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保町的细节│刘柠│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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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保町的细节
刘柠 (发表日期:2013-08-21 10:55:55 阅读人次:5649 回复数:18)
●东瀛屐痕之十　　　　对日本社会来说，支撑东洋文化软实力的支柱，既不是东大、庆应、早稻田，也不是东映、松竹、宝塚，而是神保町。这块以东西向的靖国通和南北向的白山通为“龙骨”的“飞地”，麇集了约一百七八十家旧书店和三四十家新书店及众多的出版社、中盘商、制本屋、文具店，藏书量不下于1000万册，俨然一个印刷活字城。　　其实，日人自己并不关心神田神保町书店街的排名问题，他们不过是来此淘书、淘碟，淘换之余，喝咖啡、吃咖喱饭而已。倒是洋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念念不忘东洋文化牙城的国际地位问题。如被认为比日人更了解日本的“日本通”、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乔治·塞登斯蒂卡(E dw ardG eorge Seidensticker)在《东京：下町山之手1867—1923》一书中说，作为世界性的古书集散地，除了神田神保町之外，北京的琉璃厂和巴黎的塞纳河畔也很有名，但神保町无疑是其中之荦荦大者。　　不过，塞教授的研究，其实还仅限于神田神保町在明治、大正年间草创期的繁荣，严格说来，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见的神保町书店街。1923(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书店街烧得片纸无存，连夏目漱石为岩波书店挥毫的木制看板都烧没了。仅一年后，便得以重建，并作为与东京都震后复兴事业配套的一环，实施町名地番整理，将原来分成北、南、表、里(神保町)四块的地界，最终于1934(昭和九)年，统合为神保町，这才成了繁盛至今的书店街发展的基盘。该区域规划设计的许多特点，都是东京或日本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有些则纯粹是出于为书的考量。如奇数番一律位于靖国通的南侧，而偶数番则位于路北侧。你若想寻找神保町一丁目41番的话，即使找到了42番，也休想在隔壁发现41番，而务须绕到下一个斑马线处穿过靖国通，再走近一站地，才能到达目的地。再如，靖国通上的书店，多奇数地番，绝少偶数，这点非神保町的通人，殊难察觉。个中缘由，盖出于保护古书免受阳光直晒的考虑：书店立地于路南，坐南朝北，而路北则是文具店、体育用品店、咖啡厅或咖喱屋、拉面馆。想到如此思路竟产生于关东大地震之后，不能不感佩于日人城市规划中的细节主义及其“早熟”。　　神保町不大，却也不算小。首先，构成“龙骨”的靖国通、白山通，在东京人的概念中，都是不折不扣的通衢大道。每条大道，从近端到远端的书店，都相隔差不多两站地，中间有数十家书肆；其次，被两条十字交叉的“龙骨”分割成东南西北的四“象限”中，分布着细密的胡同和甬道，宛如人体的毛细血管，而每一条“血管”，都串联起好几家书肆。因此，想要把神保町“一网打尽”几乎是不现实的，最好是按不同的区域或类别，分阶段、分步骤地“分而食之”。　　链接神保町的主要方式有二：地铁派和JR (国铁)派。前者简单，自1973年6月，都营三田线开通后，乘地铁可直达神保町的核心部。神保町站共有7个出口，其中一个连着岩波大厦，另一个则紧挨着广文馆书店，隔一条小甬道，对过就是著名的文人咖啡“沙保”(Sabor)吃茶店。这种链接的风险在于，对神保町的“新米”来说，一下子置身于神保町的心脏地带，四顾都是书肆、咖啡，反而找不着北，易成“迷子”。除此之外，地铁派中，还有另外两种链接路径：一是乘新宿线在小川町站下车，出站后从路北的泽口书店，或路南的神谷书店起，沿靖国通从东向西；二是乘东西线或半藏门线在九段下站下车，沿靖国神社大鸟居下的坡道一路向东，均可遍扫此间约六七成的店家。　　笔者是铁杆的JR派。这不仅是由于JR的票价略低于地铁，更在于这种链接方式更能体验神保町的纵深感———它不是一条书街，而是一座书城。同为JR派，根据不同的时间带与“扫街”时间的长短，亦有不同版本的链接路径，我称之为午间版、晚间版和周末版。　　午间版最捷径、最高效，访问的店家自然有限。可有限归有限，你却不会失望。因彼时，笔者就职的公司就在JR御茶水站圣桥口的斜对过，圣桥口便约定俗成地成了我神保町散策的起点。但客观上，这却是最合理的选择。圣桥口的旁边，有家叫三进堂的旧书店，门脸极小，由一对老夫妇经营。照实说，与神保町深处众多书肆相比，我并不觉得这家书店很有特点，但因其位置特殊，占尽地利之便，竟成了一家老铺。每当我重回书城，但见三进堂的看板犹在，老夫妇笑容依旧，内心便有种踏实。记得我曾在那里买过一册三省堂1983年第6版的《G EM袖珍英和·和英词典》，只有文库本的一半大小，小羊皮封面，书口和上下切口烫金，透明塑料套装，异常精致，价格也不菲。在尚未装备电子辞书的岁月，这本小词典曾常住于我的西装口袋中，伴我度过了多少困倦、失意的通勤时光。　　三进堂斜对过的丸善书店御茶水店，即三十年代鲁迅通过内山书店订购洋书的那家书店，成立于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本店位于日本桥，是日本最早、也是最大的图书文具连锁店之一。随手翻一翻新书台上的学术新刊和新近上货的杂志，也未必买，仿佛是日常的课业。沿着丸善边上的一条细坡道朝南走，天气晴好时极爽，迎着阳光，一路下坡。没走几步，左手边就到了尼古拉堂。这是日本最大的东正教堂。小津安二郎的电影《麦秋》中，原节子与二本柳宽边喝咖啡边聊天。从咖啡厅的窗子，能看见尼古拉堂淡绿色的圆顶，想必那家咖啡就在附近。再往前，过了日大理工学部、中央大学骏河台纪念馆和三井住友海上大厦，沿路上几家小书肆(风光书房、小沼书店等)，或驻足浏览一会儿，或继续前行，全凭彼时的心情和时间，有一搭无一搭。到了一个丁字路口，左右两侧的街角上，一家鞋店，一家洋菓子店，这便是靖国通了。右手边V IC T O R IA体育用品大厦的对面，是著名的艺术书店源喜堂，我在那里买过的写真集和艺术图册不计其数。源喜堂位于一楼半，楼下的半层加地下室，是另一家映画系书店武内书店，有很多老电影画报、老海报和老唱片。有些海报很珍贵，有寺山修司、横尾忠则的亲笔签名等。出入其间的读者，很多是演剧青年，多有明星范。一般来说，看过这两家之后，午休时间便过了大半，再往神保町深处走就不现实了。于是，匆匆忙忙原路折返。　　午间版链接是“I”形的话，晚间版就是“L”形。5点45分下班，6点离开公司，沿着圣桥口前的马路，径直走到JR御茶水站的西口，再从西口沿明大通一路南下。一路经过大出版社为如期付梓而“软禁”名作家，以“逼迫”其赶稿的专用酒店山上大饭店、明治大学正门和不计其数的乐器店、画材店，便到了靖国通上的骏河台下，南北的街角上是两家著名书店书泉和八木书店。我习惯过马路，沿靖国通向西溜达，从三省堂起，依次逛过八木书店(古书部)、东阳堂书店、悠久堂书店、一心堂书店，再从位于巷口的小宫山书店朝南，踅入铃兰通。这条巷子上，有更多令我心仪的书肆，如著名的中国书店内山书店、东方书店，艺术书店波希米亚书房、荒魂书店，新书店东京堂及正对着三省堂后门的文具百年老铺文房堂。神保町的书肆大多在晚8点或8点半打烊，绝少有晚过9点的店家。如此一圈逛下来，即使是走马观花，差不多也该到点了。再说，肚子也在咕咕抗议了。于是，迅速踅进一家最近的拉面馆或咖喱屋。将背包和左右手中印有书店Logo的手提纸袋放在旁边的椅子上，第一口札幌生啤酒的味道，岂是一个“爽”字了得！　　每逢周末，我会用整个下午加一个晚上的时间泡在神保町，链接的范围也要大一圈，大致是一个“U”形路线。沿靖国通，从小宫山书店的巷口，继续朝西走，经过田村书店、日本文艺社、奥野书店、一诚堂书店、榉木书店、文华堂、矢口书店，然后从广文堂书店前的十字路口朝北拐，沿白山通径直前行。一路依次逛过燎原书店、鱼山堂书店、东西堂书店、神田书房，还有几家门脸极小的专营A V画报的旧书店，快到水道桥车站的十字路口时，路边有家法律、历史和辞书的专门旧书店丸沼书店。过去十五年来，我先后从那里买过“东洋文库”中所有与中国有关的书籍；研究社1980年第5版的《新英和大辞典》，大16开真皮精装，精美至极；讲谈社1991年版的《日本全史》，大16开布面精装，可按年代日期检索从绳文、弥生时代直到1990年间日本列岛的全部历史……一掷何止千金。　　但这种链接方式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从靖国通到水道桥，是一个上行坡道，所访书肆既多，肩扛手拎，是真正的“北上”。春秋还好，冬夏的话，则异常艰辛。每每好不容易挨到水道桥车站西口时，我都会有虚脱感。此时的唯一选择，便是踅进车站后面的小巷中，到那间狭长的、灯光昏暗、墙上贴满了明治大正年间老海报的Rétro(法语，复古的，怀旧的)调居酒屋喝上一杯。端一扎连玻璃容器都被冰镇得挂着白霜的生啤酒，边低头在膝头摩挲刚买来的旧书的感觉，几乎是感官性的。遗憾的是，去年冬天故地重游，我试图如法炮制，重温旧梦，却发现那家居酒屋竟倒闭了……

回复[1]: 二进宫 (2013-08-21 11:44:20)

　　看不过来了。你等我干完活地

回复[2]: 把刘桑的文章找来，慢慢看 科长 (2013-08-21 14:31:44)

　　刘柠：“东瀛屐痕”之一

　　“散都”东京

　　阔别四年半赴日。日本时间晚9时许，出了羽田机场，乘上京急空港线赶往东京市内的瞬间，我便融入东京——这座超大、超魔幻的都会的节奏中，竟无半点“违和感”。

　　从深冬积雪的帝都，在“穿，还是不穿”（秋裤）的纠结中来到东京，从东南方的东京湾方向吹来的温暖、湿润的煦风令人陶醉。从入境头一天起，羽绒服便成了挂在商务酒店单人间墙上的多余“摆设”。

　　林文月说京都是“心灵的故乡”，对我而言，东京则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是我在北京之外，唯一居住、生活逾三年的城市。按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经历过“摊大饼”式的城市化进程，内心该多少有种“一览众山小”式的“优越感”——世界最大都市，非帝都莫属，可到了东京才明白这种“优越感”之虚幻。说实话，我至今弄不清北京与东京到底哪个更大，也懒得做数据考究。但无疑，东京，这座江户时代便是世界最大城市（江户）的都会，在经过关东大地震（1923年）和东京大空袭（1945年）后的两度重建及战后大规模的城市化之后，今天，涵盖了“首都圈”（即包括首都周边的埼玉、千叶、神奈川等七县的一体化区域）的大东京，的确保持了世界罕见的“巨无霸”型大都市的记录。相信每一个涉足过东京，体验过密如蛛网的铁道线和蚁群般麇集的站点的观光客，都能感到此言之不虚。

　　东京像一个巨大的魔兽，无时无刻不在生长、膨胀，至今未已。进入21世纪以后，新开通了大江户线、副都心线等地铁线路，超大型综合设施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开业，旧东京站改造工程竣工，新地标天空树（Sky Tree）落成……可以说，东京变得更“深入”（如新建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位于地下42.3米）、便捷，更“通天”（天空树高达643米，成为东京的“天线”）、魔幻，也更后现代、更刺激了——可这些并不是我最关心的。令我耿耿于怀、念兹在兹者，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东京的“散指”。所谓“散指”，即“散步指数”，是笔者的造语，顾名思义，指适宜散步与否及适宜的程度。在我看来，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适宜散步，直接关涉到那个城市之宜居与否及生活与其中的市民的幸福度，兹事体大。而既然人的幸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量化，那俺为什么不能独创一个曰“散指”的新词呢？爱谁谁！

　　毋庸讳言，对“散指”的关注，其来有自，照例源自自身的问题意识。问题的背后，是自己生活的本土城市已不宜散步的不堪现实。吾友、学者汪民安曾撰文，如此谈论他所居住的地界——望京：“望京是一个没有街道的地方，到处是高楼，到处充斥着大马路，里面就是没有散步的地方。在这里生活很乏味，每天想出去走走，就是没地方可走。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这个城市要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无法散步的地方？”对此，笔者感同身受，因为我也住在望京，与汪宅只相隔几条街区。汪说：“北京现在越来越大，你出门只能坐车，后来我发现对北京这个城市我越来越没有什么感受了，你的行走，就是永远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整个路途都与你无关。慢慢地你会发现，整个城市都同你无关，你只是对城市的某个地点，某个你要抵达的地点感兴趣，因为城市的细节没有了，城市的多样性和秘密没有了，城市的街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车道……”于是，你从A地去B地，唯一关心的，便是交通手段和时间成本。或乘公车，或打的，就事论事，直截了当，而不会去关注沿途的风景和城市的表情——这使我们的出行成了单纯的负担，加上日益升级的交通堵塞，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焦虑和厌烦。

　　在这个意义上，东京仍然是“散指”颇高的城市——堪称“散都”（散步之都），尽管其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均跻身世界最高水准。漫步东京街头，你可以相当从容。尽管周围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步履匆匆，公路上车流如织，速度很快，但你不会感到任何困扰：步道虽窄，但铺装整饬，几乎每一寸面积都经过精心的设计，风格与路旁的店铺、街树及周边环境高度协调，连下水道的井盖都宛如艺术品；行人默默行走，秩序井然，绝少看到痰迹和纸屑，更没人在路上吸烟。笔者曾亲眼看见乌鸦和鸽子落脚在步道的栏杆上，与过往的行人仅隔10公分，却彼此相安无事。乌鸦、鸽子与一片灰西装“擦肩而过”的街景是一个隐喻，道出了现代都市与自然的和谐并非不可能。客观上，东京的鸟类和流浪猫、狗之多，令人叹绝，且全然不会有怕人的意识。

　　普通街道如此，遑论步行者天国。繁街闹市，多辟有步行街，称为“步行者者天国”。有的地方终日如此，有的则分时间带：时间一到，机动车绕行，行人信步马路中央。天气晴好时，艺人在街头卖艺，90后男女练习街舞，鸽子们照例闲得无聊，四处溜达，从不远处的车站方向，间或传来政治家的竞选演说……对这幅构图，所有人都见怪不怪，因为它早就定格成了超日常的生活风景。

　　如果说东京是散步之都的话，相信日本地方中小城市的市民会真心不爽。要知道，那些离海岸更近、空气更清新、环境更清洁、历史更悠久、地域文化更富特色的地方小镇，不仅有温泉名汤，有的还保有古城楼、城墙和护城河，徒步三四个小时便可绕城一圈，简直是天造地设的绝好散步道。然而，与之相比，东京的街头散步则更丰富、更刺激，更富于意外性和感官性，更“粹”。

　　我一向爱读东洋作家谈东京（江户）的书，从田山花袋、永井荷风、奥野信太郎、吉行淳之介，到水上勉、川本三郎、四方田犬彦、福田和也，从三岛由纪夫、池波正太郎，到寺山修司、荒木经惟，东京仿佛是一本永远也谈不尽的天书。东京像一个巨大的生物体，在几代文人的谈论中成长、变形、扩张——地上的建筑物越建越多、越来越高，天际线越发狭窄、尖锐。但始终不变的，是城市的文脉和韵律，或者说文化。东京有无数超高层建筑的顶层都设有可供市民免费赏景的了望台，有的可360度旋转。无论从那个视角俯瞰脚下的钢混密林，人们仍会不约而同地在第一时间辨识富士山、皇居、新宿御苑、东京塔和自己的家。用荒木经惟的话说：“没法子，东京跟我的生理合拍”，是“我的子宫”。

　　日文中对散步的表达主要有“散步”和“散策”之二种，今天在语意上已庶乎无差别，但笔者更倾向于后者。“散策”系源自中国古语的文言，原意为扶杖散步，杜甫有诗云“北风吹瘴疠，羸老思散策”（《郑典设自施州归》），即作此用。在现代日语中，“策”之原意已消失，成为一个“虚词”，与“散”共同构成一个名词（时而动词化），意为适性随意地溜达，而在语境上，与“散步”有微妙的温差，在笔者看来，多少有种文士情怀和诗意的氛围。日本的作家、学人，当他想到住家周边的公园或涩谷、表参道一带溜达一趟的时候，一般会说“散步”；可当他想到神保町书店街或银座、日本桥这类地界闲逛的时候，则多半会用比较老派的“散策”。

　　永井荷风酷爱散步，其传世名作《濹东绮谭》可以说就是一部散步之书，荷风也因此而有“散人”（荷风散人）之称。虽说当年荷风散步的地界主要是玉之井（即今东京都墨田区东向岛一带，战前系私娼寮和脱衣舞厅、风俗酒廊集中的花街之一）一带的下町，远没有那么阳春白雪，但他老人家穿西装、戴礼帽、拄手杖，是真正的“散策”。因此，荷风散人当是散策之人。

　　也正是在类似的语境下，东京——这个我心中的“散都”，是散步之都，确切说，当是散策之都。

　　

回复[3]: 科长 (2013-08-21 14:32:59)

　　“东瀛屐痕”之二

　　

　　文学之都的气味

　　

　　当我说东京是文学之都时候，并不仅仅是说那座城市曾经辈出过多少文豪、诗人和作家，而是说那座城市，连空气中都弥漫着随笔和日本酒的气味！虽然日本颇有几个富于文学情调的城市（如京都、奈良、金泽等），但从江户脱胎而来的东京仍然是唯一的，无可替代的。

　　东京在明治元年（1868年）7月17日成为新都之前，称为江户，意为河川入海之门户：汩汩流过关东平原的利根川、荒川（隅田川）、多摩川等河流，经东京湾入海；流经市区的河流，有神田川、日本桥川（平川）、江户川、浅草川、墨田川、深川等，数不胜数；更有许多河川，在历次城市化进程中，随着首都的扩建，从地面消失，成为地下河。所以，东京是名副其实的“水都”。大抵河多桥众，从来是一个城市浪漫的标志。在这个指标上，东京当仁不让：打开交通图，以“川”和“桥”命名的地名、车站令人目不暇给，且多与文人相关。

　　隅田川、日本桥、京桥之于谷崎润一郎、芥川龙之介和永井荷风，正如上野、本乡、神田之于森鸥外、夏目漱石和田山花袋。据野田宇太郎在《东京文学散步》中考证，著名医师、剧作家木下杢太郎曾参与关东大地震后的帝都重建计划，并亲自设计了东京站附近的跨线铁路桥八重洲桥。当时主导复兴计划的是东京市长後藤新平，在修建新桥时，出于美学上的考虑，公开征求文化人的意见——木下方案便应运而生。木下的设计以西班牙古典主义建筑为摹本，同时融入了传统江户建筑的要素，是大正浪漫主义风格的代表作，被野田誉为“我国文化史上，与现代艺术最有因缘的桥”。[1]诸如此类的文化遗迹，在东京比比皆是。稍不留神，便会遭遇文化冲击：它可能是一座雕像、一幢宅邸，或者一座纪念馆；也可能是一棵树、一块店幌，或者一方墓碑。但只要它不经意间闯入了你的视野，你不可能不为之伫足。

　　因此，日本有太多迷恋散步的作家，也产生了世界第一的散步文学，如永井荷风的《隅田川》、《深川的散步》，佐藤春夫的《美丽的城》[2]，谷崎润一郎的《屋脊后面的散步者》[3]等等，不一而足。上述野田宇太郎所著《东京文学散步》，煌煌七卷，记录了从明治年间到昭和中期，几代作家对东京的生死眷恋。川本三郎在写真随笔集《各有各的东京》[4]中，让二十三位作家、画家、导演登场，讲述他们对东京，不，具体地说是对首都圈内某个生于斯、长于斯、终老于斯的小镇的浓浓乡愁。在白纸上把那些镇子的地名连缀起来，便是一幅东京地图，从山手到下町，从“盛场”到“恶所”，沿中央线一路向西，直到郊外的荻窪、武藏野……作家的笔调温暖，有种穿越时空、超越性别的力量，直抵人的内心。如他写向田邦子：

　　与现在的女生相比，昭和时代的女学生要不自由得多，被道德所束缚，也许很“憋屈”。但惟其不自由，她们更珍视日常的生活。正如恋爱，常常越是受制约，便越发纯化似的，那时的女生正因为不自由，才更看重梦与憧憬。也许，向田邦子所爱惜的，正是彼时的“不自由”。

　　即使在东洋女作家中，向田也属于对性有洁癖之人。其在保险公司工作的父亲深知女儿的性格，倍加呵护。有时在家中待客，酒过三巡，那些酒品不济的主儿便开始唱起来，哼那种男人之间彼此会意的小曲。歌词快到比较“那个”的桥段时，既无法扫客人的兴，又不愿让待在茶间的女儿听到的父亲，便会突然站起来，高举双手，故意大着嗓门喊“万岁！万岁！”……父女情深，跃然于纸。

　　用文学来形容东京的调子，真是再恰当不过。因为文学有雅俗之分，更有色调的温差，有的幽雅节制，甚至不无寡淡，像极了京都的枯山水；而有的却活色生香，甚至相当生猛。萝卜白菜，见仁见智，完全因人而异。文艺评论家福田和也独钟黄昏的春日通：

　　从远处望见山手线的铁道桥，疾步走过春日通。街灯在都电轧过铁轨的声音中摇曳，变成桔黄色，大塚像被挂上了一层暖帘——此乃江户一流的日暮。

　　噪音、吆喝声化作喊声，涌向街路。穿行于店家的屋檐下，广告电热气球不住地往上窜，绕过老铺、新兴风俗店和拉客的小客栈，就到了汤岛的“琥珀”。

　　浅草、北千住、新宿、立石、大井町……东京有各种各样的日暮和晦暗。但暗中却自有一种甜——那是为了遍尝其滋养的方式。

　　不到二十岁开始夜游，我和我的鞋子，携形形色色的伴侣——从风尘女到“莱卡DⅢ”型相机，踏遍了东京的繁街闹市。既非天国，也不是地狱，我置身于现世的欢乐巷中。

　　福田是庆应大学的教授，土生土长的“江户子”（日语，意为东京人），这副调子也完全是江户式的，透着一股混不论、爱谁谁的劲儿，也许放到北京也分不出。可惟有从大都会的路灯中读出日暮的不同“色温”，从一片晦暗中品出某种“甜”的表现，堪称东洋人独有的生命体验，令人想到“物哀”、“幽玄”、“私小说”之类——反正都是日本文学的劳什子。

　　

　　[1] 战后，因东京站的大规模扩建，该桥被拆除。

　　[2] 即『美しい町』。

　　[3] 即『屋根裏の散歩者』。

　　[4] 即『それぞれの東京昭和の町に生きた作家たち』。

　　

回复[4]: 科长 (2013-08-21 14:45:41)

　　东京文学地图——— 武藏野(上)

　　

　　●东瀛屐痕之五

　　

　　如果说，北京近三十年来城市化的结果造成了行政东移的话，那么东京城市化的历史，便是一部不断向西扩张的历史：从明治中期开始，特别是关东大地震以降，以国铁中央线为主动脉，辅之以西武、京王、小田急、东急等几条私铁线路，使开发的重心不断向西推移。用中文写作的日本作家新井一二三自称“生于中央线，长于中央线”，她在《东京迷上车———从橙色中央线出发》一书中这样写道：

　　我的人生地图上，有橙色的横线条，乃JR中央线轨道。我的东京是沿着这条铁路细长分布的。

　　中央线的起点是东京站，以横倒S字形穿过市区后，由新宿一直往西到高尾，乃总共有三十二个站的通勤路线。全长五十三点一公里，其中二十四公里(中野—立川)是用尺画的一条直线；在全日本是仅次于北海道室兰本线，第二长的直线铁路。

　　在东京如毛细血管般纵横错综的城市铁路网中，确实难再找出第二条路线如中央线这般“规矩”者：橙黄色的列车从新宿、大久保到东中野，向西北方向划过一条弧线之后，便一头朝西扎去，一马平川，几乎感觉不到任何摇摆和起伏。诚不愧是当初照工程师用直尺画出的设计图“如法炮制”出的城市。

　　这一带是武藏野台地，位于东京西郊。所谓武藏野，即“武藏之野”，原系古时武藏国的“东人”对自己所居山野的称谓。至明治初期，仍是一片广袤的原野，不规则地点缀着杂木林和新开地，间或有麋鹿、狐狸等野兽出没。《万叶集》中，有诗九首，记述了此地上古时代的自然风物和恋人的相思，如：

　　多摩流水泊，晾曝手织纱；

　　之子何其美，劳思我自讶。

　　占卜武藏野，烧灼鹿肩骨；

　　匿不谓人言，君名为所发。

　　武藏野，山坳野鸡飞；

　　那夜分手后，(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再未与哥会。

　　浮世绘中，有一类名为“武藏野图”的作品，专门表现武藏野的山野风光，如《西行物语绘卷》等。

　　随着江户幕府的开府，武藏野迎来了最初的开发潮：农地成片开垦，饮用水工程玉川上水和森林消防用水工程先后竣工，人工次生林逐渐取代原始杂木林，人口开始激增。至此，武藏野的自然虽然被纳入国家近代化的开发进程中，但“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的牧歌般的“原风景”并未被破坏。

　　明治29年(1896)秋天，自然主义作家国木田独步(1871～1908)迁居至东京郊外丰多摩郡上涩谷村，每日散策野外，以期疗治因新婚妻子信子离家出走而造成的内心创伤。武藏野繁茂的森林、翠绿的茶田和农舍的水车，对作家的心灵“治愈”效果显著，两年后，出版了随笔集《武藏野》。在这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划时代的散文作品中，独步发现了武藏野的落叶林之美：“据云过去的武藏野以茅草原一望无际的风景而驰名，现在的武藏野之美则是树林，树林确实堪称是武藏野的特色”；“除了武藏野之外，日本还有这样的地方么？不用说北海道的原野了，就连奈须野也没有。其它地方哪里还会有呢？树林和原野交互丛生，哪儿还有这种生活与自然密切相连的所在呢？”时值近代文学革命初期，独步风格洗练的口语体不仅影响了日本人的自然观，且开创了一代文体，“改写”了明治文学的面貌。(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西画家满谷国四郎(1874～1936)与独步私交甚笃，他为独步的随笔绘制插画和卷首绘，刊发在独步主导的杂志《近事画报》、《战时画报》上，从此走上画坛。满谷国留下的百余幅风景速写和炭笔画，成为后人了解近代化之初武藏野“原风景”的弥足珍贵的视觉资料。

　　以名著《不如归》名世的基督徒社会派小说家德富芦花(1868～1927)曾长年纠结于人生的烦恼和健康问题，为此于明治40年(1907)专程赴俄国雅斯纳亚·波良纳贵族庄园拜会列夫·托尔斯泰。托翁对他说“不能只写从书中读来的，要写从生活中生发出来的东西”，并反问他：“你能当老百姓吗？”芦花大受感染，回国后便携妻爱子从都心部青山的公寓搬迁至东京西郊的千岁村粕谷———一个仅有二十六户人家的村落：“距邮电局一里半，到邮筒十町，至豆腐店六町”；“最近的街坊是墓地和杂木林，而活着的邻居，近的也有小一町的路”。作家制备了整套农具，开始了晴耕雨读的生活，尝试做一个“美的百姓”。其间，虽然经历了与胞兄、启蒙思想家德富苏峰的再度绝交和父亲的死，但芦花也许在武藏野的田垄林间真的觅得了始终念兹在兹的“理想乡”，反正确乎在那里度过了人生难得平稳的一段时光。

　　对另一位作家、自然主义的旗手田山花袋(1871～1930)来说，“武藏野的魅力比风情万种的京都郊外更有韵味”。早在国木田独步刚移居武藏野后不久，花袋便造访了这位孤独的作家，开始了二人的交游。花袋在《东京的三十年》中，记录了与独步一起漫步荒原时所见到的萱草萋萋、落日余晖富士雪的自然景观，也追述了独步的死。

　　花袋虽然深爱武藏野，但终于未移居，而是一边与它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一边不懈地去那里访友、散策，十年如一日地记录着武藏野的变迁。从中央线的电气化，到日俄战争后，随着景气腾升，都市化进程加速，草原林地后退，代之以成片的现代住宅……眼瞅着，武藏野从文人们“诗意地栖居”之所，成了都市化进程中的“城乡结合部”。对此，花袋内心难掩寂寞、感伤：

　　都会的扩张力不断地向深处侵蚀，深一点，再深一点。过去是巨大的榉木街树的地方，现在长出了气派的石砌高墙，进而是潇洒的二层小楼，在附近从未见过的漂亮的摩登太太领着可爱的孩子散步。通往停车场的路上，过去是田圃的地方，新建的商铺栉次鳞比。每天早上，西装革履的上班族们，络绎不绝。

　　

　　

　　东京文学地图———武藏野(下)

　　东瀛屐痕之六

　　当作家新井一二三说自己“生于中央线，长于中央线”的时候，想必是自豪的。她在《东京迷上车从橙色中央线出发》中如此写道：

　　这儿就是武藏野。

　　今天，乘坐中央线列车往西(即富士山方向)，特适于远眺。尤其在夕阳时刻，实在令人心情舒畅。因为这块土地，本来就是跟铁路同时开拓起来的。

　　……橙色列车一离开中野，就令人呼吸到自由的空气。若说旧市区是东京的欧洲，那么中央沿线就是东京的新大陆了。

　　提起中央线，确实有种“好有文化”的感觉。不仅新井，笔者的几位家住中央线沿线的学者、记者朋友，也都以各自栖居的小镇及其地域文化为骄傲。高圆寺、阿佐谷、荻窪、吉祥寺、三鹰、武藏境、国分寺、国立……这些古风的驿站名，每一站都是一个格调优雅的小镇，那里不仅有风味独特的料理店、居酒屋和超级小资的咖啡馆，还有古董店、小剧场、旧书店，有的镇子本身就是大学城(如一桥大学所在的国立)；伊藤整、大冈升平、外村繁、太宰治、火野苇平、恩地孝四郎、栋方志功……随手拉几个沿线作家、艺术家的名字，就连缀成一部现代文化史这，就是武藏野的气质。

　　出生于阿佐谷的评论家、被称为江户学研究第一人的川本三郎把中央线沿线城市化的历史分成四个阶段，即关东大地震后的发展期、“终战”后的混乱与复兴期、东京奥运会前后的变革期，直至当下。

　　小说家井伏鳟二(1898～1993)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曾去过一次荻窪，对那儿的风光景致耿耿于怀，遂于昭和2年(1927)，索性从大学附近的下宿屋搬了过来。这一带因在关东大地震时受害较轻，故前来赁屋置业者颇多。井伏一家刚搬来时，荻窪多少尚保有牧歌的余韵：汲水的河滩上有蟾蜍；入夜，有萤火虫照明；附近的杂木林中有狸、獾出没；秋末时节，一阵寒风吹过，沙尘飞舞……可转眼间，帝都震后复兴计划及其所带动的城市化进程便改变了这一切。井伏在《荻窪风土记》中记录了这种“沧桑之变”，他不仅捕捉到社会大转型在人的心理上投射的阴影，而且以文字的形式定格了一份早期武藏野波西米亚社群的“原风景”：

　　新开地的生活总是轻松愉悦的。有人说在荻窪一带，即使大白天穿着睡袍在街上溜达，也不会被人从后面指指戳戳。对那些标榜贫困文青的人来说，不失为一块适土。

　　作为昭和初期的文坛领袖，井伏鳟二麾下弟子如云，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仅三两年的光景，周围便集合了一群作家、诗人和画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士村”(史称阿佐谷文士村)。昭和5年(1930)，青森出身的文青太宰治(1909～1948)入东大法文科。慕井伏鳟二之文名，成了井伏的弟子，师生过从甚密。其间，太宰与青森艺伎出身的前妻小山初代同居、结婚，写下了《列车》、《逆行》等作品。1939年，太宰搬到三鹰，成了一介“原稿生活者”。彼时，太宰已与初代离婚，并与石原美知子结婚，而这桩婚姻即源自井伏的缘谈撮合，连婚礼都是恩师一手操办的反正井伏的宅子够大，刚好成了无赖派作家婚礼的礼堂。两家相距咫尺之遥，太宰常趿拉着木屐找恩师弈棋。前妻初代离婚之初，曾一度落脚井伏家里，可太宰并不知情。每每听到太宰那熟悉的木屐声由远而近，井伏总是迎上前去，并不往屋里让，貌似随意地在院子里的石凳上应酬一两局，太宰倒也并不见怪。

　　按说对弟子有过知遇之恩和月下之劳双重恩泽的井伏鳟二，无论如何该称得上是“大恩人”，可在太宰治笔下，却成了“大恶人”，后者甚至不惜在遗书中“诋毁”恩师。对这桩著名的笔墨官司，究竟孰是孰非，日本文坛历来说法不一，但谴责弟子者甚众，“醉话”、“昏话”、“神经错乱”，等等，不一而足。唐纳德·金深爱这位无赖派作家，主张从文学本身的角度来理解太宰的言行。他认为太宰的感情表达异常强烈，所以总能引起读者同情，甚至同调。譬如，当他说“我们是盗贼，是稀代的偏执狂。而过去的艺术家是不杀人的，过去的艺术家也不盗窃。我等一群根本无足挂齿小机灵鬼儿罢了”的时候，他确实是把自己也搁进去的。但对这种极度愤激的表达，读者诸君最好别太当真，因为作家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正如他生前屡屡对同居的妻子或情人表示要竭尽所能，捍卫家庭，并写过小说《家庭的幸福》，但最后的结论却是“家庭的幸福是诸恶之源”。倒是井伏鳟二好人一做到底，太宰蹈水自戕后，还担任太宰治丧仪委员会的副委员长，亲自料理弟子的丧事，也算是仁至义尽了。

　　作为“向死而生”、无限迷恋死亡、一生不惜四度尝试自杀的小说家，太宰治在三鹰也品尝过平静而短暂的幸福。作家故后，第二任妻子石原美知子曾著书，回忆前夫生前常从仅有三张榻榻米大小的茶间，边眺望从平坦如砥的武藏野台地的尽头慢慢下坠的夕阳，边埋头写作时的感动。正是在这里，太宰治留下了《斜阳》、《人间失格》等一批重要著作。这种转瞬即逝的幸福，也定格在作家自己的作品中：

　　每天，武藏野的夕阳都好大好大。颤颤巍巍的、像滚开了似的，沉将下去。

　　我盘腿坐在能望见夕阳的三帖斗室，边享用粗茶淡饭，边对妻子说：“我是这种男人，注定不会有出息，也成不了有钱人。但我会努力守护这个家。”那时，我忽然想起东京八景来。

　　可他终于没能对妻子兑现诺言。1948年6月13日，一个豪雨之夜，太宰治携情人、战争未亡人山崎富荣服毒后蹈玉川上水自尽在经过此前四次自杀“彩排”之后，最后一次，终获“成功”。太宰治死后，骨殖葬在三鹰车站正南方的禅林寺内一个为作家生前神往不已的场所。他的斜对过，是明治文豪森林太郎(即森鸥外)之墓。

　　多年后，保险公司一位女推销员大概听说过井伏鳟二与太宰治的交情，便登门拜访，并联系太宰蹈水事件，力劝井伏购买人身意外险。老作家正色道：“不，我要活着。即使人家说你不行了，我也得换个姿势活下去。”果然，在才华横溢而又丑闻缠身的弟子走后，井伏又活了三十多年，得享天寿，直到送走了在武藏野“诗意地栖居”的同代和晚一辈的所有文人，才于1993年悠然仙逝，享年95岁，见证了武藏野在大正、昭和、平成三个时代的荣辱兴衰。

回复[5]: 科长 (2013-08-21 14:46:09)

　　东京文学地图——— 池袋

　　●东瀛屐痕之七

　　

　　与六本木、表参道、下北泽等标签化的小资圣地不同，在一般日本人的心目中，池袋也许并不是那种超小资的地界。但睿者自知，池袋的一部文化史就摆在那儿。

　　与新宿、涩谷并称成三大都心之一，池袋站是东京都内最大的车站之一：有八条城铁(地铁)路线在此中转，每天吞吐近300万人，站内有上百个出口，店铺林立，恍如迷宫。传说在今天的西池袋一丁目一带曾有过一个袋状池塘，这成了地名的由来。后池塘缩小，终被填埋，在原址附近建了一座池袋史迹公园，供人凭吊。从古时武藏国丰岛郡有“池袋村”的建制及战国时代役所的文书中也出现过“池袋”来看，至少在中世，便有了池袋的地名。明治时期，1889年开始实行町村制，此地被划为巢鸭村。巢鸭———这个位于池袋以东、相隔仅两站地的山手线车站，旧时反而是更大的地盘，很多冠以“巢鸭”、“西巢鸭”的地名，其实都未必在巢鸭。著名者，如战后曾关押过东条英机等七名甲级战犯并执行了绞刑的巢鸭监狱，原来就位于东池袋三丁目，1962年被废止，原设施拆除。在70年代的开发热潮中，原址上建起了超大型综合设施阳光大厦(IkebukuroSunshineC ity)，地下4层，地上60层，是80年代东京都的地标性建筑。

　　池袋跟新宿、涩谷一样，即使在“过度开发”的东京，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有相当“质感”与“张力”的“城中城”。什么意思呢？简而言之，就是城市功能分区，合理配置，且有纵深感。如车站前是繁华的商业区，高档百货店、品牌店鳞次栉比。东口的明治通两侧，有很多小剧场和电影院，东急、东映、松竹、地球座，等等，还有辈出了伊丹十三、山田洋次、役所广司等名导名角儿的舞台艺术学院。池袋演艺场坐落在一个广场上，是一座后现代风格的建筑，里面的寄席(日式说书场)，是东京绝无仅有的观众可坐在榻榻米上听落语(日本曲艺，类似单口相声)的场所。1989年以来，由该地区大大小小12座剧场、电影院于每年9月联合举办的一年一度的池袋演剧祭，堪称映画青年跳龙门的“窄门”。东口站前公园旁边的池袋温泉，天然碱性，据说对神经痛、皮肤病有特效。再往深处，是一间挨一间的小料理屋、酒吧、风俗店，平时白天很安静，当看到三三两两的上班族领结松到胸前、西装搭在肩膀上、步履踉跄的姿态时，你就要小心末班地铁的时间了———夜池袋有魅惑而危险的一面。

　　艺术与文化，一向是池袋的名片。从池袋站西口到山手通一带，旧地名叫长崎町，二战前曾是著名的画家村，史称“池袋蒙帕纳斯”(Ikebukuro-M ontparnasse)。大正末年，随着关东大地震后的重建和铁道(即今东武东上线前身的东上铁道和今西武池袋线前身的武藏野铁道)的通车，这一带被开发，建了大片带天窗、高屋脊的房子，吸引了众多画家、艺青来此赁屋而居。除了画家，还有雕塑家、音乐家和诗人，其中颇不乏后来成大家、巨匠的名家。画家们和雕塑家们白天猫在画室里作画，晚上出来纵酒歌欢。彼时的日本，正走出“大正民主”的开放氛围，一步步陷入昭和前期的泥沼，战云密布，舆论收紧。在恶名昭著的《治安维持法》的笼罩下，“维稳”形势空前严峻，“特高”警察无处不在，连空气都充满了压抑。在这种状况下，池袋西口画家村不啻为一个另类的存在，是一群波希米亚人在“大正浪漫”的余绪中“带着镣铐的舞蹈”，是暗黑时代的“抱团取暖”。诗人、漫画家小熊秀雄在池袋美术家俱乐部第一回画展的图录中曾写道：

　　从我们的先祖开始

　　人群居而生

　　如今孤独一人，会走向灭亡

　　侃大山呀聚会呀什么的

　　兹事体大，意味深长(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与色彩和线条相伴的画家生活

　　纵然恋爱，涂好底色才是关键

　　正是这位天才诗人，在1938年的一篇随笔中，偶然用了“池袋蒙帕纳斯”的表达，无意中成了这个现代艺术史上重要现象的命名者。

　　战后，作家野田宇太郎重访池袋，“……从新宿乘山手线在池袋站下了车，我分开像黑色漩涡似的杂沓的人群，穿过长长的地下通道，到了西口广场的前面”。看到眼前象征着经济高增长的摩天大厦林立和大厦间杂草丛生的空地，凭生时空错乱之感：

　　我朝着阔别已久的立教大学方向溜达。看到大楼的阴影中，杂草在风中摇曳，我觉得池袋到底还是一处“幻想的田园”。

　　所谓“幻想的田园”，是战前也曾在“池袋蒙帕纳斯”栖居过的诗人三木露风的一部诗集名。

　　去年初冬的一个下午，天气晴好。我沿着野田宇太郎的路线漫步池袋。从西口再往西走大约五分钟，见左手有条细道，入口处有一个派出所，路牌上写着“立教通”。立教大学作为“东京六大”(东大、早大、庆应、明治、法政、立教)之一，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读日本文化人的回忆录(忘记是谁的了)，说从车站到立教校园的通学路上，能看到身穿教会学校校服的立教大学和立教附中的女生花枝招展的身影，“宛如时装秀”。兴许是放寒假的缘故，路上行人寥寥，笔者竟无缘见识教会女生的时装秀，遗憾之至！

　　沿立教通步行七八百米，便看到立教大学的正门。跟日本所有大学一样，完全是开放式的，外部人可自由出入。主楼前的广场上有两株巨大的喜玛拉雅杉树，修剪成塔形，一左一右。整饬的形状、嫩绿的针叶，在旁边火红的枫树映衬下，煞是好看。红砖结构的主楼只有二层，中间是钟楼，墙上爬满了常春藤。穿过主楼的门洞往里走，是现代风格的教学楼，虽然是钢混结构，但外墙均饰以类似红砖的装饰材料，整座校园风格高度协调。我想看一下校史展览，看一看有没有对周作人的记载，可问了俩学生，却都不得要领。碍于时间，也无法久留，于是便从自动贩售机里买了一杯热咖啡，坐在一棵大榕树下的长凳上，边喝咖啡，边想象百年前周作人在此间读书时的面影。从头顶的树上传来乌鸦的叫声，眼前的草坪上，鸽子和不知名的野鸟在悠闲地散步、觅食……我对周作人的想象也终于不得要领。

　　回来的路上，路过一家旧书店，店幌上写着“夏目书房”。进去一看，艺术书籍所藏颇丰，笔者所研究的竹久梦二竟有一个专柜。翻了40分钟，购书八种，一半是梦二。其中一本梦二画集，是明治四十四年洛阳堂初版的复刻毛边本，品相堪称“完璧”。结账时，才发现店主是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戴着老花镜，坐在柜台里看书。见我买了不少竹久梦二，便问我怎么会喜欢梦二。我说我曾写过梦二的评传，分别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出版，她更吃惊了：“中国人也喜欢梦二，这真是太好了！梦二的作品，让人越看心里越静，真真是好东西……日本的文化，多来自中国，可居然就跟中国打起仗来。唉，真搞不懂……”

　　临走时，老太太执意送我一册印制精美的古书目录《波希米亚通信》，是2012年10月的最新版，说上头网罗了本店和分店的全部精品收藏。我一听还有分店，连忙打听所在。老太太指着目录上“波希米亚”几个字说：“就在神保町。哝，就是这个店名。”这下轮到我吃惊了：因为那家位于神保町铃兰通上的“波希米亚”书店(B O H E M IA N’S G U ILD )，是笔者从十几年前“人在东京”时便常常光顾的艺术书店，老板是一位英俊的青年，姓樱井，跟我还交换过名片。

　　我说：“樱井先生是您什么人？”“我儿子，老二”，老太太答道。“原来如此。请代问他好。过一两天，我就去店里看他。”老太太一个劲儿地点头，致谢，然后走出柜台，直把我送出门外。我还礼，告别老人。待走出十米开外，再次回头挥别时，见老太太还在向我鞠躬。

　　

　　东京文学地图下北泽

　　●东瀛屐痕之八

　　

　　东京作为一个大都会，好就好在它有不同的表情：既有新宿、涩谷的现代繁华，又有上野、日暮里的古风质朴，既有赤坂、银座的纸醉金迷，又有御徒町、新桥的平民气质；有六本木、表参道的洋派，有日本桥、浅草的和风，有秋叶原、原宿的后现代，有神田、神保町的书卷气……而在这诸多表情中，不能不提下北泽。

　　下北泽的气质，一言以蔽之，就是———好文艺！到底文艺在哪儿呢？这么说吧：下北泽是演剧街。小剧场、电影院林立，一出车站，到处可见设计风格前卫的舞台剧、音乐剧海报，时而还能碰见扛着道具，戏妆都来不及卸的演剧青年、美少女；下北泽是音乐街。弹丸之地，竟有数十家爵士酒吧，身背木吉他、中提琴的艺青碰鼻子碰眼；下北泽是青春的街，幽会“热穴”，连空气中都充满了荷尔蒙的味道。从时尚杂货店，到兼营旧书、旧唱片的咖啡屋，从古董店、二手服装店，到居酒屋、路边的地摊儿，几乎一水儿是青年人在运营、消费。不到下北泽，不知青春为何物。到了下北泽，才能体会青春不再的痛感。

　　凡青年人扎堆儿的地界，必是交通便捷之所。道理简单：因为年轻人没钱，穷忙，对效率有近乎严苛的要求，而下北泽再合适不过。车站月台的正上方，能看见小田急线与京王井之头线呈“X”形交叉，前者连结新宿与小田原，后者连结涩谷与吉祥寺。到新宿7分钟，到涩谷只需4分钟，在地理上，下北泽可以说是都心的中核。与池袋、新宿等超大型“城中城”不同，下北泽是一个袖珍街区。以世田谷区北泽二丁目为界，充其量只有方圆一里地(华里)，借用日语的表达，是“猫额”大的地界，但却是一块超小资的飞地。除了车站南口旁边，有一幢容纳了本多剧场和世田谷区一座公立小礼堂的十二层楼宇外，绝大多数建筑只有二到三层。走在街头，觉得天际线好开阔。整个街区是步行者天国，除了偶尔有自行车叮铃驶过，连红绿灯都见不到。窄窄的马路上，到处是闲逛的男女。人们呈“之”字形，随意地穿行其间，似乎要将道路两侧的店铺“一网打尽”。不过，弹丸之地分布着大大小小1500余家各具特色的店铺，“一网打尽”谈何容易！

　　说到下北泽的店铺，不能不提“杂货屋”。说是杂货，但却不同于通常的杂货铺，实际上是精品店。首先是明亮。也不知是何种灯具，使店铺中的任何位置，都能得到均匀、然而却极亮的照明，全无死角；其次是商品摆放率性而为，爱谁谁，完全无厘头。譬如，烛台和木质小皿的旁边，是女性围巾、手套。上方的货柜上摆着几种口袋本书籍，书籍边上是唱片，而唱片的后面，立着几只木吉他……店中完全不辨方位，密集的货架中间，辟有窄窄的通道，勉强仅够两个人侧身通过，却没一条是直的，乃至收银和出口在什么位置，都需要抬头看从天花板上垂下来的指示牌确认。顾客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穿行，耳边传来节奏高亢、分贝却不高的流行音乐，哪怕店中只有三名顾客，也会有种拥挤、嘈杂的感觉。这实际上是一种称为“N oise”(中文中似无相对应词汇，姑且称之为“杂沓”文化)的后现代文化。几年前，著名文化学者宫泽章夫在东京大学授课，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后出了本大部头著作《N oise文化论》。他借用社会学者宫台真司的著作《梦幻的郊外》中的两个概念———“安静的房间”和“杂沓的静谧”，认为“杂沓”的感觉，其实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连清嗓子的一声轻咳都会有“杂沓”感，但在周围充满噪音的环境中，即使很大的动静也不会使人感到“杂沓”，即所谓“杂沓的静谧”。前者是欧美的城市，后者是亚洲城市的感觉。因此，“杂沓”之令人感到“杂沓”，首先意味着感受者内心“理应排除”的下意识。相反，某种乍看上去不无凌乱的样态，但当它成为某种背景时，却反而使人内心有种“静”的感觉。原来，所谓“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居然与后现代文化是相通的！

　　店铺如此，整个街区亦如此。稍往深处走，过了茶泽通，便是大片高级住宅区，闹中取静，优雅整饬。如果算上东条英机的话，此地曾先后住过三位首相(另两位是佐藤荣作和竹下登)。下北泽之为“小资重镇”，由来已久，历史可追溯至战前。因此间街道狭窄，洋风的酒吧、咖啡屋集中，整个地区有种大沙龙的氛围。店铺多，野猫就多，荻原朔太郎曾在小说《猫町》中描绘过这里的风景。当然，如此沙龙，有多少野猫，便有多少文人骚客———不，后者也许更多———坂口安吾、横光利一、室生犀星、井上靖、田村泰次郎、一色次郎等，是这里的常客。坂口安吾年轻时曾在附近的代泽小学短暂任教，后在随笔《风与光与二十岁的我》中追述过下北泽的青春放浪。

　　战后初期，物资短缺，下北泽一度黑市化。五十年代初，一些店铺开始经营舶来品，并逐渐做大，形成了一种摩登的西洋范，成了该地区的文化标签。这种符号很吸引年轻人，于是，从七十年代初开始，大批艺青进驻，摇滚、爵士、布鲁斯等各类主题音乐酒吧先后登场。1979年，举办了首届“下北泽音乐祭”，遂固定化，下北泽成了音乐街。1982年，名演员本多一夫在车站南口创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本多剧场，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迷你剧场热，下北泽又成了演剧街。

　　女作家松原一枝在其著作《文人的私生活———昭和文坛交友录》中，描绘过一群“下北泽的文人们”。小说家森茉莉是明治期文豪森鸥外的长女，战后寓居下北泽，是地方的闻人。她每天早晨必到一家叫爱丽丝的咖啡馆“报到”，且永远坐在靠近博文堂书店一侧的一张固定的台子前看报纸，《朝日》、《读卖》、《每日》等，逐一翻过。读完一份，并不折叠复位，接着打开另一份。女招待面无愠色，每每边拾掇报纸，边嘟囔“又得给茉莉女士擦屁股”。茉莉作家完全听而不闻，读得专心。彼时，茉莉刚与山田珠树离婚，跟长子爵同居。据知情者透露，作家“与爵像恋人般地生活”。茉莉作为长女，幼时备受鸥外的娇宠、溺爱，性格纯真，童心未泯，终身处于世间第一“卡娃伊”女的自我幻觉中，不愿自拔。其父亲的著作权过期之后，她全靠写作为生，当时尚未出版《父亲的帽子》、《恋人们的森林》等成名作，生活之捉襟见肘可想而知。偶有爵的朋友来访，禁不住茉莉的劝诱，在茉莉家中过夜。人钻进被窝后，见天花板上贴着一张字条，上写“一泊××元，早餐××元”，宿客大吃一惊。想起来到外面去，却听见茉莉在纸拉门外的过道上行走的声音，马上缩回去。背对着过道，待茉莉走过……后茉莉不止一次问松原一枝：“你说那男的是不是对我有点那个意思呀？”令松原哭笑不得。

　　去年初冬的一天，空气湿润。向晚时分，天上漂起了薄雪花，雪花落在雨伞上变成小冰凌，然后又变成了雨滴。背着沉重的提包，逛了半天，多少有些累，便折进街角一家看上去特时尚的咖啡屋，找了个靠窗的座位。落座后发现，这是一爿咖啡兼精品兼旧书店。店中只有一位中年老板娘兼女侍在忙活，头上扎着手绢，胸前系着围裙，风姿绰约。店中精品多系摆设，只有少数几件系着价签的小物件可出售，但旧书都是商品，且品位不俗，当然价格也不菲。我惦记着晚间在新宿的约会，有些心不在焉。品完一小杯E spresso，挑了三本旧书，两本梅棹忠夫，一本柳田国男，便埋单离去了。

　　出得店来，天完全黑了，路灯感觉比东京的其它地方昏暗，乃至灯下的街景有种影影绰绰的感觉。虽然下着细雪，路边的跳蚤市场却未收摊，几个头上裹着白毛巾、系围裙的青年在一面巨大的遮阳伞下吆喝着旧衣、旧唱片和古董。地摊斜对过，是一家居酒屋，房檐下挂着一串印有店晃的红灯笼，透着暖意。我突然发现，这家居酒屋有些特别：比一般店家多了一圈缘廊，就像普通的民居一样。缘廊上，也零星摆放着几张炬燵。靠近屋角的那张炬燵旁，坐着一对青年男女，像是情侣。男着铁灰色和服，女则一副O L装扮，上身穿职业西装，腿在布团里，看不见———大概穿着裙子吧。但见身穿短和服的男侍者端着托板，从屋里出来，掀开暖帘，走在缘廊上。雪白的和式袜套踩在原木地板上，发出“咚、咚、咚”的声响。然后情侣端起生啤酒杯，一句“干杯”，轻轻一撞，深饮一口。

　　我刚好从缘廊外经过，薄雪中看到这一幕，内心热流上涌，一时间几乎忘了所处的时空方位，眼前仿佛是一幅竹久梦二绢本着色的立轴《时雨的炬燵》，又像极了小津安二郎作品中，低机位拍摄的长镜头。费了好大劲儿，我才让自己相信这是在世田谷区的下北泽。接着便朝车站大步走去。

　　

回复[6]: 科长 (2013-08-21 14:47:13)

　　东京文学地图———上野

　　●东瀛屐痕之三

　　如果说东京站是东京的门户的话，那么，上野站则是关东的玄关。从关西方面进京在东京站下车，而上野站则是东北新干线的始发站。东北地区，在日人的意识中，有“老土”的意味。日语的“nobolisan”，原意是进京的人，直译就是“土老冒”，据说最初就是指来自东北地方的进京者。车站大厅中央立有一座圆形金属碑，刻有出身于东北地方岩手县的诗人石川啄木的一首短歌：“好怀念家乡的口音。去停车场的人海中，倾听。”

　　与红砖洋风的东京站相比，上野站也确实显得过于朴实无华。出了上野站的公园口，过一条小马路，就是著名的上野公园(日本最早的公园，全称为“上野恩赐公园”)。入口处，矗立着一尊西乡隆盛的铜像。以此为中心，方圆两三公里的地界，可以说是日本近代文学的发祥地。冈仓天心、夏目漱石、正冈子规、森鸥外、樋口一叶、芥川龙之介、竹久梦二……这些光耀近现代文学史的名字，无一不与这块地界发生过深刻的“粘连”，乃至一个半世纪过去，他们的面影仍清晰可见———在不忍池畔，在温泉旅馆，在寻常巷陌的下宿屋，在阒寂无人的墓地里。

　　文人骚客云集之地，自然少不了酒肆茶屋。位于池之端广小路的居酒屋“酒悦”，创业于延宝年间(1673年)，至今已有340年的历史。昔德川家康为了镇护江户城，在相当于“鬼门”的忍岗(上野公园内的一处山地)上建宽永寺，号称东睿山，作为天台宗的总本山。在宽永寺山下的不忍池畔，建了三间香煎茶屋：分别命名为“酒好”、“酒袋”和“酒悦”。前两家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关张大吉；惟“酒悦”得以延续，至今食客盈门，年中无休。其看板料理福神渍和海苔佃煮，被认为是典型的“江户之味”。明治维新前夕，“酒悦”第十五代店主野田清右卫门为真情回报老主顾，尝试改良茶泡饭中的配菜渍物，以萝卜、莲藕、蜂斗菜、竹笋、黄瓜等七种食材为原料腌制，颇受称许。后被幕末时期作家梅亭金鵞借传统七福神的寓意，命名为福神渍，成了江户名物。

　　“从动物园前面东照宫(宽永寺的别称)的一个鸟居里横穿过去，就进了精养轩的后门。”早年留学德国的森鸥外在自传体青春小说《青年》中，描写了文青纯一和医学院大学生大村的交游。在字里行间，有意无意地向读者普及西洋文明的知识，从西餐中刀叉的摆法到社交场上洋礼的规矩。上野公园内的著名西餐店精养轩，正是这样一个文明开化的舞台。明治5年(1872)，精养轩始建于筑地，起初业绩平平。4年后，遵从曾巡回考察欧美诸国制度文化的岩仓具视的建议，在能俯看不忍池的上野忍岗建分店，同时兼营酒店业，果然风生水起，成为政、财、文艺三界的顶级社交场，不仅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後藤新平、大隈重信、涩泽荣一等日本未来进路的“设计师”们频频在此餐聚，甚至蒙明治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行幸。彼时，日本人刚刚开始吃牛肉、喝牛乳的西化生活，精养轩可以说是日本西餐的滥觞，曾辈出过包括皇室料理人在内的顶尖西餐大厨。森鸥外和夏目漱石均留过欧，是日本的洋派文豪，自然少不了来此饕餮。除了上述鸥外的小说《青年》，精养轩也曾在漱石的长篇小说《三四郎》中出现。而且，不仅是小说，鸥外的现实私生活也与这家店密切相关。刚从德国学成归国时，热恋中的日耳曼金发女友乘船追来。鸥外唯恐家中知道自己谈了“鬼佬”女友，便金屋藏娇于精养轩。另一位文豪谷崎润一郎早年学业优异，但由于家境贫寒，进学之际，捉襟见肘，困窘不堪。精养轩第三代店主北村重晶富而侠义，惜其文才，伸出援手，谷崎得以寄食北村公馆。然而不承想，多情的文青却爱上了同在北村宅邸中学习礼仪做法的年轻女性，不得不搬了出去。日后，作家把这段经历写进了小说。上野，正是这样的地方：它是现实的，却又无往不在文学史中。

　　一个深秋的午后，空气清冽，天蓝极了。阳光打在金黄色的银杏街树上，然后在柏油路面上泻下一地明暗斑驳，于是整条马路都成了黄金绶带。想到隔海相望的“霾都”，我报复性地大口深呼吸。进上野公园，沿步道溜达，看了两出街头卖艺，一是哑剧，一是杂耍。表演者不仅演技了得，且台风极“正”，表演兼主持，态度不卑不亢，堪称“德艺双馨”，令作为海外观光者的笔者，在每一处各往翻过来的帽筒里丢500日元硬币竟有些羞惭。

　　上野公园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公园，是艺青的圣地，除了日本艺术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大学外，还有五座美术馆、博物馆、一座图书馆及一座剧场坐落其间。原本打算把几间美术馆“一网打尽”，但时间有限，阳光又是如此诱人。艺术与自然“交战”的结果，五座美术、博物馆妥协到两座(东京都美术馆和国立西洋美术馆)。日本的美术馆，规模超大，展示内容充实到超乎想象的地步，一座美术馆的特别展和常设展统统看过的话，大半天到一整天不在话下。

　　迎着日光，一路下山，至不忍池畔。荷花已败，黄灿灿的残叶漂在湖面上，像睡莲，天鹅和不知名的野鸟浮游其间；高中生们绕湖长跑，中年画家在路椅上写生；拾垃圾的流浪汉，把饮料瓶、废报纸和旧杂志分门别类，打包入袋，载到停在路边的小型卡车上。然后走到自动贩售机旁，投币买一罐热咖啡，边抽烟边优哉游哉地读起了当天的《读卖新闻》……这熟稔的风景，竟然与我二十多年前初见时一模一样，简直分毫不差，时光仿佛停滞了———这也是那个国家最令人不可思议之处：骨子里相当保守，保守到基本拒绝改变，无论好坏。所以，你才会见到延续千年的老店、作坊，还剩7家，延续二百年以上的公司，还有3000多家，而百年老店，则有超过22000家的世界独一无二的“保守主义”传统。

　　不忍池的东岸，有一条小路，实际上是直通浅草的中央通的岔道。沿此路北上，过了东照宫的鸟居，再往前半里地的样子，便到了池之端三丁目，路边是水月饭店。这是一家著名的温泉旅馆，亦称鸥外庄，旁边立有一石柱，上书“森鸥外旧居迹”。明治23年(1890年)，从德国学成归来的森鸥外，终于告别旧日孟浪，与海军中将赤松则良的长女登志子婚后，作为倒插门女婿，住在位于上野花园的赤松宅邸，即今天的鸥外庄。作家在此生活一年有半，直至与登志子离婚，迁居本乡驹込。因在此期间，曾执笔小说《舞姬》，故彼时作家写作的房间，被命名为“舞姬间”，对外开放，游客可在此用餐、泡汤。中庭有树龄逾300年的榧树、逾200年的黑橡树和刻有鸥外笔迹的石碑，屋脊缘廊、雕梁画栋、石板小径，无不透着文明开化之初、明治年代特有的浪漫气息。

　　过了鸥外庄继续北上，顶头左拐，是东大附近的言问通，再向西直插就到了根津。时值午后四时许，斜阳西挂，霞光万道，一条小街向西无限伸展。道路两边的民居，高低错落有致，白、灰、咖啡色的墙体和屋顶的琉璃瓦在夕阳下闪烁，店家的暖帘随街树在风中摇曳。街上几乎无人，偶有车辆驶过，但引擎像装了消音器似的，悄然无声，只是偶尔从不知什么地方传来乌鸦的叫声，像极了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的街景，令人联想到《三丁目的夕阳》中的昭和小镇。过了根津一町目的交叉点再往前300米，然后折入左手的一条胡同，便到了东大本乡校区的弥生门。弥生门斜对过，有一栋精致绝伦的红砖洋楼，虽然只有三层，相当“袖珍”，却是两间著名美术馆共用的建筑：弥生美术馆和竹久梦二美术馆———均为私立美术馆，主要展出鹿野本人终身收藏的高畠华宵和竹久梦二这两位大正时代画家的肉笔画真迹。门票通用，馆内有通道可彼此穿行。一楼大厅的礼品店兼咖啡座“港屋”，特意沿用了梦二发妻他万喜曾几何时在日本桥所开的精品店的名字。

　　按说笔者在东瀛各地，泡的美术馆不可谓少，但从未发现一个地方有如竹久梦二美术馆那样的范儿。什么范儿呢？大正范儿，或曰“大正浪漫”范儿———观众中，女性远多于男性；女观众中，着和服者明显多于穿便服者。当我看完展览，走进因狭小而略显拥挤的“港屋”购买礼品时，眼前一片钗光鬓影。一袭袭明艳的吴服，袅袅娜娜，呢喃软语着，纤纤玉手挑选着礼品。细加端详，不由得大吃一惊：瘦脸、大眼、长睫，面带某种无辜而哀怨的表情，仿佛个个都是从梦二画中走出来的“梦二式”美人！

　　

　　

　　

　　东京文学地图——田端—— 东瀛屐痕之四

　　从上野乘山手线，沿内环向西北方向行四站，便到了田端。这一带是东京都的北区，是曾出现在鲁迅笔下的仅有的几个东京地名之一：“从东京出发，不久便到一处驿站，写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现在还记得这名目。”鲁迅在《藤野先生》中提到的中土古风的车站———日暮里，就在田端的边上。周作人与胞兄，有着大体差不多的日本经验，他曾作文回忆“与妻及妻弟往尾久川钓鱼，至田端遇雨，坐公共马车(囚车似的)回本乡的事，颇感慨系之”。

　　田端，顾名思义，“田圃之端”。江户时代便有丰岛郡田端村，据《东京府村史》记载，“全村以农为业，营他业者无”。农地分水田、大根田和葱田，谷田川从南边静静流过，高地上是杂木林，郁郁葱葱，林间生息着狐狸等野生动物……直至明治初期，仍是一幅“阡陌纵横，鸡犬之声相闻”的田园图画。明治22年(1889年)，随着上野的东京美术学校(即今日本艺术最高学府东京艺术大学)开校，上野周边出现了一些画塾、研究所和画材店，吸引了一批画家和艺青赁屋下宿，建画室、工作室。

　　田端最早的“移民”是陶艺家板谷波山和画家小杉放庵。接着，有思想家冈仓天心、雕塑家吉田三郎、小说家直木三十五等跟进。大正3年(1914年)，小说家芥川龙之介迁入。三年后，又迎来了诗人室生犀星。芥川和犀星都是明星范儿十足的作家，他们的选择具有很强的示范效应。于是，又一批作家、艺术家追踪而至：菊池宽、荻原朔太郎、中野重治、小林秀雄、竹久梦二、岩田专太郎，等等，一时蔚为大观。田端文士村———这个东西长约一公里，南北不足一公里的小镇，盛期时有百余名作家、诗人、画家“诗意地栖居”，成为二十世纪初叶东亚社会绝无仅有的人文景观，堪比塞纳左岸的蒙帕纳斯。

　　室生犀星从东北地方的金泽进京后，曾四处辗转，数度搬家，但始终没离开过田端。犀星的友人、诗人荻原朔太郎说：“对室生君来说，没有比田端的风物和环境更趣味相投的了。他赖以栖居的景色中，刚好有他的‘诗’。室生君与田端的风物，不啻以一种最必然的联想结合在一起。以至于究竟是室生君居于田端，还是田端住在室生之中，几乎难以从表象上区分。总之，田端与犀星的乡里金泽极其相似：那种寺庙的味道、味噌汤的味道，阴气的、湿乎乎的金泽的延长，刚好就是田端和根岸边的风物。恰恰在这样的所在，有一个玩味着俳味和风雅的金泽人室生。”犀星自己，则把田端称作“第二故乡”。在四席半的下宿屋中，他编辑文学纯刊物《感情》，写下了一生的代表作，甚至为田端中学校写了一首校歌，传唱至今。

　　昭和2年(1927年)7月23日，田端435番地。帝都猛暑，史所罕见。入夜，终于降雨，连日的酷暑有所缓解。凌晨一点半，芥川龙之介换上在中国旅行时买的睡衣，准备就寝，在被窝里打开了《圣经》。清晨，睡在隔壁的妻子感觉有些异样，推门进屋，大惊失色：丈夫面无血色，呼吸艰难，胸前放着一封遗书。即刻唤来医生，遂告不治———这位35岁的敏感而脆弱的天才、大正文坛的宠儿，夙夜倾听夜雨，未明时分仰药自尽。作家留下的遗书表明，除健康原因外(芥川生前患有胃溃疡和重度神经衰弱症，长期失眠)，对时代和未来感到某种“恍惚不安”，应该是作家奋而自戕的主要原因。芥川之死是一个隐喻：在一个不确定性陡增的时代，“不安的哲学”在增殖。同时代作家广津和郎在谈到困扰芥川的“不安”时说道：“那是彼时始终缠绕着我们的，无处不在、却又挥之不去的一种情绪。”芥川死后第三天，在九州地方的熊本市，一名24岁的青年在作家的遗像前用剃刀割断了喉咙。两年后，世界大恐慌，日本经济遭重创；四年后，九一八事变(日称“满洲事变”)勃发，大陆战色愈浓；翌年，发生五一五事变，日本一头扎进法西斯化的不归路……从一抹“恍惚不安”，变成眼前活生生的恐怖，仅用了几年时间。

　　芥川旧居，离今天的田端车站不远，从南口出站徒步只需五分钟。当时的赁屋，在1945年4月的东京大空袭中遭破坏。修复后，芥川后人未能购入，据说院墙和一扇通向厨房的通用门至今仍保持着当年的原状。芥川在此间寓居三年，写下了《罗生门》等传世名作。

　　从车站北口出站，旁边就是田端文士村纪念馆———由东京都北区文化振兴财团管理的文学博物馆。通常，每月第三个周六，都会有纪念馆组织的文学散步活动：先参观纪念馆(约一小时)，然后是文士村散步，有讲解，带导游。因系公立设施，一律免费，参加者只需提前预约。如此，两三个小时下来，百年前文豪、巨匠的面影重现眼前；一道道巷子、一间间老铺、一面面看板和暖帘，仿佛是一部近代文学史剧中的舞台和道具，不停上演着兴衰更替、荣辱情仇。

　　一个秋风瑟索之夜，我从作家麻生晴一郎位于田端附近的仓库式(Loft)宅邸告辞回酒店。烧酒的后劲儿尚未尽褪，头顶上星河灿烂。在东尾久三丁目站，挥别了作家夫妇，乘上都电荒川线的桔黄色电车———东京仅存的市区路面有轨电车。乘客寥寥，车厢上方有光线柔和的阅读灯，车窗外是都会的万盏霓虹，竞相绽放。车站短且密，停车和启动时，会响起“叮叮”的提示铃声，东京人管这条线路叫“叮叮电车”。当超萌的“叮叮电车”自东向西横切过“下町”，抵达终点站早稻田时，笔者有一种非常穿越的感觉：不足半小时的车程，仿佛穿过了整个江户城，穿过了一部日本近代文学史。

　　

　　

回复[7]: 科长 (2013-08-21 14:56:01)

　　神保町与周氏兄弟

　　●东瀛屐痕之九

　　感觉这几年，随着中国学人东瀛访学的骤增，媒体上对日本古书肆的介绍明显多了起来。每每读到描写神保町的文字，内心总会泛起一种温情和愧疚混搭的情绪：温情无需解释———我对神保町的念想，至迟在离开神保町一周之内必会燃起，且愈燃愈烈，直至下一次重访；愧疚，是因为多年来，神保町惠我良多，我却无以回报。而这种愧疚感越是强烈，我便越发不愿在一般场合下泛泛而谈。对文化人来说，神保町是一份沉甸甸的念想，它的质量甚至影响人们谈论它的方式。

　　十几年前，笔者“人在东京”的岁月，曾在给国内朋友的信中，却不知深浅地写道：“本世纪初，哺育了周氏兄弟的神保町书店街，今儿哺育着毛毛。”“毛毛”，是我当年在朋友圈里的绰号。结果，回国喝酒时，当面遭到哥们一本正经的质问：“你凭什么把自个的名字跟鲁爷和周作人相提并论，难道不害臊么？”我本来就是打哈哈，自然无需感到害臊，但周氏兄弟与这一带的瓜葛确是一个事实——— 此乃后话。

　　这一带全称是神田神保町。位于千代田区北部，东西向的靖国通和南北向的白山通在此交叉，交叉点便叫神保町。以这两条大道为区划，在东西南北各形成几大块，沿顺时针方向分别是：北边西神田，东北猿乐町，东边神田骏河台，东南神田小川町，南边是神田锦町、一桥，西南是九段南，正西是九段北。神田自古是武家之地，武士宅邸和寺庙众多。战国大名越中神保一族的后人、江户时代旗本神保长治的宅邸就在今神保町二丁目一带，据说这就是神保町这个地名的由来，宅邸前有条小道叫神保小路。

　　老东京人，被称为江户子。日文中的“江户子”，有种爱谁谁的洒脱范，而神田正是江户的代名词。生于神田、受神田明神保佑的江户子，日文中的语感类似于皇城根的老北京，但远比后者更“粹”。一首江户时代的流行小调唱道：“生于芝地，长于神田。如今啊，咱成了消防队的缠持……”在清一色纯木结构家屋的江户，火灾频仍，消防是大事。若是武家宅邸着火的话，消防行动由大名和旗本亲自坐镇指挥；而町人居住区发生火灾的话，则由町人自行组织消防。消防组的标志物是“缠”(m atoi)，状如灯笼，被一支竿子高高举起，上面印有消防组的标识，务必醒目。火灾发生时，手持“缠”的壮汉(曰“缠持”)守在交通要道口，为消防组指路，同时警示路人：此地火事，危险，绕行！你看，神田江户子，不单是“酷”，且不乏公共性。也许这就是神保町成了举世闻名的书店街的缘由？天底下还有比开书店更富于公共性的事业吗？

　　当然，这是笑谈。不过，有位日本作家说过，近代东洋知识社会的支柱不是东大、早稻田，也不是《朝日新闻》和《文艺春秋》，而是神田神保町书店街。此言得之！书店街的历史几乎与日本近代文明开化的历史等长。江户末期，幕府把原来位于小川町的洋学人才养成机构“蕃书调所”迁移至一桥，后改称“洋书调所”、“开成所”，是东京帝国大学的前身。其后，除了学习院(学习院大学前身)、外国语学校(东京外国语大学前身)、高等商业学校(一桥大学前身)外，又相继有明治、专修、法政、中央、日大等大学在此落户——— 神田神保町成了日本最初的大学城。学生和学者扎堆之地，自然会有书籍的需求。于是，书店、出版社、中盘商、印刷所应运而生，且越来越密。至明治末期，已形成颇具规模的书店街。(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对中国人来说，这条书店街还具有一重特殊的意义——— 日本最早的中国城(China T ow n)。日本接收清朝留学生，始于1896(明治二十九)年：经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考试选拔的13名官费生抵日，由日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委托的教育家、高等师范学校校长嘉纳治五郎在神田三崎町租了一户独门独院的宅子，开始授课———此即后来的弘文学院的前身。以此为开端，中国留日生越来越多，呈几何级数增长：至鲁迅入弘文学院(1902年)的第二年，突破千名；1904年，达1300人；翌年，达10000人。除了弘文学院外，清朝留学生会馆、经纬学堂、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东亚高等预备学校……神田神保町地区一下子冒出数不清的面向中国留学生的教育机构，陈天华、秋瑾、汪精卫、蒋介石、鲁迅、周恩来……这一大串名字，见证了从甲午战争到五四运动之前的中日关系。

　　1906年，周作人赴日，与大哥一起住在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正是在那儿，他头一次见识了十五六岁的下女乾荣子，“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东洋女性的天足，令知堂到晚年都难以忘怀。翌年，哥俩又搬到东竹町中越馆，还是在本乡。1908年4月，周氏兄弟与友人许寿裳等移居西片町十番地吕之七号(即“伍舍”)，年底再度迁至同一番地的波之十九号。搬来搬去，始终未离开神田神保町那旮旯。周作人对那一带的环境显然相当留恋，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写道：

　　我们以前都是住在本乡区内，这在东京称为“山手”，意云靠山的地方，即是高地。西片町一带更是有名，是知识阶级聚居之处；吕之七号以前夏目漱石曾经住过；东边邻居则是幸田露伴，波之十九号的房东乃是顺天堂医院的院长佐藤进。

　　鲁迅其实也挺满足，虽然他绝少流露，与东洋“国民作家”夏目漱石先后脚住同一寓所，感受着同样的气场，能不满足吗？连日本学者柴崎信三都觉得这“西片町的家”，是一种“文学的不可思议的机缘”：“归(东)京后第三次选择的下宿屋是漱石的‘西片町的家’，并非偶然。鲁迅处于彼时日本文艺思潮的浓厚影响之下，是显而易见的。”

　　东大赤门前的洋食店青木堂，是夏目漱石在《三四郎》中描写的主人公与广田先生邂逅的场所，也是嗜甜食的绍兴文青周树人经常坐在靠窗的座位上享受牛奶果子露(M ilkShake)的地方。不仅如此，据柴崎信三考证：“在‘伍舍’，鲁迅颇受用日本生活方式。早晨睁开眼，先躺在那儿吸上几支‘敷岛’香烟，然后读报。喜欢日本的绿茶。用过中餐后，身穿和服、头戴鸭舌帽的主儿，便趿拉着木屐，溜达着去日本桥的丸善书店和神田的旧书店。下宿屋的榻榻米上放着文几，他用小学生的砚台和毛笔写作。”这种范确实很夏目漱石。(来源:南方都市报南都网

　　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风有无神似之处，见仁见智。但周作人认为，“伍舍”时代鲁迅迷东欧文学，而“对于日本文学当时殊不注意，森鸥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亭诸人，差不多只重其批评或译文，唯夏目漱石作俳谐小说《我是猫》有名，豫才俟其印本出即陆续买读，又热心读其每日在《朝日新闻》上所载的《虞美人草》……豫才后日所作小说虽与漱石作风不似，但其嘲讽中轻妙的笔致实颇受漱石的影响，而其深刻沉重处乃自果戈里与显克微支来也”。诚哉斯言，知兄莫如弟也！在同一席榻榻米上读书、睡觉、写字，能没一点“通感”传染吗？

　　不知为什么，国人谈神保町书店街的文字，绝少涉及周氏兄弟。可我总觉得这哥俩“存在感”特强，可“穿越”。正因如此，十数年前，小生在致友人的信中才敢大言不惭，拿周氏兄弟说事。虽说是打哈哈的口气，没一点正经，但确是内心的一份敬意使然。

　　

回复[8]: 致刘柠兄 万景路 (2013-08-21 22:08:40)

　　原来每次来日

充其量才能和您喝上一顿酒，看了“东瀛屐痕”原谅您了。

回复[9]: 二进宫 (2013-08-21 23:51:13)

　　还没等看呢，谁给延长了啊

回复[10]: 科长 (2013-10-30 13:36:32)

　　神保町散策——— 书肆面面观

　　东瀛屐痕之十一

　　

　　你可以一天逛遍东大、早稻田，或迪斯尼乐园，但休想一天阅尽神保町。道理简单，几乎无需诠释：保守估计约有一百七十家店铺，即使每家蜻蜓点水十分钟，也要花整整二十八个钟头，还不算走路的时间。不过，所谓“弱水三千，吾只取一瓢饮”，尽逛既不现实，似亦无此必要。神保町书肆既多且细，高度分众化。一般说来，建筑师未必一定要逛心理学书店，而登山专门书店对艺青来说也并非必选项。可是，书店像温泉，是要泡的。泡透了，才好淘，知道淘什么，怎么淘。而这一泡，活儿可就长了。

　　从功能上，神保町的书店大致可分成三类：新书店、旧书店和专门书店(新旧书兼营)。新书店有三省堂、东京堂、书泉等；专门书店如中国研究方面的内山书店、东方书店和山本书店；除此两种外，其他均为旧书店。

　　位于骏河台下叉路口处的三省堂书店，地上八层、地下一层，是日本最大的综合性学术书店之一。骏河台下店是本店，有四十家以上的分店，遍布全国。1881(明治十四)年，由龟井忠一创业。创业之初，是一家不起眼的旧书店，店号取自《论语》中的“吾日三省吾身”。1888年，刊行《韦氏新刊大辞书和译字汇》，大畅其销，成为所谓“辞书的三省堂”之滥觞。1908年开始陆续刊行的《日本百科大辞典》(全十卷)，是日本最早的百科事典。后因辞书事业投入过大，经营难以为继，经历过一次倒产，于1915(大正四年)年重建。重建后的三省堂，实行辞书出版部门独立核算，书店经营风生水起，越做越大。三省堂版辞书，种类未必是最多的，但绝对有特色。一朝付梓，便不断修订、再版，越酿越醇，有点像我国商务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如笔者多年来爱用不已的日文工具书《新明解国语辞典》、《全译读解古语辞典》等，堪称辞书中的精品。

　　五年前，骏河台下本店的斜对过，有一家叫“自游时间”的分店。店堂面积在神保町一带算大的，基本以杂志为主，种类相当全，还有不少过刊。内部分区，隔成半封闭的空间，兼营文具、咖啡。日本一定规模的书店，多有自己的文具店，并不稀奇，但那儿的咖啡确实别有情调：长条桌摆成“口”字形，桌前一圈木椅，每只椅子前有一盏老式台灯，宛如一个自习教室。客人对桌而坐，或读书看报，或打开电脑工作。中午时，偶有西装革履的上班族在座位上打盹，权当午睡了。全无四目相对的紧张与尴尬，无论阅读还是工作、打盹，都鸦雀无声，专心到极致。“自游时间”的倒闭，很是让东京的文青们黯然神伤。

　　神保町当然不乏别致的咖啡，如前文曾提过的著名文人咖啡“沙保”(Sabor)吃茶店。但笔者有个积习，在“扫街”的间隙，一般只泡书店里的“书咖啡”。除非该扫的都扫过，拎着各大书店大大小小的手提袋，才会在上车回家之前，到“沙保”一类的地方喝杯咖啡，顺便整理一下刚入手的新旧图书。如此说来，除了三省堂“自游时间”外，不能不提东京堂。

　　东京堂书店创立于1890(明治二十三)年。今天位于神保町铃兰通上的东京堂猫头鹰店，就是这间百年老店的创业始祖。创业之初，东京堂虽也零售图书，但主要是中盘商，是今天东贩和日贩的前身。彼时的中盘商，远比零售商有实力，1911(明治四十四)年竣工的新店颇气派，却在1913(大正二)年被烧毁。是年底重建的店铺，木骨混凝土三层结构，是当时日本最具代表性的现代建筑之一，可不幸又在1923(大正十二)年的关东大地震中再次焚毁。今天铃兰通上的猫头鹰店是1929(昭和四)年竣工的建筑。四年后，图书批发部门剥离，单独成立了东京出版贩卖会社(即今东贩前身)，铃兰通的店铺遂成了一家纯粹的书店。

　　1982年，东京堂在神田新建了六层高的大厦，作为本店开业。2005(平成十六)年，铃兰通的老店命名为“猫头鹰图书站”(FukuroB ookStation)，被读书人昵称为“猫头鹰店”。该店所有的书皮、书签上都印着一个神秘的猫头鹰Logo：站在下弦月上的猫头鹰，站在枝桠上的猫头鹰，象征着思想，守望者，还是夜猫子型文人？猫头鹰店的“书咖啡”，在一楼收款台的后面，有一排靠窗的高桌高凳。我爱坐在那儿，享受一杯拉花拉出猫头鹰图案的卡布奇诺，一边翻阅新书，一边有一搭无一搭地望着窗外：铃兰通上的访书客不紧不慢，左右穿行；对面专营A V画报的旧书店门可罗雀，偶有穿米色风衣、拄拐杖、头戴大礼帽的长者出入，像极了永井荷风。

　　与猫头鹰店相隔一个路口，是东方书店；东方书店的斜对过，是内山书店———这是两家最著名的中国书店，店幌均由郭沫若挥毫。前者成立于1966年，其前身是创立于1951年的极东书店。东方书店版的中文辞典，是修习汉语的日本人的必携工具书；书评性月刊《东方》杂志是日本汉学界重要的学术资讯刊物。

　　至于后者，说来话长。简言之，其前身可追溯至战前(1917年)于上海北四川路开业、鲁迅等左翼中国文化人时常光顾的内山书店。战后，老板内山完造作为“敌性国民”被国民政府限期离境，近三十载的苦心经营付诸流水，只带了随身行李回国。1935(昭和十)年，内山完造的胞弟内山嘉吉在东京世田谷区的祖师谷大藏开办了东京内山书店，1968年迁移至此，1985年改建———此乃今天的内山书店。东方书店和内山书店，加上位于靖国通尽西头、专营中国古本的山本书店，虽然门脸都不算大，却是东洋汉学界至关重要的存在，时而能见泰斗级的学者出入其间。

　　对笔者来说，神保町的最大魅力是那些特色旧书店。波希米亚书房、源喜堂和蜻蜓文库，是个人最爱逛的三家艺术书店：源喜堂的书最全，更侧重摄影、外国艺术家和现代艺术；波希米亚书房与池袋西口的夏目书房是连锁店，偏重日本画和明治、大正期艺术。从祖辈开始不懈收集的竹久梦二肉笔画和各种真迹，蔚成大观。不过，楼上的展示画廊我是轻易不敢去的，怕就怕自个万一搂不住，一掷“千金”，占用了有限的购书预算；蜻蜓文库是近年创业的新店，店主是一位叫佐藤的艺青，曾在源喜堂打工学艺。耳濡目染，眼力了得。开业不到十年，已在业界建立了相当口碑。更重要的是，佐藤经手的写真集、插图本和版画，多系签名本，同样的货色，要比同类书店便宜不少！

　　一位东洋作家朋友对我说，如果没有相当的自信，是不可能在神保町开店的。否则，即使开了店，也长不了。只需对书街稍有了解，便知此言不虚。如近现代史、军事专门店文华堂，三岛由纪夫生前是常客，日本最著名的新闻记者、畅销书作家立花隆也经常在那儿淘书；文学书店玉英堂的法定地址是神保町1-1(一丁目一番地)，其珍稀本藏品也是当仁不让的一流货色，如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横光利一的初版本，寺山修司的限定版签名本，更不用说锁在玻璃柜中的谷崎润一郎手稿、太宰治致井伏鳟二的明信片等；东大英文科毕业、前军部通译北泽龙太郎经营的北泽书店，洋书收藏品位独特，不仅招徕了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大江健三郎的频繁光顾，连当初还是大四英文科学生的美智子皇太后，苦于做毕业论文找不到资料时，也曾来店中淘宝；鱼山堂的写真集、美术书多系绝版；古贺书店的初版乐谱收藏令人咋舌，你尽管找你需要的名字，如普契尼、莫扎特、猫王、山田耕筰，而无需管到底是古典、爵士、摇滚，还是民谣；而你若想寻找某位日本近现代作家的资料的话，顶方便是去八木书店，那儿有按日文假名排序的文艺评论收藏，找哪位作家，只需检索其姓氏开头的假名标签下的书架即可……

　　总之，在神保町，需要的是时间、一定的预算和足够的耐心，只要泡，便会有收获，甚至是惊喜。

　　

　　

　　东瀛屐痕之十二

　　神保町散策 ——— 书店周边饮食谭

　　吾友、日本画伯、《书的杂志》创始人泽野公先生在他的绘本《速写本》的后记中写道：

　　旧书肆、乐器店、画材屋———只要街上有这三种店，便可过一生而不至感到乏味。在日本，最喜欢的街是神田、神保町、御茶水一带。从御茶水站到骏河台下，乐器店鳞次栉比，一路逡巡，挨家窥视；漫步旧书肆街的周边，画材屋可要看仔细；登山道具店是净逛不买；最后一准在老铺啤酒屋“Luncheon”落定。

　　坐在二楼靠窗的座位上，喝一杯兑了一半黑啤的“H alf & H alf”生啤酒，不知不觉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从心底感恩所有的神。

　　泽野的话，道出了神保町繁盛的另一个秘密，那就是：书店周边产业的发达。乐器店、唱片店、画材屋、文具店、体育用品(主要是登山、滑雪、网球用具)店，自然不在话下，街上常见身背电吉他和大写生夹的艺青走来走去。冬天，一辆豪华跑车停在体育用品大厦的门前，不一会，身穿滑雪服、头戴毛线编织的防寒帽的青年抱着一副滑雪板出来，架在车顶上，固定好。几小时后，长野某个滑雪场的滑雪道上便多了一对情侣……但，这种风景还不是我所关注的。对我来说，淘书之余，顶重要的只有两件事：咖啡和饕餮。而这两宗，神保町恰恰是上好的选择。

　　先说咖啡。大抵文人扎堆的地方，必有咖啡店(或酒吧)，这不用诠释。但对日人来说，曾几何时中国大陆小资圈的流行语“我不在咖啡店，就在去咖啡店的路上”，多少显得有些做作：因为咖啡是用来泡的，而不是用来炫的。咖啡文化(日文写作“吃茶店文化”)与书文化、杂志文化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毫不夸张地说，已到了每一种书(志)的码洋中，都包含了相当份额的咖啡豆的程度。

　　铃兰通南侧、内山书店东侧街角上的“咖啡露台古濑户”，是一间欧风咖啡，专营炭火焙煎的咖啡店，口味正宗。老板是工学院建筑系出身，店面设计是纯正的英国范。老板娘远比老板出名：演员城户真理子，出生于爱知县濑户市古濑户，是当地一间有名的瓷窑主的女儿，店名便取自她的出生地。先于电影明星的城户真理子，作为油画家的真理子成名更早。一进店门，跃入视野的是一幅整面墙的壁画，正是老板娘的作品。这幅尚未命名的壁画(一说初期曾名为《浮游之桃》)，先后绘制了五年，据说至今仍未完工。

　　位于神保町地铁站A 7出口巷子里的“沙保”(Sabor)吃茶店，开业于1955年(昭和三十年)，与自民党的执政时间(所谓“1955年体制”)等长。红砖青瓦，店门外的喜马拉雅杉树、木雕图腾柱和一台老式红色投币公用电话，已成神保町的Logo。店主铃木文雄至今犹记得“全共斗”时期，参与组织请愿的大学生跑进店里，装作喝咖啡的文化人，逃过警察追捕的一幕。当时一杯普咖是50日元，而在钱汤泡一次澡是15日元，拉面一碗30日元，“沙保”的经典咖啡对学生来说还是贵了点。如果哪天在店里碰到某位前芥川奖得主，边喝咖啡边接受媒体采访，那是完全不必吃惊的。因为，文豪级作家在这儿与岩波书店、文艺春秋社的文学编辑谈选题、签合同什么的，早就见怪不怪了。

　　“Ladrillo”于1949年(昭和二十四年)开业，是神保町最初的咖啡店之一。吧台前一排高脚圆凳，据说是几个名教授和艺术家的专座，即使闲着，一般也没人敢坐。或许正因为是门槛至高的老铺，有几次芥川和直木奖的得主，特意在此坐等结果揭晓。位于神保町十字路口北侧的“Erica”，是一间由留德的建筑师设计的北欧风格咖啡店，在西神田还有一家姊妹店。2003年，由侯孝贤执导的纪念小津安二郎百年诞辰、向大师致敬的故事片《咖啡时光》中的大部分场景，正是在“Erica”西神田店拍摄的。

　　在神保町做饕餮族，乍听上去，似乎有些不靠谱，因为东京的食街实在是太多了，应有尽有。一般人若想周末去哪儿饕餮一把的话，当首选新宿、池袋、银座等闹市，喝“梯子酒”，一晚上转三四家店，断不会重样。然而，饕餮在神保町，绝不是一个“伪问题”，不仅不伪，可以说还相当真实，很“给力”。在神保町，饕餮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化和特色。而文化的形成和特色的酿造，则是基于神保町独特的历史。

　　先说特色。用老资格的神保町通人刚爷(小说家、直木奖得主逢坂刚)的话说，“美味、廉价、量大”是在神保町开店的“三原则”，“不能满足这三大条件的话，在这儿开料理屋是难以为继的”。这一带过去学生多，“廉价、量大”是店家得以立足的基本条件。后来，学生数量减少，上班族激增。白领们比学生有钱，嘴也刁，于是在“廉价、量大”之上，又多了一条“美味”。如果你习惯了在神保町打牙祭的话，换其他地界外食，也许会感觉吃不饱。

　　再看文化。大体说来，神保町的美食店主要有四大类：中华料理屋、咖喱屋、拉面店和烧肉馆。中餐馆的集中是历史原因———这一带自清末便是中国留学生的集散地。位于神田今川小路(即今神保町三丁目一带)的“维新号”，是神保町中华料理屋的始祖。1899年(明治三十二年)，由华侨郑余生创业。创业之初只是一爿小店，连店名都没有。店主同情康梁的维新运动，于是取名“维新号”。别看一介陋店，店名曾多次出现于周树人兄弟和周恩来等人的日记或书信中，名气甚大，蒋介石离日归国前的送别会也在此举办。据郑氏生前回忆，革命派留学生遭日本警察追捕，仓皇逃进店中。店主见状，马上把人引进后厨，化装成厨子，躲过了一劫。但1918年(大正七年)，因革命派在店内举行反日集会，46名留学生被警察拘捕，带到附近的西神田警署，成为轰动一时的事件。1947年(昭和二十二年)，“维新号”迁至银座，至今仍由郑余生的孙辈经营。

　　目前，神保町有号称“四大中华”的名店，曰“新世界菜馆”、“扬子江菜馆”、“三幸园”和“汉阳楼”。“汉阳楼”创业于辛亥之年(1911年)，初代店主是宁波华侨顾云生。对辛亥时期壮怀激烈、同时又满腔乡愁的革命派留学生来说，“汉阳楼”口味清淡的江南料理非常富于“治愈”效果。据说孙文避难东京时，肠胃很弱，吃不惯日料的冷食，专叫顾老爷子亲自掌勺的菜粥。另一名浙江籍留学生周恩来，虽然只在东京住过一年半，却多次偕同乡来“汉阳楼”饕餮，周独独钟情狮子头。“汉阳楼”至今保留着“周恩来菜单”，第一品就是狮子头。

　　在东京堂书店的旁边，曾有一家叫做“冷华楼”的中餐馆，老板娘是一位风姿绰约的徐娘。据说，在徐娘掌柜的岁月，这条街上有很多老爷们过往，以中老年为主，有的就是为了看一眼老板娘的姿容而刻意经过。若吃盒饭，也必从“冷华楼”订购。逢坂刚承认，自己年轻时也是这群老爷们中的一员，“照我看，女掌柜年轻时一定是绝世的美女”。可以想象，因区域规划的缘故，“冷华楼”迁走后，这群中老年读书人内心该有多寂寞。

　　与中华料理店相比，咖喱屋、拉面店和烧肉馆未必有那么多说道，但味道绝对一流。为什么呢？架不住竞争激烈呀。以咖喱屋为例，弹丸之地，有不少于六十家，相当于平均三家书店便有一家咖喱屋，乃至神保町被称为“咖喱圣地”，频频占据时尚美食杂志的封面。牛肉咖喱、鸡肉咖喱、菜蔬咖喱、印度咖喱、欧风咖喱……不一而足，种类之丰，穷尽想象。缘何会有如此之多的咖喱店呢？缘由还在书里：

　　淘书是一件体力活。尤其是神保町这种书城，南北东西，一百七八十间书店，连逛几家下来，手里大包小包，没个不累的道理。到了饭点，肚子咕咕叫，踅进最近的店家，填饱肚皮是正经。读书人易患消化不良症，原因之一据说是边看书，边吃饭所致。而咖喱饭，像盖浇饭似的，充其量只有一只餐盘，外加一小碗汤，占空间最小，书客可尽情地在餐桌上摩挲刚淘来的绝版本。吃的时候，单手执勺即可，另一只手可随意翻书，何等简单、合理而惬意！

　　

回复[11]: 科长 (2013-11-18 10:05:15)

　　神保町散策——— 二楼书店

　　东瀛屐痕之十三

　　说起“二楼书店”，国人首先会想到香港———旺角、铜锣湾一带有很多“二楼书店”，如田园书店、乐文书店等。五年前，被媒体普遍解读为传统书业“黄昏”隐喻的老板被倒下的图书砸死的事件，就发生在湾仔的一家二楼书店———青文书屋。据我所知，香港二楼书店“泛滥”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因素，临街的门面店铺租金高昂，仅靠书的菲薄利润难以承受，于是朝上发展，二楼、三楼、四楼，甚至有开在十一层的书店，诚可谓“高处不胜寒”。

　　神保町二楼书店也不少。与香港相比，设在二楼自然不排除经济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恐怕还不在这一层。大致说来，东京书街的二楼书店不外乎两类：一是店面不止一层，有的甚至多达四五层(如著名的旧书店小宫山书店，便拥有四层楼)。新刊书店就更高了，如三省堂书店，高达八层；二是书店本身就设在二楼或二楼以上，楼下可能是别的书店或其他店铺(如著名的艺术书店源喜堂位于二楼，而楼下则是专营和洋设计、电影、时尚杂志的武内书店)。而两者似乎都不大关涉地租，唯一的共通之处是“门槛高”。

　　说“门槛高”，还真不夸张。拥有从一楼至二楼以上店面者，往往舍不得把真正的宝贝放在一楼，而是藏之阁楼。譬如，波希米亚书房(BO H EM IA N’SG U ILD )二楼是一个艺术珍本展示画廊，从福泽谕吉、司马辽太郎的条幅，到芥川龙之介、川端康成的书简，从藤田嗣治、安迪·沃霍的版画，到横尾忠则、村上隆的手绘海报，绝大多数置于上锁的玻璃柜中，只消看一眼价签便令人退避三舍。尤以竹久梦二收藏最为业界侧目，从肉笔画、色纸、书简，到版画、油画、诗画卷，到梦二亲手装帧设计的绘本和初版书，等等，有些即使在国内几处梦二美术馆中也已绝迹，是珍本中的孤本。

　　创业于1903(明治三十六)年的一诚堂书店，是一间文史哲艺综合店，和、洋、古典无所不包，堪称神保町的地标店。1931(昭和六)年竣工的店堂建筑，天花板极高，门廊尺寸超大，石墙、壁灯、木扉、彩绘玻璃、挂钟，无不透着一种战前的厚重、殷实，不事浮华，与所藏典籍的风格有种内在的契合。连楼梯扶手，都是坐坐实实的大理石，被打磨、摩挲得光可鉴人。一楼的书籍已然很了得，上二楼，迎面是一套《法华注疏》，八开四卷本，定价18万日元。再往深处走，满眼尽是洋书，多围绕日美关系及日本与亚洲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那氛围，令人凭生置身于一间战前欧洲老书店的错觉。

　　创业于1939(昭和十四)年的小宫山书店从一层(店堂及户外的车库)到四层，随着楼层(“门槛”？)的升高，书籍版本(或艺术品)的价格也直线飙升：户外的车库是露天卖场，以均一本为主，价格只分三档：100日元一册，500日元三册和1000日元三册。记得冬日的傍晚，总见俩伙计穿着类似中国“军大氅”款的棉大衣(八成是从上野阿美横町淘换来的。因在日本绝少见人穿，故印象深刻)，鼻尖冻得通红，边搓手，边为书客收银、包装，每道一声谢，便吐出一团白色的哈气。一楼店堂是写真集、摄影论，二楼是美术、设计、建筑图书及各种视觉杂志，三楼是哲学、文学、历史、江户东京研究、民俗学书籍的初版本，四楼是展示画廊，以三岛由纪夫收藏和各种豪华版写真集为主。尤其前者，堪称业界之翘楚，别无分号。店中藏有三岛由纪夫各种手稿、书信、原版照片、写真集、签名本、限定本多达752件，其中颇不乏珍品。如摄影家细江英公以三岛为模特的著名限定版写真集《蔷薇刑》(集英社1963年版，限定1500部)，同时有细江和三岛两人签名的第873号，标价75万日元，我最后一次造访时，已经售出。珍本如此之丰，乃至在三岛由纪夫收藏上，小宫山拥有当仁不让的定价权。一些日本国内顶尖的拍卖会，如果小宫山不出头的话，与三岛由纪夫相关的藏品便只有付诸阙如。旧书店做到这份上，除了脱帽，夫复何言？

　　小宫山是我每次去神保町必访的店。名摄影家北井一夫跟小宫山是老交情，四楼画廊曾多次举办北井摄影个展，摄影家亲自印放并签字的摄影原作长年挂在墙上寄售，价格不菲。因北井的关系，我与书店第三代传人———小宫山庆太店长也成了朋友。近年从那里淘过两种书，似乎值得一记：一是《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往复书简》，1997年新潮社初版，我去年买的时候，价格已经翻了三倍，达4500日元(付梓时的定价为税前1500日元)；另一本是三岛文学批评的代表作《林房雄论》，1963(昭和三十八)年8月由新潮社推出的初版本。这个版本本身早已绝版，属于珍本。我在与小宫山相隔不远的八木书店中，曾见此书，品相已不甚好，可仍标价1 .5万日元。而小宫山藏本，是函带齐全、品相完璧的“美本”，本身已相当珍贵，不仅如此，还系三岛赠呈给岳父、著名日本画家杉山宁的签名版，其价值可想而知。三岛签名本原本就很有限，给岳父杉山宁的版本，几乎是唯一的。顺便提一句，杉山宁(1909～1993)，是日本当代画坛巨擘，1974年起，出任权威的日展理事长。若以中国画坛类比的话，当属张大千、齐白石一流人物。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时，特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带来两件国礼，赠与毛泽东的是东山魁夷的作品《春晓》(20号)，赠与周恩来的，则是杉山宁作品《韵》(20号)。1958年6月，三岛由纪夫与杉山宁的长女瑶子结婚，据说作家选择瑶子的一个理由是“艺术家的女儿，对艺术家该不抱幻想吧”。绝版文论签名本、“鬼才”作家女婿与“国民画家”岳父、田中角荣与周恩来……噱头之大、佐料之足，其价值可想而知。笔者在四楼画廊思忖良久，庆太店长特意打电话唤店员从楼下送上热咖啡，边闲扯，边展开说服攻势。我则手不离签名本，边心不在焉地应酬，边摩挲把玩。原本就心旌摇曳的笔者，哪里禁得起这等攻势？结果看在北井摄影家的面儿上，老板让利5000日元，寒舍逼仄的书斋终于迎来了这本个人购书史上最奢侈的127页小书，从此寒斋受镇护！诚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工夫倒是不费，徒费银子而已。

　　所以，当你漫步神保町街头的时候，尽可平趟神保町的一楼书店如“闲庭散步”。可当你不小心摸到二楼书店时，可要当心“门槛”！

　　

回复[12]: 旅人 (2013-11-18 10:58:18)

　　科长辛苦。

　　不过其中有缺掉的章节。不能补齐？

　　

回复[13]: 科长 (2013-11-18 11:15:22)

　　没有缺啊

　　1-13都有，可能次序有点乱

回复[14]: 科长 (2014-01-19 16:35:11)

　　神保町散策———古书通信社·《书的杂志》

　　东瀛屐痕之十四

　　不知不觉间，多年收集的神保町情报纸(志)，已经攒了不小的一摞。有报纸，有杂志，有各种古书展、拍卖会的目(图)录；有的是定期出版物，有的是不定期，有的则是正经的M O O K。多数都是免费刊物(FreePaper)，放在书店街的店头，任意阅读、索取。我常想，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想来想去，答案是：基本没啥用———如果我没有编写一部《神保町书志学》的打算的话。这样想着，却仍舍不得处理掉，只好任其一路“增殖”。

　　不过，对我没啥用，不等于真的没用。否则，便无法解释何以这些出版物会持续下来，而且持续了那么久，有的已经延续了近八十年！随手翻翻手头的几种刊物，如角川书店发行的《书的旅人》月刊，侧重文学，最近的一册是2008年1月号，总第147期；《书之街》月刊，是文化情报志，最新一册是2013年10月号，总第396期；旧书店行业组织“神田会”发行的季刊《神田》，侧重书街的历史文化，最新号是2013年9月号，总第212期。

　　八木书店出版的《日本古书通信》，是链接旧书店和读者的书业综合情报趣味志，创刊于1934年(昭和九年)，迄今已发行逾1000期。除了以会员制发行外，也零售，每册700日元。我手头的几期，就是从岩波书店买来的。作为杂志，除了通常的随笔、文化性内容外，特别注重书业资讯，如各地旧书店记事、古书展示拍卖信息、藏书家专访，等等。杂志的后面，是古书通信贩卖目录，包括各店精选的珍稀本鉴赏、资深旧书店主披露经营“K now H ow”等，毫不夸张地说，是书店业者和出版人的必读志。

　　另一种不能不提的杂志，是《书的杂志》，顾名思义，是关于书和书业以及书店(新书店和旧书店)的刊物。1976年4月，由目黑考二、椎名诚、泽野公等几位作家、评论家和画家创办。创刊之初是季刊，后改出双月刊，1987年8月，实现了月刊化。我手头最新的一期是2013年11月号，总第365期。创刊以来，全刊的封面萌绘和绝大部分内文插画都出自画家泽野公一人之手，有点像早期的《读书》杂志，封面设计和漫画归里包堆全都是小丁(丁聪)的作业。创业初期，寂寂无名，在偌大的书城神保町，无人问津。每逢新刊出版，几名创业者倾巢出动，亲自去签约书店配送新刊。有时人手不足时，不得不临时雇大学生帮忙配书(称“助人”)，却没钱支付“助人”的薪水。作为报酬，在人家喜欢吃的时候，请吃炸猪排饭或饺子拉面套餐，管吃够。

　　《书的杂志》以书评为主，但不惟书评，既有古本屋散策、珍稀本“暴晒”、神保町名店(拉面、饺子、咖喱、啤酒屋等)发掘等栏目，也有随笔、漫画系列连载，每期的封面文章，十有八九与神保町文化有关。名画家泽野公长年开设旅行绘专栏，是他的行旅随笔，配以“泽野风”的速写插画，颇受欢迎。最近几期是中国旅行日记，谈北京的秋天、江南园林中的怪石、城镇开发热、康生的书画等，颇有读者缘。每年1月，会推出上一年度畅销书Best 10专号；平时还会不定期推出各类题材小说、漫画的评选，如SF小说、警察小说、推理小说，等等，不一而足。

　　除本刊外，《书的杂志》还不定期出版“别册”和“增刊”。前者是M O O K，每一种有一个主题，围绕这个主题，相关物事“一网打尽”。如我手头这本《别册书的杂志16》，主题是古书，190页，涉及古书的方方面面、边边角角，从古书店业者座谈到秘境古书店探访，从古本用语的基础知识到年度全国古书祭、书展、拍卖日历，大有“一册在手，古书屋遍地走”的权威性。增刊还是杂志，但感觉是刊物的延长，内容主要是年度文库本(即口袋本)推荐，每年12月出版。

　　《书的杂志》作为出版社，也颇有名头，出品以文化为主，兼顾小说、随笔。我素来喜欢这家社出的书，寒舍的书房里少说也有十数种。怎么说呢？简单的描述就是“有文化”：选题多与艺术、亚文化和书业有关，装帧素雅，风格前卫。虽然每种都不雷同，在书店的新书台上却让人一眼就能认出是“书的杂志”社的调子。

　　《书的杂志》社是我每次去神保町，十有八九会造访之地。小小的编辑部，位于神保町一丁目一条小巷子里的一座写字楼的5层。袖珍的编辑部是一个房间，社长加编辑也就五六个人，着装随意，有说有笑，全然没有一般日本企业的那种压抑感。我每次会带一点铁观音、山楂糕之类的中国土特产。偶有在《书城》杂志上发文，也会随手带册样刊过去，告诉他们“这是敝国上海出版的‘书的杂志’”，众人便好奇地围拢过来。大家一边喝茶，一边翻阅新近付梓的新书，谈点子书的背景和作者的八卦。遇到心仪的目标，无论多贵，当场索求，并不脸红。喝茶聊天的当儿，美女编辑会端起数码相机，伺机拍几张照片。《书的杂志》的末页，有一个栏目叫“本月来《书的杂志》玩耍的人”，小生屡屡登场。每当我看到自己的头像与那些出没神保町的作家、学者、名编辑、摄影家们排在一起时，便会从内心感到温暖，有种文化共同体的归属感，真比加入中国作协都高兴。

回复[17]: 旅人 (2014-01-19 20:56:42)

　　将我们生活着的城市如此生动地描绘出来。真是好文。

　　科长辛苦。

回复[18]: 刘柠的新著，恭喜 骏骏 (2016-03-18 11:3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