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闲暇,慢慢地向着学生时代“晚睡晚起”的作息时间回复.几年来每天朝九晚五的作息,人都快变成了发条,偶尔空闲下来,重回自由自在的生活习惯,尤其是晚上可以忽略夜色而随心所欲地读些书,真是人生的乐事。
整理书架,准备把一些书扔掉。开始还自问:为什么要扔掉这些书?随即反驳自己:扔掉就扔掉了,还问什么理由?!
突然碰到<塔上随笔>,心里格登一下子。虽然很久没有读过,但是我知道这是我的朋友许君跑到汪曾祺先生家里特意给我求来的,扉页上还有汪老的签名呢!打开一看,果然“异国遣兴”四个字和作家的签名赫然在目。字体说不上好看,起码和汪先生文章里谈到的自己从小临帖的经历不太相符,但这毕竟是我为数不多的作家赠书,又有朋友的一片盛情,不忍丢掉,遂又放回床头,以供“遣兴”。
汪先生一生没有巨作,1940年开始发表小说,1948年出了<邂逅集>,1949年以后的10年间没有作品,大革文化命期间搞了10年样板戏,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重新开始写小说。在文学界,汪先生的文字,以清新平淡见长,曾经有一个时期,颇受文学爱好者们的喜爱,并不乏模仿者。对此,汪先生曾经谈到过:“我对年轻人的忠告是:第一不要模仿别人,第二不要模仿我。”汪老解释道:“如果年级轻轻就开始平淡,到了我这个年纪,怕是什么味道也没有了。”,他主张年轻人要敢于创新,敢于激情澎湃,这才是年轻人应有的样子。
汪先生的忠告,我倒觉得十分正确.汪先生的文字是他自己的,他有他独特的经历和个性,这些是模仿不来的.写东西就是直抒胸意,“参差多态乃幸福之源”,参差多态也是文字的魅力所在。
如同那一代作家一样,汪先生也曾经历过政治斗争的磨练----他当过右派.他自我调侃道:“我当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平淡了”。事过境迁以后回首往事,往往可以平淡之心看待,然而在运动当初,谁不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汪先生回忆开批判会的情景,大家纷纷发言,没话找话,争相上阵,批判对方以澄清自己。有一个同事(是个诗人),竟然拿汪先生写过的一首诗来批判他。那首诗里有一句:“远树绿色的呼吸”,那位作家便批判道:“连呼吸都是绿色的,你把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污蔑到了什么程度!”汪先生写到：听到这样的批判,我只有楞在那里……所谓“大辩论”,其实是“大辨认”,他“辩”你“认”。稍微辩解,便是“态度问题”,态度好,问题可以减轻；态度不好,加重。
现在有些年轻人不相信当年发生的事情,理由只有一个:那些事实在是太荒唐,荒唐到超过一般人可以接受的程度。什么叫政治运动?那就是无数次的批判,无数次的检讨,无论你神经多么强大,到最后你也会只剩下一个想法:“快给我定一个罪名吧,一切都过去,不要再开会,不要再写检查……”但是不行,开会是有“数”的,不开够数不给你定罪,你想尽快结束，哪里有那么容易!
写到此,不禁联想到胡风.身材魁梧性格开朗的胡风,在入狱之初,给朋友写信还乐观地劝解大家:请大家放心,我的神经比缆绳还粗,不会被摧垮的！但是,党的大狱有甚地狱,到后来,原本乐观的胡风在狱中几近疯癫,比缆绳还粗的神经都几乎被磨断!
我离开中国已经11年,年龄的增长加环境的变迁,我的思维和价值观已经有了些改变。但是基本的东西不会变.我始终认为,一个族群,如果不能反思自己的苦难,不能追诉蓄意制造苦难的人,这个族群便不能摆脱苦难的重复这样一个悲惨的宿命。
中国的问题恰在于此.今天的年轻人,已经没有这种历史的沉重感和反思的意愿了。他们情愿相信明天会更好这样的麻醉,却没有感到苦难从没有离开过一天!
不可否认,现在的年轻人,接受了更加系统的规范化的教育,掌握了一些科学知识,同时,他们对于历史的反思却越来越淡漠。甚至有的人,用掌握的知识来试图推翻历史的存在。我们可以看到,有的人用一系列的科学证实方法来证明饿死人是不可能的,我甚至看到有个年轻人振振有词地论证“一个临刑的囚犯,不可能被割断喉咙”。
他们是有道理的。他们的道理基于一个先验性的前提:我们的党是伟大的,怎么会做出这些荒唐的事呢?
面对他们,或许任何证据都不能证明历史的存在。我们总不能把那些悲惨的往事重新演示一遍吧?那不是太荒谬了吗?
2004.9.28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