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燕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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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
燕子 (发表日期:2006-05-20 09:07:25 阅读人次:2506 回复数:7)
——《藍．BLUE》的思想與實踐的探索　　主編劉燕子、秦嵐　　一　問題的設定與論題的構成　　1. 中日文化交流的歷史和民間交往　　中日文化交流歷史悠久，源遠流長。最初，日本是間接地接觸到中國文化和文明，即經由朝鮮半島傳入日本。到隋唐時期，日本才開始與中國直接進行交流活動。隋唐時期，日本政府派出四次遣隋使和十九次遣唐使來中國學習中國文化，掀起中日文化交流的第一個高潮。　　交流活動很快擴大到民間，中日兩國間的各種經濟貿易和文化交流活動日益興盛起來。但是，十五世紀初至十六世紀中葉明朝開始實行海禁政策。到了十七世紀 (一六三三至四一年之間)，德川幕府曾經多次頒佈法令，禁止日本人乘船去海外，除了與中國、荷蘭在長期進行有限的貿易之外，形成了閉關鎖國的局面。如果不考慮十九世紀中期以朱舜水為首的一部分流亡文人在日本的活動，可以說在整個江戶時代二百五十年間，中日文化能夠算得上作為相互 “交流” 的文化文學，幾乎不存在。　　至於現、當代，“如果從日中文化交流史上來看大正時期到昭和初年的兩國文化交流，可以說創造社的文學在其中佔有代表位置。從一九三七年日中全面戰爭的開始，不僅給創造社的成員和日本文學家之間的親密交往畫上了終止符，同時也給一直具有某種共同的時代性的兩國文學，帶來決定性的斷絕。此後，彼此之間進行微小交流的努力，雖然不能說完全沒有，但基本上從這個時期開始，兩國文學之間沒有對話，沒有任何聯繫，完全處於不發生關係的狀態，各自走着自己的路。這種狀況，可以說直到今天，基本上沒有甚麼變化。” 　　客觀地說，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我們國人對於日本的了解非常有限，除了知道是中國的朝貢國，以及日本侵華的歷史以外，遠遠不如日本對我們的了解。在文學和文學研究方面，直到今天，儘管中國作家協會和日本筆會每隔兩年會互派代表團進行一些走馬觀花似的 “友好與交流”，但缺乏真正的文學與文學研究的交流與對話，暴露相互認識的隔膜與分歧。　　誠如黃遵憲在《日本國志．自序》中所說，“無論泰西，即日本與我僅隔一衣帶水，擊柝相聞，朝發可以夕至，亦視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不可即；若鄒衍之談九州，一似六合之外，荒誕不足議論者，可不謂狹隘歟﹖” 　　2. 所謂全球化的過程中，國民．民族．國家問題反而更加突出　　日本從發動侵華戰爭，擴大到太平洋戰爭，到一九四五年無條件投降之前，一直提倡要建立 “大東亞共榮圈”，構想不僅包括朝鮮半島和 “滿洲國” 在內，甚至包括整個中國、蒙古、南方的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緬甸等東南亞地區，構建成一個命運共同體。並且提出通過相互扶助和協同防衛，實現亞洲的生存與發展的口號，但是這個構想是試圖消滅東亞文化傳統的多元性和獨立性，以在亞洲實現霸權主義為目的的。　　今天，在所謂全球化的過程中，超越國家、國界的交往與交流在不斷發展。然而，信息產業化了的大眾傳媒已經成為隱匿事實真相的 “媒體牆” (media wall) 。就中韓日的視點而言，不僅存在着文學固有的問題，橫亙在文學背景後的歷史認識與記憶——歷史教科書、領土、油田，中韓對日本首相參拜靖國神社的批判，反日行為等問題，國家利益之間、民間的相互理解之間的問題實在很多。　　在相互糾纏和複雜的歷史與現實狀況中，以中文和日語編輯的綜合文學．文化刊物《藍．BLUE》於二○○○年八月在日本京都創刊。　　二　實踐與探索　　1. 創刊追溯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紅葉滿如鳥群的季節，在當時京都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劉曉峰 (現為清華大學副教授) 的倡議下，我們一群愛好文學的留學生朋友大約十人從日本各地聚集在京都嵐山周恩来先生的詩碑前，朗誦自作詩篇。一九一九年四月周恩來先生在這裏吟出〈雨中嵐山〉：　　　　雨中二次遊嵐山，　　兩岸蒼松，夾着幾株櫻。　　到近處突見一山高，　　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　　瀟瀟雨，霧朦朧，　　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模糊中偶然見着一點光明，　　真愈覺姣妍。　　朋友們深深感到共鳴。劉曉峰提出我們在繁忙的留學生活中無暇顧及捫心自問的一個簡單而又深刻的問題，即 “留學” 的意義。至今，在日本華人已經達六十萬人。我們是抱着實利主義和現世主義的 “留錢” 或通過 “留學” 來改變自身現實生活的目的嗎﹖我們這一代朋友，經歷了文革後期、一九八九年 “天安門事件” 以及中國改革開放的種種榮光和挫折，沒有高調的理想主義和以改造世界為己任的 “指點江山” 的少年激情，但是我們願意以我們親身經歷的日本和在日本學到的知識，做一座中日之間小小的橋。　　記得前南斯拉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安德里奇 (Ivo Andri, 1892-1975) 的獲獎作品是《德里納河上的橋》(Na Drini cuprija, 1945)。德里納河的橋，在地理上連接着東方和西方，在時間上連接着過去和現在。他的 “橋” 不僅是宏偉壯麗的交通建築物，更是渴望心靈溝通的精神象徵。小說中記載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傳說：大地上的江河是魔鬼分裂人類所留下的爪痕。而第一座橋則是天使的翅膀搭成的。　　我認為在人類所有的建築物中，沒有比橋更美好更純粹的了。有時，橋，比房屋更加重要，比教堂更加神聖。在世界各地，我的思緒所到之處，總會遇到忠實而沉穩的橋。它把人類渴望和平與美的願望聯繫起來，從而避免人與人之間的憎惡與隔閡。我們要經過一座座的橋，我們的全部希望就在橋的彼岸。　　這一段話，安德里奇重複不下於十二遍，而且把它安排在每一段的結尾。可以說表現了整部小說的主題。　　然而大橋依然屹立不動，確實還和它過去一模一樣，保持着一種完善構想的永恆青春。它是人類偉大而有益的作品之一，這些傑作不知道甚麼會變化和變老。而且，(看來如此，) 它的命運也不會與這個世界上轉瞬即逝的事物的命運相同。　　2. 創刊宗旨　　二○○○年，我們在日本北陸地區富山一家小印刷廠的幫助下，出版了我們的《藍．BLUE》第一期，我們以澎湃的海洋和悠遠的天空的顏色命名。我們的夢想是︰寬容、快樂和飛翔。　　《藍．BLUE》在〈創刊辭〉中表明了我們的宗旨和信念：　　《藍．BLUE》反對任何意義上的語言霸權，主張文學極其精神的全面寬容和建設；《藍．BLUE》主張在歷經百年滄桑之後，中國文學應該重新找到她美好和快樂的支點，文學是具有永恆的價值，超越現實的存在的，她應該像海鷗自由地穿行在天空和海洋之間，無拘無束、無礙無障地飛翔於現實與夢想之間，超越所有的人為之 “境”。　　《藍．BLUE》不僅僅是一本純文學刊物，她通過文學伸展人文關懷、價值關懷和人的存在的視野，秉持實踐的理想主義探索的信念，強調寬容的、多元的、獨立的、時代的、史料性文學的價值精神。　　《藍．BLUE》提供原生態文本，希望從具體的文本着手，帶有比較普遍性意義的問題意識，力求文本閱讀，並從文本內部伸展到外部社會歷史語境，通過個案的提供和研究，檢驗和質疑現存的文學理論和文學史的敘述。　　3.《藍．BLUE》的特徵　　《藍．BLUE》為季刊，A5版本，至今為止，我們已經出版到整整第20 期。每期中文與日文各二十至二十五萬字，共約四十至五十萬字。　　《藍．BLUE》的特徵是：　　(1) 實踐行動收集文學史料的田野作風 (action research)。挖掘中國 “文革” 時期未公開發表的文學作品，核對資料，紀錄口述歷史，作出客觀分析。歷史，總是在勢力中展開，以刪改、修改、隱瞞為代價的。正是今天信息化的時代，挖掘潛在的、民間的、甚至無法發出聲音的，被歷史和表面信息淹沒的文學更為重要。　　(2) 邊緣的、底層的、萌芽的、具獨特個性的文學。一個時代，應該主流與非主流、中心與邊緣、表面與底層雙軌並行的。　　(3) 譯介台灣文學、台灣原住民文學、香港文學以及海外華人華語創作。　　(4) 海外流亡中國作家的創作。何謂 “流亡文學”﹖眾所周知，一九八九年以後一批中國作家、知識分子不得不離開祖國，開始異國他鄉的漂泊生涯。當中包括一九八九年以前就出國，因為一九八九年而宣布不再回到極權統治的祖國的作家、藝術家。事實上，以美國、歐洲為主，散落着一批批流亡的中國作家，在這一特定的政治與時空背景下，所產生的具流亡色彩的文學。如何嚴格地定義 “流亡文學”﹖“流亡文學” 今天是否還存在﹖“流亡文學” 的精神美學是甚麼﹖在信息化和英特網 (internet) 的時代，有人質疑流亡文學。　　“流亡文學” 一詞，對於日本讀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詞眼。對於日本作家來說，也不過是一個抽象的術語概念。記得幾年前有一位流亡的中國作家來日本演講，一位日本作家聽過之後對我說，他覺得對 “流亡文學” 這一話題很難作出現實考慮，日語中的 “追放” (exile)、“移住” (emigration)、“避難” (refuge)、“逃亡” (defection)、“驅逐出境” (displacement) 這些詞語多少有些羅曼蒂克的意思。　　或許我們在定義和質疑何謂 “流亡文學” 之前，首先要看流亡文學作品所呈現的不同個體文本形態。那次日本作家對於 “流亡文學” 的不惑與陌生，使我們感到，在介紹中文當代文學的整體時，介紹 “流亡文學” 有一種困難和緊迫感。　　(5) 日本文學和戰後日本文學思想的介紹。戰後日本關於 “作家的戰爭責任”的討論，以及 “文學終究是思想的營造行為” 等思想資源，對變化中的中國文學或許有借鑒。　　(6) 在日朝鮮人文學的介紹。由於日本與朝鮮半島的歷史原因，在日朝鮮人是日本最大的少數民族。在日朝鮮作家以用日語表現為文本抵抗的場所，形成了日語中從未有過的力量的造型，豐富着日本文學。　　(7) 韓國文學與韓國中日韓比較文學研究的介紹。通過文體本身展開共同關於作為文學的、方法的 “東亞” 的討論。中國、日本、韓國三國的知識人士通過文學和文學理論的探討，在建立和討論 “東亞精神共同體” 問題。二○○三年起，《藍．BLUE》由三國知識人士共同參與作業。　　(8) 最重要的特徵是，《藍．BLUE》從語言的 “越境” 開始，達致思維和思想的 “越境”。從思維和思想的 “越境” 開始，達致實踐和行動的 “越境”。以日本為 “場”，向世界發訊。　　(9) 《藍．BLUE》除了紙面的工作以外，還將日本作家帶出國界。還在二○○三年三月與東京．北京工程合作，在北京舉辦了中日兩國詩人以 “越界語言” 為題的詩歌朗誦活動。這是民間第一次規模較大的聲音的碰撞和 “投瓶實驗”。與清華大學中文系、《人民中國》(日文刊)、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共同組織了關於 “文學翻譯的限度和可能性” 的討論。　　“你們《藍．BLUE》似乎沒有一個思想框架﹖” 有人這樣問。我這樣想，文學本身是寬容和悲憫的行為。小河、小流可能有 “框架”，但是天空和海洋是無限的，有誰見過天空和海洋的 “框架” 呢。但是這並不意味《藍．BLUE》沒有思想。優秀的文學背後具有深厚的哲學思想，文學終究是思想營造的行為。　　“你們終究是一本自我滿足、自我娛樂的同人刊物﹖” 我們不這麼狹隘地定義 “同仁”。凡是贊同我們秉持的價值與理想，並願意與我們在《藍．BLUE》這個小小實驗農場精耕細作，共同努力的朋友，都是廣義的同仁——“君子群而不黨”。　　《藍．BLUE》儘管還存在着種種不足，但是，無疑地，她是一座中日之間、不，東亞之間的一座小小的橋。我們這些朋友，就是一隻小小的筏子，從一個渡口到另一個渡口，從一座橋到另一座橋，一路上經歷過許多美麗的、令人感動的風景，我們為小小的感動而努力，而希望做出具有特色的文學刊物。　　《藍．BLUE》是手工製作的、緩慢的、笨拙的，遠遠落後於這個奔跑的時代。但是跑在最後的，可能是最先驅的。　　中日雙語綜合文學文化刊物的《藍．BLUE》是東亞唯一的語言越境的、以中日韓為軸心的 “越境實驗場”。是近百年來中日交流史上唯一的用兩種語言相互介紹三國文學、比較文學的綜合文學文化刊物。必須指出的是，《藍．BLUE》並非對譯讀物，除了〈主編寄語〉介紹本期內容是相互對譯之外，中日兩部分各自編輯和刊載作品、文論、翻譯。　　4.《藍．BLUE》政治上和經濟上的獨立性質　　政治上、經濟上不依附於任何政府機構、組織團體，完全是我們自己的獻身精神以及讀者和理解我們思想的聲援者承擔所有費用。　　《藍．BLUE》從創刊起完全由同仁從微薄的獎學金和打工生活費中支付印刷費、郵寄費等種種必要的費用，所謂日語的 “手便當” (直譯為 “不僅無報酬，而且自己帶飯去勞動)。從第三期起，開始由日本的內山書店、東方書店、朋友書店等書店開始代理一部分，現在有《藍．BLUE》的年間購讀會員會費和圖書館的部分訂閱，以及我們的理想理解者的支持，但是仍由同仁擔負相當部分。　　說到費用，我的眼淚要比語言先聲落地。為理想 “化緣” 的委屈和痛苦、以及獲得知音時的喜悅，是無法言語的。　　這幾年我們能夠堅持下來，特別要感謝讀者、作者和翻譯者。感謝讀者始終在傾聽藍的聲音，感謝作者和翻譯者，在我們無法支付任何稿費的情況下，與我們共同努力。　　感謝始終默默地站在我們背後那些理解者，這些人大部分不是我們所說的通常意義上的文學者、文化者和學問家，但是正是這些民間人士，他們更加明白中日韓交流和友好在於 “做”，而不在於 “說”，在於實踐與行動，而不在於文采和修辭。他們是日本富山的高松尚之先生，日本神戶的寺山正道先生，香港的陳君實先生。還有無數要感謝的朋友，他們總是在我們極為困難的時候，伸出溫暖的手。恕不一一列舉。　　常常有人提出《藍．BLUE》太笨厚了，不如索性將書籍改為完全電子版、光盤，這樣節約紙張費、印刷費、郵寄費又順應時代。記得蘭登書屋集團的主席蓋爾．雷巴克 (Gail Rebuck) 就書籍的未來和在現代社會中的作用發表了一篇演講，題目是《文字的力量》，其中說道：　　書籍再也不能像一百年前那樣擔當獨一無二的角色了。世上已經有了互聯網之類的知識來源，也有電視和電影這樣引人入勝的敘述故事的方式。但是，書籍的價值將因信任和真實而長久不衰。書籍能夠，在我看來也會，成為反擊平庸、謊言、嘩眾取寵、短期行為和捷徑的一種力量。在尋求更為深刻的聯繫、更高層次的意義和理解的時候，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書籍。正是這個原因，我認為書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為重要。　　我們希望《藍．BLUE》作為一本書籍，被視為有價值的、珍貴的資料與書籍保存。為此，手工的編者以生命和靈魂在製作。　　“你們難道不會找中國政府或日本政府，或那麼多的名目的基金會嗎﹖” 請別忘記《藍．BLUE》的獨立的民間立場，這個民間立場不僅僅指的是民間價值的文化空間，包含多元的自由自在的獨立的審美風格。我們很希望文化基金會給予我們幫助，但是，我們曾經詢問過日本的幾個基金會。他們寧願支持一次性的立竿見影的 “工程”，而不大願意支持持續的長久的刊物。如果在座的各位老師有好主意、好人緣，願意為基金會與《藍．BLUE》之間搭橋，那是《藍．BLUE》的福音。感謝。　　《藍．BLUE》在人力、物力、財力、義務等所有的情況下，能夠堅持到甚麼時候呢，我們自己也不知道。守住我們當守的道，跑盡我們當跑的路吧。　　《藍．BLUE》在風中，答案也在風中。　　本刊曾被日本共同通訊社、《北日本新聞》、《富山新聞》、《靜岡新聞》、《京都新聞》、《朝日新聞》、《日本經濟新聞》、中央公論社的《《日中新世代》文庫本》、台灣的《自由時報》、《聯合報》、中國大陸唯一的日文刊《人民中國》等多家媒體介紹。二○○二年，日本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教授以〈日中本格文藝刊物〉為題，在《北海道日報》上力薦。之後，在日本翻譯界著名刊物《trans》(原名《翻譯世界》) 上兩次推薦《藍．BLUE》翻譯的文學作品。　　二○○三年香港鳳凰電視台以 “藍色物語” 為專題，介紹了《藍．BLUE》在異地兩國艱苦卓越的工作。現在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學，如哈佛大學、東京大學、早稻田大學等都有收藏。　　必須說明的是，《藍．BLUE》是一本集中日兩國知識人士的集體創意和創作的雜誌。編輯由中日兩國知識人組成，在各種各樣的文化文學的衝突和磨合中共同努力。《藍．BLUE》的創始人和編輯劉曉峰、劉燕子、秦嵐、李占剛、董炳月、王琢都曾經是留日學生。其中一部分分批回國了，現在我們在兩地堅守。《藍．BLUE》的中文部分在中國做好，寄來合成、編輯、印刷。日文部分由留在日本的編輯和日本的知識人士完成。二○○三年以後，得到韓國的知識人士的大力協助。　　三　《藍．BLUE》中文、日文部分的主要內容　　1.《藍．BLUE》的中文部分　　着重介紹中文部分的代表性專輯及其製作的基本想法。　　關於中文部分的定位，我們頗費過心思。中文部分的讀者主要分為四個部分：日本大學教授、中國文學研究者，韓國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中國的東亞文學文化研究者，旅居歐美的華人作家。此外，在日中國知識人士當中也有一部分是《藍》的讀者。讀者群的複雜性決定了刊物定位不能單一，同時，我們發揮 “在日辦刊” 這種地理位置上的特殊性，漸漸選定了 “東亞文學、文化” 這個視角。重視社會、文化思潮變動對文學所產生的影響，把社會、文化思潮的變化看作是這個時代文學形成的背景。本着這種想法，我們切近中國社會，做了一系列專輯，日本和韓國方面的介紹也是用了相當多的篇幅，譬如 “戰後日本文學思想專輯” (連續)、以及韓國 “七八十年代韓國變革運動與魯迅” 等等文章。從量上看，介紹中國的分量比較大。在文學方面，以專輯或者專欄的形式，介紹三國的重要作家和作品，適量刊載評論並實驗同一作品的 “不同場中的閱讀”，譬如 “日本的歷史小說專輯” (連續)、韓國的 “女作家短篇小輯”、“東亞之鏡” (專欄) 等等。對中國文學的介紹，除了新銳之外，我們置重點於雖然產生在不久以前，但卻淹沒了的 “地下文學” 作品的挖掘。　　1. 代表性專輯　　觀察中國/社會思想　　〈關於高行健獲獎〉(2期) 　　李慎之專輯 (11/12期合刊號) 　　〈關於《貴州讀本》與《中學生魯迅讀本》——訪錢理群先生〉(15/16期合刊號) 　　〈中日關係筆談〉(18/19期合刊號) 　　〈盧雪松停課事件〉(20期) 　　〈戰後日本文學思想〉(13期、14期) 　　〈一個日本記者眼裏的 “戰後”——音谷健郎訪談〉(17期) 　　中國的地下文學 (或潛流 / 潛在文學) 　　〈淹沒於歲月中的民間詩群——吉林的《眼睛》〉(3期、4/5期合刊號) 　　啞默專輯 (4/5期合刊號) 　　黃翔專輯 (11/12期合刊號、13期) 　　啞默、尹光中〈諸神的表情〉 (14期) 　　摩羅〈論文革時期潛在寫作者對時代資源的超越〉(14期) 　　李潤霞〈從歷史深處走來的詩獸——論黃翔在文革時期的地下詩歌創作〉(14期) 　　〈頹廢的紀念與青春的薄奠——論多多 “文革” 時期的詩歌創作〉(15/16期合刊號) 　　〈革命詩風中的另類詩意——論文革時期上海詩人群的詩歌創作〉(18/19期合刊號) 　　〈站在民刊《今天》的起跑線上——重論朦朧詩的崛起〉　　劉志榮〈痛苦的雨滴——20世紀50至70年代無名氏的散文、詩歌和小說〉(17期) 　　中國獨立電影專輯 (18/19期合刊號) 　　李新〈中國的獨立電影〉　　張獻民〈90年代後中國禁片史〉　　程青松〈1991-2002中國獨立電影十年祭〉　　張亞璿〈無限的影像——九○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獨立電影狀況〉　　呂新雨〈吳文光訪談：個人化寫作方式〉　　李新〈張元訪談：藝術家最大的問題是自己〉　　程青松、黃鷗〈賈樟柯1999：在 “站台” 上等待〉　　李新〈賈樟柯2005：地上的世界〉　　張亞璿〈王兵訪談：我為現在拍電影〉　　附錄︰非體制影像作品不完全目錄 (張亞璿提供/李新補充) 　　文學檔案　　唐曉渡〈人與事：我所親歷的八十年代《詩刊》〉(3/4期合刊號) 　　張嘉諺〈當代的隱性寫作〉(3/4期合刊號) 　　燕子、秦嵐〈從星星畫派到現代 “行為” ——訪星星畫派創始人、在日華人藝術家黃銳 (9期) 　　東 (南) 亞視角　　朴宰雨〈七、八十年代韓國的變革運動與魯迅〉(14期) 　　林春城〈1980-90年代在韓國的東亞細亞文學論 (15/16期合刊號) 　　朴宰雨〈韓國的台灣學——香港學的出帆儀式〉(17期) 　　任佑卿〈殖民地女性與民族/國家想像〉(20期) 　　朴秀淵〈親日詩歌的譜系——試論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協力詩〉(20期) 　　靳大成〈對1592-1598年朝鮮半島三國戰爭史研究的手記 (一)——以《壬辰錄》、《看羊錄》、《懲毖錄》為例〉(17期) 　　李少君〈印度的知識分子〉(11/12期合刊) 　　中日韓文學專輯　　史鐵生小說專輯 (3期) 　　中國當代女性文學專輯 (3期) 　　“下半身” 專輯 (6期) 　　地域文學專輯 (15/16期合刊號) 　　張聯、發星專輯 (7/8期合刊號) 　　中國大學詩頁 (先後作了清華詩頁、北大詩頁、南開詩頁、吉林大學詩頁、華東師大詩頁等) 　　網絡文學　　〈詩歌五人談為詩歌尋找表達—— “網絡時代的詩歌命運” 五人談〉(13期) 　　網絡詩歌 “橡皮” 專輯 (17期) 　　〈貼近心靈行走的網絡精靈——解讀日本女作家田口藍迪〉(11/12期合刊號) 　　港台文學　　陳智德〈《現代》雜誌與三十年代香港新詩〉(10期) 　　向明、顏艾琳、林德俊〈關於台灣現代詩〉(15/16期合刊號) 　　陳祖君〈從 “石室之死亡” 到 “天涯美學” ——洛夫論〉(15/16期合刊號) 　　梁秉鈞〈“改編” 的文化身分：以五十年代香港小說為例〉(17期) 　　旅日作家　　李長聲專輯 (7/8期合刊號) 　　林思雲專輯 (9期) 　　日本歷史小說專輯 (15/16期合刊號、17期) 　　吉增剛造專輯 (4/5期合刊號) 　　北川透專輯 (10期) 　　日本的動漫/文學專輯 (20期) 　　在日朝鮮詩人金時鐘專輯 (14期) 　　金時鐘〈我心中的日本和日語〉(15/16期合刊號) 　　蘭明︰“東亞之鏡” (6期)︰至今已經介紹了崔勝子、崔泳美、姜恩喬、金芝河、黃芝雨、李箱、鄭芝溶、廬天命、毛允淑、金南祚、洪允淑、黃錫禹、李燦、金起林、李秀明、許惠貞、金秀映、羅喜德、鄭極星共十九位韓國近現代詩人) 　　金薰/朴婉緒︰韓國當代女作家短篇小說專輯 (18/19期合刊號) 　　中日文學往來——中日女作家交流 (4/5期合刊號) 　　廖赤陽、王維〈對 “日華文學” 的一個解讀〉(10期) 　　關於翻譯的限度與可能性問題專輯 (10期) 　　中日韓文學評論　　李占剛〈解讀流亡北島的一個側面〉(1期) 　　張閎〈北島，或一代人的 “成長小說”〉(2期) 　　季紅真〈中國九十年代女性寫作〉(3期) 　　趙強〈不要低估了棉棉〉(17期) 　　殘雪〈我們的文學——關於中國文學的思考〉(20期) 　　許金龍〈解讀三島由紀夫〉(3期) 　　王中忱〈存在主義的解體與重構——關於大江健三郎文學的劄記〉(4/5期合刊號) 　　岩佐昌暲〈甚麼是 “文革時期文學” ——一種辭書性質的定義〉(13期) 　　此外，還有非常多的好作品收藏在《藍．BLUE》之中。如余光中、周夢蝶、北島、李笠、王小妮的詩，李歐梵、高爾泰、李長聲、張承志、丁厥、董炳月的散文隨筆，鄭義、也斯、殘雪的小說等等。　　2. 部分專輯製作的基本想法　　觀察中國——李慎之專輯、盧雪松停課事件專輯　　這類專輯似乎與文學無關，但是文學從來沒有獨居過象牙之塔，它從來都是與時代的政治風雲變幻、經濟潮起潮落、宗教信仰以及戰爭、疾病筋骨相連，與人類精神成長血肉難分的。《藍．BLUE》關注社會，正是關注這個時代文學、思想的 “背景”。　　李慎之專輯　　一個時代、一個社會、一個國家的知識分子思想的進步和成熟程度標誌着這個時代、社會、國家人文精神的成熟與進步。實現某種成熟與進步，依靠的是其知識分子的責任感與使命感。　　二○○三年四月，被稱為 “中國自由派領軍人物” 的李慎之先生與世長辭了。對於這位晚年敢於站到體制外發言的著名知識分子的死，中國的各大媒體保持了異常的沉默。但是，這位 “領軍人物” 對中國五十餘年自己親歷的歷史以及置身於這宏大而顛狂歷史中對自己的人生的真誠的思考，以及置自己 “風燭殘年” 的安危於不顧，在《風雨蒼黃五十年》中講述出了心中的質問與思考的結果。它引起了一場知識分子的誠懇的反省、反思，促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一次大集結，發出了他們遲發的聲音來。　　這次知識分子所展開的反思不僅限於李慎之思考的問題，更廣泛地觸及了對戰爭、和平、民主、新聞自由、歷史記憶等問題上知識分子的責任等等。徐曉說：　　　《風雨》提醒我們，每個人都是歷史的創造者，因此我們無權以旁觀者的姿態僅僅做一個描述者、評判者、批評者，我們無權沉默，無權失憶。李慎之之所以值得尊敬，首先不在於他的思想上的深刻和學術上的見識，而在於他從屈辱中昇華出的殉道精神。當精英意識、使命感這些概念被平常心和日常生活的價值觀念所取代，何處是精神的歸宿﹖ 　　盧雪松停課事件　　第二十期的 “觀察中國” 欄目中，刊載了六、七月份以來圍繞 “盧雪松停課事件” 的討論與觀察製作的專輯。這個話題由吉林藝術學院盧雪松老師被停課引起，在 “燕南” 和 “世紀中國” 等網站展開了跟進式的連續關注與平等、深入的討論，內容涉及保衛靈魂自由的姿態、學術與權力、告密問題——投靠權力、公共表述的自由與責任等等問題。討論中還提出了許多引人深思的問題，譬如：“文革時你還沒有出生，你從哪裏學會了這種動用權力來制裁老師的做法﹖” 波蘭人亚当.米奇尼克 (Adam Michnik 1946年生 ) 有這樣的觀點：在社會普遍價值跌落的情況下，知識分子應該是價值的儲存者和擔當者。在這次討論中，以艾曉明、崔衛平為首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在實踐着做這種 “儲存者和擔當者”。他們當下的這種努力，正是為了讓 “價值和理念” 從中發展起來。　　與此相關聯，第十四期中關於錢理群的《貴州讀本》與《中學生魯迅讀本》的內容，也體現了中國理想主義知識分子在新的歷史時期的新的探索。是圍繞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發掘自己的文化傳統，“認識自己腳下的土地”、如何解決中國大學教育與中學教育脫節問題、如何引導中學生走近自己國家的思想和文學之源、如何培養青年獨立人格等問題的探索。　　我們誠摯地希望尚屬少數的知識分子如上努力，能夠成為《聖經》中的那一粒麥子。　　中日關係筆談　　《藍．BLUE》是中日雙語文學/文化雜誌，對中日兩國共同關心的中日關係的問題焉能置若罔聞。眾所周知，今年四五月份，中日關係又出現 “過激” 的緊張情勢，漩渦的中心，纏繞着似乎解不開的歷史與現實問題。究其根源，則是歷史問題的癥結如同倒鈎，緊鈎着現實的根根細線，使之節上結節，難以理順。而中日兩國文化同源、同處東亞、一衣帶水的現實無法改變，不論現在還是將來，經濟的互惠互利將成為兩國在國際社會中求發展的共同前提，那麼，“修好” 就是兩國應該共同努力完成的作業。橫亙在中日之間的歷史障礙是中日關係不正常的癥結，“超越” 它是 “修好” 的根本點。《藍．BLUE》在這個時候組織 “中日關係筆談”，邀請熟悉兩國文化、對歷史和現實、現象都有大量觀察分析、研究的朋友，來共同探討 “如何對待歷史”、“如何認定史實”、“如何克服過激的民族情緒”、“媒體應如何引導民眾情緒”、“如何面對今天、面向未來” 等等纏繞在中日之間的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這些話題非常不好落筆，既要冒被誤解之險，又需要有正確史觀照耀下的真知灼見。　　三月底，加藤週一、小森陽一、島村輝先生來中國作了一系列講演，講文學與人生、講日本文化論，講日本社會，也講為和平所作的努力，並且與中國知識分子進行了以 “尋找新的空間” 為主題的面對面的對話，共同討論 “在今天”，中日知識分子應該做甚麼等問題。三位先生在北京的每一場講演，都體現了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的真誠、良知和卓識，是和中國聽眾的一次最好的交流，使聽眾更多一點、更深一點了解日本，了解日本知識分子的一種類型，這是非常好的民間交流。在中日兩國的關係上，也許許多人對政府、對媒體良向引導的幻想已經破滅，也許民間知識分子和民眾的交流才是最為真誠和有希望的。　　戰後日本文學思想　　戰後六十年過去了。這是社會、政治、經濟、文化、思想都波瀾起伏的六十年。日本文學在這六十年間積累異常豐厚。六十年後的今天，如何解讀這些作品，不僅對了解日本社會的進程，更對文學本身的發展軌跡有異常重要的意義。　　在人類遭受苦難之後，總是比在安穩平和環境中更能產生大量的文學家和思想家。二戰中，日本在給被侵略國家造成巨大災難的同時，也給自己的國家帶來深刻的傷害。戰後的日本，廢墟上漂浮着戰死者的幽靈，生存者破碎的心對國家、信仰、對理想、主義、對秩序、倫理，甚至真實、純潔都感到了幻滅。圍繞着如何直視這現實的廢墟、如何面對精神的空虛、文學應該如何認識它們、表現它們、如何發揮自己的作用等等問題，人們進行了重新判斷與思考，可以說這是戰後文學的出發點。對文學與政治、文學與戰爭、文學與宗教、文學與自由、文學與民族傳統、民族傳統與外來文化的接受、文學與真善美以及戰爭反省、知識分子的戰爭責任等等問題，都進行了充分的論爭。思考、論爭與筆墨的實踐，形成了紛繁的文學流派和文學思想，共同構成了戰後文學，也成為人們走向精神自由的楔機，並且深刻地影響了日本戰後思想發展的進程。在這個過程中湧現出了大量的作家、文藝批評家、思想家。他們或用文學去思考、或把思考灌注於文學，使文學本身成為思想，成為時代的記憶。我們連續編輯 “戰後日本文學思想” 的目的就是嘗試為研究者梳理這段特定時期的文學、思想提供第一手資料。　　〈一個日本記者眼裏的 “戰後”〉——在《朝日新聞》社供職三十餘年的記者音谷健郎以其敏銳的目光和知識分子的良知，把親歷的戰後日本呈現給讀者。它不是文學，卻可以作為我們理解戰後日本文學、思想的社會背景參考。　　地下文學 (或者稱作潛流文學、潛在文學) 　　《藍．BLUE》從第二期開始，每期都有地下文學的內容。可以說，關於地下文學的研究，《藍．BLUE》在國內外的刊物上先行了一步。目前研究界在稱呼上已經以 “潛在文學”、“潛流文學” 代替了 “地下文學”，為了避免給讀者造成混亂，我們仍然使用老說法。細心的讀者，如果把《藍．BLUE》中有關地下文學的內容對比着看一下，則不難發現這個領域的研究已經從以區域研究為主擴展到全國整體的研究，從對團體特徵的研究集中到對集體中的點——代表性個人的研究，進而，更着力於從文本的研究揭示個人在文學發展中的特殊作用。這個領域的研究重在挖掘 “特殊時期” 沒有見諸鉛字的真實文字，因此 “真實性” 問題是研究的前提。《藍．BLUE》首先亦是把真實性作為選篇的第一原則來選擇稿件的。《藍．BLUE》中刊載的文字有的是當事人的回憶，更多的是研究文章。前者為今天乃至今後的時代保存的一個細節、一塊化石；後者扎實、真誠、資料詳實、探究深入，可以看作國內外研究的前沿。對這被淹沒的文學的挖掘與研究，必將成為既定文學史的詰問者，這塊兒 “疼痛的文學” 必將補寫進中國文學史。　　黃翔專輯　　《藍．BLUE》從二○○一年初的第二期開始率先介紹貴州詩人黃翔及其作品。黃翔是地下文學的代表作家。從一九五八年開始，四十餘年來，黃翔的作品在大陸沒有變成過鉛字 (近兩年來大量的作品陸續在台灣與美國出版)，但是他四十餘年如一日，無論身處怎樣困苦的生存環境下、怎樣險惡的政治迫害中，他沒有停歇過手中的筆。黃翔說：“有人殉教、殉道；我殉詩。” 還說：“骨是我的筆，血是我的墨。” 也許應該說，用骨與血書寫，正是他的使命、他的宿命。長期以來，由於黃翔作品的全貌沒有被展示出來，研究者無從了解其文學世界及其意義，無法判斷他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影響與地位。縱觀國內外有關黃翔研究的三十餘篇論文，我們感到，研究者並沒有獲得更多的作品資料，所研究的仍然是黃翔早期的詩作，並且似乎以〈野獸〉、〈火炬之歌〉等幾篇早期作品給作家定了位。針對這個現狀，我們繼二○○一年推出的黃翔專集，連續兩期介紹了其作品、生活現狀及國內外優秀的研究成果。作品方面着重於他的另一個側面――與自然、宇宙的交流、生命的感動和情愛。黃翔還有大量詩論，包括論詩、論詩人、論詩作、論詩魂與詩境界、論詩朗誦、論詩書法和詩化哲學等豐富的內容，其核心是強調人的精神、個性的張揚、強調 “精血氣”。不論是他的作品還是詩論，都以中國傳統文化為背景，譬如其間屢見的 “氣”、“宇宙” 之中並存着個性之激越和東方之禪意。摩羅先生曾講：　　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有一個人創造了兩個神話，這個人就是黃翔。他首先以大半生的精神追求創造了一個文化滅絕時代的文學神話，後來一位青春少女秋瀟雨蘭奮不顧身地投身於這一神話之中，這不但使得業已成型的文學神話增添了許多神聖的光輝，由此他們還共同創造了一個超凡脫俗的愛情神話。這兩個神話都奇絕絢麗，驚世駭俗。在個人精神受到嚴重壓抑的二十世紀出現這樣的愛情神話更是奇跡中的奇跡。　　中國獨立電影專輯　　從一九八九年起出現的國家電影體制外的影視人獨立影像製作，今天已經成為中國影視行業重要的文化現象。獨立影像製作的出現與技術進步相關。上世紀九十年代民間影碟製作行業開始出現，這一行業的發展為獨立影像製作提供了經濟上堅實的支持，同時為製作者和受眾之間提供了重要的橋樑。獨立影像製作同時與思想的進步相關，因為只有伴隨社會經濟發展，多向度的思想才成為可能。獨立電影專輯以其真實反映中國當代現實而獲得國內外廣泛的關注。本專輯由“九○年代後中國禁片史”、“一九九一至二○○二年中國獨立電影十年祭”、“九○年代末以來的中國獨立電影狀況” 和系列訪談 (訪張元、賈樟柯、張亞璿、王兵) 構成，專輯最後附有 “非體制影像作品目錄”，以供查找和進一步研究之便。　　“下半身” 專輯　　如何選擇當下的中國文學作介紹，這是《藍．BLUE》經常思考的問題。我們有一個介紹 “最有代表性” 的考慮，就是說，那不一定是最好的。“下半身” 專輯的製作，正是出於這種考慮。　　二十世紀末，以七十年代後出生者為主的一批新人聚在了富有爭議的 “下半身” 旗幟之下。這些初出茅廬的青年人，遠比當年聚在一起寫詩的二三同志式的詩歌小團體更懂得如何利用大眾媒介吸引更多人的視線。他們對效果這種有意識的追求本身帶有鮮明的年 (時) 代信息。喧嘩一時之後，進入二○○二年，“下半身” 似乎煙消雲散了，他的始作俑者們也明言：“在這樣一種情況下，《下半身》雜誌是否繼續出版已經並不重要，重要的是 ‘下半身’ 的詩人們已經不再需要維持其群體的形象，在群體的革命與斷裂已經完成之後，他們必須，也理所當然地應該更多地發出純屬個人的聲音。” 正所謂其始也勃然，其去也倏然。但 “下半身” 產生的轟動效應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就能達到的。排除炒作成分，單獨審視作品本身，我們能看到的，首先就是城市青年對於當代社會的正統觀念的一次反叛。《下半身》群體作為民間聲音的一個代表，我們在《藍．BLUE》中給予記錄。這是二十世紀末中國詩歌領域內出現的 “色彩強烈而正以巨大的” 現象。　　日本歷史小說　　日本歷史小說專輯的構成分為兩個部分：旅日代表隨筆家李長聲先生的 “日本歷史小說雜談” 和歷史小說優秀作品翻譯。李長聲先生的文字，從近代歷史小說開始講起，最後落筆於 “司馬史觀”，實在是有關日本歷史小說的提綱挈領的導讀文字。更可貴的是落到具體作品的品評上，譬如對武俠小說，長聲先生除說長道短亦評亦論之外，“日本刀” 和 “髷” 兩部分，夾着歷史說文學，史識博恰，筆意恣肆，大得雜談妙趣，可謂 “長聲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讀來令人拍手打掌，急語友人。可以說長聲先生的文字，是中國知識人士對日本歷史小說的讀解的典型代表。選譯的作品篇篇精彩如錦，劉曉峰的譯筆老到、傳神，譯詞選擇、譯句營造頗為講究，把小說張弛有致、千迴百轉的情節聲色畢肖地呈現出來。捧讀譯着，如食花椒鹽水透浸的熏兔肉，味道足啊。　　我們製造這個專輯還有一個原因，即無論是 “文” 還是 “譯”，都通過中國文化人之手的介紹，體現了日本文學在中國文化背景之下的閱讀，換言之，也可以說是中國現場中的日本文學。這一點對 “讀” 與 “被讀” 雙方都非常重要。這是《藍．BLUE》譯介日本文學的一個重要視點，歷史小說專輯還將大力做下去。　　東亞視角　　進入二十一世紀，東亞作為一個關鍵詞，在中日韓的研究界和媒體中出現的頻率明顯增加。怎樣理解東亞的歷史，和怎樣思考東亞的未來，怎樣以東亞的視野閱讀文學，還都只是剛剛展開的課題。　　韓國學者任佑卿、朴秀淵兩篇文章的背景都是殖民時期。〈殖民地女性與民族/國家想像〉以殖民地朝鮮女性的國民化問題為中心，闡述了殖民地經驗與女性民族/國家想像之間的相關性。〈親日詩歌的譜系〉從日本殖民統治末期的協力詩歌入手，分析了朝鮮知識分子走向親日的內在邏輯，言明不能把日據時期親日知識分子簡單地稱為賣國奴的這一客觀態度。可以說，兩篇文章都提出了富有延伸性的研究課題。朴宰雨先生的〈七、八十年代韓國的變革運動與魯迅〉一文所提供的是魯迅對韓國的影響、文學對人生的影響、思想對社會進程的影響。文學是有力量的，它跨國界超時代。　　〈風水和東域——唐曉渡的 “詩歌和風水”〉，以及和這篇詩歌短論遙相呼應的靳大成的東域學研究文字、旅日中國學人筆下的韓國詩歌以及香港與韓國學者眼中的香港、台灣文學……看似紛亂，卻是有着內在的聯繫。為了理解十六世紀末發生在朝鮮的那場戰爭，靳先生赴朝鮮渡扶桑，屐痕遠及對馬島。他在追尋一種新的 “描述歷史” 的方法，即 “不宣稱擁有立場，或者說叫做無立場；也不迴避個人的體驗，或者說相當重視個人的經驗；不糾纏於政治正確的大話中” 的方法。在他提出的 “東域學” 概念中，有多少是可能的或不可能的，為甚麼可能或不可能，這裏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內容。　　東亞之鏡　　“東亞之鏡”是《藍．BLUE》的長期欄目，是《藍．BLUE》中最早涉及韓國文學的文字。從第六期至今，蘭明女士為我們介紹了韓國近代和現當代的女詩人十九位。首先是代表上世紀三十年代後期以及戰後日益多樣化的女性詩歌意向的廬天命、毛允淑、洪允淑、金南祚，她們用現代主義手法同傳統情韻融和的清新的詩歌語言，抒發對血色的祖國山河以及個人命運的悲歎。其次是作為八、九十年代的象徵，“披掛着用搏鬥的傷痕織就的破爛衣衫”，以 “透明的身體” 高舉起女性意志的旗幟的崔勝子、崔泳美。之後是自七○年代以來始終在暮色的都市中暢想人類共同體的姜恩喬。筆者從十八/十九期合刊號開始，分三次集中介紹一批一九六○年和一九七○年代間出生的年輕女詩人。首先選介的是李秀明、許惠貞和金秀映，二十期是羅喜德和鄭極星。中國和日本的不少讀者，是通過《藍．BLUE》的 “東亞之鏡” 讀到這樣多韓國女詩人的。　　在韓國時裝大量 “流” 向東亞的同時，影視與通俗文學作品也成為 “大韓流” 中頗受歡迎的輸入品，彷彿通俗、大眾文學成了韓國文學的整體特徵，而其純文學的譯介則被遮蔽。 “東亞之鏡” 與本刊刊登的韓國當代女作家金薰與朴婉緒的短篇小說〈火葬〉、〈為了思念〉，為讀者提供了純文學的閱讀文本。　　作為這樣一本大型的雙語文學/文化雜誌，如果立志謀求在東亞文化、文學交流方面發揮持續作用，成為這種交流的記錄文本的話，僅僅靠我們的編輯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更需要與會專家們的共同關心和共同行動。《藍．BLUE》需要您們的力量，需要您們的智慧。　　2.《藍．BLUE》日文部分　　日文部分主要專輯：　　文革時期地下文學作品　　“文革” 十年被稱為 “中國詩歌的頹廢期”。實際上，地下詩歌是文革時代所留下的重要的文化遺產。“地下文學” 通過油印、手抄本等傳閱方式和作者自身的悲劇，形成地下文學史的傳統和獨特的審美價值。今天，人們提到 “地下文學”時，往往腦海裏還只有以北京為中心的，文革後期誕生的從 “白洋澱詩歌群落”持續到《今天》的 “朦朧詩” 譜系，恐怕還僅僅停留在食指、多多、北島們這些象徵性的名字上。實際上，由於中國廣闊複雜的地緣政治性以及每個文學案例的獨特性，至今仍然有着很大程度上的信息資料的封閉，北京以外的地域地方，仍存在文革時期的地下文學作品。那麼，地方上的地下文學為何沒有引起研究者們的注意呢，僅僅是文學審美的原因麼﹖它們的文學藝術價值和意義在哪裏﹖我們為避免歷史記憶和地方記憶的中央集權化和宏大敘事化而提供了重要的細節史料。　　隨着時間的風化，當事者年事已高，記憶的曖昧，研究日漸困難。因此，“打撈地下文學” 成為我們面臨的緊要課題。實際上，北京、貴州、上海、吉林，由於地域的不同，政治與藝術的氛圍不同，各自的文學都呈現獨特的地域文化特徵。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地下文學原生資料的獲得相當困難。採訪當事者，如何考慮證言者的主觀性、如何對待口述歷史，客觀而嚴密地分析之，是我們研究中的課題。　　《藍．BLUE》所保存文學老照片與原生資料，可以客觀地旁證歷史。　　文革時期地下文學作品 (貴州)――黃翔專輯 (上) (第2期) 　　黃翔的詩歌：〈獨唱〉、〈白骨〉、〈火神交響曲——火炬之歌〉；文論〈黃翔――狂飲不醉的獸形〉。鄭義的評論〈在精神的荒野咆哮不休的詩獸〉；啞默的文論〈貴州方向――中國大陸潛在文學〉　　文革時期地下文學作品 (貴州)――黃翔專輯 (下) (第3期) 　　黃翔的詩歌：〈長城〉、〈夢〉、〈憂鬱〉、〈凡高;van Gogh〉、〈我看見了一場戰爭〉等七篇；文論〈殉詩者說〉；洛夫的評論〈流亡詩人黃翔〉　　文革時期地下文學作品 (貴州) 啞默專輯 (第3期) 　　啞默詩歌〈彗星〉、〈黎明的明星〉等四篇；陶嘉的評論〈默者之歌〉　　文革時期地下文學作品 (上海)――陳建華、錢玉林專輯 (上) (第2期) 　　陳建華的詩歌〈夢後的恐懼〉、〈空虛〉等五首和文論〈天鵝，在一條永恆的溪邊〉；錢玉林的詩歌〈綠衣〉等五首　　文革時期地下文學作品 (上海)――陳建華 (下) (第17期) 　　一九六五年至一九六九年詩歌集《紅墳草》中有詩六首，散文詩二首，《藍．BLUE》特別訪談陳建華關於 “文革時期上海地下寫作產生的環境與條件、特徵”、“作品如何保存下來”，“作為當事者和文學研究者的雙重身分，如何掌握感情記憶” 等問題。　　中國大陸地下文學論（第9期) 　　徐敬亞文論〈隱匿者之光――中國非主流詩歌20年〉；雪迪文論〈照耀的倖存者之光〉；黃燦然文論〈地下的力量〉　　文革時期地下文學作品――成都地下文學沙龍——《野草》專輯 (第18/19期合刊期) 　　前後持續三十年的四川成都地下文學沙龍——《野草》的倖存者和倖存作品。　　《野草》主編陳墨先生保存的文革前後的作品，時間上 “1926” 意為 “1966”，“1927” 意為 “1967”，“1928” 意為 “1968”，筆名幾十個，“官方文壇多用筆名——直接受利，地下文學多用筆名——聊以禳禍，時代使然”。讀來令人落淚。　　《野草》“文革” 前後的文學作品是否具有 “藝術價值”﹖他們在新時期為甚麼沒有像北島們《今天》一樣受到世人矚目﹖他們在八、九十年代的創作算不算“地下文學”﹖為甚麼 “地下文學產生在成都”﹖在有人提出 “偽民間”、“偽地下”概念的今天，從《藍．BLUE》與陳墨、王怡的對談中，也許讀者可以獲得思考的機會。　　地下文學――灰娃的作品以及研究 (第20期) 　　評論家劉志榮用 “黑暗中漫遊的靈魂” 來形容灰娃 “文革” 時期的詩歌寫作。灰娃在 “文革” 地下寫作中，是一個奇異的現象。她是在患精神分裂症的情況下開始寫作的。她 “把詩裝在一個變形鐵盒子裏，深夜再把鐵盒子埋在露台上廢棄的大花盆的乾土裏，上面再加放許多小花盆，堆得高高的，不露痕跡”，直到 “文革” 結束後的一九七七年，才將詩稿取出”。　　中國獨立知識人士　　有人說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學術凸出的時代，我們譯介的是具有自由意志、理性思考、獨立特行的中國知識人士的思想和實踐的證詞，他們通過文學在追問現實的同時，也深究自己靈魂的困惑與障礙。　　摩羅專輯 (第2期) 　　龍應台、余傑、王小波專輯 (第3期) 　　錢理群專輯 (第4/5期合刊期) 　　陳徒手︰〈人有病，天知否〉專輯 (第4/5期合刊期) 　　余英時專輯︰《知識人論》等6篇 (第6期) 　　謝泳專輯：〈中國知識分子自殺狀況初步考察〉等三篇 (第6期) 　　陳思和專輯：陳思和文論三篇〈《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前言〉、〈巴金的意義〉等。王光東評論〈陳思和學術思想的意義〉(第7/8期合刊期) 　　嶽建一專輯 (9期) 　　王曉明專輯　　魯迅最後的十年 (上)；《藍．BLUE》訪談王曉明先生 (第10期)、魯迅最後的十年 (下) (第11/12期合刊期) 　　在回答為甚麼選擇《魯迅的最後十年》為重點翻譯對象時王曉明指出：“日本和中國一樣，都是被迫 ‘現代化’ 的國家，雖然因為歷史境遇不同，日本的 ‘現代化’ 的方向和結果，都和中國有非常大的差別。但是作為東亞國家，還是會在不同程度上，共同面對一些因為 ‘現代化’ 而造成的社會和精神問題”。　　對於中日兩國知識人來說，“魯迅” 不僅僅是現代文學史研究者們的 “專業”，魯迅所留下的充滿理性洞察力的思想傳統使得 “魯迅研究” 無法凌駕於相互歷史纏繞的當代思想文化課題，使我們直面想像的亞洲現代化問題。王曉明先生的《魯迅的最後十年》的人生經歷清楚顯示了中國知識人面臨的黑暗力量。　　海外中文流亡作家作品　　何謂 “流亡中文文學”﹖如何嚴格地定義﹖今天是否還存在﹖有人質疑流亡文學。他們說信息時代的今天，互聯網的發達，中國也越來越注意國際形象，一些曾經被視為 “流亡中文文學” 的象徵人物已經明暗穿梭於國內外之間，他們的作品在中國可以出版，甚至文學史也開始講述他們，甚至有大學聘請他們。海外流亡者本身，也非常嚴厲地批評這種 “流亡遊戲”。　　“流亡文學” 一詞，對於日本讀者來說，是一個非常陌生的詞滙。對於日本作家和研究者來說，也不過是一個抽象的術語概念。　　正如高行健在《中國流亡文學的困境》中指出的：中國流亡作家如今也面臨西方作家遇到的困境，是屈從出版商製造的市場口味，還是逕自寫自己要寫的東西﹖ 　　高行健文學專輯　　高行健諾貝爾文學獲獎辭――〈文學的理由〉(第3期) 　　高行健文論〈為甚麼寫作〉第(4/5期合刊期) 　　高行健文學專輯 (第20期) 　　本專輯由以下篇章構成：高行健文論兩篇〈沒有主義〉、〈論流亡文學〉。日本中國文學專家飯塚容教授整理的〈關於日本高行健作品的介紹和研究〉與〈日本高行健作品的翻譯、介紹、評論、研究文獻目錄〉、馬建的〈高行健文學與中國大陸文學〉、〈本刊巴黎特別訪談高行健先生〉、〈本刊京都訪談文學評論家劉再復先生〉。　　在〈本刊巴黎特別訪談〉中，高先生就 “關於小說、戲劇和繪畫的關係”、“三者與禪宗的關係”、“關於脫離母語環境的流亡作家如何追求活的語言的問題”、“流亡作家的收穫和困境、流亡與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再生”、“漢語語言與方言寫作”、“全球化時代與民族、國民國家認同的問題”、“九．一一” 以後的世界，文學何為”、“獲獎之後的五年”、“創作思想――生命是超越一切的”、“關於自我”、“關於知識分子的公共事務、政治簽名”、“ ‘沒有主義’ 是否也是一種主義﹖”、“日本的能劇和歌舞伎對於高行健文學的影響” 等十幾個問題作了詳細的回答。是了解和研究高行健文學的第一手貴重資料。　　孟浪詩歌專輯 (第4/5期合刊期) 　　鄭義文學專輯：鄭義文論〈移民悲歌〉3篇；鄭義文論〈中國的崩潰〉(第6期)；《藍．BLUE》訪談鄭義 (第7/8期合刊期) 　　《不死的流亡者》專輯 (第20期) 　　二○○五年三月，在普林斯頓大學，流亡作家劉賓雁迎來了八十歲的壽誕。鄭義、蘇煒、萬之、黃河清策劃和編輯了這本流亡者之歌獻給劉賓雁先生。在〈後記〉中說，本書主旨大致可以一言蔽之――流亡。無論是地理與政治的被迫流亡，還是文字與精神上的自我放逐，古今中外，大抵是作家詩人的宿命。一個古老而新的主題。十五年過去了，放逐與自我放逐的艱辛漸次浮現，有人駕鶴先行，有人貧病交加，有人莫知所終……，是該寫點甚麼的時候了”。本書由瑞典文學院院士馬悅然 (N. G.. D. Malmqvist) 先生作序。集結了于浩成、劉再復、鄭義、孔捷生、胡平、張伯笠、郭羅基、張郎郎、楊煉、陳墨、高行健、北明、余傑等作家的作品。　　譯介的有：貝嶺 (美國)、孟浪 (美國)、雪迪 (美國)、孟明 (法國)、馬德升 (法國)、廖亦武 (中國) 的詩，楊煉 (英國) 的散文詩、黃翔 (美國) 的散文，萬之 (瑞典) 的小說，馬悅然 (瑞典)、胡平 (美國)、康正果 (美國) 的文論。　　台灣文學和台灣原住民文學專輯　　余光中詩文專輯 (第3期) 　　洛夫詩文專輯 (第4/5期合刊期)︰洛夫的長篇詩歌〈漂木〉節譯 (第6期) 　　台灣文學：《創世紀》專輯　　管管、大荒、商禽、張墨、瘂弦、碧果、辛鬱、朵思、古月、汪啟彊、簡政珍、杜十三、沈志方、游喚、楊平、須文蔚共十六人作品。評論二篇，陳蕪〈詩刊〉(創世紀)、黃梁〈創世紀森林浴〉第(7/8期合刊期) 　　台灣文學：周夢蝶、向明、顏艾琳的詩歌 (第9期) 　　台灣原住民文學――夏曼．藍波安 (第14期)︰最初 “本格的” 以台灣原住民為題材的作品是中村古峽 (1881-1952) 一九一六年發表在《中央公論》七月號的以書信形式的作品〈來自藩地〉。佐藤春夫 (1892-1964) 一九二○年夏在以台灣旅行為體驗的小說〈魔鳥〉中涉及台灣原住民傳說。然而在一九三○年十月二十七日霧社起義之前，漢族精英並未意識到原住民的存在，霧社起義 “像一記洪量的鐘聲一舉敲響了漢族知識分子大漢中心的迷夢”，從而有了稱原住民為 “兄弟” 的認知。在當代台灣文學中，霧社起義成為漢族作家反覆使用的文學題材，但是台灣原住民現代作家文學崛起於上世紀的八十年代。　　台灣文學——吳錦發文學︰他曾經到山地做社會調查，與原住民住在一起，這使他 “首次離開漢民族的視野，體會到在這個島上另一個民族的思考和看法”，而成為他 “思想啟蒙上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日子”。這個小專輯顯示了原住民文化對漢族作家的深刻影響。(第15/16期合刊期) 　　台灣新生代文學——吳明益專輯︰小說〈虎爺〉以台灣民間信仰的對象獅子舞為鄉土題材，並參合作者本人的奇異體驗為特色的民俗學小說。散文〈死亡是一隻樺斑蝶〉，使我們感到生命共同的、易碎的本質。(第17期) 　　新生代文學；楊孟珠的小說〈因〉(第20期) 　　香港文學專輯　　也斯的詩歌、黃燦然的詩歌、杜家祁的詩歌 (第10期) 　　也斯的小說和散文、《藍．BLUE》京都訪談也斯先生 (第11/12期合刊期) 　　香港電影：導演陳果的電影 (上) (第11/12期合刊期) 　　香港電影：導演陳果的電影 (下) (第13期) 　　梁秉鈞文論：〈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第13期) 　　香港都市詩歌九首 (李育中、陳江帆、鷗外鷗、馬博良、舒巷城、梁秉鈞、黃楚喬、余光中) (第13期) 　　香港作家西西專輯：西西小說與散文五篇、鄭樹森評論一篇〈讀西西的小說與散文〉(第17期) 　　也斯的短篇小說〈小龍與我〉(第18/19期合刊期)、〈超越與我的傳真〉(第20期) 　　李碧華的小說〈洛陽牡丹〉(第20期)。　　台灣文學譯介的是新生代文學者楊孟珠的小說〈因〉。　　《藍．BLUE》文學紀行　　訪談：《藍．BLUE》北美文學紀行 (第4/5期合刊號) 　　訪談：《藍．BLUE》台灣文學紀行 (第7/8期合刊號) 　　訪談：《藍．BLUE》續北美文學紀行 (第7/8期合刊號) 　　訪談：《藍．BLUE》香港文學紀行 (第10期) 　　訪談：《藍．BLUE》北京文學紀行 (第10期) 　　訪談：《藍．BLUE》韓國中國文學紀行 (第14期) 　　中日當代文學現場交流專輯 (上)（第9期）　　吉增剛造．唐曉渡對談――越境的語言――商業化社會中詩歌的生存與方向　　中日現代詩歌朗誦會．中國詩人詩選――食指、唐曉渡、西川、歐陽江河、王家新、臧棣、宋琳、西渡、楊曉濱、林莽、蘇曆銘　　二○○三年三月二十七至三十日。《藍．BLUE》在北京舉行以 “越界語言” 為主題的中日現代文學藝術交流會。得到北京．東京藝術工程、清華大學中文系、《人民中國》、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世界文學》的支持。　　交流會分為三部分：　　一是主題為 “翻譯的限度與可能” 的學術研究會　　二是主題為 “越界語言” 的分組討論會　　三是在 “詩與行為藝術” 朗誦會。參加者有中國詩人十二人，日本詩人五人。　　這次努力證明了 “越界語言” 從最小的可能性已經開始。詩歌不是紙媒體，而是聲音的媒體，內斂的、最小的、最古老的、最緩慢的聲音媒體，是日本詩人吉增剛造所說的手工製作媒體，是向大海的投瓶試驗。是中國詩人宋琳說的祈禱的聲音，默想的聲音。　　中日現代文學現場交流專輯 (下) (第11 / 12期合刊期) 　　吉增剛造【诗人】、倉橋健一【评论家】、今野和代【诗人】、中塚鞠子【诗人】的文论《越境的語言》　　訪談：《藍．BLUE》訪談翻譯家林少華先生——村上春樹在中國為甚麼被閱讀，怎樣地被閱讀。(第15/16期合刊期) 　　中國當代小說　　劉震雲的中篇小說――〈溫故1942〉，《藍．BLUE》訪談作家劉震雲 (第6期) 　　〈溫故1942〉描寫了大災荒之下的即將餓死的中國老百姓，是 “寧肯餓死當中國鬼呢﹖還是不餓死當亡國奴呢﹖” 災民選擇了後者。災民們就是幫助日本侵略者侵略我們，漢奸乎，人民乎﹖劉震雲的小說最深切地表達了 “中國式的痛苦” 與政治、權力對於人的尊嚴、人性的摧殘。　　尤鳳偉的中篇小說――〈生命通道〉(第13期) 　　〈生命通道〉描寫的是具有人道主義精神的日本軍醫高田與 “漢奸” 醫生蘇原從刑場上秘密搶救中國人甚麼的 “生命通道” 的故事。實際上，高田醫生是日軍中的 “辛德勒”。這可能嗎﹖這與我們抗日戰爭文學描寫的正面人物臉譜不一樣。為此，編輯詢問了幾位健在的老鬼子兵。這部小說令人想起日本作家五味川純平的《人的條件》。　　中國女作家王安憶的長篇小說――《長恨歌》節譯 (第14期) 　　日本正在悄然掀起 “老上海熱”：隨着經濟的發展和崛起，上海成為世界注目的城市，在日本也悄然掀起一股 “老上海” 熱，上海的風情，上海的吳儂軟語也成為一種時尚在日本漸漸走俏。　　日本還出現了一大批 “老上海迷”，這些人經常在一起聚會，穿老上海的服飾，聆聽老上海的爵士音樂。“老上海迷” 認為 “老上海的風情中具有東方的文化和西方的文明，兩者巧妙混合，成為一種極具魅力的租界文化，這種文化是獨特的。” 　　日本以老上海為背景的出版物也越來越多。小說家山崎洋子、內田康夫均推出以老上海為背景的最新小說，漫畫家堀江信彥的着名漫畫系列《蒼天之拳》近日也推出老上海系列。漫畫雜誌的《Bunch》編輯花田健介紹道：“此次之所以推出《蒼天之拳》的老上海系列，主要是因為日本的 ‘上海迷’ 越來越多。原先只是一些中年人比較喜歡老上海文化。　　民間和底層寫作立場　　周倫佑文論：〈拒絕的姿態〉(第7/8期合刊號) 　　劉亮程散文專輯：散文〈風中的院門〉；摩羅評論〈劉亮程散文和生命意識〉(第9期) 　　王力雄文論：〈甚麼是自由創作〉(第10期) 　　于堅：〈現代詩的民間傳統〉(第11/12期合刊期) 　　鄉村詩人張聯的詩歌專輯：張聯詩選；赤堀由紀子評論〈張聯和他的作品〉(第13期) 　　焦國標的〈討伐中宣部〉等三篇 (第14期) 　　陳桂棣、春桃的〈中國農民調查〉(第14期) 　　“2003年文學中國” 專輯。(第15/16期合刊期) 　　《2003年文學中國》裏是一串串陌生的作者的名字。這是為底層、為底層的底層的無聲者寫作的人們。夏榆關於礦工的隨筆〈黑暗之歌〉是一首絕唱，〈失蹤的生活〉就像安徒生的〈賣火柴的小姑娘〉，邵燕祥的詩歌和雜文，題材都是礦工和礦難。還有甚麼比寫礦工和礦難更能表現底層與體現世界的悲劇性呢﹖煤礦在這裏成為一個帶有豐富意蘊的符號性元素。它代表了這片土地上最為廣泛又喑啞無聲的底層。選擇 “煤礦題材”、“農民工” 題材體現了林賢治的文學價值傾向：從生存的痛感出發，永遠站在弱者的一邊。　　這些文字是寂靜的，悲傷而有力的。令人想起不久前逝世的日本詩人森田彌生子。她一九六○年在三井三池煤礦鬥爭中所寫的〈加油吧〉至今仍是日本勞動者靈魂之歌。　　老威 (廖亦武) 被禁《中國底層訪談錄》原版 (上) (第15/16期合刊期) 　　廖亦武的筆名叫老威．阿拉法特。一九九○年至一九九四年因 “罪” 身陷囹圄四年。在獄中，他師從八十高齡的老和尚，學會了吹簫。出獄後，他看透紅塵，絕了功利文學之念，終日挾簫，混跡江湖底層賣藝為生。　　近年，他編寫的《沉淪的聖殿——中國20世紀70年代地下詩歌遺照》是研究中國地下文學不可缺少的重要資料。二○○三年，長江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上下兩卷《中國底層談訪錄》，兩書一出，均遭禁賣。廖亦武注定只能屬於地下，地下寫作，地下朗誦，地下出書，地下演電影，地下出光盤。　　《中國底層談訪錄》裏的他們表面上是 “邊緣人”，但是他們才是這個社會的 “大多數”，正是他們構成了金字塔的底座，構成了堅韌的、沉默的、卑微的 “中國人民”、真實的中國，“活的” 中國反映在他們身上。所以，這本書的副題與其叫 “邊緣人採訪錄”，不如叫 “中國底層社會真相”，時代的見證錄。　　譯介作品：〈老紅衛兵〉、〈同性愛者〉、〈海子的鄰居〉、〈打工者〉、〈新新人類〉、〈胡風的牢友〉、〈老地主〉、〈非法越境者〉共八篇；流沙河的序言〈哀民生之多艱〉及作者自序〈老威在底層〉。　　老威 (廖亦武)《中國底層訪談錄》(下) (第17期) 　　譯介作品：〈氣功修煉者〉、〈地下天主教徒〉、〈“嚴打” 倖存者〉、〈“上訪” 詩人〉、〈老右派〉、〈拆遷戶〉共六篇及王怡的評論〈廖亦武的肉體意義〉。　　《藍．BLUE》訪談老威關於《中國底層訪談錄》(第17期) ︰《底層》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真實性﹖你 “採訪” 的道具是甚麼﹖你的 “對話式” (dialogism )是甚麼﹖你如何設置 “對話” 的 “場”﹖你在多大程度上排除 “言說者” 或者說 “當事者” 的主觀性﹖、你的 “底層” 是甚麼﹖你自以為是 “底層” 的代言人嗎﹖你的文學想像是否技術化、手段化了 “底層”﹖你 “證言” 式的作品，是否遭到多方面的誤讀和利用﹖ 　　章詒和女史的被禁紀錄文學《兩片落葉，偶然吹在一起――儲安平與父親的合影》(第18/19期合刊期) 　　作者因該書獲得國際筆會獨立中文作家筆會 (Independent Chinese PEN Center) 二○○四年度自由創作獎。她在獲獎〈答謝辭〉中說：“對於知識分子而言，怎樣才能算獨立﹖如何算是自由﹖恐怕首先是要以經濟獨立為前提。惟如此，方可做到不依附於任何體制與權力發出屬於自己的聲音。如果有人問：近現代中國最大的災難是甚麼﹖我會回答：是每個人天性與自由的剝奪。現在的情況大有變化。知識分子的生活好了，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發出自己的聲音。但是，另一種現象出現――很多人對 ‘物’ 的熱烈追求遠遠超過對人性之 ‘深’、對生活之 ‘真’ 的冷靜探求。但是任何一個人只要懷着人道情懷和苦難意識，就很容易發現美景背後的災難，幸福底下的人們似乎從一種專制中走出，又轉身跌入另一種專橫。作家的使命就是關注和思考人類的命運及其生存，以此喚起別人的關注和思考。這也是寫作的原動力。今天我願意接受這個獎項，也是自己將繼續堅守獨立自由寫作立場的表達。” 　　韓國中、韓、日比較文學研究　　二○○三年十二月《藍．BLUE》訪問韓國開始，得到朴宰雨等韓國中國文學研究者的理解與支持，後來從日本的吉田富夫教授的 “老照片” 中才知道，韓國的現代文學研究會在漢城近二十年前成立時，吉田教授同台灣詩人瘂弦、美國漢學家葛浩文 (Howard Goldblatt) 應韓國許世旭先生邀請出席了成立式。那時韓國尚未同中國建交，沒有中國大陸學者參加。吉田先生剛剛參觀完北朝鮮回來，辦理去韓國的簽證時，韓國還扭扭捏捏。今天，時代發生了巨大變化，三國學者可以在一張桌面上共同討論 “作為中國文學研究的東亞” 了。　　林春城教授的《中國文學的近現代性斷想》從 “東北亞的悲哀”、“中國近現代的二重課題”、“為克服二分法”、“金庸現象”、“近現代化、民族化”、“大眾化” 斷想式的分析了 “近現代性” (modernity) 這一華麗的修辭後面究竟意味着甚麼。並指出 “近現代” (modernity) 雖然是與西歐的 “modern” 相對應的概念，但由於西歐的 “modern” 概念自身的曖昧性，因此東北亞的 “近現代” 概念規定並非那麼簡單。韓國以 “近代”、“現代” 為劃分而中國以 “近代”、“現代”、“當代” 區分時代。韓國的 “近代” 該當於中國的 “現代”。但對於這一時期，近代也罷，現代也罷，作為歷史的共同空間的東北亞 “言說” 成立時期，有必要確立共同用語。(第14期) 　　訪談：《藍．BLUE》訪談韓國中國文學研究者林春城教授 (第17期) 　　金良守先生的〈日據時代韓國和台灣接受魯迅之比較〉。魯迅被介紹到韓國和台灣已經有八十年的歷史了。韓國和台灣都有過殖民地的歷史，都擁有為擺脫殖民統治的出路而接受魯迅文學的經驗。但是二者又各具自己的傳統和特色。(第18/19期合刊期) 　　中日韓知識人的交流座談——〈尋找新的空間〉　　二○○五年三月三十日加藤週一先生、小森陽一先生、島村輝先生在清華大學與中國的作家和學者進行了一系列交流。本文是其重要的一部分。尋找新的空間，是日本、中國、韓國知識人的共同課題。誠如汪暉先生在座談會上提出的：　　“在今天，我們能夠一起合作做些甚麼？” 加藤週一先生的回答是，從理論的層面來說，討論中日關係不能考慮兩國的問題，至少應該放在東亞的背景上來談。而在實踐的層面來說，又必須從具體的事情開始，所以在現階段，我們應該加強個人之間的交流。　　在關於日本媒體能否把中日韓關係討論 “客觀化” 的問題時，小森陽一先生回答說，日本在日本的媒體已經產業化了，喪失了應該有的批評精神，我對他們不抱任何希望。我真正的理念是，讓每個人成為媒體的本身。我認為應該把mass media (大眾媒體) 改稱為media wall (大眾媒體牆)。我們的工作就是拆除這堵牆，讓大家通向事實的本身。(第18/19期合刊期) 　　林春城的〈80年代-90年代韓國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的回顧〉、白池雲的〈韓、中、日近代小說與文學理念的問題〉、金炯俊的〈作為魯迅與近代體驗的故鄉喪失〉(第20期) 　　留日體驗文學　　喻智官小說　　喻智官先生是醫生，以一九八八年留學日本為楔機，“本格地” 志向於文學創作。為創作一直縈繞於懷的長篇小說，甚至於放棄他致力多年的醫學研究。他去日本的入國管理局試圖將 “醫學專業” 更換為 “文學專業” 的簽證。入管局以專業不對口為理由，彆彆扭扭。喻先生不得不離開他留學八年的日本，輾轉於天涯的另一島國——愛爾蘭。至今他在那裏一邊行醫，一邊繼續寫作。　　編者在此無意討論日本的 “國際化” 問題，但是，日本確確實實失去了一位熱愛它的中國作家，無論如何是一個巨大的遺憾。（第18/19合刊期）　　東亞自由論壇與文學 (日語原生創作) 　　有資深漢學家竹內實教授〈我心中的紅衛兵〉、駐中國特派員十年經歷的清水美和〈2004年北京之旅〉、評論家倉橋健一〈竹內好與武田泰淳〉、詩人財部鳥子〈與詩人牛漢相遇之日〉(第15/16期合刊號) 　　詩人吉增剛造的〈聶夫人〉，回憶與聶華苓、安格爾夫婦友誼的斷片。東大教授、詩人藤井貞和的《對大地的幻思——或者說日本1936-1940年代的戰爭和讀者》極其續篇，寫的是一九三六年至一九四五年對於日本社會的讀者層，關於東亞，尤其是關於中國大陸的文學和思想。翻譯是試圖如何打開一扇窗戶的，討論中國現代文學如何被翻譯，如何被閱讀的過程。　　芥川文學獎得主高城修三的〈連歌再考〉論述了連歌是 “場的文學”、“共同的文學” 作為中世的連歌在今天的可能性。　　評論家音谷健郎的〈文學如何與亞洲相關〉(第17期) 指出 “實際上，日本當今的文學正在不自然地遠離亞洲。書店的 ‘外國文學’ 專櫃歐美翻譯書籍佔80%。剩下的20%由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平均瓜分。日本自明治以來的 ‘歐美信仰’ 幾乎沒有改變。” 　　東大學者林少陽〈關於中國近現代文學史敍的問題——圍繞 “第三代” 的用語〉，從文學史論述的角度，解讀現代文學史自身的歷史敘述長期以來仍處在 “革命” 這一至高無上的隱秘的話語之下。(第17期) 　　竹內實先生的〈關於魯迅的短刀〉、丸尾常喜先生〈寄舊雷鋒塔的寫真〉、丸山升先生的〈丸山真男的中國論－—為中國研究者、留學生的介紹〉。記得二○○四年初夏，在東京見到丸山先生時，先生曾經介紹過丸山真男於一九八九年五月至六月給留學生區建英的書信。本文介紹的是戰後日本代表性的政治學者、思想家丸山真男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與區建英等人的談話。丸山真男談到從五四運動、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由於歷史條件的不得已吧，前述比較豐富的思想都被切掉，變得非常狹隘，其結果只剩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 丸山升先生說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閱讀這些文章，是接近丸山真男的最佳方法，向年輕的學者，特別是中國留學生再次推薦。　　山田敬山先生和他的研究小組近年來致力於華人、華僑文學的共同研究。二○○四年十二月厚達八百多頁的巨着《境外的文化－—環太平洋圈的華人文學》出版。《東亞與文學》是先生在研究過程中，痛感假若亞洲共同體的建立具有可能性的話，比甚麼都重要的是人們心靈的碰撞。　　是永駿先生是日本中國當代詩歌研究專家。他的〈陳東東的 “詩” 與 “語言”〉介紹了上海詩人陳東東在日本的朗誦和演講，並說 “由於這次陳東東的來日演講，我們接觸到中國同時代的詩精神的核心的部分”。　　代田智明先生的〈兩面枝葉〉。最近關於 “反日” 的話題。文章指出，靖國神社是近代日本亞洲侵略戰爭正當化的象徵性存在。同時指出中國社會的二重閉塞感。(第18/19期合刊號) 　　日本政治思想史學者子安宣邦在〈兩個60年――圍繞日中關係――歷史中的現在――以日中文化思想共有為目的〉中論述了越國家的框架，亞洲市民共同性自在地建立的可能性。　　東大教授藤井省三的〈在布萊德 “active” 產生的東亞筆會的構想與方法〉。　　倉橋健一的〈中國的草野心平〉通過對日本著名詩人、曾經留學於嶺南大學草野心平的詩歌考察論述了詩人自我形成過程中稀有的中國體驗。　　從事文化、都市、媒體批評的樋口良澄的〈照應的語言與肉體〉開篇論述在東亞文化交流、共同製作的今天，從《藍．BLUE》的雙語實踐中受到啟發，我們將不能在一種語言的禁閉的思想中生存，介紹了日本新宿梁山泊劇團在韓國用日語和韓語雙語巡迴公演着名的劇作家唐十郎的《唐版風的又三郎》。(第20期) 　　四　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文學越境的可能　　結束語　　中國留日學生與文學　　一九二八年，新文學著名詩人郭沫若開始轉向革命文學時，寫了一篇〈桌子的跳舞〉，在文中自負地宣稱：“中國文壇大半是留學生建築成的……中國的新文藝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禮的。” 這裏他所指的 “中國文壇的大半”，是指由他和郁達夫、成仿吾等留日學生組成的創造社。儘管不免以偏概全，但是郭氏的話語中表現了一個明顯的事實︰留日學生與中國現代文學確實有親密的關係。中國留日學生有試圖創辦文學刊物的傳統。譬如，郁達夫在一九一八年參加計劃出版同仁刊物《寂光》，但是很快流產，同一時期，郭沫若、郁達夫、陶晶孫、何畏等留學生創辦同仁刊物《Green》，這一活動跟後來成立創造社、辦《創造季刊》是相連接的。甚至魯迅也想參加創辦《新生》，改變國民的精神。　　留日作家置於東西文學交流、日本社會的大背景中，通過 “日本” 這一攝取走廊讀取西方文學理論與作家作品。當留日學生將文學作為喚醒民眾的道具之時候，“日本” 則起到了媒介、橋樑、攝取走廊的作用。研究中國文學發展之時，從方法論上說，其實研究 “日本” 或者換而言之，從 “日本” 這個角度也許是一個重要的切入口。　　日本中國當代文學翻譯出版的深刻困境　　日本著名的中國文學研究者伊藤虎丸先生在一九八三年出版的《魯迅與日本人》的〈序言――中國近代文學為甚麼受冷落〉開篇中說道：　　我們日本人，一般來說，都很愛讀西方近代小說。書店裏也因此而過多地陳放着翻譯和介紹西方文學的書籍。與此相比，和亞洲各國近代小說有關的書卻少得可憐。中國的還算有一些，朝鮮、越南、印度等國的作品在普通書店裏的書架上是很難找到的。看我的周圍，以漢語為第一、第二外國語的大學雖然多了起來，但學生人數同學英語、德語、法語的學生相比卻微乎其微。至於朝語和越南語。則幾乎沒有哪所大學在講授，能稱得上朝鮮文學專家和越南文學專家的，而日本也只能找到屈指可數的幾個。我們平常視這種狀況為理所當然。　　那麼，二十年又過去了，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以及中韓日三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的擴大，越來越多的書籍和雜誌被相互翻譯和介紹出版，是否更多的文學書籍被翻譯閱讀呢﹖據《藍．BLUE》近年與日本兩家最大的出版業版權代理公司 “東販” (TOHAN)、“日販” (NIHAN) 的海外事業部的交往所知，目前由中國賣版權出口到日本圖書的總量不及中國引進日本版權出版圖書總量的十分之一。中國從日本購買版權引進書籍圖書主要集中在化妝、減肥、健康、寵物、時裝、語言、漫畫等生活實用與外語類。譬如，由主婦之友出版的面向年輕女孩的《瑞麗》(《RAY》) 和《EF》等知名度很高的時裝刊物在中國女性中擁有絕對人氣。但是相反日本與中國之間版權買賣不及日本與歐美之間買賣的百分之一。　　由於語境的分歧和隔膜、近代歷史的橫亙、閱讀經驗的差異、文化個性和特殊性以及翻譯的種種問題，甚至於三國的文學者共有的知識概念和教養的缺乏，中國當代文學在日本幾乎沒有市場。　　中國文學的主要翻譯者是日本各大學的中國文學學者。他們翻譯中國文學不僅要付出時間、精力，自費出版，而主要讀者群僅僅限於研究者之間極小的範圍。而日本的編輯和出版社同樣存在 “自律與自肅”，主要是市場的、商業的，也有政治因素的。　　實際上，日本今天的文學和閱讀正在不自然地遠離亞洲，大書店的 “外國文學欄” 書架80%的比例為歐美書籍，這80%中大半是美國書籍。剩下的不到20%由亞洲、拉丁美洲、非洲平均分佔、日本自明治以來的 “歐美信仰” 絲毫沒有改變”。　　藤井省三教授的 “東亞筆會” 構想　　二○○五年六月，在斯洛文尼亞的布萊德，代表日本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的藤井教授參加了國際筆會大會。在日本筆會積極成為 “active ” 的問題，在國際筆會大會對中國言論自由問題非難決議案問題上，藤井教授代表日本筆會獄中作家委員會表明了支持和積極的態度，為此，回到日本遭到筆會理事會親中派的非難，因為理事會歷來方針是不得罪中國政府和中國作協的 “棄權” 態度的，而非“支持”。由此，藤井教授希望日本筆會從人道的國際視點出發轉換方向，並構想出東亞筆會，以及 “獨立日語作家筆會”。　　實際上，中國作家協會和日本筆會是兩個完全不同性質的作家聯盟。前者是執政黨意識形態直接控制的官方的，官僚的團體，是一種社會名譽和特權的象徵，後者是民間的，需要參加者交納會費的，未必具有特別名譽，更談不上特權的文人集團。　　藤井教授構想東亞筆會為可以與獨立中文作家筆會性質類似的 “獨立日語作家筆會”，實質上，說明只有兩種完全的民間文學形態和民間獨立立場的，不受任何國家權力的滲透的自由空間才有 “對話” 的可能性。　　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　　今日東亞之間處於更加微妙和艱難的時期。近六十年的複雜的、語焉不詳的歷史語境，尤其是今天所謂表面熙熙攘攘的 “友好” 中，雙方稱得上真正文學的 “理解與交合” 在一起後相互 “流向”，又產生藝術影響的文學與文學理論有多少﹖大家心知肚明。　　記得魯迅曾經說過：“自然，人類最好是彼此不隔膜，互相關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卻只有用文藝來溝通，可惜走這條道路的人又少得很。” 　　《藍．BLUE》是走這條路的極少數實踐者，在今天，所謂全球化和本土化的語境中，作為用中日兩種語言，以東亞為軸心的獨立的綜合文學刊物的《藍．BLUE》，任重而道遠。在各種 “後” 符號、 “後” 主義、“超” 理論命名焦灼的時代，“越境”、“越界”、超越 “民族、國家” 等人為的概念，恐怕是所有 “後”、“超” 的精髓與本質吧。儘管《藍．BLUE》，存在着種種不足和遺憾，但是新的空間，從語言和思維的 “越境” 已經開始吧。惟一的期待就是願有更多的人知道關於《藍．BLUE》的思想與實踐，理解並支持我們，一切從最小的可能性開始。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在香港嶺南大學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