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把青春留在了建国前后的中国(二)│文炜│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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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青春留在了建国前后的中国(二)
文炜 (发表日期:2006-09-16 11:12:14 阅读人次:1818 回复数:0)
在留用者中最多的是医疗行业人员，大约有三千人，有医生、护士以及后勤抬担架人员，他们长期与共产党的军队一起行动。中国方面说他们是自愿参加共产党军队的，其实面对“留用”的要求，日本医务人员无法拒绝，当时共产党内医务人员极其缺乏，这就决定了他们回不了国。　　关于日本医务人员的“留用”经过，曾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孙仪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有所表述。“为了治疗从四平送下来的伤兵，召集医务人员成为当务之急。我向李立三（当时的日本人移送事务所所长）要求让日本人留下来，但是由于与国民党之间有日本人移送协定，起初没有得到许可。”可后来，共产党得知，移送出去的日本人被国民党留下来了，李立三终于同意了孙仪之的留用日本人的要求。“进入东北的我军，治疗伤兵和防止伤寒的蔓延迫在眉睫，等待送还的日本人中有很多医务人员，不得不把他们留用。” 　　1946年2月，国民党军开始向共产党军进攻，在四平保卫战中，共产党军伤亡惨重，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人的留用就理所当然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有记载，当时卫生部门表彰的立功者有四分之一是日本人。在《友谊铸春秋》一书中，介绍了多位原日军医务人员变成解放军队伍中的大夫与护士的故事。在日本放送协会还出版的《被留用的日本人》一书中，用较多的篇幅描写了加入解放军的日本医务人员的生活，颇有故事性，这里选取其一，我们来看看一个普通的日本女孩在解放军队伍中的成长经历。　　女孩十四当护士　　小木曾博子是日本战败前4个月才来到中国东北的，当时她刚小学毕业，才14岁，出身贫苦农家，是6个姐妹中的老四，她的理想是继续上学，长大后当个老师。但家境不好，实现理想并非易事。后来听老师说如果去了“满洲”就可以一边工作一边念书，为了实现读书梦，博子决心奔赴满洲。当时她与家人都未料到，日本会很快战败。从家乡出发一周后，她来到了中国鞍山，被带到了鞍山制铁医院护士培训所，有人告诉她“为了国家当护士”，博子有一种上当受骗的感觉，不是说可以边工作边上学吗？仅仅4个月后，日军投降，8月苏联军进驻鞍山，10月东北民主联军来接收。日本败仗前培训所里有500名护士，现在只剩下20左右人了。在东北有亲友的都往那儿跑了，还有的在苏军进驻期间不知去向。一天，中国人所长与日本人护士长来到了博子她们护士的房间。所长说：“国民党军开始进攻，我们不得不开始撤退，不是要强迫你们，我们希望有几个人参军，照顾伤病员。”听了这话，大家都感到不安，难道鞍山要变成战场？国民党能接受日本人吗？与处境不利的共产党军队一起走，能活命吗？博子想，就算回日本也没有工作，不如……她站起来说：“我去。”“你好好想想再决定。”比博子年纪大的同伙小声劝她。“我没地方可去。”博子说不出更好的理由。　　第二天撤退就开始了，博子抱着自己的小小包裹坐上了颠簸的卡车。随着苏联军队的撤退国民党军也开始向东北进攻。在中国混乱的内战中，博子的命运也彻底改变了。　　1946年春，小木曾博子随部队到达离鞍山一百公里左右的小市，行军的3个月中为躲避国民军走走停停。部队里还有从其他医院来的日本医务人员，共40人左右，其中也被强制来的，在行军的过程中，有一名医生逃跑了。从此，大家开始议论逃跑的事。博子听着大人们的话，不由自言自语道：“在这么大的地方往哪儿逃啊，语言又不通……我只能留下来努力干活。”但到了夜晚，她只有偷偷地抹眼泪。　　部队里，有曾与日本侵略军打过战山东来的兵，他们毫不留情地把眼前的日本人叫做“日本鬼子”。共产党的干部听到了曾教育战士别这样叫，但战士不听。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终于对日本人有了许多新的了解。　　博子只学了4个月的护理知识，对她来说什么都是第一次。起初，为伤病员扎针不能“一针见血”，伤员发火的事也是常有的。博子在勤学苦练业务的同时，有空就帮忙干杂活，渐渐得到了大家的好评。　　部队行军到了长白山的深处，生活更加艰苦，吃的东西也少，有玉米、高粱就不错了，总是饿肚子等着开饭的时间。　　接受思想教育　　博子他们觉得共产党军队是一支奇怪的军队，到农家住宿后，除了付钱以外，还要帮忙打扫、砍柴，以及干农活。日本的军队是不可能做到这些的。农民们都很高兴，但对他们这些日本人来说，共产党的军队真是没事找事。部队的纪律很严格，制定了“不准争吵”，“不能偷东西”等条例，象学校的清规戒律一样。农家出身的博子觉得，共产党军队是好样的。　　9月，部队到了通化以东60公里一个叫林子头的小镇，这里驻屯着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三后方医院，那里有50名日本医务工作者，博子他们和原部队分离与医院的同胞会合了。那时候，博子已学了些中国话，军队里的战士多是农村出身，他们没什么文化，但对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却讲得头头是道。不久，日本人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还要接受政治、思想教育。担任教员的是在抗日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在延安受过教育的日本人。博子开始还挺高兴，可以学习了，但不久就觉得枯燥，因为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类。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卫生工作史》中有如下记载：“被留用的日本人对我党、我军不能很好地理解，抱有恐怖和不安的情绪，也有人制造流言。我们很快派了懂日语的人员前往做思想工作，但因民族与习惯不同，日本人的固有观念很难改变。”在抗日战争中被共产党俘虏的日本兵有2500人，其中300人在延安的“日本劳动学校”学习过，其中几十人受共产党之托担任留用日本人的思想教育工作。　　思想教育并没有持续多久，10月开始国民党军向林子头进攻。博子他们随部队向山中撤离，准备向临江进发。到了临江，众多的伤员就抬下来了，医务人员开始了紧张的工作，日本护士们开始熟悉药品的名称及医疗器械的使用方法，她们甚至互相在对方身上练习打针。两个月后，护士们被召集起来，说前线需要人，大家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吱声，谁都明白这是有生命危险的事。“我去。”有两位护士站了起来，她们是博子与羽生，一起从鞍山来的，羽生比博子大两岁。博子深知到前线有危险，但她想试一试自己究竟有多大能耐。　　感情的涟漪　　1948年，17岁的小木曾博子随前线部队转战南北，日夜忙着照顾伤员，部队中不断传来胜利的消息，新的解放区在不断增加，大家的工作热情更加高涨。不久，博子又接受了新的任务，到司令部负责军队干部的健康保健工作，24小时待命，随时要准备好针管与药品。在那儿，博子遇见了卫兵吴桐喜。吴经常与博子说说笑笑，在几乎没有娱乐的环境里，吴的到来成了博子最大的期待。偶尔有电影放映，博子因为有任务在身，总不能去。　　有一天，有人来敲博子的门，是位干部。　　“小木曾同志不去看电影吗？” 　　“护士的工作不分昼夜，没有命令我不能离开这里。” 　　干部有些失望地走了。　　不到5分钟又有人敲门，是吴桐喜来了。他说：“小木曾同志，有新的命令，你现在马上和我一起去看电影。这是命令。　　有这么愉快的命令何乐而不为呢，他们手拉手，唱着歌去看电影。忽然博子意识到他们这样手拉手要是被别人看到了是会被批评，在军队中男女交往是禁止的。看完电影回家的时候，吴把自己的手表摘下，说：“博子同志，我要到前线去了，这支表你拿着做个纪念，在前线用不上这个……不要忘了我，我也忘不了博子同志，一定等着我。”博子不知道怎样回答，回到屋里激动得一个人哭起来，14岁漂泊异乡到现在，第一次听到这样热乎乎的话。　　有一次，吴的朋友来访，临走时塞给博子一张字条，那是吴的信。信上说自己出发的日子已定，领导对博子的工作很满意等等，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信。　　博子把信放在自己枕头底下，看了一遍又一遍。她每天边看信边笑的样子引起了同伴的怀疑，信被班长看到了，所长把她叫去问话。博子如实坦白，但那只手表的事还是有口难辩，因为那在当时是很贵重的东西，赠送这样的礼物，两人都违反了军纪，还被怀疑有了男女关系。　　博子被审问了一星期，最后还是博子负责医疗保健的干部出面说话，说博子是清白的。　　14年后回日本　　博子随部队来到了湖南省冷水滩,不久伤员就送到了,伤员治疗快结束时,指导员快步走来满面笑容地向大家报告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大家欢呼雀跃，“同志们，我们要加把劲，争取早日解放全中国。” 　　不久，部队奉命向丹东挺进，准备作为志愿军向朝鲜进发，博子也作好了向新的战场进军的准备。但是，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政府考虑到国际影响，不让日本人到朝鲜去。这时博子才深切地意识到，自己是日本人。当初听到中国建国的消息，博子是多么兴奋啊。　　博子在这儿还巧遇吴桐喜，他一直驻留在丹东，但第二天便要出征了。博子想起了因为他的信而给被部队审问的事，只好抑制自己的感情。但又想到吴明天就要离开，想送他一件纪念品。　　但他们的见面正好被周围的战友看到了，议论纷纷，领导也问博子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只想送件纪念品给吴，领导说：“战士上战场之前，要想着立功，不能有儿女情长。与其送礼物，不如写几句话送他就行了，这是命令。” 　　博子只好写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我不爱你，你不要来找我了。”这样绝情的信，吴桐喜也小心地收好走了，博子最难忘的是他那憨厚的笑脸。从此以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　　1958年，小木曾博子28岁时终于回日本了。回国前她与在中国认识的同样做医务工作的同胞结婚，后来带着4岁的小孩一起回日本。博子整整在中国呆了14年，与家人重逢时，不由抱头痛哭。　　那天家里还来了五位警察，刨根问底地询问博子在中国的经历，博子强忍着怒火，巴不得他们快点走。　　他们问：“在中国的军队中被强奸了吗？”博子感到被侮辱了，她大声地说：“解放军与日本军队不一样，他们绝不会干那样的事！”大家一下子静下来，有人小声说：“到底变成‘赤色’的了。”博子气得在心中叫道：“早知要被如此审问，我倒不如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