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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4)

燕子 (发表日期:2006-04-03 19:11:31 阅读人次:1320 回复数:0)

  
12、对于公共事务、政治签名问题。


  
依茕:其中恐怕一部分的批评来自于,您已经获得诺贝尔奖这么极高的声誉,应该说您己经不在乎什么了,但是您对于公共事务不发言。比如,批评中国大陆尚无言论自由,比如,营救中国大陆狱中作家签名等。

  
高先生:这些批评者看来都投有读过我的《没有主义》这本集子收集的文章,而且这些文章都早已公开发表。至于我在诺贝尔奖得奖仪式上的专题发言,更明白无误重申了我对中国极权政治的批评,恐怕也正因为我的政治态度,我才遭到中国当局的全面查禁。

  
谈到签名,在中国,连我的名字都是禁忌,不准出现,我的签名不仅救不了谁,相反只能是惹祸,我想,了解中国现状的人都应知道。再说,人权在国家的利益交易中,早已成为一句空话,一种点缀,有时连这种点缀都不要。我一个毫无权力,两袖清风的作家,不如逃离这种政治交易,我不仅远离中国的政治,我远离一切政治,远离一切政治的炒作。政治炒作背后都是权力的炒作,我以为艺术家远离它们才能自救。否则,你就淹死在里面。他们需要作家从政,从他们的政。好一点的政党、政权,好一点的政治家,就是容忍你不从政,不从他的政,能容忍就不错了。谁能改变这个世界?

  
人是脆弱的,就是一个国家又能怎么样?9.11事件,庞大如美国,一下子全国陷入战争的恐怖之中。面对暴力和政治权力的争斗,一个作家、艺术家,对社会政治的挑战是通过他的创作来表述的。我没有参加民运。我对民运当然是支持的,但对民主运动中的幼稚病我也批评。运动中,也有很多个人的东西在里面,难于控制的。一个作家如果不想从政,就应该超出政治利害之上。否则,无穷无尽的政治运动的内部争斗就把你的能量全部耗掉了,也不可能拿出什么作品来。而我足够的政泊经验让我超越政治之上。我既超越中国的极权政治,我也超越西方政治。我们可以归到一个根本问题:一个知识分子在社会中的地位。这里又涉及一个基本思想。我认为20世纪的知识分子,受到两个大思潮的影响:一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泛马克思主义者,这个意识形态是我不同意的,他们都多多少少自认为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人民的代言人,正义的化身,社会的审判者。事实上我们知道,当这些革命家、造反者,一旦获得权力,他们竟然比老皇帝、老国王更专制、更可怕。这已经见证于20世纪的历史。从这样的距离来看,对这样的知识分子,我不敢苟同,见到卫道士和正义的化身来了,我立即躲开。

  
另一个,个人的无限膨胀。上帝既然已死,便纷纷自认为现世的救世主基督,这是尼采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深深影响了20世纪知识分子的精神状态。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潜在的小尼采。我认为另一个德语作家卡夫卡,比他要清醒得多,深刻得多。我认同卡夫卡对这个荒谬世界的态度,人在这世界上莫名其妙受到审判,而个人又如此之脆弱,这就是人的真实处境,卡夫卡早就预言,更接近现时代人的处境的真相。

  
尼采是一个疯狂自恋的哲学家,是一种时代病。我远离尼采,远离马克思主义,远离政治,远离权力。作家得首先自救,才能真正有自己独立不依的思考,才可能说出自己的话。

  
我并不拒绝对社会的发言,我也不拒绝对政治的发言,只是我发言站在这么一个立场上,纯粹以个人的声音发言。所以我从不参加集体签名,因为签名背后都有炒作。你也无法明白这背后是如何操作炒作的。这个签名又有什么作用?我用自己的写作,非常清楚地讲述我的政治观点。包括对中国,对中国的政治,我也有我的看法和政治观点,我从不隐瞒我的观点,而且只用我个人的声音表述。

  
13、没有主义,是否也是一种主义?


  
依茕:您说的“没有主义”,是否也是一种“主义”?

  
高先生:不是主义。因为“主义”总要建立一个理论的框架,要将一切系统化、规范化,以便自圆其说。我以为建立主义这种企图本身就是不可行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排斥思想。思想不一定建立体系,所有建立体系的这种努力,我都打个问号。为什么,因为已经有那么多的体系了,哪个体系更完备,更接近真理?实际上,没有哪个体系对世界能做出充分完备的解说。再说,这个世界原本无穷无尽,也不可能说完。人建立主义、体系,仅仅是一种努力。这个哲学思想体系建成、完结之时,这哲学就开始变得荒谬了。这是我非常个人的看法。我以为没有哪一个哲学家把这个世界充分说透了,仅仅是部分的解说或在有限的范围,这种努力,是人的虚妄。我倒觉得文学更实在一点,因为文学不企图做这种界说和解释,它只是对世界的现实和现象作一番描述,它并不企图给它以完备的充分的解释。但它并非没有思想,没有认识,也许在文学里对世界的认识超过哲学,超过哲学家的看法,是哲学家达不到的,我不企图做一个哲学家。

  
依茕:但您还是有哲学?

  
高先生:有思想,但不企图将思想建立体系、建立理论框架,去自圆其说。因为所有的理论都企图自圆其说。思想是开放的,要承认思想是可以演变的,可以修正的,我不承认有一个终极真理。

  
14、关于日本的能剧和歌舞伎对您的影响。


  
依茕:您是否看过日本的no(能剧)和kabuki(歌舞伎)?

  
高先生:看过,我都很喜欢。能剧和歌舞伎,我很早就看过。我在中国就看过kabuki、no,在德国和法国也看过。还看过日本buto“日本的现代舞”,非常独特的。我很喜欢。

  
依茕:对您的创作有影响吗?

  
高先生:有影响。虽然我写的这些戏非常现代,但从表演的观点看,却扎根传统。东方的传统戏剧,包括日本的no、kabuki、中国的昆剧、京剧,东方的表演观念是一致的,演员表演他(她)的角色,演员不去等同他(她)的角色,演员表演的意识很明确,能剧也好、歌舞伎也好、昆剧也好、京剧也好,传统的表演都不黑灯的,观众席看得一清二楚,因此面对观众表演的意识,对演员来说也是很清楚的。换句话说,演员不是表演我的角色,而是当观众的面,表演完全不是我身份的角色,这是一个东方表演的传统观念。这个传统观念与西方的表演观念是很不一样的,我企图把这种东方的表演观念引入,做一种非常现代的成剧,我一直在这样做。因此,我对日本演员的表演,包括kabuki、no、buto的经验也非常注意。

  
依茕:您去过日本吗?

  
高先生:没有。很遗憾。日本邀请过好多次。得奖以后,《朝日新闻》每年都邀请,一是我太忙,二是我的身体不好,不适合作长途旅行。几个月前,日本的笔会也邀请,他们要做一系列的活动,很盛情,不光是媒体,而且想做我的戏,我的展览。明年我已经排满了,后年,如果有可能的话,也许可以。如果身体像现在这样可以维持下去的话,有可能的。日本倒是演过我的好几个戏。东京、神户和大阪的剧团,俳优座、龙之会,还有月光座。

  
依茕:要是有机会到日本,一定看看他们的能(no)和歌舞伎(kabuki)。

  
高先生:我看的都是日本剧团在西方的演出。我看过日本的剧照和日本的版画,kabuki演出的日本传统剧场非常有意思,这种表演形式,我很有兴趣。

  
在中国传统的老的剧场里,48年、49年、50年,那时候还是在老剧场里。因为我小时候,我父亲很喜欢看戏,常带我去,老剧场里有花厅,有茶室,有小吃。像日本no剧场里的座位,演员与观众隔得很近。中国这些传统的老剧场,后来全部消失了。

  
依茕:有机会,一定选择樱花盛开的时候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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