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怆的音乐家--记江文也先生│吴卫建│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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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怆的音乐家--记江文也先生
吴卫建 (发表日期:2006-07-24 16:46:03 阅读人次:2946 回复数:6)
江文也先生1910年出生在台北附近的三芝，1914年随经商的父亲举家移居厦门，后在厦门的「旭瀛书院」就读, 这是所由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府设在厦门专供台籍子弟就学的学校。13岁时由于母亲病故，父亲将江文也送到日本长野县的上田中学读书，这时江文也的兄长已在日本求学，江文也父亲委托在日本的管家照料他们兄俩的生活。当时，江家在中国大陆的经商很成功，江文也的家境也颇富裕。　　19岁时，江文也从中学毕业后，考入武藏高等工业学校学习电气机械科，同时，课余在上野音乐学校选修声乐（男中音）。1932年从武藏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后弃工从艺，进入哥伦比亚唱片公司工作，并进行各种演唱活动。1934年受聘于当时著名的藤原江义歌剧团，参加了普契尼歌剧《绣花女》和《托斯卡》在东京的首演，在《绣花女》中饰演音乐家萧纳德。在此期间，江文也潜心自学作曲，并拜日本著名作曲家山田耕筰和俄国作曲家齐尔品为师，钻研西方现代音乐的写作技法，创作了钢琴曲《台湾舞曲》，管弦乐《台湾舞曲》、《白鹭的幻想》和女高音及室内乐《四首高山族之歌》。其中，管弦乐《台湾舞曲》在柏林第十一届奥林匹克国际音乐比赛中获作曲特别奖；《白鹭的幻想》在日本第二届音乐比赛中获作曲组第二名。　　由于江文也在音乐上的杰出成就，获得了当时上田市长千斤龙泽信子的芳心，俩人在1934年结为连理。同年，江文也参加旅日台籍音乐家组成的「乡土访问音乐团」，来到台湾进行巡回演出。此次在台期间，江文也还深入台湾原住民居住区，收集了上百首原住民歌谣，这为他今后创作台湾本土音乐打下了基础。　　1936年，江文也创作了《台湾山地同胞歌》和《祀典》，被巴黎万国博览会选为音乐会保留曲目，并定期由巴黎广播电台播放。　　1938年应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主任、台湾籍音乐家柯政和的聘请，江文也放弃了作为一名负有盛名的音乐家在东京优渥的生活条件和音乐环境, 毅然赴北京任该校作曲与声乐教授。　　在北京师范学院任教期间，江文也创作了《中国名歌集》、《啊！美丽的太阳》、《唐诗五言绝句篇》、《唐诗七言绝句篇》、《元曲集》、《明清诗词曲集》、《现代白话诗词曲集》、《中国民歌合唱集》、《北京点描》、《孔庙大晟乐章》、《碧空中鸣响的鸽笛》、《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北京》、《为世纪神话的颂歌》、《小奏鸣曲》、《第三钢琴协奏曲——江南风光》、《浔阳夜月》和舞剧音乐《大地之歌》、《香妃传》。其中，《为世纪神话的颂歌》获日本“电影音乐作曲比赛会”第二名；《碧空中鸣响的鸽笛》获日本JVC唱片公司主办的“管弦乐曲甄选比赛”第二名，此时是江文也音乐创作的高峰期。　　由于当时战乱和动荡，江文也留在日本的妻子未能及时携子女来北京。1939年，江文也在北京与北京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音乐系学生吴韵真相识，由于俩人共同对音乐的热爱而真挚相爱，并不顾双方家人反对在京成婚。　　抗战末期，江文也因对日本侵华表示不满，被北京师范学院音乐系日籍系主任解雇。失业期间，江文也收集和研究了大量的民族、民间音乐，并在此基础上创作了近百首风格古朴的独唱歌曲，还为京剧《西施复国记》、《人面桃花》编配了管弦乐谱。　　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江文也在抗战期间也谱写过几首歌颂当时日本统治当局的歌曲，如《大东亚民族进行曲》等，这些歌曲在当时日本占领下的“华北政府”地区广为播放。　　抗战胜利后，由于江文也在抗战期间曾为亲日组织「新民会」做过一些事，并又写过颂扬日本军国主义的歌曲，为此，遭到当时国民党政府以“文化汉奸”嫌疑拘捕, 羁押于外籍战犯拘留所，入狱10个月后以「不起诉」被无罪释放。在拘禁中，结识了意大利军官李安东，并由李安东引导皈依天主教，此后，江文也创作了不少中文弥撒曲等宗教音乐。　　出狱后为了生计，江文也先后在北京回民中学和北京艺专音乐系任教。1949年北京解放时，江文也谢绝了台湾和香港方面的邀请，毅然留在新中国。此后，江文也赴当时在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授，一面教学，一面进行音乐创作。　　不幸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不谙政治的江文也仅由于身上烙有来自台湾和日本的“原罪”，被错划“右派”分子，从此，他被剥夺教学、演奏、出版等的权利。同时，江文也还被降职革薪，为了一家的生计，他不得不变卖了自己钟爱的名牌钢琴。　　在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由于江文也的原台湾人身份，又是天主教徒，并曾在日本和德国等获得过国际大奖，还为日本人做过事，于是，被打成“老牌汉奸右派份子”，不断地遭到批斗和抄家，他的全部乐谱、手稿以及长年收集的唱片在抄家中被洗劫一空，江文也还被关入牛棚，并被指派每天打扫中央音乐学院内的十几个厕所。　　在1969年，江文也被下放到河北清风店的38军部队农场接受劳动改造，在长期艰苦的生活条件下，江文也的身体遭受到严重的摧残。但在这样极其艰幸的状态下，江文也还是偷偷地、坚持不懈的进行音乐创作，当有人不解地问，这样的作品既无人演奏，也不会出版，为何创作之，江文也则一字一顿的答曰:“我愿待知音于百年后”。　　长期的下放劳动和岁月的默默流逝，江文也想到了久远的故土台湾，想到了已再也不能回去的故乡台湾岛，如此与日俱增的思乡情愫，也渐渐倾注在他的音乐作品中。在文革后期，江文也便开始执手整理四十年前在台收集的台湾民歌，并陆续将之改变为配有管弦乐的声乐曲。　　1975年的一天，江文也戚戚然地对妻子说，“整理台湾民歌，是我有生之年最大的愿望”。此时，距1934年江文也从日本赴台演出已有整整41年了，但故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唤起了他多少激动的情感，他多少次梦里呼唤它，多少次梦中寻它千百度。　　晚年寂寥中的江文也常常会给孩子们描述台湾的美丽富饶，叙述台湾的风土人情和民间故事。当他在夕阳的霭霭余晖下，回忆着恍如隔世般的、苍茫印象中的台湾时，眸神中流露出熠亮的光彩。　　1976年“四人帮”垮台，长期以来的“极左”路线也告结束。在1978年江文也终于获得平反，同时也恢复了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之教职，但长期以来艰苦的下放劳动生涯，严重损害了江文也的身心健康，数次中风后他便瘫痪于病榻。　　1981年末，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了江文也创作改编的台湾民歌乐曲，听到这些久违的乐曲，卧病中的江文也是多么的高兴，尽管此时由于重病他已不能言语了。　　江文也在晚年与病魔奋斗的同时，仍坚持创作交响乐《阿里山的歌声》，但命运多舛的他不幸在1983年10月24日，因患脑血栓疾病逝世于北京，此《阿里山的歌声》也遗憾的成了江文也的未完成交响曲。　　江文也坎坷的一生，是那段不堪回首的时代之牺牲品，也是文革前后中国无数知识份子遭遇的一个缩影，而江文也那与众不同的曾在台湾和日本的生活背景又使他“罪加一等”，如此凄惨的时代悲剧，也无奈的被叹为“生为台湾人的悲哀”。　　斯人虽已逝，但今天的中国大陆和台湾没有忘记这位杰出的音乐家，江文也的乐曲现已多次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得到公演，他的《台湾舞曲》等乐曲也被制成光盘出版发行。在台北县三芝乡江文也的故居地现也修建了一纪念公园，园内小桥流水，绿树成荫，一派肃穆宁静。公园中心处有一座江文也的雕塑像，栩栩如生的雕像象征着他那游子的亡灵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　　现中国大陆也对江文也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在新出版的《中国新音乐史论》中就江文也是如此叙述的：“在三十年代的中国，人们还在写作简单的声乐歌曲的时候，江文也已掌握了现代作曲技巧和现代配器法则，并能将这种技能结合其浓厚的乡土风格，使中国继黄自的《怀旧》交响序曲之后，有了自己的大型且具国际水准的管弦乐作品。”书中并写到“江文也在中期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令人感到遗憾的是他的作品并没有产生应有的影响，因为在那个特殊历史背景里，中国无法接受并欣赏江文也的作品，而江文也不仅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尊敬，反而因他的过错和"先知"而遭受排斥和打击，这不仅是江文也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新音乐的悲剧。” 　　青山常在，绿水长流，历史的悲剧已离人们渐渐远去。自90年代以来，江文也的音乐作品曾多次在海峡两岸公演，两岸也数次举办了江文也音乐作品研讨会。在一次台北举办的江文也纪念音乐会上，白发苍苍的江文也日籍元配龙泽信子(江信子)携女儿和在北京也已年迈的江文也遗孀吴韵真携女儿均应邀前来参加，当她们抵达会场时，全场热烈鼓掌欢迎，此时，舞台上音乐声缓缓响起，这是江文也的《台湾舞曲》，伴随着悠扬而奔放的旋律，冥冥之中的江文也先生此时必定会感到欣慰的。　　(2005.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