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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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9-12-26 11:02:04 阅读人次:1945 回复数:2)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法工委：　　我是作家陈希我。欣闻我国最高立法机关拟对《保密法》进行修改，作为被“有关部门”滥用《保密法》践踏了著作权的受害者，请允许我把我的遭遇向你们反映，或许对修改保密法具有借鉴意义。　　2006年，我将我在《人民文学》、《收获》、《花城》、《天涯》等文学刊物发表的中短篇小说，合成集子，以《冒犯书》为名交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之后，台湾宝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也在2007年出版了《冒犯书》。2007年6月，我到邮局领取台湾宝瓶公司寄给我的12本《冒犯书》样书时，却被福州海关驻邮局办事处告知其属于“禁止进境印刷品”，不能领取。2008年2月15日，我接到福州海关《行政处罚告知单》，称“拟对上述1 2本《冒犯书》予以没收”。在大陆发表和出版获得好评的作品，为什么会是“禁止进境印刷品”而没收？我遂要求听证。在2008年4月7日的听证会上，我询问《冒犯书》为何被定为“禁止进境印刷品”？福州海关回答是“有关部门”确认的。我请求查阅该“监管函”，却被告知“监管函”属于“国家秘密”，只能海关内部掌握，不能让我查阅。我不知道一部纯文学作品会涉及什么“国家机密”？“监管函”为什么会成为“国家秘密”？（可调阅《听证笔录》）于是，2008年10月8日，我向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令人不解的是，“国家机密”这种说辞在法院再次出现。（可调阅二级法院的《庭审笔录》）首先是福州中院以“本案涉及国家秘密”为由不公开审理，把关心此案的文学界、新闻界拒之法庭之外。在庭审时，我仍然问海关我的《冒犯书》为何被定为“禁止进境印刷品”？海关仍说是“国家机密，不能向你公开！”我问是谁鉴定《冒犯书》禁止进境？回答是：“有关部门”，什么部门？仍然回答是“国家机密”，不能告诉你。当我要求查阅作为证据的“有关部门”所作的鉴定结论，也被法官拒绝，称该证据属于“国家秘密”，你无权知道。在我一再要求下，法官用极快速度念了一遍鉴定内容：该书是由10个互不相连的短篇小说组成的小说集，主题讲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颇为消极。作者通过一个个故事，讲述人的欲望如何的贪婪、内心如何的丑陋，行为是如何的卑鄙。书中大部分作品充斥着非理性的爱的描述，极力表现“渴望被冒犯，渴望受虐”的变态情景，该书的社会影响力极为消极，性爱描写宣扬了淫秽行为，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易诱发未成年人仿效甚至犯罪。　　原来这就是“国家机密”！所谓“主题讲的都是人性恶的一面，颇为消极”，我想问，写人性恶也可以成为被禁的理由吗？波德莱尔还把作品冠名为《恶之花》。如果写人性恶就是“消极”，那么中国文学史上最消极的作家就是鲁迅了，如果我的罪名成立，我建议先把鲁迅给禁掉。又，“书中大部分作品充斥着非理性爱情的描述”，请问什么是“理性爱情”？所谓“感情用事”，就说明感情往往是非理性的，爱情属于感情一部分，自然属于非理性的范畴。还有，“没有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冒犯书》中的篇目，绝大部分获过文学奖项，怎样才算有文学价值？作品是否具备“文学价值”，是听文学界评论家的，以及听人民文学出版社、《收获》、《花城》、《天涯》等权威文学刊物的评价，还是听躲在“国家机密”的保护伞下对文学创作规律毫无理解、毫无专业知识的人信口雌黄？然而，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仍然以“国家机密”为由，判我败诉。我上诉到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还是以“国家机密”为由判我败诉，我败诉得稀里糊涂。　　于是我有理由质问这个国家机密制度—— 　　一，《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明文规定，当事人应当对证据进行质证，质证的逻辑前提是要先看到证据。当《行政处罚法》遭遇《保密法》，在《保密法》面前，《行政处罚法》是否成了一纸空文？　　二，即使是“国家机密”，是否也有个涉密范围、密级、保密期限等界定？我曾在两审法庭上提出疑问，但法官们都不予答复。　　三，一项文件、一个数据是不是保密由谁说了算？是应该经过法定的程序，还是由权力机关信口雌黄？甚至这机构还不露脸，只是以“有关部门”出现。这样，是否会造成权力机构的暗箱执法？各级政府是否会以保密为借口，拒绝公开政府各种信息？这样的《保密法》是否会跟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精神背道而驰，防碍政府政务公开的承诺和落实？　　四，当公民对“保密”的判定持有异议，是否可以提出质疑？虽然《保密法》规定，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和属于何种密级不明确的事项，产生该事项的机关、单位无相应确定密级的，应当及时拟定密级，并在拟定密级后的十日内依照有关规定申请确定密级，但这里可以提出确认申请的只是“机关”、“单位”，而非公民个人。仅有行政机关才可以请示、申请确认密级，这是不公平的。这样是否会导致让确认密级的外部行政行为演变成内部行政行为？　　根据新华社报道，美国每年生产秘密文件10万件，而中国，则高达数百万件。这种定密随意，乃至解密不及时，已经让“保密”成了既可怕又可笑的词汇。这种随意定密的做法，已经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信力。在政府承诺公民享有知情权、政府具有信息公开的义务的情况下，政府要定密，就应当负有举证责任，要定为“国家机密”，就必须证明是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而不是政府自己的需要，甚至是一些人个人的需要。　　我写信给你们，是希望改变这个法律。我等待着你们的答复。　　公民：陈希我　　2009年7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