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刘柠│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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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
刘柠 (发表日期:2006-10-30 01:19:19 阅读人次:2054 回复数:2)
笔者上中学的时候，不良，学会了抽烟。用父母给的零花钱买烟，自然只能受用“糙”的。记得那时候抽的比较多的是“Marlboro”、“Hilton”和“Luck Strike”。也许是品牌意识比较稀松的缘故，多年后，我才知道，当时抽的其实是“万宝路”、“希尔顿”和“豪彩”等响当当的洋烟。一个改革开放初期的不良少年就能抽到的香烟，说明卖得并不贵，要比当时的国产名烟（“中华”、“牡丹”、“上海”等）便宜得多。又过了几年，我知道了这些烟打进中国市场，是一家叫做“伊藤忠”（伊藤忠商事）的日本公司跟当时某著名官倒公司贸易的结果。为了杀入国家垄断的烟草专卖市场，采取低价政策，培养中国大陆烟民的口味和“品位”——早年胆敢尝梨子滋味的人有“福”了，在钱袋和“教化”上双重受惠。这是我第一次听说日本的“商社”。　　商社（Shosha），顾名思义，即贸易公司；综合商社（Sogo Shosha），即综合性贸易公司。日语中，连在商社工作的白领一族，都有单独的称呼，叫做“Shosha-man”（商社人），有别于普通的上班族（Salaried Man）。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即加入关贸总协定（GATT，即世贸组织（WTO）的前身）、在以通商、贸易立国的日本，说不清有多少家大大小小的商社。战后，综合商社则有所谓“九大商社”之说，后来经过残酷的竞争、并购，又成为“六大”、“五大”，包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丸红商事、住友商事等公司，无一不是从战前，甚至明治维新之前起家的百年老店（有的则是战前财阀），支社、营业网点遍布全球的巨无霸跨国企业。综合商社，作为一种具有独特机能的贸易组织，在战后的高速增长期，曾发挥其综合性经营机能，为推进贸易立国的国策，实现流通效率化和经济领域的开发，振兴本国贸易，做出了巨大贡献并因此享誉世界。在80年代日本经济的全盛期，有所谓“日本第一”（源自美国日本问题学者、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的同名畅销书《Japan as No.1》）的说法。日本公司在美国成幢成幢地收购大厦，日系“商社人”（Shosha-man）满天飞的情景，吓坏了山姆大叔，乃至美国媒体上居然出现了“美国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过度反应。而这种过度反应，又反过来加剧了日美贸易的摩擦。　　那么，“日本第一”到底秘密何在？答案就藏在日本综合商社体制之中——用本书作者的研究结论来说，则是综合商社——微观经济的王者。众所周知，战后真正主导、左右日本经济的有生力量是六大财团（即三井、三菱、住友、芙蓉、三和和第一财团），它们不仅集中了相当惊人的财力，同时构成了日本从产业布局调整到社会秩序重构的重要基础。这六大财团均拥有自己的主银行、制造商，营销网络密如蛛网，而居于中间最显要位置，行使类似神经中枢功能的核心企业，则是六大综合商社。它不仅是战略制高点，更是资金流、信息流和物流的出发点、汇合点。　　本书作者，作为在一个叫做“三井物产”的、类似中枢的“中枢”的机构工作了12年的“卧底”，对此有相当深刻的体察。他发现，综合商社是军人属性、商人属性和儒学思想三位一体有机结合的产物，也是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和二战后再度崛起的内在动力。“当我1996年的春天站在三井物产东京总部的窗前，俯视眼前的日本皇宫时，才初步意识到以三井物产为代表的综合商社在现代日本社会中的真实地位。”所谓综合商社，“是贸易公司、第二银行、准军事体、次级政府、幕后外交、战略智囊、情报中心、风险堤坝、投资媒介、经贸大学……由此可以确信，综合商社不仅是产业资本、商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纽带，而且是日本寓军于民体制的核心，是民间与政府对接的桥梁。” 　　作为一个以日本综合商社为对象的案例研究，他用一把细密的梳子，把三井物产，这个被称为综合商社鼻祖的公司的线索纷繁的历史细加爬梳，不放过细节，试图从历史中挖掘这个经营范围“从卫星到鸡蛋”无所不包的巨型企业做大的秘密。应该说，以逾50万字的篇幅做这样的尝试，无论对作者还是读者，并不全是开心的旅程。但收获却“大大的”：如果说少数经济界专业人士对于驰名世界的“丰田”、“东芝”是三井财团伞下企业这样的“常识”未必陌生的话，那么有多少人知道，日本四大主流大报之一、拥有近千万订阅者的《日本经济新闻》，在其于1876年创立之初，竟是三井物产公司为业界提供商业行情的“企业内刊”（时称《中外物价新闻》）？又有谁知道，什么叫做“对内军团主义，对外军国主义”？其内核如何影响了日本综合商社在战前、战中与暗黑政治结盟，成为恶名昭著的特殊企业法人——“财阀”？　　如果仅仅是一部公司史、企业史的话，包括笔者在内，说不定会兴趣大减（无非坊间多了一部《王石是怎样炼成的》而已）。但作为60年代人，作者无论如何还是露出了经12载“商社人”历练犹未泯的社会理想的“马脚”，令人读着读着，恍然回到了80年代“超越日本的激情岁月”。包括作者乐此不疲的对日本“近江”（今滋贺县）商人出身的三大著名商社（三井、伊藤忠、丸红）与中国浙系商人的血缘考据，笔者也只是“姑妄听之”。因为，且不说“失去的十年”的巨创深痛对当代日本的改写远未到“俱往矣”的超脱境界，即使日本在已经实现了超过战后“伊奘诺景气”的战后最长增长的今天，我相信东洋社会和日本人也还没有完全从泡沫经济的废墟上重新站直。　　从这个意义上说，回归“激情岁月”固然是诗意的，但笔者更愿看到对“激情岁月”的超越。　　　　《三井帝国启示录——探寻微观经济的王者》/（中国档案出版社，白益民著，2006年8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