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电影杂谈：禁忌的游戏（二）│周成林│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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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电影杂谈：禁忌的游戏（二）
周成林 (发表日期:2006-03-26 14:34:19 阅读人次:1695 回复数:0)
既然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主旋律高唱入云，曾是摩登象征的西方影响当然不良且需根除，譬如外国电影中的接吻场面就得剪掉。于是怪事出现了：每当银幕上的洋人男女含情脉脉彼此靠近，画面就会中断，跳到亲嘴完毕两个脑袋弹开的场景（日本电影出现接吻镜头，还得等到战后的一九四六年，不过这是后话了）。笔者前不久看英国广播公司的二战系列，正好有段大日本帝国宣传片，的确是在竭力消除所谓西方不良影响，譬如一段场景，表现作风洋派的青年女子，竟然当街冒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结果当场招来日本愤青训斥，并唤起路人同声谴责，颇长大和民族志气与尊严。　　除了接吻一类生活小景，外国电影的战争场面更要严格审查。Lewis Milestone根据雷马克名著改编的电影《西线无战事》，就挨了三百多下剪刀，足足占了正常放映时间的两成。剪掉的镜头，包括战场上的尸体，白刃相见的场面等等。一九三七年，法国大导演让·雷诺的反战名作《大幻象》登陆日本，但当局没收了这部影片，将拷贝打发回老家。相映成趣的是，《大幻象》在纳粹德国亦不受欢迎，宣传部长戈培尔就称之为帝国影像首敌，欲将欧陆各国的拷贝统统销毁。　　就战争片来说，中日战争爆发后，日本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战时电影。田阪具隆导演一九三八年的《五个侦察兵》，即使现在亦受好评，当然纯属美学层面的量度。据说这部电影宣传色彩并非很浓，亦少可歌可泣的英雄主义，反是着意表现士兵生活细节，譬如采摘花朵、找寻垫子以充榻榻米、等待家书以及内心郁闷等等。一九四零年，改编自菊池宽作品、吉村公三郎导演的《坦克队长西住传》亦影史留名。据西方电影史家评判，该片亦少通常意义的宣传色调，而导演亦说自己并非想拍什么鼓舞人心支持战争的东西，而是想拍一出典型的松竹家庭剧，将主人公（原型为一阵亡士兵）塑造成凡夫俗子，表现他对敌方平民的友好以及军中袍泽之谊。　　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局视电影为宣传工具，要求业界制作鼓舞人心激发士气的“国策电影”。以战时惯例，这一举措无可厚非，但觉悟不高的电影业并无充足准备，于是当局决定业界重组，以使运作更为有效，服务“国策电影”政治正确的主旋律。当时日本十大电影公司，譬如日活、松竹、东宝等，合并后变成了三家，其中一家“大日本映画”（即大映）的掌门人，就是战后大名鼎鼎的永田雅一（《雨月物语》等名片的制作人。香港玩家蔡澜有篇文章写永田雅一，甚是有趣）。据说当局本来欲将十大电影公司合为两家，但永田觉得这是松竹老板城户四郎搞鬼，想独霸一方，吃掉自己的新光映画（Shinko），才提出成立三家公司的构想。　　洗牌之后，“国策电影”有所成果。相较软性包装的主旋律，真正符合“国策电影”标准的代表作品，可能要数黑泽明老师山本嘉次郎一九四二年的《夏威夷与马来海战》。该片之拍摄，乃为了纪念“大东亚战争”一周年，不仅投资巨大，还在东宝片场搭建大型的珍珠港布景，并有精确的战舰模型漂浮水中。导演运用了纪录片拍摄手法，效果以假乱真，以至战后的占领当局，误以为影片的不少片段乃战场真实写照。　　不过，《夏威夷与马来海战》因为紧跟形势，政治上绝对正确，论及今时今日的地位影响，就远远不及左翼导演亀井文夫一九三九年的纪录片《战斗的兵士》了。亀井其时供职东宝，受军方之托，本来想拍一部“正面反映”武汉战役的纪录片，但上到战场，导演改变了主意。他后来说：“我们抛开了表现士兵作战的宏伟计划，代以描绘士兵的真实生活。……我并非想拍一部反战影片……我最大的关注，在于彻底描绘大地的痛楚与所有人的悲伤，包括士兵，包括农夫，包括所有的生命……马匹，甚至饱受战火蹂躏的植物。”据说一位官员看完《战斗的兵士》咆哮道：“这哪是战斗的兵士，这是垮掉的兵士。”而讲真话的亀井，就因为这部禁片进了监狱。讽刺的是，到了创作环境大为宽松的战后，亀井的作品（题材包括追究战争责任、原爆后遗症、日本社会对贱民的歧视等）同样受到占领当局审查，就因为他是个死不改悔的左派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