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2000年│龙之醒│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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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关系2000年
龙之醒 (发表日期:2006-07-03 00:14:13 阅读人次:2041 回复数:4)
2006年6月19日　　二千多年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史。可能有史料查证方面的问题，也希望网友能提出善意的批评，我也会进一步充实此文后形成成稿。　　根据现代考古，日本最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已经有人类生存的遗迹，日本人现在称之为绳纹时代。所谓绳文，就是当时发现的陶器上有绳子留下的捆扎印迹，所以称之为“绳纹”，那是一个漫长的早期部落时代。而在其后的时代日本还经历了弥生时代，相当于中国的战国和前秦时代。而在此时代，中日两国就有了早期的交往。在秦始皇时代，曾所一个叫徐福的人传说带500童男童女出东海寻找不死仙草，而据说徐福后来就登陆日本，并为日本带去了当时先进的生产和耕种技术。而现在在日本，据说也在某地发现了徐福登陆的地点，并为徐福树立了石像以纪念其为日本所做出的贡献。　　日本最早的史料记载出现在中国的《汉书　东夷传》和《魏志.倭人志》中，书中形容在东海的一个岛上，有上百个小国，都归属一个叫邪马台国的管辖，而邪马台国的国王是一个叫卑弥呼女王。日本的说法也是同样，日本人认为早期的在日本岛上生活的人，基本都是来自于朝鲜半岛、蒙古和中国的移民，早在中国春秋时期，吴国的人登陆日本，所以日本和服至今也叫“吴服”。而后，在中国的汉朝时代，日本岛上部落和小国众多，经常发生相互之间的战乱，但皆以奉中国为尊，往往是接受了汉朝策封的国家就可以不再受到其它小国的欺负。而前面提到的邪马台国，就曾受到西汉政权的策封；根据中国的史料记载，东汉光武帝曾对当时日本岛上的倭王进行了策封并授宝刀、金印等信物。可以说，当时荒蛮时代的日本是自认成为中国的属国。　　在其后的数百年间，中国大陆不断发生战争，而日本同样乱争不断。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中国的隋朝时代，当时日本初显统一，而且国家发展走上正轨，人口已经大规模增长。当时的日本统治者圣德太子派使“小野妹子”（男性）曾向隋炀帝要求建立外交，但当时的说法是“日初天子致日落天子”，这既是最早出现“日本国”的说法，也有希望与中国建立平等的国家关系的一种希望。但隋炀帝显然不认同这种把当时的倭国认为是“日初之国”的说法，随后隋朝又东征高丽以及进入国内的混战，直到唐朝的出现。　　在唐太宗年间，中日之间进行了第一次战争。主要原因是朝鲜半岛内战，百济、高句丽想吞并唐朝支持的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出兵攻打高句丽，而此时百济继续向新罗发动进攻，引起唐太宗的恼火，于是派兵进攻百济。百济与日本有数百年的交往史，是日本当时经济通商的最主要国家，所以日本决定派数万军队与百济联合抵挡唐军。唐军在一个叫白江口的地方进行与日本援军进行海战，因为战船性能以及水军素质明显，所以一战而击败日本援军。　　其后，唐与日本两国相互试探，虽然互派访问使节但关系未有太大改善。直到高句丽政权撤底被唐军所灭，而日本发生宫廷夺权、建立了中央集权政府后，日本新王室才开始主动改善与唐的关系。随后就是日本为学习唐的先进的制度、文化、宗教、艺术、建筑等先后十余次进行了大规模的遣唐使。在公派和私派留学唐的热潮中，涌现了海空、最澄等一批在宗教上有很深造诣的人物，并有阿倍仲麻亚等一批日本杰出人士在唐为官。这段时间也奠定了日本在文化、宗教、哲学等方面的基础，对日本的未来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内乱象，曾向日本求援，希望日本提供制造兵器所用的牛角等器物，日本国王准备齐当后，唐使率船队回航时遭遇台风，船队最终未能抵达，半数死在海上。日本人对“唐风”的尊敬和对盛唐文化的敬仰到现在依然未变，在日本十几次遣唐史的过程中诞生了日本真正的民族文化和宗教传统。日本结束遣唐史是因为唐在安史之乱后国力大减，在文化、宗教和制度上并没有多少值得日本再进一步学习的地方，但日本对唐的尊仰一直未变。这种“中华文化正统”观念一直延续到北宋政权。　　北宋初期因日本再次经历内乱，而日本的新政权对刚刚经历过动荡的中国的国家存在疑虑，所以并未与北宋立即建立外交关系。但随后两国在民间的贸易和佛教领域的交流不断，并有北宋富商遇海浪时被日本人所救，留日数年受到日本国王的礼待。后来，北宋主动出使日本，希望与日本建立国交。双方经几次使团来往，但因称谓关系而未能最终实现国交关系正常化。所谓“称谓”之争，就是当时北宋派使团赴日所送礼物，使用“赏赐”的意义，而日本当时视这种称谓并非正常的国家关系，因为日本并非北宋的属国，因为不平等，而且当时日本国已经较为强盛富裕，所以不建立外交关系也没什么大不了。到了南宋，日本开始重视对南宋的贸易顺差，在文化和宗教交流外在贸易领域与南宋交往密切。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蒙古灭了南宋。据日本学者记述，当时日本举国悲痛不已，甚至有当时的日本大臣建议，为了能保住“中华正统文化”不至于覆灭，而希望日本把国名改为“宋”，并接纳北宋旧部，当然，这个建议只是想当然罢了。　　元朝对于日本来讲，是个“敌国”。忽必烈曾派使赴日，希望与日本建立外交，希望与日本“四海一家”。但当时在日本掌权的北条幕府认为，蒙古人剿灭四方，派使来日也必是包藏入侵之心，所以未正面回应，而且开始准备蒙古人的入侵。其后，忽必烈再次遣虏获的日本官员带书信回日本，重申要求，并出言威胁，如果日本不同意蒙古“四海一家”的要求，就将出兵进攻。北条幕府与当时的日本天皇议事。因为日本对以唐、宋为代表的“中华正统”认同根深蒂固，在当时的日本文化和宗教界对元蒙对南宋的连年攻打而使“中华正统”文化日渐灭亡的事实痛心不已，所以对忽必烈要求与日本“称兄弟”的态度十分反感，对于崇尚佛教的日本幕府和国王来讲，这种影响深刻存在。所以，日本最后回书忽必烈，“我国至今不知道有蒙古这样一个国家”称，如果你要进攻日本，这种事情本不是可以知道结果的，也不是可以用武力来争取的。忽必烈大怒，开始了两次进攻日本的军事行动。　　第一次进攻日本，元军三万余人顺利登陆，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战斗，元军基本取胜，但基于日军采用小队方式进攻所以不了解日军的真实军力情况，而且在激战中，远路而来的元军也有损失，所以指挥战领怯战。连夜率部乘船返航，但途中遭遇暴风雨，损兵折将。但元军谎报军情，忽必烈以为此战元军取得决定性胜利，所以再度修书日本，要求日本臣服。北条幕府马上将元使团全部处死，并准备蒙古的再次入侵。随后，元朝灭了南宋，并开始第二次入侵日本。这次侵日元军共十余万，但日军也早有准备，元军在九州等地取得的阶段性胜利，但在进攻本州的时候，遭到北条幕府全力阻止，元军在海上发动登陆战，数日也不得进展，而在此时，台风来袭，尚在海上且毫无台风经验的元军随之溃败。随后，忽必烈病死，攻日之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到了明朝时代，朱元漳曾派使访日，要求日本治理困扰延海地区的寇倭。此时的寇倭形成主要有三部分，一部分是与朱元漳作战失败而流串于日本诸岛的中国其它势力的余部，比如张士诚部、一部分是朝鲜半岛的海盗，另一部分是日本的地方势力。但因为这些海寇都以日本九洲、朝鲜半岛等地为据点，所以朱元漳希望与日本建立国交的同时要求日本治理这些盘踞在日本诸岛的海盗。但当时日本国内发生动乱，诸侯割踞，朱元璋的使者遭到日本国内一支势力的斩杀，还回信奚落朱元漳。事后，朱元漳通过其它渠道知道了日本国内状况，而且也怕再重演当年元军攻日的失败教训，所以也未对日用兵。但下令禁海。　　足利义满家族在日本渐渐取得政权，为确保其在日本的政治地位，其数次派使赴明，希望得到明朝的支持和承认，并向明朝进贡。据现在新的说法，郑和在七下西洋的过程中曾有一次到日本，要求足利义满缉拿倭寇。足利家族同意，但捕获了一批张士诚余部向郑和部交待，同时得到了明朝的政府承认，明正式承认足利义满为日本国王，并重启了与日本的贸易。不过，随后日本再次进入混战，几支不同的势力都知道与明朝进行贸易对自己大有益处，所以争相希望得到明朝的支持与通商，并为向明进贡而获得支持不惜为此大打出手。然后日本进入了自己的“战国时代”，中日之间的官方交往又再次中断。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倭寇之乱。倭寇最早出现在元朝，当时主要是北条幕府为防元军入侵而组织起的地方武装，他们主要的袭扰对象是朝鲜。而到了明朝，中国内战的余部开始充当主力，他们盘踞在中国延海岛屿、日本南部诸岛和朝鲜南部一带，对明朝沿海进行掠夺。因为日本内战无力清剿这些从中国流窜过来的部队，而且明朝马上施行了禁海政策，日本地方势力因而得不到与明朝的贸易，所以形成了倭寇去中国抢劫而日本地方势力再与寇倭做贸易的形态。再过后发展，倭寇的形态又发生了变化，主要因为明朝的禁海令影响了延海商人的利益，所以明朝的商人开始组织海盗，比如当时最大的倭寇集团就是王直集团，因为这些中国走私商拥有足够的武装和对中国地形的熟悉，所以总有巨大的斩获，这对日本地方势力来讲，能充分弥补他们在通商方面的不足，所以当时日本地方势力对这些中国走私商还是持默许的态度，很多日本人、朝鲜人都加入中国走私商组织的倭寇集团。所以，倭寇的主要组织者和头目应该都是中国人，当然也有一部分日本武士也组织海盗行为，但从实力来讲，与中国走私商的海盗部队相比差了很多。继戚光抗击倭寇的事情人所共知，继率部将主要中国走私商所控制的岛屿收回后，倭寇之患就基本解除了。　　日本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国混战后，由织田信长逐渐统一了各派势力，其力量后又被其部将丰臣秀吉所继承。丰臣秀吉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对邻国怀有侵略意义的野心家。明万历年间，丰臣秀吉指挥20余万日军开始入侵朝鲜，因为在日本当时在与葡萄牙等欧洲海权强国的贸易中得到了火枪技术，所以其部队大量装备火枪，战斗力不但远强于朝鲜部队而且还强过仍以冷兵器为主要装备配备少许火炮和鸟铳的明军。所以日军在短时间内迅速占领朝鲜都城。这让丰臣秀吉野欲膨胀，并把其心中“天下”的概念扩大到明朝的疆域，其当时作了一首诗，诗中称日后将迎日本天皇定都北京，作为“关白”（日本实际统治者）的自己把幕府设在宁波。但随后朝鲜将领李舜臣在海上击败了日军，以及明军对朝鲜进行了增援使双方回到了谈判桌上，明朝有条件同意日本在朝鲜半岛拥有自己的影响力。但丰臣秀吉对海战失败难以忘怀又对谈判结果不满意，随后又发动第二次侵朝，随着丰臣秀吉病死而最终撤军。这次中日两国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前后打了六七年，最终双方均未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日本火枪在战争中的应用给了明朝一些官员较强烈的启示，并重点研究为什么堂堂天朝的部队在火器战斗力方面竟不如岛国日本。在随后的若干年间，明朝开始研究火器在军事中的应用，到明末时期已经卓有成效，据一些历史研究学者的文章称，当时中国火器包括火炮、火枪发展较欧洲水平差距不大，大约仅相差十年左右。但随着明末政府的日渐腐败以及李闯之乱包括最后的清军入关，颠覆了这一发展过程，中国最终的统治者的满清八旗军的装备又回到以骑兵和冷兵器为主的时代，依当时的说法是“马上得天下”。　　　　丰臣秀吉病死后，其部下德川家康夺取了日本的统治权。在明末清初，郑芝龙成为一个重要人物，他出身富商家庭娶了日本妻子，生子郑成功，他主导了当时中日之间的主要贸易。当时日本已经与葡萄牙、荷兰、英国进行贸易，并制造火枪和子弹出口欧洲，赚取贸易收入。而郑成功收复台湾时，就装备了日本制造的火枪部队。但当时日本的德川幕府对清军入关以及南明与清之间的军事斗争基本处于观望态度，虽然台湾郑氏家族与日本关系密切，但德川幕府并没有因此而与清朝交恶。相反，在清顺利完成统一后与之实现了国交关系正常化。德川幕府以及后面的江户时代，日本是比较注重学习中原儒家思想的一个时代。再到日本的幕府锁国时代，日本不允许老百姓与外国通商，但作为幕府可以对中国、朝鲜、荷兰三国通商，也说明了中国对于日本来讲，自始至终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力。　　鸦片战争到来了，日本因清朝府的割地赔款而举国震惊，幕府统治也开始不稳。十几年后，美国人的军舰开进东京湾，强迫日本签订不平等通商协议，鉴于美国“黑船”的船坚炮利和清国鸦片战争失败的前车之鉴，幕府被迫低头。这也成为日本国民倒幕运动的开始。　　又是经过长时间的内战，日本终于走到了权力回归中央的明治时代。而此时清朝的内部腐败和对外软弱已经不可救药。虽然当时在日本依然有人认为，在东亚要扫除白人的欺压，必须依靠中国的力量，但明治国王开始下令维新国家，并主力下放权力，按西方国家形态，建立了议会、政府和司法的有带有封建权威彩色的“三权分立”。从此，日本开始摆脱中国的实际影响而撤底将学习的目光投入英、德、美等西方国家。　　此时日本国内出现两种声音。一种是对强权的追求。他们认为清国已成朽木，但依然在日本面前以“中央大国”而自居，对日本存在歧视，对日本的维新变法成果也鄙疑，实在令人气愤。而在此同时，清北洋海军士兵在日本“买春”事件、并在闹事与日本警察发生群殴等事件，造成日本举国愤慨。他们认为清国在西洋人面前屈膝动辙就割地赔款，但在东亚邻居面前还趾高气昂，在日本的土地上欺负日本人。。。。。。造成了日本军队以及民间对清国的巨大仇恨。因为日本人看准了清朝欺软怕硬的实质，而又急于摆脱弱国形象，所以期待也如西方列强一样跟中国打一仗而为日本争得最大的利益，敲清国一笔竹杠，包括清的割地赔款和树立日本的国际形象。当然，既可以缓解当时日本国内出现的严重经济通货澎胀和失业率，也可以为以前的事出一口恶气。在这种想法下，日本政府给日本全民树立了或是纵容了“反清”、“仇清”教育，认为清国是阻挡日本进一步发展和强大的最大障碍。　　而另一种思想则是“联合中国”。因为出于对中国传统东亚大国地位的认同，以及对日本自身狭小国土和能力所限的认知，这部分人认为东亚最大的威胁来自于西方列强的欺压和殖民地政策，而东亚诸国的抗争目的也在于此；因为日本国土狭小能力有限，所以必须联合中国才能扫除列强。　　甲午战争的经过人所共知，清朝最终以割让台湾、山东半岛和赔款2亿白银作为代价而终战。当时清朝的议和官员是李鸿章，此人是日本方面指定的议和官员。其背景是李鸿章儿子的商号在日本有十余家分号，李家在日本政经界早就有很深的人脉，日本人知道李鸿章的本质，所以特别指定李鸿章为中方代表。虽然李赴日之时遭遇枪击，但最终仍签下了不平等条约。必须指出一点，晚清的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因为采取了更积极开放的贸易政策，所以各方面的财政收入均大幅度增加，《马关条约》签订时规定还款期限在50年，但晚清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全部还清。日本用这笔对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开始在国内普及义务教育、发展现代工业、充实军备。　　自甲午战争之后，晚清开始痛定思痛，按梁启超的说法“中国人4000年的梦被打醒了”。在吸取了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教训后，开始认识到人才的重要，而日本成功的教育经验开始为晚清当局所重视。从1896年中国派出首批留学生开始到1930年间，先后有十数万中国留学生赴日本学习，特别是当慈禧太后废除了科举制度后，中国私费留日学生人数进入高潮。从十几岁的官派小留学生到大批私费留日学子，当时的留日学生学习的内容方方面面，但以法律、政治、军事为多。代表人物从早期的康有为开始，到黄兴、宋教仁、陈其美、邹容、陈天华、秋瑾、徐锡麟、蔡锷、蒋介石、周恩来、胡汉民、戴季陶、廖承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李达、李汉俊、董必武、彭湃、阎锡山、何应钦、白崇禧、汪精卫、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夏衍。。。。等等等等。无论从保皇会、同盟会的成立、辛亥革命、反袁斗争、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留日学生都起过重要作用。可以说从晚清开始的留日学生，基本上谱写了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章节。就算到了日本侵华战争爆发，留日浪潮也未曾中断，当时的满洲国和汪精卫政府也派遣大量留学生赴日，这部分人多数学成回国，虽然在文革等过程中受到了不公正的代遇，但在新中国的建设过程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中国已故外交家乔冠华。当时日本对清朝的留学生是持支持的态度，因为当时日本希望改变中国积弱的问题，其目的在于能找到可以联合的东亚伙伴而反抗西方列强的压力，同时对于唐时代大量遣唐使的日本来讲，接纳大量中国留学生对其自身心理也是一个巨大的满足。　　在这个时候孙中山出现了，这部分日本人好像找到了希望之光，当时兴中会、同盟会都是在日本建立的，其主要成员大多来自日本的留学生，旅日华人对同盟会的贡献无论从人力还是财力上都是最大的。而日本人对孙中山的支持也无以附加，甚至其友人宫崎寅崎、犬养毅（后为日本首相）等人都倾全力资助和庇护孙中山。　　但“联合中国”的理性声音很快被日本军部的军国主义声音所淹没。日俄战争结束，不论从陆地还是海上，日本都取得了对老牌西方强国沙俄帝国的完胜。这让日本军部的野心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们相信有日本天皇的庇佑和武士道精神作为基础，加上日本日益强大的工业，不需要依靠中国也可以独立完成振兴日本成为世界强国的任务。而在朝鲜半岛之后，中国的积弱与肥沃广阔的土地成为日本军部眼中的机会。但军部也深知，以中国的广阔和深厚独立的传统，日本想老鼠吃大象恐不可能，最主要还是西方列强的强力干预以及国内主和派的反对，所以觉得让中国人去统治中国可能更好，在这种背影下将日俄战争的战果－中国东北最终在名义上交给满清后裔，成立了傀儡的满洲国政权。　　在日本两种不同思想的碰撞中，主和派一度占据上风，而主张“联中”的犬养毅组阁任日本首相后，更是对军国主义野心膨胀的日本军部形成了很强的扼制。所以日本军部也将其视为眼中钉，1932年五一五事件爆光，犬养毅遇刺身亡后，日本军部把执了日本国家政府的主控权，开始了全面的侵略路线。当时日本军部认为，只有日本才能带领亚洲实现“共荣”，中华民国依然是任人宰割的病牛，你若不去吃也会被别人吃掉，日本是个岛国，必须征服朝鲜、满蒙才能跳出岛国的限制，而当世界大战的纷乱年代，西方国家无暇顾及远东，此时正是一个大好时机。1927年的《田中奏折》将最终这种思维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并形成由下至上逐层推动的“国策”，成为连日本政府也无法驾舆的洪水猛兽，促使日本把自己捆绑在了毁灭自己的战争车轮上。美国作为日本最大的能资和资源供应国，对于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结盟感到不快，而且更对日本在中国的快速军事扩张而影响了美英利益而反感。所以决定逼迫日本从中国华北等地区撤军，不然就中断对日本的能源和源材料供应。被能源困扰的日本准备“南进”东南亚，而侵略英美等西方国家殖民下的东南亚，必将引起英美的反击，所以日本以偷袭珍珠港为手段企图先发制人，以催毁美太平洋舰队为既成事实来逼美国放弃东南亚的利益并与日本议和。但日本的想法落空，随既太平洋战争爆发。　　从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到两颗原子弹催生下的抗战胜利，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斗争打进行了14年，全面抗战打了8年。抗战结束后，在中国还有大量依照命令向中国军队投降的日本军人以及大量的伪汪和伪满部队。这部分日本军人多数被接收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军编入自己的军队，并在随后进行中国内战中阵亡，有的较为突出的成为教官，并最终回到日本。与此同时，在东北等地，有大量的日本移民无法撤回日本，我党给予了东北的日本普通老百姓妥善的关照，这部分人中多数在其后的几年中陆续转途回到日本，也有为数不少的日本百姓最终选择了留在中国。在中国的国土上还存在大量的日本战争孤儿，善良的中国老百姓领养和接收了这些孩子，几十年后其中很多孤儿回到日本，成为两国友好的坚定倡导者。　　日本在战败后，由美国的麦克阿瑟长驻日本，对日本进行了积极有效的改造，处理了战犯问题、改良政体结构、废除天皇实权、实行各地方自治、重建新闻体系、土地改革、分解财裁的巨头经营形态、解散军队，撤底消灭了军国主义存在的土壤，也为日本集中精力进行经济重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另外，要提一下战犯问题。抗战结束后，盟军向中国移交了200余名战犯，算上国共两军抓俘获的战犯共一千二百余人（印象中），除此之外在苏联也关押了部分日本人战俘。作为中国内战的胜利方，我党在对待这些战犯的问题上，应该是顺应国际形势的一种作法。中国内战结束后，中国马上被卷入朝鲜战争，并迅速与美国关系恶化的情况进行了二三十年。而此时日本作为美国桥头堡的地位开始突显，其重要性也开始上升，瓦解美日关系成为一个课题。所以，新中国对于日本战俘的处理态度也有了较大变化。在其后的几十年间，日本形成一种虽被美国控制但也被中国极力拉拢的角色。日本亲华议员访华，与毛主席谈到关于被关押的战俘问题，毛泽东的回答是，现在还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感受，如果有生病的可以马上回日本，其他人等到中国老百姓生活水平好了，民族感情变化了以后再解决。随后中国陆续释放了日本战犯，至70年代中后期，日本战犯问题全部解决。　　70年代初，田中角荣访华促成中日建交，赔偿问题成为重头戏。因为冷战中美国态度的转变，批准了《旧金山协议》，以及大陆与台湾争夺日本“承认权”的角斗中，台湾已经放弃了对日本的赔偿要求，所以在中央共识的情况下，周恩来宣布中国放弃对日本的国家赔偿要求。其实，在此期间，日本国内的反对声浪很大。应该说田中角荣的访华在某种程度上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甚至已经与中国建交的美国从其地缘战略考虑也不希望日本与中国建交并从中阻挠，从近期解密的美国历史档案中可以发现，当时对于田中角荣的访华，美国也大为恼火，尼克松的某位举世闻名的智囊痛骂“日本人是美国的判徒！”。但不管怎么说，中日顺利建交，实现关系正常化是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当时两国政府所愿意看到的结果。《田中角荣回忆录》中，其评价两国顺利恢复邦交的问题上，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的第一功臣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　　两国建交后，关系恢速得以恢复，很快全部解决了日本战俘问题。而这些在几十年中陆续回到日本的战俘在回国后有的出书、有的进入财经界也有的重新进入政界，绝大多数人和他们的门生、后代都成为中日友好的倡导者和支持者。1979年，中国开始经济重建，日本向中国提供了第一笔低息贷款，总额相当于中国当时的所有外汇储备。在其后的二十余年中，日本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低息、无息贷款和技术资金的无偿援助，总额占世界各国援助的一半以上，为中国经济的重新起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八十年代末，中国出现了风波，西方各国联手制裁中国，美国甚至扣下了中国的战斗机不还。在西方国家中，日本并没有跟其它西方国家一起起舞，也并没有中断向中国提供各方面的援助项目，随后又突破美欧重重阻力，第一个实现首脑访华，不论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给当时困难重重的中国以莫大的帮助，当时的领导人也都在不同场所对日本的态度和支持中国的行动而表示了感激。按当时日本的想法，日本虽然当时已经是名符其实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从六十年代末开始，在货币、贸易等问题上就饱受美欧制裁与歧视，在80年代又被迫接受《广场协议》成为日本经济泡沫的开始，并在九十年代初得以显现。所以，日本从根本上对美欧霸权主义存在很强大的抵触心态，而此时“联中”的思想依然在日本很盛行。他们认为，在美欧列国联合制裁中国的时候，日本只有顶住压力反过来在中国危险的关头支持中国，这样就一定会得到中国的感激同样也会获得中国的中国，这对未来的日本是件大好事，也是日本日后能摆脱美国控制的一个重要条件。　　但中日双边关系在九十年代后期急转之下，其背后的推手还是美国。九十年代的日本被称为“失落的十年”陷入泡沫经济破灭后的发展停滞，而此时日本国内滋生了较为严重的反美思潮，《广场协定》的签定令日本看到美国人对日本控制的本质。1995年，日美贸易战进入顶烽。在美国的压力下日元升值到了历史最高点的80日元换1美元，而美国还威胁向日本征收100%的惩罚性汽车进口关税。在此后的几年中，日美关系一直左右摇摆，美军潜艇在日本海域撞沉日本某大学的调查船使数位大学生溺水身亡以及驻冲绳美军强奸日本女学生的行为都激起日本国民的强烈愤慨。日本冲绳民众暴发了数万人反美国驻军的大游行，甚至冲绳民众有要求独立的声音。令日本心中对美国恨得牙根直痒。而此时中国也正因饱受美国长期制裁，和美国支持异见份子也存在严重的反美情绪。在此时期，中日两国在试图摆脱美国影响的问题上利益空前一致。此时日本与中国保持了亲蜜的关系，两人国领导人从邓小平时代到胡耀邦、赵紫阳以及九十年代前半期都与日本的领导保持了良好的互信。而日本向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技术合作和低息贷款也为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1979年到2004年间，日本向中国提供了1457亿日元的无偿援助，包括初级教育、医疗保健、交通设施、中国西部的环境保护、大学学习设备，并向中国的各级电视台提供了广播通讯设备，向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提供器材，并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大力的援助。除无偿援助外，至2004年度末日本还向中国提供了1505亿日元的技术合作，包括接收免费16839人赴日进修人员、免费向中国派遣各领域科技专家5376人次、派遣青年海外协力队员577人（包括长年在中国工作的专愿工作者）、提供各种材器257亿多日元、专向技术合作65项、开发调查211项，还向以西部为主的10000多名中国青少年发放奖学金。除无偿援助和无偿技术合作外，到2004年末（2005年3月前），日本还向中国提供了31331亿低息日元贷款，2005年度的贷款额为859亿日元。除政府间的双边援助，日本政府还大力通过国际机构对中国进行援助，日本是世界银行和亚洲银行的主要出资国，以及亚行设设置的亚洲开发基金、日本特别基金等在90年代的重点就是援助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日本对华低息贷款比德、法、英、美等其它发达国家的总和还要多，向中国提供的无偿援助也占中国所接受援助的60%以上。　　另外，中日两国的人员往来和贸易依存度也越发密切。日本自八十年代开始至中日关系恶化的21世纪初始终都是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连续十余年中国对日贸易保持顺差，日本也是中国最大的技术提供国和最大的投资来源国，这种情况直到中日关系撤底恶化的2002年才有所改变。据中国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的近期讲话内容，至2005年3月日本在华企业3557家，直接和间接吸纳中国就业人数约为920万人，其中很多在华企业还在中国建立希望小学、设立奖学金并积极投入环保等社会公益事业。至2005年末，在日本居住的中国人超过50万人，其中留学生80592人，占日本全部外国留学生的66.2%，还有就学生23482人，仅中国留日学生在2005年就已经超过10万人。而日本人在华常住人口也达到114896人。双方发达友好城市315对（至2006年2月28日），2005年访华日本人超过339万，访日中国人也超过100万人次。　　但中日之间的亲蜜往来，特别是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日两国在政治层面的靠近令美国感到不安，而因为美国因素在背后的作用也使中日政治关系在98年后迅速降温。美国不愿意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与世界经济速度发展最快的国家亲蜜的结合在一起，这种现象任其发展的结果就是会将美国利益排除在东亚之外。所以，克林顿看穿了日本有“联中抗美”的战略意义，并快速对东亚政策进行了调整。抛出“亲中疏日”的策略，先与中国建立了只在名义上存在的“战略伙伴关系”，然后故意疏远和冷落日本。并在与中国领导人会面时，主动提到“中美两国有联合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历史”还提到当时“飞虎队”为中国抗日战争所做过的贡献，好像当时“飞虎队”成员还访问了中国。　　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人的这招确实很有效。在中日两国之间下了一个楔子，一方面“协助”中国“回忆”抗日战争的悲惨经历、表示要与中国开始“战略合作伙伴”；另一方面提前敲打日本“没有你，我还有中国。”此时中国方面确实在没有识破美国人的险恶用心。因为中美建交时间也不长，对美外交没有足够的经验，而且美国作为世界头号强国，中国不愿放弃与之改善自89年以来都低弥的政治关系。所以，一厢情愿的“与美国拥抱”。　　美国人的做法和中国的回应都令日本政界大为意外。他们既恨美国人的老辣手段又对中国在关键时候放弃曾在89年以及其后数年全力支持中国的自己而感到失望之极。日本政府一直以为自己还处在邓时代的“帮帮亚洲穷兄弟”的友好感觉中，他们觉得对中国的发展建设提供了无以附加的援助和支持，并一厢情愿的期盼着与中国联手实现“赶走欧美强权”的百年梦想。结果中国却在日本对美外交最困顿的时候抽身而退，去迎合美国。这一点令日本从情感上无法接受。当时的日本政坛还是“亲中派”的天下，两国国民感情也好，但经过美国这么一折腾，中日关系热度大减。日本报复中国打起“台湾牌”，在李登辉访日等问题上向台湾放水，加上台独势力在日本政坛内部的长期经营在此时期开始发酵，中日关系开始走出“蜜月期”。98年中国领导人出访日本，最终以失败告终，个中原因不便细谈，但因为外交礼仪对日本国家形象是否尊重等问题引起日本政府和民间的极大反弹，本来基本可以得到关于日本侵华战争的书面道歉的要求也因此而被日本拒绝。日本的这个做法令中国措手不及，转而寻求美国在此问题上的支持。而站在一边看热闹的美国，觉得中日两国已经抓破了脸皮，于是好戏收场。又把中国踢到一边，不但不理会中国在二战问题上向美国寻找的支持，而且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入世提出种种障碍。反过来重提“美日关系对于东亚的重要性”，与日本开始协商《安保条约》并修改日本的《防卫大纲》，并直接把矛头指向台湾问题和扼制中国。此时，中国和日本两国才发现美国的真实用意，但为时已晚。因为中日两国在这几年的折腾下在历史问题、台湾问题均开始发酵，特别是政府之间已经结怨并迅速波及到两国国民的感情。　　进入新世纪，两国关系始终嗑嗑跘跘，2000年日本国内的流行词是“中国价格”，因为中国廉价商品大举登陆日本，令日本大量丧失了就业机会，这就是“中国威胁论”的起始形态。最早还是“经济威胁论”，但转到美国，就变成了全面的威胁论。到2003年，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基本已经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是从美国的迫来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小渊惠三曾治力于改善中日关系，可惜在位时间太短，而作为鹰派和台湾长期积极拉拢的森喜朗则对改善中日关系有点消极。小泉纯一郎上台后，也曾在中日关系的问题上做了很大努力，但因为他在参拜靖国神社的问题上始终无法放弃其竞选承诺而使两国关系长期陷入低谷，特别是以钓鱼岛为中心的东海问题被提到前台后，两国相互的敌意开始迅速上升。　　而在此同时，虽然两国有识之士和学者、经济界人士一再呼吁从民间改善两国关系，但事实情况是在政治关系缺少互信甚至相互充满敌意的前题下，国民感情也速度降温。从客观上讲，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中日两国的国民感情还是相当不错，北京亚运会上中国观众也为日本运动员而由衷的鼓掌和喝彩，而伴随日本的《阿信》、《排球女将》、《血疑》、《寅次郎的故意》以及高昌健的《追捕》等一系列日本影视作品的进入，中国民众对日本怀有友好的感情。而日本民众一直对中国传统文化有很深厚的感情，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的中国留日学生也受到日本国民的欢迎，很多日本老百姓无私的帮助过当年穷苦的中国留学生。这部分留学生很多归国后进入商界，还有一些留在日本或进入日本会社或独立经营，有的积极投身于中日友好事业中，他们是中日贸易发展和友好事业中不可乎视的力量。但随后因为历史问题两国民间感情开始走低。新世纪后，在日本国内先后出现了2002年中国黑社会在新宿枫林会馆枪击杀人事件、2003年中国留学生福冈抢劫灭门惨案、2004年大量出现的中国人假信用卡诈骗、福建犯罪集团连环偷窃等犯罪事件、2005年中国各地的反日大游行、亚洲杯赛上日本球队遭哄和日本球迷遭到中国球迷围攻的事件，以及靖国神社、东海等等问题的原因使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态度降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而中国的情况也是一样，从包括靖国神社和教科书在内的历史问题、钓鱼岛在内的东海问题、台湾问题等等也都成为中国民众对日本愤怒的原因。但必须强调一点，在两国民间相互反感的背景中，有不少虚假的杂音和因文化背景不同而产生的误会，比如以前的罗刚事件、西安某大学日本留学生表演，以及在互联网上传播的大量对日本的虚假报道都成为网络“反日”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反观日本方面情况也是一样，日本一些杂志、刊物为吸引读者眼球而对中国进行了大量的负面报道，都严重影响了两国老百姓之间的对对方的正确认识。2006年6月中旬《朝日新闻》引述美国调查机构的数据，称中日两国国民相互认为“没有好感”的比例都双双突破七成，这种现象的出现，显然两国媒体的不客观、不正常的报道取向是很重要的原因。　　只要仔细认识中日两国交往的人都会知道，日中两国合作对两国都有利，而日中两国的争斗不管从历史还是从现实角度来看，对任何一方都没有益处。目前中日之间之前存在了太多的问题，而眼前第一件就是政府和领导者之间缺乏信任，这使很多问题的解决无法得到开展。现在中日两国经济越来越密切，随着“亚元”的呼之欲出，中日两国的政治走向几乎决定了整个亚洲未来的命运。客观的讲，中日两国正常交往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来讲有百利而无一害，而且，历史发展的时间在是中国一方。客观理性的总结在对日交往中的经验教训、改善中日政治关系并使经贸关系和科技发展顺利进行对中国来说相当重要。　　中日政治关系被破坏，美国是幕后的罪魁祸首，但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现在美国在中日之间居然还在充当调停人和裁判员的角色，美国人现实而老道的外交手腕确实是具有传统东方思维的中国人和日本人所不能及。日后中日两国在努力改善双边关系的时候，切不可乎视美国因素的存在，也不能忘记美国在中日关系中所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唯有这样，才能避免类似遗憾悲剧的重演。　　在此也提重申中国目前的几项对日原则。　　首先是历史问题。这个问题是横亘在两国国民感情面前的一件重要事情。中国和日本都有自己支持的理由，那么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两国学者来进行探讨，本着客观和对历史真实还原的态度共同理清一些还存在争议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日本的正确认识也需要中国派出学者的认真对待，而不是只停留在互喊口号上。　　靖国神社问题中国应该坚持甲级战犯分祀的原则，但也应认识到日本宗教的复杂性和民族传统，领导人之间建立互信是非常关键的问题。　　经济上，两国互补性很强，但在技术、环保等领域合作空间依然强大，不能因为其它问题而影响两国在经济方面的合作。而在这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东亚主导权”之争，此问题的解决基础就是两国政府和领导人间的互信，取决于中国自身的经济是否能长期稳定的健康发展，使日方认识到未来的亚洲不是某一个的“主导权”之争，至少中日两国齐头并进、相互合作才是双赢的唯一出路。　　东海及钓鱼岛，建议中国进行冷处理，在台湾问题没有出现曙光之前，过早让东海矛盾激化对中国没有好处。　　而诸如日美安保下的台湾问题则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放在后一步着手，如果双方能建立互信并使两国经济发展更为顺利、国民感情有所好转的话，此问题的处理就会有更大的余地。　　　　通过中日2000年交往史可以看出，中日两国在千年的交通过程中正常交往、相互学习的时间占了绝大部分。而在唐、明的中日战争最终都没有阻止两国的相互学习与关系改善，甚至在甲午战争刚结束后，中国还能正确认识日本，学习日本的长处，并对中国近现代的发展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回顾历史就是为了以史为鉴，着眼当前，同时面向未来。中日之间现在问题很多，但远没有中日建交时的困难重重，举步维艰。在六七十年代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和努力下，中日两国能够实现关系正常化并把中日关系引入到一个友好合作的环境中，今天的这些问题似乎也应该让我们看到解决的希望。中日两国的政治家应该本着发展才是硬道理的原则和东亚的共同利益而去努力开创一片属于亚洲人自己的未来。　　　　作者：龙之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