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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东瀛一代人的历史

林祁 (发表日期:2008-11-06 10:45:54 阅读人次:1147 回复数:1)

  

  
书写东瀛一代人的历史

  
——记“新华侨”作家莫邦富

  
有一个問罗马是什么時候建成的小幽默,答案是——

  
夜里。

  
在历史下面,是记忆和遗忘。在记忆和遗忘下面是生活。但书写生活是另外的历史。没有终结。

  
—引自读书笔记

  


  
“写写”——爸爸

  
女儿叫他“写写”。女儿的记忆里爸爸总是在灯下写着什么,写啊写啊,女儿睡着了,梦里大概也在写着什么。

  
现在女儿长大了,也有著作出版。女儿还叫爸爸“写写”么?

  
真遗憾,我没见过他女儿。《中日交流》 杂志的唐辛子是“追星/新族”,早比我更“走近莫邦富”,且录一段她真实的记述:

  
“坐在莫府的客厅时,我拿起一张“地球特派员2007”的明信片,那是NHK在2月24日刚刚为莫先生做的一个专题节目,在印有莫先生大幅头象的明信片上,写有“席卷亚洲的中国风暴”的日文字样。拿起这张明信片,我问莫先生可爱的女儿:“怎么样?当你走过你爸爸的新书旁的时候,或者走过这样的大幅宣传画的时候,心里有什么感想呢?会不会为自己有这样的爸爸感到骄傲?”

  
问这句话的时候,我想自己已经是标准答案在握的,这不是明摆着的么?谁会不为这样的一位父亲而骄傲呢。

  
可是女孩答:“也许,我更会觉得:爸爸真辛苦啊!”

  
“爸爸真辛苦啊!”女孩子的声音很轻很柔, 却足够在他人的心中击荡起千般万般感慨。”

  


  
“在日本学会谦虚”

  
可惜,我只在办公室里采访莫邦富。和我一起写书的美代子是莫邦富的“粉丝”,认为我们的书如果没有莫邦富就缺了一大风采。莫邦富在《朝日新闻》连载的mo@china专栏,时常让美代子感动得落泪。想想作为一个外国人,竟然能在日本全国大报常年拥有专栏,一举拥有1000万以上的读者,莫邦富可真够“酷”的。

  
由于我曾见过莫邦富,“写他”便当仁不让。记得 2000年参加上海政府邀请的留日杰出人才之盛大活动时,莫邦富给我留下了一脸谦和的印象,恰如他经常说的“我在日本学会谦虚”。只是,凭我的经验,谦虚的人往往不好采访。况且我最不喜欢在办公室作一本正经的记者问答,而莫邦富偏偏约我在他的事务所见面。于是乎本人虽不必厚着脸皮却只好硬着头皮前往。

  
莫邦富事务所设在东京的繁华地带,却闹中取静。瞧瞧地名“猿楽町”我不由一乐,再看到莫邦富一脸阳光,我更是乐上眉头。定睛一看,主人公就坐在一堆署着莫邦富的日语版精装书之间,马上令人想起著作等身的成语。莫邦富是上海人中不多见的身材高大者,与其“等身”的著书,册数自然不少——

  
其一,《新华侨》、《蛇头》等不但是日本文库版长期畅销书籍之一,而且“新华侨”、“蛇头”作为新语在日本“定着”。莫邦富以记者的眼光看到“蛇头”在阴暗处潜行,更看到“新华侨”在阳光下灿烂。 “新华侨”不同于“三把刀”的“老华侨”,“新华侨”以高科技高文化高水平的崭新形象书写历史。“新华侨”为我们留日的这一代人命名。就这样,以记者的敏感,学者的深刻,莫邦富成为第一个以“新华侨”“蛇头”等为现代日文汉字添加新词汇的“旅日华人作家、经济评论家”。

  
《读解中国全省地图》、译作《中国可以说不》等发行量10万册以上,进入日本畅销书行列; 《日本企业为何兵败中国》在香港三联书店2002年畅销书排行榜中名列第五;《莫邦富的新中国事典》在每月发行的NHK电视中文讲座教材上连载,因深受读者好评,至今已连载10年以上……

  
莫邦富递给我一杯淡淡的清茶,像清茶一样淡淡地说:

  
那是前些天发生的一桩事。我去电视台作嘉宾,在正式收录前,听到节目主持人把我介绍为“著名新华侨作家”,吓得我赶紧请她划掉“著名”2字。本来嘛,“作家”前面加了个“新华侨”的限定词,已经够暧昧的了,还要不知天高地厚地挂个“著名”牌子,岂不是更有挂羊头卖狗肉之嫌。

  
节目主持人赞许我:“别人直恨套不上这个牌子,您倒满谦虚的。”其实我真的不是谦虚。我真希望我是著名的。走在银座街上,得在我的那副近视眼镜外面再套上一副墨镜才行。不带上几位贴身保镖,就不能去新宿。哪怕是去离家200米远的超市买包土豆片,也得叫司机用宝马把我从后门送走,免得豪宅外面有一大批等着签名的人惊扰我。

  
如果是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一定毫不谦虚地同意周围人给我冠上“著名”的牌子。因为我已当之无愧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车站,走在任何一条街上都没有回头率的人,你说能挂“著名”牌子吗?哪怕我写的那20多本书,本本产生洛阳纸贵的效果,也没到那种程度呀!

  
莫邦富说得幽默而坦诚。不过他显然相当“著名”。 如果你上“谷歌”网,把莫邦富的名字放进去搜索,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诸如:

  
“莫邦富∶1953年生于上海。上海外语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85年赴日。

  
作为知日派记者,从政治经济到文化他在广泛的领域持续发言,他首次提出的新词「蛇头(蛇头)」和「新华侨」在日本已经成为专有名词。”

  
“莫邦富,旅日华人作家、经济评论家,从80年代末开始在日本舆论界崭露头角,在主流媒体上经常发表言论,著有40多部日文作品。言论和著述范围从政治、经济到文化,广泛而尖锐,观点鲜明,立场公正,是一位活跃的文化人士。香港财经杂志《经要一周》报道说:’莫邦富的名字就象一个传播中国社会文化的名牌,在日本传媒、文化界及华人社会中家喻戶晓。”

  
要见莫邦富不容易是因为他出名,名人总是忙得要命嘛;要见莫邦富很容易也是因为他出名,我就经常在电视里见到他的笑容。

  
此刻,眼前的莫邦富呷一口清茶,依然像清茶一样淡淡地说:

  
今年4月起,NHK定期播出我的《我看中国》栏目,和我同台演出的阿花(はなさん)在节目中居然说:“今天拜听高见,我又多长了见识。”我傻乎乎地把她当成一个高中生那样的小女孩,回家后女儿责怪我:“人家可是当红模特儿!”问我的日本人女助手,她的回答也是一模一样。进时装店一看,时装杂志的封面上正是她的风华正茂的照片,这可把我惊出一身冷汗。一个和我女儿差不了几岁的少女,能做得这么大气,我还敢卖瓜么?

  
我扑嗤一声笑了。我不敢说这次采访是成功的,却是愉快的。因为我以为,愉快每每在于真实。且实录一段问答如下:

  
1 问:你到日本的第一天怎么样?

  
答:我到日本的第一天,我的钱包里只有相当于60美元的日元。因为那个时候的中国不允许携带外币出国。

  
2 问:你的今天如何?

  
答:不光是我,每一个中国人今天走出国门时钱包都应该比当时的我鼓得多了。

  


  


  
“又一个自杀的”

  


  
日前创办《中日交流》 杂志的唐辛子向我诉苦:莫邦富说我们办杂志是“又一个自杀的”。

  
我哈哈大笑:可不?这叫前仆后继。莫邦富算是幸运的“前”者至今未“仆”罢了。

  
莫邦富“的确为自己选择了一条艰难的路。”他说,“直到90年代初期之前,只要和日本有些关联的中国人,基本都向往做中日间的进出口贸易,当时我心里就想:难道中国人就只能变成商人吗?不应该吧?应该也有人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于是,1995年,我拿出一笔对我来说不小金额的钱来,成立了莫邦富事务所。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若不成功,就老老实实地去公司工作,不再做妄想。”

  
莫邦富事务所刚刚成立的时候,最开始的好几个月,只有支出,没有收入。“当时心里都有些发毛了!” 莫邦富对记者坦白说:“几乎就要动摇了!”

  
而后却是莫邦富事务所这十多年来所做出杰出业绩。

  
我从唐辛子闪闪发亮的眼里看到对“前”者的崇敬,也看到了“后继”者不灭的热情。

  
日前,就在唐辛子家我又见到了莫邦富。当地议员和电视观众得知他的前来,纷纷赶来拜见,就像“粉丝”们追韩国影视明星的似的。

  
莫邦富依然文质彬彬,温和地笑着——

  
已故日本大作家井上靖名气够大了吧,都不让别人称他为著名作家。忘年之交的老朋友山崎丰子写的书几乎本本在日本引起热烈话题,我到她家去过那么多次,也没见她摆过“著名”的身价。邱永汉在日本,可以算是最有名的带中国血统的作家了。他在给我的《新华侨》写解说时,居然反省自己只会从自由社会的角度来看老华侨社会的变化,而注意不到在原共产主义国家的新华侨的崛起。那席话至今仍把我惊恐得坐立不安。林真理子是我最喜欢的女作家之一,几次和她同桌吃饭,中间只隔着一、二位他人,可我实在没有勇气凑过头去打招呼。可是,这么有人气的林真理子竟叹道,在家乡没有几个人会在街上认出她。

  
当然,如果说一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地位、名气的变化,那绝对是假话。有一次和一群朋友去千叶海边玩,入夜闲聊,一位初相识的朋友非要我谈做名人的感受。躲避不过这个话题,我只好照实说:“只有碰到日本警察欺负外国人,因而和警察发生争吵时,我会有名人意识,那就是我知道他们不敢轻易欺负我。此外,根本没有……

  
那么,你是来“体察民情,扶持新人”了?我冲他开玩笑。

  
莫邦富依然笑容可掬,随口说起刚才在车站看到的大成建筑公司的广告:“在地图上留下你的业绩”。真好!他不说我还视而不见呐!好个细心的莫邦富!好个有心的莫邦富!看来本文只是写写他“这一个”的今天,而他却是要书写一代人的历史啊。

  


  




 回复[1]:  解决湖北女工受虐事件的火候快到了 hyf (2008-11-06 21:32:52)  
 
  

  
作者:莫邦富  来源:日本新华侨报

  
这些日子,有不少关心我和湖北女工受虐事件的朋友看到我在凤凰网上开设的博客上写宁夏乡间的景色,为使馆官员的回国留下一些悠闲的文字,以为我觉得推不动湖北女工受虐事件之后的“大象”而不得已改变了文字方向。

  
其实不对。在中国处理问题,需要花费时间;在法制的普及程度远高于中国的日本社会也同样如此。有些事急不得的,要等火候和时机的。不过,对于解决湖北女工受虐事件这个问题,我并不着急。知道要花一些时间,而时间也站在我们这边,我没有什么可着急的!

  
不过,车轮在继续转动,并没有停顿。10月14 日,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女士在国会议员办公室召集日本法务省和厚生劳动省的日本中央部委的干部开会,要求公正处理湖北研修生受虐事件,并加快处理速度。10月17 日,山梨县劳动基准监督署向湖北女工们取证,确认日本洗衣公司叫研修生超时加班等违背劳动法的实际情况和收集相关证据。10月9日,我和全统一工会有关人员陪湖北女工们去山梨县南甲府警察署作笔录和取证事件发生当时遭受暴力的过程。警察态度已经大变,立场明显往刑事立案方面靠拢。女工们都说,警察态度比上次好多了。估计警方还将取证2次,才会结束取证工作。日本多家电视台仍在继续追踪采访这次事件。

  
黄石方面不断有网友给我反映新的信息。由于9月底,东创公司方面安排的又一批赴日本女工成功拿到签证,马上即可赴日,加上原计划10月份走的女工的签证马上就要发放,当地有好多市民认为东创公司在此次事件中似乎没有受到该有的惩罚,批评黄石市政府和劳动局“集体失语,成了瞎子和聋子”。

  
同时,对于不愿意赴日本打工的女工,东创公司的答复是必须去,否则所交的钱不但不退,还要用“法律手段”来罚更多的钱!所以,有不少市民认为王香当初叫嚣的“上面有人”并不是空穴来风。

  
9月底,东创公司拿到签证的赴日女工是Z、L等三个女工,是去日本九州地区的一家叫“缝友”的公司工作。但是,东创公司依旧没有把三方签定的合同交给女工。目前很多女工都在找王香退钱,但王香坚决不退,部分女工甚至要以死相逼。即便如此,王香在最后退款时,也强行扣除一笔笔的所谓误工费、工本费、违约金、体检费,每人合计近千元。据网友反映,王香不给受害女工任何扣款凭条,不留下任何扣除了这些工人血汗钱的证据。这些天受害女工给我发来不少反映问题的邮件。

  
我一直在对这些市民做说服工作,要他们相信当地政府一定会主持公道的。告诉市民们,据我掌握的情况来看,估计近日当地政府将会有重拳出击。我就不信王香的那家东创公司还能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继续向日本派遣赴日本打工的女工。

  
几天后,果然从黄石传来了新的消息说,王香的派遣公司已经被当地政府列入了禁止对象名单,10月份本该由该公司派去日本的女工的护照现在已经被当地政府扣压。而王香当然不是一个那么轻易就会低头的人物,她改变手法,多次私底下唆使女工去政府闹事示威,要求政府赔偿她们的损失。同时,王香现在正在努力找新的关系,打算注册一个新的劳务派遣公司,继续从事她的丑恶勾当。

  
多行不义必自毙。那些干坏事的人和公司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太高估了自己的实力。王香以及她的东创公司是到了树倒猢狲散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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