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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乌鲁木齐到东京|第十一章

龍昇 (发表日期:2023-01-15 19:17:03 阅读人次:55285 回复数:0)

  第十一章 大观楼营业部长

  
福冈是个古老又年轻的城市,是个美丽又安静的城市。青青的群山从三面环绕着它,它又弯出长长的双臂,紧紧地搂着蓝蓝的博多湾。青山上流下了多多良川、御笠川、那珂川、通井川、室见川,淌过市区注人了蓝蓝的海湾,其中的那珂川将城中心分成了福冈和博多两部。

  
没听说过福冈的中国人,可能知道“奴国”“遣唐使”“神风队”吧。福冈地区就是古代的奴国,博多港就是古代日本遣唐使的出航地。日本历史上唯一受到外国侵略是在中国元朝。七百年前,元帝忽必烈两次派遣数十万蒙古大军进入博多湾,先锋甚至打到了福冈市内,却不料一夜台风骤起,大海吞没了后援大军和舰队船支,登岸数千人被俘斩首,在今日福冈留下了几座蒙古塚。日本人管那风叫神风,二次大战后期的航空兵敢死队就被命名为神风队,但那次“神风”未卷,让美国军队在九州登了陆。

  
我第一次来博多是八一年一月,是爸爸带我来的,他是来对忙完忘年会的博多大观楼全体员工表示慰问和做新年训话。那时,从博多驿到西区的侄浜的地下铁路还在施工,大观楼面临的大博多通(路)整个是一个工地,店所在的祗园周围是许多考古发掘现场。后来我知道了就在大观楼旁边,挖出了一个直径九十公分的古井,从那古井中发现了二百五十多件中国陶磁器。内有龙泉窑的青磁碗碟,同安窑的青磁白磁和陶器,还有景德镇的青白磁,都是十二世纪的产品,比忽必烈的蒙古大军来得早。

  
说福冈年轻,是因为虽然福冈武士和博多豪商出现的历史悠久,但它建市还不到百年。日本人是知道博多的,知道博多织、博多人形、博多鱼、博多美人,知道二战后从大陆撤回的日本军队和平民是在博多港中转的,知道新干线的终点是博多驿。但至今仍有人从博多驿下车后打听福冈在哪里?其实他已经站在福冈市了。福冈市是双胞胎都市福冈和博多的总称,两地形成了今日中央区和博多区,它的早良区、南区、城南区背后是山,东区和西区就是紧抱博多湾的双臂。

  
福冈只有一百二十万人口,它没有东京、大阪那样繁华喧闹,它美丽安静,却有大都会的一切机能。常有从上海等中国大城市来人,初到此地就问我,这里怎么跟乡下似的?但当我给他们介绍福冈空港每天起降的飞机架次比拥有一千二百万人的上海还多,带他们看过这里能办得起亚运会甚至敢向奥运会挑战的一群群体育场馆和设施后,他们不那么想了。福冈是年轻的,是朝气蓬勃的。

  
八一年初到福冈,走马观花。八三年开始,每到十二月忘年会大忙时期,爸爸都派我来博多大观楼。到八六年我被派来管理这店时,地下铁一号线、二号线都早已通车。大博多通(路)上的工地不见了,划上了八道行车线。祗园周围的考古发掘现场只剩下两、三处,从博多驿到祗园驿的一站路两侧,立起了一栋栋现代化的高楼大厦,驻进了大保险会社、大银行、大饭店、大电器电气电机会社、日本和外国的航空会社、旅行社、商社……”。被大观楼租了十一、十二层的祗园大厦和博多驿前的朝日大厦是这条街上最早矗起的大厦,八一年我站在大观楼大厅里能看到近在眼前的博多湾和福冈空港已经望不见了,好快的发展速度!

  
八六年春,爸爸将我叫到代官山家中,他对我说:“你已在厨房三年,跑堂三年,可以委以重职了。我决定派你到博多店,那店最大,赔钱也最多,最伤我脑筋,如今我跑不动了,你去管理吧。你已去过三个冬天,问题在哪里应该清楚,希望你能将那赤字店变为黑字店。”

  
东京妈妈也郑重地对我说:“你爸爸希望你把那店搞好,然后在那里搞一个独立的会社给你,我同意。”

  
博多大观楼的基本情况我知道:它占据着祗园大厦最高两层楼面,共六百三十坪,近二千一百平方米面积,房租和公益费每月七百余万。初开张时的员工有六十人,现在是五十人,每月工资近千万,材料费千万多些,加上水电瓦斯、交通通讯通话、洗染清洁绿化、宣传保险有线广播、机械维持维修,负担总社开支……,每月的总支出是三千六七百万。而年商和副收入为四亿元,计算起来,博多大观楼每年亏损近四千万,因此是整个大观楼株式会社的一个沉重的包袱。

  
那里的第一把手不叫支配人,叫部长,也是名古屋大观楼株式会社的专务取缔役,名叫星野俊吉。他给我讲过店的历史:博多大观楼设立于七五年,设店时的内装和厨房营造花了二个亿,压在房东指定银行中的担保金是六千万。那店原在东京大观楼名下,但因开店两年就赔了个稀里哗啦,东京妈妈要求爸爸将它转到了名古屋大观楼名下,因为有着许多大店,有着顺子妈妈的名古屋会社很赚钱。星野的前任时代销得少,人员多,赤字达五千万,几乎要吞没了名古屋各店的利益,他来之后,经过几年努力才将赤字降到了四千万。

  
星野是位大学毕业在饭店工作多年后来做餐厅管理的,精明自负,深谙事故。爸爸在他将赤字降低时曾想将店送给他独立经营,他没接受。他告诉我这样大的赤字店要独立,没有强大的后援,没有殷实的存底,碰上两个月不景气,房租工资贷款一周转不开,就会完了。到那时即使想关店都无能力,因为那时要按租赁条款规定,将店中设施装璜折除清理到天地四壁都见水泥的原貌,要发放员工数月工资的退职金。那两笔费用,六千万的担保金不够

  
我曾问过他说早要预计到是这样的话,不开博多大观楼就好了。他说当初爸爸名气很大,房东再三邀请,银行主动贷款,他有着开一间店三年就能赚回本钱和有二三十家黑字店支撑的信心,就开了起来。后来也曾想关闭,但它是全会社最大最气派的店,能给大观楼争面子争名誉,就留了下来。所以,现在是热饺子整个儿地吞在嘴里,吃着烫又不能吐。

  
爸爸对我的期望是真心的,东京妈妈的话看来也是真的。星野的话不可不听,但我得有信心地“明知山有虎,非往虎山行”地将博多店搞好,我应下了爸爸妈妈交待给我的任务。

  
不久,他们带我第一次参加了在名古屋召开的取缔役会(董事会),在会上宣布我出任名古屋大观楼株式会社取缔役部长,赴任博多,而星野调回名古屋管理丰原大厦的本店。顺子妈妈早已和爸爸离婚,爸爸顺便对出席会议的全体役员做了拜托,请他们把我当做会社后继人地帮助和严格监督。

  
到目前为止,我仍是一年一次地在出人国管理局延长在日本的再留资格,管理那么大的店,我得有个相应固定而又能在日本各地移动、能和任何人打交道的身份。日本给外国人的永住权,绝大部分是针对战前战时被强制来的朝鲜人、老侨民和他们在日本出生的子女,或者是有日本人配偶的人,后来,增加了不入日籍的日本在中国的残留孤儿等。我算是中途来日的新华侨吧,以我爸爸是日本籍,比起申请永住权,我还是申请加人日本籍容易些。爸爸看着东京妈妈的面孔,先提出要我去申请。妈妈告诉我,法务局的诸多调查之一是要征得她和她所生的孩子们的同意和签字。她的话透露给我说她们将表示同意,那是她对我长期考察后得出的信任,也是一种恩赐。

  
八六年春对我是繁忙的,是命运之春。我跑了行政书法士事务所,东京华侨总会,最后在法务局递交了加入日本国籍的申请和接受质问。我被告之如果会被批准的话,将是一年半后,在这段期间中尤其要遵守日本法律,特别是开车时要谨慎,不能出事故。也是这年春,春子小学毕业,升人了中学,冬子上了四年级,我和杜彩凤要分别参加她们的开学典礼了。和杜彩凤结婚十四年,不在一起生活的时间有一半,现在我又要离开她去博多,这在日本叫做单身赴任。福冈东京相距千公里,跟上海北京似的,但我被允许一个月回家两次,坐飞机或新干线都行,祗园大厦里有旅行社,可以卖给我和火车票差不多价格的飞机票。

  
我们一家四口到上野尝过樱花之后,我单身赴任来到博多。

  
博多大观楼占据着祗园大厦最上面的十一、十二两层。十二层是可容三百人进餐的大厅和十个大小单间,单间由一寸厚的梨木雕花板隔开,如将隔板顺着天顶的轨道全部打开,整个大厅就成了可以举办五百余人鸡尾酒会的大宴会场。二百平方米宽的厨房里设有二十五个各式瓦斯钢灶、蒸笼、烤箱,十个工作台和冰箱、冷藏库、冷冻库和可以推进车去的仓库,置放洗碗机的地方跟个小车间似的。十一层是铺着榻榻米的和室,固定的雅室置一台桌两台桌而已,其它房间的隔板可以卸下,最大可变成两间各容二百人的大和室。这里还有神社、摄影室、更衣室和社员休息室。十一层也有洗碗室、冰箱和仓库,但没有厨房,这里的饭菜是从十二层厨房里的四部升降机送下来的。

  
店中员工分别是部长一人、支配人一人、副支配人两人、会计三人、出纳一人、营业三人、厨师十七人、洗碗工四人、打杂二人、女服务员十六人。当我第一次面对四十九名部下做朝礼前,心中是忐忑不安的。我已经四十二岁了,已过不惑之年,但出生至今,都是别人管我、监禁我、命令我,我会管人吗?尽管店里大部分员工已经熟识,那是几次忘年会帮忙时交下的朋友,今天他们是我的部下了,他们会怎样期待和对待我这个上司呢?我曾想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式的训话,但看到恭恭敬敬地站在面前的几排人的脸,我脑中浮出了二十年前在新疆被枪杆子押着强制劳动的情景,我将措词改了:

  
“诸位,从今天起,我将不是临时,而是要长期地和大家一起工作。希望你们把我看成会社派来的责任者,而不是看成社长的儿子。你们在工作中和当着客人叫我部长,私下里可按原来叫法称柳桑。

  
“众所周知,我们店还存在相当大的赤字,但这责任不在大家,通过几次忘年会,我看到所有人都在忘我地工作的。搞餐厅靠得是味道、服务、环境气氛三项,我到市内几家大的中国料理店转过,我们和哪家比都不逊色。我想的是要将我们店从不逊色搞成拔尖的,希望大家协助我。

  
“我将在外交上努力,争取更多客人,但我更注目在减少开支上,用中国话说叫开源节流。具体做法,我将在具体工作时分部门指出。

  
我是从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来到自由社会的日本的,也许考虑问题方法还没全变过来,但我将在工作中执行会社的制度,在生活中执行民主平等。大家在工作中有好的建议或生活中碰到困难,请随时告诉我。最后,我想改变一个习惯,除了会客时,不必给我倒咖啡茶水,我自己来。以上,请多关照。”

  
这篇不象样的朝礼讲话,后来被证明有很成功的一面,它使我保持了和员工们的亲近感。但最后那句免去女职员为我倒咖啡茶水的话却是个大大的失败,它让我失去了在日本做为上司必须保持的架子和威严。

  
我是搞了新官上任三把火,不是针对部下,是自己搞的。第一把火是先走访了房东、供货诸业主和长年顾客,为得是将房租和进货价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线上,为得是拢住前任部长已经拉住了的大会社和特殊客人。第二把火是认真仔细地查了历年帐目,首先发现了有批拖欠了十来年,超过一千万的赊帐,我磕破头地去讨回了大半。再就是发现了许多不是用在客人身上和店中业务上的交际费和经费,我把它砍掉了。第三把火是遇到有退职的人后我没重新招聘,而是做了人事调整,厨师和服务员保持原数,少掉了一个副支配人、一个会计、两个搞营业的人。

  
这三把火使店里在进货客源保持稳定,减少了开支,竟令第年就将赤字减少了一千万,第二年又减少了一千万。第三把火点得狠了些,那段时间有位国内来访问的大酒家总经理对我说,他们店也是千席规模,员工全部是一百六十人,他惊讶我们的四十六人。想想我们的员工太勤快刻苦了,我还减掉四人,是否太黑心?我和那位国营酒家总经理做了各部门的比较:原来他们的一百六十人中有二十名干部,其中五人脱产半脱产。采购人员占了七名,搞营业的竟占了十二个人。搞营业即搞外交宣传,他们怎么用得了十二个人?总经理说还不够用,原来十二个人都有分工,分别对付税务局、卫生局、房管局、公安局、水、电、煤气公司、饮食服务公司,甚至有一个劳改出来的老玩儿闹被请来对付小流氓地头蛇……。我笑了,心宽了,我在日本这些人这些部门都不必对付,我只对我的上帝——客人搞营业搞外交就够了。大观楼会社总共近千名员工,只有我爸爸一个人是脱产的,博多大观楼的四十六人全是“现役军人”,少了一个付副支配人,我让支配人兼管十二层、另一个副支配人管十一层,够了。营业的少了两个,我和留下的一个去搞,够了。会计原有三人,为的是有一人倒休,我替她们倒好了。我被派往博多大观楼任部长时的工资,从在新宿大观楼当卜役桑的二十五万翻到五十万。当博多店的赤字从四千万减到二千万时,我的工资升到七十万。但我没能每月回两次东京的家,而是每月仍休息一天,星期六晚上乘最后班机回东京,星期一早上头班机返福冈。

  
又一次朝礼时,我对着人数减为四十五名的部下们说:“诸位,经过大家两年的齐心合力,我们店取得了好成绩,奖金也有了提高。我们仍是赤字店,仍是全会社的包袱,但是这个包袱变小了。这是大家努力工作、节省开支、从一滴水、一度电、一片菜叶、一根牙签、一支铅笔中节约下来的。我们减少了四名员工,他们该做的事大家分担了。会社和社长要我代表他们感谢大家。这两年来,我们是从处于守态中取得的成绩,现在店里稳定的很,应该是主动出击,争取更多、要求更高口味和服务的客人了。我定了个目标,再用两年消灭赤字,争取在九O年将我们店变成黑字店大家有信心没有?”

  
“有!”

  
是一片雷动之掌声,是战士出征的誓言。我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从内心里佩服日本人集体观念之强烈。

  
我接手博多大观楼是在四月底,樱花盛开,春意浓浓,眼看到了国家假日多的结婚季节。中国的结婚季节多集中于“五一”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日本也是这样,一春一秋。

  
做为一店之长,我要操持整个儿结婚式典的进行。自到日本我仅出席过二妹尚美的婚礼,那回的礼仪都是东京妈妈指点的,这回颠倒了一个个儿,是我要安排和指点别人。在新宿大观楼时,店里也常接大型结婚宴会,但都是在阳光饭店的会场里举行,我们只管送菜到场后。我心中没底,很是不安,是硬着头皮和已有两三年经验的支配人、副支配人商量着干的。

  
接到一个婚礼的预约,首先要跟新郎新妇及他们的家长商定举式、宴会的时间、规模、规格、回赠来宾的礼品,印刷请柬、座席表的格式,再要用专车送他们去与我们定有合同的礼服店照相馆去选定礼服婚纱和照相内容,再要会同专业司会者讨论制定行进表。婚礼前一天晚上,要花费相当时间精心布置会场,厨房里也加班提前将宴席菜配好置人冰箱。所有婚礼大多选在一个吉日的正午,举式在那之前一个小时,新郎新妇更早地在十点前就来店里换礼服,我们主要服务人员则要更早。

  
开始了。我和支配人们早已穿着黑礼服,戴着雪白的纱手套在十一楼恭候着新郎新妇和他的亲族们,恭候他们更换礼服,引导他们去摄影室拍婚照,引导他们进神社举行仪式。然后匆忙跑上十二楼招待来宾。正午,新郎新娘和他们的父母,媒灼人夫妇来到宴会厅门前的金屏风前,迎接客人入场。

  
从那时起,我和支配人、副支配人开始分工。我管进行,支配人管音响、效果,副支配人管灯光照明。站在厅内司会者身旁的支配人用套着白手套的食指给了站在场外的我一个信号,表示宾客全部就座,一切就绪。我同样竖起食指,给站在中场的副支配人一个信号,于是天井的吊灯照明灯齐灭,只一柱舞台灯光射到厅门,乐师在电子风琴上奏起《结婚进行曲》,司会者以幸福动人的音调宣布新郎新妇人场,我第一个踩上了长长的红地毯,身后依次是媒灼人、新郎、新妇、媒妁人令夫人。他们按照我的吩咐,按照我的步伐和速度走上的红地毯,按照我的白手套的指示坐进“高砂”席位。

  
下面是司会者请媒灼人,来宾代表讲话。来宾话毕是新郎新妇切婚礼蛋糕,那也要奏乐的,我将系着红缎带的刀交给新娘握住,让新郎将手按在新娘手上便闪在一边,乐曲前奏完时我在他们背后轻声指示:“入刀。”此时台下掌声雷动,闪光灯劈哩啪啦,新郎新妇沉人了幸福的高潮。我得提醒他们:“面向左”、“面后右”,让所有拿照相机、摄像机的人都拍下他们美丽欢喜的笑颜……

  
切完婚礼蛋糕之后,一位年长的亲族唱祝贺的谣曲。谣曲总共是三段,唱完两段,我给各台旁的服务员们一个暗示,大家都拿起了一瓶香槟酒。第三段谣曲音刚落,齐刷刷“呯”地一响,香槟开启,披露宴会开始了,我跑向了厨房。

  
下面的一切都跟我二妹尚美结婚时一样,新郎新妇退场换礼服婚纱、照相、再登场、再退场更衣、读贺电、打幻灯、即兴表演、卡拉OK……,一搞两三小时。其中,新郎新妇第二次登场时,支配人打出了冷气制造的云雾,把他们衬托的如天仙下凡,第三次登场时,我在黑暗中引导他们点燃了各台上的腊烛,又掀起两次幸福的高潮。我搞的结婚披露宴增加了一个新鲜节目,即在结束之前向新郎新妇和媒灼人夫妇赠送了纪念品和礼物,作了一分钟的祝词用的是中国话,由事先拿到日文稿纸的司会者做“翻译”,那给宾客们留下了一个印象,让他们记住了是在中国餐厅里参加的婚礼。

  
新郎新妇和宾客们是幸福又兴高采烈的,我们服务人员是精神紧张的,送走最后客人和亲族们,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都会来个“八蛋 Q(累趴下)”。

  
几场结婚式披露宴做下来,我不由地对电影戏剧的导演尊重起来,觉得操持安排婚礼就是在做导演。我得导演新郎新妇的步姿坐态,让他们在切蛋糕时笑,让新妇在给她妈妈读表示感谢培养了她长大成人的信时哭。当然他们自己会笑会哭会走会坐,我们要用灯光、音响、布景、效果、暗示等来给他们制造气氛、渲染情绪但同时我也憎恨自己和可怜起新郎新妇来,人家恋爱结婚是幸福自由的,干嘛要在这最幸福的时刻受我的摆布?在安排婚礼进行时,我是非常认真的。但我并不羡慕人家那华丽的婚礼,我在指点新郎新妇该点哪个台子上的腊烛时,常想起自己结婚时没有仪式和庆宴,觉得那也挺好。

  
不信仰任何宗教的我却是见到神佛圣主都拜,我没研究过任何一教教义,但确信他们都教人为善,能解世人苦难,所以都拜。刚到东京时住目黑区,在除夕岁首相交的零时,我学日本人的样子,也去有名的明治神官参拜,那叫“初谐”。后来在港区的芝住了五年,近处有座也是有名的增上寺,便改为元旦去那里就近拜佛。到福冈后,有时开车去大宰府,那里有相距不远的天满宫和观世音寺,我两处都拜,这才发现自已多年将宫寺混淆一起认识的错误。查了《广辞源),方知神宫是神的官殿,神社是祀神道的神的,而神道是日本古来固有的民族信仰,它并非佛教。向日本人和书本进一步请教些神道的知识,谁也说不出神道起源于何时,也说不出神道的经典、教义和戒规,有人甚至说根本就没有,甚至同一神社的祭神可以换来换去。再有,神道的神不是特定的某几位,而是自然神和祖先,即是世间万物和人。人当然是死人,它们都在空中浮着,灵就是神。那么,凡是被尊敬的人和祖先都可成神,神越来越多,于是就有八百万神之说。神道在日本不显山不显水地却又无处不在地存在着,信奉神道的人可以说有二百万,也可以说有一亿。这不是很混沌很朦胧很含蓄矛盾吗? 这是日本人本质的一种表现吗?

  
仔细看了神宫神社里相当于寺庙里和尚职称的神官穿的袍服,它是日本固有服装,但在我眼中竞觉得象是儒释道的合裁合缝。想验证自己的感觉,没在服装上得出结论,却发现神道还真颇与儒释道教有关系。原来神道被浸透着儒教和被称为阴阳道的道教的东西,更混合进了佛教的要素。历史上真有过佛教神道不分的时代,到了明治维新时有过神佛分离令,想将佛教清扫出神道,但是执行的不够彻底,所以至今不少神社与寺院相邻同存。上个世纪,为扫清佛教和中国的影响,推进复古神道的神道国学者却将基督教神学的东西移花接木引了进来。进而产生了天皇为最高神的国家神道,二战后又因美国占领军的政教分离令而取消。这些混合和变化,被人形容成可以换衣服的人形偶像,佛教传来时可以穿佛衣,要表现道德准绳时则可以穿儒衣,因此,神道极富有顺应性。

  
那就是我觉得有趣的东西。日本的民族、文化、语言,乃至现代科技、精神不也是这样的吗?古代吸收了许多中国的东西,近代之后吸收和仍在吸收欧美的东西,混合发展成了日本的东西,这样混合发展又复古,神道成了一种祭祀、祭典和行事的宗教。

  
所以想了解些神道的事情,是因为我管理的博多大观楼里也有个小小的神社。日本人的结婚有登记、入籍、举式、披露宴、蜜月旅行等事。举式有在教堂、寺庙进行的,而大多数是在神社进行,那叫神前举式。有些大饭店大餐厅在具备婚礼宴会厅之外,还相应地有摄影室和神社,以便举式后立即移动到披露宴会场。我们那小小的神社有四十平方米大,正好能容下新郎新妇、媒妁人夫妇和双方家长亲族。小小神社和大神社一样供着镜、刀、勾玉,举式时再供上米、酒、鲷、盐、水、水果。

  
神是在空中浮着的,举式时由神官和巫女祈唤神降临在镜、刀、勾玉之中,为婚礼作证和祈福。神官又称神主,是祭神时的主要人物,负责祝词。祭神时的副手叫巫女,是奉仕神、行神乐、做祈祷的。我们餐厅不可能供养得起专职神主,都是有结婚式时从一个小神社请来的。巫女本应是处女,现代日本从事巫女的少了,条件也降低了,不是专职的只求年轻也可,我们店则是从女服务员中选两位年轻貌美的充做巫女,只须穿上店内自备的白衣杏裙、梳上古式马尾发即可,她们的任务是用录音机放神乐关神乐,给新郎新妇和众人敬斟神酒等。

  
固定到我们店来的神主大萱田,是我前任的前任指定的,现在已经很老了,他人生的矮小干巴,穿神衣显得臃肿框当。耳朵发背,听不清别人讲话,喉咙里的发音混沌含糊,别人也听不清他的讲话。我总想知道他在神社里诵颂了什么词文,举式时服务人员进不得神社的,便拜托扮巫女的女服务员美智子替我听。

  
美智子三十多岁,耳聪齿利,竟也没全听懂神主大萱田的话,但她记住了一句,说是大观楼神也在为婚礼做证和加护。我们店里的人还没人知道大观楼也是神呢,店里的小小神社还没名字呢,那它就是大观楼神社啦。

  
我被神主大萱田的那句祝词所感动,那增强了我的责任感。许多对年轻人在大观楼结的婚,大观楼神为他们证了婚保了幸福,我得努力将店维持和发展好才对得起他们。冲那句话,我没辞退老眼昏花的大萱田去另聘新神主。

  
秋天的结婚高潮来了,一次神前结婚式的前日晚,大萱田的弟弟打来个电话说他哥哥得感冒病倒了,急了我一跳。那弟弟来个大喘气之后,说叫我放心,因为他也是神主,会准时替他哥哥来执掌仪式。

  
从未见过面的大萱田的弟弟的声音在电话中听得清楚明白,但我不敢掉以轻心,亲自去更衣室看他换上兰缎面团金花的神服,端详了一番他的神采。神主大萱田老二身材略高,也是干巴巴的,装束起来和他哥哥一模一样,走路也摇摆中带有隐重,令我将揪着的心放了下来。新郎新妇已经去摄影室拍纪念照去了,大萱田老二是初次来店,我叫上美智子和另一位扮装的巫女引他去就位。

  
他们刚刚进神社,电梯里闪出了神主大萱田,熟路轻辙地走向更衣室。我忙追去将嘴贴他耳朵上问:“神主桑,你病好了吗?”

  
神主大萱田瘦弱的脸上难得地堆出两片猩红,分明是还在发烧。但他一边摇手协助着混沌含糊的声音告诉我说没关系,还一边麻利地抖出带来的神衣更换。我阻止他说:“你病没好,你弟弟已经来了,在神社里,你就不必了。”

  
他仍是耳背,一发烧更背,我不得不大着声音重复了两遍。他觉得很奇怪,也将舌头理正大声给我说了两遍话,说他不知道他弟弟来,也没托过他弟弟来。两遍话完,他已袍整冠正,被我拦也拦不住地走出了更衣室。这时,新郎新妇的双人照,单人照已毕,副支配人正在招呼客人休息室中的亲族们去摄影室拍合影,我不能当那些人面急如风火地去追神主,眼睁睁地望着他进了神社。

  
我先迈着礼步从亲族们身旁经过,然后是跑着进了神社的,神主大萱田正和他弟弟大萱田老二面面相觑,我们的两位巫女也惊得大眼对小眼,整个儿一个真假包公戏。我上前劝老大说你重病在身,还是让老二做仪式吧。这才引起他们很有礼貌的争议。老大不干,说自己顶的住。老二也不干,说一为哥哥身体,二是自己既已来了就不能白跑。一个集体合影,摆来摆去大约十分钟,哥儿俩争就争了五分钟,眼看神前结婚式就要开始,神社里只有一个神主的案儿,怎么也得请出一个去呀,我急出一脑门子汗。

  
正这时,神社门被拉开。我的热汗变成了凉的,是新郎新妇和亲族们要进来了?奶奶的,我眼花撩乱了! 门上又进来一位神主,跟神主大萱田和神主大营田老二长得差不哪儿去。他也先跟里边的两位来了个面面相觑,然后惊问老二:哥,是我打的电话,你怎么来了?嘿哟,这位是神主大萱田老三!

  
我我是哭还是笑都来不及了,我限定仨小老头在两分钟内说清这是怎么回事和决定出由谁来执掌仪式。口齿不清的老大不吭气但不肯主动退出,还是老二和老三把问题说清了:老大生病卧床睡觉,老三自做主张打电话给我说他来代替,但他在另一结婚式场有预约,老二算计老三赶不上大观楼的时间,便又来替他,谁想老三那边事一完,不更衣冠地坐着出租车来了,把时间神算得恰到好处。

  
限定的两分钟已超出,经过也清楚了,人选尚未决出,但隐隐听出三位都有想要这场仪式的谢礼。得做出决断了,我宣布:大哥有病,三弟赶得累了,由老二做,店里付三份礼金。

  
我以带白纱手套的手急急地向老大和老三做了个“请”的手式,让他们乘人们进神社之前快快离去。但那同时,我看到我们的支配人弯着九十度的大躬,也以戴白纱手套的手做着“请君入内的手式。支配人和副支配人都认真地掐着时间在引导客人的行事,他们都没注意到曾有三位神主跑进神社。现在新郎新妇和亲族们按照支配人的手势,再有几秒钟就要进来了,我绝不能让他们看到里面有仨一模一样的神主,也不能让他们看到有两位神主突然从神社里跑出去,那都会吓坏客人,冲了举式。

  
这神社里一面是神龛供桌,三面都是贴墙挂着围幢,正大光明得没有任何隐蔽之处,仨神官傻了眼。真是千钧一发之时,我急了,冲俩巫女命令道:“把他们塞围幢里去!”美惠子她们俩很懂我的意思,拉起大萱田老大和老三,撩起神龛两边的围幢尽头,将他们塞了进去,正面墙两侧就像立起了两根柱子。我命令他们在里边不准动弹不准出声儿,返身迈向门外,正好迎进来新郎新妇和媒灼人,好惊险。

  
我临时和支配人交换了位置,叫他去十二楼迎客,我则在神社门口焦急地踱步。举式完毕,新人亲族刚走出神社我就冲了进去,俩巫女掀开了围幢,我看到大萱田老三顺着墙跌坐到地上,大萱田老大却是精神焕发,原来是一位憋背过了气,一位发了身汗感冒好了。

  
在博多大观楼举办婚礼的,除了一般日本人,更多的是创价学会的人和朝鲜人。创价学会是一个庞大的宗教法人,名誉会长是池田大作,他也是公明党的委员长。创价学会的人多是普通平民和知识分子,他们是公明党的社会基础,大多生活节俭,结婚时不太在豪华饭店办酒席。在日本的朝鲜人韩国人总数有六、七十万,他们都有很团结的组织,一个叫在日朝鲜总联合会,简称朝鲜总联,一个叫大韩民国居留民团,简称大韩民团。朝鲜人多是二战时被强制来日本的,现在有不少富有的人在从事电子游戏机的制造、游戏机店的经营、建设业、废品回收业、高利贷业,而经营饮食业的多开烤肉店。朝鲜烤肉味道是一绝,但那种店没有做大型婚礼的排场,豪华饭店的婚宴方式又不太合朝鲜风俗,所以朝鲜人韩国人多愿在大型的中国餐厅举办婚礼。

  
我的前任星野部长早就瞄中了在福冈县内各拥有数万会员群众的创价学会和朝鲜总联,并已打下基础,他调名古屋前曾嘱我要坚持与他们的关系。所以我在拜访各大会社之前,先拜访了这两个组织的福冈县和福冈市的总部。几次拜访接触下来,我发现自已比星野部长有更好地与他们做朋友的条件:

  
池田大作先生本人是学者,对敦煌学颇有研究,在他等身著作中有本以和学者松本和夫对谈形式写的书《话说敦煌》。创价学会的干部做为对我拜访的回礼,送了我一本。我细心读了那本书,并结合自己去过敦煌,对干部们讲了心得。学会的干部们对池田大作的著作尊重得像我出国前中国人看《毛泽东选集》似的,他们又都对中国抱有好感,见我认真读了《话说敦煌》,很快就对我有了好感和信赖。

  
朝鲜总联呢,他们的大小办公室里都端端正正地悬挂着金日成的彩照。我在北京读中学时,曾手举鲜花,口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地看见过金日成,而他们县总部、市部、支部的一般干部少有见过的,提起那事,他们都认为我光荣幸福。朝鲜人一直认为他们在日本是受歧视的,故对同是亚洲来的中国人很亲近。我有一条能更快地与他们亲近的东西,我会唱《阿里郎》、《桔梗谣》、《卖花姑娘》、《金日成将军之歌》。那不是绝技,而且我的歌喉并不好,但那些歌曲老华侨不会,新来的中国留学生会的也少,只有五六十年代在中国上过学的人会,所以我用中文唱出很令在日朝鲜人觉得新鲜亲切。这样,我与朝鲜总联的干部们建立了和创价学会的干部一样的友好关系。

  
慢慢地,创价学会的人和朝鲜人在博多大观楼举行婚礼的更多。组织上的宴会也多了。创价学会的人结婚时先由新郎新妇来店预约、交涉费用和诸般事项,婚礼时干部来参加,青年部的成员来活跃整个婚礼进行。朝鲜人的婚礼则从始至终,连付款都由总联的支部委员长来操办。他们的共通之处是比一般日本人的婚礼办得随便而生动热闹,因为创价学会青年部的人多是多才多艺的音乐爱好者,而朝鲜人结婚时,总联会派他们下属的歌舞团来助兴。他们的婚礼也有严肃神圣的一刻,创价学会的干部会在婚礼开始时宣读池田大作先生的贺电,朝鲜总联的委员长则在金日成像前宣布新郎新娘的结婚成立,那颇象中国的某些由党或工会主持的婚礼。

  
每当一个婚礼结束,我们店都要关心新郎新娘的新婚旅行的圆满,直到他们生了孩子也要及时祝贺。而对创价学会和朝鲜总联的人结婚之后,我还要特别对他们的领导干部做拜访和礼谢.有两次拜访礼谢中碰到的事情,在我脑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次,我找上了一位创价学会干部的家,本人不在,是他父亲接待的我。我请那位父亲转达我的谢意之后,和他聊了会儿天。那位父亲约七十岁左右,那种年纪的人看去总是面善的,而且他能很熟悉地聊起中国,所以让我觉得很亲近。我随便问问他去过中国没有,他说去过很长时间,参加过攻陷南京的战争,可把我吓了一跳。几年中,我碰见过不少参加过侵华战争的原日本兵,他们都说自己干过偷鸡摸狗的坏事,说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这亲历南京屠城的兵还能只说些鸡毛蒜皮的事吗?他见我瞪圆了眼,换了副很严肃的面孔反问我是否想知道他杀过中国人没有?我不想那样问他,只是直直地瞪着眼。他没正面地却很直率地告诉我:“军人在战场上就是要杀人的。”这时我可以问话了:“在南京被屠杀的绝大部分人是平民百姓和被缴械的军人。你今天对此有何认识?”回答是令我战栗的:“我是军人,唯上官命令为是,上官的对与错对我来说都为是。”我不想再问什么了,只再次拜托他代问他儿子好便告辞了。我明白了日本历届政府中都会有一位阁僚站出来对过去那场战争毫不反悔地大放厥词,是有他的社会基础的;我庆幸这个旧军人的儿子是位热爱中国热爱和平的创价学会的干部。

  
一次,朝鲜总联支部的李委员长在大观楼主持婚礼,预定二百五十名来客,到场的竟有四百多人,令店里人手忙脚朝天,却使一个婚礼的营业额由三百万增加到了五百多万。为了对李委员长表示感谢,我请示会社招待他一下,计划是去酒吧喝一遍酒,去夜总会喝两遍酒,最后洗个带按摩的桑拿浴。那次婚礼后不久,朝鲜总联青年部有个聚会在大观楼举行,我把招待李委员长的活动定在聚会之后,地点在福冈的欢乐街中洲。青年部聚会由李委员长召集主持,来做讲演的是在日本朝鲜人福冈商工会的金会长。这位金会长近七十岁,身材魁伟,仪表堂堂,经营多家企业,是位财阀。他对百十位朝鲜青年歌颂了金日成主席和劳动党,做了番很生动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集会后,我正拉李委员长出门时被金会长叫住了,问清是要去中洲,他要和我们一起去。坐在出租车里我心里就打鼓,大观楼会社批给的交际费是十万元,我和李委员长搞上三次会还有点余,加金会长一起可就囊中羞涩了。到金会长做主将我们带进一家高级会员制夜总会,从里面跳出七个大美妞儿来热烈欢迎时,我的心跳到了嗓子眼儿,完了,十万元休想能出这个门!

  
七个大美妞儿胳膊拢胳膊大腿夹大腿地将我们仨拥进了沙发上,还没斟酒,金会长就在一个叫葵的领班大美妞儿的胸罩里塞了五万元钱,在其它妞儿的胸罩里各塞了两万元。我和李委员长都成了受惊的小鸡子,不是因为每人都被俩妞儿搂着,而是为金会长塞钱进胸罩的动作和那小费的金额。酒喝起来之后,这大美妞儿说想吃鱿鱼丝,那大美妞儿说想吃开花果,金会长都随她们要。酒过三旬,葵贴着金会长耳朵说在另一家夜总会的她的朋友绿病好了,不去看看吗。他当即答应去,当即付了这家酒水钱二十五万。还要拉我和李委员长一起去,说绿是中洲第一大美人,我们都推说有事谢绝了。望着金会长搂着葵的细蛇腰走向另一家夜总会的背影,我的心都没落回肚,直到李委员长再次提醒我金会长付了帐我才想起我们还有二次会三次会。李委员长在二遍酒和桑拿浴的蒸气室里向我吐露,金会长的财产是以百亿单位计的,家中浴缸都是用金块铺的,他会社每天纯利益是一千万,所以他每天得花出一百万去,否则税金吓死人。他还说金会长对祖国北朝鲜在经济上有巨大贡献,而且还是南朝鲜原大总统的朋友。

  
在被女按摩师做全身按摩的五十分钟时间里,我想了一个问题:像金会长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如此富有又会挥霍享受的人却能对社会主义的祖国、领袖、政党高声颂扬,这件事本身矛盾不?

  
出国之前,我对爱国华人的印象大部来自报纸的宣传。那些人除了有艰苦创业、身在海外心向祖国、热爱共产党的共同特点外,还尽是些吃苹果不削皮啃馒头不掉渣儿的抠门儿,而且还是大公无私,坐怀不乱的正人君子。

  
出国一看敢情不是那么一回事。金会长搬给他祖国多少钱我不敢说,日本公安很注意的。但我想他要跟雷锋似的绝挣不出那么多钱给他祖国做贡献,所以想爱国的人不一定十全十美。我还想,没钱的人也能爱国,只要心中有祖国,不必具备很多条件。

  
在日本搞餐厅,不必担心税务局、卫生局、警察局、水电、煤气公司、饮食服务公司、小流氓地头蛇来找你麻烦,相反地他们都是给我们店带来利润的好客人,我们要做到的只是服务好味道美和搞好平衡而已。

  
福冈县警察本部、九州管区警察学校、第一机动队、博多警察署、东警察署、中央警察署的警察多是大观楼的客人。他们是为人事调动升迁、忘年会、新年会而来举行宴会的,一来几十上百人,全穿便服和西装,宴会牌上只写某个人名字而不写单位部署名,那不是为了保密,而是不想给其它客人造成拘谨。警察们的工作严肃紧张,他们来店里完全变成了普通的人,也想放松一下。他们大多身强力壮,高头大马,能吃能喝,我为他们设计了几套固定预算后随便吃随便喝的菜谱菜单,令负责结帐的干事安心,所以能拉住他们成为常客。日本的警察来吃饭,没有横眉立眼的,没有提过分要求的,没有抹嘴赊帐的,我打心眼儿里欢迎这种客人,所以我常盯着报纸看春秋两季警察职务移动的发表,追到他们的头头和干事的新工作部署去祝贺拜访,将他们的宴会固定在大观楼。

  
博多地区最有势力的暴力团S组也是我们店的好客人。暴力团组织性质和活动内容都有些类似中国过去的青红帮,以前我很怕他们,而他们做为客人到我店来开宴会时我并不怕,因为作为顾客他们同样是上帝,而且他们是付帐最干脆利落的。一次,S 组在大观楼订了个相当高档次的宴会,我关照员工们好生伺候,也亲自参加了服务,获得了组长的满意。参加服务使我知道了那豪华的宴会是为一个组员出狱而举行的欢迎慰劳会,还知道了暴力团中有时头头杀人犯事后,会有一个普通组员去自首抵罪坐牢,组内会给他家属生活费,坐几年牢给几年优厚的报酬,出狱时开欢迎会。那内情吓了我一跳,但S组的组长拍着胸脯对我说:“你大观楼的安全我包了。”他那话得到了兑现,我们店一位厨师开车撞了另一组暴力团的汽车,除了用保险可以修好车外,人家还提出要两百万压惊费,我给S组组长挂了个电话,他出面给了了。日本有些服务单位象征性地贴有“暴力团免进”的小牌子,我们店就没贴,我不认为不好,他们也是人,也要吃饭,他们也给我们店带来利润哪。曾经震惊全日本,发生在福冈地区的死伤多人的那次暴力团同士九州战争的和谈会议和亲睦宴会就是在大观楼举行的,那天看到在日本很有名的十几位暴力团组长文质彬彬地在休战书上划押时,我还认为我们店为社会安定做了些成绩呢。

  
警察对暴力团是相当注意的,他们以执行公务的身份来过大观楼,告诫我尽量少接暴力团的宴会。但警察并没说禁止两字,只是有暴力团大型宴会时,他们会穿便衣来大厦周围监视。好的是S组的组员们接到了组长的命令,来大观楼时不准横着脚晃着膀子走路,不要给一般客人看出气焰张之势,因此搞得很平衡。警察对朝鲜总联也很注意,他们认为华侨总会近于亲善组织而朝鲜总联是纯政治团体,想从大观楼和我这个华人处得知些朝鲜人活动的情况,那时我只将宴会预约帐拿给他们看,看哪天曾有过朝鲜人的婚礼宴会,至于宴会时的讲话,我说对不起,人家讲的是朝鲜话,听不懂。

  
政治家们的竞选集会和宴会也是很重要的,为了店里的卖上在这方面也要下力气搞平衡。每到国会大选或县议会改选时,现议员和新候补的政治家都忙得不开交,他们要在街头走马灯般地演讲拉票,要租块地方搭临时房子做选举事务所,我总会在选举结果前一刻给选举事务所送去两瓶绑在一起写上“祝”字的大棒子清酒送去,那不算贿赂而是火中助阵,其它支援单位有更有力的助阵方式,但一家餐厅送去的两瓶大棒子清酒,能提醒选举事务所的干事欢呼那政治家当选为议员的一刻,想起下面要选一个地方来举行庆祝会了,他们就常常选中大观楼。

  
选举事务所的运动员在选举前准会来大观楼,他们给我拿来一沓沓的调查登记表,希望能拉到我们店的四十多张选票,希望我能施加些影响。来的勤的是自由民主党和公明党的运动员,我都应,双方的调查登记表都发到员工手中,双方都能得到三十多个签名,很是平衡。实际投票时,我们店男职工大多投自由民主党,女职工大多投公明党,会有两人投社会党,一人投民社党,也基本平衡。有一次我居然把两位当选者的庆祝宴会都拉到了大观楼来,当选者是自由民主党的少壮参议员领袖大田诚一和后来做过邮政大臣的神崎武法。宴会是同日同时,我不得不将两个宴会分别安排在了十二层和十一层。我直担心政敌相见会打破我搞了很久的平衡,但两个宴会上的讲话让我笑着扔掉了紧张:大田诚一用手指着楼下告诉他的支持者说我们胜利了,但绝对不能忘记他也当选了,不过我是站在他的头顶上;神崎武法的支持者用手指着楼上说公明党离民众更近。

  
水道局、九州电力和九州电工、西部瓦斯都是大观楼的大主顾,对他们的宴会只须保质保量,连平衡都不必搞。水道局是市营的,你不必担心他们会断你的水,倒是他们总怕你水龙头拧得不严实浪费了宝贵的水资源。电力公司和瓦斯公司是私营的,他们有的是生产能力,希望你大大地利用,才不断你电断你煤气。钱赚得到不另说,在日本开餐厅比在中国开放心,不会碰上水霸电霸煤气霸。

  
我在朝礼上对员工们定的争取在九O年将博多大观楼变为黑字店的目标,到八八年就看到了能实现的可能性,会社也感觉到这个沉重的包袱快要卸掉,较大幅度地提高了社员的工资升给率,我的工资也提到了八十万。其实我没大能耐,前任部长星野俊吉比我精明得多,很多基础是他打下的,我继承了他的大部分营业方式,主要不同的是他极度重视卖上(营业额),我则死盯着纯利润。这几年的卖上实际上并没增加,但赤字一减再减,是我在经费开支上下了功夫。现在紧缩银根已基本见效,我该伸出拳头去提高卖上了。

  
日本在这几年正处在后来被称做“泡沫经济”的发展之中,经济高度增长令国家和银行肥得流油,它们很大手地、甚至忘形地不调查担保和偿还能力地向企业、个人贷款。一时间,不动产、高级休闲设施、高消费产品、股票等跟疯了似地大发展,许多企业个人一夜之间发了大财,他们有了更多的福利费交际费,我要瞄准他们去搞外交营业活动了。

  
餐饮业搞外交营业得有硬件做保证,是铁打不动的老三件:味道,服务和环境。店里给厨师安排去香港、深圳、台湾做美食旅行,回来之后制定新的菜谱,宴会菜由原来一年三套变成了春夏秋冬四季加忘年会新年会的五套,午餐的内容做到每周甚至每天都有不同花样,给客人以新鲜可口的视觉味觉。

  
提高卖上的方法不外增加客源、推出高档菜和加快普通饭菜的回转率。店中员工群策群力,厨房里增加了佛跳墙、清炖甲鱼裙、脆皮烤乳猪、组庵鱼翅之类的耗时费工的优质菜,服务员们也学习了菜的说明和吃法,那些菜的出笼令客人们评判大观楼是一流的中华料理店。

  
推出高档菜的同时,厨师长建议增加两种大众面食,一叫“枪崩”一叫“撒拉勿动”。这“枪崩”名很有意思,日本人都以为它是中华料理,而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日本发音的面条。“枪崩”是混合、杂烩之意,我找了几个中国餐厅里用的词儿,最后发现译成“折罗”挺合适。

  
厨师长给我讲了它的来历:在长崎市有家现在是那儿最大的中国餐厅四海楼,店主是他本家亲戚。战后的日本很贫困,四海楼附近有不少大学生吃不上饭。福建籍的四海楼老店主便将厨房切剩下的菜邦子碎叶子和筋头麻脑加些很硬的面条烩成一大锅白汤面送给他们吃。那乱七八糟的大杂烩很好吃很有营养,救济了-批穷学生,从此日本多了一道面食“枪崩”。

  
今日“枪崩”面是放洋白菜洋葱头、鱼糕片、小虾仁、小章鱼和肉片加蒜泥精工细做烩成的。“撒拉勿动”则是先烩后炒不挂汤的“枪崩”。这两种面在九州地区的大众食堂里一直保持卖上高的前两名,但名古屋出身的原部长星野俊吉却因为它们太俗而不屑一顾。我接受了厨师长的建议,在菜谱中增加了物美价廉的“枪崩”和“撒拉勿动”,没想到每天中午来吃它们的人就增加了四、五十位,一个月下来从它们身上就提高卖上一百多万,毫不比从高档菜上提高卖上的逊色。厨师长的建设使我懂得了搞餐厅要阳春白雪下里巴人两条腿走路。

  
我搞了两项奖励:给拉二百人宴会的干事一张去上海玩的飞机票,给拉三十人宴会的干事一张可带他一小家人来吃晚餐的食券。那两项奖励令大观楼拉来许多犹豫徘徊在几家大餐厅之间的大会社客人……

  
对于博多大观楼能从赤字转为黑字,我充满了自信。通过两年来对博多大观楼的经营管理,我对自己也产生了自信,觉出自己还是能做些事的,觉出世上万事你只要肯去做,就是在朝成功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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