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屡屡被“爱国”绑架│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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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屡屡被“爱国”绑架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8-11-30 10:35:03 阅读人次:1806 回复数:1)
纵观人类暴力史，有一种暴力，就是绑架。绑架是一种软暴力，人作为万物之灵，比其他动物高明之处，就在于懂得使用软暴力——用最小的力量获取最大的收益。纵使你万不情愿，也必须乖乖顺从。其中最软的暴力就是“爱国”绑架，让你连不情愿也不敢说出口，还得感恩。这种经验被一些人屡试不爽，而且影响深远，以至于草根出生的牛根生，也懂得使用这种招数。“三聚氰胺”事件嚗光，举世震惊，中国的信誉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严重的危机，那些祸害国家民族利益者受到清算，本是理所当然，不料他们却自己祭起了“爱国”的灵旗。我们来看看“蒙牛”的牛根生是怎样说的：“股价暴跌，导致我们抵押给摩根斯坦利的蒙牛股份在价值上大为缩水，这引得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一面编织谎言，一面张口以待……及时补足保证金，关系到企业话语权的存亡。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不由让人想起“余大师”的“含泪劝告”：“一些对中国人历来不怀好意的人，正天天等着我们做错一点什么呢。”敢情不是因为自己做错，而是因为人家在等着我们做错；即便是自己做错，因为有不怀好意的外国人的存在，也不能清算，这才是“识大体、明大理”——识的是“民族”的“大体”，明的是“爱国”的“大理”。所谓“爱国是无条件的”，就是建立在这种“大体”、“大理”之上的。事实如何，可以不论。当一部作品、一种陈述让中国人不喜欢，就说它是污蔑中国。什么叫污蔑？就是对事实的歪曲。那么事实是怎样的？在“爱国”的名义下，是不作这种探究的。因此所谓“无条件”，就是“无道理”；所谓“大理”，就是“无理”。　　在中国历史上，得势者屡屡打出“爱国”牌，因为他们已经霸占了江山社稷。他们告诉国人：“朕即江山”、“朕即社稷”，把江山社稷绑架到自己家里。在这种情况下，“爱国”与“忠君”是不可分的，“爱国”既然无条件，那么“忠君”也就无条件了，“爱国”必须以“忠君”作为前提、基础和旨归。在这种逻辑下出现了一系列“爱国者”，屈原就是典型的代表。这个“爱国者”，先是遭他的“国”的怀王贬斥，又遭他的“国”的襄王放逐，但他仍“九死而未悔”，一如一个执迷不悟的情人，不可自拔，仍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守丘”。假如不执迷不悟，就是“卖国”。中国历史上出现许多“卖国贼”，是世界上盛产“卖国贼”的国家。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卖国贼”往往被当朝统治者所宠爱，秦桧比岳飞受宠，皇帝听秦桧的。甚至就连“爱国者”司马迁为之辩护的李陵，也被视为“卖国”。但是这并不影响这些“爱国者”仍然“忠君”，他们并不认为这些昏庸的统治者正是国家祸患的根源，他们只知反贪官，不知反皇帝。其实，与其说他们是“爱国”，勿宁说是“误国”，糊涂而“误国”。　　也许他们未必完全糊涂，比如屈原，他也并不满意他的恋爱对象、他的“美人”，也就是他的“君”，他也知道自己只是单相思。在他的《离骚》中所追求的“美人”，都是“冷美人”——洛水女神，脾气乖戾，行为放荡；帝喾之妃、夏侯少康之妃，他无法靠近。他对自己的“君”是有抱怨的，但这抱怨是跟期待交织在一起的，他只能期待他的“君”有朝一日回心转意。他不能离开“君”，因为“君”就是他的“国”。就像一个弃妇喜欢频频回忆对方曾经对待自己的好，他也频频回忆当初被“君”所爱的岁月。由于有这段初好，屈原坚信自己被弃，只是因为“君”的不察，因为“君”身边有了“小人”。忠君者总是相信“君”是好的，即使“君”把“国”给卖了，也要跟着去当奴。他们其实是把对“君”的忠诚，凌驾于“国”之上，这些人与其是“爱国者”，不如说是“爱国奴”。　　有这样的“爱国奴”，“君”就大可不用着急了。搞到民族衰弱、国家危亡了，自然有“爱国奴”拼死相救。甚至因为民族危亡，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爱国”的队伍中来。一如列宁所指出的：“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国家越是危亡，越能刺激“爱国”的神经，越让这种“国”与“君”的绑架成为死结。如果救了“国”，就自然也把“君”给救了。　　当然我也相信这些人中不乏有识之士。他们知道自己的热情被绑架了，但他们无可奈何，他们只能当殉葬品。然而并不是任何明白人都当殉葬品，更有拾利者，比如那些野心家，他们也十分明白这盘棋局，他们就利用这个局面为己所用，往“爱国”塞进自己的私货。他们比任何人都高喊“爱国”，倒好像别人不如他们“爱国”。高喊宁可把“蒙牛”白送中国兄弟、也不便宜友邦的牛根生，你看他是多么爱国，多么悲壮。如此，谁敢不支持他？正如赫尔岑所描绘的：“爱国主义成了某种皮鞭和警棍”。这让我想起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断言：“爱国主义是一堆易燃的垃圾，任何想照亮自己名字的人只要朝它丢根火柴就可以了。”他们与其是“爱国奴”，勿宁是“爱国贼”。　　这些“爱国贼”精明得很，他们知道如何“打着红旗反红旗”。平心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也会出现一些开明的君主，他们希望把国家建好，他们认识到归根结底是体制的问题，于是力图救亡、改革。这种连君主都要改造的体制，“爱国贼”们却企图把它绑架在君主身上。比如牛根生，在他的“万言书”中特意点出“三聚氰胺”事件之后胡总、温总的指示，还有国家所采取的措施，企图拉政府做托儿。我倒要问问牛根生，政府是来查你的，还是来护你的？我倒还记得温总曾经说过一句话：“企业家身上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我还记得国务院对此类事件做出的“六项决定”，其中包括“全部检查”、“严肃处理”、“查明责任”、“进行处罚”、“涉嫌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惩处。”牛根生是否认为这只是针对别人而言？　　牛根生们要是真“爱国”，就应该爱惜国人的生命，但事实恰恰相反，他们反而爱惜外国人的生命——多数出口境外的奶粉、牛奶都没有含“三聚氰胺”，“奥运奶”也没有问题。他们说牛奶中含“三聚氰胺”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为什么给外国人喝的就可以避免呢？这只能证明，他们把国人的生命价值置于外国人之下。这就是“爱国”吗？只能说，“爱国”在他们只是一个幌子，一个逃避审判的借口，用塞缪尔·约翰逊的话来说：“爱国主义是流氓无赖们最后的藏身之地。” 　　要说支持民族奶业，国人已经够支持的了，中国奶业首先就是国人支持起来的。在“一杯奶强壮一个民族”的号召下，习惯喝稀粥的国人，以更大的经济成本，开始吃面包、喝牛奶。但是这些民族奶业却欺骗了国人的信任和热情。这种祸国殃民的企业要倒闭，就让它倒闭好了；中国即使没有民族奶业，也比有祸国奶业要来得好。要问什么是“大理”、“大义”？这才是“大理”、“大义”，“以人为本”才是“大理”、“大义”。我们没有理由为“爱国贼”买单。既然中国的企业无法保障中国人，如果外国企业能做到，为什么不让外国企业做？“爱国”难道要以国人毁灭作为代价？人之不存，“国”有谁爱？　　其实，如果人类不存，所谓“国”，也就成了子虚乌有。而“爱国”情绪就潜藏着这种毁灭人类的危险因素。“爱国主义者”有这样一种荒谬的逻辑：我的国家不定是正确的，但是它总是正确的。这种逻辑只能导致偏执和暴力。“爱国主义”隐含着狭隘的道德规范，它暗示“祖国”是道德的标准或者价值。那么别的国家的标准和价值就是非道德的，就应该被否定。因此，爱国主义者必然把别国视为异端，树为敌人。人类历史上几乎所有针对他国的战争，都是在“爱国主义”名义下发动的。没有道理可讲，就因为我爱我的“国”。那么你爱你的“国”，人家也爱自己的“国”，你把人家树立为敌，别人也就把你树立为敌。冤冤相报，永无休止。勃特兰·罗素说：“爱国主义就是积极地为了微不足道的原因杀人并被杀。” 　　“爱国”还成为打击政敌或者不同观点的道德武器，比如陈独秀、刘少奇就曾被他的同党骂作“卖国”，大江健三郎也被日本“右翼”骂作“卖国”，翻开蒋介石日记，“汉奸”“卖国贼”字眼比比皆是，而被用在头上的都是他不喜欢的人。一个人，一旦被盖上“卖国贼”的帽子，就无论如何没有讨论的余地了，比如对汪精卫的研究，仅止于“卖国贼”的定性。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爱国主义常造成混乱，比如如何评价历史上外族统治中国人的朝代，如何正视现实中自身的弊端。固然，由于人类过去的蒙昧，千百年来，人们已积淀了“爱国”的情感，但这却是必须规避的情感，这在绝大多数开明国家已经成了共识，在这些国家，“爱国主义”都被视为危险，如果谁公然叫嚣“爱国主义”，就会被认为是无赖；在这些国家，“爱国者”没有市场，而国家和国民却实实在在得到了福祉。

回复[1]: 可称为“中国病”。 自带板凳 (2008-12-01 10:04:57)

　　普遍地存在于今天的中国人身上。包括某些在海外的华人。

　　

　　〉〉“股价暴跌，导致我们抵押给摩根斯坦利的蒙牛股份在价值上大为缩水，这引得境外一些资本大鳄蠢蠢欲动，一面编织谎言，一面张口以待……及时补足保证金，关系到企业话语权的存亡。作为民族乳制品企业的蒙牛，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种思维体系和话语系统，太典型了。一开口就是这样的语言。

　　这就是“中国病”的症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