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1岁高龄的张学良先生10月14日在夏威夷病逝后,海峡两岸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报道,不过两岸对张学良的评价却有所不同。中国大陆对这位在历史关键时刻挽救了中国共产党的恩人的评价当然是很高的,江泽民主席在唁电中称颂张学良为“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此话原为周恩来在“西安事变”20周年纪念会上对张学良的评价）,并用中国国家领导人级别的高规格方式进行了追悼活动。
然而台湾方面，尽管对张学良先生的去世以及关于张学良生平的报道很多,很详尽,但评价却很谨慎,很笼统。台湾陈水扁总统的唁电很简短,仅为礼仪而已,台湾行政院长张俊雄（曾在1个月前出访南美返台途中于夏威夷拜访过张学良）的唁电也只称“张学良先生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见证了历史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历史上有一定的评价和地位……”。
从两岸对张学良先生的不同评价,可看到尽管几十年过去,时代变迁,但国共两党间的恩恩怨怨是挥之不去的。从历史角度来看,确实“西安事变” 对当时两党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因为在当时,中央红军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走完长征到达陕北时， 仅剩3万余人,且疲惫不堪,立脚未稳,装备简陋,而配备精良的国民党大军压境,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准备一举消灭红军,此时陕北红军已准备分路突围,重新上山打游击。在这关键时刻,张学良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使中国共产党绝处逢生,并得以以合法身份重返中国主流政治舞台,从此中国共产党迅速发展壮大,乃至最后推翻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夺取了全国政权。为此,毛泽东盛赞张学良“把我们从牢狱的情况下解放出来,有历史功绩”。反之,也有国民党人说若没有“西安事变”的话恐怕跑到台湾来的不是蒋介石,而是毛泽东了。
我们知道,当时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是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是为了打回东北老家去,不愿在无谓的“剿共”中耗去东北军的实力。但这与蒋介石当时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相悖,两人的冲突日益加剧，终于使血气方刚的张学良毅然发动“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
另一方面，张学良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却正与中国共产党不谋而合。
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半年多前,张学良曾秘密邀请周恩来到延安来会谈(当时延安是张学良的管辖范围),共商如何联合抗日事宜。关于这段往事,我曾看过台湾的电视台播放采访张学良的电视记录片，片中张学良回忆道,周恩来见到他时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是在东北长大的……”, 一句话就把张学良和周恩来的距离拉近了。张学良相当佩服周恩来的智虑深远,足智多谋。张学良还说，“共产党得了天下,周恩来是有很大功劳的,后来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好受……”,殷殷之语,溢于言表。在张学良被蒋介石扣押后,他曾给周恩来写过两封信,周恩来也一直很关心张学良。
在60年代初,周恩来还托人带信给被幽禁在台的张学良,要他“善自珍摄,后会有期”。据说,周恩来曾指示,在蒋介石去世前,中国大陆方面不要过多宣传“西安事变”，以免刺激蒋介石而加害于张学良。周恩来在晚年还念念不忘张学良说,“我们不能忘了台湾的老朋友”。
在谈到蒋介石时,张学良直言蒋介石肚量太小。张学良对杨虎城一家惨遭蒋介石杀害表示十分悲伤。他还说,到台湾不久时,台湾爆发了著名的“2.28”起义。那时,张学良一行住在新竹的井上温泉,起义爆发时他们与外界失去了联系,电话线被切断,也买不到任何食物,只得连吃了5天的山芋。据说那时看守人员一直有密令在身,如果有人冲击张学良的住所,在危急的时候,要先将张学良打死。还有,蒋介石几次欲将张学良处死,由于宋美龄的极力阻止,才未能下手。虽然张学良对蒋介石也有正面评价,不过对一个将自己监禁大半生,几乎要将自己杀之而后快的人,恐怕无论如何也不会由衷地称颂吧。
张学良最憎恨的是日本人（这是指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他对日本人有杀父之仇,有做亡国奴之恨,谈起日本人时张学良的神情很激动,甚至有些亢奋,他说“我这一生是被日本人毁了”,他把自己的人生悲剧都归罪于日本人当年的对华侵略扩张政策,从1990年12月张学良在台接受日本NHK采访时的录像中可以强烈地看到这一点。
关于“西安事变”的真相等,张学良已在生前以口述的形式被保存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原定于明年可公开,但因涉及到尚健在的当事人之一宋美龄,估计明年仍不能公开。还有在美华人史学家认为,如无“西安事变”的发生,中国的对日抗战或许会延后,这样日本可能会先攻打苏联,而不会发生以偷袭珍珠港事件为开端的太平洋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可能因此改变,整个世界现代史轨迹亦为之转变。
毫无疑问, 中国共产党是“西安事变”的得益者。在“西安事变”达成的抗日统一战线下,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发展壮大,最后获取了整个大陆,把蒋介石赶到了台湾岛。但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也就此开始了漫长的监禁生涯,直到半个多世纪以后,1990年6月1日张学良在台北园山饭店的90大寿的盛宴上,才真正恢复了自由,此时他已垂垂老矣,再难有任何作为了。
也许张学良最后的十年是平静的,安祥的,他与赵一荻夫人为了远离台海两岸的是是非非,选择在海阔天高,气候湿润宜人的夏威夷颐养天年,安度余生。但自去年相伴一生的夫人去世后,他变得沉默寡言了。
在夏威夷的海天一色中,在浩瀚的太平洋之惊涛拍浪声中,寂寞的张学良常常坐在轮椅车上独自沉思,他是在想久违的东北老家吗,在想相濡以沫的赵四小姐吗,在想那惊天动地的”西安事变”吗,在想冥冥上帝的恩典吗,或是在想自己这一生的曲折,艰辛,坎坷与不公吗？无人知晓矣。
（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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