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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15,父亲的部分真相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2-01 12:35:51 阅读人次:2021 回复数:1)

  十五∶ 出国后第一次回国

  
(被查身份证与暂住证)

  
打开那封家书,上面写着:“我代表你们全家通知你,你父亲病危,癌症晚期……云云。”而“代表”我“全家”给我写信的人却不是我家的人,而是那个经常代表我家给我写信或打电话,出远门送我上车,回故乡来车站接我的人,那个人便是玫妹,从小和我一起长大的隔壁邻居妹子。

  
想着要跟父亲见面,想着这可能是我在我的终身对手面前显示一番的最后机会,我照着中国人心目中、或者中国电影里常看到的标准华侨的样子,买了件白色西礼服加黑蝴蝶领结。回到家打扮上对着镜子自我欣赏了一番,怎么看都颇像肯德鸡店前的那位看门老伯。这时安娜下班回家,推开门看见我那副打扮,还以为我刚参加葬礼回来,紧张地问:“谁死了?”得知我是为回国作准备,安娜才舒了口气做了个“原来如此”的表情,然后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不过,笑完又严肃地提醒了一句:“你这身打扮回去,就不怕感冒?”

  
“什么意思?”我二丈摸不着头脑。

  
“遭人抢劫啊。”接着安娜讲起大学里一位台湾留学生说他亲戚回大陆遭人抢劫、被扒得只剩条短裤而得了重感冒的故事。“所以现在许多海外华人去大陆,都特意装成大陆人的样子。而你是正宗大陆出身,却反而要特意把自己打扮成个西洋古董,那还能不给人当活靶子!”

  
我虽嘴硬说不怕,但心里却觉得她讲得很有道理,因为我确实对“感冒”从来都不感冒。

  
要说防强盗装大陆人,我就不用装了,找出过去出国时从中国穿出去的衣服,当时最最流行,最最前卫的黑皮鞋白纱袜,灯心绒喇叭裤,白色拉链杉,黑色人造革桶袋。我想,我这一身打扮,不但不会被人骗被人抢,还能顺便把这些衣服带回去送给亲戚。真的,那些衣服没有一件是带补丁的,反正我在国外也没有机会穿了,浪费掉多么可惜!

  
安娜由于辞职要移交大学的工作,来不及与我同行回国。我独自买了张经济机票,乘芬兰航空公司的班机从奥斯陆经赫尔辛基转机抵北京。下了飞机的时间是黄昏,已不可能直接转机去湖南。为了怕人看出我是从海外回来的,我扛着行李拎着个破烂小提琴盒子(里面却装着我那把昂贵的小提琴),从国际到达厅走到国内到达厅,一路还担心有人跟踪。

  
走到国内到达厅,我发现我的穿戴与众不同,因为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是穿着黑皮鞋白纱袜或者灯心绒喇叭裤的,黑色人造革桶袋就更别提了。走到大厅门口,我碰到一位年轻妇女带着个幼儿,便忙上去搭腔,想打听坐车住店的情况。得知她是从外地来北京办签证准备带孩子出国与丈夫团圆的,我更放心了。听她说她知道离机场不远有一家经济实惠的旅馆,我立刻建议共租一辆出租车前去。那妇女一算,说如果车费两个人分摊会和坐机场巴司的费用差不多,也就欣然答应。由于那女人行李比较多,我自然要帮她一把。一男一女带着个孩子,不被人误会是一家子才奇怪。

  
上了出租车,我一看,怎么起步费是10块钱,我明明记得是2块。我忍不住问:“喂,我说同志,您的费用表(我都不知道那个东西叫什么)是不是坏了,起步价不是2块吗?”对于我的提问,那司机同志只是笑了笑。我一想,我出国都好多年了,涨点价也是自然的。于是顺藤摸瓜般打听到:“同志,我是说师傅,您一个月工资有多少?”

  
“您啦?一个月能挣多少?”他一皮球把我的提问踢还给了我。

  
我想起出国时的基本月工资是68块人民币,便鼓足了勇气吹了个牛皮:“200块,外加……”我想不起还能外加点什么。

  
那司机笑了笑,说:“我说先生,您可真能逗啊,一个月200块,那可是赤贫阶层啦。”然后他打量打量我,用一种绝对不伤和气的口吻说:“先生,听您说话,很有些伟大领袖的口音。您在里面坐了……少说也有十年吧!”

  
“你,什么意思?”我不惑地问。

  
“干我们这行的,见得多了,看人十有八九是没错的。”经我反复声明我决不生气,他得意地分析到:“首先您长得很白,这说明您长期没有晒太阳;其次是您的穿着,大约是十年前的流行样子,而衣服还很新,估计是进去时被监狱保管起来的那一套;第三是您讲话,用的完全是十年前的语言。”接着他好心地忠告我:“刚出来,出门多听少讲话,免得露馅。比如,现在还有谁叫‘同志’?早就改‘先生’‘小姐’‘老板’‘大款’了。”

  
到了那家旅馆,那女人问一半车钱是多少,见我要全付,她抱着孩子就往外跑,边跑边叫旅馆门口的保安帮忙拿行李。我知道她是被我这个“刑满出狱犯”给吓着了,赶紧挡住她,拿出我过去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工作证,说我是电视演员,故意出来练习角色的。那女人看了看我的工作证,加上应该还没忘记我刚刚为她付过车钱,才半信半疑地说:“我说啦,看你也不像个坏人的样子。”尽管她一再推辞,我还是帮她把她拿不动的那部分行李搬进了旅馆。

  
我对前台女值班员说:“同志,哦不,小姐,请开房。”

  
“身份证。”那值班女人头也没抬,仍翻着她的时装杂志。

  
我赶紧递上了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的工作证。那女人一看,对我邪了一眼:“没空跟你玩,身份证。”

  
回头看见我身后的女人手里拿着张信用卡大小的塑料片片,我便往边一靠,说:“您先请。”

  
那值班员看了看那女人的身份证,确认说:“两个大人一个小孩?”

  
“不不不,我们不是夫妇……”那女人赶紧解释说。

  
“没有结婚证不能开在一起。”没等那女人说完,那值班的打断她。接着又补了一句:“现在非婚子女多了,谁管那么多。”

  
“没有要开在一起,请开两间。”我抢着说。

  
“两间房押金100,房间费200,一共300。要不要开票?咦,发票本呢?”那值班的装着找发票本的样子。

  
“不不不,我们不……”那女人还要继续解释,见我手里拿着300块钱要付帐,也就不出声了。

  
“不开票也不打折,一共300,交钱。”那值班员从我手里接过钞票反复数了数,又反复验过真伪,然后才给我们两把钥匙,从头到尾都没有好好看过我们一眼。

  
把那女人和孩子送进203房间,发现那房间的暖气坏了,便把她们换到204房间。安顿下来,她再次声明,她相信我不是坏人,要不然也不会帮她付房租换房间。我当然没有义务向她解释,为她付房钱既不是学雷锋也不是逞大款,而是给她的报酬,为她掩护了我外籍人的身份。等我规规矩矩向她道过晚安就要出门时,她才放心地笑了笑,说:“我还以为我碰到色狼了。”我尴尬地笑了笑,看着她那正要塞入孩子嘴里发黑的大奶头,觉得她那话讲得也实在有点过于奉承她自己。见我继续往外走,她又追问我是不是在逃的贪官?还没等我否定,她就安慰我说:“放心,我不会出卖你的,现在贪官比乌鸦还多,到处都是。其实,我老公也可以算半个。”

  
告别了那女人,我进了暖气坏了的203房间。因天气实在太冷,我不得不来到服务前台对那值班女人说:“小姐,你能不能给我加床被子。”那值班女人对我一翻白眼,然后就理都不理了。我有点生气了,加重了语气:“我说小姐……”

  
没等我说下去,那值班女人冲着我吼到:“你叫谁呀?叫我给你加被子?你看错人了。”

  
这一下我真的火了,冲着她大喊到:“我就叫你呀,你不给我加被子,不能帮我叫个小姐……该多少就多少,我出钱就是。”

  
我的声音惊动了门口的保安,他跑过来问:“怎么啦?”

  
我怕惹麻烦,赶紧解释说:“我叫这位小姐……”

  
又没等我说完,那女人跳起来喊到:“谁是小姐,你妈才是小姐!”

  
我被那值班女人的粗暴所惊呆,不知所措。那保安赶紧大声但撮合地说到:“我们这里没有小姐,客人回房休息吧。”

  
“可我想加床被子呀。”我仍不肯放弃我的正当要求。

  
“要加被子?”那保安突然降低了声调:“您回房休息吧。”他对我挤眉弄眼到。

  
“可被子……”我仍固执地。

  
保安走近我,一只手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小声地说:“别嚷嚷别嚷嚷,我们这儿不兴加被子,您先回房休息吧”

  
哦,我明白了,他一定是怕我一喊,喊得大家都听到了,弄得大家都要求加被子,那就麻烦了。于是,我也对他挤了挤眼,虽然挤得很蹩脚,但能表达“我明白了”就够了。

  
我回到房间。不一会儿,真有人敲门。

  
“谁?”我明知故问。

  
“被子。”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高兴地跳下床,心里很是感激那位通人情的保安。但门一打开,出现的是一个年轻女人,却没有被子。

  
“被子呢?”我不解地问。

  
“先进来再说嘛,别叫人看见。哟,你这房间好冷啊!”说着那带四川口音的女人已经熟练地进了屋坐在了我的床上。然后她接着说:“一次100,台费50,过夜加50,一共200,我们这不讲价。”

  
“你,是什么意思?”虽然这回我才真的明白了,但还是明知故问。

  
“咦,不是你自己说要找小姐的吗?我们这安全,没事的。”那女人开始除去外套。

  
老实说,要是那女人再稍微好看点,哪怕斯文点,冷就冷点,挤着将就一晚也不是不可以。可她……我只好糊涂装到底:“什么!你要在我这里过夜,还要我倒给你200块?”

  
“你敢跟姐姐玩,等着瞧。”那女人听了我的话,披上刚刚脱下的外套气冲冲地走了。

  
不一会,那个保安和两个戴着红袖章的人闯进我的房间,对我大声吼到:“查房查房,出示你的身份证暂住证。”

  
那场闹剧,直到我迫不得已出示了我的护照才收场。不但收了场,还给我换了个好房间。刚换完房间松口气,又有人敲门。“又怎么啦!”我既害怕又不耐烦地打开门。这一回是那个值班女人,抱着一床大被子,微笑着正眼看着我。

  
回到祖国不到24小时,我就强烈地感觉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无论我如何装普通中国人,我都已经很外国人了。除了我本人这些年在外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我的祖国变了,彻底根本地变了,变得完全不是我所熟悉我所记忆的那个祖国了。

  
(被照顾在医院走道的父亲)

  
抵达长沙,是哥哥的老朋友郭兄开着车到机场接我。接我的还有一个人,就是那个我前面说过的、经常代表我全家人接我送我,又根本不是我们家的人的玫妹。据玫妹说,哥哥和胖姐要在医院照顾父亲,所以没能来接我。想起文革后我的堂伯伯从美国回国探亲时,从政府到家庭前呼后拥的情形,不禁觉得冷落。

  
多年不见,玫妹变了,变成了个妇女。但那不重要,因为我并不太记得她过去的样子,或者应该说我从来就没有认真注意过她长什么样子,好像没有过那个欲望也没那个必要。再说,觉得玫妹变了也仅仅只是头一眼的感觉,一旦开口讲话,一切又回到过去。

  
一路上与玫妹聊家常,得知她早就顶父亲的职在潘家坪仓库、也就是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单位工作了。由此,母亲离休搬去父亲单位住以后,玫妹就自然地成了母亲与原单位的义务联络员。

  
一直在外贸公司工作的郭兄开的是一辆德国大众车。一问,才知道那是他私人买的。虽然郭兄讲话从不吹牛,但我仍不敢相信这种新鲜事。你说说,在中国、私人怎么可能买车!?

  
郭兄一车把我们直接送到了医院,说:“让玫妹带你先去病房,你们家人都在那里。东西(我的行李)我帮你先放到招待所去。”

  
“其他东西都无所谓,就是这把琴我得随身带着。”说着,我抱着我一直抱着的琴准备下车。

  
“去医院带着把破琴干什么?你难道连郭老兄都信不过?我与你哥哥可是二十多年的老交情啊。”郭兄说。

  
“不是信不过郭兄,是我这把琴太贵重,要5万美金啦!”我故意把“5万美金”几个字吐得很慢很清楚很响亮。

  
背着琴跟着玫妹来到医院的住院部,上了一楼又一楼,每个楼的走道都堆满着人,看上去很不整洁。四楼也像所有其他楼一样,走道被临时钢丝床,折叠椅子堵满。我不由发了句牢骚:“阻塞交通”。话音刚落,玫妹用食指按住嘴巴示意我别出声,然后指了指前面的钢丝床,说:“你爸爸。”

  
钢丝床上的父亲被床毯子包住,所以我看不见他的脸。钢丝床旁边的小板凳上坐着个女人。那女人一回头,叫了我一声:“丹九。”那女人当然只可能是哥哥的老婆,我的嫂子,大家管叫“胖姐”的人。想起过去在五、七干校我亲眼目睹她与父亲那些恶心的事情,我不想多跟她罗嗦,只问了句:“我家里人呢?”那口气是要告诉她我仍不肯接受她是“我家里的人”。

  
“妈妈出去买菜去了,哥哥去住院部办公室找人去了。”胖姐回答到。

  
“还有一个人呢?”我不愿说出“弟弟”两个字,为了多年不与弟弟讲话的那点面皮。

  
“哦,我们的儿子去……”

  
“不是不是,我是说……”我打断胖姐。

  
“哦,你是说弟弟。”这回她弄明白了。“弟弟正在为出国演出作准备,所以最近很忙。”

  
其实我没太注意胖姐在说什么,因为我被眼前的景象所惊骇。我怎么也不敢相信,我的父亲,我印象里神气十足的父亲,居然会落到缩在病院的走道里。

  
听到我们说话,钢丝床上有点动静。胖姐连忙帮父亲把盖住头的毯子揭开,使父亲能露出半张脸来。这时,我听到父亲模糊不清的声音:“你来了。”

  
我轻轻地“恩”了一声。还好,光线太弱,我看不清父亲的表情,只觉得他消瘦得像个骷髅。见我一动不动,玫妹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极不情愿地往前移动了半步,正要蹲下,一位大脚护士走过来大发脾气,吼到:“家属一次只能来一个,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走路。”这一回我是真的阻塞交通了。我嘴里在感叹护士太粗暴,心里却在感激她救了我一难,省去了我与父亲面对面的尴尬。

  
“先带丹九回家休息,这里有我啦。”胖姐边说边把钥匙递给玫妹。这一下,我成了家里的客人了。

  
玫妹熟门熟路把我带到一座很旧的宿舍楼,又熟练地把门打开,笑着对我说了句:“请进。”那口气,也好像是在“代表我们全家。”

  
哥哥住在一楼,两间房间带一个小厨房,没有卫生设备,就是说没有浴室厕所,凉台外面的小院子里养了两只以生蛋为目的的母鸡。两间房里面的一间摆了张像样的床,那自然是主卧室。另一间按理说应该是做客厅的,但也摆着张沙发床。从床上的用具判断,那是母亲用的。我的眼光在屋内扫了一圈,看见许多十分熟悉却早想忘却的东西。想找个地方坐下,又觉得到处都是刺。

  
“喝什么?有茶有可乐还有雪碧……”玫妹打开冰箱问。

  
“雪碧是什么?”我朝冰箱里看了看,“哦,那叫7-UP。就喝7-UP,喝7-UP吧。”我接过玫妹递过来的雪碧喝了一口,因找不到地方吐,只好咽了下去。“怎么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软饮料是热的?”

  
“哥哥家这冰箱早就不制冷了,所以只能当碗柜用。要不还是喝茶吧。”说着玫妹又要去倒茶。

  
“不喝了,等会我们还是去宾馆再喝吧。”我摆格地说。

  
“宾馆?哥哥已经给你在单位里安排了招待所。”玫妹说。

  
“住什么招待所,我们去湖南宾馆吧。”我不屑地。

  
“湖南宾馆?为什么?”

  
是啊,为什么一定要住湖南宾馆?玫妹当然不知道这其中之奥妙。那是在我小的时候,父亲带哥哥去湖南宾馆坐电梯,把我谗得……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下定了决心,长大了一定要住一次湖南宾馆。

  
“硬要住宾馆的话,还不如住华天……”玫妹继续说着,我却已经走出了哥哥家的门。因为不论住哪里,都比呆在哥哥家里找不到舒服的地方坐要好。在玫妹的再三说服下,我答应先在招待所将就一个晚上。跟着玫妹一起走到招待所,进了房间洗了把脸,就听玫妹说:“如果没什么事情我就先走了。”

  
“去哪里?”我问。

  
“随便,去替代胖姐或者去等你妈妈回来帮她做菜。”玫妹说。

  
“你们都不要上班吗?”我问。

  
“我要上班,但今天请了一天假。你嫂子不上班了,她已经提前退休了。”玫妹说。

  
“退休?才四十岁的人就退休?”我觉得有些奇怪。

  
“她们单位本来效益就不好,加上长期请假照顾你爸爸,就被单位劝退了。讲得好是退休,其实等于下岗。”玫妹解释到。

  
“什么是下岗?”我问。

  
“下岗就是失业。对了,你有孩子了吗?”玫妹把话题一转。

  
我:“不会有的。”

  
玫妹:“为什么?不想要吗?”

  
我:“不想要,安娜也不能生,身体不适合。你怎么突然问这个?”

  
“随便问问。”玫妹笑了笑,笑得有些意味深长,好像安娜不能生孩子她能得什么好处似的。

  
我:“那我也随便问问,你呢?有孩子了吗?”

  
“会有的。”玫妹又笑了笑。

  
我:“男人呢?”

  
“会有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玫妹嬉笑着要往外走。

  
过去的一些往事又油然而生。我把她拉到我的跟前,坐在我的腿上。她没有推辞,只是动作不如过去那样利落。我顺手从脖子上取下一个银项链,上面吊了个牌牌,牌牌上刻着我的英文名字Daniel,说:“这个,给你。”玫妹摸了摸那个牌牌上的名字,说:“怎么‘丹九’翻译成英文就变成‘丹牛’了?”

  
接下来我们所干的,不是什么新鲜事,而是过去经常所为的事,具体点说就是脱了裤子做那事。做完那事即刻入睡。

  
(陈家的最后一顿团圆饭)

  
等我醒过来我吓了一跳,因为房间里的人已经不是玫妹而是哥哥。这么些年过去了,哥哥好像一点没变,还是那样体态健壮精干表情慈祥憨厚,而不像我已经退化成大腹便便油头粉面。我的第一个问题当然是:“你怎么可以把父亲丢在走道里?”

  
哥哥深深叹了口气,无可奈何地说:“父亲呆在走道里,是靠王士一的父亲安排的。”

  
我一听,大发雷霆,想怎么这个王士一如此不讲人情,居然敢把我的老子堆放在走道里。但听哥哥一解释,我又庆幸有王士一这么个老同学,因为,父亲的干部级别离高干还差一级,因此进不了高干病房。而普通病房一向超员,根本就挤不进去,也就是说要等死了一个才能进一个。王士一父亲是利用了自己医疗权威的影响,声称父亲的病有研究价值,需要每天观察,费了好大的劲才把父亲安排在走道里排队,等病房里那个年轻人一死好抢占他的床位。

  
看着我惊异而不解的样子,哥哥换了个轻松的口气说:“先去吃饭吧。”

  
“好好好,去哪里吃?我不太喜欢火宫殿的国营味道。”我故意拉腔拉调。

  
“今天就在家里吃,妈妈为你回来,一个星期前就在计划做什么菜?昨天开始忙起,做了她最拿手的粉蒸肉,还有你最喜欢吃的炒猪肝。你自己去看吧,一大桌子啦。”

  
怎么?当我是刚从牢里放出来的!

  
带着琴跟着哥哥走到他家门口,正好看见弟弟踩着一辆食堂买菜用的三轮车。三轮车上坐着两个人,我的父亲和扶着我父亲的胖姐。这时的弟弟早已不是过去那骨瘦弱小的光景,相反变成了个彪形大汉。而过去强壮的父亲,这时却相反变得骨瘦弱小了。我来不及为这自然逆转的力量而感慨,一直注意着弟弟,生怕错过他向我打招呼。但弟弟忙着搀扶父亲下车,似乎并没有一定要与我打招呼。我只得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先进了屋。

  
见胖姐和弟弟扶着父亲正要躺靠在沙发上,我连忙挪动我刚放在沙发上的小提琴,嘴巴里咕噜到:“坐在我琴上可不得了。”我四处看了看,却没能找到合适放琴的地方。

  
“我帮你放到柜子上去,和你那把没有油漆的烂琴放在一起。”哥哥建议到。

  
提起那“没有油漆的烂琴”,那把我少年时亲手做的,在文革中被父亲砸烂的琴,我心里一震。但那环境不容我发呆忆苦,加上我满心想在家人面前炫耀炫耀我那得意的宝贝。我装着生气的样子对哥哥说:“怎么能和那把烂琴放在一起,这可是把昂贵的意大利古琴,花了我5万美金啦。”我又把“5万美金”几个字吐得很慢很清楚很响亮。而我那“5万美金”几个字,全家人除了弟媳妇伸了下舌头,都没作反应。多么扫兴!

  
母亲和胖姐挤在狭窄的厨房里战斗,玫妹做运输往返于厨房与餐桌之间,难得的一顿团员饭即将开始。三兄弟加上弟媳妇围着桌子坐下,哥哥开口说:“现在丹九也回来了。大家来商量商量,父亲的事情怎么办?”

  
老实说,对于哥哥的提议我心里毫无准备,因为玫妹信里是说父亲病危,所以,我以为是叫我回来向遗体告别的。见哥哥望着我等我表态,我只好信口开河:“父亲病了除了找医生,我们兄弟还能怎么办?再说,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父亲就说过,将来我们兄弟一个也靠不住,如果他病了,他可以靠党靠社会主义制度。”

  
弟弟听了我的话,“咚”地站了起来,一副要发作的样子。弟媳妇白了他一眼:“又想干什么?有点宝气。”

  
“上厕所。”弟弟离开桌子走了。

  
我的话明显让哥哥失望,但他还是和气地说:“靠党靠社会主义制度,话是这样讲,但到了要兑现的时候就靠不住了。现在正在搞医疗改革,将来改成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

  
“不管怎么改,只会对老百姓越来越不利。许多企业单位事实上已经取消了公费医疗。你爸爸虽然暂时还有公费医疗,但只能报销最基本的费用,稍微好一点的药,或者带营养性的东西都要自费。”母亲端着最后一盘菜,边说边走近桌子。母亲的话以及她说话的口气令我惊讶而疑惑:我那母亲,我那最最革命的母亲,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对社会不满”了呢?

  
桌上的菜已经齐了。母亲胖姐和玫妹也都上了桌子。听了哥哥有关医疗改革的话题,玫妹插了一句:“听说很快全国都要实行个人买医疗保险了。”

  
父亲又苦笑了一下,卸掉假牙的嘴里摩擦出含含糊糊的声音,他身旁的胖姐赶紧打断他:“别乱说了。”

  
“说什么啦?”弟媳妇问。

  
“爸爸说,我们不用为他担心医疗保险的事情,因为到那个时候,他肯定已经为人类做完贡献,去见马克思了。”胖姐翻译完后,又强调了一句:“别听他乱说。”然后胖姐边把一块粉蒸肉弄得很碎很碎,一点点喂给父亲,一边对父亲说:“我们不会让你走的。你要好好配合,尽量多吃点营养东西,不要担心钱的问题,现在丹九也回来了……。”

  
眼前的景象再度使我回到五.七干校。看着这一对过去偷情的狗男女,如今居然公开在家里众人的面前活灵活现,是可忍孰不可忍!我故意清了清嗓子,对玫妹说:“我出国时丢给你的那200块钱呢,都买棒棒糖了吗?”

  
“我怎么会用你的钱,都原封不动为你保留着啦。再说,我从来就不吃棒棒糖。”我就是知道,玫妹是个好妹子,别说200块钱,就是把命交给她,也是可以放心的。

  
“那太好了,那就请你把那200人民币全部交给哥哥,给父亲当营养费。”我故意把“200人民币”和“全部”说得很强调。

  
“你爸爸生病,你就给200块?”弟媳妇按住又要发作的弟弟,故作轻松地问。

  
“200块还不够吗?有一大信封啦,我数过了,一圆的3张,五毛的21张,再剩下的就是两毛一毛,还有五分两分一分的。那可是父亲对我出国的全部支助。我都还给他买营养品还不行吗?”

  
“你以为那200块钱来得容易吗?”母亲夹起一块肥肉,(能使筷子夹起肉,那说明母亲的身体比起文革中那次中风后好多了)气愤地对我说:“那200块钱是你爸爸多年来从香烟里省出来的。”听母亲这样一说,读小学时下课后为父亲捡烟屁股的情形又历历在目。还有那么些熟悉的镜头,那便是在我成长的整个过程中,只要父亲一回家,无论是从蹲点、社教、三反五反,还是五七干校,家里就会挂满着一张张的烟叶子。父亲每隔几天就要取下一两片烟叶,在上面喷些酒,然后把那烟叶紧紧滚起来,再切成丝,放进一个小长方铁盒子里面。接着就是裁纸,把为首长写发言稿的草稿纸裁成一小张一小张,也放进那个小铁盒子里面。然后,卷个喇叭筒深深地过上一口瘾。我过去一直以为比起方便的香烟来,父亲更喜欢复杂的喇叭筒,则想不到父亲竟然是从他的口里把钱一分一分地省了下来。原来如此!这么个感人的故事,我怎么就没想过呢?相反,我竟然会如此蔑视那个信封,那个装满着零散肮脏的钞票以及父亲充满艰辛和情意的信封,以至在出国临上飞机前丢给玫妹,叫她拿去买棒棒糖吃……想到这里,我满口的菜不是滋味。

  
我想着我的心事,母亲还在继续唠叨:“医生说,你爸爸就是因为长期抽劣烟,才得的癌症。”她夹着那块大肥肉在空中画了几个圈,不知是为了加强她的语气还是想引起我的注意,然后那块肉落进我的饭碗里。我低下头以掩饰我的羞涩和感动,故意抱怨到:“过去想吃肥肉,你只有小菜,现在要减肥,你却塞着肥肉给我吃。”

  
弟媳妇连忙表示同意:“粉蒸肉是太肥了点,你看你看,出了这么多的油,都可以用来另外炒个小菜了。以后做菜还是清淡点好。”

  
哥哥笑着叹了口气,对弟媳妇说:“想想60年饿死人,就不难理解我们家对油水的渴望了。”

  
提起油水,我借机讲起了弟弟三岁时炒油豆子的家庭经典故事。弟弟对我的友好表示只翘了一下嘴角,那使得我那个本来很好笑的故事变得一点也不好笑了。

  
但父亲还是吃力而难看地笑了笑,做了个手势,胖姐又立刻翻译到:“爸爸说大家自己吃,想吃什么吃什么,不用相互夹菜。”

  
看着胖姐那副“爸爸的喉舌”样子,我又火了,说:“怎么这个人变成老头子肚子里的肥虫了,老头子做个手势就知道他要放什么屁!”

  
“别说,我们家还都搭帮有个胖妹子。”母亲早就觉得胖姐该好好表扬表扬,逮着了这个机会,正好发挥一番:“我的身体不好,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老大要上班,老二在国外,老小住得远,我们家,上上下下就都靠胖妹子。”

  
哥哥谦虚地笑了笑,说:“就是老婆辛苦点,那也是她自讨苦吃,谁叫她嫁到我们陈家来呢。我倒是觉得大家应该好好谢谢玫妹。虽不是我们家的人,这么多年来,一直像我们家的人一样。”

  
一直没有开口的弟弟终于发言了:“玫妹怎么不是我们家的人了?我可是一直把她当姐姐,没有跟她客气过。”

  
“有屁快放,你什么意思?宝里宝气。”弟媳妇不耐烦了。

  
“我的意思是,玫妹应该谢,胖姐也应该谢。”弟弟话外有音地看着自己的老婆。

  
弟媳妇不是傻瓜,听了这话当然不乐意:“你口里说谢玫妹谢胖姐,心里其实是在骂我,是不是,你老实坦白,是不是?”

  
弟弟等老婆讲完,又看了看老婆,得意而小心翼翼地说:“有自知之明就好,有比较才能有鉴别嘛。来来来,我来敬胖姐一杯。”说着弟弟举起杯子正要干,但杯子底被老婆轻轻一拍,一杯酒一半进了鼻子。这一回弟弟是真的要用厕所了。

  
弟弟在我印象中,一张脸像张铁板一直是绷着的,到那天我才发现,其实他的天性中时常是很想幽默幽默的。

  
受到大家的表扬,胖姐当然高兴。但她马上把话题转向父亲,好像对父亲的病,她比家里任何人都更着急:“谢我有什么用,我又没本事开后门把爸爸弄进高干病房。照现在这样等那年轻人的床位,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说着胖姐用嘴把一些黄豆咬碎后吐在勺里,然后要往父亲嘴里送。

  
父亲微微一笑,没有用嘴去接胖姐喂给他的碎黄豆,而是含糊不清地咕噜着什么。胖姐不等父亲讲完,又打断他说:“又是那一套,什么共产党死都不怕还怕住走道,什么给医院做试验,为医疗事业作贡献……您的这些语录我都能倒着背了。”

  
哥哥小声对我解释说,是因为癌症权威王士一父亲曾说过“父亲的病有些特点,有研究价值”,但正如前面所说,他那样说仅仅只是个借口,要不怎么可能把父亲安排进住院部的走道里呢?而父亲却当真了,反反复复:“只要能为祖国的医疗事业作贡献,我宁可活着受罪而放弃死个痛快。”更有甚者,还正经八本地在遗书上写到“死后愿意把遗体捐献给祖国的医学事业”云云。

  
胖姐等哥哥给我解释完,又接着他的话题:“我说陈干部,你还是现实点,如今谁还稀罕高尚,你已经革命了一辈子,该为你自己想想了。还是多吃点营养,把病治好,在单位上再争取提升一级,等下次有点什么病痛就可以进高干病房,而不用睡走道了。”

  
这话听起来岂不是在挖苦我兄弟的父亲!我抓着这个再次进攻的机会,大声说到:“是谁在五.七干校时害得老头子受处分?要不然老头子可能早就升高干了。”

  
弟弟“啪”地把筷子拍在桌子上:“说清楚点,什么意思?”

  
“那个女人为什么照顾你父亲如此卖力,你以为是学雷锋。”我不想轻易示弱。

  
弟弟“咚”地再次站了起来。哥哥赶紧撮合到:“一家人好不容易见见面……”

  
不等哥哥讲完,弟弟吼叫到:“谁要跟他见面!那年是谁把我们这个家害得稀散?‘成事没有败事有余’,爸爸说得一点没错。好不容易等这个人消失,我们这个家才变得像个家样子,他又跑回来搅和。”

  
“坐下,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哥哥极力制止到。

  
弟弟坐下一半,可嘴里还在愤怒:“本来就是,什么都不做,来了就讲风凉话。我早就说过家里的事情没必要告诉他,就当我们家没有这个人,我们会活得安稳得多。”

  
被弟弟这么说,作为哥哥,我虽觉得面子上很是难看,但望着弟弟那身鼓鼓得肌肉,明白现在交手决不是他的对手,想起我过去欺压他太甚,可千万不要蠢到送给他一个报仇的机会。再说,从国外回来的人,怎么也得显示显示风度。因此,我只好露出干干的微笑以掩饰我内心的尴尬。

  
也许是想把碗水摆平,哥哥反驳弟弟说:“怎么可以说丹九什么都不做呢,这不打老远回来和大家一起商量父亲的事情了吗?”

  
我终于逮住机会要发泄一下了:“我可不是回来商量什么的。我是……”我没能说下去,因为如果我接着说:“我是以为来向遗体告别的”,可能真的就会点燃弟弟爆发的导火线。所以,我只好改口说:“父亲的事,有那个女人(胖姐)照顾不就够了吗?”

  
“你以为照顾病人是件容易的事?”一下子,母亲恢复了她坏脾气的天性:“吃喝每顿要一口口地喂,尿布一天要换几次,屎拉不出来要用手抠,上楼下楼都要背……”母亲越讲越气愤。

  
在这么个原则问题上,我岂能放弃争斗。我也恢复了我粗暴的本来面貌,冲着母亲到:“父亲过去对你,对我们这个家的所作所为,值得我们尊敬吗?他和那个女人之间那些见不得人的丑事,天知道地知道鬼知道。”

  
弟弟再次跳起来,这回的架势是真的要武斗了。哥哥见势不妙,赶紧上前按住弟弟坐下,几次无效,只好把这个光荣而不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弟媳妇。弟媳妇瞪了弟弟一眼,弟弟才极不情愿地服从了命令。

  
这时,胖姐哭了起来,说:“趁大家都在,我们来当面讲讲清楚,免得这个冤枉让爸爸背一世。”

  
想不到,被揭开的真相,竟然是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原来,胖姐和父亲的确有着一种特殊关系,只不过这种特殊关系不是我过去一直以为的“男女关系”,而是结拜的“父女关系”。事情是这样的:胖姐在当知青不久,其亲生父亲病逝。而就在这个时候,干校另一位比父亲级别高的孙干部想打胖姐的主意,当然孙干部也不是光打胖姐的主意,而是什么姐的主意都打。当胖姐向父亲求救时,父亲想出了这个办法。父亲让胖姐戴着自己的手表,每天代替父亲打钟叫大家起床、上工、吃饭、下工、休息,此外还经常叫胖姐和他一起吃晚饭,以故意造成一种假象,让孙干部觉得胖姐已经是有主的了。结果父亲为此事受到纪律处分,推迟了回原单位的时间,耽误了升干级。无比感激的胖姐求父亲收她做干女儿,并发誓要照顾父亲一辈子。胖姐的请求正中父亲的夙愿,因为父亲一直想个女儿,可得的尽是些儿子,有胖姐这么个送上门的女儿真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为避免妒忌,父亲与胖姐之间这种“结拜父女”的关系一直对我们弟兄保密。

  
为了能成为我们家庭正式而永久的成员,能终身合法地呆在父亲的身边,胖姐回城后就开始在我们兄弟间寻找目标。我被明确告之是坏人,弟弟太小,剩下的便只有哥哥。而哥哥当时刚好失恋,在心情极坏的情况下,与胖姐开始了交往。渐渐,哥哥觉得胖姐是个难得的好人,虽然还谈不上热恋,但成为很好的朋友和伴侣是可能的。然而,那些有关胖姐和父亲的流言蜚语,一度把哥哥的精神逼到了临近崩溃的境地。经过一个人出走南岳,静静地思考后,哥哥想:如果那些流言蜚语是真的,他作为儿子有责任收下名声败坏难以嫁人的胖姐;如果那些流言蜚语是假的,他作为儿子也愿意为父亲背黑锅。哥哥的结论是:对于一个死去了爱情的自己,能为家里人做点事是值得的。

  
就这样,哥哥决定与胖姐结婚。在结婚之前,胖姐提出一起先检查身体。这让哥哥感到十分意外。哥哥哪里知道,当着他的面检查身体是胖姐一直想做的一件事情。因为她即使声明一百遍父亲的清白,也不如医生检查结果的两个字“处女”。然而,这个故事最好的结局还不是因为胖姐在与哥哥结婚前是处女,而是因为结婚后又一次点燃了哥哥心里爱的火花,使他意识到和胖姐一起生活的幸福是前所未有的。而胖姐,更是为能成为我们“幸福家庭的一员”而感到无比的幸运。

  
居然有人认为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幸福家庭”?!这么一来,我岂不成了“身在福中不知福”了?

  
听完了这个故事,我望着收缩在沙发上瘦弱的父亲,觉得他一下子变得伟大起来。

  
也许是这个故事过于讪情,完了大家便是一片沉静,各人默默地吃着自己的饭嚼着自己的心思,只有弟媳妇时而问我“你们外国也有这个吗?外国有那个吗?”之类的问题。虽不知她用意如何,至少润滑了气氛。

  
一顿饭眼看就要吃完了,但有关父亲的讨论仍然毫无结果。哥哥不得不加重语气,以此作为团员饭的闭幕词:“父亲的事情不能指望医院,只能靠我们兄弟想办法了。”

  
这顿团员饭,便成为了我们家有父亲出席的最后一顿团员饭。

  
走出哥哥的家门,弟媳妇突然提醒我:“别忘了你那名贵的小提琴。”我这才意识到我走神到了何等的程度。看来,这一回见父亲,小提琴是白带了。看着我拎起琴,弟媳妇又确认似地问我:“你那个破盒子里真的装着5万美金吗?吹牛皮的吧!”对于弟媳妇的疑问,我无心证实。要是那疑问是出于父亲的口,那我可就要滔滔不绝了。

  
本想要玫妹送我回招待所,却被哥哥抢了生意。回到招待所,哥哥严肃地说:“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法向你开口,那就是玫妹的事情。我们都是大人了,谁也管不住谁,所以我只是提出我的希望。我知道你那边有安娜,但和玫妹的关系,也希望你能认真考虑。”

  
“和玫妹的关系,本来就不是认真的关系,叫我怎么认真考虑?”我不以为然地说。

  
“但依我看没有比玫妹对你更认真的关系了。”停了停,哥哥叹了口气,说:“你至少要注意她的身体。可惜有些事情,没有授权我无法跟你说。”

  
“什么事?”我的好奇心被打动。

  
“算了,你也累了,又有时差,先休息吧。”哥哥说完走了。

  
我最讨厌人只把话讲一半,整个一个被钓鱼的感觉。但那天,我没有多想,因为要想的事情实在太多。独自躺在招待所的床上,我迟迟没有灭灯。望着天花板,回忆着一天所发生的事情。

  
我不得不承认,200块烟钱的故事,的确令人感动。说也是,父母的工资加起来就那么点,长期分居需要两份开支,加上要养活几个儿子,哪还能拿出大钱来支助我留学?所以说,把一分一毛攒起来的烟钱交给我,是父亲向我表示他“尽了最大的努力”。这种做父亲的情意,岂是能用钱的多少来衡量的!

  
此外、胖姐的故事,更说明父亲是个难得的好人,只不过不是个好父亲罢了,准确地说“不是我的好父亲”罢了。或者、是否应该反过来想想,会不会是因为“我不是个好儿子”呢?不会吧,因为父亲对我的不喜欢是天生的。想到这里,那句伤心的话又在我耳边响起:“我天生就不喜欢丹九”。这是在我还很小的时候他与母亲对话时我偷听到的。父亲为什么会天生就不喜欢我呢?看来,我只好让这个已经烦恼了我多年的问题继续烦恼下去。

  
总之,“200块烟钱的故事”让我对父亲从感情上有所改变;他与胖姐关系的真相大白,也使我从理性上对父亲的印象有所好转。但那仍不足彻底消除我对父亲的成见以及与他对立的情绪。

  
不过,事到如今,我觉得不妨去试试想办法帮父亲找间高干病房,一来表示对他那200块恩情的回报,二来也可以显示显示自己的能耐。当然,即使当时的我没有意识到,但毫无疑问,我决定那样去做,是因为有另一种因素在起着更重要的作用,那种因素便是“父子之间那根看不见剪不断的骨肉线”。

  


  




 回复[1]: 哈哈!谁也不信啊! 小林 (2008-12-01 14:14:27)  
 
  大冷天,暖气坏了,送上门的“被子”,竟然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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