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南国都市报》问：陈希我与文学：谁冒犯着谁？ │陈希我│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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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南国都市报》问：陈希我与文学：谁冒犯着谁？
陈希我 (发表日期:2007-02-12 23:20:52 阅读人次:1862 回复数:0)
陈希我在人们的印象中，一直是个被边缘化的形象。他的作品中，总是关注我们这个社会中的边缘人，勇敢地直面其中存在的问题，绝不回避———以至于许多读者都认为他的作品“太压抑”。　　他同时有许多“惊人”的言论广为流传。譬如“文学就是冒犯”、“文学不是好东西，作家不是好人，请别靠近我”……但就是这个勇敢的“边缘作家”，日前获得了2006年度“茅台杯”人民文学奖。对此，许多人深感意外。有的媒体甚至使用了“陈希我转正了”这样的语句。　　近日，他的新书出版，收录了九篇短篇小说，取名《冒犯书》。让人不禁好奇：陈希我，究竟是个怎样的人物？　　“文学就是冒犯” 　　记者：祝贺你的新书出版。请介绍一下这本书的写作情况好吗？　　陈希我：这本书的写作时间跨度很长，最早一篇《晒月亮》写于1998年，当时无处发表，就发表在了网络文学杂志《橄榄树》上，标题是《19____年的阴谋》。其他篇如《暗示》、《补肾》、《我疼》都有类似的经历。后来这些作品分别发表在《收获》、《天涯》、《红豆》等杂志。最迟一篇《上天堂》（原名《到天堂去》）写于2005年，发表在《花城》。　　记者：为什么会给新书取这样一个听起来如此尖锐的名字？　　陈希我：我认为文学的价值首先就在冒犯。这书名声明了我的文学主张。冒犯针对的是遮蔽，我们的世界被遮蔽得十分严重，不用利器就无法揭开它。人是庸懒的动物，正如田鸡被抓了放在炖罐里，水在加温，它虽然觉得不妙，但是还可以忍受，它就忍受着；到了水烧热了，开了，它想逃脱，但已无能为力了。作家要做的就是把危机凸显出来，甚至是神经质的夸大。当我们听鲁迅说中国历史是“吃人”的历史时，当我们听萨德说人有受虐情结时，当我们听福柯把我们的世界比做监狱时，我们虽然心存疑虑，但是我们被触动了。作家就是那种在极端点上提出追问的人。　　“为出版作出了一定妥协” 　　记者：听说出版不是很顺利，还删节了？　　陈希我：冒渎的写作命中注定难以被接受。我几乎所有作品的出版都不顺利，最好的结局就是删节出版。这本书当然也这样，本来是十篇，现在成了九篇，撤下了我认为最有价值的《遮蔽》。其他篇什也要删改。这对一个作家是最痛苦的。当然也可以有解决办法，就是写的时候就自行阉割。但我做不来。我觉得写作是追求快感的，写的时候不计后果，所以我说写作不是生孩子，是做爱，这样弄出的孩子报户口当然就成问题了。　　记者：你在后记里说，当年宁愿不发表，也不肯修改，为什么现在竟然肯了？　　陈希我：这个问题问得好，直指一个写作者的困境。写作是做爱，但一旦生出孩子来，总希望有个归宿。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孩子是私生子的。这就形成了矛盾。解决矛盾的办法只能是有限的妥协。这是特定条件下一个写作者的成熟。当然我也知道这种妥协是危险的，很容易变成自我宽慰。我们看到，很多作家都是从“有限的妥协”开始，到了无休止的妥协，直至以妥协为安，最终被规训了。　　记者：你认为删节后的《冒犯书》还能算是你的真实意愿的反映吗？有没有损害？　　陈希我：当然受了很大的损害，但毕竟还是保存了一定的锋芒。　　记者：你在博客中帖出被删撤下的《遮蔽》，算是一种折衷的做法吗？　　陈希我：与其说是折衷，不如说是弥补吧。　　记者：你的博客取名叫“伪”博客，“伪”是什么意思？　　陈希我：我一直觉得博客是个奇怪的东西。博客本来应是很私密的，面对的是自己真实的灵魂。雨果说：人面对自己的灵魂，会黯然神伤。但博客却要公诸于众，不可理喻。能够解释的就是写博客的人要么有暴露癖，要么有发泄欲，在博客中制造自己的活法。我虽然也有发泄欲，但是作为作家，已经习惯了用假面的形式，所以是玩不来的。但人家为我申请了博客，后来我发现，用博客作为个人文库也不错。所以，严格意义上说，这个不是真博客，只是伪博客。　　“无所谓被边缘化” 　　记者：据说《冒犯书》是在向《十诫》致敬？　　陈希我：基斯洛夫斯基是我喜欢的作家，我愿意把他看成是作家，而不仅是导演，好的导演必须是个好作家，他表达自己。基斯洛夫斯基在《十诫》中对人、特别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做了深刻的追问。正如刘小枫所说：“人生性脆弱，以至于人心中难以竖起'那杆（道德律令的）秤，遑论用它来裁量自己生命中的善善恶恶。基斯洛夫斯基以‘十诫’为题编故事，幸许是要询问我们现代人是否有能力自己给自己立法，我们‘心中的那杆秤’———康德所谓‘心中的道德律令’，是否能称量（遑论裁量）自己的偶在生命的重负。” 表面上看，冒犯和规戒是背道而驰，但是实际上，冒犯正因为你心中有戒律，你有理想。没有戒律的冒犯是耍流氓，也是浅薄没有力量的。有意思的是理想主义的“二律背反”，康德的“崇高”恰是通过受虐得以实现，最大的道德恰恰显示出对道德的清醒。我在《冒犯书》“引言”中说到：“其实每个人都有渴望受虐的潜意识，就好像牙疼，明明知道碰它会更疼，却你还是会情不自禁用舌头去顶它，那是一种对痛苦的确认。”其实被那篇《遮蔽》最好地表达了这种确认，可惜被抽掉了。　　记者：你也是作协中人，但你的作品常关注社会边缘人，你有刻意把自己边缘化的意思吗？但你又获得了“人民文学奖”，是否表明你愿意变得主流了？　　陈希我：我确实拿着中国作协会员证。多年前我就说过，作协就好像男人的乳房，虽然不产奶，也没必要非要把他切掉不可。曾经有人问我：为什么不退出作协？我说，我不想第二次愚蠢。客观地说，现在的作协并不比许多官僚机构值得痛恨，当然前提是，已经到了如今这个时代，作家可以写自己的。重要的是自己把握，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至于“主流”，主流本质上是一种意识。一个身在边缘的人，很可能他的意识是很主流的，他需要皇帝主子；而一个身在主流里的人，很可能他精神上是很边缘的。当然我也知道主流是有毒的，容易腐蚀人，所以我也会刻意在精神上边缘化。但是这跟“关注边缘人”没有什么事，从小处说，我只写我自己，我自己就是边缘人；从大处说，所有真正的存在都是边缘的存在，主流只不过是一团虚幻的云霞。　　记者：但有评论称，你是中国最有可能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　　陈希我：无稽之谈。而且一个作家要盯着什么奖写作，他也完了。　　记者：你说的一些惊人之语，如“文学不是好东西，作家不是好人”、“作家好比精神病”……为什么会这么说，有制造轰动效应的意思吗？　　陈希我：发言就为了效应，能轰动何乐不为？但要看看轰动的是不是你真实的思想、一贯的思考。我认为作家就是作家，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科学家，更不是政治家。作家按自己对世界的独特理解来构筑他的世界，文学是告诉人们，在现实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世界。作家唯一的真实是他的内心，唯一的法则是自我。再加上作家对世界感知的神经质特性，这就跟精神病人无异了。　　鲁迅说杀人有两种杀法，一是棒杀，一是捧杀。捧杀作家，结果是毁了文学。历史上不是没有教训。为了断此期望，我宁可把作家定位成坏人。实际上，作家也用胡说八道扰乱人们的生活，是“蠹”。当然首先更扰乱了他自己的生活，所以文学确实不是好东西。要让一个人活得不好，就让他爱文学；要让一个人丢工作，就让他爱文学；要让一个家庭分崩离析，就让他们的丈夫或妻子爱文学；要毁了一个孩子的前程，就教他爱文学。　　“对文学欲罢不能” 　　记者：为什么坚持到现在还写作？什么支撑着你？　　陈希我：欲罢不能。当初开始写作时，还自己相信为了什么崇高的使命，被那些成名作家所感染。八十年代，多少作家像男人追女人一样表明自己对文学忠心啊。后来文学没有轰动效应了，那些作家就发牢骚了，就不写了，就逃遁了，就赚钱去了，我才知道自己被蛊惑了，可是同时也发现，已经陷在其中，逃不出来了。这才发现还真有'命'。为什么还在写？也许只能归咎于性格，并不是坚持，也没什么支撑的。　　记者：你的人生观是怎么样的，你是个悲观的人吗？　　陈希我：是的，没有理由不悲观。悲观是正常的，你看我们的前面是什么？是死亡，是坟墓。鲁迅在《立论》里说得很清楚。所谓升官、发财，只是许谎。所谓快乐幸福，只是权宜之物，唯一的真实就是死亡，我们都得死。所谓乐观，只是棺材里面拉胡琴。　　记者：你当年为什么会去日本，又为什么回来？讲讲这段经历吧。　　陈希我：我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去的日本。去日本，是因为在国内呆不下去了。文学害了我，让我过得很惨，乃至身陷囹圄。当时一个看命的说，你远走高飞吧！我不迷信，但到那时候不得不信，一走就到了国外。回国还是因为该死的文学，要写作。写作需要“在场”。当年托马斯·曼离开纳粹德国，说：“我托马斯·曼在哪里，德国就在哪里！”事实证明他错了。这就是一个作家的悲剧。一个中国作家的“场”，永远只能是中国。　　在日本，我必须顾及三样事：读书、打工、签证。必须有签证，才能读书；要读书，就要有物质基础，就必须打工；要打工，又可能影响读书。一直处在兼顾各方面的拉扯中，但是还是很受益。最大的益处是看了世界，我经常说，没有出过国（不是旅游或考察）的人知识结构是不完整的，甚至有重要的欠缺。　　记者：现在在福州的生活怎么样？你的下一步写作及生活计划？　　陈希我：我的生活很正常，也许正因为这正常，才掩盖着不正常。用我导师孙绍振的话说，我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用我的一个朋友的话说是：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你们能看到的形态是，我目前一边读书，一边写作。写完了一部新长篇，在大动筋骨改动。至于未来计划，走一步算一步吧，我是个没计划的人，也计划不来。好在心中总揣着文学，因此也不至于盲目和空虚。　　（记者：王亦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