给了日本，造成了日本的事实占有。解决钓鱼列岛问题需要实力与时间，我认为邓小平先生当年提出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建议是一种智慧。　　采访人：最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说，当年日军强迫亚洲妇女充当慰安妇缺少证据，你怎样看这个问题？你如何评价安倍晋三？　　答：我认为安倍晋三首相很不诚实。去年10月，他公开表态说，在慰安妇问题上继承河野的立场。河野洋平是日本的前内阁官房长官。1993年，时任内阁官房长官的河野洋平曾发表谈话，承认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严重伤害了许多妇女的名声与尊严“，并对此表示道歉和反省，希望日本能通过历史教育，让人们永远记住“慰安妇”史实，不要重犯同样错误。他的讲话应该是代表日本政府而不是个人。　　安倍去年10月表示，这段谈话阐明了日本政府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基本立场。至今事隔还不到半年就出尔反尔，可看出日本的政治家是没有诚信的。不要指望日本会有良心发现，正确对待过去的侵略战争史，中国人要自己站出来理直气壮的维护自己的利益和尊严。我觉得安倍晋三比小泉纯一郎更有谋略，我们必须清醒的务实地应对。　　采访人：您认为我国应该如何纪念抗日战争？　　答：抗日战争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段最壮烈的历史，也是一份很厚重的历史。我们不能轻薄它，需要实事求是的研究它，尊重它。它是中华民族的财富，要传给子孙后代，滋养子孙后代。　　我认为，应该把“九?一八”、“七?七”、12月13日的“南京大屠杀”纪念日、9月3日的“抗战胜利日”等定为国家纪念日，作为凝聚民族意识的一种形式。日本每年的8?15战败日都要举行国家级的纪念活动，天皇亲自出席，其意义也是为了民族凝聚力。日本是民族主义精神最强的一个国家，可中国如果强调国家意识的话，日本就会指责中国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不明白日本有什么资格指责中国？世界上哪一个国家没有民族主义呢？连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都强调国家　　意识和民族精神，与日本相比，中国的民族主义远比日本的民族主义弱得多；而且，日本对韩国的民族主义并不渲染，专把矛头指向中国，我看是欺软怕硬。我认为，中国在这方面应该更理直气壮些，俗话说得好，你硬他就软。　　我还认为，应该为抗日战争当中牺牲的烈士――不管是国民党人士还是共产人士，建立一个忠烈祠或忠烈园，把他们的名字刻出来，让后人敬仰。虽然因为过去没有保存完整的资料，不可能囊括全部名单，但能找出多少就刻上多少，就像美国的国家英雄纪念墙一样，凡是为国献身的人，都铭刻永存，这也是唤起国家意识和民族凝聚力的一种形式。　　不要小看形式，其实形式就是内容。　　采访人：您对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怎么看待？　　答：我们常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同文同种”。但从文化本质来讲，二者有很大的差别。日本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民族，是一个唯利的民族。它崇拜强者崇拜力量，务实，这与中国的以和为贵的君子文化大相径庭。　　去过日本的人都感受得到，日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街道很干净，养花种草，精致美丽，崇尚自然，爱护环境。日本人守规矩，严谨，礼节繁缛――这话不是贬义，我认为日本这种繁缛的礼节同时也造就和谐的气氛，是一种为人处世的修养。日本重视全民教育，国民素质较高。从民族性格来讲，顽强、强悍，善于学习，团队精神强，彬彬有礼之下，心怀算计。　　日本人的排外情绪很重，有一种骨子里的优越感，等级观念重，所以对国家实力不如他的其它亚洲国家从心底轻蔑――这也是中日关系处不好的一个深层原因。　　采访人：目前国内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蔓延，比如仇恨日本人，甚至抵制日货，您赞同吗？　　答：我不认为国内有反日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蔓延。所谓的“反日情绪”，就我观察，大部分主要是针对日本对侵华战争的错误史观，并不是仇恨日本人。当然，也有抵制日货的，但人数很少，并没有形成一种普遍的情绪或浪潮，我们自己不要夸大它。我个人不赞成 “抵制日货”的提法，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在两国之间发生激烈冲突时的一种斗争手段，平时没有必要提倡。当然，有人不喜欢用日货就不用好了，不必非要加上政治色彩。　　采访人：您对中日友好的看法如何？存在那些问题？　　答：《三国演义》里开篇就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我看这是真理。国际关系之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国与国更主要是一种利害关系，所以我认为“中日关系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说法是中国一厢情愿的善良愿望，不要真的被这种愿望麻痹了自己的神经，对日本一定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确的判断。　　现阶段中日关系中，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是钓鱼列岛及台湾问题，我们不能闻鸡起舞，随着日本的举动而接招拆招，而要有自己的战略布局。　　采访人：您可以介绍一下自己成长经历吗？　　答：我出身在军人家庭，从小在军营里长大。16岁当兵，当过文艺兵、卫生兵、创作员、新闻干事等，1981年底转业到武汉市文联《芳草》杂志社做文学编辑。我参军之前是68级的初中毕业生，实际上也就是个初一水平。好在我个人喜欢读书，也喜欢上学，但1977年文革后第一次高考时我正在部队当新闻干事，未能参加高考，也就错过了机会。转业后，1982年第一届广播电视大学招生读了电大。1988年又进了中国作协的鲁迅文学院作家班，后来又考入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读硕士研究生，专修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这一连串的深造使我受益匪浅。我最初是搞文艺创作，后来写小说，再后来侧重于写报告文学。　　1994年到日本采访旅日华侨林同春先生，在那里接触到了“花冈事件”，于是写了《尊严》，该书出版后，有人请我为一部反映日本侵华战争的电视片撰稿，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了中日关系的历史深处。　　采访人：您下一步还打算出版什么内容的新作？　　答：前面说过了，《百年风云钓鱼岛》是反映百年中日关系的大型纪实文学《恩怨百年》之上卷，后面还有两卷，继续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