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儿红（三）│龍昇│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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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红（三）
龍昇 (发表日期:2007-04-10 10:04:40 阅读人次:1669 回复数:1)
“阿姨，我也想知道您们一家人为什么这样关心这支别针，我也想知道为什么。啊，鱼美莲，你戴的别针竟和我的一模一样。我这支别针是怎么来的呢？　　“一九六二年春天，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过一次上海和浙江省手工艺品展览会。我去了，那里的每一件展品都令人喜爱，但最惹我爱之入迷的是一套精细的室内竹器陈设。它好到什么程度呢？它不用漆、不用钉，没有富丽堂皇的面饰，没有夸张的线条。只凭竹子的自然色泽，凭它坚直又能弹曲的特性，凭匠人的天工巧手，布置出－个清洁文雅、素朴安逸的环境。其实不过是些桌椅板凳之类，却表现出我国南方劳动人民素美的生活情感和高超的的思想意境。您知道吗？有多少人围着它赞叹哪！　　“我一天中两次参观了那套竹器陈设，后一次是回家拿了照相机又去的，我把它拍摄下来了。这引起了负责介绍和保管那套展品的一位师傅的注意。那师傅有四十岁左右，瘦瘦的，但眼睛挺神的，他笑眯眯地问我：‘同学，你喜欢它们吗？（那时我还别着高中校徽呢。）’ 　　“‘不瞒您说，这是此间展览中最杰出的展品啦’我称赞地说。　　“我是从内心说出来的，称赞的并不过分，却令那位师傅激动地眼里滚出泪花，他对我说‘谢谢，谢谢你啦，同学。’ 　　“他叫我等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摸出一块小竹片和一把刻刀，没十分钟就刻好这朵荷花，荷花背面还钻了个孔，在孔里按了个别针。　　“那师傅把这别针送给我说：‘同学，实话告诉你，这套竹器是找的作品。谢谢你的夸奖，这支小别针送你做个纪念吧！’ 　　“这就是我这支别针的来历。我很珍重这个纪念品，经常把它别在胸前，后来我到新疆工作也带上它，只是现在人人都佩戴毛主席纪念章，我才将它别在衣服里面。　　“阿姨，鱼芙莲，我还想告诉你们，如果带着着当时拍的照片，你们会发现那套竹器陈设和你家外间的家具差不多一样。我还记得那师傅告诉我他姓水里游的‘鱼’，和你们一个姓呢。” 　　那妈妈一直屏着气听到这里才咳了一声问我：“你能记得起那个师傅的模样吗？” 　　“记得起。” 　　“美莲，你把爸爸的照片拿给这位大哥看看。”那妈妈用颤抖的手指着墙上说。　　鱼美莲爬上一只竹椅，从墙上摘下一只用细香妃竹做的四角有双十字的镜框来。　　其实，我早看到那只镜框了，只是屋里光线暗，挂得远，看不清。我接过镜框拿在手中：“哎呀，不错，这就是送我别针的那位师傅！他是你——？” 　　“阿哥，你看到过我爸爸了？”一直像在听故事的小阿弟拉着我的手跳起来。　　那位妈妈哭了，眼泪静静地流，没有哭声。她紧握着我的别针的手贴在心口，又轻声咳起来。　　我全明白了，鱼美莲一家对我的别针的兴趣的原因明白了，自然也明白了鱼美莲为什么会有和我一样的荷花别针。但我后悔了，通过那妈妈的表情我猜想那师傅也许有什么不幸，对呀，天要黑了，是一家团圆在一起的时候了，怎么不见一家之主呢？我不安地问：“你妈妈不舒服吗？鱼美莲，这——”。　　鱼芙莲的心情也是悲痛的，将哭又止，好半天，终于忍着难过，露出些笑容来，“同志，其实最难过的日子过去了。你碰到的那位师傅正是我爸爸，现在已去世快一年了。白天我以为你捣乱影响厂里工作是我不对，但看到你的别针使我非常惊奇，所以请你到家中来。果然，你给我们全家带来爸爸的一些佚事。莫以为你讲的事使我们难过，你讲的是爸爸最光辉的一段历史，我们应当高兴，应当感谢你。” 　　“对呀，大阿哥，你看我哭了吗？我难过，但我也高兴啊。他在北京受到了人们的尊重，他不是坏人，是好人！他得到过那么大的荣誉，我们是高兴，是要感谢你告诉我们他在北京的事。呜……”那妈妈讲的高兴却哭出了声，她强用手帕堵住咳后说：“美莲，留客人吃饭吧。” 　　那天，我就在鱼美莲的家里吃的晚饭，而且还被留在她家外间和小阿弟一起住了一宿，因为接着谈起了他爸爸的死，讲到了很晚。　　鱼师傅还很年轻，我六二年见到他的时候身体也不错，怎么会死了呢？那妈妈说他“不是坏人，是好人！”的话里透着一层意思。吃过晚饭，尽管怕引起那妈妈的伤心。我还是向鱼美莲问起了她爸爸死的原因。那一家人由于我与鱼师傅有过那么一段缘分，有荷花别针在，又听我不是吹牛，而是敬佩他讲述了鱼师傅在北京的事情，所以，虽然只是初识，是在对人不能讲真话的时代里，还是很信赖地讲了鱼师傅之死：　　原来，鱼师傅自幼学习做竹器工，很早就有成就，手艺在绍兴享有盛名。他不但会做各式各样的竹器，还能雕刻各种竹花、风景、人物来做建筑物、房间里、床头上的装饰品。他平素喜爱荷花，所以做的竹器、装饰上多有荷花图案。那次参加手工艺展览会正是他技艺登峰造极之时，被省里选中派去了北京。从北京回来后，他仍从事竹工手艺。　　展览会上的成功使他受到北京一家工艺美术专门学校的重视，那学校几次请他去北京做实际表演教学，就像那时有工厂提升工人做工人工程师一样。但是短期的，每次一、两个月，两、三个月。　　最后一次教学都快结束了，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学校里出现了红卫兵。红卫兵大破“四旧”，批“封、资、修”，斗了学校的教师们，他们不叫鱼师傅回绍兴，昨日还是受人尊敬的民间艺术讲师、一个普普通通的手艺匠，一夜之间成了个宣扬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反动学术权威”。因为他的竹器、竹雕上有封建社会的才子佳人、龙凤图案，有表现资产阶级闲情逸致的花草风景。　　鱼师傅和学校里的那些讲艺术理论的教师们一起挨斗、挨打。那“红色恐怖万岁”的年月里毁掉个人比碾死个蚂蚁还容易，七斗八斗，鱼师傅死了。　　鱼美莲家只接到学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一纸通告，说鱼师傅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因抗拒文化大革命运动“而自绝于人民”了。鱼美莲带着妈妈赶到北京，连个尸首都没见到，听好心的其他教师讲她爸爸是连同许多在“红八月”里被打死的人一样他给扔在大卡车上送火葬场给烧了，像那些人一样没有留下骨灰。鱼师傅给家里留下的是他亲手做的竹器家具，也包括鱼美莲胸脯上佩戴的荷花别针。　　鱼师傅死后，由于悲伤和积了一肚子怨愤，鱼美莲的妈妈常有病，只能在家中做些家务，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落在了在熏蚊香厂做工的鱼美莲肩上。日子不好过，但一家人相依为命地坚定地生活着。　　听了鱼师傅死的经过，不由我心中颤泣，尽管自文革开始一年来已受过些磨难，见到、听到过许多惨事，遇事已能有所镇静，但仍抑制不住心中的悲愤。我想：这究竟是场什么运动啊？它不仅触及“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和“反动的牛鬼蛇神”们，怎么更广泛地触及到了普通的、善良的劳动人民；它不仅触及到了人们的思想灵魂，还要夺去无数无辜的生命，像我的家庭是是革命的对象不说，像鱼师傅那么普通的民间手工艺人竟会戴着“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反革命大帽子含冤而死，真是社会的悲剧！　　我能说什么话来安慰这一家人呢？说不出来。我只是在鱼美莲母女对我信赖地讲述了鱼师傅死的经过之后也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身世告诉了她们，讲了自己的家庭、讲了进监狱、讲了去新疆、讲了逃跑和如何侥幸保留下了鱼师傅送给我的荷花别针。我进公安分局时被没收了全身的东西，去南城监狱时还给了我，包括被抓起来戴在手上的表和别在胸前的荷花别针，“红八月”时家被抄，妈妈押送回乡下，使我去新疆时没能像其他人那样从北京带上许多行李。从新疆逃跑回来变卖了手表，所以在我身上唯一保留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前的东西只有那支荷花别针。在逃亡和流浪的路上，我用它别住缝在贴身处的钱票、粮票的口袋口儿，因此从来没有丢失它。　　那是个惨遭不幸的家，我是个天涯沦落人，自有相怜之处，我的经历和保存下来别针事稍稍冲淡了那妈妈的悲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