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十八同是天涯沦落人│小林│东洋镜

首页 >> 个人集合 >> 小林 >> 人物传记

	字体∶大中小
父亲十八同是天涯沦落人
小林 (发表日期:2006-08-05 11:05:51 阅读人次:1406 回复数:0)
生是日本人，死为中国魂　　十八同是天涯沦落人　　“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 　　小林清的儿子阳吉有一位姓李的朋友，家住内蒙古工学院，阳吉常去玩儿，朋友的父亲一次问阳吉：“听说你父亲是日本人，怎么会在内蒙古生活呢？”阳吉告诉这位伯父，父亲叫小林清，是当年八路军中的反战同盟，组织上让他来内蒙古学习。　　李伯父又问：“是不是在胶东八路军的小林清？”阳吉说是。　　李伯父惊喜道：“告诉你爸爸，我们还是老战友呢，我也是胶东地区抗战过的，没事叫你爸过来聊天玩儿。” 　　小林清自从来了内蒙古，没有人和他来往，只能自己一个人玩儿，这回可有人跟他玩了。他十分高兴。他们两人都出身革命队伍，下放内蒙古，算是知音。天涯沦落人。　　有了朋友，再大的灾害也会消去大半。有了朋友，再糟的环境也会风光顿生。　　“同是天涯万里身，相依萍梗即为邻。生经多难情愈好，未觉人间古道沦。” 　　“生经多难情愈好”，这实在是灾难给人的最大恩惠。与内蒙古草原上的朋友相比，原先在旅大、在天津的朋友都算不上朋友了，靠着工作关系所挤压出来的笑容和礼数突然显得那样勉强，丰厚的礼品和革命的豪言壮语也变得非常苍白。惟独这儿，什么前后左右的关系也不靠，就靠着赤条条的自己寻找可以生死以之的知己好友，还有什么比这更珍贵的吗? 　　友情是人世间最敏感的部位，再远的事情一旦与友情相连，即能触及万众痛痒。千年前的一次小小的卖友举动，如果留下了文字记录，也会引起千年后的痛苦和愤怒，更不要说当代人了。　　从历史看，除了少数例外，友情好像不太适宜与过大的权势、过高的智慧连在一起。有时，有权势的灵魂在关爱天下时也常常忽略了身边的友情。它是一个最容易被处于得意状态的各个方位误认为早已圆满解决而实际上远非如此的真正的大问题。　　在漫长的中国社会中，最珍贵、最感人的友谊必定产生在朔北草原的流放地，产生在那些蓬头垢面的嫡官逐臣中间。其他那些著名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之类的友谊佳话，靠得是经济的援助，外部的雕饰太多了。　　于是小林清和老战友李维光交往起来。李维光同志是胶东文登人，抗日战争时在中国共产党胶东区党委工作，他知道小林清是在１９４４年《大众报》上刊登的小林清那著名的“我的思想反省”一文。　　他建国后在商业部工作，１９５９年反右倾时，犯了错误被下放内蒙古工学院做一般工作。李维光同志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政策，也到了天津，在天津商学院（商业部直属）做党委书记兼校长。李维光同志有文化，看问题很尖鋭，要不怎么成了右倾呢！给了小林清不少帮助和啓示。　　两个人在小林清家吃饭时，李维光问他：“怎么你在抗战胜利后，没有回国呢？” 　　“那时光干革命了，没有想到回国的事。” 　　“那后来呢？” 　　“后来想回国，却回不去了。中日两国也没有外交关系。就给送来内蒙古‘学习’了。” 　　“可以向上级要求回国吗？” 　　“我是有国难投，有家难回呀？我属于中国共产党某部！” 　　即便是经多见广的李维光都不知道这个神秘的某部。　　李维光听了他的经历以后，不由得感慨万分：“看来‘飞鳥尽，良弓蔵，狡兎亡，猎狗烹。’的古老故事在今天也发生呢？” 　　在李维光妻子程光吾的回忆中，她描述了文革初期在内蒙古工学院与小林清相遇时的情形：“那时，他是个消瘦，羞怯的中年人。他的黒眼带着率直坦白的神情。他穿着旧的一件价格便宜但洗得干净的白衬衣，一身旧蓝外套，一件合身的深棕色皮衣，外加一件半旧的蓝色大衣，一双廉价的黑鞋，一顶浅灰色的綿帽。从他的外表看去，一点都看不出他是日本人。” 　　她邀请衣冠整齐的小林清到她家吃中午饭。“打那天以后，他便是我家的常客，享受着我家的舒适气氛，跟我和孤独的老李玩耍，谈论一些政治和社会问题，还有他的希望—回日本。他也有别的朋友，但他好像最喜欢我们家，因为与我们在一起时，有好多的共同话题。我们不会像别人那样，用一些离奇古怪的问题去为难他，也不会向别人介绍说他是日本人。我们从未把他当成一名外国人。” 　　他们在一起吃饭，聊天。从和老李的交往中，他知道李维光是由于“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问题受牵连被下放内蒙古的。　　李维光对小林清说起当年庐山会议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执政二十七年，办了两件大事：一是搞经济建投，最终搞出了“大跃进”：二是搞政治运动，最终搞出了“文化大革命”。　　毛主席搞经济建设，总的说来是“左倾”的：一方面，急躁冒进，其头脑一再发热，其举措一再过激，以致搞出了“高指标、瞎指择、浮夸风和‘共产风’，另一方面，纬疾忌医，听不得不同意见，容不得不同意见者，将郅子恢等人蔑称是“小脚女人” ，将周恩来等人指责为离右派“大概50米远”，将彭德怀等人一执政党中品质最纯，且骨头最硬的一拨人一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 。　　结果，“大跃进”搞成了“大灾难”：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倒退到建国初期水平以下；　　全国人口损失三千万，相当于整个中华民族在十四年抗日战争中人员伤亡总数。　　“庐山会议” 上，彭德怀谏言既对事又对人：对事，涉及大跃进错误的范围、程度和性质；对人，涉及毛泽东个人的责任、能力和作风。　　彭对事对人批评，既有准确性一面，也有严厉性一面：显示出他在中国共产党高层中，比一部份人明智，比一部份人勇敢。　　为回应彭德怀批评，毛宣布：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实际为：人若犯他一，他必犯人十。谈事，一团漆黑：谈人，一无是处。　　首先设陷，抛出彭信，使之成为会议焦点，诱同情者和反对者表态：既而反击，既作讲话又写批语，对彭等大加批判，政治批判、思想批判、历史批判：最后收网，开中央全会作结论，将彭等打为叛臣－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右倾机会主义份子。　　在毛批彭言论中，最有谈论内容并最显谈者心性的话题，莫过于清算彭历史旧帐：如说彭自加盟革命后，关键时候大都动摇，或犯左倾错误或犯右倾错误：如说彭与他关系三七开，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毛如此算帐，过于精明，以致弄巧成拙，即在贬损彭德怀的历史同时也殃及他自身的历史。　　毛在庐山会议时，不仅做到人若犯他，他必犯人：而且做到人若犯其一，他必犯之十，翻番倒算，加倍返还。彭仅在庐山以个人名义向他提意见，他则在长达十余年间发动整个中央以至全党全军全国来对彭进行声讨。前者只说得他不中听，他却整得人家不能过。在他这里，不仅有文章结构的不对称，而且有待人待友的不对称。他可以负人，人不可以负他，颇有些曹孟德气度。　　彭写信给他个人，他即把这信公布大会，让众人来秤头论足，说长道短。彭为此火冒三丈，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干。他答道：你也没有讲不要印发嘛。彭听后，或因不善词令，或因气糊途了，竟一时语塞，答不上话来。　　其实，彭很在理上：不错，我没有讲不要印发，但我也没有讲要印发，不印发至少有一半理，故在发不发时你也应该问我一下：何况这事开重大，就更应该左右掂量了：再说咱们同志相处数十年，住所相距数百尺，通个气，打个招呼，不至於太难。　　毛泽东的辩解无疑是一种言不由衷且很难站住脚的托词。　　按照他答复彭的意思：如果你彭德怀在信上注明，此吾信仅供我一人阅，请勿外传，那麽，我老毛也会遵嘱照办。好像偌大个事只怪老彭少写了几个字。　　这种假设本身是不能成立的。其一，彭德怀不可能加上那么一句话。这不合常理常情，尤不合彭将军那种坦荡性情。何况他给毛泽东写信，既不属暗中密报也不为私下交易，没有必要画蛇添足，加上这么一句故作神秘，不伦不类的话。其二，即使彭将军写上诸如“勿得外传”之类的话，收信者也未必不把它公诸於外。毛何许人？有了“革命需要”，什么做不出来。　　彭德怀只是在小组会上批评毛泽东，毛泽东则在大会批判彭德怀。他除了在7月23日大会上正式批彭外，接著又在8月2日、11日、16日召开的全体中央委员会议上，继续对彭及其支持者冷嘲热讽，给他们上纲上线。他还於7月31日、8月1日召开常委会，纠合其他中国共产党顶尖人物，联袂整彭，一起来翻彭的历史老帐，数落彭的这个问题那个问题。　　在整彭德怀过程中，尽管有不少人打小报告、吹耳边风、献计献策，但主要导演者还是毛本人。他首先设陷，抛出彭信：继而紧逼，又是讲话又是批文：最后开中央全会做结论，把彭等打为叛臣。　　7月16日，毛抛出彭的信，责成会议讨论。在7月23日前，会议讨论彭信的总体情况是：极少数人或完全赞成，或完全反对：大多数人都基本同意，只是对其中一些较尖锐的提法有异议。　　到了7月23日，毛亲作批彭讲话，一人扭转整个会议形势，促使多数与会者改变态度，开始批评彭总。在7月26日前，大家的态度还比较冷静，批评的语气较缓和，会议的气氛也较正常。　　到了7月26日，毛作指示：“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於是，会议批判升级，将彭德怀等人的犯颜直谏，指责为有组织的反党活动。这又是一人烧火，大家发热。　　彭德怀比刘少奇主席、周总理要勇敢得多。因为这些领导也看出了问题、甚至看得更充分些、但是、他们没有能像彭德怀那样通通快快地说出来、没有能像彭德怀那样敢于扭住毛主席不放而非要討个明白说法不可。　　彭德怀官在国防部长任上、主要管的是军事而不是经济。在出席庐山会议的中国共产党高层官员中、就数他彭老总管的事离会议内容最远、对于当时国家经济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他不会比周总理、刘少奇、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了解得更多、更具体。可会议的实际情況是、就数他这位管军事的国防部长谈经济问题谈得最来劲、最为透徹。　　《彭德怀传》上写着：“彭德怀曾对人谈过他在写这封信前的一些考虑、他知道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陈云对当时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左”都有覚察和耽心、但他认为刘少奇不便讲、周恩来刚被批了反“反冒进”不能讲、陈云、邓小平在山下没有机会讲、只有他来谈谈比较适当。” 　　许多年过去了、当小林清和李维光看到这个“比较适当”的实际结果后、不能不感到这段话中隐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胸怀。　　小林清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为什么中国建国后还不停的搞这个运动，搞那个运动呢？“文化大革命”既使９０％以上的专家学者被揪斗，被侮称为“牛鬼蛇神”，又使９０％以上的共产党高级干部被沖击，被指责为 “走资派”。　　老战友李维光说，用俗话讲，这是一个“克熟”运动，总想着法子来整治熟人的运动，并且人越熟整治的越起劲，甚至宁愿寛大那些曾与它不共戴天的“战犯”，也不肯放过那些曾生死与共的“战友”，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囚死在自家狱中。“文化大革命”无疑把中国人的“窩里斗”精神发揚到极点。　　小林清陥入了深深地思索，共产党执政后所革的命，所斗的人，大多是它不应该革的命，不应该斗的人。这种斗争成了“遊戏”，然而，这种遊戏并不好玩，相反很是残酷。五十年代“反右”，斗了上百万知识分子。六十年代“文革”，又斗了几百万老干部，后来又把他们中绝大多数的人宣布解放，又说是搞过火了。这是反反复复以一种十分严肃的态度做着一些顛三倒四的事情，很像是一种遊戏，一种幽黙，一种全然黒色的幽黙。没有几个人能就此笑得出来，即使有笑，也笑得毛骨悚然。不过，他老人家倒有可能从中感到生活的充实，进而达到他的“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境界。　　李维光同志心情沈痛对小林清说：“这一遊戏本质是整人的，并且是大規模整人的。由于他老人家与人相斗实在是強者对弱者的随意处置，即对后者可以采用包括批判，侮辱，关押，审讯，枪決在内的任何手段。又由于具有被神化的个人权威，他老人家的任何整人举措都能获得广范的支持，甚至能搞成一场波及全国的运动。他老人家不斗則巳，一斗即整，不整則巳，一整便动之于天下。　　他老人家“斗”了一生，也“乐”了一生；只是乐了一人，苦了众生。他老人家前半生斗了许多确实想伤害他的人，斗的有道理，后半生則斗了不想伤害，也无法伤害他的人，甚至斗了许多相信他并支持他的人，斗了许多爱他胜过爱自己的人，斗得就大謬不然了。” 　　他们之间的往来，不涉及“关系”，也无利益原则，完全是传统社会的人情信托。他们之间的相处亲切，信赖，安闲，是极俗常的人生享受，又是极难得心灵和谐。他们之间的谈话，因为有共同的经历而有一种特别的情调，因有了情调而韵味悠长，像白云，细雨，和风。　　李维光介紹小林清看书，老李搞到一些“文革”前正式出版的，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劫后余生”的一些书籍。小林清看了小说《苦菜花》。《苦菜花》中有个叫于德水的八路军司令员，李维光告诉他那就是胶东八路军东海军分区的于得水司令员，建国后任浙江省军区司令员。李维光还告诉他，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杨子荣，刘勋仓都是胶东出身的八路军。可惜不是牺牲，就是大部分都被赶下台了。　　小林清最爱看的是《三国演义》，外国书是《基督山恩仇记》。　　日本人一般称《三国演义》为《三国志》。他后来找到《三国志》，却因为是文言文看不太懂。而《三国演义》看了好几遍也没看够。一本《三国演义》看的皱皱巴巴。封面封底都没有了，自己包的封面薰成了褐黄色，书角都打了卷，当中还有不少缺页。可是他还是戴着老花镜津津有味地看，盘着腿一声不响地坐着看，他这样一声不响地坐着，能够坐半天而且老看不完。儿子阳吉问他: “您是看书吗？” 　　李维光还教给小林清看报纸，看《人民日报》的方法，他让小林清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小林清一听，很奇怪：“看什么照片？” 　　李维光说“看《人民日报》上的照片少了谁，　就明白谁倒了！比如，照片少了刘少奇，就说明刘少奇倒了。照片少了陈伯达，就说明陈伯达倒了。照片少了林彪，就说明林彪倒了……看照片最省力，最管用！” 　　小林清听后，哈哈大笑，这才悟出看报纸的真褅，同时也感觉到是李维光在挖苦“文革”。　　再那种动荡的年代，真正的学问和智慧往往是黑夜里的星星。　　到了“文革”中后期，由于各种因素的作用，一些经过选择供批判、供人们了解资本主义腐朽没落的外国文学翻译作品也开始出现。当时还办了一个专门的刊物，叫做《摘译》，专门刊登这类作品，在一定范围内发行。不少著名的作品如《根》、电影剧本《华丽的家族》等当时都有介绍。也许是警惕社会帝国主义苏联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缘故，当时内部发行了多部苏联当代作品，供人们阅读。如《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等，此外还有象朱可夫回忆录这类政史作品。与此相关的，在公开放映的电影少得可怜的同时，内部放映了一些日本的当代影片，如《军阀》、《山本五十六》、《虎、虎、虎》、《啊、海军》等等。不过这些作品和电影，只是在一定范围内才可以看到，大多数人没有接触它们的机会，小林清和李维光利用关系，搞到票子，有时还带着儿子阳吉去看。　　李维光喜欢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他把书中一段话写成书法送给小林清勉励。　　“金满箱，銀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強梁。择膏梁，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昨怜破襖寒，今嫌紫蟒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李维光自嘲地说，“我当初就是“因嫌紗帽小，致使鎖枷扛”啊！” 　　小林清琢磨后，感觉真是太绝妙了，书中虽然说的是人，但跟时装都能对上号。无论设計师呕心里沥血，还是名人作秀，凡人趋之若騖。可以反悲观为乐观，而且对时装来说，也很难说谁为谁作衣裳。还是接着唱吧，毕竟热闹些。他也把自己的心情写成“順口溜”送给李维光。　　“没想紗帽及枷扛，都为人家作衣裳。” 　　李维光还经常和小林清一块下棋，打麻将，吃饭喝二锅头，他们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当年打了胜战在祝捷大会上，在军区司令部“会餐”的情景。小林清说，许世友司令员手端一碗酒和他干杯。干了一杯又一杯，喝得摇摇晃晃的，那时的他是多么高兴，多么快乐。　　和老李共饮是因为他们性情豪爽，直率的知己故交，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　　一天，下了大雪，好大的雪啊！这样的天，凡是爱喝酒的都应该喝两盅，可是到哪儿去喝酒去呢？　　有—家他们常去吃饭的饭馆，可现在叫“落幽燕”。如此伤感的名字竟出自毛主席诗词。　　这家饭馆的服务员是造反派当权。他们的《告革命群众书》庄严宣布道：“‘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本店为促进广大革命顾客的世界观改造，从即日起，不擦桌子，不洗碗筷。服务员非顾客奴仆，饭店应办成顾客之家。顾客自己为自己服务，方显出社会主义人人平等的优越制度……” 　　李维光和小林清就在这个桌子，椅子，碗筷油腻腻，优越制度的“落幽燕”吃饭。　　菜端上来，老李尝了一口，皱一下眉说：“哎呀，打死卖盐的啦。” 　　小林清不明白是什么意思。老李笑了，告诉他说是菜太咸了，是半开玩笑的批评。　　他们吃着饭，像往常一样，总是小林清开头。因为“落幽燕”的酒实在不能恭维，他就谈起日本的酒。日本清酒、日本烧酒、梅酒、啤酒、绍兴酒…… 　　“绍兴酒？日本也有绍兴酒？”老李问。　　“有啊！喝绍兴酒的时候，一般是吃中华料理，吃日本料理喝清酒，吃西洋菜喝葡萄酒。” 　　“日本烧酒是不是像中国的二锅头？” 　　“不像。那是米做的，不是高梁。” 　　“那梅酒是不是青梅煮酒？” 　　小林清说：“这到有点像……” 　　接着，又谈起日本的吃食。小林清关于吃的记性很好，他可以从生鱼片、寿司，一直数到鸡素烧。　　老李也数起中国菜，数出呼市一家一家大小饭馆，哪一家有什么拿手菜，说得非常详细。他说到“麦香村”的过油肉、蒸全羊、羊肉烧卖、涮羊肉……“一个黄铜火锅，一锅超过一百度的开水。一盘子嫩羊肉、往开水里一放，捞出就吃。” 　　“那就能熟了？” 　　“熟了！” 　　药店也利用《告革命群众书》消闲一回，药店店名叫“试比高”，《告革命群众书》的内容是“‘我失骄扬，君失柳’。本店通过学习提高，深刻认识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必然要触及一些人的灵魂和皮肉。本店立场坚定态度分明，站在革命群众一边，不为牛鬼蛇神服务，不为资产阶级老爷服务，特此申明：本店概不出售外伤药品，本店内服药一律凭革命组织介绍信购买，以免阶级敌人钻空子……” 　　有一次两人一起去呼市有名的《乌兰卡特》剧场，看内蒙古京剧团演出的样板戏《红灯记》中，请李玉和赴宴的是日本宪兵队长鸠山，因此鸠山也成了中国人家喩戸晓的人物。　　日本自由民主党年轻的众议员鸠山邦夫是日本元首相鸠山一郎的孙子。８０年代初期他来中国访问，会见了全国政协主席邓穎超时郑重提意见说，鸠山这个姓在日本只有一家，而鸠山一家三代都同中国友好。他祖父鸠山一郎在１９５４年至１０５６年任首相期间，很想发展日中政府间关系；父亲鸠山威一郎在福田内閣时代担任外相，任职期间虽然未能签訂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但他也为发展日中关系尽了很大努力。而鸠山邦夫本人还担任着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　　而是中国现代京剧样板戏《红灯记》里的坏人―宪兵队长鸠山欲是臭名远揚，为什么偏偏叫鸠山，而不換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广泛使用的姓，使他们家族跟着背黒锅。说到这里，邓穎超忍不住笑了。她表示考虑鸠山邦夫的意见，并要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孙平化立即打电话告诉文化部周巍跱改一下，不再叫鸠山。实际上，红极一时的样板戏《红灯记》以后就没有怎么上演了。　　文革时期，虽然一些具体的文艺创作给人们带来了一些愉悦、美感和教育，但就总体而言仍然是—片荒芜、枯燥说教。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做为当时文艺舞台荒凉的一点说明：在整个文革期间，没有一部中国作品引起过社会各界、从知识分子到普通百姓的一致感动。　　获此殊荣的是一部北朝鲜影片《卖花姑娘》，其轰动效应至今无一影片能比。讲的是地主残酷剥削农民，一个失明的卖花女苦难生活的故事。看完这部影片，绝大多数人走出影院时眼圈都是红的，眼泪竟将有的人带的手绢都浸透了。所以李维光在一旁告诫盼望去看这部影片的小林清说：“男的要带两条手绢，女的要带四条手绢。” 　　在那么一个既疯狂又恐怖的环境里，大家都在苟活着，谁也谈不上风节。但他们却尽可能地以各种方式，方法维系着与昔日的精神，情感联系。评论样板戏，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和见识。　　和老李相处长了，小林清终于明白，自己的经历和见闻，只是社会一小角。“文革”中受难的很多家庭，地位越高、落差越大、灾祸也更深。　　人折腾人，人摆布人，人报复人，这种本事，几千年来也真被人类磨砺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但小林清实在不知道该不该把它划入文明发展史。如果划入，那么文明和野蛮就会分不清界限。　　其实，人折腾人的本事，要算中国最发达。五六千年间不知有多少精彩绝伦的智慧耗尽在这里。　　这就是他脚踩的土地。这就是中华民族的恶性表演。　　所谓恶性表演，就是文化。中华民族的文化本不应该这样。　　小林清义无反顾，向中华文化走去。但这次经历，与他以往的经历已经完全不同。　　　个人的名誉确实已不重要。在整个民族的人格文化还没有重建的时候，个人的名誉待遇算什么？　　李维光还提醒他、給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写信看看、也许会有什么効果的。你毕竟是个外国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