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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子琴》11,实现梦想,成为湖南第一提琴手

九哥 (发表日期:2008-11-18 10:01:43 阅读人次:5634 回复数:39)

  十一,学琴的第三阶段

  
(告别工友,进入京剧团)

  
从工地到总公司有好远的路,我一路狂踩着自行车,心里想着种种坏事的可能,以及各种各样的狡辩词。上气不接下气我赶到总公司,被平时最牛B的看门人异常客气地领到一间会议室。会议室里坐着一些领导,除了认识的都不认识。看见我进门,大家不由得站了起来。那使我觉得既不得其解又受宠若惊。

  
长话短说,总公司熊领导通知我:“你的组织关系已经转走,你从现在开始已经是湖南省京剧团的人了。”接着,他补充到:“能培养出你这样的人才,是我们公司的骄傲。”熊领导说这话时自然得意,一点也没有不要鼻子的表情。不过熊领导说什么都无所谓,反正没人在认真听,因为大家都在忙着开酒喝茶吃鱼皮花生。当有人提议应该让食堂弄点东西大家吃吃时,熊领导却叫我马上去京剧团报到。“越快越好,这是你们团领导的要求。”他强调到。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从中学到现在,我报考过多少个文艺团体,从中央到部队,从部队到地方县团,面试,拉琴,政审……而结果都是一样:“遗憾”。同样的事情反复了多次后,我对失败都已经习惯了。但怎么京剧团的录取这一次来的这样突然,尤其是我还没有考试过啦!

  
看了看自己那一身肮脏冒油的工作服,穿洞发臭的解放鞋,更要命的是,我不记得那个星期洗没洗澡。这副样子我怎么可以去见余老师呢?

  
但是,我顾不得了,不是说“军令如山倒”吗?我跑到厕所打不开自来水龙头,只得用手纸把脸擦了擦,弄点口水把头发理了理,骑着自行车兴奋地直奔省京剧团。

  
到了京剧团门口,我喘着粗气向传达室的人自报家门,说是来找余伯平老师的。看门人立刻朝大院里一指,说:“大家都在排练厅,你直接去就是了。”从看门人那里得到证实,我开始相信自己真的是京剧团的人了,便高兴得直奔排练厅。

  
当我满脸笑容冲进排练厅时,我被眼前的景象所惊呆。

  
排练厅的前面挂着八幅遗像。全团人都在哭泣,而哭得死去活来的我想就一定是死者们的家属了。我挨着遗像一幅幅看去,我惊呆得口都张大了,因为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微笑,那是余老师的微笑。在那微笑的下面,我看见余老师漂亮的太太和他们还在读小学的儿子。

  
团里的一位干事看见我,把我叫出排练厅来到办公室。他自我介绍到:“我姓邓,大家都叫我邓秘书。”于是,邓秘书简单直接地向我讲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件,那便是京剧团下乡演出,在洞庭湖翻船淹死了八位同志。显然,我的余老师也在内。

  
“余老师不是很会游水,有‘水鸭子’之称嘛,怎么会被淹死呢?”我不惑地问。

  
邓秘书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告诉我:“是你余老师的爱人推荐你的。因为按照团里的决定,死者可以安排一个家属顶职。”

  
用老师的一条命来换取学生新的人生,即使这真的是上帝的安排,我也觉得这个安排过于残酷。

  
我的心情虽极其复杂,有为老师的丧命而伤心,有为师母的推荐而感激,也不缺为自己命运的改变而兴奋,但我仍挂着张哭丧的脸去见了余师母。

  
见到我,余师母显得很平静。我表示,老师不在了,以后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忙可以叫我。余师母谢谢了我,说:“好好好,不过也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再说我们很快要回北京去了。”说完她拿出早就清好了的几本小提琴教材和曲集递给我,那其中包括余老师曾借给我的《罗德》练习曲。

  
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余师母。

  
第二天上午,我犹豫了一阵,但还是照常去了工地,目的是想把那批长沙动物园熊猫馆的水泥花栏杆做完,却看见冯大伯(好久没见了)和全工地的同事们在等着我开欢送会。大家轮着讲述了我的许多优秀事迹,有许多是我认为当然的事情,比如帮女同事老同事干重活,政治学习时给大家念报纸等等,还有许多事情我根本就记不得,比如有位老同事讲叙起有一天下大雨,我打着伞送他去公共汽车站的事情。他讲着讲着还哭了起来。那弄得我也只流鼻涕。

  
哎,人啊,我是说中国人,怎么一定要到要走了,或者是死了,才优点一大堆呢?

  
欢送会开完后,我继续做那批长沙动物园熊猫馆的水泥花栏杆。想着是我最后的“作品”,我做得特别仔细。

  
就那样,我离开了我工作了四年的长沙市房屋修建公司,告别了冯大伯和各位同事,走向了新的岗位,我梦寐以求的专业文艺战线。

  
(走上真正的专业道路)

  
搬进了京剧团的宿舍,20出头的小九哥头一回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床,更令人激动的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专业小提琴,过去只在做梦时才有的专业小提琴,不是市歌舞团杜果那种400块钱的四级金钟,而是800块钱的八级金钟,也就是上海提琴厂最高级别的小提琴。

  
但是,我并没有因为手里握着把八级金钟而满足,因为我知道,过去余老师拉的是一把德国老琴。那琴因为翻船进了水,拿到上海修复去了。当然,我想要的还不仅仅是余老师的德国老琴,我更想要余老师乐队首席的位置。

  
进京剧团不久,郑华的母亲得知我从工人阶级变成了个“搞娱乐工作”的人,坚决反对女儿与我谈爱。作为独生女的郑华,在其家庭重压之下,闭着眼睛跟了个工人阶级“一起生活战斗”了。

  
与郑华分手后,我有好一段时间没找女朋友,所有的精力和时间,都放在了当时很时髦的“学习和工作”上。然而,没有女朋友,并不等于没有性生活,因为玫妹会定期来团里看我。团里人也真的以为她是我的亲戚,谁也没有在意我们两人躲在房间里搞什么鬼。

  
听玫妹说,我的父亲从下面调回原单位工作了。哥哥也已经回来了。哥哥一直喜欢拍照,在修三线铁路时给新闻记者当副手,铁路修完后被介绍到湖南医学院摄影部,就在曾关过他的那座楼里工作。你说命运是不是挺捉弄!

  
进京剧团不久,有一回湖南省文艺界开大会,我努力在杂技团的队伍里搜寻着。我终于发现一个很像我弟弟的人。那人当然就是我的弟弟,只是比我记忆中的弟弟高大粗壮了许多。弟弟看见我,先是一惊,露出喜悦的笑。等我进一步要向他挥手,他却后悔,即刻把脸转了过去,装着没看见我的样子。

  
为争夺京剧团首席的位置,当然还有我许许多多令人难以接受的毛病,我与京剧团乐队领导和同事们的关系处理得都相当地不怎么样。每次开总结会,在大伙为“治病救人”指出我的一大堆缺点后,优点好像就剩下一条:“在业务上努力”。

  
那一阵,我的确是在练琴上达到了忘我的境界。每天天还没亮,我的练琴声就混杂在那些京剧小学员“咦咦咦…啊啊啊…”之中。为了我的学习,团里也正式为我介绍了老师,湖南省歌舞团原首席,当时湖南艺校的郭淑敏老师。

  
我敢说,那一段时间的学习,郭老师一定和我一样也是一段苦涩的经历。因为对于我来说,拉琴不再是过去纯粹的“好玩”,只需以感性上的过瘾为目的;而今拉琴变成了严肃理性的工作,提琴仅仅只是工作的工具,重要的已不再是自己的感觉,而是客观的音准节奏和技巧。那种越来越功利性的拉琴,大大压抑着我对音乐的狂热,直接改变着我演奏的风味。而对于郭老师来说,她的头痛是要把一个彻头彻尾的业余爱好者,变成一位专业乐手。那等于就是要把一头没有受过训练的野马,驯服成一头听指挥的赛马。

  
“郭老师,你怎么老是给我一大堆枯燥无味的练习曲?弄得我的感情都堵在喉咙里发泄不出来。”我不满地问到。

  
“哈哈哈。”郭老师苦笑着,说:“你就是感情有余,理性不足。教你拉琴,就有点像给病人开药方。不吃些苦药,你怕是永远也摆脱不了你的业余习气。”

  
连拉琴都变得乏味起来,你说还有什么比这更感困惑的。你想想,一上班就是拉那些既不太懂又不喜欢的京剧革命样板戏,下班还要重复各种枯燥无味的练习曲。打个颇粗俗但很形象的比喻,不管你多么喜欢做爱,但一旦做爱变成了你的职业,一天不做上几个小时就没有饭吃,你还喜欢做爱吗?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后,也就是上班抄谱,排练,演出,一下班我就不想再碰琴了。记得有一位老同学的哥哥结婚,当众一定要我显上一曲。要是在过去,那正是我大出风头的好机会,但是,那天我却很自然地说:“今天我已经下班了。”到此时我才体会到,搞专业的人不随地拉琴并不一定就是拿架子。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一篇文章,标题为“做人要做业余人”。那文章里就说,无论干什么,只有搞业余的才好玩,一但变成了专业,就不好玩了。

  
在京剧团干了两年后,倒不完全是因为我仍没有当上京剧团的首席小提琴,而是觉得人生丧失了目标,心里感到一种强烈而莫明的失落。记得在当时的一篇小说里,我这样感慨过:“当一个在沙漠中干枯的人,用尽自己最后的力气挣扎到一片绿洲,却发现自己又掉入到那被绿洲掩盖的沼泽而不可自拔时,该是何等的懊恼和绝望……”这也许就是对我当时心态生动而准确的描绘。于是,我很想暂时改变一下生活,调整一下心理。

  
1977年,正好有一个机会,经过争取我参加了湖南省委工作队去湘西推广了一年的杂交水稻。那一年,让我体念到了人类最底层的生活。那对我以后的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有关那一年的生活,在我的中篇小说《芭蕉树下》里作了详细的描述。

  
图为1977年参加湖南省委农村工作队,与战友们拍摄于湖南湘西

  


  
1978年,我穿着土布鞋背着竹背篓回到京剧团。皮肤黑黑满手老茧业务生疏的小九哥,却拿起了余老师的德国老琴,正式担任起京剧团乐队的首席小提琴来。这过去苦苦争夺了两年却没能到手的位置,如今却没能给我预想的满足和成就感,因为,那个“首席”像是对我在乡下一年辛苦的慰劳!

  
坐在首席的宝座上,才知道我其实是力不从心的。首先,我并不懂京剧,另外,别说受过严格的乐队训练,我连乐队工作的经验都不足。好在我旁边坐着易珍姐(也是过去李老师的学生),抄谱、规定弓法指法等等本应该是首席的工作,她都与原来的沈首席商量后,为我代劳了。所以,可以说我只是京剧团的傀儡首席,而真正的首席坐在我的后面。这样正好,有能力而不爱出风头的沈首席在后面做实际工作,易珍姐在我身边时时抓住我的七寸,这样,无论我七寸以前的部位如何出风头,也都会不至于太过分。可谓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再遇见马小毛)

  
有一天,我走出京剧团去吃米粉,一拐弯撞见一个十分熟悉的面孔在等公共汽车。说是“十分熟悉的面孔”其实不十分准确,因为那面孔比我“十分熟悉”的时候消瘦黄黑了许多。不过,我没有看错,因为那个面孔主动向我打招呼了。

  
“小毛,你不是去新疆建设兵团了吗?怎么会在这里?”我惊讶地。

  
马小毛淡淡地笑了笑,说她正在等车去上班。在等车的空隙,她告诉我,新疆建设兵团极苦,绝对不是她能呆下去的地方。但陈笛子却坚持“越苦越革命”,不同意开小差当逃兵。所以,小毛只得一个人逃了回来。现在,她在一家糖厂做合同工。

  
“那么,你跑了,陈笛子怎么办?毕业时,他可是为了你才放弃去部队文工团的呀!”我替陈笛子抱不平。

  
“他呀,哼,说要找一个新疆姑娘结婚,誓死扎根新疆革命到底了。”马小毛刻薄的口气里带着几分醋味。接着,她换了话题,告诉我:王士一的父亲恢复了工作,回原岗位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医生。王士一高中毕业后分配到一个不错的研究单位当技术员。陆英高中毕业后当了小学教师。(凑巧的是,陆英任教的学校就是大同完小,我小学的母校)还有更重要的新闻:“王士一和陆英就要结婚了!”

  
说着说着,公共汽车来了。小毛赶紧收起话尾跑去上车。

  
“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忙,来找我好了。”我对着她的背喊到。那话里无疑带着股优越感,因地位改变了的优越感。

  
“你能帮我什么?我又不拉琴了。”小毛头也没回,只举起右手挥了挥。那态度让我有点意外和失望。

  
小毛,一朵我心中曾经娇嫩的花,枯竭多了!

  
(我真的成为湖南省第一小提琴了!)

  
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中国的京剧热也急速降温。全国各京剧团纷纷恢复传统剧目,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又卷土重来。京剧团的乐队恢复三大件,因此,我们这些京剧团的西洋乐手除了帮着装台卸台,便无所事事。幸亏这时,湖南省最有才能的刘作曲家,为京剧团写了台歌颂周总理的大型京剧合唱交响曲。那规模之浩大,动员了湖南省几乎所有的专业西洋乐手。湖南省歌舞团乐队,长沙市歌舞团乐队的小提琴手都被请来凑数。而指挥,请了长沙市歌舞团的肖指挥来排练,因为正式登场的指挥是刘作曲本人。

  
由于“大型京剧合唱交响曲”是京剧,当然以京剧团的乐队为主。而我是京剧团乐队的首席,也就顺理成章担任了整个拼凑交响乐团的首席。看着湖南省所有的小提琴手都坐在我的后面,尤其是市歌舞团的杜果坐在老后面老后面,那感觉,别提有多棒了。而更使我洋洋得意的是看着肖指挥在“指挥着以我为首的乐队。”想起几年前我对他讲过的那句气话:“总有一天,你会指挥着你的乐队为我伴奏。”我真想喊出来让他再听一遍。

  
肖指挥是长沙市歌舞团的指挥,比省团当然就低了一级,那便成为他受欺负的理由,尤其是省歌舞团的几位年轻乐手,明显就是故意在跟他玩,比如故意吹错音看肖指挥能不能听得出来,或者故意晚半拍进入等等。那弄得肖指挥在自己发亮的头顶上制造的珍珠在聚光灯下格外闪闪发亮。开始我觉得特开心特开心,颇有基督山伯爵复仇的感觉,竟忘记了自己首席的尊严而跟着起哄。直到我的脚被易珍姐连连踩到残废的边缘,我才意识到自己所坐的那张椅子的责任,做出了支持指挥、批评乐手的姿态。

  
排练休息时,我为自己刚才的行为而自愧,上前去想跟肖指挥套套热乎,却遭到他的冷冷敷衍。后来,我陆续听人说,肖指挥对这个拼凑乐团的首席,也就是九哥本人,不够满意。不够满意的理由还不是我曾跟着起哄,而竟然是我的业务水平。他的原话是:“连首席都节奏不稳,让我的左手哪来的力气。”

  
我听了直冒火,心想:“没想到你姓肖的如此不识好歹一定要跟我过不去,看我怎么收拾你。”

  
可惜没等我抓到收拾他的机会,他就自己辞退了。据说他辞退时给大家留了话:“再好好学习一段时间,一定要成为湖南省第一指挥。”

  
那场演出在湖南剧院举行,声势浩大,湖南电视台忙着现场转播。我托玫妹给家里人送了三张票,目的是想让父亲来瞻仰瞻仰我在舞台上的光辉形象。结果只有哥哥母亲和玫妹出席捧场,而父亲借故说对京剧没有兴趣,一个人去买了台韶锋牌9寸黑白电视机用自行车推了回来。等哥哥和母亲看完演出回到家,父亲还在拼命调整着电视机的天线和频道。

  
“都演完了,还调什么调。”哥哥说。

  
“我调是想看新闻,与京剧没什么关系。”父亲急噪地说。据我的经验,父亲在一般情况下是很难急噪的。

  
(莎莎,对我的前途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

  
在那场京剧合唱交响曲的排练演出过程中,我认识了省歌舞团的女次高音莎莎。莎莎长得很高,比她的漂亮更突出的,是她的富贵。要不是对方主动出击,生性卑微的小九哥是不敢想象自己能和这样一位贵妇般的女人并排走在马路上的。那是在一天的排练后,我独自一个人呆在小练琴房练琴。门被推开,莎莎走了进来。我有些诧异,问是不是我错占了她的琴房。她笑了笑,闲聊了几句后,便问我有没有女朋友。就那样,在连着几天到琴房找过我后,她躺在了钢琴凳上……那以后的三个月里,我与莎莎进行了极其频繁的“局部交流摩擦”运动,而与玫妹,则只在我那部件有剩余精力时才照顾她一下。

  
有一天,我们一起上街,莎莎突然说心里不舒服,一只手示意我不要跟着她,一面跑到路边吐了一地。我站在离她不远不近的地方,不知所措。第二天,排练休息十五分钟时,她找到我,神秘地说:“上午我去过医院了。”

  
“是什么病?”我急切地问。

  
“还能是什么病,有喜了!”她眯着眼睛冷冷地说。

  
“什么喜?”我当时是真的没听懂。

  
“还什么喜!都是你干的好事。恭喜你了。”她的语气中带着几分无赖和怨气。

  
可我还是不明白她在说什么,直到她贴紧我的耳朵一个字一个字清楚地吐出:“我-怀-孕-了。”

  
“真的!!!吗?……”

  


  
(为前途牺牲“小小”)

  
在排练场听莎莎说:“我怀孕了。”我惊喜得不知所云!

  
怀着难以拟制的兴奋和喜悦,我胡乱熬到排练结束,什么音准节奏表情都顾不得。排练完,琴房又只剩下我和莎莎两个人。

  
“怎么办?”我问。

  
“你想怎么办?”这回她稀罕地反问到。

  
“结婚。”我回答得很干脆。

  
“结婚!”莎莎瞪大眼睛看着我。她脸上出现一片红晕,但只有片刻的喜悦,又换回小妈妈的口气:“结婚?结你的头,你的前途怎么办?”

  
“什么前途?”我没明白她的意思。

  
“什么前途?前途就是前途,你的前途。你才二十几岁的人,不追求自己的前途做什么?”她几乎是愤怒地。

  
“我现在已经前途了,都首席了,好歹坐在了湖南省的第一把椅子上,还能有什么更前的前途。”我不服地说。

  
“你看你看,坐在湖南省的第一把椅子上,你就不得了了。湖南算什么?鸟不拉屎的地方。算了算了,算我看错人了。”说着说着,莎莎摇着头,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站起来要走。

  
“那你要我怎么样?”我突然觉得急于小便。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应该去上海,到大地方去留学。窝在这里算什么出息。我已经打听到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很快要来招生了。你还是快准备应考吧。”她的口气,与其说是个小妈妈,还不如说简直就是个老奶奶。

  
“那,你,你的……我是说我们的……”我指着她的肚子。

  
“小小的事情(她已经给肚子里的取名字了,叫‘小小’,嘿,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就……)你不用担心,我自有办法。”莎莎走到门口,突然转身问:“你哥哥不是在医学院工作吗?”

  
一星期后,我陪着莎莎去哥哥的医学院开后门做人流。

  
当莎莎被护士领进手术室,我独自在外面等候时,我看见了玫妹。“你在这里干什么?”我确实不知道玫妹也是来找哥哥开后门的。

  
莎莎拖着步子从手术室走出来,看见我和玫妹亲热地坐在一起,问:“她是你什么人?”

  
“哦,她呀,我的亲戚,来找哥哥的,与我们没关系。”我很轻松地回答到。

  
看着我搀扶着莎莎离开手术室,玫妹什么也没有说,只朝我淡淡地苦笑了一下,便起身找哥哥去了。

  
莎莎吃力地走着,嘴巴里重复着:“去上海留学,快去上海留学吧。”

  
上海!那么远那么大的城市,是我这个湖南土包子可以去的地方吗?

  
(第一次考上海音乐学院失败)

  
1978年,也就是文革后第一次艺术院校招收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派了盛中华老师(中国顶顶有名的小提琴家盛中国的妹妹)来湖南招生。湖南头号小提琴教师郭淑敏带着她的一帮弟子,当然也包括小九哥,一起到火车站夹道迎接。火车刚刚停稳,我们就看见盛老师挥着手从车上走下来,那架势,颇有些名人风采。下了车,盛老师被我们团团围住。郭老师高兴地向盛老师一一介绍自己的门徒。盛老师与大家一一握手,虽然很客气,但显得有些走神。等轮到与我握手时,盛老师突然自言自语地:“我是不是忘了什么东西在车上?”

  
“琴,你的琴呢?你不会没带琴吧?”郭老师问。

  
“对对对,是琴,琴。”盛老师收回伸给了我一半的手,迅速转身跑上车把琴拿了下来。等我再次伸手过去想跟她握手时,她却以为我是要帮她拎琴,便客气话没落音就顺手把琴递给了我。

  
出了车站,盛老师仍一副走神的样子,对郭老师的殷勤答非所问。

  
“你是不是还忘了别的什么东西在车上?再好好想想。”郭老师再次提醒到。

  
“琴,箱子,手提包,袜子穿在鞋里,没有了啊。”盛老师肯定地说。走了几步,她又停下来,说:“应该没有了啊。”那口气,显然是在说服她自己。

  
把盛老师送进宾馆,我们一行人站在宾馆门口议论着对盛老师的印象。当我说:“盛老师怎么像个没头苍蝇一样”时,盛老师从宾馆大门冲了出来。我正为我刚才的冒失而后悔时,盛老师对着我们大喊到:“不好了,不好了,我把小华留在火车上了。”

  
“小花?是个什么东西?我帮你去取。”想着刚才的非礼之言,我想争取到这个立功赎罪的机会。

  
“不是小花,不是个东西。我是说小华不是个东西,是我的女儿。”盛老师颠三倒四地匆匆解释到:“我下车时她睡觉了,想让她多睡一会,就,就忘了。”

  
哈哈哈!!!你说盛老师是不是个很具有艺术家特色的人物。

  
第二天,我们几个准备报考上海音乐学院的人,到湖南省艺校跟盛老师见了面。我发现盛老师一边听报考生拉琴,一边在看着自己的乐谱。凭着我的千里眼,我认出那乐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

  
原来,盛老师对我们这些报考生根本就没有兴趣,因为那年上海音乐学院小提琴专业只招收为数极少的几个学生,而那几个名额即使在内定的人选之中还须作残酷的争夺,所以像我们湖南,也就是莎莎所说的“鸟都不拉屎的地方”,怎么可能与大地方高水平的人选竞争。

  
既然早就知道招生结果是零,盛老师想:那还不如与歌舞团乐队合作,自己开一台独奏音乐会,也算不虚此行。

  
于是,好事情就落在了我的手里。因为在排练中,盛老师的提琴由于水土不服,侧板脱胶了,一拉就出“沙沙”的噪音。那使得她很是恼火。我及时抓住了这个图表现的好机会,告诉盛老师我小的时候制作过小提琴,这么点毛病,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不成问题。

  
演出结束盛老师离开长沙之前,郭老师只叫了我一个人一起去宾馆送盛老师去火车站。

  
盛老师边清理东西,边谢了我的修琴之功。接着,她抱怨说:“会修琴的人才太欠缺了,全国哪里都欠缺。所以,音乐学院的谭教授要新开一个小提琴制作专业。”盛老师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抬头看着我,像突然想起了什么,说:“对了,谭教授委托过我发现人才的。所以,如果你对制作小提琴有兴趣,我倒是可能帮你推荐一下。”看见我并不很热中的样子,盛老师接着说;“当然,学小提琴制作的同学也要学拉琴,也同样有演奏课。”看着我仍不十分动心的样子,盛老师补充说:“如果你真的想把琴拉好,人到了上海,找我在校外上小课也不是没有可能。”

  
郭老师虽没有明确表态,但从表情上看,她是赞同的。郭老师一直看着我,像是在揣摩我的反应。而我,没作具体的反应。你说说看,那叫我怎么反应。我小的时候是因为没钱买琴、才被迫制作了一把丑丑的白身小提琴。简明地说,我做琴的目的,是为了要拉琴。而今,手里有了德国高级老琴、坐在京剧团首席的位子上,却要我回头去学做琴。这,算哪门子事!

  
在送盛老师去火车站的路上,我帮她拎着行李,郭老师帮她拎着提琴,而盛老师,这一回手一直抓着女儿小华,一直抓到小华叫疼。

  
没想到的是,莎莎听了我讲述了盛老师建议我报考小提琴制作专业的馊主义时,不但不反对,反而极力推崇。她甚至说:“其实不当小提琴家,当个做琴的小师傅,可能对你更适合,使你的前途更光明。”

  
听了这话,我觉得那与其说是对我的鼓励,还不如说是对我的侮辱。我气得前所未有地冲着莎莎喊到:“你这是对我的蔑视!要当小师傅你去当,我是誓死要当小提琴家的。”

  
(京剧团散伙与湖南省广播电视文工团的诞生)

  
1978年,那场声势浩大的京剧合唱交响曲,结果成了我们湖南省京剧团乐队临死前的回光返照,因为就在那场演出结束后不久,全国各京剧团的西洋乐队都纷纷散伙。何去何从,是摆在我们湖南省京剧团全体乐手每个人面前的问题。于是,大家犹如过海的八仙,各显神通,有的想去湖南电影制片厂,有的想去省歌舞团,还有的干脆打算改行干别的。

  
就我本人来说,由于对湖南的生活已经彻底厌倦,经人介绍,便立刻去了桂林,想到那个有着美丽风景的世外桃源的歌舞团乐队称霸首席。当桂林歌舞团一口答应接受,并决定立刻办理调动手续时,我的人事关系,却人不知鬼不觉地从湖南省京剧团转走了。

  
原来,就在这个时候,湖南省广播电视厅新成立了一个文工团,叫“湖南省广播电视文工团”。(后改名为湖南省广播电视艺术团”。)我们京剧团的一帮乐手,就这样被转了过去。

  
当我气冲冲地找到负责湖南省广播电视文工团工作的李厅长问话时,李厅长却打着和蔼的官腔说:“我们,要成立一个广播电视文工团,很需要像你这样的人才,来担任我们乐队的首席。”他把“人才”和“首席”四个字说得特别突出,听了真的让人心花怒放。他还许愿说,为了提高我们的业务水平,他计划把我们这些乐手全部都送到北京去学习一年。此外,李厅长还强调了广播电视厅雄厚的财力,许愿为我们购买很优质很昂贵的乐器。总之,李厅长的那一番话,使得小九是气冲冲地进去,乐呵呵地出来。

  
桂林的事情,就只剩下了些“到此一游”的黑白照片。

  
小九哥在桂林

  


  
话说湖南省广播电视文工团的规模之浮肿,真的令人张目结舌,因为它分为四个队,乐队、演员队、歌队、曲艺队。

  
像任何一个新兴事物的产生,新成立的湖南省广播电视文工团也同样是充满着激动与活力的。

  
新的团体,新的环境,新的同事,一切都很新鲜,有时我几乎忘记自己是乐手,也跟着演员们念台词演小品,学习各种基本表演技能,包括学开摩托车,甚至参加电视剧的拍摄。总之,那文工团的业余氛围很对我的口味。那一阵,我真的天天都觉得很开心,很好玩。回忆起来,那种生活简直就是一剂麻醉药,使人陶醉,陶醉得竟而忘记了莎莎交给我的奋斗目标,即“走出长沙,冲向上海”。

  
文工团成立后不久,组织了一台大型“汇报演出”。其节目,有相声、琵琶弹唱、诗歌朗诵、小品表演,而我们乐队,是中西乐合奏中国传统乐曲《喜洋洋》。其味道,简直就是军队业余文工团的战地慰问演出。

  
就在演出的前一天晚上,在大家都兴奋得睡不觉的深夜,突然有人把我叫出宿舍,说我家里人来找我有急事。我跑出去一看,是玫妹,和另一个女人。那女人椭圆的体态,好像在哪里见过。

  
那女人还没等玫妹给我介绍,就急切地对我喊到:“不好了,你哥哥不见了。”

  
(哥哥失踪)

  
我想起那女人是谁了,她就是那年我去乡下找父亲时,手上戴着父亲手表的那个胖姐。

  
事情是这样的:胖姐在父亲的帮助下离开了农场来到长沙一个百货店当出纳,经父亲介绍与哥哥认识了,两个人便闹起恋爱来。但是,我知道哥哥从小就一直喜欢我们一个叫小娟的邻居。小娟当时正好在湖南医学院当工农兵大学生,所以与哥哥抬头不见低头见。我想,哥哥大概是为了三角关系而头痛,一个人突然出走了。哎,我说哥哥呀,这方面还真得跟老弟学学,别说是三角关系,就是多角关系,都能顺其自然,把自己多当几个人用就成。记住了:“人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同时爱不同的人的。”

  
“哥哥可能去哪里了?”我问。

  
“不知道,只听他说过要去南岳衡山散散心。”胖姐说。

  
“南岳衡山?那好远呀!”不过,我没有犹豫,跑到宿舍简单清理了几件东西放进军书包,跟郭同房打了个招呼,说:“我家里出事了,要去南岳衡山一趟。”

  
跑出门,还听到郭同房的话尾:“别忘了明天是首场演出啊。”

  
我骑着自行车飞也似地狂奔到长途公共汽车站,才知道最早一班去南岳衡山的长途车是早上六点。我一看表,才一点钟不到。那漫长的五个多小时该怎么熬呀?

  
我坐在木长椅上,打量着那些不知道是等车,还是借地方过夜的人们,心里想着哥哥的事情。想着想着,与哥哥从小到大的一些场景又再现在我的眼前……

  
我被人推醒,可能是因占椅子太多。我开口便骂人,骂那个吵醒了我瞌睡的人。但一看表,六点过五分,我赶紧朝那个还没来得及回嘴的人道谢,急匆匆地朝售票处跑去。我高举着广播电视厅的工作证,挤到排队买票的最前面,推开正在递钱的人,朝里面喊到:“买六点去南岳衡山的。”

  
“已经开车了,买下一班的吧。”那售票的说。

  
我顾不得听众人的叫骂,飞奔乘车处。我看见车头挂着“长沙---南岳”的车驶出车站,便跟着死命地追。可我的两条腿怎么可能跑得过汽车的六个轱辘。眼看着汽车越来越远,我急中生智,回头跑到自行车处,骑着车猛追。我当然要闯红灯,因为那是我最有利的机会。我不敢说我那速度,但我敢说我那勇气,是绝对够资格参加奥林比克的。我追了足足有半个小时,在终于不得不放弃的时候,却看见那辆去南岳的长途汽车停在前面。我使出最后的力气追了上去,才知道那车右边的两个后轮子卡在地坑里动弹不得了。

  
半小时后,等汽车重新开动,我站在车上还在喘气。

  
午饭前才到达南岳衡山下。站得两腿发麻还是次要的,因为我的肚子饿得实在难受。我终于想起没有吃过早饭,下车胡乱找了点东西吃后,便匆匆上了山。天才开春,还不是游山的季节,所以爬山途中,开始还能看见几个人,但越往山上去,越是连鬼都看不见一个。天气越来越冷,我开始怀疑我这样去找哥哥,是不是有些过于盲目?但是,我的盲目正好说明,我这样做并不在于要达到我寻找哥哥的效果,而在于要满足我寻找哥哥的心情。就像是咱当年盲目地搞大跃进,其意义并不在于要达到超英赶美的目的,而在于要满足我国人民超英赶美的心情。

  
在一个人字路口,我选择了一条自己以为的近道。我走着走着,越走越没有路了。等到了下午四、五点,天开始转黑,树叶上的冰块碰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人。我开始害怕,怕是迷失了方向。我越来越害怕,怕碰到什么野兽把我吃掉,或者困在这人不知鬼不觉的地方变成冰冻木乃伊。我又冷又饿,只凭着求生的愿望艰难地朝山上攀登。天完全黑了,我被恐惧和绝望笼罩着。

  
突然,眼前出现两个巨高的物体,那物体之巨高,一直延伸至月亮。我心里一阵惊骇,莫非这就是通向天堂的道路!“啊!再过几天,该轮到哥哥来找我…的尸体了。”我想着想着,从精神到肉体,都颤抖起来。这时,我隐约看见有闪烁的灯光。那人类文明的象征,给了我这个即将被自然吞没的人一线希望。我顿时不顾饥饿寒冷,忘却了劳累,一个劲朝那些灯光移动。

  
原来,那两个巨高的物体,是广播电视转播站。听说我是厅里的同志,转播站的小伙子很热情,给我弄了热水洗脸洗脚,还弄了饭给我吃。那小伙子还激动地告诉我:“今晚有重要任务,要转播文艺演出,不是一般的演出,而是新成立的广播电视文工团的首场演出。”

  
“我知道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我苦笑着。

  
在电视监视器前,我看见我的乐队走上舞台,我的首席位置上坐着易珍姐。我惊讶地发现:“奇怪,世界上没有我,地球也照样能转动。”指挥的手一抬起,我也做出演奏的姿态。接着,电视里响起了我熟悉的西洋民乐大合奏《喜洋洋》。那音乐,伴随着我优美的鼾声响彻云霄。

  
第二天一大早,我爬到了山顶,找到了山顶派出所,讲叙了我哥哥的情况。派出所的干警安慰我说还没有发现无名尸,不过一但发现会及时与我联系。下山时,我再也不敢乱串,一直沿着大路往下跑,因为昨天的教训告诉了我一个真理,那就是:“自以为是走捷径是危险的”。

  
南岳之行,我没能找到哥哥,只能算完成了找哥哥的心愿。

  
(于阿姨,我意外的保护伞)

  
从南岳衡山回到团里,我头一件事情就是考虑要不要整理铺盖,因为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受处分是肯定的,就是被开除,也不为怪。果然,团里立刻召开了全团大会。我被安排在讲台边挨批斗的惯定位置立正站直。同事们一个个进来,看着我,表情各异,有为我担心的,有幸灾乐祸的。易珍姐却一直低着头,以避免与我的目光相遇。那气氛,别提有多严峻了!刘团长叫大家坐好安静,把手上印有“献给最亲爱的人”的大白茶缸放稳在讲台中间,握紧拳头摆了个架势,刚开口要讲开场白,李厅长秘书把前门推开,把我叫了出去。

  
来到李厅长的办公室,李厅长叫秘书到外面等着,然后看了看我,摇摇头,做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望着他那副难看的样子,我的自尊心一下子发作了,立刻决定放弃早就准备好了的动人辩解词,正要说:“给人添麻烦或让人为难,从来就不是我九某的风格,要杀要剐你看着办吧”的时候,李厅长太太于华走了进来。看见太太进来,李厅长立刻起身说要出去方便一下。

  
让我介绍一下于华。她中等个子,虽五十出头,但因保养得很好,所以显得仍很鲜嫩。讲话的声音虽然娇柔但言辞厉害有分量。她过去是部队文工团的歌唱演员,有红色交际花之称。我瞎猜,在她过去的几十年里,百战百胜的革命首领成为她裙下(或者裤子里)的俘虏的,肯定不止李厅长一个。一句话,李厅长领导着整个广播电视厅,于华领导着李厅长。当然,于华的公开职务,只是咱文工团的秘书,也就是刘团长的秘书。

  
“小九啊,出了什么事,你给我说说,于阿姨为你做主。”于华的口气简直就是救世主。

  
我顿时受宠若惊,不知如何的是。当她听完我讲述我去南岳衡山找哥哥的故事,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站起来,对我说:“好,我们去会场,我帮你向大伙解释解释。”说完,她用手帮我理了一把头发,说:“怎么现在的男孩子,时兴起留长发来了。”

  
来到会场,同志们看见于华,立刻一片肃静,刘团长的脸上瞬间露出紧张的神情。大伙可能在想,这回惊动了于大人,不但是我小九哥本人,连刘团长都会‘吃不了,篼着走’的。

  
于华把讲台上的椅子挪到一边,叫我面对大家坐下,自己站回到讲台中间。刘团长马上要帮自己的秘书另外拿椅子,被秘书示意止住。于华清了清嗓子,便开始表扬大家首场演出的成功。接着,她讲起了她过去在部队文工团的故事。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只字没提应该如何对我进行处理。直到讲完,大家鼓掌,她才示意大家安静,又说起:“有一次,我们去朝鲜前线慰问演出,在途中遇到伤兵,我们毅然担任起营救伤兵的工作,因而耽误了演出。当时我们都很害怕,想着这怎么得了,一定会受批评,甚至受处分。可上级领导,不但没有批评处分我们,反而给我们记了战功。”(她的原话比这长出许多)正当大伙都听得莫名其妙时,她把话题落到了点子上:“小九同志这次首场演出缺席,虽然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但是,他是为了去营救他的哥哥不得已才缺席的。救人比演出重要,这个真理,不论在战争时期还是和平时期都是适合的。所以,我认为,小九同志应该作检讨,但检讨的内容不是演出缺席,而是出了问题,没有及时向领导汇报,没有想到组织的力量。凭自己一个人蛮干,是个人英雄主义。一个人跑到大山里,还迷了路,多么危险。要不是碰到转播站的同志,说不定我们就不是在这里开,开,开总结会(她把会议性质都改了),而是为小九同志开追悼会了。(底下有些同志笑出声来)我说话很好笑吗?同志们,我说呀,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没有什么好笑的。(笑声立刻终止)但是,在小九同志的这种精神里,这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里,也还是有一部分值得我们大家学习的。”

  
怎么怎么?我越听越觉得滑稽,批判会变成了表彰会,你说还有比这更滑稽的嘛!受到领导的包庇,在小九哥二十几年的人生中,好像还是头一次。会议就这样,在我滑稽的微笑和大伙的掌声中胜利结束。刘团长也跟着鼓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但那笑容没能持续太久,因为一出门,刘团长就被叫住接受秘书的指示。我正要避开他们溜走,于华转过脸对我命令到:“晚上来我们家吃饭。”

  
晚上,还没学会人情来往的小九哥,空着手遵命去了李厅长家吃饭。走进李厅长的家,让我惊讶的事情接二连三。首先,我惊讶地发现,李厅长的家里就有厕所,而不像我们全团的同志们(包括刘团长),连小便都要跑进办公楼解决。有同志忘了带证件进不了大楼而忍不住痛快在裤裆里的事件,也曾有传说。我还惊讶地发现,李厅长不但有彩色电视机,而且那电视机换台,都不用走到电视机前去按键子,而只要坐在沙发上按按一个香烟盒大的东西就行。

  
“于阿姨,那是什么?”我好奇地问。

  
“哈哈哈,小九啊,这个呀,叫遥控器。”于华得意地回答到。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本九哥是确实在那天,才头一回听到“遥控”这么个具有高科技色彩的新名词,而且对遥控器为什么能“遥控”的原理还十分不得其解。

  
但最最让我惊讶的,是我看见于华的女儿(不是李厅长的女儿)妮妮向我走来。她是那样的娇柔鲜嫩,看见就立刻让人联想起,想起什么呢?应该是“杏仁豆腐”或者“奶油蛋糕”之类的!谁都知道妮妮是广播电视厅的公主。有人说她是仙女,有人说她是妖精,而我,宁可叫她Beauty(美丽)。正由于她的美,再加上她的地位;不对,应该说是加上她继父的地位;也不对,应该说是加上她母亲在她继父心中的地位,男孩子们都只在她骑车经过后好一阵才敢回头偷看一眼。好像有人打过赌,但结果还是谁也没有那个胆量与妮妮正面一对。而此刻,妮妮却向我走来,甚至和我坐在了同一张沙发上!那让我顿时觉得柔软的沙发上突然长出许多刺来。

  
“九哥哥。”妮妮的声音比她母亲还要奶油。

  
“到!”我立刻站起来立正。

  
妮妮笑了笑,拉着我的手叫我坐下。我瞬刻触电,瘫倒在沙发上。

  
“你每天都在我窗子底下拉琴,吵死人了。”妮妮的声音,连抱怨听起来都那么舒服。

  
“嫌吵还一到黄昏就把窗子打开得大大的,还录好音放在枕头边。”于华取笑地说:“我说呀,我家妮妮对音乐的兴趣,一定是受我的遗传。”

  
得知自己的琴声俘虏了一颗少女的心,一阵莫名的得意一涌而来。

  
以下删除十来分钟的调情……把话题转到正题上。妮妮拿出一本英语书,问:“你会说外语。是不是?”

  
“是,我会我会。This is a pen.”

  
“嘻嘻嘻……”妮妮发出金子般的铃铛声。

  
“对对对,时代不同了,年轻人要好好学习,与时俱进……”于华还在说着什么,而我,此时此刻觉得这个老太婆实在是多余。

  
那以后,妮妮时而会来找我。找我的理由不是借书,就是问英语问题。那使得不光是全文工团的男男女女,就连全广播电视厅的老老少少对本九哥都刮目相看。

  
(到上海去)

  
湖南省广播电视文工团以首演为代表的高烧期冷却下来后,大家都开始意识到,与其说我们是一个专业的艺术团体,还不如说我们是一支业余的宣传队伍。李厅长当然也强烈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凭着广播电视厅的经济实力,李厅长决定立刻实行“把整个‘部队’拉到北京去培训一年”的计划。

  
“为了培养人才,我们不怕出钱,所以我要求大家到北京去找我国最好的老师,好好集中学习一年。一年后,我们再来一台汇报演出。那将是一场高水平高标准高质量的演出。”李厅长挥着手,颇有些电影里大首长的风度。大家抱以热烈的掌声,为李厅长的风度,更为他讲话的内容。

  
于是,整个文工团忙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讲相声的要去找马季、唱歌的演戏的要去找,找谁来着?反正都是当时“我国最好的老师”。乐手们有的联系中央乐团,有的联系中央音乐学院。而我,则在找关系联系盛中国。为此事,我去求过郭老师帮忙。郭老师说她不直接认识盛中国,但答应通过盛中华老师去帮我问问。

  
我兴奋地把我的想法告诉了莎莎,说:“等我跟盛中国学一年后,回到湖南,就一定是湖南的盛中国。那样我就不用坐乐队而只管拉独奏了。”

  
本以为莎莎会对我的梦想高度赞扬一番,却没想到莎莎不但不赞扬,反而奚落了我一通,说:“想当湖南的盛中国,你真有志气!你怎么就不想让全中国忘记盛中国,而只记得你陈丹九呢?你怎么不想让全世界都只知道中国有一个陈丹九,而不是盛中国呢?”

  
“那,怎么可能?开玩笑!”我委屈地说。

  
“我也知道不可能,但是,不可能不等于心里不能这样想。每一个运动员的理想,都是在奥林比克上拿金牌。具体点说,就比如一个跳高运动员,如果没有跳过三米的理想,是不可能跳过两米的。”莎莎越说越激动,都有些喘不过气来。她停下,做了个深呼吸,换了个语气说:“早知道你的理想就是当个湖南的盛中国,我真不该丢了我们的小小(‘小小’,被堕胎的孩子名),还有我的嗓子(莎莎堕胎后,嗓子变了)……”

  
“那,那你要逼我怎么办?”我胆怯地问。

  
“别人都去北京,你不要跟着去混。你应该抓住这个机会去上海,去上海音乐学院。去了就要想办法在上海扎根,就不要想着再回湖南。”莎莎斩钉截铁地说。

  
“那你从上海毕业后为什么要跑回来?”我鼓足勇气顶了她一句。

  
“你怎么能跟我比,我是个女人。你不知道,做女人有做女人的难言之苦。”说着,莎莎开始流起眼泪来。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莎莎在我面前从小妈妈变得简直就像个老妈妈,对我好像什么都要教,什么都要管。也许是由此,她在我的面前,永远都是个女强人。女强人流泪,多么稀罕!

  
接着,莎莎说:“从音乐学院毕业回到湖南后的那一天起,我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后悔。有时候我真想自己是个男人,是个能掌握自己命运的男人。”

  
莎莎激动了一番后,拍了拍我的肩膀,说:“我毕业后本来是想留在上海的,正因为我没能做到,才希望你能去做。如果你能做到,那对我也是个安慰。所以,你不是为你一个人去上海拼斗,这里面也有我的一份。去上海吧,我在那里多少还认识几个人,在万不得以的时候,说不定还能派得上用。”

  
受了莎莎的唆使,我找到了李厅长家里。听说我要一个人去上海,李厅长很不高兴。他打起官腔说:“那怎么行,这是集体行动,是练兵,怎么可以允许你一个人乱跑。我说小九同志,上次首演缺席的事情,原谅了你,那是因为你有特殊情况。但是,不要以为那样,你就随时随地都能搞个人主义,搞特殊化。”

  
“李厅长,您的不明白,去上海不光是为了我自己,也是为了……”没等我解释完,李厅长“啪”地站了起来。

  
“我说了不行就是不行。这是组织的决定,怎么可以根据你个人的意见说变就变。我说你这个同志,怎么这样没有领导意识,没有集体观念……”李厅长的训话还没有过瘾,厅长老婆于华推开了门。

  
“你们在说什么啦?那么严肃认真。”于华笑着走了进来。

  
“于阿姨。”我甜蜜地叫了一声。

  
去上海的事情,就这样敲定了。

  


  
图为湖南广播电视艺术团在湖南体育馆演出,小九哥独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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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复[31]:  ねずみ (2008-11-19 16:03:32)  
 
  9gは寂しさに耐えられなく、何とか売れないとき、売れようと思っている。あの仕掛けはやはり用心が深く、ほら、局長に怒られて、話題になる、時の人になって。大成功じゃないですか、皆ばかばかしいね。

 回复[32]: 再来两句 大象 (2008-11-19 17:39:49)  
 
  脸面就不评价了,但嘴角那黑黑的东西似乎有碍亲吻,不是美女应有的.

  
两手腕带的装饰物的颜色很不协调.不知为何当今的国人都好这玩艺儿,应该好好修养修养,向日本人民学习.

 回复[33]:  蛇 (2008-11-19 17:41:19)  
 
   这只大象!

 回复[34]: 别听他们滴 半底子醋 (2008-11-19 21:40:42)  
 
  九歌一篇中国鸡日本鸭足够混的了

  
呵呵

  
对于政治咱不懂

  
瞎聊一句,一直不敢回九歌帖子

  
因为我这个人比较怕又拍马屁之嫌

  
九歌是名人

  
酒装怂人胆

  
咱就瞎聊女人,依九歌审美观

  
琴乐真的算美女吗?

  
100分制的话,九歌打多少分?

  
呵呵

  
那个痣有啥讲究吗?

  
汗。。。。。。。。。

  
第一次回名人帖子有点紧张

  
呵呵

  

 回复[35]:  东京博士 (2008-11-19 22:24:43)  
 
  人各有痣,不信各位今晚在被窝里翻毛扒穴一顿好找,找自己的啊,别找他人或她人的,咱人穷痣不能穷。

 回复[37]: 有关《琴乐的痣》 九哥 (2008-11-20 13:33:32)  
 
  

  
各位痣士,有关琴乐的痣,我决定写专文报答大家,题目就叫《琴乐的痣》,近期贴出。

  

 回复[38]: 琴乐的真面目 大象 (2008-11-20 14:02:43)  
 
  有观察家发现:琴乐的眉是画上的;颈部过早现出皱纹;身上肥肉偏多,腹部小有凸出.也就是关注她的本质究竟长相如何?

  
问:能否让楼主上几张琴乐没化装的艳照以及她的大腿小腿脚子或者半裸不裸泳装之类的相片以供仔细鉴赏呢?

 回复[39]: 琴乐的艳照我去找找,吵架时都被她删除了,看看还有没有残余的。 九哥 (2008-11-20 14: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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