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来了我不怕，我跟火车打一架│燕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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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车来了我不怕，我跟火车打一架
燕子 (发表日期:2008-02-12 14:39:37 阅读人次:1711 回复数:0)
人类暴力的根源是遗传的吗？暴力的深渊有多深？《为什么打架》（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初版）是一本科普读物，对人类暴力攻击行为从生物学、心理学、犯罪行为学、动物行为学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书说人的大脑有时就像套娃，从外到里一层层揭开时就会发现，越到里层越保留着原始动物的许多本能习性。该书向读者解释埋在最里面的那只套娃，是如何影响我们人类日常生活的。作者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说：“今天的科学家认为人类具有恢复关系、解决冲突的本能倾向，要想揭示人类暴力的根源，可能首先要学会理解我们人类像许多其他动物一样怎样依赖本能或直觉行为制止暴力，而不是紧紧盯住暴力本身。” 　　理论总是灰色的崇高。可是在那个年代，我们根本不知道脑子里有只套娃，知道又怎么样，谁能绑住套娃要打架的手脚？　　那时候，没有《哈利•波特》、《魔戒》等欧美幻想小说，没有《宠物精灵》、《机器猫》等日本漫画，更不用说“流氓兔”、 “中国娃娃”、韩国网络新宠儿。我们一分钱看一次的小人书是《黄继光》――朝鲜战场上用胸膛堵敌人的机枪子弹；《刘胡兰》――十五岁自己将头送到反动派的铡刀底下，“生得伟大，死得光荣”。那时候，学白卷英雄，开卷考试，学工，学农，学军，自制红缨枪，组成“红小兵纠察队”巡逻，站夜岗，揪特务，埋伏在可疑分子家附近。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拒腐蚀，永不沾。吃忆苦饭，教室里天天有人放奇臭无比的屁。裤子上补丁迭补丁，在钢笔上刻字，用糖精制造汽水，集糖纸，刻腊纸，打弹弓，玩玻璃球，踢“房子”（跳算盘粒），抓沙包，冬季长跑名曰“长跑跑到天安门，献出一颗红亮的心”。盼望有人或者国家财产掉到河里，或隐藏的特务向台湾发电波，消灭一切豺狼走狗，解放全世界受苦的人……。　　1976年，“四人帮”粉碎了。我们成了最后一批红卫兵，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生锈了。流行戴军帽配穿牛仔裤，留飞机头，带假领子，跳十六步舞。在《卫生》课上男生、女生们全偷偷地津津有味地读着最后几页“月经、阴道、生殖器”。在潮湿、阴暗的防空洞里约会。我们早已传抄了《少女之心》，有的地方放了日本电影《望乡》。我们完全不理解山崎婆的痛苦，男女赤条条的肉体湿面般在我们想象中发酵。　　街上流行打群架，砖头、挫刀、皮带、刀片，样样都上，少则一边五六个人，多则十几个人。一边有个“霸脑壳”为首，加上看热闹的人，常常乱打一气，杀得血湖血海，汹涌澎湃。打群架不需要讲道理。有时是为看电影抢位子 —— 夏天在篮球场看露天电影，看银幕的正面收费，看背面不收费，我们常常不进去，找个地方放上竹椅、竹床看银幕背面，虽然人物方向是反的，山河景物是倒置的，但看电影多半是男女同学“调口味”的好时光。对我一生最有影响的前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瓦尔拉•丹娘在学生的作业本上得知有人要杀害她，她走到那个要杀他的人家里喊道：“你们杀死我无济于事，除非你们把我的学生全部杀光，他们愿意跟我走，你们想烧毁学校，也是枉费心机，苏维埃政权会保护我们”就是从银幕的反面听到的。　　打群架有时为了给女朋友撑面子，有时为了借一条军裤、假领子，有时什么也不为，好男儿洗白的黄书包里放着一块砖头或一把菜刀，杀气横秋。　　我的小学班长叫陈自强。老师信任他，男生拥护他，女生们悄悄地喜欢他。他当班长从一年级一气当到了六年级。他和我们班学习委员何丽丽好。何丽丽多么可爱啊，白色的网球鞋，红色的尼龙袜，羊角辫上有一对美丽的蝴蝶结。班长和学习委员无论是课内还是课外都像洪常青和吴青华，配合得天仙对一样。　　如果不打那一次群架，陈自强与何丽丽会怎样了呢？　　陈自强帮何丽丽打群架之前，已经帮好几拨人打过架了。有时为本班同学，有时为外班同学，有时为本条巷子，有时为别人的别人的事情，人们喊他“帮老馆”，他在派出所里三进三出。我每次在巷口看见他，他都披彩带花，表情像电影《第八个是铜像》。他是个大宝六，蠢不带发吗？他脑中的套娃像桃太郎一样蹦出来就收不回去了吗？没人知道。他像布什总统，说打就打，没有什么可以动摇他打群架的意志。后来我才知道他在天黑时站在巷口书包里藏着窑砖头就是为了等别人喊他去打架。他没有任何功夫、招数，有的只是生猛、霸蛮、悍气，要在今天，当个有钱有势的人的保镖，或帮布什去打塔利班，打伊拉克，陈自强肯定不是一个缩头乌龟。　　初中毕业那年，有一次放学打扫教室时，同桌的谢地，从课桌里掏出了白卫生纸裹着黄草纸的长条带 —— 内容是明显的。何丽丽哭着报告班主任。班主任停止了第二天的早自习，在班上狠狠地批评了谢地，并说明“月经是女孩正常的生理现象”云云。何丽丽只恨地上没有个洞。陈自强毫不犹豫地给谢地下了交战帖。　　谢地有个哥哥叫谢天，是刚进厂的青工，每晚在礼堂练“one way to ticket”的十六步，谢天、谢地两兄弟带着一帮学徒工从舞场直赴沙场。他们手里有螺丝刀等车床工具。陈自强到底是老班长，他一挥手我们都去助阵，还有一群他帮过忙的南门口抢军帽的小痞子。一场血战，陈自强一伙打死对方一人，重伤两人，轻伤数人。血债要用血来还。陈自强本来要被判死刑，因为不满18岁，只好判成死缓。在看露天电影的球场上举行了群众公审大会，他的手被反绑着，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陈自强”三个字打着烙铁般通红的“×”。据说后来在服刑时表现好，改成了有期徒刑20年，“严打”时也没升级。　　去年的冬天，我们小学同学开了一次同学会。班主任老师来了，头发全白了。40名同学中约莫来了一半，据组织干事说一些已经下岗了，大概混得不好，没脸来，几个从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城市仿佛失踪了，当然还有几个在国外，比如我。参加的同学们都感慨万千，少年的时光，像影子从大斜坡上伸出舌头，但谁也没有一直坐在影子里。不咸不淡的阳光白晃晃地照在每个人新的生活上。　　陈自强刑满出狱了。据说仍是做“帮老馆”——别人做事他打下手。他已结婚，有个孩子，但他爱人不是何丽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