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目漱石：永远的困境│陈希我│东洋镜

首页 >> 个人集合 >> 陈希我 >> 我的后悔录

	字体∶大中小
夏目漱石：永远的困境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9-12-27 10:41:01 阅读人次:2973 回复数:1)
1 　　看各国钱币是件有趣的事。就跟“国骂”一样，看钱币上的图案，往往可以了解该国。纸钞上的人物，还往往是该国的象征。当然这是指在民主国家，专制国家就是另一回事了。远的有“袁大头”，近的就不说了，谁都看得见。　　日元纸币有三种面额，一万、五千、一千，上面的人物分别是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福泽谕吉是大名鼎鼎的思想家，《脱亚论》的作者，某种意义上说，是他指明了日本至今还在走的道路。新渡户稻造也有名，是教育家，写过《武士道》，对日本的现代化也功不可没。夏目当然也很有名，但是文学家，看那相片上的表情，就不像前两个那样气宇轩昂，有点阴晦，这样的人怎么能带领一个民族走向胜利？确实，他的作品就不如《脱亚论》和《武士道》那样激动人心，甚至有点颓废。　　当年摸到一千日元的纸钞，总会想，是否就因为这样，所以夏目漱石的头像只能放在面额最小的纸钞上？这种推断不是没有道理，最重量级的福泽谕吉，不就放在了面额最大的一万元上？后来发行新版了，福泽谕吉仍然稳坐一万元位置，而夏目漱石的头像却不见了。当然仍然有一个作家被选上，女作家樋口一叶，而且还升到了五千元面额里。跟夏目漱石比，樋口的文学成就明显逊色，跟新版纸钞上的其他两个人物比，也重量小得多。福泽谕吉自不必说，野口英世是日本现代细菌学创始人。对此财务省说：“我们从来都是以政治家为中心的，在货币上更是如此，但如果从更广泛的领域去考虑，科学、文学、男女平等对我们同样重要。”但从这话也可以听出，文学一直被认为不如政治重要。　　对财务省乃至整个政府来说，文学确实是不能胜任大使命的。中国的韩非还将文人视为“蠹”，未必没有道理。以夏目漱石为例，他愤世嫉俗，悲观消沉。他的代表作《我是猫》借一只猫的眼睛看人间，在“猫公”眼里，这个世界简直莫名其妙。“本来应该有毛的那张脸，却是光滑的”。如果按人类的常态标准，敢情脸上有毛的猫则应该是“正常的人类”，而与之相对立的人，却是非人的“动物”。在这部小说里，从知识分子珍野苦沙弥到他的一个个朋友，到资产者金田，没有一个是好的。作者也未免太激愤了，所以被称作“愤怒的漱石”。　　更匪夷所思的是，这居然是发生在明治时代。说到明治，我们就不能不想起“明治维新”。普遍认为，日本所以有今天的富强，关键就是因为有了“明治维新”。这是中国人羡慕都羡慕不过来的，相比中国也曾发生的现代化变革运动，“洋务运动”则以失败告终。中日两国的前途从此大不相同了。对明治时代，有太多的赞誉，诸如“开化的时代”、“日本走向现代化的时代”，可是夏目漱石却对这个时代没有一点好感。学者平田佑弘说，夏目漱石他所处的时代“充满了不信任和不安”。在他的眼里，那时代简直一团糟。　　从夏目的语境抽离出来看《我是猫》里的人物，金田是什么人？正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企业家（现在中国还要吸收这些人入党呢），很难想象没有金田这样的人，日本现代化会有什么基础。珍野苦沙弥呢？则是具有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会英语，虽然英语没有掌握好，但毕竟是有了“与国际接轨”的努力。其他知识分子，迷亭，连挑剔的“猫公”也承认是有才华的，虽然喜欢卖弄，但这难道不只是次要毛病？越前东风会写新诗，水岛寒月是研究“吊颈的力学”的，业余还会写诗剧。虽然他们都有问题，但是对现代化大业来说，他们身上的优点还是重要的。可是夏目漱石却是把眼睛盯在阴暗处，冷嘲热讽。当时，日本政府为了彰显自己文明开化的功德，就像我们建世纪坛和鸟巢一样，建造了豪华的鹿鸣馆，举国欢呼，夏目漱石却嘲讽说：这就像“一个不会吸烟的孩子，却吸着香烟并装出一副很过瘾的样子给人看。” 　　我们似乎读出来了，夏目漱石所以不认可，是因为那个关键词：“装”，是因为外在，因为表面。在《我是猫》里，“猫公”也讽刺日本女人穿晚礼服。在西方，晚礼服只是在参加重要场合时穿，只是在晚上才穿，而日本女人却不分时间、不分场合都穿。“现在不是正有人穿着别别扭扭的晚礼服耀武扬威地跨进了帝国饭店了吗？若问是何道理，倒也简单：无非是西洋人穿，他们也便穿穿罢了。大概认为西洋人优秀，哪怕生硬、愚蠢，也觉得不模仿就不舒服。”“什么运动吧，喝牛奶吧，洗冷水澡吧，游海吧，一到夏天，去山间避暑，聊以餐露饮露吧……这是近来西方传染到神国日本的一种疾病”。　　“运动”，这个词我们曾经再熟悉不过了。在《我是猫》第七章一开头，猫公就郑重宣布：“咱家近来开始运动了。”竹内好说：“在欧洲，不仅物质运动，精神也运动。”可是在明治时代，精神并没有运动，只是表面上、躯壳上运动而已。甚至连物质、躯壳也没有运动起来。岛崎藤村《破戒》里就写到当时的“部落问题”，明治政府取消了等级制度，开创了“四民平等”的时代，颁布了解放令，解放了受歧视的“部落民”，将他们置于平民同等的地位，但这些“部落民”仍然被歧视，被称为“新平民”。更糟糕的是，政府没有采取实际措施保障他们的居住、职业、入学、社交和婚姻等权益，过去他们祖祖辈辈从事的特有的职业，比如做靴子、木屐、屠宰等家庭手工行业，也被政府扶植起来的产业资本家夺走了。固然，这也许也是现代化必须的一个过程，比如英国有“羊吃人”，中国也有“下岗再就业”，可以逼着产业优化，总体上是应该的。“运动”也未必就是短命的，比如“文化大革命”运动至今就还有深远的影响。而且事实证明，明治维新的影响确是深远的，这是一场可持续的繁荣，我想当时一定有足够的数据来支持，他们也有类似于我们国家统计局这样的机构，算出博士毕业平均年收入已达到了八万人民币之多，并且今年比去年好，明年比今年好。但是不管是不是真的，作家夏目漱石在这些事实和数据面前顽固地闭上了眼睛。作家就是这样不讲道理。政治家可以只看到主要矛盾，而作家却必须看到了细节，看到被主流遮蔽的褶里。经济学家可以用数据证明得确确凿凿，但是作家不需要，他只是凭直觉。这直觉甚至是过度的敏感，用学者渡边京二的话说，夏目漱石感觉“自己只是被裹挟着向前走去”，他不安。　　　2 　　我一直有个观点，自然科学是向前看的，人文科学是向后看的。自然科学总是说：我能够超出“人”多远？人文科学却反问：我已经离“人”多远？但是人文科学也未必都能做到向后看，而文学是绝对要向后看的，不向后看，文学就难以为继了，文学是社会的反动。　　有意思的是，被称为“中国的夏目漱石”的鲁迅，也跟夏目漱石一样，对他所处的时代无论如何不满，他也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看成一团糟。凭心论这未必是事实，前期“五·四”，自不待言；后期，中国现代化已经起步，1927年至1937年，国民政府实施法币，收回关税自主权，统一烟酒盐政，大办交通建设，建立完整银行体系，开矿兴业，支持国货，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年20-30%，有的年度，甚至达到了100%。上海更是成为国际都市，甚至还有了股市交易制度。在文化上，这10年也几乎是中国报刊最自由蓬勃发展的时期，各种思潮涌现，恰因为这样，鲁迅才能发出不满的声音。但这在鲁迅作品里是难以看到的，鲁迅像一个顽固不化的偏执症患者，坚持只看到黑屋子。固然，这里有鲁迅对人生的彻底绝望的因素。在他的《立论》里，一个人家生出了孩子，大家都来祝贺。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当官的，一个说，这孩子将来会发财的，这些全是未必能实现的谎言，唯一能实现的就是这孩子将来必定会死。但是将来一定会死，不等于现在不要活。要真的绝望，连这篇叫《立论》的文章也不要去写了，因此作家只能退而求其次，换上了反抗的方式。我反抗，我存在。　　但在长期处在专制制度下的国家里，反抗是要以独立作为基础的。集体反抗很容易被误导，被利用，从而丧失了自我，所以个人立场十分重要，拒绝“大合唱”。所以夏目漱石主张“自我本位”。但是“自我本位”的来源是西方的个人主义，长期处在东方专制主义制度下的日本，本来并没有什么自我意识。要向现代转型，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现代性的本质规定性之一，就是个体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生成。自我，是个体以及整个群体走向强大的必要前提，所以福泽谕吉就斩钉截铁地说:“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 　　这在思想家福泽谕吉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在文学家夏目漱石那里却出现了问题。这是因为福泽谕吉的目的是通过个人独立，达到国家强大；而夏目漱石的目的仍然在个人，这是惟独立是独立，是彻底的个人独立。西方自我的觉醒，从“文艺复兴”以来已有几百年了，是一个自然觉醒的过程，就像夏目漱石意识到日本开化是表面文章一样，他意识到的西方的开化是内发的，日本只是外发的。内发是自然生成的，它已经有了足够合适的条件让它转变，它也有了足够合适的机制去矫正和制约自我，但是外发的却没有。　　所以在夏目漱石那里，“自我本位”发生了危机。《从此以后》中的代助就是一个“自我本位”者，大学毕业，闲居在家，我要干什么就干什么，吃父兄的资助。他本来并不“自我”，他曾经把自己喜欢的三千代让给了好友平冈，这甚至是扼杀“自我”的。但是他再次见到三千代和平冈时，发现他们并不幸福，他后悔了，于是又跟三千代走到了一起，“自我”了。于是问题出现了：他必须付出和父兄决裂、和平冈绝交的代价，还有必须面对物质上的困境，当然还有道德上的压力。　　凭心论，代助不该陷入这样的困境。他已经牺牲过了，再说，三千代跟平冈既不幸福，他把三千代拉过来，又有何罪？他并不是利己主义者。夏目漱石曾经小心翼翼地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做了区分，利己主义是不考虑别人的，只为自己打算，为满足私欲不惜侵害别人；“自我本位”则不同，它虽然不是背离“自我”一味服从别人，但也不是损人利己的“自我”扩张，而是既尊重自己，又尊重他人。夏目漱石企图做到不偏不倚。他甚至还曾试图将之跟儒家思想融合起来，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发表了演讲《我的个人主义》。可是他无法摆脱危机。　　在另一部小说《门》里，男女主人公宗助和阿米很是恩爱，但他们的结合是以好友安井的痛苦为代价的。他们于是一直生活在负疚中，“生活里似乎有个幽灵时时徘徊，给两个人的精神带来压抑”，连阿米几次生育未成都被认为是对他们的惩罚。为了寻求解脱，宗助去参禅，却也是无功而返。　　为什么无功而返？是因为自己要揪着自己的头发企图飞起来。对代助来说，他陷入他的社会关系中，无法逃脱；对宗助来说，他还面临着内心的审判。如果说写《从此以后》时，夏目漱石还只是关注社会环境，那么到写《门》的时候，夏目漱石已经陷在了和宗助一样的境地了，自己都不能解脱自己。到了写《心》，“自我本位”简直完全破产。　　在《心》的初版的封面上，印着一段中文，那是荀子《解蔽篇》里的话：“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夏目漱石说：“我向希望认清自己心灵的人们推荐这部已经认清了人的心灵的作品。”认清了什么？认清了人心的不可靠，人心之“恶”。这在波特莱尔、王尔德那里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在夏目漱石这里有问题，因为他是日本人。明白地说，他还牵挂着美好之“心”，他还希望“解蔽”“恶”之“心”。现在我们明白夏目漱石为什么要小心翼翼将“自我本位”跟利己主义区分开了，他无论如何跨不过这个坎，这是祖宗给他的坎。传统是多么理想啊，要丢掉传统多么不容易。敢情不能让列车跑得太疯狂，固然出于理性，但是归根结底是困于传统。要不然，他可以像后来的鲁迅那样决绝。他希望像荀子那样“解蔽”，但又生活在现代，就只能比荀子更悲观了。他管不住这颗心，就像成龙说的，中国人还得被管。成龙说的是中国人，日本人也一样，还得管管的好。　　　3 　　谁来管？“天”来管。所以夏目漱石提出了“则天去私”。“私”就是我。　　什么是“天”？夏目漱石本人没有做出具体阐释，后来学者们也各有各的诠释，至今没有个定论。但按夏目漱石深厚的汉学底子，我们不妨从中国的“天”里寻找答案。　　中国人的“天”,是个模糊的概念，但又包罗万象，可以包括 “自然之天”、 “主宰之天”、“义理之天”、“命运之天”。“自然之天”是中国人所生活并且思考的天地，中国人观念中是没有天外之天的，即便有，也与我无关，所以“六合之外圣人存而不论”。所以，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既没有六天创世的上帝,也没有救赎人类的神人耶稣，更没有超越人世的天堂，只有这载满幸福和苦难的天下人间。当然中国人也曾相信有“主宰之天”的，但随着殷周时的上帝的远去,“主宰之天”已渐渐泯灭了。　　“自然之天”就是对天道、对宇宙法则的猜想和寻求。但这种猜想和寻求，并没有将客观世界对象化，并没有发展到对其认知，而只是把自己跟客观世界混在一起。于是儒家从孟子开始，就走上了尽心知性，也就是“知天”的道路，希望人道契合天道，以德配天，这样，天道也就被染上了浓重的社会人伦色彩了。天意人心合为一体，相互发明，这就形成了“义理之天”。这“义理之天”也到了日本，《从此以后》里的崇尚“自我”（真正的自然）的代助，遭遇的就是与“义理”问题。小说家武者小路笃实说：“漱石先生在《从此以后》中表现的思想，主要是自然的力量和社会的力量向人波及了如何的力量。违背了自然的力量，人的内心得不到安慰；违背了社会的力量，人得不到物质性的安慰。人必须服从自然的命令，可违背社会规范却又只会灭亡。于是，很多情况下，服从自然便遭受社会的迫害，造成外伤；服从社会又会遭受自然的惩罚，造成内伤。人究竟怎样活着才好？” 　　于是只剩下了“命运之天”了，相信潜藏着一种难于参透又不可抗拒法则，“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所谓命运，只有信时才有，信什么就是什么。那时代的日本人信什么呢？我们同样看夏目漱石作品，《三四郎》里有一段对话：　　“洋人真漂亮啊。”男子说道。　　三四郎没什么可答的，只是表示同意地“嗳”了一声，笑笑。　　“我们都很可怜啊。”于是，这个长着胡子的男人说：“这副长相，这么无用，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 　　“不过，将来日本也会渐渐发展吧。”三四郎辩解道。　　于是男子装模作样地说：“将会亡国呢。” 　　在欧化过程中，日本出现了一些很伤民族自尊心的论调，比如“日本没有历史”等等。当时文部大臣森有礼甚至还提出让日本人跟西洋人通婚，来改善日本人的人种。这种自惭形秽的心理，夏目漱石不能说没有。实际上，夏目漱石在英国的不适应，就是他骨子里的民族尊严受到了挑战。他于是最终把原先信奉的英国文学是世界的，降为跟日本一样的“地方文学”。他认为：“我们日本人”因文化背景不同，自然不可能和英国人完全一样地欣赏英国文学，这固然有令人遗憾的一面，但也未必全是坏事。因为如此一来，“我们日本人”反倒可以不受英国这一地方性的、历史性的趣味的束缚，而有可能从另外的角度评价英国文学。所以日本人在研究英国文学时，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比英国人矮一等。　　有意思的是，夏目漱石还用平等主义来阐释惠特曼。平等，本来是来自西方的概念，当然我们也可以辩解说东方也有，比如中国就有，但那是偷换了的，这是东方人在耍小聪明。夏目漱石也耍小聪明，拿平等主义为我所用。在《文坛上的平等主义的代表者》中，他说惠特曼的平等主义包括时间的平等、空间的平等、人的平等和自然界万物的平等，所谓时间的平等，指的是不要一味崇拜古典；空间的平等指的是“非洲的沙漠和伦敦的繁华都有同等的权利进入诗歌”，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是平等的，人跟人之间虽然存在着身体和精神上的差异，但不应该有身外的门阀和贫富的差别，人人都是平等的，自然界万物也是平等的。表面上说，这是在抵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是到他把英国文学也降为跟日本文学“平等”的“地方文学”的时候，我们就明白他的用意了。　　夏目漱石后来回忆说，许多人“那时只要是西洋人说的话就盲目崇拜，并以此自得。因此，开口便讲片假名胡乱吹嘘的人比比皆是”。但只将之理解成因为那些只是模仿其“表”，这下看来，似乎不全面的了。如果日本真的完全洋化了，夏目漱石是否就赞许呢？未必。这是“被现代”民族的宿命。鲁迅就曾意识到中国这个落后国家在“被现代”过程中的危险，要现代化，就得面临外来压力；要抵抗外来压力，就又得把传统捡起来，至今中国仍处在这样的困境中。　　为了抵制崇洋媚外的风气，夏目漱石认为，有必要加强日本的传统文化教育。在《中学改良策》中，他基于“独立”、“平等”的理念（仍然是“独立”，还有“平等”，但我们已经知道，那已经不是那么回事了），指出“教育只为受教育者而实施，培养其固有的才能，涵养其天赋特性，提高其修养”，不能将教育放在这以外的目的上。但同时他又说，这样的教育固然好，但在当时还显得过于理想化，就日本所处的受列强威胁的状况看，还不能断然“废弃国家主义的教育”。当然这里的“国家主义”，跟当时日益高涨的国粹主义及将国家利益绝对化的“国家主义”还是有所不同的。1911年，他还拒绝接受政府授予的博士称号，认为这是国家权力干涉学术，这可以证明他的清醒。日本在明治22年（1889年）已经颁布了《帝国宪法》，确立天皇在国家体制中的绝对君主地位，但夏目漱石在这里只字不提天皇，模糊天皇在教学实践中的地位。在《我的个人主义》里，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有人主张现在的日本需要国家主义。并且不少人主张不蹂躏个人主义，国家就会灭亡。但是绝不会有如此傻的事情。”确实，他不在乎天皇。1916年7月20日的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今晚看到天皇重病的号外。号外上说天皇因尿毒症已陷入昏迷状态，并告知大家因天皇病危，传统的开山活动停办。天皇还没去世没有必要停办民间活动，因天皇生病而波及到一般百姓的生活，真为当局者的无知感到震惊。”但是百姓毕竟是日本的百姓，日本又是需要振兴的日本，靠什么振兴？只能靠天皇。夏目漱石应该也清楚这是回避不了的。“主宰之天”在这里似乎复活了。　　不在乎天皇，但不能不在乎有益于皇国的方针政策。1909年9月2日至10月17日，因“国策”而应运诞生的“满铁”的总裁中村，邀请夏目漱石到中国东北及朝鲜访问，历时46天。夏目漱石去了，固然有无法推脱的因素，从他回来写的游记中，也看出他有意回避直接描述见闻，但是在日记里，仍然有着对“荣光的明治”的沾沾自喜。1904年，他甚至还写《从军行》，歌颂日本打败俄国，认为俄国是西方列强的代表，打败了它，就是打败了西方。日本近代史上有两场大大增强日本人自信力的战争，一场是甲午战争，一场是日俄战争，前者让日本人不再敬畏中国，后者让日本人不再害怕西方。夏目漱石也迷失在了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自豪感中。固然，作家可以反叛自己的祖国，但是一个卖国的灵魂又无法面对文字的审视。夏目漱石对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既恨又爱，爱得深，因此也恨得切；也因为恨得切，难免没有“恨铁不成钢”的不择手段。但是这样又跟文学精神相背离，这是难以闪避的困境。也许吧，一个杰出的作家就是永远处在困境中。所以杰出，就因为他足够矛盾，足够痛苦，因此足够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