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过三次追悼会的李立三│小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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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过三次追悼会的李立三
小林 (发表日期:2007-02-26 15:37:08 阅读人次:2066 回复数:4)
父亲在中国东北工作时，他的直接上司是东北局遣送日本侨民事务所长李立三同志。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早期领导人，曽执行过左倾路线的，有名的李立三。　　李立三生前，中共就为他开过了两次追悼会。第一次是一九二二年，他在安源从事工人运动。留法勤工俭学的同志们听到误传，说他已被赵恒惕杀害，便集会致哀，王若飞为他致了悼词。追悼会后，还以《一个悲壮的报告》为题，套上黑边，在《少年中国》刊物上登载了这篇悼文。　　第二次是一九二七年，南昌起义后，到达瑞金附近时，李立三带一连人遇敌，陷入重围。周恩来立即带部队去营救，未见到他。一个战士说他牺牲了。于是，在瑞金，周恩来主持又为他开了一个追悼会。大家正在为他的“死”哀痛不已时，他却率领几个战士高高兴兴地回来了。一九四九年以后，周恩来曾幽默地对他的夫人李莎说：“立三同志会长寿的，在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就已给他开过两次追悼会了。” 　　然而，他的长寿却并不太长，而且是他自己不让它“长”的，他只活了六十八岁。　　还是在死前的两天，那是文革的第二年，他给毛泽东写信。信只能断断续续地写，因为大门是开着的，文革造反派随时要进来，揪着他的衣领去批斗。　　他是由衷敬佩毛泽东的，他的眼里，毛泽东是党的领袖，自己的老师、兄长。他俩都是湖南人，毛泽东比他大六岁。在长沙读书时，他就应“二十八画生”毛泽东“徵友启事”之约，前去会见毛泽东。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侃侃谈论着国家大事，他听得毕恭毕敬。那时候，他觉得毛泽东已是一位大先生，自己还是一个刚从县城里来的小学生，无话可说，搓搓手走开了。毛泽东后来说过，他的徵友启事，只徵得三个半朋友，其中的半个就是李立三。　　一九四五年在党的“七大”上，是毛泽东替李立三说了公道话：“立三没有到党外干坏事，还是同志。”由于毛泽东替他说话，他才顺利地当选上中央委员。　　一九五七年二月，李立三在怀仁堂聆听了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当听到报告里把他与陈独秀，王明，张国焘相提并论时，他感到委屈和难受。事后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希望能把他同那些人有所区别。毛泽东接受了他的意见。文章公开发表时，果然删去了与他相关的段落。　　现在，他给毛泽东写信。不!是留遗书。直到临死，他最信任的还是毛泽东。他把身后为自己洗清历史污垢的夙愿托付给了他最敬重最信任的人：　　“致主席：我现在走上了自杀叛党的道路，没有任何办法来辩护自己的罪行。只有一点，就是我和我的全家决没有做过任何里通外国的罪行。只有这一点，请求中央切实调查和审查并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写完信，他便吞服了大量的安眠药。然后，点燃一支香烟。当人们发现他已死时，那只香烟居然还没有燃尽…… 　　这一天，是一九六七年的六月二十二日。他死了，连“李立三”这个名字的所有权也被剥夺。那些人在他的遗体登记时署名为“服毒者李明”之后，便草草地送去火化了。　　轻生吗?不用说对革命、对党的忠诚，就是单就对母亲的热爱这一点，他也不愿意轻生!还在他出生不久，母亲怕他养不活，就给他取了一个卑贱的名字：“狗妹子”，意思是这孩子命贱，祈求上苍保佑他无病无灾，健康长寿。但他还是自杀了，而且还自以为罪过…… 　　“文化大革命”的号角骤然吹响，由于他是历史上“立三路线“的制定者，自然而然成了“革命对象”。这场“革命”，不仅要革过去革过命的人的命，而且还要革过去犯过错误的人的命。与瞿秋白、王明比起来，同是犯“左”倾错误，李立三似乎要不幸得多。瞿秋白早就唱着“国际歌”死在敌人的枪口下了，王明则跑到苏联当了寓公，只剩下他一人作他们三个人的“代表”成了一些“革命小将”斗争的活靶子。　　其实，李立三对自己的过去不知作了多少次检查、批判，而且全是自觉的，深刻的。还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清算他的错误时，他便完全检讨了自己。以后，不管是写文章、作报告，一有机会，他就大讲特讲自己的错误，目的是让大家都吸取自己的教训。　　有一次，他在莫斯科给军事学院的中国学员讲“立三路线”一课。台下的人并不知他就是李立三。课后，有同志称赞他：“讲得太生动了，内容极其丰富具体，批判也极深刻。”并问：“你怎么知道那么多呢?”他笑着坦诚地回答：“我就是李立三啊!” 　　他还从自身的遭遇看到和体会到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所在”。党的“七大”召开时，他仍在苏联。之前，他蹲过苏联“克格勃”的监牢，出狱后，被停止党籍，不能过组织生活。但中共“七大”仍选他为中央委员，在四十四个中央委员中，得票数居第十五位。他听说后，心情万分激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妻子李莎说：“我们党的政策就是伟大。有的党，谁犯了错误，就要杀头，我们党则允许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我就是一个例子。” 　　“革命造反派”的红卫兵小将，可管不了这许多。揪斗李立三的联络站发表公告，称他是“老牌修正主义分子”、“里通外国”。联络站还要掀起一个冲击他的“浪潮”。　　该联络站有各地五十八个造反组织参加，背后撑腰的则是“中央文革”。　　仅仅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李立三就被批斗了十四次，而且都是大型会议。凡是对付过“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的种种法西斯手段，都在他身上用过。大的批斗会后，还不断地有若干批造反派来他家，召开对他的小型批斗会。“罪名”无外乎还有“三反分子”、“里通外国”、“与刘少奇搞资本主义复辟”等。　　六十八岁的他，患有高血压，头低久了（被批斗者必须弯腰低头），便手脚麻木，头晕眼花，站都站不稳。他的肉体受不住，精神也支持不了。他只得请求：“我休息两天，体力稍有恢复后，你们再来斗。” 　　但“造反派”都不顾一屑，他们人人怀着对“立三路线”的“革命义愤”，尽管他们都没有受到过“立三路线”的“迫害”，甚至连“立三路线”发生于何年何月、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　　也有对他比较“和气”的人，他们要他交出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或其他老干部的“罪行录”，以争取“立功赎罪”。　　造反派找他要刘少奇的材料，可以说正好找对了人。他极清楚刘少奇的历史，他们俩是相互了解的，甚至连他“李立三”这个名字都还是刘少奇给他取的。他原名李隆郅，在上海某个工厂举行工会选举时，他是候选人。刘少奇向他建议：“李隆郅这三个字笔画太多，工人不会写，改个简单的吧。”为了斗争的需要，他点头同意了。恰巧不远处有三个人站在那里，刘少奇就指着说：“三立?”，他想了想：“叫立三，顺口些。” 　　正是因为他了解刘少奇，他的回答更令那些对他“和气”的人也不再和气了。他凭着一个人最起码的政治良心据实作答：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七年，我与刘少奇共事，先是在安源，后来在“五;卅”运动期间，再后是在武汉工运期间，在这三个阶段，我没有看出刘少奇有什么大问题。　　可以想见，随之而来的只能是更加残酷的折磨。在病痛和精神的双重暴力重压下，他疲倦得连残喘都无力了，他终于别无选择地选择了安眠药…… 　　他的这条命，反动派出了大价钱也没能买去；在安源，在上海，为了保护这条命，成千上万的工友随时都准备着牺牲自己；可是这条命，最后竟没有活过一支香烟。人死了，那支香烟还剩下一截，而且还在徐徐冒烟…… 　　李立三死后第二天，他的妻子李莎即被投入监狱。“造反派”说，李立三自杀灭口，是奉“特务上级”李莎的“命令”。李莎是俄裔中国籍，一九三六年二月，她与李立三结婚，陈云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人说“一死百了”。李立三死后，却免不了遭到继续迫害。汪青、康生、谢富治多次在李立三专案报告上批示“值得追查”、“要彻底追问”他的“罪行录”被那一伙人越稿越厚。“九;一三”事件前，搞他的是“李立三反对林副主席罪行”专案。“九;一三”事件后，搞的则是“李立三勾结林彪的罪行”专案。这一切都只因为他在东北时曾与林彪共过事。　　一九八O年三月二十日，在李立三蒙冤去世十三年以后，中共中央在北京为他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这是共产党给他开的第三次追悼会，尽管开得太晚了，他九泉之下不平的亡魂有知，也当欣慰。　　追悼会由彭真主持，王震致悼词。他的遗像前摆着的骨灰盒中，只装着他生前戴过的一副老花镜，他的骨灰早已被随便扔掉了…… 　　李立三开过三次追悼会，还属于非正常死。不由得想起父亲屡经磨难，连一次追悼会也没有给开过，依然寿终正寝。心中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我深深感觉到，有些事情正如老子所言：“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2007.2.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