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月前,远在贵阳的小娘舅走了,享年73岁。
1964年小娘舅从武汉医学院中医妇科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贵阳,支内。一个在上海长大的少年,带着十里洋场的记忆和眷念,在边远的山城渡过了一生。
外公外婆只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也就是我大娘舅,在1949年高中毕业后,参军赴台湾。小儿子,也就是我小娘舅,大学毕业后,本以为可以回上海工作的,但是却被分配到离上海更远的地方去了。外公外婆,尤其是外婆,心里当然不好受。这也许外婆愿意带我的一个原因吧。
小娘舅可以回沪探亲,但是次数不多,在我记忆中印象比较深的有两次。
一次是在文革后期。小娘舅一般是一个月来一封信,可是有一个时期,来信突然中断了。外婆很着急,她说外地兵荒马乱,不是文攻就是武卫的,要有个三长两短,可就……。每当念叨起这事时,她总是要说起带着全家从虹口安全逃难到租界时的故事。她的记忆中,文革的混乱和当年日本人打进上海时的情景好像没有区别。
后来,突然接到小娘舅从武汉寄来的信,我给外婆念信时,她才松了口气。原来小娘舅想利用探亲的机会,到武汉母校去托托人,看看有没有机会调回武汉。当时,他是一心想要往回调,只要离上海近一点,哪儿都行。当小娘舅坐船到上海时,外婆才松了口气。我当然不太懂大人们的苦衷,还问过小娘舅:“调动工作的事有眉目吗?”他回答说:“谈何容易”。那个时代,老百姓的结论都是这样。
一天深夜,小娘舅突然从恶梦中醒来,抱着外婆,失声痛哭。外婆什么也没说,只是拍着他的肩膀,轻轻地拍。等到他平静了,才问他做了什么恶梦。外婆曾经也对我试过同样的办法,把梦说出来,恶灵就会散去的。小娘舅说,他看见一个老虎,张大着嘴,向他扑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人在葬礼以外的场合中痛哭的情形。
第二次,是1980年代中期,生活稍微有点生气了,小娘舅带着妻子,在上海住了一段时间。他带我去南京路,如数家珍似地介绍那些老字号商店的逸事趣闻,尽管我对那儿已经很熟了。他还带我去天蟾舞台听京戏,戏目是新编历史剧《谭嗣同》,花脸,老生戏。
在将要返回时,他出事了。晚上在我家喝了点酒,回家走夜路,被不平的路绊倒了,伤得不轻。他是大夫,知道自己的伤势,在上海的医院做了一下紧急措施,就带着绷带,赶回贵阳,在自己的医院做手术。
上海到贵阳的火车要花三夜两天的时间,为了照顾小娘舅,我也坐上了列车。到了贵阳,小娘舅就直接住院做手术,手术和康复都很顺利。一个星期后,我离开了贵阳。在贵阳的几天里,我似乎有点理解了小娘舅做恶梦的缘故了。
嗜酒,因为在贵阳,每天喝烈性好酒,又喜吃辣,患脑溢血去世,亦与酒有关。爱听京戏,喜欢唱一些马派老生的片断。爱发牢骚,酒后更甚,常咒某某人死无葬身之地,等等。
(20070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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