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有决微│燕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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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有决微
燕子 (发表日期:2006-05-11 16:36:23 阅读人次:1804 回复数:1)
1 　　当我在家定时性发作欲生欲死鬼哭狼嚎日本演歌时，刘帮兄眯着眼吐出一句枣核：没有体验过日本东北地区自然环境的严酷、寒冷和孤寂，那演歌，是假古董。　　 2 　　小小的秋田机场像偏远地区冷落的午后集市。但它称为国际机场。据说曾经因为每周有一至两班飞机飞韩国的汉城，不知道现在如何。从机场到秋田市内，走不出层层蹒跚的绿。那绿，像一堵堵高墙，肉眼眺望不出去：听觉上，像一个人内心无尽的哑语。伸出手，往空气里一抓，很滑。　　秋田市是秋田县的政府首脑机关地，才30万人口。那时刘帮兄在秋田大学教书。几步之内，都是不知名亲戚。市内到处插着“ 房屋出售”的广告牌，盛夏的八月的风，彷佛在老锈。据说秋田在日本全国占两个最高：一是自杀率；二是外国新娘的比例。虽然日本的农村已经完全现代化，但是年轻人难以忍受漫长的寒冬和精神的寂寥。外国新娘也跑，跑到东京、大阪这样的大都会，鱼一样溜入大海。可怜东北光棍汉，人财两空。　　 3 　　我要说的剧团蕨座离秋田市还有近百公里的距离。地址是仙北郡田泽湖町早稻田430。大深山凹凹里，阳光，密密麻麻针脚一样刺进我的耳朵，我听见我的胸腔里有石头在沉闷地跳。　　 4 　　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百废待兴。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精神结构的变化，规定了战后日本民主化、现代化发展的方向。文学上，以“ 确立近代的自我”的战后文学派诞生，提倡艺术至上主义，迈开了战后文学的第一步。同时传统的“ 私小说”、短歌、俳句被指责为具有封建性格，视为“第二艺术”。追究文学家的战争责任长达三年之久。哲学上，人们在孤独、绝望中普遍产生了抑郁的精神，企图从苦闷彷徨中诉诸于自我否定、非理性的东西，给存在主义的活跃提供了发展的气候。　　进入五十年代以后，随着战后时代的终结，日本社会开始摆脱战后的混乱、贫困和战争的阴影，经济进入恢复与高速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但又面临新的矛盾和危机。日本式的存在主义表现出一种悲观与绝望的情绪，只相信自我的完善，而不相信民众的变革力量。　　1951年2月的东京。三个热爱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理想主义青年，激动的热血海豚般在他们体内尖叫着。三青年中一个叫原太郎的青年曾经是日本无产阶级音乐家同盟“P．M”的骨干分子。他是一个理论思想者，行动实践者。　　这时的原太郎已经是一家大石油公司的部长。他目光陡峭，内心有一种铁一样坚定的物资。他在战前就反对普罗偏狭的、极端排外的“ 日本国民音乐论”、观念空虚的“日本主义作曲技法”。他认为这种“日本式国民音乐论”，传统的、民族的旗号终将会被政治利用。果不其然，战前的“日本音乐文化联盟”成为大政翼赞会下的一个组织，创作了大量鼓舞侵略战争士气的“ 国民歌谣”、“ 军歌”。如何寻求真正的民族艺能的国民性格，如何发挥民众主体的、创造的、能源的、能动的传统文化力量，如何继承民间民族艺术，种种课题，烧灼着他的思索，日夜不宁。　　对于原太郎来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文艺要体现人民群众实现人的解放，为人民服务，首先应当为人民的主体──“为工农兵服务”，这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比萨特的存在主义更加具有吸引力。因为它具体地在世俗存在的条件下，为真正发挥人的才能，参与社会现实，在实践中追寻艺术自身的艺术性提供了切实可行的途径。原太郎认为传统的民歌民谣是治愈战后日本国民伤痕累累的心灵药方。于是他毫不犹豫地放弃了高官厚禄的部长职位，同他的两位志同道合的音乐朋友从一架手风琴开始了他们的“海燕”全国村庄巡回文艺活动。两年后，他们在被称为“民谣宝库”秋田的田泽湖扎营安寨，以日本东北地区、北海道为中心，展开“大道艺人”风餐露宿的、为民众的演艺活动。　　我想原太郎们选择秋田的田泽湖为根据地，除了这里是“ 民谣宝库”之外，还有两条理由：　　一、战前的秋田县是日本全国数一的矿业县。“ 花岗事件”的矿山就在秋田大馆。明治以来，以矿工、渔业工人罢工、罢业为中心的劳动运动，以及受矿工运动影响的农民运动在此具有深厚传统。　　二、《秋田乡土艺术》的倡导者们播种的土壤。最上二郎是仙北郡附近一个杂货商人的儿子，十四岁跑到东京，做苦学生，终于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法国文学系。大学期间，他交的朋友多是一些具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或无政府主义的艺术家、音乐家或者是普罗文艺运动的先驱者。最上二郎提出的“ 乡土艺术论”在普罗文化运动中并未被吸收，更谈不上对运动的方向和实践发挥作用，但是因其独具异质，而且发生在运动的内部，对原太郎们的重新认识和实践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　　 5 　　我在蕨座剧场看了一场民族音乐舞蹈剧，叫《花影的妖精》或叫《鬼姑娘》。对白和歌词全是东北方言。我听秋田方言感觉像听韩语。据说肢体动作的舞蹈精灵贯天地之气，聚散之间最通神灵。故事大约讲的是幕府末期秋田的一个小镇，一个被称为“鬼姑娘”的唯，满头蓬糟糟的红发，一脸的雀斑，山猿一样成天在野山疯跑，与一群被一个老婆婆捡来的孤儿一起生活在“鬼壁的岩石”缝里。一天唯和她的孤儿兄妹们在城里小买卖时，被浪人纠缠，危机的一瞬，一个叫佐太郎的造酒商的儿子解救了她们。佐太郎学问、武艺双秀，刚刚从长崎学医归来，志向维新派，开拓新时代。他是小镇姑娘们个个倾慕的对象。在一次佐太郎被幕府追击中，唯又救了佐太郎。两人相约“ 春祭的宵夜尽情舞蹈”。春祭之夜，唯一身干凈的粗衣麻裤翩然而至，在阔姑娘们的同声嘲笑中，唯唱道：“ 那个人来了，那个人来了，那个人就是佐太郎……”这是陈旧的男女倾慕的故事。但是放在一个激荡的岁月，唯这个妖精不是住在天上或森林里亮晶晶的仙女，而是在时代的裂缝、火山岩浆哗哗淋漓直下的活生生的女子，两个青年人胸怀水汽般的梦想。如果将唯这个角色换成法国的妖精少女贞德也可以。　　 6 　　我坐的椅子背后刻着一个陌生的名字。　　原太郎们的剧团蕨座经历了十分艰难困苦的历程。　　他们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集市一个集市、一户人家一户人家地巡回演出，所有的道具背在身上。风雨中，泥泞中，饥寒交迫中。最要命的是胃部饥饿。饥饿，残酷的饥饿。他们是那么年轻啊！一天几十公里、上百公里，靠的是绑腿脚。但是一天下来平均一个人一只面包费都挣不到，饥饿使他们常常跳着唱着就“扑通”晕倒过去，他们甚至想发明一种时钟一样在胃里摆动而永不消化的食品。　　尽管如此，他们时刻没有忘记自己的使命，那就是，建立自己的民族艺术剧场。他们的足迹遍布在伐木工、采矿工、农民的山坳里，在北海道的渔港码头、在筑路工的帐篷、在大雪封山的部落群里，他们不要其它报酬，只有一个执拗的要求：请给我们未来的剧场捐赠一把椅子吧。　　就这样，坚持了整整半个世纪。　　他们的“椅子基金”来自于800万人的捐赠。这个小剧场外表是一座秋田传统民居。　　今天的剧团蕨座已经发展成田泽湖艺术村。剧团有5个演出组，将全国各地的民谣和民族传统为题材的舞台剧在国内外公演，并将艺术村建立为新型的能够切身体验民族艺术文化的旅游地，还有自己的温泉、田泽湖水制作的地方啤酒、研修交流住宿设施、餐馆、陶器工艺馆、森林工艺馆和民族艺术研究所等各种设施。在陶器工艺馆，我看见新娘和新郎在共同制作的陶罐上刻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刚刚在这里举行了传统的地方特色的结婚仪式；在森林工艺馆，城里来的少儿夏令营员们在学习手工木工制作。在餐馆里，可以品味到东北地区不同风味的乡土料理。　　剧团蕨座创造了一个文化经济奇迹。这里聚集了认同与支持他们艺术理念的不同行业的高手。　　最令我感动的是，几十年来他们收集和保存了日本全国民谣、民歌15万曲，抢救了大量将要失传的民间乐谱，研究和解析民俗舞蹈的动作，开发出数码舞蹈乐谱，他们的民族艺术研究所还是日本民俗研究的资料中心。　　在日本，一家团团围在地炉旁边，由大人给孩子们讲述民间故事，这样的光景过去比比皆是。如今随着现代化的进程，越来越少。剧团蕨座担负起这项重要的工作。他们一边收集至今仍然流传的民间故事和民间传说，一边到学校去，到一个个散落在山里的家庭去给孩子们演出或者讲流传故事。　　他们现在还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一个集市一个集市、一户人家一户人家，还有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巡回演出，日本东北地区不少小学只有几名、十几名学生和老师。　　 7 　　在中国，不少上了年纪的人对剧团蕨座这个名词或许还记忆犹新。六十年代初他们曾经在社会主义国家圈演出，中国方面高度赞扬他们是“大众的、民族的、革命的”新文艺，受到中央领导人的接见。此后，在越南，胡志明也接见了他们。但是他们在日本国内，日子似乎更加艰难。经济上毋须言，政治上，被看作“赤”，被看作“左”，被看作“亲毛派”，此外，地方保守势力并不欢迎这些来自东京大都会的“外来者”。一种看不见的暴力弥漫在日本社会的空气里。直到八十年代后期，他们的努力才渐渐获得社会的承认，政府的表彰，那是后话。　　 8 　　我小时候在湖南农村吃过蕨根磨成的粉，味道很涩。《新华字典》上“蕨”的解释为：高等植物中比种子植物较低级的一个类群。古代多为高大树木，其遗体形成煤群。用孢子繁殖，嫩叶可食，根茎可制淀粉，也可供药用。《诗经》的《国风》篇里，男女一边挖蕨菜一边对歌的情景令人神怡。　　蕨根埋在地下四、五尺深处，朴素，生命力顽强，是一种春风烧不尽野火吹又生的野草。　　“座”是日本古典艺能田乐、猿乐发展而来的，由演员和伴奏者共同演出的集团。日本的“ 座”文化与村落共同体相关。茶道、花道、连歌等都是“ 座”文化的一种。在民族文化研究所我看到了已是故人的原太郎手迹：“给劳动者送去音乐”。那墨印，像胎记，又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