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2)│燕子│东洋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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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2)
燕子 (发表日期:2006-04-03 19:00:24 阅读人次:1642 回复数:0)
3﹒汉语文学与方言写作。　　依茕：您强调汉语文学，而非华文文学，二者不同吗？　　高先生：应该说意思大致差不多。为什么说汉语呢，因为我强调语言，而不只是书写的文字。我认为语言的本质同语音联系在一起，不是死的文字。所以我讲文学创作的时候，强调的是有声的语言。　　海外的老一代华人，他们写的华文文学，就有这问题。如果讲华文，我就会联想到一种老旧的书面语言，因为这些海外的华人，失去了一个活的语言环境。因此，我主张用方言写作。我主张用广东话，比如，我鼓动香港的演剧界用粤语写作、用粤语写戏，因为是活的语言，特别生动，他们真这么做，我的戏演出不用北京话。要广东人讲普通话，很别扭的，改用粤语演出，观众反应却很好，很生动。我的《彼岸》，我请他们翻译成广东话，我自己导演，虽然我不懂广东话，但是我知道它的内容，导演时并不困难，效果很好。　　我主张用方言来丰富汉语。对很多台湾作家，我鼓励他们用福建话写作，用方言写作，因为有一个语言环境，而他们说的国语与大陆的汉语已经有差别，他们新的语汇，新的表达方法，很有意思，一听就知道是台湾的汉语，所以我想如果台湾作家用福建话写作也会很有意思的，而且我看到了一些他们写的诗，当然我听不懂福建话，但读起来，觉得特别有趣，因为有些说法，普通话中已经不说了，有些词的用法相反保留了，像远古的，像唐代、宋代的语言，很有意思，虽然用的是口语。我不仅鼓励粤语、闽南话写作，我自己就用很多的方言来丰富普通话。因为普通话也是一个创造，原本没有普通话，是在北京官话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才有100多年的历史。　　依茕：您的这个意见与我们现在大陆正在大力推广普通话有点不一样。　　高先生：因为官方要建立和强调官方语言的规范。这个规范往往就变得很僵化。其实一些好的作家，都在不断丰富语言。你看，鲁迅的作品，其实好多是绍兴话，现在已经成为普通话的一部分。像巴金讲的是四川话，老舍讲的是道道地地的老北京话，他们都丰富了普通话。作家应该有义务丰富语言。中国这么大，需要一个共同的语言，而不只有方言，但是这个共同的语言要不断丰富、不断发展。　　依茕：归根结底，您追求的还是“活的语言”？　　高先生：对，语言得传达活生生的感受，我觉得现有的语言还不足以充分传达这样的感受，总要去做一种努力，让语言尽可能去贴近活生生的感受。这种努力永远不会终止，语言总也在发展。　　 4﹒全球化时代与民族、国民、国家认同的问题。　　依茕：您说“民族性的认同”是一个虚假的命题，民族性对艺术家来说，恰恰是一个陷阱，也是个政治性的陷阱。事实上，所谓全球化的时代，民族、国民、国家问题反而越发突出。　　高先生：这两方面我都不赞成。全球化是一个无法抗拒的事实，但全球化消灭民族的特点、消解掉民族文化，当然也消解掉个性。很难说全球化是一件好事情，这无法做是非判断，可它越来越消除民族文化的特点，消灭人的个性。在这个意义上，作家做的事情恰恰相反，要保存个人特点，发出个人的声音，所以文学永远有它的必要，这是人的自卫，人的反抗，作家发出自己的声音，自然与全球化认同要唱反调。　　不仅要唱这个反调，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也一样。民族文化的认同不过是在一个国家或区域的范围内作一种政治认同，这种认同同样也要消灭个人的声音。强调民族文化，而在民族文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权力。民族文化不是抽象的，总是跟执政党派、政治权力有关。比如中国强调大一统的中华，不仅要消灭地方特点，香港、台湾地方的特点都要融解到这个政治认同里去，作家很难接受这种认同，作家也不能接受世界一体化。现时代人越来越物化、商品化、卷标化，时尚到处弥漫，统一的媒体语言无处不在，多媒体的语言变得越加通俗，越加浅薄。我以为，文学的存在，恰恰是要对抗这种一律化。文学不是商品，究其根本，表述的是人的存在，活生生的个人感受，而非大众的文化消费品。可是如何抵抗全球化的浪潮、商品化的浪潮，对作家来说，这总是一个困境。但是总会有这种抵抗，这种表述，否则，这个世界就太单调了。　　 5﹒“9．11”以后的世界，文学何为？　　依茕：阿多诺说，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9．11事件以后的世界，文学能够做什么？写作还有必要吗？　　高先生：“奥斯威辛以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说法太简单。无疑，奥斯威辛是一场大灾难，但是它并没有把一切都毁灭掉。人类还有复兴的能力，文学有助于这种复兴。我不那么悲观，也不那么乐观。怎么说呢，生活就是这样，既有灾难，同时也还有生命在延续，人总要发出自己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有再大的灾难，最终也无法完全扼杀人的声音。最终，从长远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是谁？往往是作家们留下的作品，这种影响恐怕比任何政权都来得长久。　　 6、获奖以后新的“逃亡”。　　依茕：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经5年了吧,这5年里您有没有写出新的文学作品? 　　高先生：这5年中的前一、两年,我忙于应付各方面的邀请，压力很大，然后大病一场，和死神擦肩而过。当然这5年回过头来看，还是做了不少事。这5年我不断抵制各种不必要的应酬、不必要的活动，以及包括来自政治方面的，有政治的打压，也有把我当一种点缀，各种各样会议要你出席，其实跟作家的创作都没有关系。这种事情剥夺你的时间，也影响你的健康，这个压力非常大，有时简直难以抗拒。因此要费很大的力气来维护自己的创作时间，但还是做了不少事情。比如，几个大的个人画展不少都是新作。做了一部歌剧《八月雷》，在台湾国家剧院上演，今年年初在马赛歌剧院上演，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做了一个新戏《叩问死亡》，是我自己导演的，还在法兰西喜剧院导演了我的《周末四重奏》，还写了一些文章，还有马赛的“高行健年”的活动，还拍了一部电影，所以实际上依然忙得不得了。今年我刚刚完成一个戏，法文的，中文的名字还没有，（沉吟一会儿）叫《夜间的行歌》，是一个有语言的舞剧剧本，实际上近乎于一个诗剧。我也不急于发表。　　依茕：写长篇小说吗？　　高先生：没有。写长篇非常吃力，我现在的身体，阅读有问题。现在看书持续一小时以上都不行。主要是视觉神经，手术后尚未完全恢复。但是如果口述的话，写点东西还是可以的，越来越依赖录音机（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