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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德克巴莱

二子 (发表日期:2012-04-19 18:44:13 阅读人次:14633 回复数:12)

  对现阶段的任何一部大陆电影来说,无论你找到多少个喜欢它的理由,只要用两个字就可以摧毁这种喜爱,就是:没劲!

  


  
没劲当然是一个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广阔的词,但是如果一定要落实到具而体也不难。没劲就是说:该男人的电影不够男人,该女人的电影不够女人,该高兴的电影不够高兴,该悲伤的电影不够悲伤,该幽默的电影不够幽默,该直白的电影不够直白。大陆最不缺的一种电影就是“深刻”的电影,但是我恰恰觉得,电影最没必要的就是“深刻”。电影深刻了,它就更没劲了。所以大陆电影不止有没劲的电影,还有更多更没劲的电影。

  


  
我干吗要和大陆电影过不去?其实仅仅是因为刚刚看了一部台湾电影:赛德克巴莱。

  


  
赛德克巴莱早就名扬四海了,看过《海角七号》的朋友当然都知道魏德圣导演,他在《海角七号》赚够钞票之后,终于可以实现梦想,拍他的《赛德克巴莱》,并且不负众望,拍得那么好,那么让人惊叹。《赛德克巴莱》就高高挺立在大陆电影的对岸,大陆电影那边叫做“没劲”,而对岸电影叫做“有劲”。

  


  
有劲同样是内涵和外延都相当广阔的词,如果一定要用《赛德克巴莱》来具而体也不难。有劲就是说:每一次愤怒都让人怒发冲冠,每一次悲伤都让人热泪盈眶,每一次头颅落地都干净利索,每一次拳拳到肉都铿锵有力,英雄绝不战无不胜,敌人毫不猥琐狼狈,战斗是血肉横飞,和平是安静祥和,情绪是暗涌的不是慢镜头,特写镜头和撕心裂肺硬撑出来的,态度是故事堆砌的不是旁白,结尾的画龙点睛或者干脆主人公顿悟出来的。有劲的电影就是传递给观众的情绪丝毫不拖泥带水,直接而且孔武有力。

  


  
《赛德克巴莱》的故事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我就不剧透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直接到wiki上找“雾社事件”看看就大概知道故事的主要情节。你可以把它理解成抗日电影,也可以把它理解成历史电影,也可以把它理解成战争片,但是对我而言,《赛德克巴莱》更像是台湾的《荷马史诗》。我想魏导演对台湾的感情全部熔解在这部电影中,一个简单的故事里你可以看到同族的争斗,对异族占领者的反抗,对命运的无奈,对乡土的眷恋,对理想的执著,对未来的憧憬,对血脉的依恋,对文明与野蛮冲突的困惑和不解。它所有的表达都是直白的,但是其实绝不浅显。一部全长4个多小时的电影,故事情节又不跌宕起伏,可见要有多少情绪汹涌奔流在其中,才可以让人目不转睛得从头看到尾!

  


  
历史上的雾社事件充满疑点和谜团,但是魏德圣用最直接的方式串联故事,简化史实上的不确定,将所有焦点放在主人公莫那鲁道身上,把仇恨,抗争和无奈放大。这样的情绪就是台湾当年最贴切的写照。魏导演说,这不是一部讲好人和坏人的电影,确实如此。好坏,正义与邪恶在电影中都是焦点之外的背景,都是模糊的,整个故事由清朝官员在割让台湾的印章中开始,动荡,五味杂陈,不甘和仇恨就是台湾被割让之后几十年的所有一切,这些情绪让莫那鲁道从青年带到老年,带到他尸体腐烂。一个故事承载半个台湾历史,魏导演做到了,真了不起!

  


  
讽刺的是,据说是最亲日的台湾拍出了我看过的最好的抗日故事,反倒是号称反日的大陆,拍了几十年电影,还在用《金陵十三钗》来谈论南京大屠杀。十三位妓女为女大学生去赴死,然后拿南京大屠杀作背景。我不清楚这样的故事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们的英雄大多是及其鲜明的前景,正义高大无容质疑,而背景一概模糊不重要。敌人只要足够凶残,最够变态就好,怎样的敌人,怎样的压迫都不重要,故事里只有符号没有活生生的人。《赛德克巴莱》告诉我们的是,真正的英雄是有血有肉的,他渴望自由,有坚持,有原则,他不是为了正义,理想这些形而上的东西存在的,英雄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坚持有价值,为了证明自己坚守的东西值得为之献身。

  


  
台湾电影彰显的是台湾“人”的价值和存在,而大陆电影展现的只是“观念”的价值和存在。这是鸿沟般的区别,我放弃了所有对《赛德克巴莱》电影本身的评论,包括演员的表演,镜头,故事展开等等,只是想告诉你说,一部只为拍给人看的电影,就算你不喜欢,也一样能看到该有的感动和震撼。历史能够带给我们的如果只有正义和邪恶,蓝精灵和格格巫,那么所有的历史片都可以直接销毁,看动画片就够了。那些在陈年往事中奔跑,战斗,流泪,流汗,流血的人们,他们要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是几个代表能代表的过来的东西,要体会什么要看我们自己能够承受多少。历史的沉重是魏德圣不得不藉由《赛德克巴莱》传递过来的,如果这是魏导演给自己的枷锁,那么作为观众我们应该有义务去一起承担。

  


  
电影或许不需要深刻,但是也绝不只是娱乐。

  




 回复[1]: 为什么? 日奸 (2012-04-19 22:49:35)  
 
  >电影或许不需要深刻,但是也绝不只是娱乐。

  
电影不但也需要深刻,同时也可以仅仅是娱乐。两者并非一定要对立。

  
既缺乏深刻,又不是娱乐的电影,算什么?

  

 回复[2]:  夏雨 (2012-04-19 23:35:18)  
 
  二子的这篇影评总的来说写得不错,吸引了我(但有些说辞,如1楼指出的,我觉得这是故作深刻反而变成拧巴),因而去搜索了“雾社事件。一看真是吓一跳!

  
如果有机会,我想我会看这个影片,但一定是揪着心的,很沉重的。或许有些场面会捂住眼睛。

  
由此想像着台湾的命运,心内自然发出呼声,--今后不管有什么事态发生,我们一定不能打台湾!

 回复[3]: "我们一定不能打台湾!" 科学家 (2012-04-20 03:22:43)  
 
  说得太好!

  
多数大陆人很不了解台湾,完全不知台湾的真实历史,和野人似的动不动就喊打。

  
这出戏拍得很苦,用了10年时间,导演年青。

 回复[4]: 维基百科 賽德克·巴萊  科长 (2012-04-21 11:31:0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3%BD%E5%BE%B7%E5%85%8B%C2%B7%E5%B7%B4%E8%90%8A

  
由於全片長達4.5小時,故拆分為上下兩集。上集《太陽旗》於2011年9月9日在臺上映,下集《彩虹橋》於9月30日三週後接連同步上映。

  
《赛德克·巴莱》2012年4月份,导演魏德圣携男主角林庆台、游大庆在北京出席预告片发布会,宣布《赛德克·巴莱》154分钟国际版,确定将于2012年5月10日在中国大陆上映。

  


  
网上应该能下载到的,否则二子怎么能看到呢

 回复[5]: 《賽德克‧巴萊》幕後花絮 - 場景篇 - 打造霧社街 科长 (2012-04-21 11:53:59)  
 
  http://ameblo.jp/seediqbale

  
《賽德克‧巴萊》製作團隊,耗資八千萬新台幣,請來日本美術大師種田陽平,打造一萬兩千坪,1930年代霧社街,為台灣近二十年來最大規模的電影拍攝搭景,甚至還被評估為­­亞洲最大的日式建築電影場景。

  


  


  

 回复[6]:  超级 (2012-05-07 22:53:21)  
 
  “在我从小看过的无数打日本鬼子或被日本鬼子打的电影中,《赛德克·巴莱》目前排第一。”

  
----高晓松

  

 回复[7]:  老十 (2012-05-14 19:49:19)  
 
  

 回复[8]: 《赛德克·巴莱》电影内外的生死搏杀 科长 (2012-05-25 12:22:06)  
 
  撰文、编辑/ 杜晋华

  
眼看《赛德克·巴莱》在大陆院线要栽了,上映5天全国不过400多万元票房而即将面临下线的窘境,和需要3亿元人民币票房才能收回成本的期待落差也忒大了点,可是谁又想到它还会有第二春的柳暗花明呢?在院线几乎不见《赛德克·巴莱》排片之时,圈内人、媒体人一个个站出来交口盛赞,更有万达院线发布“告天下书”的力挺,在5月16日~24日期间,全国的万达影城整厅排映该片来号召观众支持。如此急转的命运,在中国电影史上是绝对的第一次。看上去,现在的情况还是乐观的:仅仅万达院线,该片在上周末的两天时间里已赢得近200万元的票房,全国票房截止到5月21日,已逾千万元。上座率从首周不到10%到现在一路飙升到最高时期的36%(《泰坦尼克号》的这个数字是45%)——这部策划12年、参与演员近2万人、 上下两集共计4小时20分钟、 成本高达1.5亿元人民币、在台湾本土电影史上创下8.8亿新台币最高票房的史诗大片终于得到了它应该得到的肯定,虽然这和导演以及全剧组的热情、情怀相比,还远远不够。可是,如果没有大陆票房的支持,举债台湾拍电影的他们再无选择,更何况还因为没有大陆投资方而以“引进片”的形式被不尴不尬地放映。

  
即使是现在才开始反思,也还不晚。现在的《赛》早已不是一部电影,而是一场为圈内外反思研究的电影事件,它所面临的困境与反击也和它所讲述的雾社事件一样,不仅仅是一个“5W”事件,而是文化等种种的较量与博弈。 80年前那300个台湾原住民,用他们的身体去换取灵魂的自由,和3000名日本军警对抗;今天,山穷水尽苦逼12年的导演魏德圣(微博)借众电影人、媒体人、若干院线坚持着自己最初的梦想……

  
毫无疑问,首周5日不到400万元的票房,祸首是排片场次极少,《赛德克·巴莱》首周排片仅占同期总排片量的3%,而排片场次直接取决于宣传的力度。

  
说起宣传,最给力的莫过于导演自己跑城市。上映前后的10余天里,魏德圣已经走了10个城市,直到上映一周之后,他也还在京沪两地加跑了几场影院见面会。然而在圈内人看来,导演全国跑城市再辛苦,似乎也启动得太晚了,观众又怎么了解这是因上映日期迟迟未定的原因。尤其在大陆,连电影名字都叫不利索的观众对《赛德克·巴莱》文化与历史属性的了解几乎为零,又怎么可能容他们再照搬台湾的宣传方式?

  
魏德圣这次是好好被上了一课。他一直在考虑宣传问题,“跑巡回是个常规的宣传方式,但是有没有更科学的方式可以来解决这种模式的宣传呢?毕竟台湾很小,我们跑遍台湾的戏院是容易而且效果很大的,但是大陆这么大,应该有更好的方式可以让宣传效果更大吧?”随即他就有点信心不足了,“确实还没有想到更好的方法。因为我发现在大陆,观众族群是壁垒分明的,所以更应好好思考针对不同观众族群的方法,然后分别运作,但重点就是给口碑发酵的时间,上映前所有的准备都要运作到正值发酵期时刚好上影院。”魏导甚至自言自语,“一定有方法。一定有方法。”

  
有人给出了一个为时已晚但还算有建设性的建议,“如果在上映前有更充分的时间去组织几大城市的点映、试映,也许就能发现问题所在。”如果电影本身是能吸引观众的,即使没有大卡司、名导演种种,可以尝试用时间换取空间,前期大量到基础观众中放片试映——好电影不怕看。

  
麦特文化公司总裁陈励志是专业做电影宣传出身,每每有人将票房不好的板子打到宣传身上,他就不平,“宣传是目前电影所有链条中最低端的一个环节,是一个从属工作,服务工作,宣传公司的所有行为都是要导演、发行公司、制作方、投资方同意的……没有任何一部电影说是宣传公司来决定电影宣传的,所以宣传公司千万不要对成功项目贪功,任何电影也不要对宣传公司归罪。”

  
影片本身就是个冤大头?

  
说实话,到现在,笔者也和韩寒的那几个朋友一样,偶尔会叫错《赛德克·巴莱》的名字,什么奥德赛·巴莱、赛德来·巴克、赛巴·斯蒂安……从来没有一个电影有这么多名字误读的吧。所以大家到现在还蠢蠢欲动试图给它改名字。

  
影评人周黎明最热心,“片名的确是一大障碍,改叫《阿里山300壮士》是庸俗点,但相信会有助于票房。事实上,我发现它的英文片名从直译的Seediq Bale变成了Warriors of Rainbow(彩虹战士)了。”或者,叫《那些年,我们一起打的鬼子》更通俗易懂一些?还有人建议,如果一定要改名字,或者直译成《真正的人》《真正的英雄》之类也不错;如果叫《赛德克勇士》至少有人知道可能是战争或者格斗类……

  
面对挫折,魏德圣自己最谦虚,“我原本一直觉得这个电影改了名字就不是《赛德克·巴莱》,但大陆市场上的挫折让我有一些反省。我也在想,也许改个辨识度更高的名字,但保留‘赛德克·巴莱’为副标题会更好吧。”

  
他只是这两天在重新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在台湾上映的时候,大家也都不知道“赛德克·巴莱”是什么意思,这毕竟是一个部族的语言,但台湾的宣传期是2年,而内地的宣传时间不足一个月,“这也是个很重要的原因,现在改名字已经来不及,我不过自己小检讨一下。”

  
名字只是形式,这部以台湾原住民为背景的电影在大陆遇冷,真正的障碍是内容。雾社事件在台湾是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电影可以形成台湾总统力荐这种自上而下的社会效应。

  
好“片缘”从何而来?

  
“一开始的票房确实比较悲观,觉得市场好残忍,怎么会这么糟?跟自己心里的差距太大了。”后来魏德圣的心情就好多了,“但从几天前开始,所有媒体史无前例地帮我们做大规模的报道,还有戏院的加码支持,到昨天院线系统也加入,甚至许多明星也加入推荐的行列,让我真的非常感动。”

  
最直接的支持来自万达院线。万达院线16日发布《致全国观众的一封信》号召观众把《赛德克·巴莱》顶起来,为赛德克人“血性”一把,《赛》才被挽救于首周票房不佳面临下片的垂死边缘。各地万达院线不仅为《赛》增加了黄金场次、高密度排片,还发起了20元/张看片的优惠活动。

  
好消息还有:据昆明北辰财富中心影城总经理田再兴分享,他们影院从10日《赛》上映,平均日排片7场,最高11场,上座率20.49%,白天4场上座率10%左右,晚上三场,黄金时段两场上座率高达50%。

  
《赛》为什么“片缘”这么好,有一个无从核对的传闻:魏德圣去昆明宣传时入住的是快捷酒店,某影院老总闻此大受触动,直觉如此务实的导演甚是稀少,决定力挺魏导,每天放映场次加至7场。

  
5月20日11时,万达院线微博发布好消息:“《赛》在万达院线票房成绩大幅提升。据昨日最新票房数据,万达院线该片单日票房已达50万元,创造影片上映以来最高票房成绩,是此前最高票房的足足一倍!此票房成绩不仅仅是场次提升的结果,据数据显示,尽管场次增加,但这并没有稀释每场人次,场均人次较加场前也足足翻了一翻!”

  
也有人提出质疑:万达本就是《赛》的发行方,如此卖力,肥了的还是自己的腰包。这样的阴谋论招来大家的围攻,大家对万达此举,大都持赞许态度。影评人周黎明并不认为万达是在消费看客的同情心,“院线从赚钱的角度,肯定是放映上座率高的影片更赚钱。况且,并非每一部自己制作或发行的影片都值得这样来支持。最重要的是,《赛》是一部从质量到卖相都应该有更好票房的影片,它的票房惨状对华语影业的打击会有涟漪作用。”

  
作为中国的龙头院线,万达院线此举出招慎重,院线宣传人员陈洪伟向本报澄清,“我们也是有一个基本的市场判断的,因为目前的市场还是有好电影的空间的。万达院线一直用各种方式默默支持好电影,只不过这次的表达方式不一样。如果说这是一种理想主义行为,那魏德圣导演自己呢?导演和作品本身都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样逆冷清市场而行的排片并没有让万达为此付出多大的牺牲,更积极的后果反而是,因为我们的姿态,使得《赛》让更多的人看到了。”同时,他澄清《赛》片的发行方是万达传媒,非万达院线。

  
田再兴也强调,像《赛德克·巴莱》这样全心自发的宣传及排片,北辰影院也还是第一次,“这其实是利益与责任,也是资本与艺术的博弈。从年终考核上看赚钱是有好处,但相比对一部好电影的敬仰,我选者后者。同时,这其实也可以做到双赢的结果。”

  
除了各大媒体和电影人的轮番交口支持,日前魏德圣师傅杨德昌的前妻蔡琴更是偷偷空降上海支持他的宣传……

  
固然是电影中无敌的画面、剧情、情怀触动了大家,但《赛》在大陆院线的重生和魏德圣自己的“好人品”是分不开的,他对电影梦想的坚持和李安烧了6年菜、杨德昌两手空空回台湾一样励志。

  
12年前,魏德圣还是籍籍无名的时候,就一口气花光毕生积蓄70万元人民币拍摄一段5分钟长度的试看片,仅是用来募集资金,被笑称为“全世界最傻的人”;终于一部《海角七号》为他赢得了名与利,但很快被填进了《赛》这个无底洞;在筹拍的11年期间,魏德圣仅仅是绘制《赛》分镜头的手稿就重达五六公斤;一场体育场屠杀妇孺的戏,他本来对光线的要求是必须是阴天,但那段时间却天天出太阳,等了好几天,搞得他自己愤怒不已,最后不得不要求剧组的人用烟雾把光线遮住……

  

 回复[9]: 《赛德克·巴莱》史实全记录 科长 (2012-05-25 12:24:05)  
 
  张华

  
电影《赛德克·巴莱》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雾社事件中赛德克族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情形。《赛德克·巴莱》虽然进行了长达十余年的筹划,对历史的把握较为准确,甚至专门聘请了赛德克人郭明正为历史顾问,然而《赛德克·巴莱》毕竟是电影,其中既有演绎的部分,也有虚构的成分。本文将还原历史真相,为读者展现原住民悲壮的反日史实。

  
“恩威并济”垦番社

  
1895年,日本强占中国台湾。为了获取原住民区的自然资源,并实现对台湾全岛的控制,日本必须实现对原住民的完全“教化”。为此,台湾总督府参事官持地六三郎和番务总长大津麟平都主张采取“抚育”和“讨伐”并重的“理番”政策。持地六三郎称,虽从社会学上看“番人”属于人类,但从国际法上看与动物没有区别。为了帝国经济和财政利益,应该对“番人”进行讨伐,甚至可以完全灭绝他们,但是由于这样做的成本太高,所以应该采取“抚育”与“讨伐”并举的策略。

  
一方面,日本在原住民地区进行“和番”政策。其中,日本警察与台湾原住民头目联姻是“和番”政策的最重要手段。日本对台湾进行殖民统治期间,很少有日本人和汉人结婚,但对于剽悍的高山族“生番”而言,日本却鼓励当地的日本警察与其结婚,意在消弭他们的抗日意识。日本警察迎娶原住民做妻子的例子不胜枚举。1896年,为了争取雾社群的支持,埔里社理番官桧山铁三郎迎娶了雾社群头目巴沙欧的女儿;熟知“番语”的日本警察近藤胜三郎也先后娶了巴兰社头目的女儿以及荷歌社头目的妹妹为妻;1910年,随着马赫坡社头目莫那·鲁道的崛起,近藤胜三郎又安排自己的弟弟近藤仪三郎娶了莫那·鲁道的妹妹狄娃思·鲁道。

  
原住民女子嫁给日本警察后,并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妻子,而仅仅是政治联姻,结果多数是始乱终弃。桧山铁三郎因为垄断埔里社所有的商业活动,从中谋取巨额暴利,引发“埔里社支厅舞弊案”。桧山因此返日接受审判,其妻被遗弃在台湾,成为第一个被日本人抛弃的赛德克女子。近藤仪三郎在一次外出活动后未归,日本人称其坠落山谷失踪,但马赫坡社的族人却认为这是日本人在故意抛弃其原住民妻子,狄娃思·鲁道被迫只身回到马赫坡社。狄娃思·鲁道的悲惨遭遇让身为兄长的莫那·鲁道愤恨不已,也为他以后起义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埋下了种子。

  
日本浪人任警察

  
日本“和番”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邀请原住民首领赴日本“观光”,宣扬日本的国威,使其不敢再有反叛之心。1897年,第一批由平地原住民组成的访问团参访了日本的长崎、大阪、东京等地。据称,日本人评估效果良好,赴日首领皆对日本产生了“敬畏之心”。1911年,日本再次组织赴日“观光团”,此次主要由山地区的原住民参加,赛德克族群的巴兰社、荷歌社和马赫坡社等部落的首领都被安排前往,时年30岁的莫那·鲁道亦在此列。

  
在进行“安抚”的同时,日本人并未放弃对原住民的掠夺和镇压。为了获取木材和樟脑,日本殖民当局设置各种各样的徭役,逼迫原住民到深山砍伐被他们视为图腾的神木,而且要求他们必须肩扛出来,因为这样才不至于划伤树木。在对待原住民文化习俗方面,日本按照所谓的现代化的标准对原住民进行改造。1913年,日本殖民当局正式下令禁止被原住民视为祖训的文面、断齿等习俗,甚至禁止原住民种植用以编织布匹的棉花。日本警察执掌原住民区包括安全、卫生、贸易、教育等所有事务,对原住民有生杀大权。而且,驻扎在原住民区的警察多为日本的浪人与恶徒,本身品质不端,对原住民的残害更加肆无忌惮。原住民稍有不慎,便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面对日本人的欺压,赛德克人与日本殖民当局进行了反复的较量。1897年3月,深堀大尉一行14人组成探险队,前往雾社地区调查,“番通”近藤胜三郎担任向导。由于近藤在途中疟疾发作返回埔里治疗,失去向导的探险队很快失踪。后来,深堀等人的尸体在雾社区被发现,日本人因此认为是雾社群干的。为了报复雾社群,日本进行了为期5年的“生计大封锁”,禁止食盐、铁器等进入雾社群,对其生产生活造成巨大影响。经过一段时间的封锁后,日本于1902年4月对雾社群进行军事围剿,然而雾社群依靠人止关(地名)的地利之便,用巨石、木头等猛击日军,致使18名日军不同程度轻重伤。

  
总之,在日本的苦心经营下,雾社地区成为日本殖民台湾的“番地管理模范”。雾社不仅建有媲美日本本土城镇的市街,而且雾社地区原住民也大多能讲日语(相较之下,同期平地汉人的日语普及率仅达25%),对日本的归化程度较高。即使是素来具有反日情绪的莫那·鲁道,也多次参与到协助日本人剿灭其他“番社”的行动中。1920年12月,莫那·鲁道即率众参与了对泰雅族萨拉茅群的镇压行动。

  
敬酒成为导火索

  
“出草”原是指赛德克族为了向祖先表达敬意以及显示本族群的实力,击杀其他族群成员,并将其头颅割下。这本是一种残忍的野蛮行为,一直为文明社会所不齿。然而,1930年赛德克人再次针对日本人集体“出草”,爆发了著名的雾社事件。

  
两次敬酒事件是雾社事件的导火索。第一次敬酒事件让荷歌社与日本的关系高度紧张。荷歌社头目阿威·诺干外出打猎返家的路上,被日本警察邀至驻在所(相当于派出所)喝酒。因阿威·诺干酒量不济,希望早点回家。面对日本警察的频繁敬酒,以原住民语baga(够了)婉谢。然而在日语中,baga音同“禽兽”一词。日本警察大怒,而且找来其他警察将阿威·诺干打死,荷歌社与日本警察的梁子从此结下。

  
第二次敬酒事件让马赫坡社与日本的关系也紧张起来。1930年10月7日,马赫坡社的一对青年结婚,日本警察吉村克己恰巧路过,莫那·鲁道的长子塔达欧·莫那热情邀其共同参加婚礼。塔达欧·莫那本想以部落的最高礼仪“兄弟饮”(赛德克族习俗中,两人并肩贴脸对嘴共饮一杯酒,以表示友好同心)招待吉村克己,然而吉村克己嫌弃塔达欧·莫那刚杀过山猪的手上染有血渍,认为非常肮脏而加以拒绝,并用警棍殴打他。此举激怒了塔达欧·莫那和其弟巴沙欧·莫那,二人对吉村一顿暴打。事后,莫那·鲁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两次带着两个儿子到驻在所道歉。然而,吉村拒不接受道歉,声称要向台中州呈报惩处莫那父子。

  
在两次敬酒事件之后,赛德克人开始秘密筹划抗日行动。荷歌社和马赫坡社是此次起义的主要力量,荷歌社因其头目被日本警察殴死而仇视日本人,马赫坡社因为惧怕日本人的报复而终日惊慌不安。因此,双方的反日想法一拍即合。在筹划和联络过程中,荷歌社的比荷·瓦里斯与比荷·沙波扮演了重要角色,二人为堂兄弟关系,均为日本警察登记在案的“不良番丁”,有家人被日本人杀害的经历(例如比荷·瓦里斯的父亲擅自“出草”而全家七口被害),二人经常煽动荷歌社仇恨日本人的情绪。

  
赛德克大“出草”

  
10月24日,荷歌社借筹备年轻人婚礼的机会,秘密商议起义计划。25日和26日两天,比荷·沙波等人奉莫那·鲁道之命,秘密到德克塔雅群各部落联络,游说共举反日大事。最终,莫那·鲁道共获得包括马赫坡社、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斯库社及罗多夫社等6部落的支持。人口最多的巴兰社因为头目瓦力斯·布尼的反对而未参与起义,但有3名男子以个人身份加入。据统计,最后参加起义的赛德克人共有1236人,其中具战斗力的青壮年男性仅300余人。

  
27日凌晨3点半,巴沙欧·莫那以父亲重病需要药物为由哄骗日本警察打开马赫波驻在所大门,起义群众乘机攻入并杀死日本警察。同时,塔达欧·莫那率人袭击了日本的制材所,杀死了吉村克己和冈田两位日本警察。此后,起义群众先后攻占了荷歌社、塔罗湾社、波阿仑社等地的日本警察驻在所,并缴获了一批武器。

  
上午7点左右,莫那·鲁道在荷歌社集结人马,将起义群众分为青年组和老年组,青年组有100多人,由塔达欧·莫那指挥,负责袭击即将举行运动会的雾社公学校;老年组有70余人,由莫那·鲁道指挥,负责袭击雾社分室(日本警察驻雾社分局)及日本警察宿舍、邮局等地。任务布置完毕后,两队人马分别悄悄隐蔽到攻击目标附近。由于起义群众在攻占驻在所时都把日本警察的电话线切断了,所以日本人对起义一事一无所知。

  
上午8点,日本人在雾社公学举行神社祭,并举行联合运动会。当日本的太阳旗升起时,塔达欧·莫那率领青年组杀入公学校,开始与日本警察进行搏斗。由于日本人事前并未做好准备,很多警察甚至没有携带武器,因此很快演变成一场赛德克人对日本人的杀戮。而且,赛德克人一改“出草”不杀戮妇孺的习规,在场内的日本人,无论是成年男子还是老幼妇孺,全数被杀无一幸免。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第一天的袭击中共捣毁1个警察分室(相当于警察分局)、12个警察驻在所,杀死134名、击伤215名日本人,缴获180支枪、23037发弹药以及炮弹2000多发。

  
日本人的残酷镇压

  
27日上午8点50分,日本当局接获雾社起义的消息,立即决定调集军队、警察和亲日“番社”进行镇压。下午4点,首先出动两架飞机对雾社地区进行侦察,并威慑尚未决定参加起义的社群。此外,台北州、台中州、台南州和花莲港厅的驻军及警察2000多人也紧急赶往雾社地区。

  
28日,日本军警抵达雾社周边地区。傍晚,在雾社近郊河畔遭到莫那·鲁道的狙击,致使军夫1死5伤,日军遂暂停推进。29日,日军在未遭抵抗的状况下进入雾社市街,并开始搜救日本人的工作。

  
起义的赛德克人深知无法与日军进行正面对抗,因此分成“塔罗湾”及“马赫坡”两条战线,分别利用天险对日军进行袭扰。塔罗湾战线由荷歌社头目塔达欧·诺干率领,马赫坡战线由莫那·鲁道率领。10月31日,日军发起总攻。11月1日,除马赫坡社外其他各社均被日军占领,塔达欧·诺干亦战死。2日,马赫坡社亦被日军占领,起义原住民被迫完全退入山中。

  
11月5日,日军在马赫坡社东南方与赛德克人爆发激战,15名日军被杀,10人负伤。赛德克人也遭到重创,巴沙欧·莫那受重伤,最后由族人将其斩首。此役过后,赛德克人退至素有天险之称的马赫坡绝壁,日军遂改以防线封锁、炮兵炮击及以飞机投掷炸弹的方式进行围攻。其间,日军甚至向赛德克人投掷化学武器,致使赛德克人伤亡惨重。

  
11月下旬,赛德克人终因缺乏粮草和寡不敌众,逐渐失去战斗力。赛德克人在抗击日本围剿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勇敢和文化。很多起义战士的妻小为不拖累他们,纷纷在巨木下自缢,包括莫那·鲁道之妻巴干·瓦利斯,由于上吊的人太多,曾一度压弯了树枝。此外,莫那·鲁道还枪杀两名孙子,并将他们与妻子的尸体一同焚烧,后独自进入深山断崖间自戕。塔达欧·莫那在与被迫前来招降的妹妹诀别后亦自杀身亡。

  
据统计,赛德克人在雾社事件中死伤惨重,其中343人战死、296名自缢身亡,另有700多人被俘或投降;日本方面,28人被杀,26人受伤,台湾总督石英藏、总务长人见次郎和台中州警务部长石井保被迫下台;协助日本的“味方番”22人战死,19人受伤。

  
不该发生的悲剧

  
由于赛德克人占据地利之便,加之其剽悍勇猛,因此日本人与赛德克人进行硬碰硬的对决,很难占到便宜。然而,赛德克人也有自身难以克服的弱点,就是彼此之间的猜忌和攻占。日本人正是利用这一点,通过“以番制番”的方式实现了其殖民统治。

  
早在1902年人止关战役后,日本人就使用“以番制番”的策略。1903年,日本唆使与赛德克人素有世仇的布农族干卓万社,要求其以向赛德克人提供食盐和铁器的名义,引诱赛德克青壮年到双方边界姊妹原前来交易,待其全数喝醉后悉数将其杀害。参与交易的赛德克100多名青壮年中最后仅有六七人侥幸逃生,从此赛德克群实力大幅下降。

  
雾社事件发生后,日人沿袭其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以提供赏金和枪支弹药为条件,利用各部落之间的嫌隙组成“味方番”袭击队,协助日军警部队作战。例如,立场亲日的道泽群头目铁木·瓦力斯便加入了所谓的“味方番”,协助日军从事侦查、劝降和破坏活动。部分道泽群族人贪图奖赏而对妇孺一律残杀,赛德克对“味方番”的仇恨更甚于日军。11月11日,铁木·瓦力斯率领56名族人追杀赛德克族12名战士,然赛德克早已设下埋伏,致使铁木·瓦力斯等十余人被杀。29日,道泽群又被莫那·鲁道等杀死5人,重伤7人。道泽群死伤人数居于各“味方番”之冠,铁木·瓦力斯之死更被视为奇耻大辱。这进一步加深了道泽群与德克塔雅群的仇恨。

  
雾社事件平息后,马赫坡等六社原有的1236名德克塔雅人仅剩514人。为了惩治剩下的德克塔雅群人,日本人再次使出阴险的“以番制番”策略。当时的台中州警务部长三轮幸助、警察课长宝藏寺虎一共谋利用道泽群对德克塔雅群进行清算。日本人的居中煽动很快起到效果,1931年4月25日深夜,道泽群200余壮丁夜袭四处德克塔雅群收容所,杀死216名德克塔雅群人,致使马赫坡等六社的赛德克族仅剩298人,从而造成所谓的第二次雾社事件。

  
即使经历了第二次雾社事件,日本人对马赫坡等六社仍不放心。1931年5月6日,日本人强行将298名赛德克人整体迁往北港溪与眉原溪汇合点的中川岛,并对其严加管制。10月,经过秘密侦查和讯问,日本人又逮捕并虐杀了38名据称参与雾社事件的赛德克人。

  
此后,日本一方面保持对原住民的强力镇压态势,另一方面也逐步强化对原住民文化意识的塑造,至二战时原住民已经基本上完全丧失了抗日的斗志和行动。更可悲的是,在日本侵华及侵入东南亚的战争中,也活跃着一支“高砂义勇队”,他们都是由台湾原住民所组成。在参与雾社事件的六社仅剩的几百人中,就有33名青壮年写下血书参加“义勇队”,为屠杀他们祖先的日本人战斗。由于其忠诚度高、战斗力强,而一度成为日本人所倚重的一支力量。为了表彰“高砂义勇队”的“杰出表现”,战死者皆进入靖国神社。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收台湾,开始对赛德克人进行统治。国民党在雾社地区设仁爱乡,废除“高砂族”的称号,改称“山地同胞”,废除原来的社群头目制度,赛德克精英也纷纷加入国民党参与对家乡的治理。

  
2006年,仁爱乡的赛德克人举行大集会,以传统祭典“埋石立约”的方式进行各部落之间的历史大和解。2008年4月,赛德克族正式脱离泰雅族,成为台湾第14个高山族群。目前,赛德克族有7000多人,在汉人占主体的台湾社会仍然是边缘群体。

  
莫那·鲁道小档案

  
莫那·鲁道,中国台湾原住民抗日起义雾社事件领导人。1880年出生于赛德克族德克塔雅群的马赫坡社。身材高大魁梧(身高将近190厘米)且胆识过人,是少数不是通过世袭取得社群头目地位的人。雾社起义失败后饮弹自杀。

  
莫那·鲁道与巴冈·瓦力斯结婚,育有二男三女。长子塔达欧·莫那曾引发“敬酒风波”,后在雾社事件中自杀。次子巴沙欧·莫那亦参与雾社事件,后因被日军击杀引发伤口感染,遂令其族人将其斩首。长女马红·莫那系家族在雾社事件后唯一生还者,战后改汉名张秀妹,领养张呈妹为女并招刘宗仁为女婿,65岁辞世。

  
莫那·鲁道自杀后,日本人直至1933年才寻获其尸体。尸体没有完全腐化,其中一半变成木乃伊。1934年,日本人将其放在埔里能高郡役所进行展示,后将其送至台北帝国大学(今台湾大学),作人类学研究标本之用。1934年7月,“警察展览会”在台北植物园开幕,莫那·鲁道的遗骸第二度被公开展示。

  
日本战败后,国民党接管台湾,并将莫那·鲁道视为原住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英雄。1953年,台湾在雾社街道挖防空洞时发现骨骸,经鉴定系赛德克人,是年便在骸骨发现处设立“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1969年,台湾将莫那·鲁道列入忠烈祠。1970年6月,台湾当局“内政部”发出褒扬令,对莫那·鲁道的抗日事迹加以褒扬。1973年,台湾大学人类学系代主任李亦园与校长阎振兴写信给台湾省主席谢东闵,建议将莫那·鲁道遗骸妥善安葬。10月24日,赛德克人遗族自台湾大学人类学系将莫那·鲁道的骨骸迎回雾社,并于10月27日(雾社事件43周年)将其葬于“山胞抗日起义纪念碑”一侧。

  
后来,台湾当局在此设立莫那·鲁道雕像以及纪念公园。2001年7月,台湾发行的20元硬币,正面即铸有莫那·鲁道肖像以资纪念。此外,台湾还出现了大量描写雾社事件和莫那·鲁道的文艺作品。1973年,作家钟肇政著有长篇小说《马赫坡风云》。1990年邱若龙的漫画作品《雾社事件》亦出版。1993年,台视放映了陈震雷主演的《碧血英风—莫那·鲁道》。1998年邓相扬出版了《雾社事件》和《雾重云深:雾社事件后,一个泰雅家庭的故事》两部报告文学,2000年邓相扬又撰写了《风中绯樱:雾社事件真相及花冈初子的故事》。2003年,万仁导演制作电视系列剧《风中绯樱》。2005年,闪灵乐团专门出了一张名为《赛德克·巴莱》的音乐专辑。2011年,《海角七号》导演魏德圣拍摄了电影《赛德克·巴莱》。

  

 回复[10]: 高清版上下集 科长 (2012-05-25 12:2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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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qvod123.com/juqingpian/45236.html

  
今天在家休息,看了上集,下午继续。。。

 回复[11]: 台湾原住民的中国心与日本情 独屏 (2012-05-25 16:06:22)  
 
  作者 管仁健(台湾)

  
(有雾社事件的描述,特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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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亮在我窗前荡漾,透进了爱的光芒,

  
我低头静静的想一想,猜不透你心肠。

  
好像今晚月亮一样,忽明忽暗又忽亮,

  
啊~啊~到底是爱,还是心慌,啊~啊~月光。

  
月夜情境像梦一样,那甜蜜怎能相忘,

  
细语犹在耳边荡漾,怎不叫我回想。

  
我怕见那月亮光,抬头把那窗帘拉上,

  
啊~啊~我心儿醉,我心儿慌,啊~啊~月光。

  
60年代台湾刚有电视时,这首〈月光小夜曲〉就被号称「长青歌后」的紫薇唱红,日后又被蔡琴翻唱而流传于两岸;70年代甚至被香港的薰妮翻唱为粤语版〈每当变幻时〉。但你若以为两岸三地的华人,对这首歌都是相同的印象,那就大错特错了。战前出生的台湾人都会知道这首歌的背景,因为那是他们小学时就读过的课文(初等普通话科卷五17课)。

  
1993年春天,一位16岁的日本女高中生,来台湾参加羽毛球赛时,在KTV里听到〈月光小夜曲〉后非常喜欢,于是写成游记投稿,被刊登在4月9日《每日新闻》。由于承平日久,海峡两岸与日本的年轻人,都无法理解战争的残酷与军国主义的手段,只把这首歌当作情歌。国营电视NHK于是展开一场「寻访之旅」,到台湾制作了《幻の歌「サヨンの钟」が闻こえる》(听见了虚幻之歌「莎央之钟」)的纪录片。

  
莎央是台湾原住民少女,1938年9月27日在风雨中被当局徵召,背着将入伍的日本老师田北正记的行李下山,经过武塔南溪的独木桥时坠河失踪。两天后的《台湾日日新报》,标题只是「蕃妇跌落溪中,行踪不明」。但到了1941年1月《台湾爱国妇人新报 112号》,莎央已变成当地的「女子青年团副团长」。到了《理蕃之友 117号》,落水时的莎央手里还多了一面日本国旗。

  
1941年5月,在台湾的日籍画家盐月桃甫,特别为莎央作画。6月,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灌制由诗人西条八十作词、古贺正男作曲,红歌星渡辺はま子演唱的〈サヨンの钟〉,立刻风行全台。10月9日《台湾日日新报》报导,画家堀田清治也画了一幅「莎央」献给当时的总督长谷川清。到最后台湾人吴曼沙的小说《サヨンの钟》里,落水时的莎央不但紧握着恩师的武士刀,获救后还在国旗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后才咽气,「爱国少女莎央」的故事也终于「完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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サヨンの钟 莎央之钟

  
岚吹きまく 峰麓ふもと(暴风雨吹袭着高峰山谷)

  
流れ危ふき 丸木桥 (洪流冲击着独木桥)

  
渡るは谁ぞ 丽うるわし乙女 (青春美丽的谁家姑娘)

  
红き唇 ああ サヨン(红红的双唇~啊~莎央)

  
晴れの戦に 出て给ふ (为了捍卫乡土勇敢上沙场)

  
雄々し师の君 なつかしや (雄赳赳气昂昂英姿扣心弦)

  
荷なう荷物に 歌さへ朗ら(肩上扛着行曩歌声震山谷)

  
雨は降る降る ああ サヨン(狂风暴雨中~啊~莎央)

  
散るや岚 に花一と枝 (可怜一枝春花落失激流中)

  
消えて悲しき水烟り(滚滚洪水一去不复返)

  
蕃社の森に小鸟は啼けど(迷蒙的山谷中小鸟为你哭泣)

  
何故に帰へらぬ ああ サヨン (为什么不回来~啊~莎央)

  
清き乙女の真心を(青春美丽的少女真诚心)

  
谁か涙にしのばるる (有谁能够不为你洒泪)

  
南の岛のたそがれ深く(南岛的姑娘呀虽然天色近黄昏)

  
钟は鸣る鸣る ああ サヨン(钟声永为你敲响~啊~莎央)

  
这首〈サヨンの钟〉,在战后周蓝萍填词改为〈月光小夜曲〉,翻唱后流行于华人地区。很多日本人或台湾人在KTV里常点错歌,误点为李香兰在电影里所唱〈サヨンの歌〉。因为这两首歌词曲作者都一样,但内容、曲调与演唱者却都不同。〈サヨンの钟〉这首歌流行于电影拍摄之前,只是电影把这首歌当成插曲而已。(关于〈サヨンの歌〉,请见拙作「台湾人的中国心与日本情」)

  
http://myblog.pchome.com.tw/_/myblog/?blog_id=kuan0416&y=2005&m=12&an=11951&acn=2920

  
1941年4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已被军国主义气焰笼罩,长谷川总督颁赠一具刻有「爱国乙女サヨンの钟」(爱国少女莎央之钟)铭文的铜钟,赠予莎央的家属,陈列于她的故乡宜兰南澳,藉以期许全台高砂族青年效法莎央「献一命于军国之爱国热情,且尽事亲之孝养的忠孝之心」。

  
1943月3月,二战正如火如荼,台湾总督府为了募集前线的军夫,于是邀请国内的松竹映画公司与满州国的满州映画公司,联合制作皇民化宣传大戏《サヨンの钟》,由执导《金色夜叉》的清水宏导演筹画,并邀当时红遍亚洲的李香兰来台与原住民合拍。但电影并不是在事发地点的宜兰南澳(在台湾东北部)拍摄,而改成13年前「雾社事件」的爆发地,台湾中部的樱の社(春阳部落)。剧中主角都由日籍影星担任,第二男主角的名字还被叫做「莫那」(影射雾社事件首领「莫那鲁道」)。

  
电影最先是五分钟的泰雅族生活纪录片,今日却成了最珍贵的人类学史料。接著故事開始於女主角莎央(サヨン,李香蘭飾)的男友沙布洛(サブロ,島崎溌飾)自日本學成返鄉,卻引來部落裡另一男子莫那(モーナ,中川健三飾)的嫉妒。结局是莎央为了欢送部落里的警手(公安局的杂役)武田先生(近卫敏明饰)奉召入伍,强忍高烧而冒险渡河,却不幸跌落激流中而香消玉殒。

  
虽然剧情表面上只是男女三角关系,但「置入性行销」的却是鼓吹年轻人从军,所以片中不管是泰雅青年或日本年轻教师,都以收到召集令为莫大光荣,结果成效果然甚佳。台语片老导演何居明事后回忆,当时他担任台中州映像放送会雇员,经常背着沉重的放映机攀爬山路,巡回各部落放映《莎央之钟》,原住民感动万分,争相到派出所登记从军,由于志愿「名额」有限,不但要身家调查、口试笔试与体能测验,还有人以「血书」争取从军机会。

  
曾任「高砂义勇兵」,战后担任仁爱乡长的高聪义(布农族人)回忆,部队远赴南洋前夕,在台北公会堂(现在的中山堂)观赏《莎央之钟》,当时被电影感动得泪流满面,一心想效法莎央;但后来到了战场才发现,原住民仅是炮灰。因为他们都被派到最艰困的森林,所以伤亡比例比正规军高,而且战后也未获得任何官方赔偿。直到1974年,躲在印尼叢林裡29年的史尼雍(日名中村輝夫、漢名李光輝)被發現,才引發全球媒體的關注。

  
战后台湾统治者由日本改为老蒋,为了「中国化」,南澳乡的「莎央之钟」被拆除后下落不明,「爱国乙女サヨンの钟」碑文中的「爱国」和「サヨン」两处被磨掉。〈サヨンの钟〉的歌曲被中文版的〈月光小夜曲〉替代,甚至还有一部复制的台语电影《沙容》,但从军不是为了「大东亚圣战」,而是要「反攻大陆」。原住民也从日本人口中的「高砂族」,成了中国人口中的「山胞」。至于雾社事件,历史的变化就更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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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弟弟正男,死于10月27日的雾社事件,他还是小学生。

  
那天我们很高兴的参加运动会,却听到蕃人的枪声,我们惊慌的躲到公学校新原校长的宿舍,这时弟弟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我躲在厨房里假装死去,直到黄昏。大约下午四点左右,我和同在这里躲避的五、六个人,一起到厕所里去躲藏,接下来两天都没有吃东西,直到29日清晨,警察才把我们就出来。

  
二、三天后,我和妈妈回到公学校去找你,结果在校长宿舍的窗下,发现你的头已经被砍掉了,我觉得很可怜,忍不住掉下泪来。你被砍时一定很痛吧?而且是哭着喊妈妈吧?想到这里,我忍不住又掉下泪来。

  
妈妈想剪下你的指甲留念,但你的指甲没有长出来。想剪下你的头发,你的头又被砍了。11月3日,我们把你的尸体烧成骨灰,这时我更伤心了。就是到了今天,我想起你仍然会流泪。」

  
这篇文章的作者是当时11岁的小岛重雄,用着稚气未脱的文笔,纪念他在雾社事件中遇难的弟弟。当天早上,他的妈妈小岛松野,带着五个孩子来雾社公学校,参加日本小孩读的小学、汉人小孩读的公学校与原住民小孩读的蕃童教育所的三校联合运动会。

  
塞德克族(泰雅族一支)马赫坡社(Mahebo)大头目莫那 鲁道(Mona Rudao),趁机带领着塔洛湾(Talowan)、波亚伦(Boalum)、荷歌(Hogo)、斯克(Suku)与罗多夫(Rodof)共六社的青壮原住民,持枪带刀的冲入运动场,杀害了老弱妇孺在内的134名日本人,以及李彩云与刘才良两名汉人。

  
因为事发突然,小岛松野只能带着长子重雄与三子正男,逃往新原校长的宿舍,结果正男在屋外就先遇害。松野目睹自己十一岁的孩子被砍断头颅,但为了另一个孩子重雄,还是冒死冲进厨房,等莫那一群人进屋时,仍继续开枪与劈砍,连躲在橱柜与床下的孩童也都不放过。松野于是按着重雄的头,带着其他六个日本孩子,躺在血泊遍地的厨房装死,侥幸逃过一劫。

  
入夜之前,松野在全校的尸体与血泊中翻寻,又找到十个幸存的孩子,为了提防莫那的族人再来学校,她把这十七个孩子都藏在厕所里。这时已经是秋末,山区原本就冷,而且没有吃喝,厕所又通风不良。但整整两天,她发挥了最坚强的母性,不断安抚这十七个饥寒交迫的孩子,直到日军的高井部队上山后,他们十八人才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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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死里逃生,但松野依旧活在惊慌忧烦中。因为她另外三个年纪更小的孩子:五岁的义夫、三岁的利夫,还有六个月大的今朝夫,当时依然音讯全无。大屠杀时她是学校里唯一幸存的大人,但入夜后却没有带着重雄逃走,或是先去寻找自己另外三个孩子,而是留下照顾安抚另外十六个孩子。

  
幸好原来在松野家里,有两位帮佣的道泽社(Toda)原住民少女鲁比 那威与嘿米莉·比荷,当大屠杀一开始,她们立刻背着着三个孩子逃离学校,往道泽社的方向逃亡。可是半路上就看到日军的飞机已经在雾社上空盘旋,一来她们也不知道泽社是否正在战争中,二来她们更担心,万一道泽社也加入了莫那鲁道的阵营,回去之后,这三个孩子就难逃一死了。

  
为了三个毫无血缘的日本孩子,鲁比与嘿米莉决定不顾自己安危,要把他们送回日本人手上。如果逃往埔里街上,哪里是汉人居住的集市,不会被战争波及;可是这样走就必须先经过雾社,三个日本孩子恐将难逃毒手。于是她们反而往更深山,三十公里外的马里巴方向前进。

  
两个少女带着三个孩子,躲躲藏藏的走了两天,终于到了马力巴社,当地原住民并未加入抗日阵营,马力巴驻在所的警察于是护送鲁比与嘿米莉,还有义夫、利夫与襁 中的今朝夫,越过大甲溪到达东势。比起其他在学校里遇难的孩子,他们三人确实是幸运。两位原住民少女的义行,也在这场台日相互灭族的屠杀中,成了可贵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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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われらはこの世を去らねばならぬ。蕃人の兴奋は出役が多いためにこんな 事件になりました。われらも蕃人たちに捕われ、どうすることもできません。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九时。」

  
(我们必须离开人世,蕃人因饱受役使终于爆发积压己久的公愤,我们也被蕃人逮捕没有任何办法。昭和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午前九时。)

  
这是雾社分室宿舍的墙壁上,乙种巡察花冈一郎与警手花冈二郎,用日文共同署名的遗书。花冈一郎与花冈二郎不是兄弟,也不是日本人。一郎本名拉其斯 诺敏(Dakis Nomin),二郎本名拉其斯 那威(Dakis Nawi),他们都是荷歌社的原住民,因为从小聪慧,公学校毕业后,主管「理蕃」事务的能高郡警察课,保送他们进埔里小学高等科。荷歌社位于高海拔山区,春天时绯樱(山樱花)盛开,在热带的台湾是少见的景象,日本老师就以「花冈」为他们的姓氏。

  
一郎与二郎是日本当局「理蕃」政策下的「样板」,尤其是一郎,他还不是头目之子,但成绩优异,连剑道与柔道都很好,证明日式教育的成功。1925年(大正十四年)入台中师范就读,毕业后担任雾社分社乙种巡察,都被当局与媒体大肆吹嘘。乙种巡察其实并不负责治安,而是担任教师。由于他日语流利,所以也是日本人类学者的得力助手。至于二郎在小学高等科毕业后担任的「警手」,就是公安局里的杂役。

  
日本的「理蕃」政策不只是栽培原住民男性而已。一郎的妻子川野花子原名娥宾 那威(Opin Nawi),二郎的妻子高山初子原名娥宾.塔达欧(Opin Dado),她们是表姊妹,都出身荷歌社的头目家庭,因为聪慧过人,被送到埔里小学高等科就读。1929年(昭和四年)八月,高郡警察课命令花子和初子辍学,十月二十七日「南镇神祭」(台湾神社祭典)时与一郎、二郎结为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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雾社事件刚爆发时,整个雾社山区被原住民制控,对外交通和信息全部中断,「雾社皆亡」的音讯传遍台湾各地,连日本中央政府也非常震惊。因为一来雾社原本是日本理蕃政策的示范区,教育、医疗等措施好过其他汉人居住的村落,甚至超过国内,但原住民竟然用「灭族」的手段来对抗。二来事件爆发后,外界隔了一天才知道,以致日本人死伤惨重。但公安局的电话线却一直都是畅通的,为何没有通报?(莫那并不笨,如果切断雾社对外的联络,附近军警一定立刻来查线)

  
台湾总督府与台中州厅的官员原本认为,这些「未开化蕃」不可能发动如此完美的攻击,让当地日人完全被杀,就推论一定受过「抚育」的花冈一郎、二郎两人,控制电话线二人不让消息外泄,即使不是首魁,最少也是共谋。报纸的「号外」刊出后,日本人都愤愤不平地指责花冈两人「忘恩负义」,也反对怀柔教化式的「理蕃」政策。

  
但是到了11月12日,更震撼的消息从浊水溪畔的军警传来。一郎与花子着日式和服,还有刚满月的婴儿幸男,一家三口成川形淌在血泊中。经过检验,一郎先杀了花子、幸男再切腹。二郎则穿着赛德克勇士装在树上自缢,其他20具花冈两人家族的上吊尸体,结实累累地把大树的树枝几乎折断。

  
一郎与二郎壮烈的自杀方式和凄美的死姿,再次震惊了日本当局,更撼动台岛的各方人士。因为一郎的「武士道」死法,是一种谢罪的方式,也是一种义理。为了族人他必须与日本对抗,但他确实也受过日本当局与师长极大的恩宠,所以他用切腹的方式还报他的上司与师长。而二郎及其家族选用原住民的自杀方式──上吊,集体自缢的照片也被日人尊崇不已。赞美声从日本内地和全岛各地传来,也让日本军警在征剿行动上受到「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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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二郎的妻子初子,当时已经怀孕。事件爆发时她穿着和服,险些被抗日的族人所误杀。她躲在新原校长的宿舍里时,志愿来雾社诊疗所担任公医多年的志桓源次郎,夫妇俩人也躲了进来。但原住民已杀红了眼,连他们就学时的师长,都在这次屠杀中无人幸存;平日已爱心医治他们的志桓医生,这次也难逃大劫。

  
志桓医生头部中弹时,他的妻子惨叫一声,却被初子制止后压倒在地,装死躲过原住民的屠杀。直到她听见荷歌社的姑妈在喊着「娥宾」,初子才起来与家人相认。但她站起来时还是一再提醒医生娘,要继续装死到所有原住民都离开后才能起来,这样救了医生娘一命。

  
初子生下二郎的遗腹子花冈初男(阿威 拉其斯)七个月后,在日警安排下,再嫁小她三岁的荷歌社青年中山清(毕荷.瓦历斯)。婚后四年,又生下一女中山杏子(伊凡 比荷)。中山清虽是「反抗番」的后代,但日本当局并未苛待他,不但让他去东京留学,还出任中原公医诊疗所的「限地医」,月薪110元(比日本甲种警察每月70元还多)。

  
1945年8月,日本天皇「玉音放送」,台湾重归「祖国」怀抱,原住民莫名其妙的又换了一批主子,历史又要重新被改写。雾社的日本人殉难记念碑被拆毁,改立一块抗日纪念碑。老蒋1969年还批示要将日治时期以武力对抗的抗日份子也送进忠烈祠,于是莫那鲁道与花冈一郎两人,就这样与福佬人简大狮、柯铁、余清芳、罗俊,还有客家人吴汤兴、徐骧、罗福星等人,成了中华民国的「烈士」。

  
但花冈一郎不是已经有遗书明志,而且也杀妻杀子后又切腹,连日本人都不认为他是抗日份子,老蒋何以认为他「抗日」。况且就算遗书是日本人捏造的,但二郎是与一郎一起自杀的,为什么二郎不是「烈士」?一郎却是。但这种问题在日本是历史,在中国却是政治。主子说是,不是也得是;主子说不是,是也得不是。

  
至于当年日本的殖民把戏,老蒋当然更要发扬光大。于是中山清被改名成「高永清」,初子被改名「高彩云」,初男则被改名「高光华」。最可笑的是改活人也就算了,老蒋是连死人都要改。莫那鲁道的女儿马红莫那,被改名为「张秀妹」后,1970年内政部明令表扬莫那鲁道的褒扬令这样写着:「查南投县民莫那奴道(即张老)于日据时期领导本乡雾社山胞起义抗敌……」。

  
莫那努道是为了他自己的「祖灵」去对抗日本,不是为了中国去对抗日本,他一定无法搞懂自己为何变成了「张老」。日本改原住民的名字之前要教育十多年,老蒋却不必花半点力气,就可以从花冈三郎、四郎、五郎一路改到N郎。唉!要玩「改名」游戏,小日本哪里是我们大中国的对手?

  

 回复[12]:  东京博士 (2012-05-26 22:18:44)  
 
  今日台湾依然有不和谐的声音,当然也体现了这个社会的自由民主。摄于嘉义市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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